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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總局：新廣告法實施一周年 違法率下降了84.29%

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8月31日表示，中國新廣告法實施一年來，全國工商、市場監管部門共查處各類違法廣告約2.4萬件，罰沒款約4億元(人民幣，下同)。

2015年9月1日，中國新廣告法正式實施。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廣告司司長張國華在31日舉行的新廣告法實施一年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說，新廣告法實施一年來，全社會廣告法律意識顯著增強，主要表現在消費者的廣告維權意識顯著提升，廣告市場主體的責任意識明顯增強。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廣告代言人等各廣告活動主體學法、守法的自覺性、主動性進一步提升，傳統醫療、藥品、保健食品等典型虛假違法廣告、名人明星違法違規代言、不滿十周歲未成年人代言等行為得到有效遏制。監測顯示，2015年9月以來，違法廣告數據連續數月保持在較低水平，廣告違法率比新廣告法實施前下降了84.29%。

統計數據顯示，新廣告法實施一年來，相關監測平臺月監測電視、廣播、報紙和互聯網發布的各類廣告近500萬條次;一年來，中國工商、市場監管部門共查處互聯網違法廣告案件3200件，罰沒款約6700萬元。

張國華同時表示，雖然實施新廣告法成效顯著，但中國廣告市場秩序穩定的基礎仍有待進一步夯實。特別是近一段時間，一些地區和媒體虛假違法廣告出現一些反彈的苗頭，需要行政執法部門持續保持高壓態勢，鞏固整治成果，防止“破窗效應”。

他說，企業和媒體的守法自律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仍有個別企業和媒體法律意識和道德觀念淡薄，社會責任缺失，一味追求“眼球效應”，發布一些違背社會良好風尚和具有不良影響的廣告，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他稱，下一步，中國工商部門將履行廣告監管職責，進一步加快廣告監管法規修訂進程，加強廣告監管體系和監管能力建設，加大廣告監管執法力度，確保把廣告法的各項規定落實到位、執行到位，維護好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好公平競爭、誠信有序的廣告營商環境。

剛過完CEO五周年 庫克就拋售蘋果股票套現2900萬美元

9月1日上午消息，據海外知名價值投資專業網站Gurufocus報道稱，蘋果周三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文件顯示，該公司CEO蒂姆·庫克(Tim Cook)通過出售269,883股蘋果股票套現逾2870萬美元，加權平均交易價格在105.95至107.37美元之間。此次套現前不到一周，庫克剛剛迎來了出任蘋果CEO五周年的紀念日。

根據庫克2011年獲得的一份薪酬組合，他獲得了126萬股受限股，其中包括98萬股以時間為條件的受限股和28萬股以業績為條件的受限股。

本周的交易過後，庫克的信托持有1,039,809股蘋果股票。按照周三的收盤價計算，價值約為1.1億美元。另外一筆70萬美元的受限股則計劃於2021年8月24日給予，還有5筆28萬股以業績為條件當受限股則會在2021年之前逐年給予。

而在前不久，庫克也曾出售33.4萬股蘋果股份，價值約3600萬美元。有意思的是，在庫克拋售蘋果的情況下，股神巴菲特卻增持了蘋果。據悉，巴菲特在第二季度增加了對蘋果公司股票的投資至15億美元。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今年5月就已經持有10億美元蘋果股票。在第二季度又增持了542萬股蘋果股票，目前持有的總股本達到1520萬股，價值為14.6億美元。

雖然庫克貴為CEO，他的工資卻不高。今年1月份，蘋果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了一份報告，顯示CEO蒂姆·庫克在2015財年的薪酬總額為1030萬美元。但是蘋果CFO、高級副總裁Luca Maestri去年薪酬總額超過2530萬美元;蘋果高級副總裁Angela Ahrendts薪酬總額2570萬美元;蘋果高級副總裁Eddy Cue薪酬總額為2500萬美元。

雷曼破產這8周年：全球央行降息672次，“欠錢就是爺”時代來臨

8年時間轉瞬即逝，然而雷曼兄弟倒下的陰霾似乎並沒有完全褪散，目前全球經濟面臨的進退維谷的窘境與8年前的金融海嘯不無關系。

8年前的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華爾街第四大投資銀行轟然倒下，美國歷史上最大投資銀行破產案就此誕生。

8年時間轉瞬即逝，然而雷曼兄弟倒下的陰霾似乎並沒有完全褪散，目前全球經濟面臨的進退維谷的窘境與8年前的金融海嘯不無關系。

2008年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永久損害

曾與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華爾街知名投行分庭抗禮的雷曼兄弟成立於1850年，在21世紀初還風光無限，其以創造新穎產品、探索最新融資方式、提供最佳優質服務等方式，打造了良好的行業聲譽。

隨著次貸危機在2007年開始顯現，並逐漸引發全球性金融市場震蕩、恐慌，而此前一路上漲的道瓊斯指數也於2007年10月見頂，開始了下跌之路。雷曼兄弟持有大量涉及房地產的不良資產，受次貸危機影響的程度自然很大。

2008年，對於雷曼兄弟是值得永遠銘記的一年，其先後出現裁員、大幅巨虧、更換高管、股價暴跌、試圖重組等重大舉措，但是最終，雷曼兄弟還是於當年9月15日宣布破產。在次貸危機中不能自拔的美國經濟也因雷曼兄弟的破產，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進而擴散到全球，造成了全球性金融海嘯。

