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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人口經濟學家縱論全面兩孩一周年

編者按：

一年前的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正式公布，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一年來，“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在各地加快推進，開局良好。全面兩孩是涉及到政府、家庭和社會的多層次長期調整問題，包括政策的銜接、措施的執行、家庭的準備、社會資源的配置和社會心理的調整等方面。“全面兩孩”政策必將在實踐中逐步完善，而到階段性節點對既有政策進行一些回顧與分析，也有助於為未來的政策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議。

在近期，10月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16》公布了2015年全國1%的普查結果，其中披露2015年中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47，這一較低的數值在“全面兩孩”一周年之際也引起了人口學者們的討論。

事實上，這不是調查數據首次出現較低的結果，此前2010年我國人口普查登記的總和生育率數據是1.18%，也是一個較低的數據。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2015年年中國新辦的發布會上曾對此回應稱，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九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共識是低於更替水平，但是究竟這個值是1.7、1.8，1.5、1.6還是1.1、1.2，這個是有爭議的。

談到爭議的原因，楊文莊當時回應，現在調查和普查時，有很多出生嬰兒的漏報的問題。以往的普查數據都發現，過七八年之後到了上學時，孩子就都出現了，所以低齡人口的漏報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把漏報率補上去，經過多種手段測算，大概在1.5、1.6，而且這個水平已經穩定幾年了。

來自國家統計局對《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的說明中也強調，經事後質量抽查，總人口的凈漏登率為0.54%。全國人口中已包括據此計算的漏登人口數。

人口數據是制定人口政策的基礎，也應該是學者討論人口政策的基石。人口政策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情，從真實可靠的數據出發是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最終更接近事實的總和生育率是多少，還有待有關部門能夠盡快共同協商，在翔實調查和客觀研究的基礎上，拿出真實可靠的數據，為未來推進“全面兩孩”政策提供依據，也為學者們研究“全面兩孩”政策提供參考。

在“全面兩孩”政策一周年之際，就“全面兩孩”政策和對近期數據的解讀，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人口領域的九位專家，為讀者帶來他們的觀點。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傑華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陸傑華：

去年五中全會提出全面放開兩孩政策，不僅標誌著上個世紀80年代初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徹底終結，同時還預示著以往“少生就是一切”理念的改變。

恰逢全面兩孩政策公布一周年，我覺得，開放“全面兩孩”政策僅是生育政策調整和完善的第一步，現在當務之急還要對兩孩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動態和客觀的評估，特別是兩孩政策目標群體的生育意願和行為、生育時間、撫育成本等方面做第三方的監測和評估，這不僅有利於真實、客觀評估政策的現實效果，同時也為下一步的生育政策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提供重要的參考。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 穆光宗：

盡管“全面兩孩”後今年出生人口的確切數據現在還沒有公布，適齡人口生育潛力的充分釋放還有待觀察，但是生育率的走向是明朗的。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和人口已經進入極晚婚—極晚育和生育意願較低—生育成本很高的婚育模式。這個從之前的單獨兩孩政策遇冷就能夠看出。

全面兩孩政策雖然不會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收獲“願生樂生”的效果，但生育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綜合配套值得期待。盼望中國的人口治理思路和方式盡快從出生人口控制中擺脫出來，這樣既符合天道也符合人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王廣州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王廣州：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一周年，目前主要調查數據已經顯示了單獨兩孩的政策效果和一部分全面兩孩的實施情況。

目前公布的匯總信息印證了我們此前對全面兩孩情況的一些趨勢性判斷，但具體情況還需要更全面、完整的原始統計數據進行深入分析。

比較出乎預料或估計不足的是一孩生育率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總體出生規模的判斷和對低生育規律的認識，這個問題無疑需要對原始統計登記數據進行專業檢驗。

大數據時代，在這些關系國家重大戰略問題的研究上，希望國家統計局能按國際和國內科學研究慣例，盡快提供原始基礎數據供科學研究使用。

人口學者、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黃文政

人口學者、美國約翰霍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黃文政：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1%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05。這個數據低得可怕，但並不奇怪。

2015年湖北宜昌的調查就發現，該地區生育率僅有0.81。宜昌的調查基於30%的育齡女性，抽樣比例是一般普查的30倍，應該非常可靠。宜昌的數據可能顯示，國家統計局的生育率並不像有人堅稱的那樣低估。如果依然堅稱全國生育率還有1.6，那就是指責普查漏報了1/3的新生兒。那這個漏報責任誰來承擔？

