針對民航領域多個公司和監管機構為期兩個月的中央巡視工作終於結束，10月1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了中央第十二巡視組對民航局、國航等多個民航單位的專項巡視反饋結果出爐，指出了這些單位在違反八項規定、利益輸送等方面的各種問題。

其中對於民航局，巡視組指出，一些部門圍繞航線航班時刻搞權力尋租，相關人員利用審批資源收受巨額賄賂，向特定關系航空公司進行利益輸送，行業性腐敗問題嚴重。

此外，民航局還存在一些黨組織管黨治黨不嚴，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沒有真正落實到位，一些下屬單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突出，個別黨員幹部利用權力謀取非法利益，違紀違法案件多發，腐敗蔓延的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主要表現在：部分黨員幹部漠視黨紀黨規，頂風違紀問題突出，不敢腐的政治生態沒有形成;一些單位任人唯親唯近，突擊提拔幹部比較嚴重，有的“帶病提拔”、“帶病上崗”;圍繞航空經濟發展，下屬企業與特定關聯企業“定向合作”，成立公司“定制推廣”專用設備，“內外勾結”形成航材采購腐敗“利益鏈”，蠶食國有資產，造成國有資本管理失控，共生性腐敗問題突出。

值的註意的是，在巡視期間，《第一財經日報》就獨家報道多個民航局官員被帶走調查，包括民航局運輸司國內運輸處處長，民航局運輸司國際航空運輸處處長，以及首都機場股份公司總經理(此前未民航局運輸司司長)。

今年7月，本報還曾獨家報道，民航空管局局長助理劉德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據記者了解，由於舉報頻繁，最近民航局、空管局又有多人協助調查，不過部分重返工作。

除了民航局，中航集團和東航集團也接受了為期兩個月的巡視。根據巡視結果，中航集團對領導人員和所屬單位管控不夠嚴，對一些違規違紀問題查處不及時;一些控股及參股企業黨的關系屬地化管理，生產經營、班子建設及黨建工作多頭負責，“兩個責任”難以落實到位;對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等問題處理不嚴，違規使用公車、公款打高爾夫球等問題仍有發生;選人用人標準不嚴格，招聘錄用程序不嚴謹;采購環節管控不力，存在利益輸送問題;客運銷售管理漏洞較多;職工持股企業依附主業，違規開展關聯交易，損害國企利益。

東航集團頂風違紀問題頻發，有的違規發放獎金補貼、公款吃喝玩樂、公款旅遊、違規報銷費用。三是利用公司資源進行利益輸送，有的領導人員成立關聯公司進行同業經營;航空貨運大量委托代理，客運營銷重複獎勵機票代理商，大量贈送免優票，廉潔風險比較突出。四是選人用人方面規矩意識不強，程序不夠規範，對擬提拔對象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問題處理不到位，個別領導人員“帶病提拔”。

此外，巡視組還披露了中航工業和中國商飛兩家飛機制造企業的反饋結果。中航工業部分下屬企業黨建工作薄弱;對領導人員監督管理不嚴，執紀問責偏松偏軟，違規違紀問題時有發生;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嚴肅追責不夠，公款打高爾夫球、公款旅遊等問題仍然存在;執行選人用人制度不嚴格，存在個別人員“帶病提拔”問題;物資采購等重點領域廉潔風險突出，收受供應商回扣、賄賂問題時有發生;有的領導人員及其親屬圍繞企業牟利，部分工程建設違規招投標;對下屬企業監管不到位，一些下屬企業盲目投資，引發廉潔風險和嚴重損失。

中國商飛公司的黨組織沒有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管黨治黨不嚴，“兩個責任”落實不到位，執紀監督不嚴，出了問題往往包著裹著，不能堅決處理。二是執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夠堅決，違規發放獎金、報銷各種費用，出國(境)團組控制不嚴，“四風”問題邊反邊犯。三是大額資金使用管控不嚴，有的拆分合同規避“三重一大”審批程序，個別領導人員涉嫌利用管理漏洞進行利益輸送，存在較大廉潔風險。四是執行組織人事紀律不到位，用人把關不嚴，對擬提拔對象不如實報告個人事項問題、“裸官”問題處理不到位。

一位行業內人士對記者指出，由於巡視組還將一些反映領導人員的問題線索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紀委和有關部門處理，這一場民航反腐風暴還遠沒有結束。

10月23日，第二屆城市交通綜合開發國際研討會上，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副主任方平坦承，就當前北京交通發展來看，仍未完全擺脫需求追隨型的被動式發展局面，亟需進一步樹立交通引導城市發展的理念，探索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城市開發模式(TOD)。

