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不饒人,我也未曾饒過歲月。”
來源 | 得到
演講 | 羅振宇
今晚,“時間的朋友”2017年羅振宇跨年演講如約而至。羅振宇從一個問題開啟,對你來說,2017年哪一天你認為很重要?
其中最有共識的答案是,10月18日,十九大召開的那一天很重要。羅振宇的答案是,當然就是今天——2017年12月31號。各位時間的朋友,感謝收看“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這是倒數第18場。
羅振宇分享了自己關於中國式機會的六個腦洞,全程4小時妙語連珠。以下13000字精華版為得到授權發布,略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歡迎第一時間品嘗。
2017年,我們這個國家已經變得很牛很牛。GDP大概是12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財富500強公司中,中國已占115家;我們有著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在校大學生;
你看,全是好事。但是好事多,不見得焦慮少。我很焦慮——我們這家小小的創業公司能不能長大?社會階層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說的已經固化?我的孩子們漸漸長大了,該讓他們去哪種學校?
過去,我們提到商業,腦子里蹦出來的第一個詞,是“競爭”。而現在,你還來不及擺好姿勢和競爭對手廝殺,用戶就已經變成了另一個物種了。過去商業世界的主題是和對手競爭。未來商業世界的主題是追趕上用戶。
用戶是一條河,在奔騰向前。
《愛麗絲漫遊奇境》里紅桃皇後說過一句讓人很費解的話,“在我們這個地方,你必須不停地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之前,我們以為這是童話;2017年,才意識到這是現實。
一方面是大者越大、強者恒強,前面的咱是追不上了。另一方面,是所有人都在逾越規則、所有人都在離經叛道,後面的很快就要把咱超過去了。
2017年,我就這樣逢人就問,關於我們這一代人形形色色的焦慮,得到了各色各樣的答案。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討論,都逐漸聚焦到了以下六個問題上:
第一,我們不是強者,還能不能登上舞臺?
第二,我們剛剛進場,怎麽找到新玩法?
第三,跟不上變化,會不會被淘汰?
上面三個問題,離我們很近。更進一步,還有三個問題,看似離我們有點遠,但其實對我們每個人的影響更大——
第四,中國經濟增長會不會遇到天花板?
第五,中國經濟增長有沒有可持續性?
第六,中國能否贏得良性的全球發展環境?
2017年,這六個問題,我不斷請教高人,我覺得我是得到了階段性的答案。這些答案,我把它總結成了“六個腦洞”。在這些問題、答案和腦洞中,我也逐漸看清了我們這代人的機會。而這些機會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我把它稱之為——“中國式機會”。
動車組腦洞
那接下來,我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在大者越大、強者恒強的時代,還有沒有新玩家的舞臺?
沈南鵬告訴我,你看到的舞臺雖然更單調,但是你沒有註意到,舞臺本身正在變得更大。雖然聚光燈下的主角在膨脹,但是聚光燈外,在更大的舞臺上,有更多的角色在登場。
一部手機的平均價格是2000塊人民幣,而一部汽車的平均價格至少能達到十幾萬人民幣,所以智能汽車行業比智能手機行業大很多,這將會是一個幾十萬億的市場。這個領域一定會產生一批巨頭。和手機一樣,其中,必有中國公司的身影。
再放眼那些新領域,從AlphaGo到AlphaZero,好像都在講述一個西方科技打敗東方智慧的故事。但同時呢?世界上最多的人工智能論文出於中國人之手。你說還有沒有機會?
“得到”作者劉潤老師今年問了我一個問題。你有沒有發現,今年的一些熱門公司,來歷有點奇怪?他們都出身在二三線城市。你會發現,這些公司都不是從一線城市發展出來的,是二三線城市的成功逆襲。
按說,一線城市人口聚集多,信息傳播快,示範作用好,為什麽這些成功的消費品牌反而誕生在二三線城市呢?
這個問題,有很多答案。但是所有的答案,都和中國獨特的國家稟賦有關。尤其是人口的分布結構。中國最大規模的人口還是聚集在二三線城市。它們更能代表典型的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一種消費品,無論是價格、消費習慣,還是供應鏈的成熟度,只有在這些城市被檢驗了,成功了,才有在更大範圍內複制的能力。
這些城市,雖然並不像一線城市那麽龐大,但本身也有一個不小的人口規模和市場。同時,又不像一線城市那樣,選擇那麽多,競爭那麽激烈。於是,天然就成了消費品牌的實驗室。
李豐說,“如果拉長時間範圍看,過去一百年全世界已經有三次消費升級。”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向全球輸出了立頓,還有一些酒類品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輸出了沃爾瑪、肯德基和麥當勞。上世紀80年代,日本貢獻了索尼、松下等品牌。
按照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想見,未來全球的大消費品類,都會有中國品牌的一席之地。
舉個例子。2017年,很多人都在談論喜茶。其實,還有一家叫做古茗。7年前,它在浙江臺州的一個鎮上開了第一家店,今年開到了第1200家店。想不到吧?那他有什麽訣竅呢?其實都是這種小知識。 比如,他就發現,在小鎮上開店,裝修不見得要多高大上,但是燈一定要亮,要成為當地的路燈。鎮上的燈光通常是很暗的,你的店特別亮,顧客就覺得這家店更好、更幹凈。
你看,這種知識難嗎?這種知識,即使你不在大城市里,聽不著熱門的創業課,也見不著矽谷大佬,你也一點都不可惜,因為這些知識只能來自於實踐中的點滴積累。
在很多人眼中,這不是技術,不是創新。但是不要忘了熊彼特的教導:“創新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謂的創新,沒有必要走什麽捷徑,紮到最深深的現實中去,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就像我們辦公室的墻上有這麽一句話:結硬寨,打呆仗。這是我們的商業信仰。
商業世界里有一些自古不變的樸素道理。比如貨真價實,價格公道,童叟無欺,對客戶誠信,做生意要賺錢等等。這可能就是下一輪崛起的創業者的群像。
這個認知,是我今年開的非常大的一個腦洞,我稱之為叫“動車組”腦洞。為什麽這麽說?