當時的美國股市，就像驚弓之鳥一般急速下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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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經濟新聞
• 葉峰
• 袁東 王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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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法成立一周年 日本萬人上街抗議：絕不放棄直到廢除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安全保障相關法（簡稱“安保法”）19日迎來成立一周年，市民團體當天在國會議事堂前舉行大規模抗議集會。據主辦方統計，約有2.3萬人到場，參加者在雨中高喊“絕不放棄直到廢除”、“以大家的力量保護憲法”等。同時呼籲共同行動，示威及集會活動在全國各地展開。

國會議事堂前的集會由“不允許進行戰爭·不允許破壞憲法第九條!統籌行動實行委員會”主辦。趕到現場的在野4黨黨首等人表示，“(安保相關法)不論過多少年都是違反憲法的”。集會人群連聲高呼“在野黨共鬥”。欲促使在野黨為廢除安保法統一步調。

9月19日下午，在國會議事堂前參加抗議集會的人群。（來源：共同社）

曾是8月解散的學生團體SEALDs成員的林田光弘(24歲)質疑政府的做法稱：“到現在還未向國民說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證據。”

大阪市西區也聚集了超過5000人。參加者高舉寫有“反對戰爭”等的黃色標語牌，在主幹道禦堂筋遊行。在名古屋市，約2000人在市中心約1公里進行了示威遊行。

9月19日下午，反對者在大阪市舉行的集會上手持標語呼籲廢除安保相關法。（來源：共同社）

7月的參院選舉結束後，安倍政府改組內閣，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選出了蓮舫擔任黨首。新成員陣容已齊，本月26日將召集臨時國會。民進、共產、生活、社民4個在野黨主張廢除安保法，論戰將再次開啟。

新安保法使“和平憲法”名存實亡

據悉，2015年7月16日和9月19日，新安保法相關法案先後在國會眾院、參院通過，正式成為日本的法律，並在2016年3月29日起正式實施。

新安保法包括《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和由10項小法案構成的《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主要影響有三點：

即使日本未受攻擊，自衛隊也可主動馳援盟友，對他國行使武力;

自衛隊在海外用兵不受地域限制;

派兵性質從後勤支援變為戰場支援。

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放棄戰爭、不設軍隊，放棄集體自衛權。因此，新安保法的誕生與實施，不僅標誌著日本成為可以隨時介入全球軍事沖突和紛爭的“可戰國”，也意味著該國放棄戰爭、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和平憲法”名存實亡。

安倍政權推進安保法至今，日本民眾的反對和抗議一直沒有停止。

王石缺席萬科32周年慶祝晚會 郁亮出席稱：合夥人機制不會變

9月23日晚，萬科在深圳大梅沙總部舉行了32周年司慶晚會。《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萬科董事長王石未到場；總裁郁亮到場，並談到外界關註的合夥人問題。

每經記者 宋思艱

昨日（9月23日）晚間6時～8時30分，萬科在深圳大梅沙總部舉行了32周年司慶晚會。《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萬科董事長王石未到場；萬科總裁郁亮到場，並談到了外界關註的合夥人問題。

王石9月至今已現身杭州、鄭州、廈門等地

昨日晚間6時，萬科在深圳大梅沙總部舉行了32周年司慶晚會。據萬科周刊微信號發布的消息，王石未到場參加晚會，但現場播放了王石的一段視頻寄語。

      （來源：騰訊視頻截圖）
       王石在視頻寄語中表示：“我們萬科的文化就是陽光、透明、健康、面對未來。我們的底線是不行賄，但這只是底線。面對未來，我們應該是作為城市發展當中，為中國人民的城市生活改善，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在過程當中我們健康成長，我們不僅僅是在行業上要引領，我們在社會上也要引領。這就是萬科品牌，這就是萬科文化。”
       記者註意到，王石並非第一次不出席公司成立紀念活動。2014年萬科司慶30周年活動，王石同樣未親自出席，也是送上了一段寄語。
       從王石微博動態看，其在7月1日23:35轉發了一條有關萬科物業員工奮力抗災的內容後，至今已連續85天沒有再發微博。
       不過，王石沒發微博，並不等於其已消失在公眾視線中，僅9月至今，他就多次公開現身，且都與萬科直接相關。
       據萬科周刊消息， 9月3日中午，王石在杭州應意大利駐華使館邀請，出席意大利總理倫齊在B20期間的工商界小範圍午宴。席間王石介紹了米蘭世博會萬科館項目，還介紹了深圳城市和產業發展概況，特別提到深圳家具產業、服裝產業與意大利時尚產業的合作對接機會。
      據人民網報道，9月15日，王石作為中國賽艇協會副主席，在鄭州參加了一場賽艇環湖追逐賽。這場活動同時也是萬科32周年司慶活動。
       據萬科集團官網報道，臺風莫蘭蒂9月15日淩晨在廈門登陸，本周一（9月20日），王石赴廈門考察萬科項目受災情況。有意思的是，王石還和萬科員工神情輕松地雙腳離地、坐在一處萬科樓盤的一堵矮墻上合影。
 
