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的共同見證下,中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同澳大利亞BBIG公司共同簽署了50億澳元(約合37.5億美元)的合作諒解備忘錄(MOU)。
李克強總理的此次出訪加速了此項合作的達成。如果這一合作最終成行,將不僅讓中國助力澳大利亞的“北部大開發”,也將串聯起中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三國企業的共同攜手。
將實現西澳鐵礦出口新通道
第一財經從中建總公司了解到,此次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巴拉巴拉基礎設施項目(Balla Balla Infrastructure,簡稱“BBI”項目)位於澳大利亞西澳州省皮爾巴拉(Pilbara)地區中北部沿海,是集港口、鐵路基礎設施和皮爾巴拉鐵礦石項目(PIOP)為一體的大型綜合建設開發項目。
此項目成功簽署合作備忘錄,標誌著中國建築首次進入澳大利亞市場,並在推進“一帶一路”項目過程中取得又一重大收獲。
皮爾巴拉地區位於從西澳大利亞州首府珀斯往北1500公里處。早在1963年,人們在皮爾巴拉發現了世界上最大的優質鐵礦帶。從此,隨著力拓、必和必拓、FMG等世界知名礦企紛紛進駐,皮爾巴拉一躍成為澳大利亞首屈一指的鐵礦之都。
澳大利亞皮爾巴拉地區位置示意圖
根據西澳州政府網站的公開信息,BBI項目將在礦業小鎮卡拉薩(Karratha)和澳大利亞鐵礦石輸出港黑德蘭港(Port Hedland)之間的皮爾巴拉海岸上,建造一座新的鐵礦石出口設施,同時建設一條162公里的鐵路將其連接上皮爾巴拉中部的鐵礦石資源。
當地媒體《西澳大利亞人》引述業界觀察家的觀點認為,開發巴拉巴拉礦床的前提是鐵礦石價格高於每噸50美元,而目前鐵礦石價格維持在每噸80美元左右。當地州政府還認為,BBI項目最為寶貴的就是鐵路和港口,因為這可能幫助加快消納滯留在澳大利亞內陸地區的大量鐵礦石。
據了解,BBI項目總投資預計為69億澳元(約合51.75億美元),已完成投資9億澳元;項目工程建設費用約需50億澳元(約合37.5億美元)。其中,港口建設費用約需10.86億澳元,鐵路建設費用約需16.32億澳元,礦山建設費用約需22.82億澳元。
來自中建總公司的信息還顯示,澳大利亞BBI Group Pty Ltd (下稱BBIG公司)是該項目的開發人,擁有PIOP礦權、BBI項目下鐵路的開發和運營權。該公司正在積極推進與皮爾巴拉港務部門就重新開放及開發巴拉巴拉港口的談判,並有望獲得港口的運營權。
新西蘭企業早已參與這一合作
第一財經註意到,BBIG公司的投資方是來自新西蘭的托德有限公司(The Todd Corporation Limited),這家公司通過其子公司和對外投資,經營著油氣勘探和生產、發電、能源零售、房地產開發、醫療保健、礦產等行業,而托德家族是新西蘭最富有家族之一。托德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Jon Young作為BBIG公司董事長在24日同中國建築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祥明一起簽署了這份合作諒解備忘錄。
Jon Young表示,BBI 集團和中國建築之間合作夥伴關系的確立是BBI 項目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BBI 集團朝著達成最終投資決定並於2018 年開工建設邁出的一大步。
來自中國的公司不僅可能計劃參與這一項目的建設,中國的金融機構未來也可能向項目提供融資。其中,融資債務由BBI項目資產抵押、收益質押和BBIG母公司提供相應擔保。BBIG公司發布的信息稱,BBIG願意引入中國企業作為股權和債權投資人。
這一項目能否最終成行或許還有賴於鐵礦石價格的複蘇與否。從進口的情況來看,去年中國鐵礦石進口突破10億噸,刷新了歷史紀錄。從價格來看,2016年,鐵礦石價格脫離了2013年以來單邊下行走勢,從低谷開始觸底反彈、震蕩上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許宏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和政府間合作成果相比,這個商業合作協議是一個直接落實到企業的具體項目。這不光是一個儀式,未來還要落實。中澳發展階段不同,資源稟賦各異,產業高度互補,投資合作大有可為。這符合兩國發展的需要。
而且,選擇中建作為基建項目的EPC總承包商,BBIG公司也是多有考量。
BBIG公司所提供的信息介紹,中國建築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公司之一,也是中國最大的企業之一,在大型項目建設方面擁有世界一流的能力,包括港口和鐵路基礎設施,業務範圍涉及全球20個國家。
