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三板做市指數一改頹勢,連續7個交易日大漲,形成了本年度新三板市場最後一波上漲行情。
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年底行情”可能與市值管理有關,這是企業為了維護後續發行價格、券商和投資機構為了維護浮盈,共同努力的結果。
由於市場對創新層新政策預期下降,今年企業為沖擊創新層而增加做市商數量、擴大市值的動力明顯下降。分析人士認為,新三板估值已經達到底部,只有新三板政策清晰、定位明確之時,投資者才會放心的入場。
新三板遇“年底行情”
12月29日,三板做市指數微跌後午盤開始發力,收於1100點,上漲3.94點,是連續第七個交易日大漲,累計漲幅17點,形成了2016年度新三板市場最後一波上漲行情。
12月29日共有775只做市股票發生成交,其中25只股票漲幅超過10%,92只股票成交金額超過100萬元,致生聯發(830819.OC)成交金額最高,超過2800萬元。
另外,有398只協議股票成交,其中24只股票漲幅超過100%,135只股票成交金額超過100萬元,易建科技(831608.OC)、新媒誠品(834522.OC)、中投保(834777.OC)成交金額都超過1億元。
在2016年漫長的下跌中,三板做市指數有三波明顯的上漲行情較為搶眼,分別為年初的沖刺創新層行情、9月初政策預期行情和最近的年底行情。
開源證券做市業務負責人姚少卿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市值維護需求是出現年底行情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基金產品需要提升凈值,另一方面企業也有市值維護的動機。
南山投資創始合夥人周運南對記者表示,“近期做市指數每天尾盤拉升並翻紅,主要是少數做市股票為了市值管理的需要,通過收盤時的操作讓公司股價收到高位。這一般是公司為了定增或質押等自身要求和投資機構為了年底基金凈值的需求,所以近期的做市交易並沒有明顯放量。”
近來,新三板市場做市股票每日成交總金額停留在在5至7億元,而協議股票每日成交總金額一直在10億元左右。
據Wind資訊統計,過去一年1534個做市商持有掛牌公司庫存股案例中,做市商浮虧比例達到32%,虧損過半的有8%。另外據數庫科技統計,到今年10月底,參與掛牌公司定增最多的前20家非券商投資機構中,以定增成本看,浮虧的機構占比75%。
從全年看,三板做市指數先後經歷了1月暴跌和市場分層以來的持續近半年的漫長下跌,從年初1438點最深跌至1073點,目前指數在1090點附近震蕩。
周運南表示,近期新三板整體交易有放量跡象,這主要是臨近年底很多公司尤其是做市轉協議股票在進行大額的大宗交易。從二級市場投資的角度看,在目前沒有整體行情的情況下,可以把握這種大宗交易的機會,在大額交易時以合適價格進場搏取一定收益。
不以“政策市”看三板
盡管部分掛牌公司出於轉板、並購和大宗交易等考慮,將交易方式從做市更為協議,但是從做市商看,布局掛牌公司做市交易的步伐所有加快。據記者不完全統計,過去一個月里,做市商新增掛牌公司報價席位出現140多例,超過券商退出報價義務的兩倍。
有市場人士指出,券商加入掛牌公司做市報價可能與明年沖擊創新層有關,但是在經歷了失望情緒後,企業找做市商的熱情不如去年那樣強烈。
他表示“去年大家對創新層的政策利好有很多憧憬,但是今年看沒有明確的利好,現在大家還願意進入創新層,但是願望沒有那麽迫切。以前是一定要擠進去,現在有能力就進去,沒有能力得看看再說。”
創新層有三套獨立標準,其中第三套要求掛牌公司做市商家數不少於6家,最近有成交的60個做市轉讓日的平均市值不少於6億元,同時合格投資者股東不少於50人。
去年底到今年初,部分掛牌公司為了滿足第三套標準積極尋找做市商做市並提升市值,形成了所謂的“沖6”行情。此外,由於做市企業需要以較低的價格將庫存股轉讓給新加入做市商,因此報價會先人為壓低,待做市商全部進入後再拉升股價,因此給二級市場投資者帶來了“系統性”的投資機會。
不過,今年6月,市場分層正式實施後,創新層並沒有獲得政策紅利配套,融資、交易方面的差異化制度安排未能兌現。
12月27日,股轉公司副總經理隋強在蘇州講話時稱,單一的服務和監管無法滿足萬家掛牌公司的差異化需求,2017年將以市場分層為抓手,加大制度供給,為不同公司的不同發展階段提供與其相適應的制度供給,使新三板既能包容早期創業企業,又能滿足發展壯大的企業的需求。
不過,股轉公司監事長鄧映翎近期也表示,市場不應期盼新三板明年有大的政策變化,以“政策市”看新三板有違市場化導向的初衷,也不符合新三板的歷史地位和功能,只有搞清楚新三板的國家定位,投資才不會出現失誤。
目前,市場對降低投資者門檻、競價交易和轉板試點等政策的預期已經冷卻,預計明年私募做市將會正式啟動,公募基金入場的規則也將會出臺。
姚少卿告訴記者,公募入市、開放私募做市對新三板都是潛在利好,能夠帶來新量資金,但目前具體細則沒有清晰,所以這些資金在門外等候。由於明年市場面臨基金產品退出高峰,新政策落地要考量時機問題,如果在退出高峰前,市場就能平穩向上,否則可能導致一波結構化下跌。
他認為,目前新三板市場估值已經到達底部。他表示,“新三板股票在權益類資產里是被低估的,從並購角度看,新三板整體進入了15倍估值的區間,從pre-IPO階段來看,新三板估值已經比較靠近底部,但是行情要往上走仍取決於政策和新資金進入的情況。只有新三板政策清晰、定位明確,大家才會放心地進來。”
一度被資本市場熱捧的傳媒板塊在2016年卻出現了排名墊底的情況。
Wind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申銀萬國28個子行業中,傳媒板塊全年下跌了9.86%,排名倒數第五名,表現僅僅好於休閑服務、公用事業、房地產和非銀金融,曾經被資金熱烈追捧的龍頭股萬達院線和華誼兄弟在這一年中價格跌去了一半左右。
那麽,從今年來看,傳媒板塊是否有可能改變頹勢,重拾輝煌呢?
跟隨創業板大跌
2016年,A股市場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創業板大跌,跌幅達到了27%。而其中,在創業板中頗具代表性的傳媒板塊更是跌幅不少。
萬達院線在這一年下跌了54.82%,華誼兄弟在這一年下跌了46.81%,華策影視也下跌了38.93%。
今年上市的影視行業的新股較多,而憑借著市場對於新股的熱愛,股價表現也還不錯,幸福藍海2016年上漲了238.62%,上海電影、中國電影的股價漲幅分別達到了170.1%和79.83%,不過總體來說,也未得到市場資金的爆炒。
而早在2015年,傳媒板塊就以179.6%的漲幅位居各大行業排行第一位,在2016年表現不振和行業基本面有關。
拿影視行業來看,去年12月31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公布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電影總票房為457.12億元,同比增長3.73%。可以說,連續5年增速都保持在40%以上的中國電影票房,突然在2016年踩了急剎車。
從目前來看,2017年開始,內地的票房似乎還沒有從2016年的萎靡中調整過來,內地元旦檔票房在意料中出現了下滑。由於幾乎沒有像樣的新片上映,2017年元旦檔三天的內地票房報收6.62億元,相比2016年的8.63億元同期成績下跌了約2億元,跌幅超過23%。
2017年中國電影市場新年開局遇冷,或許也會影響到接下來電影市場票房的走勢。有業內專家認為,票房成績不理想的背後,是整頓票房造假、規範電商票補、觀眾回歸理性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2017年的中國電影市場同樣面臨這些挑戰。
2017年何去何從
那麽,對於傳媒板塊而言,2017年又該何去何從呢?
“2016年開始傳媒行業整體面臨估值回調壓力,原因一方面是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居民消費增速降低,文化娛樂消費作為居民消費中彈性最高,波動性最大的一個分支,整體行業增速受影響較大,人們審美標準的主見在提高,還有就是同業並購,跨界並購監管趨嚴。因此,未來行業是否會重返高估值時代,取決於宏觀經濟或者說居民消費增速的回暖、創新優質產品的出現頻率和行業並購監管的邊際放松。”東興證券分析師楊若木認為。
目前來看,隨著估值的降低,機構對傳媒板塊開始樂觀起來。
中信證券則認為,隨著2017年大批優質影片的上線,票房表現有望呈現回暖。在國內電影市場長期增長空間仍然可期的背景下,2017年國產電影的質量回升和進口電影的引進,將有助於國內票房的回暖,中國電影市場將重新進入景氣周期。預計2017年國內電影市場有望超過500億元的市場規模。
該券商認為,股價和公司基本面相關程度將不斷提升,市場將逐步進入業績增速為主要驅動力的階段,理性時代將會有望到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之後,當前傳媒板塊整體估值較低,市場上出現了多支絕對估值較低或者超跌的個股。
暗藏“宮鬥”玄機的“奇葩議案”事件之後,ST慧球(600556.SH)的公開發聲竟有劇情大逆轉之勢。
1月9日晚間,ST慧球連發的10份公告,畫風驟然轉變,不僅承認千項議案存有問題,並一改“頑童”行徑表態將各種配合監管,較為吸睛的則是此前肆意攪局的董監事們悉數提出辭職,並對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進行調整,以選舉大股東提名的董監事為議案,且撤回前期對大股東的起訴。
ST慧球由“頑童”瞬間變換成換成配合監管、順應大股東的“乖孩子”,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麽?多方資本市場人士猜測稱,ST慧球與瑞萊嘉譽應該是私底下達成了協議,幕後嫌疑人鮮言一方退出ST慧球。
一位ST慧球原高管分析稱,若臨時股東大會議案全通過,那麽瑞萊嘉譽將實際控制上市公司,這也意味著股東大會之後奪殼大戰也就結束了;而對於上市公司與瑞萊嘉譽突變的劇情,下一步要看的就是雙方如何過監管機構這關。
鮮言與瑞萊嘉譽私下和解?