       （來源：萬科集團官網）

郁亮：“萬億大萬科”目標、合夥人機制不會變

雖然王石缺席了9月23日晚間萬科司慶活動，但萬科總裁郁亮當晚現身司慶活動。他身穿一件萬科司慶黑色T恤衫亮相，T恤上4個紅字非常醒目：“那年，我在”。

      （來源：騰訊視頻截圖）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郁亮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兩點，他說：萬科的未來有什麽樣的東西要堅持、要去做？我覺得有兩點特別需要明確，第一，2014年制定的第4個10年發展規劃——“萬億大萬科”、建設生態系統的規劃是不能變的；第二，合夥人的機制不會變。“合夥人機制是未來構建萬億大萬科這個大生態平臺中的基本法則，我們將根據合夥人的規則共創、共擔和共享”。
       2015年12月10日，在萬科股權之爭加劇之時，郁亮在朋友圈發出了與王石在不同時期的幾張合影，並表示：“期待著與大家砥礪奮進，同舟共濟，奔向萬億大萬科！”
       對於外界關註的萬科合夥人計劃，2016年8月22日，萬科董秘朱旭在當天舉行的2016年中期業績發布會上表示，“合夥人持股計劃通過資產管理計劃累計持股占公司總股本的4.49%，自首次增持以來從未減持。”

• 每日經濟新聞
• 宋思艱
• 每經記者 宋思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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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也要圖善治” 新食安法實施周年，八部委商談共享共治

2016年9月14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相關人員正在對商場的食品經進行監督檢查。（東方IC/圖） 

以往，大眾抱怨“八部委管不好一頭豬”，現在，在新食品安全法實施、監管體制理順之後，八部委在“共治共享”的理念推動下再次聚在一起，暢談未來的努力方向。

2016年9月30日，由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的“新食品安全法實施一周年座談會”在京召開。國家食藥總局、農業部、衛計委、質檢總局、公安部、國務院法制辦，全國人大法工委、科教文衛委等八部委代表，及有關專家參會發言。這是新法實施以來，最高級別的一次座談會。

2015年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食品安全法，該法於當年10月1日開始實施。本次食品安全法的修訂幅度和力度都達到了歷史新高，不僅新增加了50條規定，更重要的是新增加了許多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制度和措施，為食品安全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撐，營造了更為有效的法治環境。

座談會上，15名代表依次發言。代表們都認可，一年來，我國食品監管體系進一步完善，食品監管方式持續創新，守住了不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線，食品安全形勢總體平穩向好，取得了較好成績，全國食品抽檢平均合格率達到96.8%。但任何法律都無法做到盡善盡美。這就要求各界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正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對於新食品安全法的貫徹情況，今年4月到5月間，全國人大法工委已經在全國進行的執法檢查行動。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人口衛生體育室主任丁巍回憶，該次執法檢查的工作，在力度、深度和廣度等方面都有亮點：一是由委員長親自擔任組長並帶隊赴地方檢查，由四位副委員長擔任副組長。執法檢查後還開展了專題詢問。同時，在檢查中堅持問題導向和邊查邊改，委員長不僅在檢查中針對存在問題，指出了解決辦法，而且把信訪、媒體上反映的食品安全問題及時批轉給國務院和執法檢查組，要求推動解決，彰顯了執法檢查的力度。二是各執法檢查組深入到鄉鎮食品監管機構以及最基層的食品生產經營單位，還采取了明察暗訪、不打招呼、隨機檢查、隨機抽樣送檢等新方式，深入了解食品安全領域最突出的問題以及與人民群眾關系最密切的食品安全問題，體現了執法檢查的深度。三是檢查範圍基本涵蓋了涉及食品安全的各個領域以及近年來人民群眾關心的重點問題，突出了執法檢查的廣度。

檢查組總體認為，食品安全法修訂實施以來，國務院及有關部門認真宣傳貫徹，積極采取措施，依法加強監管，落實法律責任，取得了明顯成效，防控食品安全大規模、系統性風險的能力得到提升，食品安全形勢總體穩中向好。同時，也發現了實施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譬如，一些地方對法律有關規定的理解還不夠準確，影響了法律的準確實施。還有一些地方在“十一”大限前未能出臺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攤販等的具體管理辦法，“未能在今年10月1日前制定出臺的，應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說明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許安標說。

執法檢查報告認為，持之以恒地貫徹實施好食品安全法，全面落實法律規定的各項制度，仍然是各級政府面臨的主要任務。特別是要繼續加強風險監測，抓好源頭管理，針對基層薄弱環節加大監管力度，紮實有效地推進體制機制建設，徹底堵住食品安全鏈條中的各種漏洞，進一步強化企業主體責任，加強食品企業道德和誠信建設等，是當前貫徹實施食品安全法的最重要內容。

而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長楊奇則梳理了公安部重點打擊的各項食品系列案件。據介紹，食品安全法修訂實施以來，各地查辦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案件1.7萬起，其中公安部掛牌督辦重大案件420余起，統一指揮調度偵破了重慶“10.29”特大制售地溝油系列案、吉林“9.22”利用工業明膠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系列案、上海“9.10”制售假劣奶粉案等一批有重大影響的大要案件。最為重要的是，目前偵破的食品犯罪案件約80%是根據群眾舉報和公安機關主動摸排發現的。

網絡訂餐問題也在這一年中得到了重視和解決。北京市食藥局局長叢駱駱提到，2016年8月，北京局對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利用網絡訂餐平臺開展無證經營的行為，依照新《食品安全法》要求，開出了325萬元的全國網監案件最大罰單。他們還探索“以網管網”，提升科技監管能力，建立了全國食藥監系統首個網監大隊、互聯網監測中心和電子取證實驗室，自主研發了互聯網違法案件線索監測系統，實時監測百度外賣、美團、餓了麽等網絡訂餐平臺及平臺上的5.1萬戶北京地區餐飲店鋪，采取持續加大平臺曝光力度等形式，全面督促平臺履行責任義務。截止9月26日，三大網絡訂餐平臺共下線無資質店鋪2.8萬余家，店鋪平均亮證率由3.15時期的幾乎為零提升到94.7%。