據悉,在“一帶一路”涉及的65個國家中,中國建築已在45個國家布局布點。伴隨著巴基斯坦拉合爾—卡拉奇高速公路項目、文萊淡布隆跨海大橋項目CC4標段、斯里蘭卡漢班托塔高速延長線項目、馬來西亞吉隆坡標誌塔、新西蘭奧克蘭最高公寓樓舜地中心、東南亞第一高樓印尼雅加達標誌塔等一批“一帶一路”上標誌性項目的落地,中國建築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效已初步顯現,切實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期轉化為公司國際化戰略的收獲期。
中建總公司董事長官慶去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原有海外市場布局基礎上,“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建築拓展海外業務提供了新的市場機會。
李克強點題中澳深入合作具有廣闊前景
此次中建在澳大利亞的項目,也突破了中澳之間傳統的能源合作,而進入到更深層次的整體開發中,並有望銜接上澳大利亞“北部大開發戰略”,這也從側面顯示中澳經貿正在進入新階段。
澳大利亞正在從過去以礦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向多元發展的經濟模式轉型,其在2015年提出的“北部大開發”戰略,包括金額達12億澳元的投資計劃。這是對之前50億澳元基礎設施投資(占全國基設投資預算的1/10)的補充,最大項目是30億澳元的布魯斯高速公路,其他項目包括西北部沿海公路(1.72億澳元)和北領地公路建設(900萬澳元)。
澳大利亞的“北部大開發”戰略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之間有著許多契合點。隨著澳大利亞加入亞投行、中澳自貿協定正式生效,兩國之間的合作越來越緊密。
目前,中澳自貿協定已經於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協定生效以來,雙方經貿關系進一步深化,中澳正從“礦業繁榮”走向“自貿繁榮”的新時代。
具體來說,雙邊貨物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兩國優勢產品出口均實現較快增長;金融、旅遊、教育、醫療等領域的貿易取得發展,兩國均從協定實施中獲益。按照協定規定,雙方將在協定生效後2~3年內對服務和投資等議題進行審議,這也是此次中澳雙方探討的議題之一。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悉尼出席中澳經貿合作論壇時強調,中澳發展階段不同,資源稟賦各異,產業高度互補,投資合作大有可為。
李克強表示,中澳雙方的合作不僅要“騎在羊背上”、“站在礦山上”,還要“坐在高鐵上”。前不久,澳大利亞提出500億澳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涉及鐵路、公路、機場等項目。中國企業在裝備、工程建設等方面有優勢,雙方深入合作具有廣闊前景。
而對於中新關系來說,中新兩國已經建立了長期穩定的良好經貿關系,目前雙邊貿易額增長超過了兩國的經濟增速。此次李克強總理訪問新西蘭期間,中新兩國宣布中新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啟動在即,這也有利於中新企業之間強化合作。
路透社3月21日發表文章稱,李克強總理的出訪將會試圖讓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更好地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接。文章指出,澳大利亞與新西蘭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是“一帶一路”的絕佳合作夥伴,而中澳之間的合作空間也非常廣泛。
文章分析,中國連續多年都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雙方在各個領域有著廣泛的合作,而且還簽有自貿協定。在未來,雙方的合作一定會繼續深化,更上一層樓。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中建與BBIG公司已開始就加速推進項目合作展開工作,期待中澳新三國企業在西澳合作早日取得成功。
引言: 雄安主題,千年大計
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雄安新區,含河北雄縣、容城、安新 3 縣。市場已經廣泛討論雄安新區重要意義,但對新都建設國際經驗研究不足,而且缺乏主題投資方法論層面的研究。我們帶著以下問題,展開報告:
1) 對於雄安新區的定位與建設而言,有何國外新都設立經驗可資借鑒?