前幾天,ST慧球還在以“頑童”行徑抵抗大股東深圳市瑞萊嘉譽投資企業(有限合夥)(下稱“瑞萊嘉譽”),並再玩“公告泄露”招數挑戰監管,而如今竟變換成一個配合監管、順應瑞萊嘉譽的“乖孩子”。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麽?
1月9日晚間,ST慧球發布的公告再度讓資本市場匪夷所思。首先,針對近期的“奇葩議案”事件,ST慧球承認存在諸多問題並致歉,表態往後發現錯誤立即改正;對於由此引發的證監會以及廣西證監局的立案調查等監管措施,ST慧球均表示將積極配合監管並開展整改。一反往常對監管要求不理不睬的態度。
但有市場人士認為,ST慧球目前的公告避重就輕,“捅了這麽大個簍子,居然一句輕飄飄的加強學習就完事兒了”,恐怕並不會這麽簡單。
而最讓資本市場驚訝的是,ST慧球與瑞萊嘉譽之間的關系貌似發生驚天逆轉。ST慧球的5位董事、2位監事集體宣布離職,而調整後的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即將於2017年1月25日召開,屆時將審議選舉瑞萊嘉譽提名的6名董事、2名監事。這意味著ST慧球的董監事會成員將發生立場性的更換。
根據ST慧球公告,該公司就這次臨時股東大會與瑞萊嘉譽進行過友好協商。此外,此前ST慧球對瑞萊嘉譽提起的民事訴訟也均予以了撤回。
“明明昨天還是暴風驟雨,今天突然變成大晴天。”多方業內人士均認為,鮮言一方與瑞萊嘉譽應該是私底下達成了協議,鮮言一方退出ST慧球。
“猜測有談判結果了,鮮言得到了他想要的,應該跟董事會一起離職了。”上述ST慧球原高管也猜測稱,在鮮言無數次表演之後,瑞萊嘉譽應該是看到了鮮言要魚死網破的決心之後而最終妥協了,雙方進行了私下和解。
自匹凸匹(600696.SH)前董事長鮮言被宣布“下嫁”到ST慧球擔任證代一職務時,資本市場熱議不斷。去年8月初之時,《第一財經日報》從ST慧球離職人員處獲悉,該公司前董事長顧國平已將ST慧球轉手給了鮮言,後者已實質控制上市公司。此後這樣的信息被多位知情人士證實,再到去年9月26日上證所公布顧國平與上海躬盛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躬盛”)有關“桌下協議”的民事起訴書公之於眾,而市場多傳上海躬盛背後操盤者實為鮮言。
在上述ST慧球原高管看來,鮮言可能是把殼費拿回來了,利益既得應該不涉及上市公司層面。若鮮言真代表上海躬盛,根據其與顧國平的協議,約定將後者直接和間接持有的ST慧球6.66%的股權轉讓給上海躬盛,轉讓對價為7億元,其中上海躬盛方已支付了3億元的定金。
就上市公司與瑞萊嘉譽私下和解一事,ST慧球董秘陸俊安表示,雙方僅限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這個層面的溝通,其他方面的溝通沒有。
目前真相還待揭開。不過,就在近期ST慧球有恃無恐挑戰監管、抵抗瑞拉嘉譽之時,也有多位資本界和律師界的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在上市公司控制權面臨轉移的情況下,不排除董監高們故意讓上市公司受罰,以“焦土政策”來爭取與大股東談判的利益空間。
奪殼大戰即將宣告結束?
倘若ST慧球與瑞萊嘉譽真達成私下和解,這是否意味著長達近半年的奪殼大戰將宣告結束?
1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聯系瑞萊嘉譽有限合夥人張琲時,其表示,“還是以公告為主,現階段不方便接受采訪,等過一段時間,現在還是敏感時間段”,臨時股東大會之後將會安排媒體采訪或者新聞發布會。
上述ST慧球原高管表示,若臨時股東大會議案全通過,那麽瑞萊嘉譽將實際控制上市公司,這也意味著股東大會之後奪殼大戰也就結束了。而對於瑞萊嘉譽因ST慧球起訴被司法凍結查封5.88%的股份,其表示,隨著訴訟的撤回,司法凍結也將會同時失效。
從去年7月份瑞萊嘉譽“入侵”開始,ST慧球與瑞萊嘉譽之間纏鬥不止,且戰況愈演愈烈。首先是,ST慧球針對瑞萊嘉譽距離5%不到1手的持股情況拒絕進行信息披露,再者稱鮮言的入場是為了對抗“野蠻人”;此後瑞萊嘉譽陸續對ST慧球進行增持甚至頂風舉牌,至今持股比例為10.979315%,但ST慧球方面則是各種不服監管,亂象頻出,最終上市公司股票被ST處理,這之後ST慧球股價也一路下行;再到瑞萊嘉譽發起逼宮行動,欲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罷免上市公司現有全部董事,而此期間ST慧球方面則將瑞萊嘉譽告上了法庭;罷免董事議案被延續到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而ST慧球則以1001項“奇葩”議案攪局。
而對於ST慧球和瑞萊嘉譽而言,當前需要一起面對的則是給予監管層以及資本市場一個交代,為何劇情如此逆轉?
上證所已就此向ST慧球下發問詢函,提出3個質疑:一是該公司是否曾與瑞萊嘉譽、前實際控制人顧國平、上海躬盛、 鮮言及其關聯方、其他機構或個人接觸,就公司董監事更選達成了協議或安排;二是核實董監事突然全部辭職的具體原因,是否與前述各方的接觸、協議或安排有關;三是本次董監事更選是否將導致公司實際控制人發生變更,以及相關的變更情況。
“前面有很多問題都沒有披露,現在突然要辭職,肯定是因為談過了很多東西,都沒有給市場一個交代,恐怕很難在監管層那里過關”。上述ST慧球原高管表示。
此外,上證所還就鮮言是否為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顧國平與上海躬盛簽訂的協議以及引起的民事訴訟情況、1001項股東大會提案的過程和相關董事對議案的審議情況及表決理由,以及針對前期的監管函,梳理董事會任職期間是否存在應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項。
一大型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表示,即便是ST慧球和瑞萊嘉譽達成了和解,依舊不影響之前涉及的立案調查等監管措施的繼續進行。
河北養元在上市遇阻的這幾年交出了一份令人驚艷的成績。
兩次IPO未果的河北養元(旗下主要品牌為“六個核桃”),於2016年末再次向資本市場發起沖刺。
河北養元在上市遇阻的這幾年交出了一份令人驚艷的成績,2015年河北養元的營收達到91.1億元,同比增10%;凈利潤26.1億元,同比增43%。
在植物蛋白飲品市場,曾流傳著這麽一種說法:西有唯怡、東有銀鷺、南有椰樹、北有露露。如今,勢易時移,“六個核桃”的銷量已經超過了上述的任何一家企業。
相關鏈接:2015年,河北養元賣了43億罐“六個核桃”,每個易拉罐大概5毛錢,買易拉罐的錢超過了23億元。
國企的孩子
河北養元是一家有故事的公司。它出生於1997年9月24日,當時還叫河北元源保健飲品有限公司,此後被兩次轉手,成了無人接盤的爛攤子。
河北元源保健飲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北元源)一直是個包袱,在被老白幹集團兼並前,已經資不抵債,處於破產邊緣。為了使其能夠存續下去,在河北衡水市人民政府的推動下,1999年1月,控股方由衡水電力轉到了另一家國企衡水老白幹。
衡水老白幹的主營業務是賣白酒,核桃乳作為輔業在這家企業里沒有一點地位,接手後沒能扭轉河北元源頹勢。轉機出現在2004年9月,衡水老白幹進行國企改革,不賺錢的河北元源被要求改制。最終公司94名員工中的58名以309.49萬元的價格買下了河北養元的國有股,變成一家私企。衡水老白幹甩了包袱,職工翻身做了主人,一舉兩得。
*河北養元總經理 姚奎章
河北養元的管理團隊還是很幸運的。姚奎章,他是65後,本科學歷,從衡水老白幹酒廠的技術員,一路幹到副廠長、集團生產處長、河北養元總經理。河北養元私有化時,他作為總經理,以30.01%的股份成了新公司的老大。而範召林、李紅兵作為當時河北養元的副總經理,分別持有新公司14%的股份。他們一個是原來衡水老白幹銷售分公司的經理,一個是衡水老白幹酒廠的車間主任。持股超過2%的員工基本都是河北養元的中層。
河北養元早期年銷售額只有300萬元,盡管銷量不大,但也做了15個飲料品類,市面上什麽賣得好就做什麽。
2005年,不再端鐵飯碗的管理層開始反思,簡單的模仿和跟隨沒有未來,一定要有個自己獨特的“亮點”,才能夠撬動市場。
定位突圍
核桃乳屬於植物蛋白飲料,它的小夥伴還包括杏仁、椰樹等,每一個品類都足夠撐起一家上市公司。河北養元95%的營收來自核桃乳,承德露露的主營是杏仁露,而海南椰樹的大部分營收來自椰子汁。
同在河北的露露,其實也有核桃飲品,叫核桃露。河北養元為了跟對手有區別,新開創了一個品類——核桃乳,瞄準健康益智細分市場。不要小看一個字的差別,意味卻不同,露讓人聯想到的是“美容養顏”,而乳讓人聯想到的是“母乳”,乳比露要更有營養。
河北養元能填補空白,做出“核桃乳”,得益於該公司2005年創立的“5·3·28”核桃乳飲品生產工藝。這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一瓶“六個核桃”,有著5項專利,3項特有技術和28道工序。
