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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脫歐”民眾忙入籍，英國人申請愛爾蘭籍爭先恐後

出生在曼徹斯特的24歲英國女子凱莉·林奇，住在都柏林12年了。2月16日那天，她拿到了愛爾蘭護照。

“英國脫歐百分之百是刺激我申請加入愛爾蘭籍的主要因素。一旦脫歐正式發生，拿著非歐盟護照去歐洲旅行肯定有麻煩，拿了愛爾蘭護照，就保留了歐盟公民身份，也就可以保持現在自由出入的權利。”林奇說。

雖然居住在歐盟的英國公民不至於如有些人誇張描述的那樣，一夜之間會成為“非法移民”，也不會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尷尬。但是，這些離家的英國人，對脫歐後生活會發生怎樣的改變還是一頭霧水。如林奇這樣擔心“旅行不便”的還是小事，更多已經居住在其他歐盟國家的英國人，對自己是否能繼續保持目前的合法居留和工作的權益，如何保護自己在歐洲的資產，如何繼續享有社會福利、醫療，將來孩子的教育是否會支付高額的“非歐盟”成員學費……有很多問號。而已經退休移居“陽光沙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老人們，對未來自己如何終老他鄉，也產生極大的恐慌。

他們中的很多人正在各處忙著申請入籍歐盟國家，或向歐盟倡議給已經居住在歐盟各國的英國人網開一面，繼續給予“歐盟公民”待遇。

根據聯合國的有關數據，目前有450萬英國人居住在海外，而居住在歐洲的有130萬人，其中主要居住國為西班牙、愛爾蘭共和國、法國、德國。由於渴望陽光沙灘的原因，以居住在西班牙的人數為最，有近31.9萬人;愛爾蘭第二，有近24.9人;另有17萬人住在法國;德國則排在第四，約有10萬人。

歐盟成員國在不同的條件下承認雙重國籍。

英國政府明確表示，允許公民持雙重國籍。德籍華人尹草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德國是歐盟中國籍法最嚴格的國家之一，但也承認歐盟成員國的雙重國籍。

申請愛爾蘭護照人數激增74%

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伊始，來自英國的申請愛爾蘭護照人數比去年同期猛增74%。僅1月份一個月，有7045名北愛爾蘭公民申請愛爾蘭護照，去年同期只有3072人;而來自英國其他地區公民的申請者數量也有6026名，2016年1月的人數為2501人。

愛爾蘭外交和貿易部護照辦公室的數據顯示，2016年申請愛爾蘭護照的總人數高達73.3萬人，尤其是自從去年6月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之後，申請者急劇增多。

由於大量的申請湧入，2月中旬，愛爾蘭政府不得不宣布招聘230位臨時工作人員來應對堆成小山的申請文件，愛爾蘭外交部長查理·福萊納根(Charlie Flanagan)表示，目前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員已經到位。“2017年初的情況來看，申請愛爾蘭護照人數激增的情況可能會有所持續，我們會密切關註護照申請的情況。”

由於地理位置以及同祖同宗的關系，愛爾蘭(也稱“南愛”)是英國居民最心儀和容易獲取並保持歐盟公民身份的國家。按照愛爾蘭共和國移民法要求，凡祖輩中有一人為愛爾蘭出生的、凡出生時父母中有一位擁有愛爾蘭國籍(不管是不是在愛爾蘭共和國出生的)、2004年12月31日之前出生在愛爾蘭島(包括北愛爾蘭)的人(自動成為愛爾蘭公民)，都在有資格申請愛爾蘭護照之列。

南北愛爾蘭交界處一個叫作登達克地區的官員，甚至向愛爾蘭外交部提出在他們地區內增設“護照辦公室”，以滿足不斷上升的申請需求。

事實上，不僅僅是愛爾蘭。根據英國《衛報》2016年10月的報道，英國公投決定脫歐之後幾個月，丹麥、意大利和瑞典等國家都有報告顯示，英國公民申請這些國家的國籍人數出現激增現象。報道稱，2016年前8個月，有2800名英國人在18個歐盟國家申請加入其國籍，同比增長250%;其中申請丹麥護照的人數較2015年的數字增長10倍，瑞典也有3倍的增長。

“你什麽時候成為德國人?”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麥吉尼斯(Damien McGuinness)感受到了在德居留的英國人申請德國籍的迫切和熱情。

“你什麽時候成為德國人?”麥吉尼斯說他最近在柏林和英國朋友聊天時，這是出現頻率最多的問題之一。他的大部分朋友要麽正在申請德國國籍，要麽在數著日子等待在德國居留的時間夠了立即申請。因為沒有人知道一旦英國正式脫歐會發生什麽。

這些人不是街頭小報報道中的有著古銅色膚色被迫背井離鄉的“外國人”，而是歐盟年輕的自由職業者。他們擔心一旦英國脫歐後需要申請簽證，而由此帶來的問題會讓他們失去工作。再有就是那些每月依靠退休金生存的老人，他們的收入和英鎊匯率息息相關，擔心英國脫歐後英鎊會重挫。

艾斯米(Esme)是一個相當有計劃性的人。她在英國脫歐公投的前一周就預約了和德國政府相關機構面談，參加了公民測試，提交了所有文件，幾周後，她在柏林新克爾恩區的市政廳參加了成為德國人的儀式。

令她感到驚訝的是，和她同時參加儀式的有約50人，來自22個不同的國家：敘利亞、美國、伊拉克、土耳其、意大利、法國，還有另外一些是自己的老鄉，來自英國。儀式上，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和一位鋼琴家演奏了22個國家的國歌，最後，一位歌手演唱了“歐盟國歌”——貝多芬的《歡樂頌》。

在儀式上，一些人學著宣告忠於德國憲法。但艾斯米說，她內心是有一些不同想法的，她懷疑很多現在加入德國國籍的英國人，更多的是從簽證和護照的實際角度出發的。

按照歐盟法律，歐盟成員國居民自動享受“歐盟公民”待遇，即遵守和享有所有歐盟國家的法律責任和義務以及社會福利，因此，一般沒有申請另一歐盟國公民的必要。第一財經記者查閱西班牙、德國等國籍法律發現，雖然這些國家的原籍公民可以享受雙重國籍，但是對於新入籍的非歐盟國家公民，必須放棄原籍護照。也就是說，一旦英國脫離歐盟，英國公民再申請歐盟其他國家的國籍，就要面臨放棄英國國籍的可能。