過去四十年,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認知,是“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先富帶動後富,發達地區帶動不發達地區,沿海地區帶動內陸地區,一線城市帶動二三線城市,精英帶動普通人。在這個認知里,我們認為中國是一輛綠皮火車。但是,從2017年發生的樁樁件件來看,中國已經分明是一組動車。很多人還不知道動車的原理,其實簡單說,就是每一節車廂都有動力。
如果靠火車頭,車廂越多,就車速越慢。而在動車組,車廂越多,也就意味著動力單元越多,速度反而不會慢下來。這就是我們把這個腦洞稱之為“動車組腦洞”的原因。
所有人都在分享這個時代的機會,也在給這個時代創造動力。帶著動車組腦洞,我們也可以更深地理解,中國的全球性崛起。
過去每一步成功,我們都把它解釋為勇氣、智慧和膽略。但是現在,很多發展似乎是順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自然生長的,是中國國家勢能的一種“溢出效應”,像高山滾石一樣,就這樣傾瀉出去了。中國正在從一種“追趕式”的力量變成一種“溢出式”的力量。
何帆老師說,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平凡創新時代”。它就像動車組一樣,不再依靠一個單一的火車頭,而是每一節車廂都提供了驅動力。
你可能覺得這樣的創新太過簡單。簡單到乏味。但是,管理大師德魯克早就說過,一項創新所能贏得的最大贊美莫過於人們說:這太顯而易見了,為什麽我就沒有想到呢?
確實這是一個大者越大、強者恒強的時代,但是機會還很多,屬於傳統行業和普通人的機會也很多。這是2017年關於中國式機會,我開的第一個腦洞,我稱之為叫“動車組腦洞”。
熱帶雨林腦洞
第二個問題,既然機會有的是,那在這些機會里,以前的玩法還管用嗎?會有什麽新的玩法?
這兩年,有一家公司快速崛起,叫快手。去年這個時候,快手的日活躍用戶大概是3000多萬;今年12月份,我見到快手創始人宿華的時候,它的日活已經過億。
這是什麽概念?按照任何標準,都已經是最大的互聯網產品之一。
我問宿華,這是為什麽?他先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老頭兒,在快手上陪了我一年了,每天晚上他都要表演一段拉二胡。
有一天,我突然發現,不對啊,拉二胡一般都是右手持弓、左手握弦,而這位老人家是反的,兩種可能,一種他是左撇子,這個可能性比較小。還有一種可能,說明他是一個孤獨的老人,要麽單身,要麽老伴離婚或者去世。所以,他只能自拍。
這種生活其實一直都在,但是不可能被記錄下來。為什麽?因為電視臺的攝影記者爬不了那麽高。為什麽現在可以被記錄?因為這些工人每個人都有手機。而且在深山中都有網絡。
最難被互聯網世界連接的人、最難被記錄的人、那些社會末梢的人,就這樣因為短視頻,被接入了這個時代。而快手這個連接器就抓住了這個機會。
小鎮青年因為電影院線的建設、因為互聯網被連接進來了。他們開始在中國的社會舞臺上展現自己的力量。這是一股新力量,他們的價值觀、消費口味和我們熟悉的人迥然不同。
每沖進來一撥人群,就成就一撥連接器,每成就一撥連接器,就誕生一撥商業新物種。
2017年,有一個人一直在談“新物種”這個詞,那就是吳聲。但是我覺得,他更有價值的說法是“超級用戶思維”。也就是說,因為新物種越來越多,商業的打法出現了一種從流量思維到超級用戶思維的轉變。
過去,受互聯網的影響,大家都覺得主流的商業打法,應該是流量思維。一個網站需要更多的點擊,一個小店也應該開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但是這個詞背後是一種冰冷的心態。不論你是什麽人,你在我的商業棋盤上,就是一個數字,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流量,用一個統一的詞匯,掩蓋了互聯網世界的豐富性。
不能說流量思維就錯了。過去這20年,互聯網人口紅利爆發,大量的人從線下轉到線上,從真實世界移民到網絡空間,用“流量思維”來數人頭,圖進取,是一個不錯的策略。反正遍地沃野,插根扁擔都能開花。
但是現在不行了,流量越來越貴,而且都已經被巨頭們壟斷。
那一個新的創業公司,要想崛起,沒有流量還怎麽玩呢?只好變玩法。
不要留戀互聯網的伊甸園時代啦。不要再想著像亞當、夏娃一樣,能夠隨意摘取樹上的果子啦。互聯網人的“狩獵采集時代”結束了,“農耕時代”開始了。什麽叫農耕時代?就是圈一塊地,種一季糧,精耕細作,秋收冬藏。至於能圈多大,看你的本事,但是對這塊地上的每一棵莊稼,心態就不一樣了。他們不是什麽點擊量,他們是活生生的具體的用戶,他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還膽敢大大咧咧地把他們稱作是“流量”?
2017年,吳聲提出了一個詞,叫“超級用戶思維”。也就是說,因為新物種越來越多,商業的打法出現了一種從流量思維到超級用戶思維的轉變。所謂的“超級用戶思維”,就是我不僅關心我有多少用戶,我更關心我有多少超級用戶。
超級用戶模式雖然由美國人首創,但是中國市場正在賦予它更大的想象空間。
德魯克說過一句話,“企業的使命是創造並留住客戶”
就像新加坡,我地方很小,但是我盡可能提供幹凈的市容,良好的法制,寬松的環境,豐富的全球資源鏈接,你來我這里,給我交點稅,就像你給小區交的物業費。
但是這就夠了嗎?不夠,超級用戶思維不止是營利模式的變化,它本質上是一種商業文化的叠代。它還有一句更重要的潛臺詞:我希望你以我為榮。就像一個城市,我不僅要提供你生活的良好設施,我還要給你提供生活在這個城市的榮耀感。
說到這里,我必須拿我們的「得到」App來舉例子了。你可以去打聽打聽,「得到」用戶是一群什麽樣的人。一家矽谷著名的創業公司明確在它的招聘啟事里說,如果應聘者在「得到」訂閱過五個專欄,就可以直接進入面試。
面對這樣的用戶,我們不用做推廣,你做推廣也沒有用,這樣的用戶是糊弄不了的。但是我們要做兩件事。
第一,要盡可能做讓用戶覺得長臉的事。我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絕不給用戶丟臉。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問的第二個問題,剛剛進場,怎麽找到新的玩法?
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亞馬孫熱帶雨林。它有700萬平方公里,是地球上最大的獨立生態系統。光昆蟲就有250萬種。動物植物很多都是別處沒有的。為什麽別處沒有?