2) 相對國外新都、國內新區可比經驗,雄安新區有何獨特之處?投資拉動空間幾何?
3) 雄安主題強度與持續性如何?有何可比主題可供複盤參考?應布局哪些標的?
雄安新區高舉高打,戰略意義突出
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最具戰略高度的一步。央媒以“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論述此舉,規格空前。縱觀中國歷史,能以“千年大計”形容的事件屈指可數,對於黨來說,複興才能稱之為千年大計。如果建新區能用“千年大計”措辭,新區建設必然比“京津冀一體化”承載更多政治意義。雄安新區設立,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進程中最具戰略高度的一步。
政治經濟意義比肩深圳特區、浦東新區,有自身獨特的歷史使命。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後,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大歷史性戰略抉擇。但與前兩個特區不同的是,深圳特區與浦東新區主要體現經濟意義,而雄安新區政治意義更為重大。三者分別代表中國改革開放三個時期:深圳特區(1980 設立)是沿海改革開放第一響,浦東新區(1992 年設立)是改革開放從沿海向內陸滲透的最重要的一響,前兩者均處於改革初期,享經濟發展紅利;而雄安新區設立,處於改革攻堅期、增速換檔期、轉型陣痛期,承載自身獨特的歷史使命。
雄安新區成立規格高於 一般意義上的國家級新區。從設立方式看,此前 18 個國家級新區的成立,一般以國務院致省級政府批複函的形式批複,而雄安新區設立,是黨中央、國務院共同發文宣布,規格高於一般國家級新區。
雄安主題完美具備強主題三大要素:
1) 自上而下推動 非常明確。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力推,是對“京津冀一體化”戰略的升華,政治意義更高於深圳特區、浦東新區,是“千年大計,國之大事”。
2 ) 行業 想象空間大。雄安新區起步面積僅 100 平方公里,但遠期控制區面積 2000 平方公里,相對於深圳特區 1996 平方公里、浦東新區 1210 平方公里來說,建設空間更大。根據國內新區建設可比經驗,我們估算雄安新區基建相關投資規模在初期/中期/遠期將達到 6000 億元、1.2 萬億元和 3 萬億元,對應的年限分別為 3 年/5-8 年/10-20 年。
3) 政策或者事件催化劑密集。雄安新區目前只是提出構想,具體規劃尚未出臺。後續國家部委分支機構或企事業單位實質性遷出、重要建設項目開工、配套政策出臺、國家領導人考察與講話等,都將對主題邏輯構成強化,推動主題持續升溫。
借鑒國外新都設立經驗,把脈雄安新區建設發展路徑
雄安新區的戰略高度毋庸置疑,其未來的建設發展路徑在國內或許難有前例可相提並論,我們建議借鑒國外新都建立經驗來窺之一二。國外新都建立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直接選址興建政府行政中心,如馬來西亞布城、韓國世宗。另一種是圍繞首都經濟圈跨行政區協調資源定向發展,如東京首都圈等。 從馬來西亞布城、韓國世宗、東京首都圈的 建立經驗 來看,首都人口密度 越高 、政治體制執行力越強、 新城行政級別越高,則新城的投資力度會越大、建設進程越快、建成後吸引人口流入的成功率越高。我們預判,雄安新區投資規模將達萬億,在政府強執行力推動下將更快完成規劃建設,建成後城市發展將分三步走。建議密切關註規劃階段,預計催化劑較多較密集。
馬來西亞布城:強執行力推動副都快速建成
從選址確定到開始建立僅經過三年 時間,建設五年完工後政府核心部門幾乎都遷入布城。為了減輕首都壓力,馬來西亞從 1990 年代早期就開始考慮將政府行政中心遷出吉隆坡。