從2004年到2014年，在北京市GDP增長3.5倍、常住人口增長660萬人、機動車保有量增長330萬輛的背景下，北京交通發展成就顯著，交通基礎設施累計投資達到6000億，地鐵通車里程從114公里增加到了527公里，增幅達到了362%。

方平表示，隨著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出行總量不斷增長，再加上軌道交通路網規模不斷擴大，北京地鐵客運量持續快速增長，年平均增長率超過5%，工作日千萬客流已成常態。

不過，北京的交通和城市發展仍然存在不少挑戰，比如，資源與居住分離，工作地與居住地分離。數據顯示，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達到2151.6萬人，其中居住在五環以外1098萬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51.1%，外圍“睡城”人口過度聚集。

此外，中心城吸引力依然很強，向心交通運行壓力巨大。在城市空間拓展過程中，優質就業機會、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城市功能布局並沒有隨著人口空間結構的變化進行及時調整，導致中心城區向心磁力不斷加強。

據調查，北京市核心區人口占全市人口的11%，而三甲醫院和大型商場分別占41.2%和31.1%;城六區人口占全市人口的59.7%，而三甲醫院和大型商場分別占94.1%和75.4%。

這些問題導致的是軌道交通客流潮汐現象嚴重，乘客出行時間、數量、方向極不均衡。據統計，早晚高峰(7:00-9:00;17:00-19:00)四小時客運量占全日總客運量的45%左右。早高峰以進城方向為主，運力與運量矛盾突出，列車擁擠，換乘通道擁堵;晚高峰以出城方向為主，客流相對分散。

雖然2014年底進行了地鐵票價調整，客流有所下降，但高峰時段擁擠仍然沒有有效緩解。比如，八通線東向西進城方向列車滿載率超過120%，出城方向僅為18%;昌平線進城方向列車滿載率接近140%，出城方向僅為24%;6號線：東向西進城方向列車滿載率超過120%，出城方向為64%。

方平說，隨著人口不斷向外擴展，導致交通系統長期處於被動、追隨的狀態。城市空間“攤大餅”均質蔓延態勢不減，出行距離不斷增加，加上人口的增長，導致交通出行周轉量成倍增長。

而TOD模式則以公交樞紐站點為中心，以400-800米(5-10分鐘步行路程)為半徑高密度安排工作、商業、文化、教育、居住等功能，以實現城市組團緊湊型開發為集約發展模式。這里公共交通主要是指地鐵、輕軌等軌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幹線，以及火車站、飛機場等城市對外交通設施。這種模式具有合理提高土地利用率、構建良好的步行和公交環境、發展混合用地形態的多功能社區、減少空氣汙染和能源消耗、保護土地資源和開放空間的優勢。

結合京津冀交通一體化協同發展，北京市提出建設軌道上的京津冀，持續建設完善幹線鐵路、城際鐵路、市郊鐵路和地鐵四層網絡的統籌謀劃。方平說，TOD的理念應該是政府部門、交通和城市發展的主體企業、社會機構和專家們的共識，在城市發展中凝聚共識，形成合力，逐步推進。

北京市地鐵運營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徐會傑說，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除了加快軌道交通本身建設和發展之外，還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下進行統籌謀劃，優化調整城市功能布局，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水平。

他表示，京津冀協同發展為提升軌道交通服務質量贏得了機遇，人口疏解，產業轉移，職住合一，地鐵中心城區客流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扭轉，中心城骨幹線路和外圍線路的客流負荷強度將得到有效控制。

北京市委副書記呂錫文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呂錫文簡歷：

呂錫文，女，漢族，1955年7月生，浙江寧波人，1982年8月入黨，1974年4月參加工作，大學畢業(北京工業學院分院紡織工程系機織專業)。現任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委副書記，市委黨校校長、北京行政學院院長。

曾在北京郊區插隊。大學畢業工作後，曾任北京工業學院分院團委副書記，北京市經委政治部幹部處、市委工業部幹部處副處級幹部，市委組織部幹部一處副處級組織員，經濟幹部處副處長，經濟幹部二處副處長、處長，經濟幹部處處長，西城區委副書記、區長、區委書記，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簡歷摘自首都之窗網)

近日，MMM金融互助平臺因投資收益高達月息30%，吸引眾多投資者參與其中。對此，本報記者曾於11月10日報道《起底MMM社區：月息30%的“爆款”理財平臺“互助”了誰?》，報道該平臺存在的諸多疑團。

