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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814/164595.shtml

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一席 一席

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0

《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1

《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0 (1)

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2

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3

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4

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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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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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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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達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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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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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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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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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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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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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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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

岡仁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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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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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甚至對電影都產生懷疑的時候 「岡仁波齊」反過來給了我一種可能性

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來源 | 一席(ID:yixiclub)

文 | 張楊 

大家好。我是電影《岡仁波齊》的導演張楊。

這個題目《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其實是我寫的一本書。可能在下一部電影《皮繩上的魂》上映的時候,書也會同時出版。今天主要就是聊一聊這兩個電影是怎麽拍出來的。

真正的緣起可能是1991年,我上大學四年級。那時候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是五年制,四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三個月的時間實習。我自己就決定去做一次一個人的背包旅行。

那時候父母還是非常支持,給了3000塊錢。我一個人就背著個大包,從青海到新疆,從新疆南疆一直坐車到西藏。那次旅行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它改變了我很多人生態度。

那3000塊錢,我用了1200塊買了各種紀念品回來,實際上真正花在路上的可能是1800塊錢。這1800塊錢,每天基本上就是住在最便宜的小旅店里面,那時候可能就是四人間、五人間這樣的小旅店。

除了長途汽車以外,主要就是搭各種順風車,比如運糧食的車、運鹽的車、收棉花的車。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變成你最主要的旅行的方式,當然徒步也是一個常態。

其實這個過程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感覺。我帶了幾本小說和十幾盤磁帶。那個年代流行的是walkman,我以前比較喜歡搖滾樂,所以就帶了十幾盤磁帶。每天基本上坐在長途車里面,聽著walkman開始想自己內心的一些事。

我覺得一個人的旅行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是你有非常多的時間去和自己對話。所以會提出那樣非常大的問題:我到底要選擇什麽樣的生活?我到底是一個什麽人?我將來要怎麽樣?

在城市里的時候,有時候你也許沒時間去想這些事,但反過來在那一條真正的旅行的路上,這樣的問題就會不斷地出現在自己的腦子里邊,也會真的試圖去解答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肯定是沒有答案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同時,一個人的旅行它確實開闊了人的眼界。因為我上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都在北京,就一個西城區加一個東城區,就這麽一個小範圍,你的生活軌跡好像也都沒離開過這個城市。當你突然走到這樣一個廣闊的天地里邊,給你的感觸震撼是非常大的。

1991年這次真正的旅行之後,離畢業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可以去拍紀錄片。那時候其實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去選材選題,沒有人規定你拍什麽。

我那時候選的所有題材基本上都是以藏區為主,比如甘南的藏區、青海的藏區、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這樣的地方,包括雲南的怒江,甚至緬甸的佤邦,它就變成了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實際上我那時候拍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知道,可能早晚有一天,我會去像西藏這樣的地方拍攝我自己的電影。

後來到了1998年,我拍了電影《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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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是四個關於洗澡的故事,其中的一個故事是跟西藏有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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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西藏部分劇照

我們是1998年11月去的納木錯湖,11月份在西藏已經很冷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還是有經驗的,因為之前去過很多次藏區,知道生病,包括感冒,在這樣的高原還是非常危險的。

我到拉薩的時候就感冒了,當時的想法是趕快休整。我們在拉薩待了三天,然後再去納木錯,我覺得那時候感冒基本上已經好了。到了納木錯,馬上開始選擇第一天要拍攝的演員,第二天要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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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主要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埡口進行,要拍一整天。實際上,當地人也很少在五千多米的地方待一天,一般都是經過。因為人的承受力一般在海拔三四千米還可以,到五千多米都會有很嚴重的高原反應。所以我們在那拍了一天實際上是非常難受的。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小的瑪尼堆,可能也就七八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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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攝影師說,咱們能不能到上面去看看有沒有另外的機位。我們倆就往上走了四五步,結果就同時倒在那兒了。大概緩了10分鐘左右,慢慢地,你才感覺緩下來。我說那算了,這一定是拍不了的,還要把機器往上扛,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晚上住到了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也非常冷。取暖主要靠什麽呢?牛糞餅。牛糞餅一燒起來煙非常大,所以你的呼吸是很困難的。那天晚上對我來說非常痛苦。

到半夜的時候,可能就要把氧氣給吸上了。因為之前我有經驗,在西藏,一旦吸了氧氣可能就有依賴性;一旦有依賴性,離開這氧氣高原反應就會更厲害。

我當時也知道,但是沒辦法。不吸,頭已經像快炸裂了一樣。吸上了感覺好了,好像還能睡一會兒。到第二天早上,也覺得還行,清醒了。但是同伴突然看到我就說,你這臉怎麽比平時好像大了一半似的。臉就一下子腫得非常大。

我當時也沒在意,覺得還行吧,腦子還是挺清楚的,我們就趕快上車準備到下一個地方去拍攝。結果一站起來,可能出去大概十幾米的距離,兩眼就全黑了,什麽都看不見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出了什麽狀況,就站那緩了一下,過一會兒它慢慢地又能看見了。再往前走幾步又黑了。反複了這麽三次,到第三次已經摸著車了。但是黑的時間特別長,真的有點雙目失明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不行,我說趕快給我扶到屋里去。到屋里後有那麽15分鐘,我就開始渾身發抖。我心想,完了,估計還有15分鐘,可能人就死了。真的會有一瞬間,感覺自己瀕臨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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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帶了一罐子的氧氣,趕快把氧氣給我插上。氧氣輸完,半個小時以後,慢慢地就平靜了。我說現在沒別的辦法了,只有一種可能性,開著車趕快往下跑。

當時我們有一個錄音師,他上去的那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後來就讓導演和錄音師趕快坐著車往下跑。我們開了輛豐田4500,那個時候已經是最好的車了。

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地方,其實就快到埡口了,冬天那里全是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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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過冰河的時候,“啪”一下就陷到里邊了,怎麽弄都出不來。當時司機也傻了:有可能今天又得在這完蛋了。

那時候是1998年,1998年埡口的冬天,可能一個星期也不過一輛車。如果不過車的話,這個車完全拖不出去。你往前走也不行,往下邊至少得走一天。所以當時我們一想完蛋了,基本上這點氧氣吸完了你人就擱在這兒了。