我們的中國跟亞馬孫熱帶雨林一樣,它有足夠的規模,有足夠的內部多樣性。你看,這就是大生態系統的好處。不管它原來有多少古木參天,也不管它原來有多少野獸成群,都會有新機會出現。
而且新機會還有兩種,一種是做物種間的新的連接器。另一種,是維持一個獨立的小生態。
在亞馬孫熱帶雨林里都是不錯的活法。所以,我把2017年開的這第二個腦洞,稱之為“熱帶雨林腦洞”。
比特化腦洞
下面我們來看第三個問題:都說這個時代變化快,那如果沒有能力快速變化,是不是就一定會被淘汰呢?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2017年變化最快的一個地方,那就是新零售。它快到了什麽程度?快到了,沒有人明白它究竟是什麽,所以,只好在老概念前面加了一個“新”字,管它叫新零售。
新零售的玩法和打法,今年看來只是一個買棋子、做布局的階段,真正的好戲,得明年上演。
新零售說起來很玄乎,但其實本質很簡單,就兩個字,效率。三個字,高效率。九個字,用一切手段提高效率。16個字,用一切手段全方位無死角地提高效率。
有的,在數據算法上下功夫,有的,在支付上下功夫,有的,在物流配送上下功夫,有的,在建倉策略上下功夫,有的在創造場景上下功夫。
不管什麽功夫,你站在消費者這頭看,本質上都是讓你“想要就要,馬上就要”。在你的購買欲萌發時,就能完成支付。在你的購買欲消退前,就能完成送貨。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快遞來。
你看,效率的提升就是這樣一點點挺進。當你意識到的時候,這一點一點的量變,已經積累到把你的生活改變。
這是一場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戰爭。從人工智能,大數據,無人機,無人車,機器人,到你樓下的夫妻老婆店,全面被動員,分開走,一起打,打一場效率戰爭
那你說,既然是效率戰爭,就很簡單啊,找到貨更快,支付更快,送貨更快,不就行了嗎?這麽想你就把這場效率之戰想得簡單了。還有更快的打法。
你想過沒有,在人的腦子里,還可以繼續比拼效率。去年跨年演講,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認知戰”。
價格戰,不管多慘烈,仍然是靠產品本身賺錢,戰場仍然擺在商場里;而認知戰,戰場只在用戶的頭腦中。價格戰的目的,是消費者仔細權衡之後,選擇我;認知戰的目的,是消費者只知道我。價格戰的目的,是在比較中勝出;認知戰的目的,是不存在比較。
速度、速度、速度,你看我們剛才講,從貨逼近人的速度,支付的速度、送貨的速度到認知的速度,我們其實只是想問一個問題,這麽強調效率、速度,演化這麽快的領域,真的把那些不趕時髦的人甩出去了嗎?
前幾年,幾乎所有產業的人都在談互聯網沖擊,似乎互聯網是一張過時不候的船票,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大家都深陷在所謂的轉型焦慮中。但是,在2017,連一個水果攤,一個烤紅薯的,都已經被微信、支付寶拽到了線上,還有什麽互聯網轉型的問題?
2017年,不管你原來有什麽認知,什麽處境,有沒有互聯網思維,不管你是一個傳統超市,還是一個夫妻老婆店,都被資本,被阿里系、騰訊系的力量,用投資、並購、地推、補貼的方法拉上了轟隆隆的戰車。
2017年,有一個詞大熱,叫“賦能”。這個詞的發明人,阿里學術委員會主席、湖畔大學教務長曾鳴說:“贏得未來的制勝法寶,不在於你擁有多少資源,而在於你能調動多少資源。”
調動不屬於你的,組織外的資源的方式是什麽?就是你原來不能,但是我有辦法讓你能。所以,你才會聽我的調動嘛。這就叫“賦能”。反過來,我是一個小創業者,我怎麽調動阿里的資源呢?就是反過來接受它的賦能嘛。
去年的時候,我們還是想,想個什麽轍,我能變成一個帶有互聯網基因的企業。而今年,你還用想轍?只要你握住來自比特世界的那支賦能之手,就已經是一家互聯網企業。還有什麽轉型焦慮可言?
就像在內容產業里面,很多內容生產者原本還在焦慮,怎麽完成這一輪互聯網轉型。但是你們不知道的是,只要你有真才實學,你不知道,像「得到」這樣的公司是多麽饑渴地在尋找你。
這就是我們今天問出的第三個問題,“跟不上快速變化,是不是就會被淘汰?”
所以我們開了這第三個腦洞,叫“比特化腦洞”。
什麽意思?這個世界正在被迅速比特化、數字化。2017年,新零售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比特世界是一個需要我們攀爬的山峰。但是,2017年,比特世界給我們開了一個大大的腦洞。原來它哪用你攀爬?它是主動匍匐到你的腳下,席卷你,拽住你,托舉你,賦能你。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腦洞。過去幾年,我們經常會害怕一些大詞。我們受到互聯網思維、免費、共享、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等概念的沖擊,我們一時恍惚,覺得這個世界下一秒就會變得陌生,我們會因此掉隊。但是,明白了比特化腦洞,我們明白了,有兩個趨勢永遠不變——
第一,無論產業怎麽演化,都是往效率越來越高的方向演化。所謂的新零售,不過就是讓更多的人,以更便宜的價格、更便捷的方式、更好的體驗,買到更豐富的商品。這一點,不可逆。
第二,分工會越來越細。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讓專業的人只做專業的事。越專業的人,就越不會被時代拋下。這一點,也不可逆。
既然這次是這樣,未來再有什麽新詞、大詞,也許我們就不會被它們嚇到。
做最好的自己,以更高的效率做好自己,比特世界自然會給你寄來船票,什麽都不用擔心。這就是比特化腦洞。
拔河腦洞
我們來回答第四個問題,中國人口太多,資源太少,會不會發展空間不夠,後勁不足,說白了,中國會不會遇到增長的天花板。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回答,那麽前面三個問題,不管是什麽答案,都沒有意義。
2017年,我問遍身邊的朋友,哪個時刻你覺得很重要?這回我問的是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師,他說是10月20日。
那一天,坦桑尼亞批準了巴加莫約(Bagamoyo)港口項目。這個港口預計3年後建成。建成之後的吞吐量相當於現在非洲東部所有港口的總和。這是中國無數個海外建設項目中的一個。那為什麽這個港口很特別?