核桃乳主要面臨的是飲料的口味、色澤及包裝的問題。從原料預處理,到研磨制漿,配料勻漿,再到灌裝殺菌,有28道工序,除配料環節的技術具有保密性外,其他環節均采用通用機器設備,技術都是公開的,主要區別在於流程優化不同。
核桃乳有個難點,核桃仁長得跟大腦一樣,坑坑窪窪,而且表面還覆蓋了一層軟黑皮,處理不好,生產的核桃乳就黑不溜秋的。據說,河北養元的核桃仁去皮脫澀技術,既保證核桃仁軟黑皮完全去除,又避免核桃皮的苦澀味滲入核桃仁中。
*工人正在篩選核桃仁
當然,更絕的是飲品的名字。用“六個核桃”直接來命名產品,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罐飲品是不是真的有“六個核桃”的聯想。這容易引發爭議,也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引爆“六個核桃”。
之前,有營養學專家按照“六個核桃”的脂肪含量推算,得到的結論是,一瓶“六個核桃”中只含有約一個半核桃的營養成分。
創業家&i黑馬根據河北養元披露的數據做一個簡單估算:河北養元2015年花了13.1億元買了3.46萬噸核桃,一個個頭中等的核桃重約12克,算下來,養元每年大約消耗了29億顆核桃,而這些核桃生產出了43億罐核桃乳。所以,照這種算法,“六個核桃”里連一個核桃都不到。
樹大招風的“六個核桃”也被職業打假人盯上過,像當年“農夫山泉有點甜”一樣,“經常用腦,多喝'六個核桃'”被指誤導消費者。原因很簡單,並沒有任何有力證據表明,“六個核桃”有健腦作用。打假人甚至搬出了老祖宗的《本草綱目》,說核桃的功效從來沒有補腦這一說。這就尷尬了。
“六個核桃”的商標甚至因為涉嫌違反《商標法》,遲遲沒有得到國家工商總局的批準,從申請商標之日到完成註冊,整整用了6年半時間。當然,這也得感謝友商反複提出異議,認為“六個核桃”有誇大宣傳的嫌疑。而商標上的爭議直接導致了河北養元之前的上市遇阻。
廣告洗腦
據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2015年全國食品飲料類廣告總額達 815.73億元,雄踞各行業廣告支出之首。2016年上半年,蒙牛的廣告支出為28億元,而伊利的廣告支出超過40億元。
事實上,河北養元也是靠廣告砸出來的。
2009年以前,河北養元主要的市場在河北,是一個區域性品牌。2009年,其廣告語改為“經常用腦,多喝'六個核桃'”,一下子抓住了學生和白領用戶。2010年8月,河北養元斥資數千萬元在央視投廣告,簽約鳳凰衛視主持人陳魯豫,開始向全國市場進軍。
*陳魯豫代言“六個核桃”
“六個核桃”用砸錢的方式向你證明簡單粗暴同樣有效,像當年的“今年過節不收禮,收禮只收腦白金”一樣,“經常用腦,多喝六個核桃。”也瘋狂地轟炸著消費者的耳膜,形成潛在的消費認知。
不得不說,“六個核桃”的廣告成功實現了這一點,就像疲勞了人們會想到紅牛,饑餓了人們會想起士力架,“六個核桃”在廣告的助推下,成功形成了補腦喝“六個核桃”的印象,盡管核桃補腦並沒有依據。
2016年上半年河北養元的廣告費用達到2.8億元,其中冠名江蘇衛視的《最強大腦》花了1.5億元。未來三年,河北養元將在廣告上投入19億元。
這些廣告費大多將送到電視臺的腰包,尤其是諸如湖南衛視、江蘇衛視等強勢的地方衛視。當然,偏遠地區的省級電視臺和地方臺也不用著急,根據河北養元的規劃,你們也能跟著喝湯。
渠道為王
河北養元崛起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渠道能力強。
河北養元采取先精耕某個局部市場,聚焦少量資源形成比較競爭優勢,進而在局部市場取得突破。比如在河北,“六個核桃”選擇在餐飲渠道形成突破。
河北養元負責銷售的副總經理範召林曾在衡水老白幹銷售分公司作經理,諳熟酒類渠道。一開始,河北養元很難在露露的根據地正面撬開市場,所以選擇從餐飲渠道做推廣,消費者在餐館飲用後覺得不錯,反過來到商場等傳統飲料流通渠道詢問後,河北養元才將“六個核桃”一夜之間鋪下去。
《銷售與市場》曾刊文,河北養元後來還摸索出一套“校區作先導,社區做基礎”的營銷模式——先在學校里面讓學生做品嘗,學生回家向家長反映,然後河北養元再在社區做地推,促進銷售。
*“六個核桃”廣告
“六個核桃”一開始品牌影響力沒那麽強,所以河北養元從2010年開始在央視大打廣告,河北養元將河北市場占住後,拓展到河南、山東。
為了讓經銷商沒有後顧之憂地下單訂貨,河北養元還推出了“星級服務體系”——派出銷售團隊幫助代理商確定渠道價格、促銷政策,掌握鋪貨技巧,培訓業務員,通過兩到三輪示範性鋪貨,幫助經銷商真正實現產品順利上市;以及“零風險代理產品”——代理期滿,賣不出去的產品河北養元原價購回。
有媒體曾做過一個對比,承德露露經銷商的利潤每箱1-2元、終端利潤2-3元;而“六個核桃”經銷商的利潤是每箱5-6元,終端利潤可以達到7-8元。經銷商老板是一個利字當頭的群體,自然力推“六個核桃”。
這些手段立竿見影。2010年,河北養元的收入達10.77億元,而2008年和2009年河北養元的營收僅2.85億元和5.25億元。原來河北養元的銷售收入主要靠河北市場貢獻(71.04%),2010年河北市場營收貢獻占比降到51%。據河北養元的招股書,2016年前半年,河南、山東、河北依然是“六個核桃”銷售量最大的區域,銷售收入分別為6.3億元、5.3億元和5.2億元,加起來超過總銷售收入的42%。
隨著“六個核桃”全國市場的擴張,河北養元總結出一套分區域定渠道獨家經銷模式。
“分區域”指將銷售市場嚴格劃分為不同的經銷區域。通常一個縣域市場是一個典型的經銷區域,一個省會級中心城市通常會劃分幾個經銷區域。
“定渠道”是在劃定的經銷區域的基礎上,還要區分不同的經銷渠道。 一般而言,快銷品的經銷渠道主要有流通渠道、商超渠道、餐飲渠道、網絡渠道、特殊渠道等,河北養元的經銷渠道主要是流通渠道。
“獨家”是在一個經銷區域或確定的經銷渠道內只確定一家經銷商獨家經銷。
“經銷”指公司與選定合作的經銷商簽訂《經銷合同》,將產品通過賣斷式方式直接銷售給經銷商,再由經銷商在約定區域或渠道向下銷售。這一點很重要,各經銷商劃疆而治,不能逾越。然後一級一級層層轉手,通過小賣部和零售店到達消費者手中,所以一罐“六個核桃”的出廠價為2元,但消費者買到手要花4元。
截至2016年6月末,河北養元已有超過1500家經銷商,主要覆蓋河北、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縣級市場,觸達的零售終端數量超過100萬家,省會城市和北上廣深一線城市雖然已經進入,但滲透率還不高。
這也是經銷網絡龐大的好處,100萬家零售店帶來的流量,遠比什麽天貓旗艦店等電商平臺都龐大。
2010年2月25日,河北養元進行過一次增資,增資對象除了公司核心管理層和骨幹員工,還有20位經銷商。雖然經銷商持有公司的股份只有1.4%,但作用卻非常明顯,他們成為了河北養元的經銷中堅力量。有了股票的經銷商們,從幫別人賣東西,變成了給自己賣東西,性質一變,積極性大為不同。從財務數字上也可以發現,這些經銷商的年銷售額都是幾千萬元,是河北養元的支柱。
從頻頻舉牌上市公司,到清倉式減持,中科招商只用了一年半時間。
原本稱為長期戰略卻變成短期炒股,中科招商大逆轉背後是IPO提速、借殼審核趨嚴的政策背景。由於殼股價值的下降,項目退出不必非要通過並購重組,中科招商決心“一把出”,處理手上的殼股。
同時,中科招商還面臨合規性的壓力。監管者多次表達了對一二級市場套利的不滿,全國股轉公司也要求掛牌私募機構進行整改,私募機構利用新三板募集資金去二級市場炒股成為禁區。
更重要的是,在新三板暫停私募融資後,中科招商也開始面臨缺錢的煩惱,雖然在發行債券和質押股票能夠一時緩解資金壓力,但仍不能滿足快速擴張的步伐,因此賣掉上市公司股票回籠資金迫在眉睫。
清倉式減持落袋為安
中科招商(832168.OC)在年後首個交易日公告稱,其子公司中科匯通(深圳)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稱“中科匯通”)將減持天晟新材(300169.SZ)的股份。中科匯通計劃未來6個月內通過集中競價、大宗交易或協議轉讓方式出售持有的全部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5.1%。
這是第8家中科招商公告清倉減持的上市公司。1月25日,中科招商一口氣宣布,旗下三家子公司將減持綿石投資(000609.SZ)、豐樂種業(000713.SZ)、大連聖亞(600593.SH)、北礦科技(600980.SH)、三變科技(002112.SZ)、沙河股份(000014.SZ)、祥龍電業(600769.SH)等七家上市公司股權。
截至公告日,中科匯通持有綿石投資11.51%的股權,持有北礦科技9.3%的股權,在其他公司持倉都超過5%。公告當日,沙河股份股價暴跌8.5%,豐樂種業和綿石投資分別下跌3%和2%。
中科匯通在這些公司的持倉都是通過二級市場競價買入的。去年年中,中科招商在股市劇烈波動後逆勢舉牌16家上市公司,共耗資34.4億元。從當初大規模的高調舉牌到如今集中清倉,中科招商只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