近日，監管部門對此類“金融互助平臺”提出風險預警，並稱其“違背價值規律”。

銀監會、工信部、央行、工商總局於11月11日發布聯合公告《以“金融互助”名義投資獲取高額收益風險預警提示》。公告稱，近期國內多地出現以“金融互助”為名，承諾高額收益，引誘公眾投入資金的行為。“此類運作模式違背價值規律，資金運轉難以長期維系，一旦資金鏈斷裂，投資者將面臨嚴重損失。”

公告同時提示：“請廣大公眾切實提高風險意識，理性審慎投資，防止利益受損。同時，對掌握的違法犯罪線索，可積極向有關部門反映。”

銀監會公告顯示，這類高息理財模式存在五種特點：

一、名目繁多。常見的有：“XX金融互助社區”、“XX金融互助平臺”、“XX金融互助理財”、“XX慈善金融互助平臺”、“XX金融互助投資”、“XX互助社區”、“XX財富互助平臺”等。

二、發展迅速。依托互聯網，通過網站、博客、微信、QQ等平臺公開宣傳，波及範圍廣。

三、迷惑性強。有的打著“境外名人”旗號，聲稱以“摧毀不公正世界金融體系、打破金融家的控制、創建普通人的社區”為目標，通過建立所謂“公平、公正、互惠、誠實的人助人金融平臺”，讓社會公眾通過資助別人從而得到更多人的幫助。同時妄稱“經過市場檢驗，已在多個國家成熟運作多年，擁有全球數億會員”等等。

四、利誘性強。宣稱投資門檻低、周期短、收益高。例如，免費註冊後，投資60元-6萬元，滿15天可提現，日收益1%，月收益30%，年收益23倍，無手續費。此外，參與者發展他人加入，還可獲得推薦獎(下線投資額的10%)、管理獎(根據會員等級確定相應比例)等額外收益，發展人員無上限、返利無上限。

五、隱蔽性強。多由境外人員遠程操控，投資款往往通過個人銀行賬戶網銀轉賬或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流轉。

10月中旬前後，敘利亞總統顧問夏班女士訪華，北京之行後，到上海造訪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朱威烈送了她一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並告訴夏班，中國的很多外交思想在這本書里，她和陪同的敘利亞駐華大使都表示很重視。

朱威烈是上外中東所名譽所長、上海高校智庫上外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前幾天，他剛從中東回國，並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東很多精英人士早在阿拉伯世界動蕩前已經感覺到，改革已成為一種必須，並很看重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近年伊朗總統魯哈尼、埃及總統塞西都明確提出要學習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

“中國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問題上，確實形成了一套寶貴經驗。中東精英人士的需求，實際上表明了西方那套政權更叠、武力幹預、制裁遏制的做法行不通。中國的治國理政不是要向外輸出模式，而是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地方已經受到他們的認同。”朱威烈對本報記者表示。

對於11月13日法國巴黎發生的恐怖襲擊，朱威烈認為這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境外勢力對各國反恐行動的連續反撲;並認為美國的重心從中東轉向亞太，是一個嚴重的戰略誤判;當前的國際反恐力量必須形成合力，否則反恐預期目標很難實現。

第一財經日報：這次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至少造成129人被害，350多人受傷。這距離1月發生在巴黎《查理周刊》辦公室被襲擊、造成12人死亡的事件並不久遠。恐怖襲擊為何頻頻在法國發生?

朱威烈：恐怖襲擊並不只是發生在法國。從10月底俄羅斯的客機在埃及西奈半島墜毀，到前幾天黎巴嫩首都南部發生的造成37人死亡的自殺式爆炸襲擊，再到這次巴黎襲擊，目前看都跟is有關。

自從9月底俄羅斯開始針對is開展空襲行動以後，美國領導的反恐聯盟也行動起來，無論是敘利亞境內還是伊拉克境內的is都遭到重創，無力在當地組織反擊。但is畢竟是一個跨國境、跨地區的組織，最近在約旦、黎巴嫩和法國出現的恐怖活動，都是is組織境外分支成員發起的連續反擊。

當然，最近針對法國的幾次襲擊，跟法國近來加大對is的空襲，特別是與當地的《查理周刊》刊登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有關。自從1月《查理周刊》辦公室被蒙面槍手襲擊、造成12人死亡後，這次被襲擊的音樂廳距離《查理周刊》辦公室也很近，只有500多米。