老天還是比較有眼。過了兩個多小時,從山上開下來一輛東風卡車,把我們這個車一下子就給拉出來,拉出來以後司機倍加小心地一路狂奔。其實一下到三千多米人就沒事了,高原反應就這麽一個簡單的事。但在那個高度的時候,你可能就會非常危險。

以前西藏公路不好的時候,青藏線上或者很多開卡車的司機有時候沒註意,中午或者什麽時候打了個盹然後就感冒了。感冒了他可能沒有重視,然後就引起肺水腫。如果三到四個小時開不到海拔低的地方,很多人在半路就去世了。

當時我是完全了解這樣的一些背景,知道是有這種可能性的。所以對我來說,好像有了一個後遺癥,或者說心理上的一種懼怕。

後來到2006年左右,我在香格里拉有好幾個要好的朋友,他們知道我一直想拍一個關於像朝聖這樣的故事。當時我記得我的一個朋友還拿過一個之前別人拍的紀錄片給我看,是羊年的時候去轉卡瓦格博峰的一個紀錄片。

其實很多年前我就已經有這個想法,我當時看完就說,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會到西藏去拍一個關於我內心的朝聖的故事。他聽完就說,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叫紮西達娃,他的小說你應該看一看,我覺得你會喜歡。

我馬上回北京就買了紮西達娃的小說。我一看,里邊有那麽五六篇小說特別好,而且非常適合去做電影。我和紮西達娃就在麗江見面,見面以後聊到他的這幾個故事。

有一篇叫《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這篇小說我覺得它的結構,包括整個設置都非常適合做電影。還有另一篇小說叫《去拉薩的路上》,寫一個複仇的故事。

當時我就說,咱們能不能把這兩個小說改編成一個電影。紮西達娃聽完以後覺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挑戰性。所以當時我們倆一拍即合,決定來做這個改編。

2007年9月份之前,紮西達娃已經改了兩稿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就想把整個西藏都轉一遍。以前去還是某一個局部,或者說去的時間也都沒有那麽長。我這次就想一次盡量多地把所有藏區的地方全部轉完。一方面好像是在體驗生活,另一方面好像又在為《皮繩上的魂》這樣一個電影做選景的工作。

我就跟朋友說,9月1號開車奔西藏去。好多人報名,但是真正到快走的時候,發現沒有一個人響應這事。結果到了30號晚上,才有一個朋友報名。他之前跟我說在拉薩會合,一看我這兒沒人去,就說後天我也跟著你一塊走。等到31號晚上,我們又抓了兩個人,到9月1號四個人一塊上了這條路。

其中有一個人叫杜家毅。杜家毅是以前《洗澡》里的演員,當時是演一個小胖子,唱帕瓦羅蒂的《我的太陽》。我們開了六天左右的車到了拉薩,到拉薩的時候,二毛和紮西達娃就來歡迎我們,坐在一起吃飯。

那一天其實很湊巧,有一個二毛的朋友,是個活佛,叫巴德活佛。他帶著兩個弟子正好磕了七個月的長頭,從青海磕到了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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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活佛就跟我們坐在一起聊,聊佛學,聊他的很多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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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毅和另外一個姑娘,倆人聽了半小時真的就痛哭流涕的,然後跪下磕頭。巴德活佛也是我見到過的很多活佛里,我覺得學識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普通話很好。所以他的很多道理都是深入淺出,大家一聊就馬上都明白。那一次我們倆就成了很好的朋友。當然2007年那一趟,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跟紮西達娃又開始討論劇本、修改劇本。

這個電影里有一個地方叫蓮花生大師的掌紋地,當時,我腦子里想象不出來這個掌紋地到底是個什麽概念。所以我想,也許這樣的一個電影,包括這樣的一個場景,可能最後需要電腦特效、特技才能做出來。

後來我們從拉薩往岡仁波齊走,一直走到普蘭,然後再往札達縣走。到了札達土林的時候,我突然在那個平臺上一看,看到整個札達土林,我腦子里一下子有個聲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那個掌紋地,它已經在這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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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達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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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劇照中的掌紋地

當時我覺得這個電影是可以拍了,但是實際上由於各種各樣客觀的因素,到最後在2008年沒有真正地去拍成這樣一個片子。之後有那麽幾年的時間,中間我拍了一個《無人駕駛》,拍了一個《飛越老人院》。

那幾年可能正好是中國電影商業最紅火的時代,也是一個商業大爆發、大井噴的時代。所以基本上我周圍的這些投資人、朋友甚至導演,每個人聊的都還是票房、明星,那時候可能還沒IP呢。

但是基本上所有人聊的,還都是一個大的商業電影在市場里的回報的概念。所以,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或多或少會受到這樣的影響。受到這種影響,你在做電影的時候可能就不像以前那麽單純了。

以前像我們哪怕做《愛情麻辣燙》的時候,其實就很單純。我就想做這麽一個電影,然後一幫朋友在一塊把它做出來了,而且可能跟你最開始的那種想法非常一致。反而到這個時代,做電影有的時候變得沒那麽單純了,一個導演可能想的後面的東西非常多。所以像《無人駕駛》這樣的一個片子,我們當時也是按照一個商業的思路去定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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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人駕駛》劇照

當然《飛越老人院》比較特殊,其實題材是很偏的,或者說它是一個更適合藝術電影的題材。

原來是希望有一個非常荒誕的故事,有一個黑色幽默的公路片的概念。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妥協、讓步,它慢慢變成了一個特別溫暖的、特別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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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老人院》劇照

《飛越老人院》出來了,其實口碑也都挺好的,也有很多觀眾喜歡它,覺得被感動了。但作為一個導演的初衷來說,跟最開始想的那個東西已經十萬八千里了,離得非常遠。

這兩個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其實票房都不太好。《無人駕駛》大概2000萬票房,《飛越老人院》我都搞不清楚是300萬還是500萬票房。

在那個過程中,有那麽兩年的時間,我突然覺得自己拍電影有點不知道該往哪走了,或者說在這個過程里突然覺得有點找不到自我了。怎麽拍著拍著好像離初衷和最開始的那個東西很遙遠了。

這兩個電影的整個操作過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非常痛苦。因為以前我拍電影都好像很順利,也沒有遇到什麽特別大的挫折、坎坷。所以拍電影本身對我來說還是很有樂趣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

但是整個《無人駕駛》和《飛越老人院》,實施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當時在想,電影對我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你非得拍電影嗎?或者說你不拍電影還能幹點什麽?