1993 年 6 月,馬來西亞布城從 6 個候選地址中脫穎而出,因其位於吉隆坡國際機場及吉隆坡之間的戰略位置、低開發成本及其周邊的自然環境。政府對布城的願景是它能夠反映馬來西亞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同時融入最新的科技成果來應對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布城建設經過規劃期(1993 年至 1996 年)、建設期(1996 年至 2001 年)和遷移期(2001年及以後)。2001 年竣工後,所有政府部門正式入駐辦公。該工程共花費了 76 億美元。
布城建設過程中一大特色是采用公私合營實施機制。公共部門作為一個積極的合作夥伴將繼續扮演引導者與推動者的角色,不斷對開發過程的步驟和行政功能進行修訂和簡化,並與私有部門保持緊密聯系。布城項目的實施主要涉及四個當事方:布城管理局、布城控股有限公司、市政公司和 KLCC 資產控股有限公司。
韓國世宗市:新城規劃階段催化劑最集中
韓國 世宗新城 在規劃階段頻繁出臺相關規劃 。韓國面臨的首都圈過度聚集問題更加嚴峻,因此一直在竭力打造周邊首都圈的衛星城市、甚至考慮遷都。韓國首都圈包括首爾市、仁川市和京畿道,土地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 11.78%,而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高達 49%。世宗市作為行政中心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作為全韓國國土的幾何中心,大部分韓國國土都在距離世宗市 200km 輻射區,因此通過高速公路、航空、鐵路等基礎設施在兩小時內可達全國大部分地區。
在劃 世宗新城規劃 2005 年正式提出後 的 兩年 規劃期 內,政府頻繁制訂發布各項規劃:建設基本規劃(2005 年 5 月-2006 年 7 月)、廣域都市規劃(2005 年 7 月-2007 年 6 月)、開發規劃(2005 年 8 月-2006 年 11 月)、實施規劃(2005 年 9 月-2007 年 6 月)。
日本東京:關註首都圈中的行政次中心埼玉市
東京將首都各項職能逐步引導至周邊地區,發展成多圈層多中心的東京首都圈。日本首都圈是指以東京都區部為核心的“一都七縣”結構,包括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茨城縣、櫪木縣、群馬縣和山梨縣。1958 年開始,根據東京發展要求歷經五次大規模規劃,形成了目前三個圈層城市網絡。三個圈層分別是核心層、中心圈層和外圍圈層。核心層以服務業為主,中心層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外圈層以制造業農業為主。此外,還將首都功能分散形成了多個中心,如埼玉區域行政中心、神奈川區域工業聚集中心等。
其中埼玉市定位為日本的行政次中心,可作為雄安新區未來發展的模板。埼玉市接納了國家行政機關職能的轉移,同時帶動周邊需求。埼玉市的特點是交通便利,距離東京銀座北部約 28 公里。國家行政機關轉移同時帶動部分人口疏解到埼玉市,從 2000 年開始到 2010年,10 年間新都心及鄰近地區新增人口 23000 人,且大多是常住人口。到 2014 年,埼玉新都心站每日乘車人數增長了 2.9 倍。隨之而來的生活需求也促進商貿業、餐飲業等生活服務業發展,同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加速會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發展。
雄安新區建設發展路徑啟示
根據國外新都建立經驗,可以得到關於雄安新區建設發展路徑的四點啟示:1)新區建立的第一階段規劃期催化劑最多最密集,進入建設期和遷移期後引發關註的事件較少、周期較長。2)國內政府執行力度更強,雄安新區將在更短時間內完成規劃建設。3)新城建立後首都的人口增速將明顯得到控制。4)新區投資額將達萬億,城市配套發展分三步走。