下一步，各部委和地方都提出了各自努力的目標。

國家食藥總局副局長滕佳材表示，接下來的時間，總局將抓緊保健食品原料目錄與功能目錄管理、食品安全事故調查處理、食品標識管理、學校食堂食品安全監督管理等規章制度制修訂進程。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金小桃介紹，衛計委將繼續完善標準建設，加強重點標準的制定、修訂。將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和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等“三新食品”全面納入標準管理，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優化管理程序，激發產業活力。研究完善與食藥、農業、國標委等部門共同研制發布標準機制，加快標準制定和轉化，完善標準體系。

“制度的生命在於實施，制度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胡錦光強調，新法修改體現了社會共治和共享的理念，也體現了“系統治理”和“最嚴”的思路。這是因為，我國食品安全既遇到發達國家的難題，也遇到發展中國家的困境，需要以“最嚴”的思路和方法達到保證食品安全底線的效果。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羅雲波教授提出，今後推進社會共治的過程中，應努力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暢通投訴舉報途徑、簡化程序，讓投訴舉報制度落地開花，發揮應有的作用；在風險交流方面，依靠科學的手段，推動風險交流機制建設，改變信息不對稱局面，提升公眾對國內食品安全的認知度和信任度；同時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加強各方溝通，建立更加靈活、高效和精準的風險交流體系。

“食品安全風險的隱患還很多，大多數食品企業還存在小散亂問題，人多地少的國情，食品安全始終是巨大的壓力。正確使用農藥仍然是一個挑戰。個別經營者道德守法層次低，統一權威的食品安全制度體系仍要完善。”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在座談會最後總結道，要以良法圖善治，做好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是關系全國人民的政治責任，落實“四個最嚴”的要求，才能切實保障人民“舌尖上的安全”。

紀念喬布斯逝世5周年：喬布斯的康熙盛世，庫克的雍正王朝

42章經 2016-10-06 14:51

本文由42章經（ID:myfortytwo）授權i黑馬網發布。

2011年10月5日，5年前的今天，蘋果公司的所有員工都收到了一封來自 Tim Cook 的郵件。

“全體同事，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Steve 在今天早些時候去世了。”

喬布斯用一輩子的時間，打造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公司。在蘋果之前，幾乎沒有哪家公司能夠如此完美地融合強悍的軟件、硬件研發能力和渠道拓展能力，並且為C端用戶帶來如此革新性的產品體驗和服務。這整個融合締造了“蘋果”這個獨一無二的品牌。

在喬布斯之後，時任蘋果COO的庫克接替了喬布斯CEO的職責。庫克被大家認為是一個異常勤奮和盡責的人，他保持著每天早晨3點45分起床收發郵件的習慣，甚至有一天他早晨4點半起床還發了一條推特，說自己今天很奢侈的多睡了一會。但是，這並不能消除大多數人心中的那個疑問：

“沒有喬布斯的蘋果，還會是那個蘋果嗎？”

那麽，經過了五年時間再回頭看，庫克到底能否被稱為一個成功的繼任者呢？從實在的業務數據來看，庫克任職的這5年時間內，蘋果的銷售額漲了4倍，凈利潤漲了2倍，公司的股價上升了超過100%。

以這個角度來說，庫克無疑是成功的。在喬布斯既定的路線上，庫克做到了掌舵手應盡的職責。

蘋果雖然有iPod，Mac，iPhone，iPad等多個產品線，但iPhone才是喬布斯給蘋果留下的最大的遺產，在整個蘋果公司的銷售收入中，iPhone的銷售額一直占據了蘋果全公司整體銷售額70%以上的比例。

管好iPhone，就是管好了一大半的蘋果。所以，庫克接任後一直在促進iPhone硬件銷售的層面做工作：

1）推出各種不同尺寸的iPhone，以此刺激銷售

2）推出iPhone SE 這款史上最低價格的iPhone，來嘗試對低端人群的覆蓋

3）主導iPhone的全球化銷售，不斷刺激中國、印度等地區的市場

4）聯合運營商，在原有的兩年合約機項目的基礎上，推出一年項目，加快人們更新換代手中iPhone的速度

在行業內部尋找細分的增長方向，這是公司解決增長問題的第一種方式。正如管理咨詢行業內的通用理論，不斷地分解（segment）市場，得到細分的可行分類。比如小屏幕的手機增長放緩，就進入大屏幕市場，高定價放緩就進入低定價，美國本土放緩就進入全球其他增長區域。

但是，在一個飽和的存量市場中，庫克所做的一切只能是勉強延續蘋果的輝煌。

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下降3%，這是1996年智能手機誕生以來的首次下降。同時，iPhone第二季度的銷量同比下降15%，三星同比下降4%，而華為則是前幾名廠商里唯一銷售額上升的企業。這說明，智能手機市場在總體變差的同時，低端市場也在崛起。這個雙面夾擊的態勢是庫克早就預料到的。

無疑，單單iPhone的硬件銷售本身已經難以拉動整個蘋果公司的增長。

於是，從2016年開始，在很多對外的場合庫克都開始說蘋果是一家軟件公司，並強調服務的價值。如上圖，蘋果從2016年開始，紅色區域代表的服務（Services）收入開始明顯顯現出其價值，說明蘋果內部確實把服務收費當做了戰略重點，並且卓有成效。