我們先來看一眼坦桑尼亞的地圖。
這個紅點的地方就是巴加莫約(Bagamoyo)港口,它連接著坦贊鐵路。坦贊鐵路,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援建的項目。質量非常好,但是現在運行得並不理想。為什麽,因為這條鐵路沿線沒有什麽大城市。現在每周只能開行兩三趟車,開起來也是晃晃悠悠速度慢得很。
但是,坦贊鐵路的兩側還有一個別名,叫“南方糧食走廊”。可耕地是9億畝,80%都沒有開發。
巴加莫約港口修建以後,這片地方就可以和全世界,尤其是和中國連接起來。那是什麽結果?放飛下想象力。
中國的耕地非常有限,大家都知道一個數字,就是18億畝耕地紅線,這是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底線。其中有5.5億畝耕地是種玉米的,這里面相當部分是做飼料用。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把這些飼料用地轉移到坦桑尼亞去,用他們的5億畝土地來種中國需要的飼料。這並不會影響到中國人的糧食安全,最多對豬的糧食安全有點影響,但是中國這邊就有可能騰出來幾億畝的土地。
在這樣一種連接中,受益的絕不只是中國。
這個事情,其實是在提醒我們,思考今天的中國,已經不能局限在中國本身。我們剛才那個問題,中國會不會遇到增長的天花板?這個問題必須在全球的框架中才能找到答案。
2017年,我找到的答案,來自於我在「得到」里看的一本書,中信出版社的《超級版圖》。這本書,我覺得被嚴重低估了。它講了什麽呢?就是真實的世界是什麽樣的。
世界不再只是國與國的拼圖,而且是由基礎設施連通的網絡。世界不再是分散平攤的塊塊,而是連起來的點點和線線。世界越來越像互聯網。
光占有,不連接,就是一個資源孤島,是沒有用的,這就是把世界看成塊塊邏輯的bug。
但是如果把世界看成是點線網呢?那註意力就是放在基礎設施上,放在互聯互通上,放在塑造和維護供應鏈上。我們來看看,基於這個全新的邏輯,中國這些年是怎麽做的。
《超級版圖》這本書提出了“拔河遊戲”這個精彩的比方。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大國其實是在走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模式中。美國人眼里的博弈,是一場拳擊比賽;而中國人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拔河遊戲。我們來看看這兩種博弈邏輯的區別——
拳擊比賽是強者的競技,是有準入門檻的;而拔河遊戲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的,人人都可以有貢獻。
拳擊比賽以擊倒對手為目的;而拔河遊戲只是想把供應鏈上高價值的部分拉過來。
拳擊比賽取勝的關鍵是讓自己更強大;而拔河遊戲取勝的關鍵是讓更多的人站到自己這一方。
拳擊比賽的輸家必須離場;拔河遊戲希望人人都不要松手
拳擊比賽之所以玩不下去,因為世界已經越來越混為一體。
中國正在參與的拔河遊戲的邏輯來看,所有國家的人口、產能、資源、資本和技術,都共生在一條供應鏈上,休戚與共,誰也不能放手。這里面的博弈再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問題,而是繩子往哪移一點,主導權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
那麽拔河遊戲里面,誰能獲得主導權呢?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胖子多的、肉大身沈的、心更齊的有優勢。在拔河遊戲里,人口規模、市場規模、產業規模,就是決定性的因素了。說到這,你才會理解,為什麽中國會在全球那麽積極地去參與修建基礎設施、去維護供應鏈,為什麽積極地倡導“一帶一路”。
拔河遊戲不關心什麽是你的什麽是我的,只關心價值的移動方向。
理解了拔河遊戲,你就會明白,中國和美國,這世界上的兩個大國,也許根本就不在一條賽道上競爭,甚至根本就不在同一幅地圖上競爭。它們看到的是兩種圖景,實踐的是兩套邏輯。
不要以為兩套邏輯,就一定有好有壞、有優有劣。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尼爾斯·玻爾說,“一個深刻的真理的反面,可能是一個更深刻的真理。”
還記得我們剛剛提出來的第四個問題,中國的經濟會不會遇到天花板。還記得我前面說的麽?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回答,那麽前面三個問題,不管是什麽答案,都沒有意義。
聽完了拔河遊戲這個比方,有沒有一種開腦洞的感覺?所以,這就是今天跨年演講我給各位介紹的第四個腦洞,我把它稱之為“拔河腦洞”。
在國境線構成的世界里,在拳擊比賽的規則里,這個問題好像很嚴峻。但是在由供應鏈構成的互聯互通的世界里,在拔河遊戲的規則里,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
終點站腦洞
下面我們來回答今天的第五個問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如何?
這個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看起來很宏觀,但是它關乎到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好像一直有一個聲音說,中國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所以持續性並不好。
這種聲音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學者提出的“雁陣模型”。簡單說就是:“隨著成本提高,產業會在不同國家之間轉移。”
日本承接美國的產業轉移,亞洲四小龍承接日本,中國承接亞洲四小龍。所以,21世紀初,中國才成了“世界工廠”。所以任何一個國家,都只是產業轉移的中轉站而已。
這里面就有兩層意思啦。
第一,中國在雁陣中永遠也不會是領頭雁,你雖然規模大,但是你幹的是低端產業,是別人轉給你的。
第二,隨著中國各項成本的提高,“世界工廠”的地位遲早是要交出去的。這就是可持續性問題。
你不覺得嗎?過去幾十年,中國人確實一直生活在這樣的焦慮中——
雖然我們的經濟在增長,但是我們的各項成本也在上升,產業會不會轉移出去?我們的黃金時代會不會就要結束?
到了2017年,回頭一看,過去十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了5倍,已經接近於發達國家水平。但是,制造業向中國集中的趨勢仍然沒有減緩。那說好了的產業轉移呢?中國為什麽還沒有掉到那個預言中的大坑里?