那個時候正好大理的房子蓋好了,我就把家從北京搬到大理去了。在大理、就是種種花、種種草,收拾院子、收拾房子,跟街坊鄰居串串門。

大家在聊天,其實是不聊電影。換句話說,希望脫離開真正的電影這麽一個概念,靜下心去想一想關於生活本身的一些東西。那個過程我突然就想到,跟我1991年真正旅行時的那個狀態非常像。那個時候你會問自己很多這樣非常大的問題,一些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突然一個人在大理的時候,有時候坐在洱海邊上,看著蒼山的落日,其實腦子里還是要問自己那些特別大的問題。為什麽拍電影?電影到底對我意味著一些什麽?我要拍什麽樣的電影?怎麽拍電影?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嚴肅也非常緊迫。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面,原來的西藏的這樣一個電影的想法,它又回到了我的腦子里。2014年正好是馬年,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我當時想,時機成熟了,這個時候可以去拍攝《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這兩部電影了。

我自己也知道,《皮繩上的魂》是一個常規的電影拍攝方法。但是《岡仁波齊》不一樣,在我很早想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將來會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方法去拍攝它。

它更接近於紀錄片的方式,是比較即興的創作方式。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像《岡仁波齊》這樣的一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在什麽地方呢?就是你對電影甚至都產生了一些懷疑的時候,《岡仁波齊》反過來提供給你一種可能性,讓你去重新地認識電影。就是說電影是不是還可以有另外的方法,有另外的思路,有另外的可能性去拍攝。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里已經下定決心,2014年一定要把這樣兩個電影拍攝完畢。當然實際上這樣的電影它是非常難的。難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本質上還是兩個藝術片的概念。在大的環境都在風風火火地做各種商業片的時候,你好像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大家老定位說張楊是一個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的導演,也能賣錢,口碑也都好。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在對電影的認識上,我越來越發現商業和藝術是很難平衡的。

商業的訴求是利潤的最大化。這個最大化的概念,就是你要盡量地讓大眾、讓大多數的人看得懂,或者說看得明白。但反過來,你可能在劇本,包括拍攝手法很多這樣技術性的東西上,就要偏向大眾的口味。

但藝術有時候往往是指向比較極端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很強的實驗性的一些東西,所以本身這兩個訴求是完全不同的。當你想去調和這個東西的時候,兩邊都得讓步,然後綜合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在我的理解里,藝術片商業片的中間還有一個通俗文藝片的概念。實際上那種通俗文藝片可能就是這兩個互相讓步的一種產物。

當然全世界也有很多好的這樣的電影,既可以做到口碑很好,同時也可以賣錢。但是對我來說,好像就不滿足於這個東西了。希望還是藝術上可以走得再遠一點,或者說自己也想看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還能往藝術的那個方向再走一走。

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反而就想,不要這麽搖擺了,或者說不要這麽去調和這個東西了。那你必須得想清楚這個事,想不清楚,你就總是走在中間。

它肯定也可以走向一種成功,但是那種成功是你要的成功嗎?是你真正喜歡的那種電影嗎?所以那時候我想,拋開這些東西吧,去真正做你自己喜歡的和你內心的東西,也就是放棄商業的這麽一種訴求。

我當時跟幾個投資人說,拍這樣的兩個電影是個賠錢的買賣,有可能賠一半,有可能全賠。之前我也說了,當你進入到那麽一個商業體系里的時候,導演的自主權,或者創作的自由,實際上也是受限制的,總是要想到很多關於市場的問題,甚至是不是要用明星,怎麽用明星等等。它最後指向的都是怎麽回收這個成本。

對我來說,就是想能不能拍一個電影,不去考慮這些外在的因素?我們只回到電影本身,去做一個導演真正內在的、內心最想做的一個事。就是說,我能否獲得這個最大的自由?

整個《岡仁波齊》的拍攝對我來說,我確實獲得了這樣的一個自由。沒有劇本,但它又不是一個純粹的紀錄片。它的創作過程,其實很早以前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構想了。

怎麽去拍攝這個電影,甚至這個電影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設置,老人、小孩、孕婦,包括屠夫——我只是需要在真的現實生活里去找到我需要的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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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對我來說也是比較幸運和有緣分。我們在一個叫芒康的普拉村,在這個村子里的四個家庭里邊,基本上找到了跟我最開始設置的人物非常接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身份包括年齡層次的感覺非常接近。

對我來說,一旦確立了這個東西,剩下的我就全部要交給真實的生活了。因為之前沒有劇本,我只是知道這條路起點終點在哪。在最開始的預設里邊,一個生和死的事我是知道的,剩下的部分其實不知道。

我的概念,所有的東西來自於真實生活,來自於他們的背景本身的東西。我們就在這個普拉村里生活了大概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在生活中不斷地了解他們,也讓他們了解我們,產生互相之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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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拍攝的所有的內容,他們砍柴,做青稞酒,我們就拍這些東西,無非在這樣的時候加入一兩句臺詞。就是這樣的一點一點地慢慢熟悉了以後,等到真正地上路的時候,我們這些演員們已經開始明白了,熟悉了電影的過程。他們知道自己一方面是在奔著這個朝聖的路去,但是同時也很清楚,自己作為演員要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電影。

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即興的部分。所有的這些東西之前是編不出來的,換句話說你想編你也編不出來。每一個細節都來自於真實生活里曾經經歷過的一些東西。

比如我們同時也記錄了大概七到八組其他的朝聖隊伍。這些人,每一個隊伍里邊都有他們非常有意思的細節。我們就把它們捕捉到,最後變成了電影里邊的一些真正的細節。

13

整個《岡仁波齊》的創作過程,完全打開了我對電影的另外一種想象。原來電影還是可以這麽拍的: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我們把一個團隊壓縮到了30人左右。《皮繩上的魂》拍的時候大概是130多人,最多的時候有150人的一個團隊。