離不開的西班牙陽光沙灘

“退歐之後，我們可能不得不回英國了。”住在西班牙南部海岸已20年的保羅，經營著一家英國酒吧。退歐的消息，至今讓他惴惴不安。“不知道退歐對這里的英國人意味著什麽，以後的生活和生意會有怎樣的變故，不過相信政府之間會達成合理的協議，因為我們需要西班牙，西班牙也需要我們在這里為經濟做貢獻。”

缺少陽光沐浴的英國人，對西班牙情有獨鐘。早在上世紀70年代，由於英鎊估值高企，一大批勞動階層的英國人，就來到西班牙海岸城市尋求更溫暖舒適的生活。這一波浪潮隨著廉價航空、打包式旅遊方式的出現愈加風靡，至2010年達到高峰。特別是在西班牙的布拉瓦( Costa Brava)和白色海岸(Costa Blanca)等地區，近100萬英國人建立起一個“小英國”，英國人由此也成為西班牙外來移民人數最多的一個族群。

西班牙白色海岸(Costa Blanca)的陽光海灘深得英國人喜愛。

由於退歐，這一切可能都要改變。

早在去年7月，英國公投結果剛一出來，就有兩位在西班牙長期居住的英國公民(Giles Tremlett 和William Chislett)在一個叫作“改變”(Change.org)的網站上提出倡議，要求西班牙政府能夠給予居住在西班牙10年以上的英國人西班牙國籍。該倡議得到了近2萬人的響應。

就在不久前，一位住在西班牙瓦倫西亞的英國紀錄片導演傑瑪·米德頓(Gemma Middleton)在“改變”網站上發起倡議，希望西班牙政府可以考慮在英國脫歐後，能夠保留居住在西班牙的英國人歐盟公民的同等待遇。“我們非常喜歡西班牙，融入這里的文化和生活讓我們感到無比幸福。”傑瑪的感性號召，也得到了不少的響應者。

“歐盟護照”倡議

2月14日，歐洲議會英國脫歐事宜談判總代表沃夫斯塔特(Guy Verhofstadt )出現在倫敦廣播電臺(LBC)的談話節目上，他吞吞吐吐的一句“會為英國公民爭取找到一個保持歐盟公民身份的方法”，在英國掀起了軒然大波，各媒體紛紛炒作，有英國人就此向歐盟議會發動起一場“選擇自由”(Choose Freedom)的倡議，希望能夠通過發放“歐盟護照”，使得脫歐後的英國人依然能夠保留歐盟公民身份，保證英國人在歐洲居住生活、工作養老等的權利。按照歐盟議會規定，只要有超過100萬人響應倡議，就必須上議會討論。

蘇•威爾森(Sue Wilson)是居住在西班牙的英國人，她不僅是公投前在西班牙的英國留歐運動主席，也是此次“歐盟護照”倡議的發起人之一，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言，雖然已經有類似的各種讓英國保留歐盟公民身份的計劃，以不同方式向歐盟方面表達訴求，但情況非常複雜，“歐盟不是一個國家，無法提供所謂的國籍，要改變的話，可能必須要重新達成一個法律協定。但是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歐盟確實有發放歐盟護照的權利。我們的倡議就是一個途徑去爭取。”目前，這項倡議已經遞交到歐盟委員會，正等待100萬人的支持。

英國人在歐待遇取決於首相?

2月13日，英國《衛報》披露了歐盟一份文件稱，在歐洲居住生活的英國人的未來，取決於歐盟國家各自的具體法律和移民政策，文件顯示，英國對歐盟公民在英居留條件將相對苛刻。這預示著在歐洲的英國人也不會有什麽“好果子”吃。

英國方面的脫歐白皮書和首相特蕾莎·梅有關脫歐12項要點中，都一直強調會保障在英歐洲公民以及在歐英國人居留和生活的合法權益，但在脫歐實際上丟失“歐盟公民”共性後，這樣的“口號”式承諾如何落實和兌現，從不清晰。同時，英國政府還一再強調，脫歐就是為了奪回國家邊境管理權。上周末，英國《每日郵報》突然爆料稱，梅將在3月初啟動里斯本50條的同一天，立刻停止執行歐盟移民出入自由的現行政策。雖然英國政府方面很快辟謠，但仍對在英和英國在歐工作生活的雙方公民產生壓力和負面影響。

2月15日英國國家統計局(ONS)公布最新報告顯示，2016年第四季度，在英國工作的歐盟公民數量錄得5年來最大降幅，總人數下降5萬，至230萬。

中國禁止旅遊團赴韓？ 外交部：捕風捉影不如傾聽民眾呼聲

中國國家旅遊局今天(3日)發布赴韓國旅遊提示，稱近期中國公民入境韓國濟州島受阻事件急劇增多，提醒中國公民慎重選擇旅遊目的地。國家旅遊局為此已經約見韓國駐華大使館等駐華機構官員，提出嚴正交涉。在今天(3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詢問此事是否與美韓在韓國部署“薩德”有關。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稱，中方反對美韓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立場是明確、一貫的，也是堅定的。中方對中韓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一直持積極開放態度，但是交流合作需要有相應的民意基礎和輿論氛圍。

“與其總是捕風捉影或者疑神疑鬼，不如切實傾聽民眾的呼聲，采取有效措施，以免中韓關系和兩國間的交流與合作受到進一步損害。”耿爽說。

此外，有報道稱中國樂天百貨店附近近期發生某韓國品牌汽車被砸事件，記者追問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所謂反“薩德”部署運動升級。耿爽回應稱，中國境內根本不存在所謂反“薩德”部署的運動或者暴力行動。

耿爽表示，你提到的一些具體情況，如果發生在中國、違法了，會有司法機關進行調查和處理，但是絕對不存在所謂反“薩德”的運動甚至暴力運動。我一再強調，希望有關方面能夠傾聽民眾呼聲，切實采取措施，以免中韓關系和兩國的交流合作受到進一步損害。

脫歐程序本周正式開啟 英國民眾卻對未來越來越悲觀

研究機構IHS Markit 3月份的調查顯示， 僅有29%的英國家庭認為，脫歐將會在未來10年利好英國經濟。然而在2016年7月，有39%的民眾認為，離開歐盟是對英國的經濟發展有利的。與此同時，認為未來經濟將會惡化的人數比例從42%上升到53%。

藍色：變好 紅色：變差

數據來源：IHS Markit

IHS Markit的首席商業經濟學家威廉森表示，對經濟的悲觀情緒已經蔓延到各個年齡層和收入層。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最低收入者，他們曾對英國脫歐最為積極，現在的態度卻最消沈。