清華大學的魏傑教授,2017年還進一步提醒了我們一件事:中國正在啟動一次全新的全球化。
2017年,我遇到了一個人,他給了我這一年最大的一次思想沖擊。這個人就是前面我已經提到的,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師。
我第一次見到他,關於中國到底是什麽,中國為什麽會有今天的成就,中國到底有沒有前途,中國在世界上的真實角色是什麽,他跟我講了4個小時。
其中,我打斷他,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別急,你的這個問題,20分鐘之後我會說到。
這個解釋的核心著眼點在於,這一輪產業向中國的轉移,到底是西方國家不願意幹了,轉到中國來?還是他們幹不了了,轉到中國來?這是這個解釋的核心。
施展引入了看這個問題的一個新維度,過去幾十年,世界產業演化的速度在發生變化。
我們來看幾次產業革命的典型產品——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典型產品是火車。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典型產品是汽車。
這次產業革命的典型產品是手機。一部手機買了之後,能用多長時間?大概1年,大多數人就已經更新換代。
還記得一個品牌叫諾基亞嗎?在它被微軟收購的時候,CEO約瑪•奧利拉說過一句話: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麽,但不知為什麽,我們輸了。
從產業演化速度的角度,也許我們能給出答案。
當智能手機出現的時候,諾基亞最引以為豪的是什麽?在所有手機廠商中,它是擁有自己完整生產線的最大廠商。這意味著它對生產的各個環節都有把控力,綜合成本控制能力是最強的。但是,智能手機的基本需求是什麽?是創新。而諾基亞的龐大生產線,就意味著它的創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因為生產線是按照之前產品的需求設計的,想創新的話,整條生產線都得調整,成本極高。
所以,諾基亞是怎麽死的?是被它沈重的肉身拖死的。
當西方國家整體進入了創新經濟的時候,它就出現了一個急迫的需求,就是必須把生產流程外包,把生產流程轉型的成本全部甩給別人,只做觀念層面的創新,不停地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在以前時代的創新,創新的基礎是技術,技術本身就構成競爭壁壘;但在今天這個時代的創新,創新的基礎是觀念,觀念本身很容易被抄襲,所以它的競爭壁壘就是自己的創新速度,只要我的速度比你快,你就永遠只能追趕而沒法抄襲。
舉個例子,在皇家禦膳房里,你要想把菜做得好,皇上高興,你就只能專攻一門,比如說,只做川菜,手藝越來越精,十分鐘就能上一道水煮魚,這就叫專業化帶來的有效率。但是,皇上突然變口味了,不愛吃川菜了,改吃法餐了,你就傻眼了,這就叫專業化帶來的沒彈性。你看,高效率和高彈性是矛盾的。
在制造業領域,誰能把這對矛盾給化解了?當今世界,只有中國能夠做到。
中國企業的高度分工到了什麽程度呢?一個簡易打火機,28個零件,在浙江的一個村子里,那就分成了28個專業廠家生產,然後再組裝。平時你看到的那種賣1塊錢的打火機,成本可以壓到1毛錢。施展老師在浙江考察的時候,就見過一些生產拉桿天線的廠家,一個廠只生產其中的一節,可以說是專業化到極致,效率也達到極致了。
但是與此同時,無數家極度專業化的中小企業還密集地湊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龐大高效的供應鏈網絡。他們彼此之間有互相配套的關系。上遊需求一變,這種配套關系可以迅速重組,確保彈性。
為什麽只有中國能做到?這里面既有“命”的成分,也有“運”的成分。所謂“命”,就是中國獨有的稟賦,其他國家想學也學不去,那就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所謂“運”,就是中國在特定的時間點上,恰好踩對了節奏。
「得到」作者、也是投資人的王煜全老師,一直對未來的全球分工有一個判斷——美國科技、中國制造、全球市場。
何帆老師從另一個角度也解釋過這件事,在他的「得到」專欄里就提到過,中國承接產業轉移的時候,國際貿易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此前國際貿易是“產業間貿易”,而中國參與的國際貿易更多的是“產業內貿易”。
什麽叫產業間貿易?就是中國人80年代幹的,用十幾億條褲子換人家一架飛機。用成品換成品。
什麽是產業內貿易?就是美國蘋果公司要生產iPhone,供應鏈遍布全球,而中國分擔其中的一部分環節。
那中國就非常容易打開這個缺口了。中國就會利用自己的超大規模性優勢和兼具效率、彈性的優勢,在這個機會窗口里開疆拓土,攻城略地。
規模不再只是規模,規模本身就是能力。
這是在2017年我開的第五個腦洞,我把它稱之為“終點站腦洞”。還記得剛開始提出來的問題嗎?中國的獨特優勢是什麽?中國是兼具效率和彈性的供應鏈網絡,所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不是全球制造業轉移的其中一站,而是最後一站。
樞紐腦洞
剛才我們已經談了五個問題,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要關心。中國能不能營造一個良性的全球發展環境?
為什麽要關心這個問題呢?剛才我們一直在講中國機會很多,中國增長還沒遇上天花板,中國的優勢很獨特,那你一家獨大,別人怎麽辦?別人過不好,我們也好不了。所以最後的問題來了,我們能不能和世界建立良性關系?換句話說,我們未來的全球角色是什麽?
在《樞紐》這本書中,施展老師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斷:“中國一直是世界秩序的自變量。”請註意,不僅現在是,歷史上一直都是。
什麽是“自變量”?就是它一變化,系統就變化,它的變化是參與到系統的生成和演化中的,這種大塊頭的因素,就是自變量。中國這個超大規模的國家,就是世界系統的自變量。
還記得嗎?總有人說,中國很倒黴啊,我們買什麽什麽貴,賣什麽什麽便宜,這似乎是中國的一個軟肋。但是你一旦把思考角度轉過來一看的話,世界缺不了中國。這就是自變量的地位。
但是,自變量只是說明你的重要性,還不能說明你在全球結構中的位置。這個位置不是爭來的,是世界格局演化逐漸形成的對中國的一種需求。
我們來看看二戰之後,世界格局的一個局部演化——
非洲國家在二戰後紛紛獨立。說實話,那個時候非洲經濟發展是不錯的。原因是西方的帶動。西方要資源,要經濟腹地,非洲正好有這些好東西,所以非洲的日子就好過。
但是一轉眼到了1970年代,發生了石油危機,西方經濟突然之間遭遇了一個巨大的停頓,對原材料的需求急劇下降,非洲國家於是陷入到了非常艱難的經濟困境當中。
然後呢,西方的危機很快過去了,我們都知道里根、撒切爾一系列改革,西方經濟繼續爬起來,80年代中期迎來一個繁榮的周期。但是,在西方的這一輪繁榮的同時,恰恰是非洲現代歷史上最為悲慘的十年。
因為西方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他們已經進入了創新經濟的時代,超過70%都是第三產業,對原材料的需求沒有那麽強烈。這和以原材料出口為主的欠發達國家之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裂縫。
這個裂縫誰來填?上個世紀90年代,答案揭曉,是中國。
理解這個過程,我們就理解中國的全球角色了。
西方國家已經沒有辦法和欠發達國家直接形成經貿循環了,中國是全球經貿循環有效運轉的必須結點。這不是什麽推演,這就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中國正在變成全球經濟體系的十字路口,是資源、信息、資本在全世界流動的必經之路,是世界的路由器,也是施展老師這本書的名字——樞紐。