我覺得電影其實是可以這麽拍。唯一的就是要把時間拉長,要有足夠充分的時間去真正地進入生活,真正地從生活里去捕捉。我現在在大理拍新的兩個電影,已經拍了半年了,還有半年,也是花一年的時間去拍攝。

這個東西來自哪兒呢?就是《岡仁波齊》。《岡仁波齊》給了我一種可能性:你完全可以打破過去既有的對電影的那些認識、那些觀念,甚至把你已經駕輕就熟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就從一個新的導演或者第一次拍電影的狀態進入,我覺得完全是可行的。

我們現在大理團隊變成了18人,18個人就更少。少的意思是什麽呢?就是把成本盡量壓低,把人減少,希望你獲得拍攝的自由。對導演來說,我覺得這是找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整個《岡仁波齊》從最早的一個種子、一個理想,到最後慢慢實現了。對我來說,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當你對電影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以後,你可能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去嘗試一個新的可能性了。

這就是通往岡仁波齊的路,它總結了我這些年拍攝電影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又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

最後,再給自己的電影做一個廣告。8月18號《皮繩上的魂》也上映了,希望大家去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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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皮繩上的魂》預告片截圖

岡仁波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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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視曇花一現,互聯網電視顛覆行業的可能性還有多大?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1030/165748.shtml

樂視曇花一現,互聯網電視顛覆行業的可能性還有多大?
歪道道 歪道道

樂視曇花一現,互聯網電視顛覆行業的可能性還有多大?

樂視驟然下滑所造成的市場空缺,沒有讓其最大競爭對手小米搶去,反而是成全了一個老牌電視廠商,這或許意味著行業競爭的核心還是以質取勝,以前被互聯網電視搶去的主動權正在回歸。

近日上任僅5個月的樂視網CEO梁軍已經確認離職,據相關媒體聯系本人,得到的回答是“修養一段時間”,與此同時,剛剛職位變動的樂視致新CEO張誌偉浮出水面,被認為最有可能接替梁軍。

一個是幫助樂視打下互聯網電視江山的關鍵性人物,一個則在孫宏斌進入樂視之後重回核心,一場新朋舊友間的“此消彼長”不免令外界浮想聯翩。尤其是在經歷拋棄傳聞之後,梁軍的退出給陷於生死謎團的樂視電視,增添了更多的不利因素。

其實樂視電視業務能否全面恢複倒是其次,更關鍵的是整個互聯網電視行業,非但沒有因為老大的變動而引起市場上劇烈的連鎖反應,反而多了很多沈寂蕭條的跡象。這種狀態究竟預示著什麽,是市場的不成熟還是互聯網電視曇花一現的必然結果?

樂視電視丟掉的份額究竟去哪了

樂視電視曾經有可能成為支撐賈躍亭“生態”建設的核心主體,但隨著樂視危機、換新,樂視致新已然到了生死關頭。據中怡康數據顯示,樂視電視今年1月至7月銷量占比同比下降超過50%,“618”電商大促期間,銷售額同比去年下滑57%。

與之相應的,今年上半年樂視致新營收46.53億元,同比下滑37.64%,凈利潤虧損2.82億元。此外,截至今年6月底,樂視致新總資產137.84億元,負債100.53億元,凈資產僅37.31億元,在未來一年內需要償還的流動負債達70.76億元。不得不說,樂視想要在三個月內恢複氣力、重新起航,難度有些大。

再看小米,有數據顯示,小米電視第一季度銷售量同比增長6%,4月份同比猛增67%,今年6·18小米電視的表現同樣不錯,據說銷量暴增了500%之多。9月份小米電視增長的勢頭更是到達頂峰,4A系列線上銷量奪得了前三名。

此消彼長,樂視和小米的銷量變化確實符合市場的預期,但是樂視式微,小米卻沒能成為其後繼者,重新扛起互聯網電視的大旗,甚至從宏觀層面來看,小米也沒有相應地獲得樂視丟失的市場份額。

以上是來自奧維雲網的數據調查,圖片顯示了2017上半年全球主要電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其中樂視占比1.4%,而小米為1.0%。按理來說,樂視2017年上半年市場份額下跌1.3%,如果小米基本獲得樂視丟失的市場份額,那小米的全球占有率將會達到1.9%,從而超過樂視,成為名符其實的互聯網電視第一。

但現實是小米電視銷量雖然猛增,可市場份額僅僅是提升了0.4%,即使考慮到暴風TV共同競爭樂視留下的市場真空,依照後者的體量,小米也不至於僅僅搶得了如此小的分量。

如此看來,樂視丟失的份額究竟去哪兒了?從上圖可以看到,長虹、創維等國內傳統廠商市場份額普遍下滑,而TCL的強勢增長主要又是因為海外市場進展良好,如此就剩下一個解釋,那就是重歸市場的夏普。

以今年十月一各大品牌的市場表現為例,國內傳統品牌的份額雖保持絕對優勢,但較去年同期下降了5.7%。而夏普電視線下銷量占比13.2%,僅次於海信創維位於第三,線上占比12.7%,僅次於海信位於第二,其中60吋產品銷售額位居所有產品中的第一位。

樂視驟然下滑所造成的市場空缺,沒有讓其最大競爭對手小米搶去,反而是成全了一個老牌電視廠商,這或許意味著行業競爭的核心還是以質取勝,以前被互聯網電視搶去的主動權正在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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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電視陣營中能挑大梁的已經寥寥無幾

樂視沒有遭此挫敗之前,曾經和海信有過數據之爭,雖然最後奧維雲網出來打了個圓場,導致這場爭奪第一的紛爭沒有繼續下去,但這件事足以說明當時的樂視,短短時間內居然能和傳統電視巨頭抗衡,可見互聯網電視一度顛覆行業格局的說法,並非完全是靠營銷造勢。

可是如今隨著梁軍的離職,樂視電視業務的重生恐怕是難上加難。因而要想在不利環境中對抗海信、創維等傳統巨頭,就只剩下小米、暴風和微鯨了,而這三者能否重新攪動沈寂許久的互聯網電視市場呢?又或者換一種說法,誰會接替樂視成為下一個行業標桿?