從長期來看，英國脫歐也僅僅對制造業和建築業這兩個行業利好。有分析稱，這兩個行業的從業者也許能從脫歐中獲益，因為英鎊匯率下跌，能夠刺激出口。自脫歐公投之後，英鎊已經下跌了17%，

盡管英國民眾態度發生巨大轉變，英國政府這周將正式開始脫歐談判。英國首相特瑞莎·梅表示，她將在本周三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屆時英國將開啟長達兩年的退出歐盟程序。

脫歐公投之後的幾個月里，英國經濟表現得超出預期，但是情況已經開始反轉。英國2月CPI同比上升2.3%，民眾在越來越高的價格壓力下，開始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威廉森說，在英國脫歐談判期間，關註英國群眾的情緒變化將會非常有趣。但就目前來看，大家對脫歐後英國經濟的看法變得越來越悲觀。

賣書給阿拉伯民眾看，劉震雲《手機》搶手

“2009年以前，在埃及，到處是中國的商品，而對於中國人，我們只知道他們黑頭發、黑眼睛、黃皮膚，工作起來像機器一樣，起早貪黑。”34歲的埃及人艾哈邁德•賽義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在沿線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意義除了經貿合作外，人文交流同樣不容忽視。因為，對於中國的認識將直接影響各個層面的合作。

阿拉伯人眼中的中國

“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停留在幾十年前，中間這段時間我們主要從西方獲取關於中國的信息，甚至是帶有西方主觀色彩的信息，甚至有些扭曲。”賽義德表示。

賽義德說，在他18歲之前，他和他的同學對中國的存在沒有任何認知，甚至根本沒有想過要了解這個國家，因為他們沒有渠道可以了解中國，僅有的關於中國的信息多數是來自西方人寫的有關中國的一些報道和文字資料。

事實上，在不少阿拉伯人眼中，中國的崛起出現了斷檔。

寧夏智慧宮文化傳播公司創始合夥人、董事長馬永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文化在阿拉伯國家的宣傳特別少。一些阿拉伯國家的人一提起中國，只知道中國制造的產品。從2007年到現在，在智慧宮打造這些圖書之前，阿拉伯市場上很少有中國人寫的圖書或中國人發聲的圖書被翻譯成阿拉伯語，或在阿拉伯國家銷售。普通老百姓多數通過電視來了解中國，而阿拉伯國家的電視媒體多數還是受到西方宣傳的一些控制，他們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了解非常少。”

在馬永亮做調研過程中發現，在阿拉伯國家一些偏僻的地方，談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非常了解，但是談到近20多年的中國，他們非常陌生。因為當時阿拉伯處於民族鬥爭時代，而中國的經驗提供了很多啟示，所以當時的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非常好。

事實上，多年以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文化交往遠遠少於經貿交流。阿拉伯國家也許對中國產品很了解，但對中國文化不僅陌生，甚至有所誤解，而但凡來過中國的阿拉伯人，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就會發生變化，開始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值得借鑒。

“歐美對阿拉伯國家進行的文化宣傳比中國早，中國文化走出去，近五年才開展起來，但美國他們早就做了，特別是好萊塢。在教育、影視、院線建設，都可以看到美國資本的參與，而這塊中國的參與度比較低，投入比較少，也很少有私營企業介入。”馬文亮表示，“最主要的就是文化產業，但是投入大、回報慢、周期長，做貿易的收益顯然比文化要快，因此，主動去做文化交流的企業比較少。”

可見，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一帶一路”的布局之中，文化傳播顯然成為一個重要的軟性基礎。

中國崛起的秘密

201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人文基礎，人文交流合作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真正要建成“一帶一路”，必須在沿線國家民眾中形成一個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現在的阿拉伯人對中國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變化，至少有人開始知道了中國有個地方叫銀川。他們特別想知道中國崛起的秘密。”賽義德稱。

2010年開始，借助中阿博覽會平臺，智慧宮通過參與其中的中阿廣電合作論壇、中阿出版合作論壇等分項活動，開始向阿拉伯國家輸出中國圖書，一共翻譯出版了700多種圖書。

“這些書有介紹中國政治體制和改革開放成果的，也有中國模式、中國發展經驗，還有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張維為老師的《中國震撼》已經成了暢銷書，現在已經第三次印刷。還有劉震雲老師的《手機》、徐澤臣的《跑步穿過中關村》。因為阿拉伯人喜歡讀小說，而這些小說可以從微觀層面反映中國的一些現狀，很受他們歡迎。”馬永亮表示。

隨著大眾文庫把經典圖書對外推廣後，阿拉伯國家對中國開始有了一些基礎認識，他們的需求也在變大。

“在做過一些宗教類圖書後，發現了大家有更多的需求。現在阿拉伯人更關註中國現在的發展，他們想借鑒中國的發展模式，來擺脫當前阿拉伯國家發展的困惑，對自己的困境有一定的啟發。所以這兩年我們做了一些中國政治體系、中國發展的圖書。同時增加了一些接地氣的小說類圖書，讓讀者通過故事了解中國。”馬文亮表示。

除此之外，從去年開始，智慧宮開始了動漫和影視平臺業務，填補影視傳播的空白。

馬文亮表示，雖然中央電視臺阿拉伯語頻道也上星，但真正看這個頻道的比較少，並不是中國的文化元素少，而是電視節目的編排不太契合阿拉伯觀眾的收看習慣。

目前有些翻譯成阿拉伯語的影視劇也受到了一定的關註，但更多的影視劇並沒有進入阿拉伯國家，主要是因為版權輸出環節做得還不夠。

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而通”的要求下，“一帶一路”延伸之處，也是人文交流、聚集和活躍之地，而民心交融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

如果馬克龍當選總統？法國民眾這麽看

“馬克龍是一個反應很快的人，雖然他的履歷非常不一般，他在投行並不是從底層一點點做起來的，當時‘空降’到羅斯柴爾德銀行後，他就很快掌握了所有並購方面的技能，對金融術語以及我們這一行的基本技能都掌握得特別快。”與馬克龍在羅斯柴爾德銀行共事過一年的中國姑娘肖瑩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如此評價這位法國總統候選人。

“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參與了兩個由他主導的項目，作為主導者，馬克龍在這個過程中顯示出領導力。另外，他對待客戶的技巧太讓我佩服了，我記得有一次電話會議的時候，客戶給我們提出了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很大工作量的不太合理的要求，馬克龍很有智慧地既向客戶解釋了情況，又利用我們有限的資源，而不是把資源浪費在無謂的要求上。” 在肖瑩看來，當時年輕但“破格”晉升的馬克龍，為人隨和，辦事高效，雄心勃勃，不過並未察覺到他有如此遠大的政治抱負。