作為樞紐,我們向原材料產地國家輸出資本、制成品、基礎設施和就業機會。
作為樞紐,我們向西方發達國家,提供形形色色的工業品和創新落地的機會。
2017年,我們已經看到,當大規模難民湧向歐洲的時候,歐洲既無法抵擋,也很難讓他們融入。
就像《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戴蒙德說:“歷史上的國家和社會衰敗,更多只是影響到自己。而今天任何一個國家的衰落,都可能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地方。”
中國2016年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總額為361億美元,占非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39%,是世界第一。這不是簡單的投資,而是在非洲建設鐵路、公路、電信等基礎設施,把非洲的礦山、農田、村鎮和全球連接起來。
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他們通過中國投放秩序。站在欠發達國家的角度看,他們通過中國在分享全球化帶來的繁榮。這就是中國的樞紐作用。
中國,處於大陸和海洋的連接點上。
在古代,世界通過絲綢之路和中國互動,大陸是秩序的生成線,然後以中國為樞紐,向海洋世界投放秩序,海洋是秩序的傳播線。
在當代,世界潮流反向而動,海洋世界是秩序的生成線,然後以中國為樞紐,向大陸的深處投放秩序,大陸是秩序的傳播線。
但是,不管方向如何,中國都是聯系海洋與大陸的中介性、樞紐性存在。
這是中國的地緣位置和超大規模性共同決定的,這是全球都希望中國去承擔的角色和責任。認清楚這個角色和責任,我們就有能力去營造一個良性的生存環境,就不會和現有的大國發生零和博弈。
這是這場跨年演講試圖回答的最後一個問題,我把這個答案稱之為叫“樞紐腦洞”
特別感謝施展老師在2017年給我開的這個腦洞。他把這套思想,和關於中國歷史三千年演進邏輯的思考,寫進了一本書,就是我們反複提到的這本《樞紐》。
今天,我們回答了六個問題,回應了六種焦慮,在開出的六個腦洞中,其實也認出了六種“中國式機會”。
這只是一個起步。我不覺得今天說的是什麽終極答案。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將會持續探索這些問題,這種探索一點也不抽象。它和我們每一個人當下的決策息息相關。
還記得我們這個演講一開始提的那一系列問題嗎?什麽樣的行業會有前途?孩子該接受什麽樣的教育?怎樣配置自己的資產?
不管你原來是怎麽想的,2017年到了最後的時點,讓我們帶著中國式機會的視角,重新啟動對所有這些問題的思考。
人生算法
下面我要說的話,只能是說給你們這樣少數人的。它只跟少數人有關,也只對少數人有用。這是2017年我感受很深的一個詞——人生算法。
過去,我們對於人生策略有一種誤解。以為最成功的人生,一定是因為尋找到了某種規律。我們總覺得,這規律應該是客觀的,是不能改變的,是躺在那等著你發現的。但是,只要找到了,就可以一把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在人生算法看來,成功策略不該是這樣的。
哪有什麽一成不變的規律,只有可以不斷增大的概率。
哪有什麽可以直接登頂的人生,只有根據反饋不斷叠代的過程。
為了說清楚什麽是“人生算法”,我的朋友喻穎正考過我一個很好的問題。今天也考考你。
假設你現在面對兩個按鈕——按下第一個按鈕,直接給你一百萬美元;按下第二個按鈕,你有一半的機會拿到一億美元,當然還有一半機會就什麽都沒有。
這兩個按鈕只能選一個,你選哪個? 有人會選第一個,因為落袋為安。100萬美元也不是個小數。有人會冒個險,選第二個,因為萬一成功,從此就成了人生贏家。
但是,出這道題的喻穎正告訴我,這道題的本質,不是考這個。這道題目,是有唯一正確答案的。那就是要選第二個按鈕。有一半機會拿到一億美元。
你可以找一個人,說,我有一半機會能拿到一億美元。咱倆關系不錯,如果你給我一百萬美元,我就願意把這個機會分享給你。你去按,什麽也沒有,你認倒黴,如果拿到了一億美元,咱倆平分。
有的算法,雖然引入了風險,但是沒有風險的控制機制,所以也不怎麽樣。有的算法,引入了風險共擔者,有的算法引入了市場。算法越叠代,成功的概率就不斷地提高。
這就是“人生算法”的力量。
我想給你推薦一本書,這里面呈現了一個用“人生算法”驅動的生存方式,美國最著名的投資人之一瑞·達利歐寫的,中信出版社剛剛出版的《原則》。現在就可以以全網最低價在「得到」App里購買電子版。
我牢牢地記住了達利歐的下面這段話:“算法,就是在連續性基礎上運行的原則。”
我們總覺得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憋著什麽發財的訣竅,但是查理·芒格說:“當成功概率很高的時刻,下最大的賭註,而其余時間按兵不動。”這就是在說人生算法。
巴菲特說,“人生就像滾雪球。重要的是發現很濕的雪和很長的坡。”這也是在說人生算法。
如果還是覺得費解,喻穎正也寫了一個公式:成就=核心算法×大量重複動作的平方
說得更簡單一點,人生算法就是你面對世界不斷重複的最基本的套路,找到它,重複它,強化它。你抓住中國式機會,就是更大概率的事件。
2018年已經開始,我們這群人即將分頭前行,各自啟動自己的人生算法。祝各位好運。下一次,我們聚在“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現場的時候,希望每個人都會像木心先生所說的那樣:
“歲月不饒人,我也未曾饒過歲月。”
2018年6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經歷了一波快速向下調整的階段,並接近2017年1月3日的低點,引發了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走向的關註,公眾討論中出現了“找回人民幣丟失的錨”、“7不可破”等觀點,在此我們客觀審視人民幣匯率2018年迄今的波動,梳理公眾可能存在的誤讀,並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結合央行政策動態分析政策的思路走向。
1.近期貶值的人民幣是弱勢貨幣嗎?
2018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先揚後抑。我們將年初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分為三個階段,節點分別是中國貨幣政策和中美貿易領域的重大事件,即4月17日晚間,中國央行宣布降準;6月18日,美國白宮發表聲明,確定對華500億美元貿易品征收關稅。
第一個階段,從年初至4月17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是震蕩上行的趨勢,其間上漲4.10%。4月17日至6月18日是第二個階段,其間,美元指數在美歐經濟走勢分化的預期下大漲6.04%,大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對美元開始大幅貶值,土耳其里拉、墨西哥比索和南非蘭特均貶值10%以上,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僅貶值2.42%。第三個階段從6月18日至今(截至8月24日),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疊加美元指數走強的背景下,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近7%,由此引發了市場對於人民幣對美元快速貶值的關註(圖1)。由此產生了第一個問題,相對於全球貨幣而言,人民幣是相對強勢還是弱勢?