首先來看逆勢生長的小米。據調查機構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上半年,國內傳統彩電品牌市場零售份額69.1%,較去年同期下降0.3個百分點;互聯網彩電品牌市場零售份額12.0%,較去年同期下降4.0個百分點。在這種普遍蕭條的市場環境,小米是國內少數銷量增長的廠商之一。

根據中怡康數據顯示,2017年1-7月小米電視線上銷量同比大漲91.2%,漲勢迅猛。而在9月份這個促銷節期間,京東、天貓、蘇寧等幾大主流平臺上小米電視銷量都排名第一。當然不可否認,樂視電視的困境是小米能實現快速增長的一大因素,但更主要的應該歸功於低價策略的市場效應。

不過這點也正是小米電視未來發展的最關鍵疑慮,就像當初小米手機橫空出世,以性價比和網絡營銷的打法逆襲了一眾硬實力廠商,但是飛得越高跌落的就越慘。小米電視在行業內何嘗不是這樣的角色?以互聯網電視為名,試圖對抗戰線穩固的老牌巨頭,雖然目前獲得了超出預期的業績,但沒人能保證小米電視不會重蹈手機的覆轍。

而暴風和微鯨的實力相對更差了一些,微鯨除了在去年雙十一上嶄露頭角,之後的這段時間內一直沒有太大的動靜,各大促銷節、重大營銷活動都沒有微鯨上榜的身影。而暴風TV更是接連遭受外界質疑,嚴重虧損、剝離上市主體、艱難融資,而且與樂視極為相像的戰略布局,使得暴風一直背負“下一個樂視”的輿論壓力。

據相關報道,2016年暴風TV的出貨量超過100萬臺,微鯨電視出貨量有80萬臺,而從知情人士處最新獲得的數據顯示,暴風TV截止目前的出貨量是50萬臺,微鯨電視出貨量只有40萬臺。

由此看來,樂視倒在互聯網電視最為艱難的一年,對整個行業來講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後繼無人,就很有可能使互聯網電視被傳統電視廠商打壓、難有翻身之地。

互聯網入侵行業,傳統廠商卻成最大受益者

互聯網電視陣營中能與傳統電視廠商抗衡的競爭對手,短時間內基本為零,這對前幾年被搶盡風頭的老牌電視巨頭來講,無疑是一個再次蓄力、重新崛起的好時機。尤其是今年電視行業的嚴峻態勢,間接證明了依靠多年積攢的硬實力,它們足夠應對市場風險打一場漂亮的防禦戰。

再者互聯網電視的式微,並不是單純因為樂視的挫敗而產生,這點從小米或暴風未能接替樂視的位置就可以看出。畢竟如果市場對互聯網電視的需求依然旺盛,那麽在面板價格回落之後,小米本應該可以順勢吞食樂視丟失的大部分份額,而不是現在這樣依然打著“千元”旗號促進銷量。

換句話說,消費者對內容+硬件的新鮮感已經有些衰退,反而OLED、8K、曲面屏等參數再次成為刺激需求的關鍵點,這或許印證著電視行業的競爭焦點重回核心質量。

總而言之,在與互聯網電視的進一步博弈中,傳統電視品牌似乎開始占據上風。甚至縱觀整個電視行業的變化,互聯網電視曇花一現的繁榮,其實正是打破前些年行業退後狀態的一次契機,而現在傳統品牌開始逐漸享受這種市場重換生機的福利,或許它們才是行業升級的最大受益者。

據2014年初公布的《中國平板電視消費者需求分析及市場預測》的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2013年中國彩電產量整體呈現緩慢增長趨勢,2013年1-10月份產量1.1億臺,與2012年相比基本持平,未來幾年或將呈現下滑跡象。

此後不久,這種預測果然應驗。奧維數據的報告顯示,2014年預計全年電視銷量下降為4500萬臺,同比下滑5.6%,為30年來首次負增長。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樂視憑借內容附加硬件的首創重新喚醒了這個已經接近飽和的市場。

據悉,2015年中國彩電零售市場表現逆勢上揚,市場零售量規模為4674萬臺,同比增長4.8%,零售額規模1572億元,同比增長7.5%。從負增長到逆勢增長,不可否認,樂視代表的互聯網電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比較可惜的是樂視電視還沒來得及建立起護城河,就被賈躍亭的“夢想”拖進了商業漩渦。

反而是傳統廠商另行開辟了各自的子品牌,比如創維酷開、康佳KKTV、海信VIDAA、TCL雷鳥等等,都是兩方出擊、爭搶互聯網電視的市場價值,而且現在的時機對它們來講確實是大有裨益。

價格戰絕不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它在短時間內會效果顯著,但根本上難以撼動傳統廠商的地位,可能只有等到智能家居真正落地,市場格局才會有所變化

樂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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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雷CEO陳磊:正研究借助CDR試點回歸A股的可能性

據外媒報道,針對投資者提起的多項集體訴訟,迅雷公司CEO陳磊回應稱,這些訴訟毫無依據,公司未進行過任何首次代幣發行(ICO)。他表示,迅雷沒有違反任何加密貨幣項目規則。

“我們沒有參與過代幣的公開發行,”陳磊今天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說,“公開發行的真正目的是融資。我們從未使用過代幣進行融資,這從來不是我們的目的。”

此前,投資者指控迅雷故意參與非法ICO,並針對這些活動發布虛假聲明。

此外,在博鰲亞洲論壇分論壇《再談區塊鏈》上陳磊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在記賬的過程中,也可能是運氣,做了一個很多很多用戶參與的區塊鏈應用。我們去收集用戶計算資源的設備叫玩客雲,我們把這個設備賣給用戶,它其實是一個私人雲盤。我們賣了超過百萬臺的設備之後,就有百萬個這樣的設備在用戶的手里,有百萬的家庭參與了這個活動,就有百萬人用這個區塊鏈,對我們區塊鏈的要求就很高。”

陳磊指出,區塊鏈最核心的問題是每秒鐘能夠進行多少次我們認為是智能合約的執行,迅雷今天能夠做到100萬次,也是被逼出來的,所有的技術都是在使用的過程當中被逼出來的。我曾經在谷歌工作過,谷歌為什麽開創了互聯網技術新的時代,它也是被逼出來的。”