如果說在尺寸或地域上做文章是最基本的硬件層面segment的結果，那麽服務領域的發展就是基於整個智能手機市場的segment。在硬件銷售增長放緩的時候，庫克帶領蘋果果斷進入軟件相關的服務市場。

手機硬件銷售畢竟是有強周期性的，而軟件服務的消費則是持續而連貫的。在市場高增速的時候把重點放在新客戶的銷售上，在市場進入存量狀態時，把重點放在已有客戶的價值挖掘上，庫克的這次選擇無疑也是正確的。

比較來說，喬布斯做的是不斷地縱向拓展新的產品線，從iPod，到iPhone，再到iPad。而庫克做的是不斷在橫向對已有產品線進行延展。以五年的維度來看，庫克正好是蘋果需要的那一個合格的掌舵手，他完全有能力根據市場情況來調節航向，所以他能夠在智能手機浪潮下降的時候推出不同的產品型號，讓蘋果在不那麽理想的大勢中仍然保持相對頂峰的狀態。

但對於蘋果和庫克來說，未來幾年更重要的是能否從一個下降的浪潮躍遷至另一個初生的浪潮之中。Apple Watch是否成功見仁見智，但至少目前為止在銷售額上並不能為蘋果貢獻太多東西，在躍遷的嘗試上，庫克還從未證明自己的價值。

喬布斯開天辟地，好似康熙；庫克承前啟後，正好可以類比雍正。未來蘋果是否有乾隆，就看新產品類別的推出。能否從掌舵手變為造船人，這就是未來五年、甚至十年里庫克和蘋果最大的挑戰。

基於此，近幾年來蘋果的研發支出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增加。據預計，2016年蘋果的研發支出將達到105億美元之多。

在庫克的規劃之中，服務是一個承接，在服務之後能夠拉動銷售額的產品是AR，目前蘋果有超過200個技術人員在AR領域工作。但真正有可能讓庫克在蘋果歷史上留下印記的一件事是一個叫做“泰坦計劃”的東西。

泰坦計劃是蘋果的自動駕駛汽車的制造項目，雖然蘋果一直對此項目守口如瓶，但如Tesla的CEO埃隆馬斯克所說“蘋果雇傭了超過1000名工程師在做這件事情，這個要隱瞞起來實在挺難的。”

自動駕駛汽車這件事情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趨勢，從傳統的汽車制造商、到Tesla、到Uber、再到Google，這個領域已經有大量的玩家進入。但對於蘋果來說，也許這個市場才是最符合公司自身基因的。

汽車無疑是個大眾消費市場。如果把目前的汽車比作當初的功能手機，那未來的自動駕駛汽車就可以比作智能手機。通過軟件和硬件的結合，帶來大眾消費產品的新一代替代品，這個iPhone曾經做過的事情，是否能夠完全複制到汽車領域呢？

Google無人車項目負責人Dmitri Dolgov說過Google是通過軟件來造司機，這個司機可以開任何一輛汽車，這就好像開放的Android系統一樣，而蘋果是否會自主造車呢？最終在自動駕駛汽車領域，是否會重演Google和蘋果的競爭？至少我希望能看到這一天。

P.S.  巴菲特在2016年5月的時候，買入了1000萬股蘋果的股票，直接導致蘋果股價上漲10%。有人評價說，巴菲特並沒有打破自己不投“互聯網”企業的原則，是蘋果已經變得更像是一個傳統零售公司。不是巴菲特變了，而是蘋果變了。

如果最終庫克不能引領蘋果再次做出巨大的創新，那麽蘋果就可能走上IBM或微軟的老路。這些曾經的互聯網科技巨頭，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又都像極了傳統消費行業的零售公司。

而到時，又會有新的一家像當初“蘋果”一樣的創業公司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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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也要圖善治” 新食安法實施周年，八部委商談共享共治

2016年9月14日，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相關人員正在對商場的食品經進行監督檢查。（東方IC/圖） 

以往，大眾抱怨“八部委管不好一頭豬”，現在，在新食品安全法實施、監管體制理順之後，八部委在“共治共享”的理念推動下再次聚在一起，暢談未來的努力方向。

2016年9月30日，由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的“新食品安全法實施一周年座談會”在京召開。國家食藥總局、農業部、衛計委、質檢總局、公安部、國務院法制辦，全國人大法工委、科教文衛委等八部委代表，及有關專家參會發言。這是新法實施以來，最高級別的一次座談會。

2015年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食品安全法，該法於當年10月1日開始實施。本次食品安全法的修訂幅度和力度都達到了歷史新高，不僅新增加了50條規定，更重要的是新增加了許多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制度和措施，為食品安全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撐，營造了更為有效的法治環境。

座談會上，15名代表依次發言。代表們都認可，一年來，我國食品監管體系進一步完善，食品監管方式持續創新，守住了不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底線，食品安全形勢總體平穩向好，取得了較好成績，全國食品抽檢平均合格率達到96.8%。但任何法律都無法做到盡善盡美。這就要求各界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正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對於新食品安全法的貫徹情況，今年4月到5月間，全國人大法工委已經在全國進行的執法檢查行動。