放眼全球匯率市場,年初以來大部分發達國家及新興國家貨幣均對美元出現了貶值,人民幣對美元貶值5.53%,相對於其他貨幣,人民幣依然保持強勢。在主要發達國家貨幣中,瑞典克朗、澳大利亞元、新西蘭元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均大於人民幣(圖2)。在新興市場國家貨幣中,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南非蘭特均貶值14%以上(圖3)。
盡管如此,市場對於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幣值的波動仍十分關註,也有不少“誤讀”流傳,例如,關於人民幣錨的觀點;又如,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不可破7;等等。下文就對這些觀點進行梳理。
2.何為人民幣匯率之錨?
每當人民幣幣值出現一定波動之時, 市場和公眾總會產生擔憂甚至恐慌,這緣於長期的“浮動恐懼”,習慣雙向波動的人民幣仍然需要時間。在最近一段的波動中,“尋找貨幣錨”的討論十分熱鬧,其中被廣為傳播的觀點有兩個:一是,美元依然是人民幣的錨;二是,外匯儲備是人民幣的錨。這兩個觀點都是錯誤的。
2015年的“8·11 匯改”後,中國人民銀行逐漸形成了基於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指數作為“參考貨幣錨”、根據市場預期和供求關系、輔以逆周期調整因子、在目前設定的區間內自由浮動的匯率機制。美元指數與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的運行情況顯示,人民幣在脫離美元這個錨(圖4);同時,穩定一籃子所需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與實際公布的中間價基本一致(圖5)。事實上,中美經濟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分化使得人民幣將美元作為錨的做法不再可行,將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指數作為“參考貨幣錨”,意在相對於全球主要貿易夥伴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為明智之舉。
CFETS人民幣指數是央行參考的主要對象,此外,CFETS(BIS)和CFETS(SDR)也在參考之列。第一財經研究院也推出了CBNRI-NEER(名義有效匯率)和CBNRI-REER(真實有效匯率)兩個人民幣指數。如圖6顯示,CFETS的幾個指數和NEER指數的波動趨勢基本一致,2018年以來先上行後下行,總體有走弱趨勢,但人民幣匯率相對於一籃子貨幣保持穩定,參考的應是“真實有效匯率(REER)”,而非“名義有效匯率( NEER)”。第一財經研究院的REER從2016年至今在一定的波動中實現了相對穩定,也就是說,正如匯率形成機制所設定的那樣,人民幣實現了針對“一籃子貨幣”的基本穩定。
至於第二個觀點,人民幣以外匯儲備為錨,這里有對中國基礎貨幣投放轉型的誤讀(從外匯占款到運用流動性工具發行人民幣),更深層次的原因依舊是根深蒂固的“浮動恐懼”。事實上,短期的貨幣幣值波動由市場情緒以及貨幣的供給和需求決定,就長期而言,作為貨幣之間的比值,一國貨幣的長期之“錨”是其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以及綜合國力。
3.市場預期是悲觀的嗎?
使用搜索引擎檢索“人民幣”,映入眼簾的往往是“人民幣持續貶值”、“人民幣8連跌”等標題,不過,市場預期真的如此悲觀嗎?
中國外匯市場是一個以銀行間市場為中心進行結售匯頭寸平補的市場,市場的參與主體主要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須具備以真實貿易業務為供需的基礎。中國外匯市場有在岸(CNY)和離岸(CNH)兩個市場。
基於對中國外匯市場特征的把握,觀測市場預期的指標主要有三個維度,銀行結售匯、風險逆轉期權和在岸離岸市場差異。
第一個維度能準確反映當期市場參與者的結售匯意向。當結售匯讀數為正值時,說明市場更願意將手中的美元結為人民幣,這時市場上美元供大於求,對人民幣預期持樂觀情緒;當結售匯讀數為負值時,說明市場更願意將手中的人民幣售出為美元,這時市場上美元供不應求,對人民幣預期持悲觀情緒。由於相關部門公布的銀行結售匯數據中包括即期和遠期結售匯數據,因此,將遠期因素剔除才能更好地觀測當期市場情緒。2018年以來剔除遠期結售匯影響後的市場結售匯數據顯示,1~3月市場對人民幣持悲觀情緒,4~5月市場對人民幣情緒轉為樂觀,6~7月情緒再度反轉,但7月結售匯逆差遠小於2016年下半年,也就是說當前市場的悲觀情緒遠不及2015年和2016年下半年(圖7)。
第二個維度是從期權衍生品入手觀測市場情緒,該指標的優點在於能量化市場情緒的強弱且具有前瞻性,缺點在於外匯期權衍生品的市場參與者比外匯市場參與者更少,因此,該指標的樣本代表性弱。其中25Delta風險逆轉指標的讀數大於0時,表示市場看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讀數越大即看跌情緒越強烈,當讀數小於0時,表示市場看漲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讀數越小則看漲情緒越強烈。2018年以來,離岸和在岸25Delta風險逆轉指標在大部分時間段均處於正值,說明市場對人民幣有看跌情緒,但情緒悲觀的程度遠低於2016年(圖8)。
第三個維度是從離岸在岸市場的差異來判斷市場情緒。由於離岸市場相較於在岸市場更市場化,如果市場存在貶值預期,而在岸市場不能通過價格的波動釋放預期,那麽投資者可以在兩個市場進行套利。
從2018年以來離岸在岸人民幣匯差的指標看,今年以來兩個市場的匯差非常小,7月以來離岸在岸人民幣匯差出現倒掛,說明在岸人民幣對美元有貶值壓力,不過倒掛幅度要遠小於2015年下半年。(圖9)2015年“8·11匯改”後,曾出現過離岸在岸較大的匯差,當時投資者通過在境內購買遠期外匯合約(DF),到離岸市場賣出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合約(NDF),到期後,把在岸市場低價購買的美元,在離岸市場高價賣出,這種套利表現為離岸在岸遠期匯差走闊,但如圖10所示,2018年並沒有產生該現象。還有一種套利方法是,在離岸市場借入人民幣,然後換匯為美元,在人民幣貶值後賣出美元換回人民幣,用人民幣還款,從而套利,這樣的套利會使香港同業拆借市場上離岸人民幣的拆借利率大幅飆升,不過2018年以來也沒有出現Hibor飆升至2015~2016年超過20%的現象(圖11)。
4.央行為何重啟逆周期因子?