雄安新區建立規劃階段催化劑釋放最集中
國外行政中心建立一般經過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標誌性事件,尤其第一階段催化性事件較多,且發生時點較集中。第一階段為規劃階段,一般經歷 2-3 年時間,期間將出臺一系列的建設、開發、實施規劃。第二階段為建設階段,一般歷時 4-5 年時間,主要關註重要政府辦公大樓項目的興工情況,同時還將制定行政中心相關法律。第三階段為遷移階段,政府部門、企業陸續遷入新城,隨後新城範圍不斷擴大、設施不斷完善。 可以看出,第一階段是催化劑集中釋放期,不斷有相關規劃辦法出臺,建設期和遷移期則進入實際 建設搬遷階段,引發關註的事件較少、周期較長。
國內政府執行力更強加快雄安新區規劃建設
馬拉西亞政府執行力強,使得布城建設方案從提出到實施幾乎沒有延誤,從確定選址到完成建設歷時八年,而韓國世宗新城從選址到建設過程幾經波折,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幾次博弈導致遷都世宗計劃改為建立新行政特別自治市,只從首爾遷出部分非核心政府部門。雄安新區將在更短時間內完成建設,並且遷出規模或比韓國更大。
首都人口快速增長壓力在新區建成後將得到緩解
馬來西亞布城 2001 年建成,2006 年人口達到約 6 萬,隨後逐年以 3-4%增速增長,同期首都吉隆坡人口增速明顯下滑,從 2006 年 4%增速水平下滑至近 1%。韓國首爾也出現類似的現象,人口在 1992 年達到峰值 1090 萬人,隨後因首爾首都圈的發展人口增速回落,2012 年世宗建立後,世宗人口每月增速達 2-3%,首爾人口凈流出加快。目前首爾人口總數基本保持在 1000 萬人水平。
新區投資額將達萬億,城市配套發展分三步走
馬來西亞布城投資金額約 76 億美金,韓國世宗投資金額約 1320 億人民幣,考慮到前兩者建設時期久遠、國內外體量規模差距,雄安新區的建設規模將更大。首先雄安新區地區建設面積更大,遠期控制區面積約 2000 平方公里,是韓國世宗面積的 4.3 倍。其次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發展,雄安新區憑地理位置優勢必將承接重要職能,如同東京都市圈埼玉市。
雄安新區建成後,城市配套發展將分三步走。先保障行政功能建立,再完善核心功能和配套居住區、引導高新產業進入,最後擴大發展 。以韓國世宗市為例,先完成短期城市雛形階段(2007~2015 年):從城市政策層面,集中投資於中央和地方行政、政府資助研究功能,建立公共交通主幹道等城市發展的基礎設施。在城市成長階段(2016~2020 年),投資大學和研究、醫療福利、高新產業等自足的城市功能,並完備基礎設施。最後,在城市成熟階段(2021~2030),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的建設。發展方案將世宗市的管轄地區(465.23km 2 )作為第一層次空間範圍,將與世宗市相鄰的 5 個市和郡(2890km 2 )作為第二層次空間範圍。
雄安新區坐擁地利人和,世界級都市圈呼之欲出
雄安新區處於京津冀核心地區,與北京、天津幾乎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雄安新區擁有“地利”的先天條件,是建設首都副中心的理想之選。
而相比國際可比經驗,雄安新區還占盡“人和”的後天條件,體現在雄安新區建設推進將有更高的行政效率、基建效率,前期央企、科研院所等單位可以通過行政命令的手段實現快速入駐,這些單位體量較大,新區建設路線圖將隨著新區規劃方案的明確變得清晰可見。而“地利”和“人和”這兩個優勢將是雄安新區能夠建成國際一流城市、北京能夠建成世界級都市圈的決定性因素。
而根據國內的可比經驗(包括前海合作區、前海桂灣、深圳東進計劃和貴安新區),我們估算雄安新區基建相關投資規模在初期/中期/遠期將達到 6000 億元、1.2 萬億元和 3 萬億元,對應的年限分別為 3 年/5-8 年/10-20 年。
雄安位置極佳,自然條件優越,盡得“地利”