“他最好盡快建立良好的政界關系，如果他能當選，我希望他能在接下來的議會選舉中獲得成功，他必須得到廣泛的支持，否則什麽也做不了。”對法國政治頗有研究和見地的專業人士讓-馬克•德拉巴爾(Jean- Marc Delebarr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馬克龍雖然不是他的第一選擇，但對他仍然抱有希望。

“(如果當選)他必須利用當選初期各方對他支持的熱情高峰期，盡快在經濟和社會等政策上作出改變。如果不能在‘蜜月期’里作出快速反應，那麽6個月後，來自左翼、工會以及其他反對勢力會很快卷土重來，很多社會問題會很快重新形成更大的困擾。”德拉巴爾稱。

商界期待經濟發展新政

對一些商界人士來說，馬克龍顯然是總統最佳人選。法國翼迪投資公司合作發展經理索菲•巴瑞克(Sophie Beric)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大多數中小企業家都贊同馬克龍的政策，因為任何能夠幫助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比如鼓勵科創、靈活就業政策、增加投資等對企業有實際作用，令企業更加國際化的政策，對企業家來說都很有吸引力。”

最新數據顯示，法國一季度經濟增長持續乏力，僅為0.3%，低於去年四季度的0.5%。此外，季度出口下降0.7%，進口增長1.5%，消費支出增長0.1%，失業率超過10%，商業投資增長1.3%。奧朗德執政以來，法國經濟滯脹情況嚴重。因此人們對於馬克龍的期望值還是很高的。

在巴黎建立首個中法創業者服務生態圈“歐創慧”的海外留學人員創業者協會會長李天倫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類似觀點：“馬克龍降低企業稅的政策是比較令人期待的，這會扭轉目前企業賦稅太重的困境;在鼓勵中小型企業和創業方面，我覺得馬克龍一定會拿出相應的或者更大刀闊斧的一些扶持政策，不管是資金上的或政策上，都可能幫到有科技含量的中小企業。”李天倫還認為，作為年輕的總統，一定會在數字經濟等方面作出一些大動作。

在法國生活了整整30年，曾經在法國東部某大學任教，現在擔任一家法國旅遊公司中國部主任的楊瓊華更是贊賞馬克龍，稱其年輕，代表著積極向上、開放的精神並充滿活力。“馬克龍比較吸引我的是，他可能會’左右逢源’，因為現在左派的和右派的人士中都有支持馬克龍的，所以雖然他從政經驗不足，將來如果結合左右勢力中的一部分人，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實施他的政綱，那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社會問題的挑戰

在今年的大選競選期間以及之前的幾年，法國上下對極右翼“國民陣線”勒龐支持率逐年上升的事實，表明法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已經給民眾造成了巨大影響：在全球經濟複蘇緩慢的大背景下，法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未能達到預期，法國龐大的中東裔人口、高企的失業率、敘利亞難民湧入以及恐怖襲擊等社會問題都正在困擾著大多數法國人和法國政府。

楊瓊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在法國呆了30年，可以說目睹了這個國家發生的巨大變化。

“當年初來乍到的大學時代，半夜出門也從來不會有安全擔憂。現在我們出門，包都得背得緊緊的。過去幾年里，我們一家四口有三人在巴黎街頭光天化日之下被明搶的經歷。”在采訪中，楊瓊華感慨巴黎的治安每況愈下。

在她看來，經濟不景氣，移民和貧困人群增多，中產階層遭到擠壓，種種因素使人們心里積累了很多怨氣：“法國的中產階級越來越窮，由於經濟不景氣，法國的失業率在10%以上，按照法國的福利政策，失業的人可以申請失業救濟金，50歲以上的人可以連續3年拿救濟金，政府這部分資金需求的大幅度增長，則不得不靠加稅來彌補。這就導致窮人可以享受國家各種補助，富人不介意這種影響，而中產這一層，既拿不到政府補貼，稅收卻每年都在增加，工資調整幅度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跟物價相比，收入在減少日子過得越來越緊。”

楊瓊華還告訴記者，她在法國大東部地區靠近盧森堡和德國的若林大學任教時，對發生在那里的很多事情都很深的感觸。那是一個工業重鎮，聚集了很多工廠，曾經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後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出現嚴重的工廠倒閉現象，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以前這個地區在政治傾向上一直是左派的，每次投票絕大部分選民都投給左派，但這一次非常令人吃驚，在第一輪投票中，勒龐領導的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以超過27%的支持率領先所有其他黨派”。

右翼崛起的土壤

到達巴黎的第一天，第一財經記者就走訪了巴黎兩處被稱為“安全禁區”的地方，所見所聞確實觸目驚心。

2015年11月13日發生在巴黎的連環恐怖襲擊事件令一個叫聖丹尼的地方進入了全球視野。同一天，爆炸案還發生在巴黎市中心的咖啡館，音樂廳則響起槍聲。在巴黎北郊的聖旦尼，法國警方擊斃了此次連環恐襲的幕後操縱者。

即便事情已發生了一年多，記者到訪聖旦尼時仍看到很多店鋪的鐵簾門緊鎖，年久失修的建築隨處可見。據了解，聖丹尼是全法國最窮困的地區之一，這里中東裔、北非裔以及華人等多種族人群混居，年輕人受教育程度低，失業率高達40%，毒品和暴力事件頻發，被視為巴黎郊外最衰敗和危險之地。

在從聖丹尼開往巴黎市區的沿途高速公路出入口，記者看到大量難民帳篷成群紮堆，一些自稱是敘利亞難民的男女向過路的車輛乞討。按照目前歐盟攤派的難民安置人數，法國接受的難民數為3萬，但這並不包括大量非法入境者。難民給法國的公共費用和社會治安造成的壓力，讓很多人感到不安和擔憂。

接著，記者又來到了常常讓當地華人“驚魂不定”的“美麗城”。美麗城是巴黎幾個中國城中商業開發較早的一座，也是巴黎中東裔移民聚集地，由於該區域居民多貧困失業，華人便經常成為搶掠目標，來自大陸遊客早已敬而遠之。

有報道稱，僅2015年底至2016年夏，發生針對華人的各種暴力搶劫案件就多達100多起。“每個人晚上下班回家的時候都提心吊膽的，總要環顧左右看看是否有人跟蹤。”美麗城的一位發廊店主認為，在一些比較亂地貧民區，偷搶變得好像很平常。