他認為,最好不要把區塊鏈放在實驗室里,而是把區塊鏈放到實際的應用當中去。當一個技術放到實用當中,每天必須面對使用的壓力,就會逼著提升技術。提升不了用戶就會罵,這是最有效的技術進步的方式。

陳磊表示,2018年迅雷將把重點放在構建區塊鏈生態和共享計算上。同時對於資本市場熱議的CDR試點回歸A股,他透露迅雷正在推進研究借助這一政策回歸A股的可能性。2017年四季度實現了扭虧為盈,2018年迅雷有兩個重點,一是繼續保持盈利和高速發展,另一個是實現海外市場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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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手房價格連續11月環比下降,統計局稱近期大幅反彈可能性不大

9日,北京公布了一季度經濟運行系列重磅數據。

第一財經在相關發布會上獲悉,初步核算,一季度北京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6801.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7%,增速與上年全年持平。

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15.3億元,下降12.8%;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1195.2億元,增長4.5%;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5591億元,增長7.4%。

北京市統計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一季度,北京市經濟開局良好,主要領域走勢平穩,同時高質量發展穩步推進,集約、創新、綠色發展特點更加突出,群眾獲得感進一步增強,總體經濟呈現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這首先體現在首都發展更加集約高效,高精尖結構加快構建,效率效益進一步提升。

從產業結構看,一季度,北京市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按現價計算,同比分別增長18.6%和14.6%。

從需求結構看,一方面,消費結構繼續升級,服務性消費占市場總消費的比重保持在一半以上,對市場總消費增長的貢獻率超過7成。另一方面,產業投資聚焦高精尖及新興產業,信息服務業、商務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分別增長1.8倍和13.6%。

與此同時,一季度北京創新驅動作用進一步增強。

統計數據顯示,1-2月,北京市大中型重點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同比增長7.8%,比上年同期提高3.5個百分點。其中,科技服務業、信息服務業分別增長13.1%和9.1%。

值得關註的是,中關村的創新引領作用繼續增強。1-2月,中關村示範區研發經費支出增長18.2%,規模(限額)以上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增長16.2%,其中技術收入增速高達48.2%。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今年以來,北京市居民收入穩步增加,消費品質繼續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加強,高質量發展下的群眾獲得感得到進一步提升。

數據顯示,一季度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67元,同比增長8.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5.9%。其中,占居民人居收入60%以上的工資性收入增長平穩,收入水平達到了9901元。

消費品質方面,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中,家用電器和音響器材類、文化辦公用品類商品零售額分別增長34.7%和10.4%,家電中的高檔吸塵器、洗衣機、洗碗機等商品持續熱銷。

對於居民廣泛關註的住宅交易量回升的現象,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總統計師、新聞發言人方曉丹回應,伴隨著二手住宅的成交量穩中回升,成交價格出現逐月下降的態勢。從2017年5月份到現在,價格已經連續11個月環比下降。今年1-3月份累計比上年12月份下降了1.3%。

“我們預期,如果3·17新政能夠持續嚴格執行不放松,房地產市場近期出現大幅度反彈可能性不是很大,房價將繼續延續一個平穩或者穩中有降的態勢。” 方曉丹說。

上述相關負責人表示,下一階段,要繼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認真落實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加快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著力解決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將高質量發展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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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探索建設自貿港 “遍地開花”可能性小

在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自貿區”)之後,自由貿易港(下稱“自貿港”)又成為各地希望爭取到的重大改革事項。十九大報告提出,要賦予自貿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貿港。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鋼近日稱,自貿區能否自然而然走向自貿港,在政策層面上並不會如此,“還是要有中央授權”。

自貿港不會遍地開花

何為自貿港有嚴格的界定,自貿港是設在一國(地區)境內關外、貨物資金人員進出自由、絕大多數商品免征關稅的特定區域,是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都是比較典型的自由貿易港。

“自貿港一定是在一個完整獨立的關稅區內設置的區域,肯定不會遍地開花,(不會)像自貿區這種布局方式,理論上也沒有這種可能性。”李鋼說。

隨著海南的加入,截至目前全國已經有12個自貿區。近日發布的《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提出,河北省支持以雄安新區為核心設立中國(河北)自由貿易試驗區。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則在4月26日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稱,商務部作為國務院自貿區工作部級聯席會議辦公室,將與河北省一起,會同相關部門抓緊研究總體方案。

這也就意味著,與過去30年相比,我國對外開放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以全球價值鏈革命為代表的新經濟全球化技術紅利,和以WTO為代表的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制度紅利時代已經過去了。這種大背景的變化,也引發了吸引外資路徑的變化。“沒有意識到一點,按照傳統的辦法去把大門打開或是提供特殊的優惠政策,外資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如潮水一般湧過來。”王新奎稱。

王新奎對第一財經記者稱,自貿港建設中,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針對某一個重要的產業或行業,或與當地優勢有關的行業政策體系,比如海南的自貿港首先就要從旅遊消費行業開始。

李鋼則表示,未來自貿港會在法律制度、稅收制度、市場開放、金融自由化和監管等制度上有重大突破,最主要的核心內容就是資本和金融制度上一定要重大突破。

自貿區該如何建設?

而在自貿港成為新目標的情況下,自貿區又該往哪里去?