被中科招商盯上的上市公司通常具有市值小、股權分散度低、業績平平等特點。公司董事長單祥雙曾表示,希望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再以上市公司作為資本平臺實施並購重組、產業整合等長期性資本戰略。
國海證券策略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減持肯定有盈利,2015年股市波動期間殼股市值在20億元左右,現在大部分民企殼股的中值在大概30多億元,這時候減持,盈利空間還是挺大的。”
他認為,囤殼的投資機構一般持倉規模較大,並且殼股的流動性較差,投資機構不太可能從二級市場直接減持,更可能選擇大宗交易的渠道減持。大宗交易對股價的直接影響不是很大,但間接的減持壓力仍然存在,股權相當於從一個集中的機構分散到多個機構。
東北證券新三板研究中心總監付立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現在大政策背景和新的階段看,中科招商的決策是比較有預見性的。在整個經濟環境不明朗,金融投資領域存在泡沫和風險時,及時兌現投資收益,落袋為安以備不時之需,是比較明智的。”
他認為,中科招商率先果斷地一次性清倉,比繼續等待或者一個個賣出能獲得更高的收益。
政策驟變脫下殼股光環
去年5月,快遞行業大佬順豐速運以433億元作價借殼鼎泰新材(002352.SZ)上市,公司股價最高攀至59.9元。中科招商由於持有鼎泰新材10.93%的股權而獲益豐厚,目前鼎泰新材的總市值達到1755億元,是中科招商2015年增持時的70多倍。同年10月,中科招商賣出鼎泰新材1100多萬股,占公司股權4.7%。
按照2015年中時中科招商舉牌的邏輯,熊市里重組並購是主要題材,並購題材股價格回彈的可能性較大,此外,中科招商在市場下跌時以低成本介入,目標主要在於持有50家上市公司,作為並購重組的資本運作平臺,為投資項目的退出打開通道。
不過,政策環境的改變帶來了投資邏輯的逆轉。
去年,證監會共審核了275家企業的IPO申請,通過了247家,其中僅11、12月兩月就審核通過了84家。盡管市場行情下行,但證監會繼續保持IPO審核的速度,今天1月再核發34家。
與此同時,去年9月,被市場稱為“最嚴借殼新規”的修訂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正式發布實施。新規從嚴監管的立場未有任何松動,對於打擊制度套利的態度堅決.證監會副主席姜洋公開表示,證監會將繼續完善並購重組機制,同時強化對“忽悠式”、“跟風式”重組的監管力度。
前述國海證券研究員表示,“按照目前的IPO節奏,目前排隊的企業可能今年能夠全部審核完畢,想上市的公司可以直接通過IPO,殼公司的價值肯定會受到侵蝕,目前民企殼公司市值已經跌破40億元。”
投中研究員分析師陳偉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今年IPO實質加速,以及通過並購重組退出的方式受阻都導致殼股的炒作價值不高。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來看,並購重組借殼退出並不是特別好的方式,並購借殼的預期收益較低,概率也不高,還不如把企業註冊地遷到貧困地區,走扶貧綠色通道退出。
中科招商本輪公告減持的8家上市公司中,有4家在過去60個交易日中累計下跌了20%左右。在中科招商埋伏的20多個上市公司殼中,像鼎泰新材那樣的案例只是少數,去年6月,證監會否決了天晟新材的並購重組申請。
中科招商也“差錢”
除了投資邏輯,合規壓力也是中科招商清倉上市公司的重要考慮。
去年初以來,對於私募基金的監管全面升級,隨著私募管理人登記和信息披露指引、“史上最嚴”募集行為管理辦法等新規出臺後,對私募的監管風暴席卷全國。證監會私募基金監管部副主任劉健鈞去年7月表示,國務院領導要求,創投基金不得介入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已經介入的要清退。
與此同時,新三板也暫停了私募基金的掛牌和融資。去年5月27日,全國股轉公司針對掛牌機構發布了8條整改要求,其中包括掛牌私募機構的管理費收入與業績報酬之和須占收入來源的80%以上,募集資金不存在投資滬深交易所二級市場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去年5月4日,中科招商進行了最後一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公司通過大宗交易增持海聯訊(300277.SZ)2.54%的股份,累計持有上市股本的29.8%。
2016年三季報顯示,中科招商(832168.OC)前三季度營收增長4倍,達到9.3億元,凈利潤增長120%至14億元。其中管理費收入5.4億元,占營業收入58.4%,包括投資二級市場變現收益在內的投資收益仍高達4.46億元。按照股轉公司規定,如果中科招商不能夠在今年5月前完成該項整改,將面臨從新三板摘牌的命運。
中科招商是新三板的受益者之一,2015年掛牌後曾從新三板市場實現108億元的巨額股權融資,支撐了對16家上市公司的舉牌行為。
由於融資被叫停,中科招商不得不尋求其他的途徑,去年12月以來,中科招商共發行了4筆私募債,總募資規模達到32.9億元,同時通過質押上市公司股權和計劃境外發行美元債券等方式獲得資金。補充流動資金是中科招商的當務之急。
記者從接近中科招商人士了解到,中科招商與中民投聯合發起了70億元的夾層基金,同時啟動了600億元規模的廣東中科泛珠產業資基金,並且與工商銀行、華潤銀行等發起設立了規模30億元的新三板基金,資金需求巨大。作為基金劣後合夥人,公司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和差額兜底,因此賣掉上市公司股票回籠資金迫在眉睫。
中科招商公告顯示,公司還在醞釀重大資產重組,計劃購買某基金49%的股權,該基金持有某投資公司99%的股權,交易金額較大。近期,中科招商還計劃對國際投資業務平臺上海世楨投資有限公司增資6億元,同時在重慶和上海設立子公司。
付立春表示,“中科招商在新三板融資並不順利,它其實也差錢。”他認為,另外,隨著資本市場體系的完善,政策套利的空間逐漸壓縮,投資市場已經進入新的階段,過去從以發現價值撿漏,和擊鼓傳花接盤的模式已經沒有了空間,投資機構需要沈下心來,把資金期限和目光放長遠,從投機轉向創造價值。只有深耕投後管理、資源整合,才能在經濟周期波動、政策周期演變中立於不敗之地。
2016年年報披露漸入佳境,A股上市公司業績“變臉”卻此起彼伏。
截至2月8日A股2796家上市公司發布了2016年年度業績預告。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有24家上市公司出現了去年前三季度整體盈利,卻在第四季度突然大幅虧損,導致全年虧損的狀況。超過150家企業前三季度整體虧損,但第四季度陡然盈利,使全年實現盈利。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在前三季度整體盈利的情況下,多家上市公司因資產減值、商譽減值導致全年虧損的情況出現。對此,市場人士表示,業績突然變臉多因上市公司主觀操作引發,他們多為釋放此前長期累積的不利因素,為來年業績好轉做準備。與之相比,在前三季度整體虧損,業績在第四季度陡然向好的案例更多的發生在ST類股票群體,他們多借助房產升值、出售股權、借助資產重組等方式力圖擺脫退市的命運。
有市場人士提醒,業績預告的頻繁“變臉”將影響業績預告制度的嚴肅性和公正性,限制業績預告風險釋放作用的發揮,使得投資者決策無所適從,誤導其投資決策,這些“頻繁變臉”的上市企業勢必將面臨監管關註。
四季度“滑鐵盧”各有因
近3000家發布業績預測的上市公司中,這24家企業尤為“另類”。
這些公司2016年年度業績預告顯示,前三季度總體均為盈利,到了第四季度公司業績大幅下滑,虧損額度將瞬間“吃掉”原有的業績。以大唐發電(601991.SH)為例,該公司前三季度總體盈利約12億元,在其1月13日發布的《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業績預虧公告》中稱2016年全年最大虧損額為28億元。根據第一財經記者測算,這意味著該上市公司第四季度要虧損40億元才能“達成這一目標。”
又以馳宏鋅鍺(600497.SH)為例,1月13日該公司發布的《馳宏鋅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業績預虧公告》顯示2016年全年最大虧損額度為17億元。事實上該公司在第一季度虧損僅為約0.64億元,後兩季度分別盈利約0.7億元和0.5億元。根據本報測算,這意味著該公司需在第四季度虧損約18億元,才能實現全年虧損17億元的目標。
而更讓投資者感到困惑的是,少數企業前三季度均不見虧損,第四季度“畫風”陡變,出現巨額虧損。以遠興能源(000683.SZ)為例,前三季度其凈利潤分別約為0.4億元、0.16億元、0.25億元,而第一財經記者按照其1月24日發布的2016年年度業績預告測算,第四季度將虧損5.2億元至6億元。
(數據來源:wind資訊 第一財經)
部分上市公司在第四季度業績大變臉到底為何?