治安每況愈下，種族沖突和恐襲頻發，不可避免地給巴黎蒙上了一層不安，同時更暴露了法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這給法國極右翼政治勢力的崛起提供了關鍵支撐。因此，一旦馬克龍上臺，除了促進經濟發展和減少債務外，必須要在如何治理社會治安、移民問題、如何遏制恐怖襲擊等問題上有所作為。

在競選期間，馬克龍的政治綱領曾被批評為“假、大、空”，很多民眾表示對其各種政策有認知上的困難。然而，有一點可以很明確，馬克龍若當選，歐盟將舒一口氣。作為堅定的“挺歐派”，他在競選宣傳中曾承諾，如果當選總統將加強法德合作，繼續推動歐洲一體化，從防務到經濟，從數字經濟到應對氣候變化，都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法國和歐盟發展的措施。

馬克龍上臺和民眾沒有蜜月期 德國人的態度卻變了

馬克龍就任法國總統10天後，雖然沒有迎來和法國民眾的蜜月期，卻讓德國人的態度改變了。

關於馬克龍和德國的淵源還得從三年前的一個故事說起。

三年前的柏林夏日異常炎熱。有一天，德國經濟學家恩德萊因(Henrik Enderlein)的電話響了起來，是巴黎經濟學家皮薩尼-費里(Jean Pisani-Ferry)打來的，他想為一位名叫馬克龍的年輕法國政府顧問謀求一份在柏林的教職。

皮薩尼-費里在電話中對恩德萊因說，馬克龍和他的老板法國總統奧朗德鬧翻了，現在正在找工作。

即便在這之前，恩德萊因已對馬克龍有所耳聞，並認為他前程無量。

最終馬克龍修複了同奧朗德的關系，政治起飛，在短短三年內從經濟部長開始，最終成為法國近代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這不禁令人遐想，如果馬克龍在2014年的夏天去了柏林，歐洲歷史將會出現何種際遇？雖然德國可能多了一位好教授，但兩國恐怕將和“德法同心”再度失之交臂。

在英國退歐的大背景下，在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之後，“德國人的態度也變了”。在滿滿行程之中，法國前總理拉法蘭撥冗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在談到歐洲政治和德國時，拉法蘭的眼睛一亮，笑容中帶有幾分老政客才有的狡黠。

“德法之間擁有穩定組織關系非常重要，在今年九月之後，德法之間就可以有五年的穩定發展時間，合力合作。”拉法蘭對記者說，“就像你說的，德法之間可以有自己的‘五年計劃’。”

不過馬克龍上臺後的第一份的民調卻不容樂觀：法國民眾對新任總統埃馬克龍在就職初期的表現滿意度為62%，此外僅有45%的受訪民眾表示對新總統馬克龍執政抱有信心，低於數位前任總統，馬克龍和民眾之間恐怕沒有蜜月期。

拉法蘭獨家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先要看六月法國國民議會的選舉情況，之後再著手對法國勞動力市場發起改革。“他(馬克龍)對我說，他想在7月開始搞。”拉法蘭說。

德國稱馬克龍是“昂貴的朋友”

從近期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其社民盟黨內的講話來看，默克爾是同時帶著懷疑和希望的複雜心情來看待馬克龍的。德國的媒體則將馬克龍形象的稱為“德國一位昂貴的朋友”。

默克爾深知，馬克龍向往的是一個不同的歐洲：一個更加積極主動，更加團結一致，且被賦予更大權力的歐洲；馬克龍希望歐盟可以擁有自己的財政部長和統一的歐元區預算。

在上星期一的基民盟領導人內部會議中，默克爾坦言，她不會因為法國有了一位新任總統而改變她的行事方式。不久之後，默克爾的發言人就發表聲明稱，德國政府不是歐洲債券的支持者。

然而另一方面，默克爾並不想讓法國的這位新總統一上任就過得太艱難。她也需要和馬克龍結盟來抵禦過於強硬的難民政策對她在歐盟內部造成的種種傷害。

最終，默克爾認為，柏林與巴黎的合作程度能夠加深到何種程度，將取決於馬克龍，即如果他能夠改善法國經濟，堅持歐洲的穩定標準，那麽她就準備作出讓步了。一位接近默克爾的人士對德國《明鏡周刊》透露，說：“如果馬克龍能夠做出成績，我們給他一些東西會更容易些。”

而馬克龍也深諳此種政治對話藝術，在不同場合提及法國必須先要以改革換取他國尊重。

“馬克龍說，如果法國人想快樂，必須自強，而想自強，必須改革。”拉法蘭告訴記者。

馬克龍的顧問顧拉赫(Sylvie Goulard)則更直接地表示：“如果要在歐洲受到尊重，法國必須履行自己的義務。”

馬克龍和民眾沒有蜜月期

盡管諸事都要等待法國議會投票結果，並且馬克龍私下設定的改革日期已經提前到7月，但在高失業率的壓力下，法國民眾仍希望馬克龍可以迅速做出成績，以往的蜜月期也蕩然無存，而幾乎是政治新面孔的新任總理愛德華·菲利普的民眾滿意度則更低，這也為馬克龍-菲利普組合執政提出了現實的挑戰。

法國民調最新結果顯示，法國民眾對馬克龍在就職初期的表現滿意度為62%，對新任總理愛德華·菲利普的滿意度為55%。

與往屆總統相比，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就任最初的滿意度為65%；奧朗德在的最初滿意度也有61%，擊敗了極右翼當選的馬克龍並沒有贏得更多法國人的新。

在總理方面，奧朗德任內的法國前總理埃羅就職之初的滿意度達到65%，2014年4月政府改組後的法國前瓦爾斯的滿意度最初也達到58%。

此外，根據另一所民調機構艾拉貝所做調查，僅有45%的受訪民眾表示對新總統馬克龍執政抱有信心，而此前數年中，民眾對於奧朗德、薩科齊、希拉克就任之初的信心指數均超過50%，馬克龍此次的民調低於數位前任總統。而此調查還顯示民眾對菲利普的信心指數僅為36%，同樣大大低於歷任總理。

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問題是，許多來自法國鐵銹帶的極右翼選民並非出於傳統極右翼信念考量，而是由於被全球化拋棄不得不投入極右翼懷抱。

數據顯示，從1975年至2016年，法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從4.4%躍升至25.7%。如何破解高失業率，自然成為馬克龍的首要重要議題。而曾主導經濟改革，克服阻力強推《促進經濟增長、活動及機會平等法案》的馬克龍則首先看上了法國勞動法改革。