對此李鋼認為,自貿區與自貿港都是探索貿易投資自由化,也都是自主開放的特殊區域。但二者又有不同:自貿區著重可複制可推廣,但是自貿港則強調不可複制推廣;二者的選取標準不同;未來全國人大的授權不同;未來自貿港要向WTO通報並作出說明。

“大多數自貿區還是要立足於中央批複的方案,按照定位,突出特色,開放發展,不搞’一窩蜂’。”李鋼說。

海南自貿區建設同樣提出以現有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海南特點來實施推進。

李鋼認為,開放新格局中自貿區的戰略定位,一是要對內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的試驗田作用繼續保持下去,二是為協議開放做測驗和壓力測試。

不少專家也表示,自貿區建設也面臨一些問題,比如頂層設計不足,協同推進難;充分授權不足,實踐創新難;壓力測試不足,開放廣度拓展難;進度標準不足,任務期限判定難。

中山大學副校長李善民稱,在多個自貿區調研中發現,很多地方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聲音,即“深層次改革推進的難度很大”,“最基層陷入了一個迷茫期”。

比如,西部某片區反映,目前爭取到的省里的31項管理權限下放不足,希望下放更多的管理權力,但是上級又擔心放了權之後下面能不能接得住。

李鋼認為,自貿區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外資管理模式的使命基本完成,現在需要考慮的是,自貿區改革發展新的使命是什麽,以及未來怎麽推進自貿區。

李鋼稱,自貿區的建設還是要回歸到自由貿易本身,回歸到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軌道上來,在自貿區率先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著力於要素自由化,實現商品、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動,而不是談一些很瑣碎的問題。“每個自貿區都有許多經驗可複制、可推廣,但是跟自由貿易、投資自由化相關聯的到底有幾條可以落下來,真的要畫一個大問號。”

因此,推進自貿試驗區建設,需要擴大改革自主權,要加強制度建設,充分授權。國家層面的試點工作,能在自貿試驗區試驗的,優先在自貿試驗區試驗。或者授權地方,自動獲取試點國家各項試點舉措的權利。

李鋼同時稱,自貿區要堅持體現戰略性,既不能將自貿區功能擴大化,盲目堆疊與其功能不匹配的試驗任務,也不能將自貿區功能縮小化,簡單理解為園區招商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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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回複沃爾沃獨立上市:在討論可能性,還未最後決定

據外媒今日報道, 浙江吉利旗下的沃爾沃汽車準備在9月進行IPO。

第一財經記者從沃爾沃處求證此消息,對方表示,IPO確實是一個選擇,但最終決定權在母公司吉利集團。隨後,針對詢問,吉利回複記者稱在討論可能性,還沒有最後決定。

其實這已經不是沃爾沃第一次傳出獨立上市的消息了。2016年年底,沃爾沃汽車發表聲明,宣布通過最新發行的優先股,已從瑞典投資者成功獲得50億瑞典克朗(約合37.7億元人民幣)的資本。

之後又有消息傳出,沃爾沃汽車計劃從中國投資者處融資5億美元,以籌備未來上市。雖然在上市傳聞後,沃爾沃首席執行官漢肯·塞繆爾森去年在接受第一財經在內的媒體采訪時表示,在股票市場首次公開發行(IPO)是一個選項,但關於上市計劃,這將由母公司吉利控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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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可行性尚缺,亞行專家認為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並不高

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崛起,會導致大規模的勞動力被替代,造成大規模失業。但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表明,有充足的理由對亞洲創造就業的前景保持樂觀。

5月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的安泰•問政——技術革命將如何影響就業的論壇上,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兼經濟研究與區域合作局副局長莊巨忠指出,不同方法估算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結果會有很大不同,如果用更加充分的數據資料去研究,其實機器人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並不是很高。

莊巨忠對第一財經記者進一步分析道,新技術的發展,開始的時候成本比較高,盡管在技術上可行的機器可以替代勞動力,但是經濟上不一定可行。

世界經濟論壇2016年發布的《未來就業報告》預測,未來5年,由於全球勞動力市場出現顛覆性變革,如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崛起,全球15個主要國家將有超過710萬個就業崗位因為裁員、自動化發展和中介環節減少而消失,受新增200萬個就業機會的抵消,實際上將有510萬個就業崗位凈減少。

莊巨忠則對亞洲創造就業的前景保持樂觀,並分析了幾個方面的原因。

“新技術通常只替代一個職業的部分工作, 而非全部。”莊巨忠指出,每一個職業可以區分為重複勞動和不重複勞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根據現在的研究,重複的體力勞動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最高達到70%~80%,重複的腦力勞動被替代的可能性也達到60%~70%。但非重複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被機器替代的可能性都比較低,其中,非重複的體力勞動為20%~30%,而非重複的腦力動力則在20%以下。

“同時,技術可行性並不能保證經濟可行性。”莊巨忠對第一財經記者談道,技術可行性不考慮成本和收益,但經濟可行性就是如何保證在經濟上是最有效的。“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工資水平低,盡管技術上可行,但實際上不一定會去替代。比如他們用機器人成本非常高,而他們的勞動力成本很便宜,如果兩者的產出是一樣的,那麽他們還是會選擇用勞動力。發達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當然發達國家的技術可行性與經濟可行性差距相對小一些,因為他們工資高。”

“再則,收入和需求的增長會創造就業,新技術也會創造新職業和新行業。”莊巨忠舉例道,2005年到2015年期間,亞洲12個國家因收入和需求增長所創造的就業總量超過了技術進步所替代的勞動力總量。技術進步使得總的就業減少了66%,這10年時間,相當於每年1億的勞動力被減少了,但由於收入和需求的增長,每年增加的就業相當於1.30億的人口,抵消之後,亞洲這12個國家每年增加3000萬的就業。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黃少卿也認為,沒必要過多考慮技術進步一定會對就業帶來持續的影響,技術進步並不是脫離人類的需求而獨立發展的。“比如,自動化導致某個產業的數量急劇上升,結果是價格降的很厲害,但需求並沒有大的增加。這樣的話,行業的自動化水平進一步上升的經濟可行性就變得不高,它一定會在某一個時間點或水平線上停下來。”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陳憲則提出,技術進步會增加人的閑暇時間和消費需求,這就會催生很多新的行業和就業。“比如,現在在健身、美容、旅遊、學習、培訓等領域,上海不斷地開出很多新店。”

同時,莊巨忠也表示,新技術會給部分勞動力帶來不利影響, 特別是那些從事重複性體力勞動的職業,這需要政府在教育和技術培訓、勞動力市場制度、社會保險制度以及稅收制度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前三個方面都需要錢,需要政府去支付,所以稅收制度的完善和改革就顯得非常重要。”

“技術進步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大,過去這樣,將來也會這樣。工資大家都增加了,但高技術工人的收入增長會快於低技術工人。因此一方面需要通過稅收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也能縮小收入差距。”莊巨忠對記者表示,目前,亞洲國家平均來說,政府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特別是個人所得稅占GDP的比例不高,這一比例在中國為1.5%不到,印尼是1%,孟加拉是1%不到,越南是0.5%,而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的發達國家,在一占比在8.5%到9%之間,日本也有6%。

莊巨忠還提出,政府在支持新技術發展方面,要加強對電信、通信基礎設施的投資,要反對新技術企業的壟斷,還有有消費者隱私的保護和數據的保護。

黃少卿也表示,技術的發展需要有制度基礎,比如在大數據時代,如果沒有產權的保護,沒有對隱私權的保護,對個人尊嚴的保護,沒有市場機制在起作用,要想在這個社會當中拿到準確數據並且來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和運用,恐怕很難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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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2019年手機全部用OLED屏?可能性較低!