某大型券商投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業績變臉由上市公司主觀操作的居多。一年中只有年報才需要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季報和半年報由公司自己編制,不需審計。在此種情況下,上市公司對單季度的財務表報有較強的掌控力和調節能力。因為每披露一次財務報表就會引起投資者對其股價的判斷。前三季度較為‘漂亮’的財報可使股價較為穩定的維持在較高的位置,企業可趁機套現、進行收購兼並等資本運作。“
“但到了第四季度,所作為獨立的第三方中介機構,會計師事務審批年報需要承擔法律責任,他們不敢‘亂來’。因此上市公司在發布業績預告時,會對原來前三季度所累積的不合適的、過於美化的業績表現有所調整。因此有的上市公司業績表現會相對較差。”前述投行人士解釋。
但需要註意的是,部分上市公司在第四季度突然大幅虧損,也有其特殊原因。前述投行人士補充,譬如部分企業的業績有明顯的季節性、部分企業此前進行了股權激勵,所支付的費用計入財務表報中引起業績大跌;同時,公司出現突發狀況也會導致第四季度業績“滑鐵盧”。
與此同時,某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人員告訴本報記者:“部分企業趁機集中釋放經營中的一些不利因素。這樣可以減少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盈利的不確定性,為第二年業績轉好打好基礎。”
本報統計,24家企業中多數企業進行資產減值,甚至是剝離不良資產。
比如,大唐發電(601991.SH)剝離不良資產煤化工及關聯項目致使其巨額虧損。再如,由於環境汙染,馳宏鋅鍺((600497.SH))關停部分冶煉廠並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又如,山東鋼鐵(600022.SZ)則是出售濟南分公司部分資產事宜,固定資產評估減值約6億元;而遠興能源則是對資產預計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約4.75億元,影響歸屬於母公司凈利潤約3.79億元。
同時商譽減值也是多數上市公司拉來作為業績陡然大跌的擋箭牌。濮耐股份(002225.SZ)稱,公司擬對收購鄭州華威而產生的商譽23073萬元全額計提減值,受此影響本年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有較大幅度下降。
也有部分企業表示,由於經營不善導致大虧。金杯汽車(600609.SH)稱,公司整車銷量同比大幅下降,導致公司整車業務大額虧損。山東地礦(000409.SZ)稱公司鐵礦石產業仍處於虧損狀態。
還有部分企業表示遭遇突發狀況。山東海化(000822.SZ)表示,1月29日上午純堿廠排渣場北渣池護坡發生潰泄對公司造成重大影響,此次事件對凈利潤的影響金額為-2.7億元至-2.6億元。
吃了“大補丹”?四季度突盈利
“有人吃了瀉藥拉壞了肚子,也有人吃了大補丹功力陡增。”前述審計人員表示。
與24家上市公司突然虧損相比,超過150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總體虧損,但第四季度業績突然好轉。其中約有87家企業前三季度均虧損,第四季度陡然盈利。
以嘉凱城(000918.SZ)為例,其前三季度分別虧損2.8億元、7.9億元、3.3億元,但在1月21日發布的2016年年度業績預告中表示全年將盈利4億元。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這就意味著在第四季度,該上市公司凈利潤需要達到18億元,才能完成前述指標。
(數據來源:wind數據 第一財經)
值得註意的是,在150余家上市公司中ST類股票占據了“半壁江山”。其業績大增的原因多得益於重大資產重組、房產增值、出售股權等。
譬如,*ST雲維(600725.SH)稱,通過公積金轉增股本,全體股東讓渡轉增部分股票的30%以7.55元/股的價格用於清償債權人,增加了公司凈資產。
再如*ST煤氣(000968.SZ)表示,通過重大資產重組後,2016年度公司的合並報表包含藍焰煤層氣2016年度利潤表,因此扭虧為盈。
又如*ST南電A(000037.SZ)表示出售公司所持中山市深中房地產投資置業有限公司與中山市深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各75%股權。嘉凱城(000918.SZ)則是公開掛牌轉讓子公司青島嘉凱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100%股權。
前述投行人士稱:“前三季度總體虧損、全年盈利的現象較為常見,很多ST公司多會如此。因為如果他們利潤無法轉正,即會面臨退市命運。因此諸多ST上市公司會在一年中進行相應的運作,譬如拿到政府補助或出賣一定的資產。但這需要一定的時間周期,多會出現前三季度無法實現、第四季度到位的情況,這就會導致前三季度虧損、第四季度陡然盈利的結果。”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業績變臉外,上市公司變更業績預測近期引起了監管層的註意。
2月6日至2月8日3天時間,深交所中小板管理部共計發出了5份關註函。其中的兩份內容有關上市公司大幅修正2016年度預告業績,包括三泰控股(002312.SZ)將預告業績由“-11.9億元至-10.6億元”修正為“-12.7億元至-11.4億元”,以及最近引起市場廣泛關註的山東墨龍(002490.SZ)將預告業績由“由盈利600萬元至1200萬元”修正為“虧損4.8億元至6.3億元”並發生減持的現象。
本報記者統計,山東墨龍(002490.SZ)、英飛拓(002528.SZ)、天馬精化(002453.SZ)、濮耐股份(002225.SZ)、寶馨科技(002514.SZ)、超華科技(002288.SZ)以及海源機械(002529.SZ)這7家公司前後預計凈利潤的最大差值分別達到6.42億元、5.20億元、3.75億元、2.68億元、1.86億元、0.78億元、0.47億元。
“業績預測和會計師事務所所審計的報告業績不能相差50%,若超過這一限定交易所會采取監管措施。因此一般而言,年度業績預告相對合理、真實。但是,或為維護股價、便於大股東減持套現;或是下年公司將瀕臨ST;又或者股價‘不給力’並購重組無法運作,臨時需要支持股價,就有上市公司‘拼了’。”前述投行人士表示。
但前述審計人員警示,由於業績預測和第四季度報披露時間相去不遠,因此虛增的業績預告無法持續,僅能做到短期的股價維護。業績預告的頻繁“變臉”影響業績預告制度的嚴肅性和公正性,限制業績預告風險釋放作用發揮,還會誤導投資者的決策,給投資者帶來經濟損失,頻繁變臉的上市公司將面臨監管高壓。
2016年11月29日,候任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北京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對全球有效和公平發展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中國發展將給所有人帶來機遇。(新華社記者 邢廣利/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中國未來的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特殊主義”和“例外主義”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獨”地論述自己,中國走出國門,她的發展壯大需要相應的“中國地方性全球主義”的哲學理論。
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出現了我們自經濟貿易全球化以來從未見到的一幕,中國領導人、知識精英在歐美各國穿梭訪問的時候,都會勸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識精英,要對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充滿信心。中國應當扛起全球經濟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這面大旗。
我們的世界雖然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但並沒有發展出廣泛的全球認同感,認同感或是“認異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後民族國家”時代依然沒有來臨。
我們既不要仰視西方,但未來也不要俯視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視西方。
中國特別應該防範的是“特殊主義的誘惑”,特別是將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文化“特異體質”“特異稟賦”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這實際上排除了我們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性。
已經到來的2017年,世界充斥著空前的不確定感及未知感,甚至被一些西方輿論稱為二戰以來“最變幻莫測”的一年。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郁建興教授於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訪問德國、法國期間,與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東亞研究所劉濤教授就全球化進程及其中國角色進行了多次對話,遂有了以下這些文字。
郁建興,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資料圖)
劉濤,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教授。(資料圖)
郁建興:我們當今生活的世界也許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雖然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文化圈里,但我們能共同體會到的一點就是一種蔓延全世界的焦慮感和未知感,世界各地都在擔憂著全球化的全景如何、世界在向何方向發展和演進,一切都處在重新的演化組合中。
劉濤:您的觀察很精準,至少在歐洲和美國這兩大世界傳統權力中心,全球化都出現了階段性逆向發展的趨勢,而中國國內也出現了針對全球化的不同聲音。事實上,源自歐美的全球化,雖然源於西方利益的全球擴張所產生的“世界市場”邏輯,但全球化早已超越於世界經濟系統和世界市場這一單一領域,實現了全世界共有的一種世界性觀察維度和想象空間。