這個刊物最近還刊登了諷刺俄羅斯客機空難的漫畫，引起俄羅斯政府和民眾的強烈譴責。

從深層次來看，這本刊物出現的這些侮辱性事件，既奚落了俄羅斯，也是對伊斯蘭教的褻瀆。他們對外宣稱是自由，但這是絕對的自由，鼓吹和宣揚絕對自由的概念在國際關系中是有害的，對當前開展的國際反恐更是非常不利。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是法治的國家，任何一種自由都是在法制框架內所允許的自由，不能對其他國家或公認的、合法的宗教進行侮辱，這必然會引起對象國民眾或信眾的反感。這種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做法，實際上是在播種仇恨，恰恰會被極端組織和恐怖組織所利用。

但是，恐怖襲擊本身是絕不可原諒的，因為受害對象都是無辜平民。現在法國處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國和整個國際社會都站在法國和法國人民一邊，表示巨大的哀痛和支持，都將加大對is的打擊。我們要註意的是不要把恐怖主義與特定的民族宗教掛鉤，要強調標本兼治，而不應搞雙重標準，違背國際法準則，制造事端，給恐怖分子和極端組織提供用來實施暴恐活動的口實。這在當前國際反恐行動中，是特別應該註意的事情。

日報：在打擊is勢力上，俄羅斯跟美國有什麽不同嗎?

朱威烈：中東反恐已經形成俄羅斯與美國領導的兩元格局，出現對抗與合作並存的新常態。俄羅斯主導的反恐聯盟包括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已經在開展情報、安全和軍事合作。

今年9月底俄羅斯出兵敘利亞，對is、支持陣線等恐怖勢力實施空中打擊，目前看來成效顯著，不但使持續4年多的敘利亞亂局再次回到政治解決的軌跡，而且導致地區反恐格局發生新的變化。

要說美俄有什麽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俄羅斯跟敘利亞是盟國關系，俄羅斯入敘反恐，受到敘利亞主權政府的邀請，從國際法上看，是合法的。而美國組織的反恐聯盟不一樣，不是以聯合國為主導，而是由美國為主導。美國領導的多國空襲動機也不單純反恐，還有想借敘反政府武裝甚至極端組織搞掉巴沙爾·阿薩德領導的敘政權的目的。這是因為俄美兩國對敘利亞當前的主要矛盾認識不同：是巴沙爾還是恐怖主義?這也是敘利亞危機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重要原因之一。

眼下，是否將敘利亞政府軍納入到打擊is聯盟中來，依然是美方和俄方的大分歧。如果將巴沙爾政權包括進來，那就意味著過去一年多時間美國領導的反恐路線錯了，這是美國很難接受的。正因為此，各域外大國和地區國家還無法在敘利亞問題上形成合力，在當前通過聯合國平臺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過程中也將是一大障礙。

美國打擊is堅持不派地面部隊，在伊拉克僅靠缺乏訓練、士氣低落的伊政府軍隊，在敘利亞則堅持不與巴沙爾政府合作。美國在打擊is上的這種“只襲不滅”的態度，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該組織的蔓延。美國雖已對敘利亞拉卡省進行了多次轟炸，但美國國內也承認這樣的轟炸收效甚微。is不僅沒有走向消亡，反而在策劃組織更多的暴恐活動。俄美的分歧，也導致國際反恐難以形成合力。

日報：在打擊“伊斯蘭國”勢力上，美國為何如此消極?

朱威烈：這跟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移有關。奧巴馬的前幾任政府中東政策都很明確，奧巴馬主政以來，把“亞太再平衡”戰略列為美國的戰略重心，在中東許多核心矛盾都沒解決的背景下，美國在中東實際上呈收縮態勢。

美國戰略重點東移，在中東采取的是“依靠代理人”政策，盡量不投入軍力、財力，對敘利亞危機的政治解決、空襲is都處於被動應對，並無明確的戰略計劃和時間表，實際上放棄了地區秩序的主導權。

當前的中東亂局美國難辭其咎。此前美國在中東發動伊拉克戰爭，策劃推動一系列所謂的革命，都是根據其自身的好惡標準，以推翻某個對象國的個人或社會政治制度為目的，卻從不顧及當事國的安全穩定和民眾利益。這種打了就跑、不管戰後滿目瘡痍的國家建設，造成了現在的中東亂局。

比如，美國2011年從伊拉克匆忙撤軍，留下一個按照教派與民族組建起來的權力機構，這實際上打開了一個民族沖突和教派沖突的“潘多拉盒子”。事實上，伊拉克戰後的社會狀況、安全狀況比2003年以前要差。