今年以來,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顯著上升、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央行選擇退出對匯率市場的常態幹預,並且慎用數量型幹預手段,通過釋放匯率壓力來自發調整匯率的供需,進而也能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央行也備有充足的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以應對外匯市場可能存在的單邊“羊群效應”。8月6日起,中國人民銀行要求金融機構按其遠期售匯(含期權和掉期)簽約額的20%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相當於讓銀行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虧損而計提風險準備。8月16日,中國央行上海總部通知,要求上海自貿區各銀行不得通過同業往來賬戶向境外存放或拆放人民幣資金,以收緊離岸人民幣流動性,增加做空離岸人民幣的成本(圖12)。8月24日19:28,央行宣布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逆周期因子。隨即離岸人民幣對美元一度升破6.83元關口,最高觸及6.8267元。
逆周期因子誕生於2017年5月,中間價模型由2015年“8·11匯改”後的“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該因子並非由央行設定,而是由外匯市場自律機制核心成員根據經濟基本面變化、外匯市場順周期程度等自行設定。逆周期因子在2016年有效緩解了市場順周期行為並穩定了市場預期。2018年1月,隨著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供求趨於平衡,“逆周期因子”解甲歸田。時至8月,“逆周期因子”又重出江湖。
根據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秘書處發布公告,“近期受美元指數走強和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外匯市場出現了一些順周期行為。基於自身對市場情況的判斷,8月以來各個報價行陸續主動調整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中的‘逆周期系數’,以適度對沖貶值方向的順周期情緒。”
顯然,貨幣當局認為順周期行為主要是外因沖擊造成的,中國經濟基本面穩定,人民幣沒有大的貶值基礎。這也是央行此前選擇退出對匯率市場的常態幹預的原因。此外,公告強調了“逆周期因子”是基於市場情況由各報價行自發調整。
5.固守整數點位是好策略嗎?
8月2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結束4連貶,調升351個基點,報6.7942;但在岸人民幣(CNY)跌破6.84,離岸人民幣(CNH)對美元跌破6.86。次日,CNH日內連破6.88、6.89、6.90、6.91關口。8月3日晚7:00,中國人民銀行官網發文,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8年8月6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隨後,CNY、CNH應聲上漲。
央行在8月3日的出手幹預由此被市場認為是人民幣不會破7這個重要心理關口的證據。“逆周期因子”重出江湖,似乎又加強了這個方向的力量。固守整數關口是一個好的預期引導手段嗎?
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匯率是一個連續變量,從系統穩定性角度出發,連續函數更容易實現金融系統穩定。
2015~2016年間,人民幣匯率管理上的教訓依舊值得汲取。2015年“8·11匯改”之前,通過觀測美元對人民幣當日收盤價與中間價的差值可以發現,從2014年年底到匯改前市場已經對人民幣有強烈且持續的貶值壓力(圖13),當時央行通過消耗外匯儲備來對市場進行數量型幹預(圖14)。然而,市場對於人民幣的貶值預期並沒有被消除,直到8月11日匯改當天,人民幣匯率開盤大幅度貶值1136個基點,一次性貶值接近2%,在隨後的幾天里,人民幣匯率連續貶值,3天內貶值超過3%。隨後,貨幣當局一方面試圖穩定市場預期;另一方面,也進行了數量型幹預,賣出美元穩定人民幣匯率;同時加強宏觀審慎措施,嚴控資本外流。在此期間,外匯儲備顯著下降,引發了市場對於外匯儲備的擔心,又加劇了人民幣的貶值預期。
我們認為,通過宏觀審慎措施引導預期,而非消耗外匯儲備固守點位,是更加有效的應對羊群效應之策。
6.中國在操縱匯率嗎?
6月15日白宮確認對華商品加征關稅標誌著中美貿易摩擦成為事實,此後至8月20日,人民幣對美元貶值近7%,有輿論猜測,“貿易摩擦升級勢必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貿易,而人民幣貶值是應對貿易摩擦的武器”。
對此,8月21日,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李波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人民幣匯率主要是由市場供求決定,不會把人民幣匯率作為工具來應對貿易摩擦等外部擾動。”此外,李波表示,在保持匯率彈性的同時,央行也堅持了底線思維,在必要的時候通過宏觀審慎政策對外匯供求進行逆周期調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
盡管中國未將匯率作為政策工具,但在 8月22~23日於華盛頓舉行的中美貿易談判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是美國政府關註的重點議題。美國財政部每半年對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進行評估,判斷有關貿易對象是否利用對匯率的操縱(壓低本幣對美元匯率)獲取對美優勢。有媒體稱,美國政府希望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匯率推升至貿易摩擦之前的水平。
正如李波所言,如今人民幣匯率主要是由市場供求決定。對於近期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央行並沒有進行數量型幹預,不論基於美國對“匯率操縱國”的法律評估框架抑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評估匯率問題的框架,美國都無法指責中國存在“匯率操縱”。
關於匯率操縱,美國現行的法律框架是2016年實施的《2015年貿易便捷與貿易促進法案》(簡稱“法案”),其中第701條是美國判定一國為“匯率操縱國”的法律依據。根據該法第701條(a)(2)(A)(ii)條款,當一國滿足以下三個標準時會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 (1)存在巨額對美貨物貿易順差;(2)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3)在外匯市場持續進行單向幹預。在2016年4月29日美國財政部發布的報告中,明確了法案中三個標準的量化門檻(表1)。目前中國顯然不符合第二條和第三條標準,因此不能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
此外,2018年IMF最新的外部頭寸(ESR)報告顯示,根據外部均衡評估法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回歸估計,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與基本面和可取政策所對應的水平相比低5.3%。但該方法對中國的適用性較弱。總體而言,在經常賬戶稍顯強勁的情況下,由於中國的經常賬戶相對於實際有效匯率的彈性較低(0.23),IMF認為中國匯率水平與基本面保持一致(表2)。
總之,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背景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行是市場情緒和經濟壓力的自然出清。央行僅在必要的時候使用逆周期宏觀審慎工具,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基於中國有好的經濟基本面,有略微強勁的外部頭寸,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的基礎。而即便放眼全球匯率市場,人民幣匯率也屬相對強勢。
(楊燕青系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闞明昉系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