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人口衛生體育室主任丁巍回憶，該次執法檢查的工作，在力度、深度和廣度等方面都有亮點：一是由委員長親自擔任組長並帶隊赴地方檢查，由四位副委員長擔任副組長。執法檢查後還開展了專題詢問。同時，在檢查中堅持問題導向和邊查邊改，委員長不僅在檢查中針對存在問題，指出了解決辦法，而且把信訪、媒體上反映的食品安全問題及時批轉給國務院和執法檢查組，要求推動解決，彰顯了執法檢查的力度。二是各執法檢查組深入到鄉鎮食品監管機構以及最基層的食品生產經營單位，還采取了明察暗訪、不打招呼、隨機檢查、隨機抽樣送檢等新方式，深入了解食品安全領域最突出的問題以及與人民群眾關系最密切的食品安全問題，體現了執法檢查的深度。三是檢查範圍基本涵蓋了涉及食品安全的各個領域以及近年來人民群眾關心的重點問題，突出了執法檢查的廣度。

檢查組總體認為，食品安全法修訂實施以來，國務院及有關部門認真宣傳貫徹，積極采取措施，依法加強監管，落實法律責任，取得了明顯成效，防控食品安全大規模、系統性風險的能力得到提升，食品安全形勢總體穩中向好。同時，也發現了實施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譬如，一些地方對法律有關規定的理解還不夠準確，影響了法律的準確實施。還有一些地方在“十一”大限前未能出臺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攤販等的具體管理辦法，“未能在今年10月1日前制定出臺的，應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說明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許安標說。

執法檢查報告認為，持之以恒地貫徹實施好食品安全法，全面落實法律規定的各項制度，仍然是各級政府面臨的主要任務。特別是要繼續加強風險監測，抓好源頭管理，針對基層薄弱環節加大監管力度，紮實有效地推進體制機制建設，徹底堵住食品安全鏈條中的各種漏洞，進一步強化企業主體責任，加強食品企業道德和誠信建設等，是當前貫徹實施食品安全法的最重要內容。

而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長楊奇則梳理了公安部重點打擊的各項食品系列案件。據介紹，食品安全法修訂實施以來，各地查辦食品安全違法犯罪案件1.7萬起，其中公安部掛牌督辦重大案件420余起，統一指揮調度偵破了重慶“10.29”特大制售地溝油系列案、吉林“9.22”利用工業明膠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系列案、上海“9.10”制售假劣奶粉案等一批有重大影響的大要案件。最為重要的是，目前偵破的食品犯罪案件約80%是根據群眾舉報和公安機關主動摸排發現的。

網絡訂餐問題也在這一年中得到了重視和解決。北京市食藥局局長叢駱駱提到，2016年8月，北京局對某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利用網絡訂餐平臺開展無證經營的行為，依照新《食品安全法》要求，開出了325萬元的全國網監案件最大罰單。他們還探索“以網管網”，提升科技監管能力，建立了全國食藥監系統首個網監大隊、互聯網監測中心和電子取證實驗室，自主研發了互聯網違法案件線索監測系統，實時監測百度外賣、美團、餓了麽等網絡訂餐平臺及平臺上的5.1萬戶北京地區餐飲店鋪，采取持續加大平臺曝光力度等形式，全面督促平臺履行責任義務。截止9月26日，三大網絡訂餐平臺共下線無資質店鋪2.8萬余家，店鋪平均亮證率由3.15時期的幾乎為零提升到94.7%。

下一步，各部委和地方都提出了各自努力的目標。

國家食藥總局副局長滕佳材表示，接下來的時間，總局將抓緊保健食品原料目錄與功能目錄管理、食品安全事故調查處理、食品標識管理、學校食堂食品安全監督管理等規章制度制修訂進程。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金小桃介紹，衛計委將繼續完善標準建設，加強重點標準的制定、修訂。將新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和食品相關產品新品種等“三新食品”全面納入標準管理，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優化管理程序，激發產業活力。研究完善與食藥、農業、國標委等部門共同研制發布標準機制，加快標準制定和轉化，完善標準體系。

“制度的生命在於實施，制度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胡錦光強調，新法修改體現了社會共治和共享的理念，也體現了“系統治理”和“最嚴”的思路。這是因為，我國食品安全既遇到發達國家的難題，也遇到發展中國家的困境，需要以“最嚴”的思路和方法達到保證食品安全底線的效果。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羅雲波教授提出，今後推進社會共治的過程中，應努力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暢通投訴舉報途徑、簡化程序，讓投訴舉報制度落地開花，發揮應有的作用；在風險交流方面，依靠科學的手段，推動風險交流機制建設，改變信息不對稱局面，提升公眾對國內食品安全的認知度和信任度；同時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加強各方溝通，建立更加靈活、高效和精準的風險交流體系。

“食品安全風險的隱患還很多，大多數食品企業還存在小散亂問題，人多地少的國情，食品安全始終是巨大的壓力。正確使用農藥仍然是一個挑戰。個別經營者道德守法層次低，統一權威的食品安全制度體系仍要完善。”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在座談會最後總結道，要以良法圖善治，做好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是關系全國人民的政治責任，落實“四個最嚴”的要求，才能切實保障人民“舌尖上的安全”。

九大人口經濟學家縱論全面兩孩一周年

編者按：

一年前的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正式公布，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一年來，“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在各地加快推進，開局良好。全面兩孩是涉及到政府、家庭和社會的多層次長期調整問題，包括政策的銜接、措施的執行、家庭的準備、社會資源的配置和社會心理的調整等方面。“全面兩孩”政策必將在實踐中逐步完善，而到階段性節點對既有政策進行一些回顧與分析，也有助於為未來的政策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議。

在近期，10月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16》公布了2015年全國1%的普查結果，其中披露2015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47，這一較低的數值在“全面兩孩”一周年之際也引起了人口學者們的討論。