況且，就算生育率高達1.6，較之2.2的更替水平，那也意味著每一代人減少27%，每兩代人減少近半。如果生育率長期處在1.6，未來總人口依然將以每60年減半的速度萎縮。不管生育率到底是1.05還是1.6，都已經處於很低的生育水平，要避免經濟社會的負面影響，需要進一步放開並鼓勵生育。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鄭真真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鄭真真：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中國在2014 年後逐步調整生育政策並過渡到目前的“全面兩孩”政策之後，出生人數並未出現大幅度增長。一些人口出生率長期處於極低水平的地區開始擔憂生育率的回升無望，甚至出現了鼓勵生育的討論；而與此同時，多省市在修訂計劃生育條例時仍要嚴格控制三胎，對征收社會撫養費作出明確規定。這些看似不相關、實際上自相矛盾的現象，究其根本，是對大眾生育行為的影響因素缺乏了解。

中國人口生育率已經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影響群眾生育行為的因素與人口轉變完成以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雖然部分地區和文化中依然存在男孩偏好，早育、 多育在絕大部分人口中已經不是主要問題，而少生、晚生在一部分地區尤其是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文化。

目前的優先關註問題應當是長期低生育的風險，而不是對個別三孩出生的控制。未來中國與生育相關的政策取向，應當超越單純從人口變化出發，更多關註與其相關的勞動領域和家庭內的社會性別平等問題、緩解育兒與工作和事業發展的沖突，從生育行為微觀影響機制入手解決問題，滿足育齡夫婦的期望和需求，支持他們落實自己的生育計劃。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 蔡泳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人口學者 蔡泳：

中國十年乃至二十年內生育率都不會有很大反彈。可惜很多人還是抱著半個世紀以前的陳舊觀念，還在強調控制人口。

現在國家應該做的是，把生育權完全還給社會和家庭，同時提供婦女兒童保護、醫療、入托、幼教等各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讓所有想生的人能生出健康的下一代。

當然人口是個長期的問題，高增長我們過來了，低生育也不必過於驚慌，天不會塌下來。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誌剛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郭誌剛：

2015年小普查表明生育率再創新低，說明“單獨兩孩”的生育政策調整對提高二孩生育效應有限，甚至抵消不了晚婚婚育抑制生育的影響，中國低生育水平還在向縱深發展。

同時也再次表明，中國生育水平過低的主要原因既不是調查質量問題，也不是生育政策限制，而是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中的生育抑制作用強大。

由此，可望“全面兩孩”政策調整會帶來一些增益，但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生育率過低仍然是必須認真加以應對的主要人口風險。

多年來，反複重演生育率低得出乎預料的事，反映出對低生育的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其實，最重要不是要有多麽準確的生育率數字，而是要能夠把握人口大趨勢。現在，生育政策雖然調整了，但過時觀念仍大有市場，連人口發展戰略方向都很迷茫，還在忙著做一些南轅北轍的事。所以，不能認清風險才是最大的風險。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王豐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王豐：

施行35年之久的獨生子女政策給中國億萬家庭和中國社會帶來的影響，隨時間推移將還會不斷呈現。在生育政策的調整過程中，我們看到，一種把人當成社會計劃中的一個數字、一顆棋子，而不是一個個的生命、一個個構成社會的基本原子的國家主義思維一直在起主導作用。

在獨生子女政策終結之後，又有人天真地呼籲年輕人為社會去多生孩子。難道生育權利和生育選擇不是公民自己的事嗎？

一項對中國近代社會影響最大的公共政策結束了，而對導致問題社會根源的認真反思還沒有真正開始。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友華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陳友華：

今天是中央做出“全面兩孩”政策決定一周年紀念日，與“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時的情形相類似，付之實際“孕動”遠沒有“全面兩孩”政策的社會反響強烈。在一個持續低生育率時代，這不能不引起我們對人類未來深深的擔憂，有必要重新審視人類生育的意義與價值。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把生育視作婦女的事與家庭的事，甚至把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婦女視作被丈夫供養的對象，而沒有將生育視作人類社會合理的性別分工，更沒有把生育與人類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婦女的生育價值未受到家庭與社會應有的重視。

在低生育率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賦予生育與生命全新的意義。生育與相夫教子和外出工作只是女性人生不同階段的勞動分工。外出工作與創造財富重要，在家生育與相夫教子照料家庭同等重要，甚至後者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