“我想如果他能快速組織改革，他就能成功;如果他等，那就不太可能，所以這次改革應在10月之前進行，這也是我們必須在他總統任期的前6個月就必須行動起來的原因。”拉法蘭表示。

德法五年計劃能否成型

若馬克龍可以成功在法國國內改革中有所建樹，德國也準備好了向法國提供更多資源。

就在馬克龍勝選四天後，德國外交部就適時掏出了一份新文件——《香榭麗舍宮2.0：德國與法國合作的新動力》。該文件除了承諾加強德國以及歐元區的預算之外，還呼籲德國和法國在運輸基礎設施和數字網絡方面進行聯合投資。該文件提到的一個可能的融資來源還包括用於處理核廢料的投資資金。

此外，德國還設想德法可以在外交政策領域加強合作，例如在歐盟委員會專門設立一個聯合或輪流的法國-德國歐盟委員(French-German commissioner)，以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其他國際機構中設立一個合作性的法國-德國代表。

拉法蘭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英國脫歐之後，德法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強了。”

在法國6月國會選舉和德國9月選舉之後，德法可以利用這五年進行充分的融合並專註於一個方向的努力，即發展德國和法國的經濟。拉法蘭表示，在未來五年內，有兩個非常穩定的政府一起工作，這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當然，作為歐洲擁護者，馬克龍與默克爾的願景不同：與默克爾相比，馬克龍希望擺脫歐盟應對危機資源不足的窘境。在德國洪堡大學的演講中，馬克龍引用了歐盟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一句話：“歐洲需要一個願景和一個螺絲刀。”

“不幸的是，我們目前有很多螺絲刀，”馬克龍說，“但我們仍然缺乏願景。”

人工智能已悄悄掌握民眾情緒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民眾情緒》）

人工智能運算法則能夠對大量的社交媒體數據進行篩選。

每年數十億用戶借助社交媒體發布數以千億計的微博和帖子，社交媒體為社會科學帶來了大數據。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認識到：社交媒體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利用人工智能來查清大眾溝通的意義。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塞利格曼和二十多位心理學家、醫生和計算機科學家投身於世界福祉項目，利用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從大量數據中進行篩選，來判斷公眾的情緒和身體健康狀況。

從傳統上來講，這些都是利用調查來進行的。然而，塞利格曼說：“社交媒體數據並不引人矚目，非常廉價，而且得到的數據在數量級上要大得多。”社交媒體上的數據也是淩亂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一個高效的方法，來揭示其中的模式。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塞利格曼及同事審視了29,000名用戶在臉譜網上更新的內容，此前這些用戶對於是否患有抑郁癥進行了自我評估。研究人員利用其中28,000名用戶的數據資料，通過機器學習運算法則，發現他們更新內容中的用詞和抑郁程度存在關聯。然後，僅僅根據更新的內容，這種運算法則就可以成功地判定其余用戶患有抑郁癥了。

在另外一項研究中，研究小組通過分析1.48億篇微博，預測出縣級心臟病患者的死亡率。結果證明，跟憤怒和消極關系有關的話語成為危險因素。與根據吸煙、糖尿病等10個主要的危險因素所進行的預測相比，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的預測跟實際死亡率更加接近。研究人員還利用社交媒體來預測人的性格、收入和政治思想意識，來研究醫院護理、神秘經歷和刻板印象等情況。通過推特網的數據，研究人員甚至創建了一張地圖，用不同的顏色描繪了美國每個縣居民的幸福感、抑郁度、信任度和五種人格特質。

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賓巴克（James Pennebaker）說：“在語言分析與心理學的聯系方面，正在發生一場革命。”賓巴克註重的不是內容，而是風格。例如，他發現：可以根據大學招生考試的文章中所使用的功能詞來預測成績。冠詞和介詞的使用說明考生具有分析思維能力，可以預測其成績會較高；代詞和副詞的使用表示考生具備敘事思維能力，可以預測其成績會較低。此外，賓巴克發現的證據表明：1728年的劇本《將錯就錯》（Double Falsehood）中的大部分內容可能是由威廉·莎士比亞撰寫的，根據認知複雜性和罕見詞等因素，機器學習運算法則認定該劇本與莎士比亞的其他作品一致。賓巴克稱：“現在，我們可以分析一個人曾經撰寫過的、發布過的所有內容，並且逐漸地也可以對你和他人的談話方式進行分析。結果就是，我們可以越來越詳細地描繪大家到底都是什麽樣的人了。”

胡德良譯自美國《科學》雜誌網站

叫停互助獻血：部門利益與民眾權利

2017年6月6日，海口，一位獻血者正在捐獻血小板。視覺中國丨圖

無論叫停互助獻血在管理者看來是否有足夠多的“好處”，也無論這些做法在其他人看來有多少“壞處”，現在應該討論的，除了如何解決燃眉之急，就是這種叫停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了民眾的法定權利。

新春佳節，國人舉家團聚時，很多血液病或其他需要用血，特別是血小板的患者，卻在經歷一場悄然而至的重大危機，他們的命運，很可能被一紙叫停互助獻血的通知所改變。媒體報道，有部分患者無血可用，他們的生命健康權正在受到威脅，而部分醫生對這一政策可能會加重“血荒”亦表達了憂慮（南方周末相關報道《停止互助獻血，北京醫院血小板供應緊缺》）。

北京市衛計委和紅十字會於2018年2月5日聯合下發了《關於強化無償獻血與臨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於做好十九大期間醫療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國衛發明電【2017】53號），從2018年2月10日起，北京市正式停止互助獻血。

據衛計委的解釋，這是為了打擊血頭，加強用血管理，保障血液品質。事實上，全國多地衛計委已分別下發通知，要求逐步取消互助獻血。

互助獻血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不僅有血頭操縱非法賣血交易，還可能因職業賣血者的存在而導致血液品質下降，影響用血安全。但是，對部分急需用血的患者來說，互助獻血在短期內是面對血液短缺，可以選擇的一種解決方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第十五條規定：“為保障公民臨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國家提倡並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所以，互助獻血是受到現行法律保護的合法行為。

那麽問題來了：作為衛生行政管理機關，衛計委為什麽要叫停互助獻血，以及是否有權以部門行政文件抵觸現行法律呢？

2016年，全國共有1400萬人次參加無償獻血，獻血率達到1.05%，而發達國家約為3.3%。同時臨床用血需求以每年約10%－15%的速度增長，但獻血人數增長緩慢，導致供需缺口逐年增大，這就是國內“血荒”現象存在的現實基礎，也是獻血法允許互助獻血的主要原因。