事實上，這不是調查數據首次出現較低的結果，此前2010年我國人口普查登記的總和生育率數據是1.18%，也是一個較低的數據。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2015年年中國新辦的發布會上曾對此回應稱，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九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共識是低於更替水平，但是究竟這個值是1.7、1.8，1.5、1.6還是1.1、1.2，這個是有爭議的。

談到爭議的原因，楊文莊當時回應，現在調查和普查時，有很多出生嬰兒的漏報的問題。以往的普查數據都發現，過七八年之後到了上學時，孩子就都出現了，所以低齡人口的漏報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把漏報率補上去，經過多種手段測算，大概在1.5、1.6，而且這個水平已經穩定幾年了。

來自國家統計局對《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的說明中也強調，經事後質量抽查，總人口的凈漏登率為0.54%。全國人口中已包括據此計算的漏登人口數。

人口數據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礎，也應該是學者討論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政策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情，從真實可靠的數據出發是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最終更接近事實的總和生育率是多少，還有待有關部門能夠盡快共同協商，在翔實調查和客觀研究的基礎上，拿出真實可靠的數據，為未來推進“全面兩孩”政策提供依據，也為學者們研究“全面兩孩”政策提供參考。

在“全面兩孩”政策一周年之際，就“全面兩孩”政策和對近期數據的解讀，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人口領域的九位專家，為讀者帶來他們的觀點。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傑華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傑華：

去年五中全會提出全面放開兩孩政策，不僅標誌著上個世紀80年代初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徹底終結，同時還預示著以往“少生就是一切”理念的改變。

恰逢全面兩孩政策公布一周年，我覺得，開放“全面兩孩”政策僅是生育政策調整和完善的第一步，現在當務之急還要對兩孩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動態和客觀的評估，特別是兩孩政策目標群體的生育意願和行為、生育時間、撫育成本等方面做第三方的監測和評估，這不僅有利於真實、客觀評估政策的現實效果，同時也為下一步的生育政策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提供重要的參考。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盡管“全面兩孩”後今年出生人口的確切數據現在還沒有公布，適齡人口生育潛力的充分釋放還有待觀察，但是生育率的走向是明朗的。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和人口已經進入極晚婚—極晚育和生育意願較低—生育成本很高的婚育模式。這個從之前的單獨兩孩政策遇冷就能夠看出。

全面兩孩政策雖然不會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收獲“願生樂生”的效果，但生育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綜合配套值得期待。盼望中國的人口治理思路和方式盡快從出生人口控制中擺脫出來，這樣既符合天道也符合人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王廣州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王廣州：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一周年，目前主要調查數據已經顯示了單獨兩孩的政策效果和一部分全面兩孩的實施情況。

目前公布的匯總信息印證了我們此前對全面兩孩情況的一些趨勢性判斷，但具體情況還需要更全面、完整的原始統計數據進行深入分析。

比較出乎預料或估計不足的是一孩生育率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總體出生規模的判斷和對低生育規律的認識，這個問題無疑需要對原始統計登記數據進行專業檢驗。

大數據時代，在這些關系國家重大戰略問題的研究上，希望國家統計局能按國際和國內科學研究慣例，盡快提供原始基礎數據供科學研究使用。

人口學者、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黃文政

人口學者、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黃文政：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1%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05。這個數據低得可怕，但並不奇怪。

2015年湖北宜昌的調查就發現，該地區生育率僅有0.81。宜昌的調查基於30%的育齡女性，抽樣比例是一般普查的30倍，應該非常可靠。宜昌的數據可能顯示，國家統計局的生育率並不像有人堅稱的那樣低估。如果依然堅稱全國生育率還有1.6，那就是指責普查漏報了1/3的新生兒。那這個漏報責任誰來承擔？

況且，就算生育率高達1.6，較之2.2的更替水平，那也意味著每一代人減少27%，每兩代人減少近半。如果生育率長期處在1.6，未來總人口依然將以每60年減半的速度萎縮。不管生育率到底是1.05還是1.6，都已經處於很低的生育水平，要避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需要進一步放開並鼓勵生育。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鄭真真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鄭真真：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在2014 年後逐步調整生育政策並過渡到目前的“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數並未出現大幅度增長。一些人口出生率長期處於極低水平的地區開始擔憂生育率的回升無望，甚至出現了鼓勵生育的討論；而與此同時，多省市在修訂計劃生育條例時仍要嚴格控制三胎，對征收社會撫養費作出明確規定。這些看似不相關、實際上自相矛盾的現象，究其根本，是對大眾生育行為的影響因素缺乏了解。

中國人口生育率已經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影響群眾生育行為的因素與人口轉變完成以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雖然部分地區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絕大部分人口中已經不是主要問題，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區尤其是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文化。

目前的優先關註問題應當是長期低生育的風險，而不是對個別三孩出生的控制。未來中國與生育相關的政策取向，應當超越單純從人口變化出發，更多關註與其相關的勞動領域和家庭內的社會性別平等問題、緩解育兒與工作和事業發展的沖突，從生育行為微觀影響機制入手解決問題，滿足育齡夫婦的期望和需求，支持他們落實自己的生育計劃。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 蔡泳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 蔡泳：

中國十年乃至二十年內生育率都不會有很大反彈。可惜很多人還是抱著半個世紀以前的陳舊觀念，還在強調控制人口。

現在國家應該做的是，把生育權完全還給社會和家庭，同時提供婦女兒童保護、醫療、入托、幼教等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讓所有想生的人能生出健康的下一代。