郁建興:您提到的全球化的這一特性我們可以稱其為一種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性擴張邏輯”,即世界各國實現了一種按照相同準則和相同制度原則進行交易、溝通和組織的能力。而與“普遍性”相對應的則是“特殊性”,也就是每個市場、每個國家和地區獨特的制度文化環境及特殊安排,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與眾不同、具有獨特文化和制度的“國家天然稟賦”的那一部分。
從哲學命題上來看,最具吊詭意義的是,全球化實際上體現了兩種看似相反原則的結合,也就是“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和“普遍主義的特殊化”這兩種相反原則同時存在的過程。西方文明實際上是居於世界一隅的一種特殊文明,但隨著西方在全球擴張的過程,西方文化及其一些核心元素逐步轉化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全球化”從無到有及其空間擴散的過程實際體現的是一種“西方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過程,不過這種普遍主義在全球推廣和實踐的過程又必須與各國的地方文化和區域文化相互協調、相互調節、相互組合,必須吸納地方文化的合理成分和文化營養元素,這樣又形成了“普遍主義特殊化”的過程。
劉濤: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確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而且的確在實現每時每刻的轉化。“普遍的特殊化”實際上就是德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obertson)及其他西方學者共同提出的“全球在地化”觀點,或者也被人類文化學者詮釋為一種“全球的田野性”視野:一方面,我們越來越離不開一種全球主義思維和全球層面的普遍認知結構和認知範式,這使得人類共同的溝通有了相同的標準化語言和規範性標準;另一方面,全球主義一旦進入每一個民族國家的物理疆界里,各國各地又都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認識全球化、改造全球化,使得全球化與各個區域的文化實現了相互融入、對接和契合。
這樣,我們就同時觀察到出現了“全球化”和“在地化”並行的獨特現象。美國的麥當勞和星巴克擴展到了全球一百多個國家,但在這一百多個國家里又按照自己的方式開創了一百多種不同的、經過地方經營模式改造的麥當勞和星巴克文化。
再比方說,莎士比亞的戲劇和哈利•波特作為古典戲劇作品和現代魔幻小說,在全世界各地都耳熟能詳,但世界上有兩百個國家和地區,就有兩百種不同的對莎士比亞和哈利•波特的翻譯、理解和詮釋。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二戰以來美國文化逐步擴展到全球,轉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實質上也是一種您剛剛提到的“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過程。美國由20世紀初居於世界一隅的“美國例外論”逐步轉化成為一種20世紀中的“美國世界主義論”,一種特殊文化由此具有了某種普遍意義。
郁建興:從世界範圍的經驗事實來看,中國未來的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特殊主義”和“例外主義”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獨”地論述自己,一種走出國門的、處於全球化中心的中國經濟必然要求我們產生一種全球化的思維觀點和新興的中國式全球化文化。如果僅僅停留在“特殊論”的階段,我們就在思想文化領域大大約束了自己,也無形中約束了我們參與、改造和創新世界論述的能力。中國走出國門,她的發展壯大需要相應的“中國地方性全球主義”的哲學理論。
劉濤: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蒼白的確會反向影響到我們經濟利益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事實上,我們自決定打開國門那一刻開始,就已註定了不能再只做“中國的中國”,而是要做“世界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實際上反映著中國版本的世界主義和全球主義思維,只是這樣的宏大敘事不能僅僅停留在經濟的單一視角,它更應該擴展到社會、文化、哲學和論述話語的範疇,形成“中國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過程。中國式的全球化經濟需要中國式的全球化論述。
郁建興:當前世界出現的一系列社會政治現象的確有理由讓人擔憂,歐美各國都出現了民粹主義上升、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經濟及社會政治領域民族主義複蘇的跡象,特別是歐美主要國家都出現了右翼政黨和右翼政治勢力擡頭的政治現狀,社會政治領域日益保守和右傾化,這使得封閉邊界和保護國內市場等迎合社會底層大眾民意的觀點在政治市場不斷擴散,全球化出現了逆向發展的趨勢,我們可以將其稱為即將到來的一種“逆全球化”的發展。這一輪與全球化快車道相逆行的發展及其後果也難免會反映到我國的經濟政治領域內部。
劉濤:因此,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出現了我們自經濟貿易全球化以來從未見到的一幕,中國領導人、知識精英在歐美各國穿梭訪問的時候,都會勸導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識精英,要對全球化這一歷史進程充滿信心。
事實上,在這一特殊時期,中國應該有一種逆轉“逆全球化”的勇氣,拿出一種新興大國的世界擔當和全球責任感,不僅在這一歷史逆向發展的關頭努力穩住歐美各國,更應當有更大的作為在全球進一步鞏固和推進全球化,在全球化進程中不斷註入中國元素和中國構想。中國應當扛起全球經濟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這面大旗。
郁建興:中國的崛起與複興以及傳統世界強國和新興世界強國如何相互適應協調的問題,恐怕是一個權力格局急劇重組世界中的重大課題。如果說中國應當具有全球視野和全球擔當,那麽這當中必然也涉及傳統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新興大國、是否能夠接受中國這樣的全球性擔當地位的問題。換句話說,即使中國準備好了成為全球擔當,西方世界是否準備好了,可能是另外一個層面的課題。
從整體上來看,無論是西方的政界、知識精英,還是西方民間社會,都還沒有做好中國功課,其心態依然難免具有“世界中心”的心態,對於新興世界強國的責任感不僅具有某種權力旁落的焦慮感和失落感,同時也有一種閉目塞聽的現象,不願意去聽取和了解中國積極正面的發展。這也構成了某種中西交流中信息凝固而成的某種信息障礙。如果雙方在交往中,總是出現信息渠道不通暢的情況,那麽誤判就難以避免。
劉濤:世界上有部分人不願意真正了解中國,源自西方近幾百年來領先世界所積累而來的“文明先發心理優勢”以及隨之而來的思維定勢,即領先世界之後出現的“文明優越感”。一種強勢文明或一個強勢社會集團內部的優越感當然有助於增強其內部的凝聚力和自信,但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則是對於群體外部的變化缺乏敏感度和靈敏度,天長日久就失去了認知社會新現象的能力。
今日全球化中的中西雙方,似乎奇妙地交換了相互的位置,西方對於世界劇烈變化近乎於閉目塞聽,對中國缺乏敏銳度和好奇心。21世紀初的西方雖然處於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卻出現了思維和心靈自我封鎖的狀況。相當數量的西方民意不能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可能帶來的世界意義。
郁建興:一些世界新聞媒體的報道實質上是選擇性的。從孤立的角度來看,一家新聞媒體同時報道了10條關於中國的負面新聞,這些新聞可能都是真實的,或者部分是真實的,但如果放在一個整體主義的框架里,可能就滿不是那麽回事,因為還有更多積極正面的新聞和比較中性、不正不負的新聞都被技巧性“隱蔽”了。
劉濤:世界媒體通過媒體的權力能構成一種新的“知識權力鐵幕”,影響著西方民眾認識中國。雖然西方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深入了解中國,具有豐富全面的中國知識和“中國觀”,全球化中貿易、留學、旅遊和學術交往也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可以繞過“知識鐵幕”直接了解到中國;另外,互聯網絡也是新興知識和信息傳播的重要手段,讓民眾有更多元的渠道可以繞過大眾媒介來了解到部分真實情況,但大眾媒體仍然具有無可比擬的信息優勢,影響主流民意的塑造。
郁建興:傳統大眾媒體事實上掌握的是一種占據制高點的“信息解釋權”或是“解釋優先權”,這樣的權力通過大眾傳媒的全國性空間覆蓋,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權力,這樣的信息權力和解釋世界的權力,既可以是監督政治權力和商業資本的利器,但本身也可能成為一種濫用權力的來源,這里濫用權力指的是濫用“信息權”“解釋權”,這在現代社會可能更加重要。但這種看似龐大的“信息利維坦”和“信息霸權組織”實際上也在不斷受到新興民間媒體的強烈挑戰。
劉濤:一個有趣的發展是世界一些主要現代化大國的新聞媒體越來越和民眾的真實想法脫節,無論是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還是在德國發生的大規模難民性侵事件中,大眾媒體秉持的“政治正確”紅線等,越來越受到來自社會媒體和民間言論的強烈挑戰。德國的一些主流媒體新聞後面的評論中,如果細心去閱讀網民的留言,可以看到民間對於大眾媒體的報道質疑聲浪越來越高,民眾越來越不滿意被刻意地信息操縱、宰制和分割。
這一點在對俄羅斯和敘利亞的新聞報道中也能體現出來:主流媒體傾向於使用二分黑白法,但看看媒體後面的評論留言,相當數量的高水準評論則與新聞主流建制派的觀點完全相反,民眾在媒體真相的新聞大戰中越來越選擇站在大眾新聞報道的對立面,這顯示了媒體的“政治正確”出現了邊際效用遞減。
在一次關於中國的報道中,一名德國網友的留言讓人感到動容:“我們不需要你們預先精巧地誘導我們如何看待中國,也無需你們用預先潤色好的詞語來告訴我們什麽是你們期待我們看到的中國,我們會自己去認識什麽是中國”。