然而，血頭和非法賣血現象的存在，就像“黃牛”一樣，讓血液管理複雜化，同時血液品質問題還可能會給醫療機構帶來風險。但如果在人大提議修法，程序複雜，且會因現實條件不具備而很難實現，所以衛計委才會希望利用行政通知叫停互助獻血，減輕自己的負擔和責任。

不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行政法規須“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與現行法律相抵觸的規定無效，且制定行政法規需履行一定的法定程序，“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公眾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采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根據目前了解的情況，衛計委發布的這份事關國民生命健康權的《通知》，不僅違反了上位法，也未公開廣泛征求意見，或履行聽證等法定程序。

在這一問題上，如果僅為打擊血頭、方便管理和規避行業風險，就忽視患者權益和民生需求，以與現行法律不符的行政通知，損害民眾的法定權利，似乎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

治理互助獻血中存在的不規範甚至違法行為，是很必要的，——這對包括患者在內的所有人也都是有利的。但血荒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且規範管理也並非只有叫停這一種方法，就像不能因為車禍會死人就禁止車輛行駛一樣。如此因噎廢食，難逃懶政和無視民生之嫌。

很多媒體對這件事進行了報道和評論，但無論媒體的批評，還是衛計委的解釋，基本上都集中在這件事的“利弊”分析上，即叫停互助獻血會有什麽“好處”或“弊端”。衛計委認為這樣可以方便自己的管理，並打擊血頭；批評者則認為叫停互助獻血會加劇“血荒”，甚至可能讓獻血義舉成為不可能。

然而，在這種事關國民生命健康權的重大問題或社會熱點問題上，“利弊”分析固然重要，但這僅是一個功利性的標準，往往與立場相關，存在主觀性。真正有價值的分析必須建立在更客觀的標準，或關註民眾的“法定權利”之上。

無論叫停互助獻血在管理者看來是否有足夠多的“好處”，也無論這些做法在其他人看來有多少“壞處”，現在應該討論的，除了如何解決燃眉之急，就是這種叫停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了民眾的法定權利 。

如果政府部門僅僅關註某項政策的功利因素，把管理者心中主觀的“利弊”判斷，淩駕於客觀的民眾法定“權利”之上，這些做法既與依法治國的理念不符，也不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

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法律是社會的底線，行業管理者不僅要依法行政，也要做民眾權利的守護者，而不是突破底線，去損害甚至破壞民眾權利。

雖然互助獻血存在諸多問題，需要在保障患者用血的基礎上不斷規範和改善，但簡單地叫停，既不符合現行法律規定，又損害了國民的法定權利，且可能陷部分患者於危局，這種不負責任和缺乏管理智慧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室特約研究員，長期關註醫改政策。）

國際銳評：中美不打貿易戰！兩國民眾獲得感最強

經過兩天緊張艱苦談判，當地時間19日上午，中美經貿華盛頓磋商終於修成正果，雙方以《中美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了此輪磋商成績單，為早前“此次磋商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富有成果的”劃上句號。這張成績單來之不易，雖沒有滿足雙方的全部訴求，但至少是積極、公平、合理、分階段和有建設性的，對引領中美關系健康發展、推進全球經濟貿易穩定繁榮具有重大意義。

最大贏家

本輪磋商，中美雙方均派出了重量級談判團隊。談判過程很艱苦，源自本月初雙方通過非正式渠道透露的各自談判要價，令彼此壓力山大，既要遵循現實，又要達成共識。找到這個平衡點，就必須超脫簡單的買賣邏輯關系，尋找雙方最大公約數——這就是為誰磋商、為誰服務。對此，中方十分清醒而堅定，這就是遵循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執政理念——“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這也得到了美方高度認可。美國總統特朗普17日在會見習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時表示，希望美中的合作“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際利益”。從這個意義看，在這場舉世矚目的中美貿易磋商談判中，最大的贏家就是中美兩國的老百姓。

平等互利、共享發展

中美聯合聲明共六條，並沒有列明雙方的交易清單、金額，文字少的信息反而內涵令人想象，“雙方同意，將采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雙方就擴大制造業產品和服務貿易進行了討論，就創造有利條件增加上述領域的貿易達成共識”，等等。這意味著，中方將大幅度從美國購買商品和服務，其中包括美國農產品、石油和清潔能源、高科技產品。聯合聲明的內容，反映了中方一直堅持的“平等互利”原則，展現了彼此要確保經貿合作繼續成為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的最大誠意。

衣食住行，民眾感受最真切。中國目前已經形成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人均GDP2020年預期將突破10000美元，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近些年，海淘、代購等消費模式大行其道，反映出中國人對消費品的多樣化需求。比如，美國的橙子、大豆、開心果、紅酒、牛肉等，滿足了中國消費者對高品質農產品的需求，也給美國農民帶來了巨大收益。

如果農產品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犧牲品，中國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必然會出現缺口，導致進口和生產成本提高，消費者就得花更多的錢。對美國農民而言，則直接威脅到生計。美國大豆協會主席黑斯多爾夫透露，過去五年，美國農作物價格下跌40%，農民收入減少了50%，如果進口國采取報複性措施，就會進一步傷害農民和鄉村社區。

中美這次就擴大美國農產品進口達成共識，無疑維護了中美兩國民眾的利益。中國消費者不僅可以買到更多優質美國農產品，也必將刺激中國農產品在開放中加快供給側改革。同時，美國農戶也將獲得穩定的出口市場。

能源助力綠色中國

能源被譽為“經濟的血脈”。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近14億人口的能源消費需求，使得中國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2016年，中國原油和天然氣年產量分別為2億噸和1383.9億立方米，但年消費量卻高達5.8億噸和2103.4億立方米，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能源進口國。去年底，一場席卷中國許多省份的“氣荒”讓人感受到了天然氣短缺之苦。同時，中國老百姓對改善空氣質量的期待、政府打贏藍天保衛戰的決心與措施，都需要擴大清潔能源的進口。

借助自然資源稟賦和“頁巖氣”革命，美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大國，其價格優勢有著極強的國際競爭力。對中國而言，增加從美國進口石油和天然氣，形成多元化的能源進口渠道和能源結構，確保百姓常年無憂地享受綠色低碳的生活，無疑是雙贏的結局。