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導致美國在中東建立的主導權影響在下降縮小。這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判斷失誤所致。但中東對美國的利益、對全球的利益、對國際和平，都至關緊要。奧巴馬政府的全球戰略調整造成了中東地區的秩序失控，這個誤判後果非常嚴重，客觀上導致地區反恐形勢更趨嚴峻。目前，中東反恐雙頭格局已經形成，如仍因為一己之私而遲遲形不成國際反恐合力，就很可能使中東亂局持續。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攝影/章軻

在出席11月28日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中國清潔空氣聯盟等機構舉辦的“綠色金融與治霾產業峰會”時，馬駿說，我國霧霾如此嚴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濟結構中高汙染、高耗能的產業比重太高。

“昨天，北京的PM2.5指數200多微克/立方米，估計河北的霧霾指數也不在北京之下。11月8日，沈陽PM2.5的瞬間值到了1017，突破歷史記錄。而大家知道，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PM2.5第二階段標準為25，許多發達國家的PM2.5只有10左右。”馬駿說，我國空氣汙染如此嚴重，除了末端治理沒有到位之外，主要是因為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是汙染型的。

他表示，比如我國重工業占GDP的比重是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而重工業產生的空氣汙染是服務業的九倍;我國能源結構中煤炭消費占2/3，而給定當量，燃煤產生的空氣汙染是清潔能源的十倍;我國城市居民出行比例中90%以上是公里出行，而給定同樣運輸量，私家車產生的空氣汙染是地鐵的十倍。

馬駿認為，發展綠色金融可以幫助推動改變投資結構，從而改變汙染型的經濟結構。

“過去，太多的投資進入到了汙染性的產業、能源和交通項目，而投資於環境治理、節能、清潔能源、清潔交通、清潔建築等綠色產業的資金太少。”馬駿說，這是因為許多綠色項目的盈利不高，綠色項目的融資也面臨許多困難，即綠色項目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

“有人說，既然社會資本不太願意或難以進入綠色行業，政府就應該投資於綠色產業。但是，單靠財政來發展綠色產業是不現實的。”馬駿說，各種研究表明，未來每年綠色投資的需求達到2-4萬億元人民幣，而政府財政每年只能拿出3000億元左右投資於綠色產業。即使用保守估計的每年2萬億元綠色投資需求作為基數來計算，財政資金最多只能提供15%的綠色投資，即85%以上的綠色投資必須來自社會資本。因此，必須要發展一個綠色金融體系，來動員和激勵大量社會資金投入到綠色產業，才能有效地推動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向綠色轉型。

馬駿說，構建綠色金融體系已經成為國家的戰略，這項戰略的具體內容也已經明確。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其中第四十五條首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我國的綠色金融體系。中共中央在對“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再次明確提出要發展綠色金融。

馬駿說，河北在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治理霧霾、發展綠色經濟方面任務仍然極為艱巨，因此更需要綠色金融的支持。與其他許多地區相比，河北的重工業占比更高，治理空氣汙染的壓力非常大。2014年，河北省為了節能減排、化解過剩產能，全年壓減煉鐵1500萬噸、煉鋼1500萬噸、水泥3900萬噸、平板玻璃2500萬箱。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來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而主要依靠限制性的手段來關停高汙染高耗能的企業，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乃至失業的壓力。

“在經濟下行、財政收入減速的背景下，如何通過發展綠色金融，讓更多的社會資本來投入到綠色產業，就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這個課題做好了，既可以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同時也可以起到調結構的效果。”馬駿認為，在地方層面可以考慮從四個方面來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

建立對綠色信貸的貼息機制。貼息3%，可以撬動100%的貸款本金，用一塊錢的政府資金撬動33塊錢的社會資本投資於綠色產業。

建立對綠色項目的擔保機制。一般的銀行，由於對綠色項目的專業評估能力不足，會認為許多綠色項目的風險很大，但是專業的綠色擔保機構可能會發現這些綠色項目的風險實際上遠小於銀行的估計。對這些項目提供擔保，就可以保證在不良率可控的情況下，明顯降低綠色貸款的融資成本。

建立有政府參與的綠色產業基金。國內外經驗表明，政府背景的股權基金投資於綠色項目，可以大大提升民間資本對這些項目的風險偏好，有效吸引民間資金跟投。

通過發行綠色債券為當地的中長期、有穩定現金流的項目提供融資。許多地鐵、輕軌、新能源、汙水處理項目就很適合通過發行綠色債券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