郁建興:這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草根的覺醒和草根對於信息權利的追求。事實上,人們追求的對社會、對別的文化和別國有一個比較真實、全面的認知,特別是對政治制度不同國家的一種比較理性客觀的了解,也應當是民眾天然權利的一部分。當大眾媒體按照已有的思維去影響民眾時,民意的反彈並要求追求真相就必然成為人民新興權利的一種。信息權和認知權當然也是普遍人權的一種。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些世界主流媒體在面對中國時強烈的傾向性,導致很多人對中國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對這一點,不僅是新聞媒體,也包括一些國家的知識界都需要認真地反思,如果僅僅停留在過去的範式、語言、概念和論述中,無法認識到一個大國如何在自身獨特的環境中崛起。用一種僵化過時的概念來描述中國,是不行的。
劉濤:的確,僵化的概念不具有生命力。對中國的新蒙昧主義實際導致了一些國家自身的信息屏蔽,造成了信息自閉癥的狀態,使得在與中國的相互對比認識中出現了信息幾何差距和單向信息赤字的問題。中國對世界的了解大大超過一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的了解。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不僅對於中西兩種文明交流是不利的,究其本身而言,也是損害西方本身利益的。設想一下,如果兩種文明圈,一種文明圈的人口是對方的四倍以上,但是以開放的心態全面學習對方和強大自己,而對方則閉目塞聽,不聞不問對方說什麽、對方想什麽,最終的結局可想而知。
郁建興:一個比較容易被忽視的現象就是,一個社會或是一種文明如何看待另外一個社會或是另外一種文明,實際上是和“認同感”聯系在一起的,我們選擇了什麽樣的“認同感”,往往就決定和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別人”和如何看待“自己”。所謂的“認同”一詞翻譯並不準確,“認同”其實不是“認同”,而是“認異”。我們認的不僅是那個和我們“相同”的部分,我們更關註的是那些與我們“相異”的部分。對於那部分與我們文化和社會制度相接近的,我們選擇“認同”,那是我們天然願意去理解的那一部分;對於那部分與我們文化和社會制度相距較遠的,我們則傾向天然采取排斥甚至是敵視的態度。人為構建出來的“同”和“異”實際同時影響著“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包含和排除的範圍。
劉濤:這的確是一種非常精彩的論述。認同感實質上就是一種心靈的邊界、認識的邊界、文明的邊界,邊界之外非我族類。所謂有“認同感”,就必然建立在“不同”和“相異”的基礎之上的。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誕生於西方,民族國家最基本的特質就是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構建就是建立在“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基礎之上,“我們”就是邊界之內的,“他們”就是邊界之外的。只是在當代“我們”這個邊界概念有所擴大和延伸,例如歐盟的建立就將“認同邊界”從一個主權民族國家擴展到一種西方文明的歐洲分支中,確切地說應當是“西歐”分支中,而超國家體物理疆界外部則依然是一種“認異”,這個邊界其實就是一種心靈內部劃分出來的“我們”與“他們”的邊界。事實上,每次從歐盟之外的國家訪問回到德國,剛剛入關邊檢的時候,你馬上就會體驗到“認同”和“認異”的分別以及“我們”與“他們”的分野,邊檢時歐盟居民那一欄入關速度極快,而非歐盟排隊的那一欄過關的速度極為緩慢,即使擁有有效證件,依然可能會受到盤問有時甚至是刁難。
郁建興:我們的世界雖然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但並沒有發展出廣泛的全球認同感,認同感或是“認異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後民族國家”時代依然沒有來臨。當然,區域的超國家聯盟的確延伸了“認同”的物理邊界和心理邊界,但是邊界之外依然是廣義上的“異質世界”。所謂“文明”和“異端”就這樣被分別出來了。
劉濤:談了這麽多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看法,我們回過頭來談談中國對西方的看法。
郁建興:您在國外生活已有近二十年時間,對當前的中國知識界在中西關系的認識及討論上有沒有來自國外角度的獨特觀察和看法?
劉濤:我有些擔憂的是,在中國看待西方的視野和觀察角度中,要避免出現一種兩極化的趨勢,也就是知識界和民間的言論有向兩個光譜的邊緣地帶擺動的趨勢,而偏向中間的言論市場卻在不斷萎縮。具體而言,就是我希望不要看到一種“思想光譜”的對決戰,一端是中國的自由主義群體,這種思潮將西方的敘事當作世界基礎秩序的“源敘事”,而且以複述“源敘事”來懷疑中國人在任何領域敘述自己的能力;而在另外一種思潮中,我又擔心自信心過度爆棚,將中國的“元敘事”看成高於一切的唯一理想標準,人為避開西方世界來談論中國,認為可以將西方完全拋在腦後來談中國發展,這兩種“敘事方式”其實都是有缺陷的。
郁建興:的確,文明在相互競爭、相互觀察和相互學習的過程中,才能積累勢能、不斷激發活力和積累動態能量。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開放和學習的精神讓我們變得更強大、更自信,中國的發展既離不開西方,也離不開整個世界,中西之間的相互取長補短直到今天仍然對於我們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盲目崇洋的心態在今天中國民族複興的大時代的確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那種仰望西方的心態需要矯正。
劉濤:我們既不要仰視西方,但未來也不要俯視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視西方。
郁教授:說得好!我們不要仰視、俯視西方,而要平視西方。相應的,中國的自信應該體現為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家開始用自己的視角和理論來觀察中國社會和新全球化的世界。當然,這種自信也是建立在不同文化文明和制度的交融、學習過程之中的。
劉濤:19世紀以來,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植入西方現代科學及其研究範式的過程。我們現代所看到的所有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都來自西方,國內所進行的學術爭議、思想爭議、意識形態爭議運用的基本概念和範式大多來自西方。一位生活在1840年前的中國學者,絕對想象不到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將運用民主、威權、市場、福利國家、市民社會、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社群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等概念而相互爭論不休,而這些元概念幾乎都來自西方。離開了西方的概念和範式定義方式,我們在社會科學里幾乎無法完成一場完整的對話。中國在社會科學領域里的“自主化”任務是艱巨的。
郁建興:當前,我國由模仿、學習、追趕西方模式正逐漸轉化成為一種自主、自覺發展模式的時期,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也應該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概念範式、定義框架和理論解釋模型,用中國自己的原生話語來解釋中國奇跡般的發展和社會問題,文明在融合與學習後的高級發展階段一定會走到自創、自我定義和自我認知的階段。我們現在常常提到兩個概念,即“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模式升級”,其實我們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也需要來一場“升級”運動。我們要逐漸從學習引進階段過渡到創新和自覺自為的新階段,這無疑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家的重大議程和使命。
劉濤:實際上,中國從晚清以來的“救國”和“強國”思路隱含的社會語意結構,均為運用外來思想來拯救我們的民族、強大我們的國家,但在實踐中容易出現思想理念上的“路徑依賴”,也就是我們要靠“思想引進”才能找到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這也是某種形式的思想依賴,離開了西方我們解釋不了中國,也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而在中國複興的升級版階段,特別是當中國已經躍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主要大國的時代,中國社會科學家具有重要的歷史責任,發展出新概念、新範式和新哲學學派,帶動認知領域的自主發展。
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那麽經過近40年的飛躍發展,我們應該進入到規律性探索的階段了,我國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哲學領域都應該產生出一批傑出的知識群體,開始探索中國的概念和定義範式,開始自創中國的理論解釋模型,來解釋中國生動活潑的現實。
郁建興:當前我們正處在一個發展轉型期,經過經濟長時期的高速發展,積累的社會發展勢能讓我們能夠到達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當前中央強調的“頂層設計”實際上正好為中國發展模式創新做了最好的註腳。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需要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敢於試錯和糾錯,要鼓勵更多的地方性實驗和地方創新。在這個階段,什麽是社會規律,什麽是規律性、長遠性與合理性發展,可能都說不清。但是,在中國崛起和複興的大時代,我們需要告別那種依靠偶然機會碰撞而不斷試錯糾錯來“摸石頭過河”的年代,而要開始進入認識社會規律發展、前瞻性地設計社會發展的階段。為了適應這樣的轉型,我們就需要更多地把握自己的社會規律性發展,更多地在理論方面進行認知創新和範式創新,以適應社會結構宏大轉型的過程。時代的確在呼喚本土化的經濟理論、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和哲學理論。如果我們自己都說不清我們發展的模式以及如何發展到今天這一步的過程,那我們怎麽說服其他國家去相信中國模式?