中央跳出原有北京的行政區劃可能主要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第一,北京城區長期以來被人們詬病的一個地方就是單中心的規劃,“攤大餅”式的城市擴張導致市區擁堵日益嚴重,跳出北京市區另起爐竈可以部分解決這個問題;
第二,設立雄安新區是推進京津冀協同戰略的重要舉措,需要在河北設立一個可以跟北京和天津媲美的核心區域,就像上面說的一樣,雄安與北京、天津幾乎構成一個等邊三角形,位置比較合適。
第三,雄安自然條件適合設立新城,雄縣、容城、安新,加上周邊一些地區,總面積達 2000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平原,另外,水源充足,搬遷成本也可控。總之,雄安新區位置絕佳,自然條件優越,因此,可得“地利”。
雄安新區後天條件相對可比經驗更為成熟
北京具有龐大的人口基數,遠高於韓國的首爾和馬來西亞的吉隆坡,1975-1990 年(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後期),東京都市圈總人口在 2700 萬-3200 萬之間,目前為 4200 萬,東京都人口 1996 年不足 1200 萬,目前人口也僅為 1350 萬。
東京都人口密度高於北京,但東京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低於北京市區,而且,北京規劃上的缺陷使得疏解部分人口的壓力更大。
同時,雄安新區初期主要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接,中國政府行政效率高,政策延續性強,並且基建效率極高,因此初期推進會遠遠快於可比的國際經驗。
同時由於雄安新區初期承擔的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職能,是存量轉移,因此不會出現“無人進駐”、“空城”的尷尬境地;而且,推進的方式將更加依賴行政命令,這一點區別於浦東、深圳,以及後來的天津濱海新區等,它們需要吸引新的進駐方,運作方式更加市場化,新城建設效果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性,短期見效也更難。
從房地產行業施工面積這一指標來看,浦東新區建設的最初 5-6 年時間里,有一波非常明顯的建設高峰期,第二波建設高峰期是 2008 年之後;深圳市轄區的建設構成看起來更為平穩。
我們預計,由北京進駐雄安的機構將包括央企、以中關村為代表的 IT 產業、部分大學和科研院所(包括中科院、社科院一部分)。在這里,我們僅僅考慮央企。
根據 2015 年央企總部人數情況,央企總部人數超過 3 萬,這些人口將大部分處於北京,並且將進駐雄安;他們對應 3 萬個消費能力較強的家庭,總人口超過 10 萬。並且,學校、醫院、商業等一系列配套,又會帶來大量的人口增量。
雄安新區承接北京非首都職能,帶有一定的“遷都”性質;央企、科研院所、學校和一部分產業(如 IT)組織機構龐大,足以支撐起雄安初期的發展。
總之,雄安新區政策推進力度大、定位高,初期入駐機構和人員可以通過高效的行政命令手段實現,新區建設具備更高的可行性;隨著相關政策和規劃的明確,新區發展路線圖將變得清晰可見,一流國家級新區呼之欲出。
雄安新區投資拉動測算:萬億投資規模未來幾年釋放
雄安新區有一定的“遷都性質”,國內最可比經驗是發達城市建設新區,我們認為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簡稱前海合作區)、深圳前海桂灣金融先導區、深圳東進計劃、貴安新區等最具可比性;國際經驗,馬來西亞布城、 韓國世宗和東京首都圈最具可比性。
國內可比經驗:雄安遠期投資可達 3 萬億,三年內有望初步建成
雄安新區直接拔高到深圳特區、浦東新區這樣的級別,但浦東和深圳距今時間較久,經濟背景、投資強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比性較差;我們可以從近年我國一線城市新開區域或新設立的國家級新區的投資強度來推算雄安新區的投資情況,可以類比的有深圳前海桂灣金融先導區、深圳東進計劃、貴安新區等。