當然人口是個長期的問題，高增長我們過來了，低生育也不必過於驚慌，天不會塌下來。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誌剛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誌剛：

2015年小普查表明生育率再創新低，說明“單獨兩孩”的生育政策調整對提高二孩生育效應有限，甚至抵消不了晚婚婚育抑制生育的影響，中國低生育水平還在向縱深發展。

同時也再次表明，中國生育水平過低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調查質量問題，也不是生育政策限制，而是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中的生育抑制作用強大。

由此，可望“全面兩孩”政策調整會帶來一些增益，但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生育率過低仍然是必須認真加以應對的主要人口風險。

多年來，反複重演生育率低得出乎預料的事，反映出對低生育的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其實，最重要不是要有多麽準確的生育率數字，而是要能夠把握人口大趨勢。現在，生育政策雖然調整了，但過時觀念仍大有市場，連人口發展戰略方向都很迷茫，還在忙著做一些南轅北轍的事。所以，不能認清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王豐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王豐：

施行35年之久的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億萬家庭和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隨時間推移將還會不斷呈現。在生育政策的調整過程中，我們看到，一種把人當成社會計劃中的一個數字、一顆棋子，而不是一個個的生命、一個個構成社會的基本原子的國家主義思維一直在起主導作用。

在獨生子女政策終結之後，又有人天真地呼籲年輕人為社會去多生孩子。難道生育權利和生育選擇不是公民自己的事嗎？

一項對中國近代社會影響最大的公共政策結束了，而對導致問題社會根源的認真反思還沒有真正開始。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友華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友華：

今天是中央做出“全面兩孩”政策決定一周年紀念日，與“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時的情形相類似，付之實際“孕動”遠沒有“全面兩孩”政策的社會反響強烈。在一個持續低生育率時代，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人類未來深深的擔憂，有必要重新審視人類生育的意義與價值。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把生育視作婦女的事與家庭的事，甚至把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婦女視作被丈夫供養的對象，而沒有將生育視作人類社會合理的性別分工，更沒有把生育與人類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婦女的生育價值未受到家庭與社會應有的重視。

在低生育率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賦予生育與生命全新的意義。生育與相夫教子和外出工作只是女性人生不同階段的勞動分工。外出工作與創造財富重要，在家生育與相夫教子照料家庭同等重要，甚至後者更為重要。

全面兩孩政策公布一周年 四大難題仍需完善

今天是全面兩孩政策公布一周年。一年間，全面兩孩政策經歷了公布、實施、具體落地的過程，但仍有四大難題需要政府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加以完善解決。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正式公布，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是中國生育政策的歷史性調整，獨生子女政策從此告別舞臺。

政策實施一年多以來，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平穩，生育狀況與政策調整前的預判基本吻合，全面兩孩政策在各地加快推進。在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第四次人口與發展座談會上，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透露，根據衛計委官方統計，上半年出生人口與2015年同期相比上升了6.9個百分點，其中二孩出生占比超過40%。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但在政策落實的過程中，仍有四大難題需要繼續攻堅克難、妥善解決。

首先就是新老政策的銜接問題。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衛計委公開表示，將按照“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要求解決新舊政策銜接問題。但具體如何銜接，有一些政策盲點和難點需要加快解決。

其中一個焦點就是搶生群體。所謂搶生群體，就是在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前生育了二孩的群體。國家衛計委曾經表態，對於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前，也就是2016年1月1日之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已經依法處理完成的應當維持處理決定，不能“翻燒餅”；尚未處理或處理還不到位的，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由地方人大、政府結合實際制定具體的辦法，依法妥善處理。

對這部分尚未處理或處理不到位的搶生人群，到底是要繼續追罰還是一筆勾銷，還需要國家和地方進一步明確。盡管被稱為非獨搶生第一案的湖北監利搶生案至今沒有宣判，但據第一財經了解，國內已有多個搶生人群訴地方衛計委的案件初步勝訴。對於搶生問題，相關部門應該協力迅速解決問題，避免更多矛盾產生。

全面兩孩政策落實面臨的第二個難題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的相關配套政策落實不到位，使得不少育齡婦女依然存在不敢要、要不起的心理矛盾。盡管各省在計生條例修改中不同長度地增加了產假，但其他相關鼓勵政策仍然有不到位之處，難以實際解決二孩生育面臨的缺乏看護人員、教育支出大等問題。

第三個難題是過去獨生子女政策下遺留下來的很多不合新規的政策有待清理。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要求依法為無戶口人員登記常住戶口，這將解決1300萬“黑戶”的戶口登記問題。該文件提出禁止設立不符合戶口登記規定的任何前置條件。但在有些地方，入戶的時候依然要卡超生這一條。又如廣東的不少農村按照村規民約，停止為超生人群分紅，即使在他們繳納了社會撫養費之後依然要停止分紅多年。上述情況同提倡二胎政策的導向有不一致的地方，需要盡快加以清理。

計生隊伍觀念和工作方式的轉變是全面兩孩政策落實的另一阻礙。第一財經在實地調研中了解到，不少地方的計生工作人員依然在延續過去獨生子女政策下人口管控的思路，服務的有待提高。在全面兩孩政策落地之後，不少地方的計生工作依然按慣性將重點放在追罰社會撫養費上。人口發展必須與經濟社會相適應，與資源環境相協調，這就要求計生工作人員要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基礎上，適應新形勢新使命。

全面兩孩政策的初衷是增加出生人口，緩解老齡化，增加未來勞動力供應。為此，應該加快解決解決上述四大問題，加速達成既定的政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