劉濤:當然,本土化的理論構建並不排斥我們學習西方和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本土化的理論實際上還是建立在我們學習西方基礎之上的一種文化自覺。由於近200年來我們進入的是一個世界性體系,我們的本土文化再也離不開這個世界體系了。這也是我剛才提到的讓我比較擔憂的一點,中國的自覺自主並不意味著中國自外於世界,中國發展的獨特模式絕不意味著中國遺世孤立、自成一體,中國夢並不意味著中國例外。中國的,也應該是世界的;中國夢,也應當是全球夢。
郁建興:我已故的導師、複旦大學俞吾金教授曾經將“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口號,改寫為“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我高度贊同他的觀點。
我曾經提到中國要排除兩個層面的誘惑,一個是“普遍主義的誘惑”,一個是“特殊主義的誘惑”:“普遍主義的誘惑”在於將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在忽視任何限定條件和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差異階段的不同情勢下,將自己的文化強行推廣到全球各地,甚至不惜采取國際暴力的方式,西方的文明強行輸出帶來的惡果在北非和中東都可以看到。而中國強大後我們也不能單純地將中國文明價值觀以強行的方式甚至以跨越邊界的暴力形式將其在世界推廣,這種無限放大的“普遍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帝國主義和思想觀念上的帝國主義。以“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西方中心主義”是不合適的。
然而,中國特別應該防範的是“特殊主義的誘惑”,特別是將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文化“特異體質”“特異稟賦”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這實際上排除了我們與世界對話的可能性。如果世界各國都按照這樣的模式建構並無限放大“特殊主義”,認為本國發展模式是獨一無二的,與他國沒有任何共通之處和交集,那麽,任何人類社會共同的發展規律、任何人類社會之間的國際規則和慣例協議、任何跨越國家文明和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對話都將成為不可能,這種無限放大的“特殊主義”實際上誘發並將形成一種無限碎片化的局面,特殊之下還可能再有特殊,引發全球共同體發展的倒退。
劉濤:德國社會學界有一個比勒費爾德學派(Bielefeld),建立了一個新興的“世界社會”體系,吸收了來自美國社會學新制度主義學派和德國系統理論學派中關於“世界社會”的觀念,實際上展示的就是人類新的發展前景。
雖然在16至19世紀的初始階段,西方依靠暴力形式將世界納入了一個世界市場體系,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個共有的“世界社會”的制度化體系正在形成,在各個領域例如經濟發展、教育、衛生、環保、法律、政治等系統都形成了一種全球的觀察模式、全球數據結構和全球指標,這使得地球上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按照相同的數據和指標來進行對比評價和觀察,以樹立科學發展的全球標桿模型以及建構全球善治經驗。
例如,在世界體育系統內部,世界的評價體系和指標體系讓世界體育盛會有了全球的指向標和全球評比的競技標準,沒有這樣的全球競技標準,無論是奧運會和世界杯都難以舉辦,這是一種無法逆轉的全球視野,但同時這也不抹殺各國在體育發展領域內的巨大差距和體育訓練的多元化模式,只是這種地方模式都鑲嵌進入了一種全球的規範標準之中,每個國家既是自主自律的,但又是全球體系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郁建興:這實際上就是羅蘭•羅伯森提到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雙向轉化的議題。普遍主義在具體化過程中,與在地化的思維習慣和理解方式相互碰撞和雙邊互動,從而進行不斷的調適和融合,而特殊主義所產生的獨特範式和精致方式,也不會僅僅停留在一個民族國家的邊界,而會跨越邊界形成某種世界意義。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以及中國夢的價值理念層面,由於產生在一個全球對比、全球融入和全球參照的世界中,中國的特殊主義就必然跨越中國邊界而成為具有某種世界意義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因此,中國的發展也必然是“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的雙向結合和雙向推動。
劉濤:是的,當代世界體系盡管起初產生於一個不義的弱肉強食體系,但是這個以暴力為基本特征的初始世界體系也逐漸將整個人類世界帶入到一個相互連接、相互溝通、相互參照、相互整合的全球共同體中,人類世界社會的概念越來越清晰地形成,歐美短期內可能出現的逆全球化發展並不能阻斷全球人類社會命運共同體形成及鞏固加深的這一世界大趨勢。中國要做到的不是隨著歐美新孤立主義而鉆進“特殊主義”的外殼里,對於外部亂世采取光榮孤立態度而獨享中國的繁榮,相反,中國的經驗必將跨越國界,成為世界寶貴的制度財富和精神財富。
郁建興:世界走入中國,而中國又走進世界,這遠遠不限於經濟貿易投資方面。
劉濤:這就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結合,工具理性必須有價值理性的支撐,才具有長遠發展的堅實基礎。
郁建興:中國崛起之於世界的意義,在更高層面,應當是價值理性層面的貢獻,而不僅是貿易投資層面的工具理性貢獻。
2017年2月20日,中國丁酉雞年新春民族音樂會在德國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行,為慶祝中德建交45周年“今日中國”系列文化活動揭開序幕。(新華社記者 單宇琦/圖)
最近一段時間漲勢如虹的港股美圖公司,今日上演了一部多翻空的逆轉大戲。當日股價最高上漲28.06%,報23.05港元,14:40以後,股價突然跳水,最低跌至15.40元,收盤股價報15.98港元/股,跌11.22%。全天股價震幅達到42.50%,成交量38億港元。
美圖公司在2016年12月15日登陸港交所,發行價為8.5港元,首日開盤價為8.78港元。上市後一度跌破發行價,隨後開始逐步上漲。而自從3月6日開始,包括美圖公司在內有23只港股納入了深港通下的港股通。而正是在內資的大量買進背景下,美圖公司成交量顯著放大,股價也開始大幅攀升,股價12個交易日上漲約80%。根據上市文件,美圖股權分拆及全球發售完成後,其董事長蔡文勝和首席執行官吳澤源將分別持股33.12%和13.4%。以今日收盤價計算,其持股市值分別達224億港元和90億港元。
自從3月6日,港股通標的股調整,美圖公司、IGG、周黑鴨等被納入名單,隨後相關個股便開啟了“神一樣”的上漲。統計數據顯示,3月6日以來,美圖公司連續多日擠身港股通十大活躍成交股。今日美圖更是位列十大活躍股之首,港股通護深兩渠道合計成交金額高達13.12億港元,占當日成交量38億港元的34%以上。由此可見,港股通資金成為美圖公司股價走勢的主要推動力量,港股通資金從連續的凈買入轉為凈賣出,也是美圖公司今日股價逆轉的主要推手。
值得註意的,是美圖公司目前尚未被港交所納入可沽空的名單。根據聯交所的規定,上市不多過60個交易日的公司,公眾人士持股量的市值在交易所上市第二日開始的20個連續交易日不少於200億港元及在該時段內的總成交量不低於5億港元,才可以被納入沽空名單。港交所會按季度審視可沽空名單,預計最近一次再更新可能要等到五月初了。但市場消息顯示,“借票”需求的高漲,空方已對美圖公司虎視眈眈。
而另外一個潛在的利空消息,美圖將於3月24日發布業績報告,據悉仍將延續虧損狀態。此前美圖招股書顯示,其2014年、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30個月內,累計虧損高達61.8億元人民幣,僅2016年上半年,美圖就虧損21.9億人民幣,較2015年上半年13億元的凈虧損額擴大69.2%。
韓國大選即將於5月9日舉行,據韓聯社報道,最新民調顯示,“國民之黨”總統候選人安哲秀異軍突起,成為本屆大選最大黑馬。
4月9日,據韓聯社和KBS電視臺委托KOREA RESEARCH進行的下屆大選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一對一”情況下,接受調查的受訪者49.4%支持安哲秀,36.2%支持文在寅。安哲秀支持率首次趕超文在寅,民意發生了逆轉。
韓國共同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文在寅(左)和國民之黨總統候選人安哲秀。(圖片來源:韓聯社)
據韓聯社報道,20到49歲年齡段受訪者更支持文在寅,但安哲秀在50歲以上受訪者中的優勢更突出。安哲秀在絕大部分地區領先,連民主黨的票倉也不例外。傳統左翼民主黨(83.9%)和鮮明左翼正義黨(60.1%)支持者更青睞文在寅,而左翼偏中的國民之黨(94.7%)、執政的傳統右翼自由韓國黨(78.5%)和右翼偏中正黨(68%)支持者則力挺安哲秀。安哲秀在右翼(70.3%)和中間(50.5%)選民中更有人氣,左翼(57.5%)選民更屬意文在寅。安哲秀還在投票積極性高的選民中獲得50%的支持,領先39.7%的文在寅,如果明天大選,實際得票能力可能比民調支持率更高。
在“五指爭大”的情況下,安哲秀支持率為36.8%,同樣位居榜首,文在寅為32.7%。這是五人對陣的情況下,安哲秀支持率首次趕超文在寅。執政的自由韓國黨洪準杓為6.5%,正黨劉承旼為1.5%,正義黨沈相奵為2.8%。文在寅從原先民主黨安熙正和李在明的擁護勢力中分別獲得了17.9%和47.3%的支持率,而安哲秀則獲得了56.4%和23.2%的支持率。
在政黨支持率方面,民主黨高達33.2%,國民之黨升至25.5%, 韓國黨為9.7%,正義黨為6.3%,正黨為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