5月30日,有外媒報道稱,蘋果公司2019年上市的手機將全部采用OLED屏。不過,奧維雲網(AVC)手機產業鏈的研究總監李洪亮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認為,蘋果2019年三款新手機全部采用OLED面板的可能性較低。

首先從OLED供應端來看,現階段蘋果供應商只有三星一家,LG仍然沒有通過蘋果產品認證測試,如果三款機型的面板均由三星供應,對於蘋果供應鏈的風險太高。除了三星以外,雖然國內面板廠積極投資OLED,但預計仍需要較長時間技術積累和良率工藝改善才能到達蘋果要求,而LG和JDI已放緩甚至暫停了手機用柔性OLED產線投資,預計2019年較難確保 愈演愈烈,全球經濟增長依然乏力,消費者尤其是海外消費者購買力並無大幅增長。旗艦機功能創新亮點匱乏,全球手機市場主要由中低端新興市場帶動上量,單純只是屏幕由LCD(液晶)轉變為OLED已較難成為推動消費者購買的決定性因素。如果全部采用OLED面板,勢必會導致蘋果手機產品線整體價格繼續增長,會極大增加其市場份額進一步降低的風險,同時若不能大規模降低其供應鏈成本,帶來的結果必然會使其利潤下滑,這也與庫克的經營策略相違背。

群智咨詢手機產業鏈資深分析師陳麗娟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蘋果明年新手機全用OLED屏的傳聞“不可信”,2019年蘋果手機仍有用LCD屏的新產品。OLED面板的供應,除了三星以外, LGD今年將開始向蘋果供應手機OLED面板。除了韓系的供應商,中國大陸面板廠對OLED的布局較為積極,但OLED產業是複雜的系統性工程,目前中國大陸面板廠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未來是否能夠成為蘋果手機OLED面板的供應商仍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積累更豐富的經驗,才能提升產線良率。而日系供應商JDI(日本顯示)、Sharp(夏普)也並非完全缺席OLED的競爭,未來OLED面板市場競爭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針對蘋果公司正在開發Micro LED手機屏的傳聞,陳麗娟認為,Micro LED手機屏短時期內還不具備量產能力,各家面板廠都只是把Micro LED作為技術開發的一個方向在做研發、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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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隔空警告魯哈尼,美伊軍事沖突可能性升高?

美國總統特朗普23日在白宮南草坪上回應記者的提問時表示,他“一點”也不擔心他最新的推文會激怒伊朗。

22日深夜,特朗普專門針對伊朗總統魯哈尼發了一條全用大寫英文字母構成的推文:“永遠不要再威脅美國,否則你們將遭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後果……小心點!”

特朗普此番言論似乎是在回應魯哈尼此前對他的警告。魯哈尼於22日在一個外交官聚會上要求特朗普放棄對伊朗采取敵對的政策。他向美國警告道,“與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與伊朗的戰爭是一切戰爭之母。”魯哈尼還告誡特朗普,“不要玩弄獅子的尾巴,不然會後悔的。”盡管魯哈尼被視為伊朗國內的溫和派,但此番言論比以往更為強硬。

在美國對伊朗重啟經濟制裁之際,兩國領導人的“口水仗”則把本就高度緊張的美伊關系再度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伊朗不屈於“心理戰”

特朗普或許是想再次施展他慣用的伎倆,即用放狠話的方式把危機升高,然後在“臨界狀態”迫使對方走上談判桌。

但是伊朗方面卻不以為然。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21日表示,他已排除了同美國談判的可能性,認為與美國談判是明顯的錯誤。當地時間23日淩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巴斯基民兵的蓋普帕瓦爾將軍(Gholamhossein Gheybparvar)對於特朗普的新推文表示,特朗普對於伊朗的威脅只不過是心理戰,特朗普不敢對伊朗采取任何軍事行動。

但仍有不少伊朗民眾擔心,如此的口水戰最終會導致一場軍事對抗,但德黑蘭的消息人士表示,他們認為特朗普政府不會讓美國在中東陷入另一個泥沼。

分析認為,客觀上特朗普政府很難首先挑起對伊朗的軍事沖突。不僅僅是因為美軍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難以自拔,而且特朗普曾明確表示他不希望美國向中東派地面部隊,甚至不想讓美軍留在敘利亞。

從國際社會來看,因為伊朗目前仍遵守伊朗核協議的各項內容,遏制發展核能力。除了預期獲得伊朗在中東的宿敵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支持以外,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不會支持美國對伊朗動武。

美經濟戰影響已現

美國把伊朗問題訴諸於戰爭手段解決的可能性不大還有一個原因是,美國已對伊朗展開了經濟戰,且已經具有相當的破壞力。

因為擔心局勢升級,伊朗里亞爾兌美元23日在黑市跌至記錄低點。1美元最高可兌換92000里亞爾,而上周還維持在75000左右。

伊朗民眾對經濟低迷和貨幣貶值日益不滿,已引發多輪抗議。伊朗領導人也多次呼籲在美國制裁面前需要保持團結。

在5月宣布退出伊核協議、重啟對伊朗的制裁時,特朗普政府給予不同行業90~180天不等的過渡期。其中,最早的一批制裁將於8月6日起生效,而對原油領域的制裁則要等到11月4日才開始。所以,美國重啟制裁對於伊朗經濟的影響力還在不斷展現。

當然,伊朗也並非束手無策。伊朗當局已經暗示,如果伊朗的原油銷售額因美國制裁而大幅減少的話,可能會阻礙其他國家的石油出口,包括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這是海灣國家向外運輸石油的戰略咽喉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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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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