知識產權備受重視

根據中美聯合聲明，雙方在磋商中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同意加強合作，中方承諾將修訂《專利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這是合乎雙方利益和市場規律的必然選擇。事實上，隨著中國科技實力上升，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否則，本土創新就無法開展。據統計，2017 年，中國企業申請註冊國際專利為 48882 項，升至全球第二位，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突破 100 萬件，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身份已轉變為技術提供者、知識產權權利人。

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習近平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作為擴大開放的四大措施之一，表示將重組國家知識產權局，完善執法力量，加大執法力度，並誓言要把違法成本顯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懾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當然，知識產權保護是平等的，美國政府也要加強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唯有平等保護，才有共贏發展。

令人欣慰的是，中美在高科技產品領域也達成貿易合作，這對平衡中美貿易無疑是個利好。過去，美國一直抱怨中國在貨物貿易方面對美順差太大，但它又常常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這是中美經貿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次雙方就此形成共識，將有利於提升美國在中國進口高技術產品中的占比，有助於平衡中美貿易 。

共同努力相互配合

在離開華盛頓前，劉鶴表示，此次中美經貿磋商的最大成果是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征關稅。經過近兩個月的交鋒、談判、磋商，中美雙方都從兩國民眾利益出發，達成了符合市場規律、平等互惠的買賣，令中美各界和全球市場大松一口氣。中美貿易的實質，本就是兩國利用各自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交換的市場行為，基於政治的幹預是無法關閉兩國企業與民眾往來的大門的。

未來15年，中國預計將進口24萬億美元商品，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提供更多機遇。當然，中美經貿領域的問題很複雜，要落實雙方聯合聲明中的共識，雙方未來還需要按照市場規則主動作為、主動推進。也許，在具體某一產品、服務等方面，雙方還需要反複磋商，按照最大公約數，最終為兩國民眾帶來更多的“獲得感”。

新華社：個稅改革“開了好頭”，民眾期盼“公平稅負”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29日分組審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草案。歷經6月份初審和隨後一個月的公開征求意見，這部關系億萬納稅人福祉的稅法草案再度接受公開審議更好傾聽民意。

“基本減除費用標準緣何要一刀切？”“子女出國費用能否抵扣？”“買房貸款利息如何申報抵扣？”……問題和關切背後，是納稅人對稅收法定和公平稅負的期盼。

“個人所得稅制度的一次突破性改革”

盡管分組審議時與會人員圍繞百姓關切廣泛熱議，但總體認為此次個人所得稅改革力度非常大，方案日趨成熟，建議盡早通過。

“我認為修改後的草案已經比較成熟，贊成這次會議審議通過，並且盡快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東明說, 此次修改個稅法是落實黨中央改革決策有關部署的重要舉措，草案註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調節收入分配格局。與之前歷次修改相比，此次對部分勞動性所得實行綜合征稅，是個人所得稅制度的一次突破性改革。

與會人員認為，此次個稅法大修亮點不少，為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打下良好基礎，可以說開了好頭。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蔡繼明認為，此次修改個稅法兩點值得肯定，一是提高了“起征點”，二是實現由原來分類計稅向分類和綜合計稅轉變。

不過，也有與會人員認為，提高“起征點”對工薪階層是好事，但每月5000元標準還是偏低，建議在今後實施過程中結合配套改革不斷調整優化。

王教成委員建議，建立個稅“起征點”的動態調整機制，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收入變化需求，確保稅負順應經濟發展大勢動態合理調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玲則提出,考慮到全國各地經濟發展差異，建議不宜在個稅征收標準上實行“一刀切”，應按地區發展水平細化各地的起征點和稅率。

“法律出臺了，如果細則沒跟上，會產生一些誤讀”

分組審議中，最受關註的是此次修法的新亮點——專項附加扣除。

決定草案明確，專項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贍養老人等支出，具體範圍、標準和實施步驟由國務院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新華說, 相比草案一審稿，決定草案一個很重要變化，是對專項附加扣除的提出和實施整體流程作出法定安排，這既符合國際慣例，也符合稅收法定原則。

“商業化教育是否可以扣稅？”“子女出國費用能否抵扣？”“買房貸款利息如何申報抵扣？”包信和委員拋出一系列問題說：“法律出臺了，如果細則沒跟上，會產生一些誤讀。”他建議，法律通過出臺的同時，國務院應盡早公布細則，確保稅法平穩實施。

郭雷委員認為，個稅法草案對個稅“起征點”設立全國統一標準是合適的，但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建議根據不同地區生活水平、撫養贍養水平、居住城市水平制定，並明確路徑和條件。

楊震委員建議，國務院制定具體方案時可參考國外比較成熟的做法。如在美國、日本，制定子女教育專項扣除細則不問家庭具體收入，只要有一個子女在教育階段，就按一個定額進行扣除，如此操作比較簡單，也能避免鉆空子，希望國務院相關部門能盡快明確專項附加扣除方法。

對於個稅稅率問題，不少與會人員建議，應伴隨改革推進進一步配套優化稅率結構。來自基層醫院的全國人大代表雷冬竹說，現在一個博士後或院士的收入動輒超過百萬，最高稅率定得太高不利於留住人才。“專家留不住，病人往北京、上海趕，老百姓看病就難。”

“為納稅人年終報稅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或許不久的將來，更多納稅人會習慣在年終進行個稅申報。

改革後，現有的扣繳義務人代扣代繳為主的模式將變為平時預扣預繳，年終匯總申報、多退少補的模式。

“個人所得稅法修改後，希望稅務機關能夠為納稅人年終報稅提供更便捷的服務。”鄭功成委員說，修法的同時，行政機關要配套改革為納稅人提供更有效服務。

“怎樣提高信息化征管水平，完善個人所得稅信息系統，能否做到在互聯網上自行申報、自行計算？”全國人大代表苑廣睿說，以後稅收征管既有代扣代繳，又有自行申報，難度很大。

韓曉武委員也建議進一步提高稅收征管能力建設，讓該收的稅能真正收上來。

“現在去一些餐館吃飯，你如果不要稅務發票，店主就可以給你兩個易拉罐飲料；在建材市場買建材，你如果要稅務發票，他就不給你打折了。”韓曉武委員說，這些已經成為潛規則，背後是稅收的流失。

個稅制度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

不少與會人員認為，一方面應借助修法加強稅收宣傳，加強稅收征管，完善稅收服務，提高人民群眾的稅法遵從度和滿意度；另一方面，應圍繞人民群眾關切的熱點問題，結合征管和配套條件完善進一步深化改革，建立更公平公正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責編：顧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