前海合作區、前海桂灣金融先導區大家比較熟悉。深圳東進計劃提出深圳市區向東部發展,加大交通建設、產業提升、公共服務、城市發展等四大領域的投資建設,提升東部地區發展能力,進而帶動深莞惠經濟圈和粵東粵北地區發展;貴安新區是位於貴州省貴陽市和安順市結合處的國家級新區,2011 年提出,打造“大數據”中心。
雄安新區初期對應 100 公里的規劃區域,與貴安新區面積最為接近,但貴安新區定位要遠遠低於雄安,而且地處貴州,因此,貴安投資強度要遠低於雄安;雄安面積要遠大於前海合作區,因此,雄安初期和中期核心區域投資強度與前海合作區相當,其他區域與貴安新區相當,而前海合作區和貴安新區加權投資強度約為 60 億元/公里。
假設雄安新區初期和中期投資強度為 60 億元/公里,對應的投資規模為分別為 6000 億元和 1.2 萬億元;雄安新區的遠期計劃可以類比深圳的東進計劃,對應的投資規模是 3 萬億元。
同樣,根據這幾個國內的可比案例,雄安新區的建設進度預計為:初期 3 年,中期 5-8 年,長期 10-20 年。
國際經驗對比:投資強度、建設進程國內案例更有參考性
國際對比中,我們分別介紹了韓國世宗、馬來西亞布城和日本東京都市圈的經驗,從建成時間距今最近(依次為 2011 年/2001 年/2000 年前)、面積最為接近(465 平方公里/49 平方公里/除東京都超過 1 萬平方公里)、是否是遷都(依次為是/是/否)這三個標準,韓國世宗與雄安新區最具可比性。韓國世宗的投資強度為 2.8 億元/平方公里,遠低於上面所列的國內新區標準。
世宗和布城前期都花費了 2-4 年的時間進行規劃,建設施工時間則在 4-5 年;雄安新區定位“千年大計”,而從政府定調來看,也要求優先保證規劃方案盡善盡美,然後再施工,因此,我們預計,雄安新區在施工前期相比國內新區會有較長的規劃期(2 年左右)。
從可比主題複盤研究,看雄安主題投資機會
雄安主題強度與持續性如何?我們選擇上海自貿區、京津冀、新疆振興作為參考,進行複盤研究。主題標的選擇辨識度高、代表性強、集中度高的標的。
可比主題複盤研究:上海自貿區、京津冀一體化、新疆振興
雄安主題的強度與持續性如何?龍頭標的應如何挖掘?我們選擇上海自貿區(2013)、京津冀一體化(2014)、新疆振興(2017)主題作為可比主題。首先,雄安主題可直接對標京津冀一體化主題,但並非京津冀一體化主題邏輯的簡單複制,其邏輯內涵、受益方向均已發生變化;從頂層推動力度、受益強度來看,雄安主題勝於上海自貿區;從主題投資環境看,近期“炒地圖”模式受到市場追捧,新疆振興主題表現強勢。我們認為,雄安主題的強度與持續性,將勝過上海自貿區 2013 年行情、京津冀主題 2014 年行情、新疆振興主題 2017 年行情。
上海自貿區主題 :事件驅動型主題領跑者
上海自貿區主題是 2013 年最火爆的事件性主題之一,相對滬深 300 指數的超額收益最高達 133.12%,龍頭個股漲幅達 2~4 倍。
上海自貿區主題行情,經歷如下三個階段:
1)政策認知期。2013 年 3 月底,李克強總理考察外高橋保稅區,並表示鼓勵上海在現有綜合保稅區基礎上,研究建立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5 月 14 日,上海自由貿易區項目獲得國家層面立項,具體方案有望月底上報國務院。7 月 3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此時上海自貿區設立前景仍存不確定性,且市場關註度不高,主題行情並未觸發。
2)主題觸發期。2013 年 8 月 22 日,國務院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引爆主題行情。
3)終止邏輯。2013 年 9 月 27 日,國務院批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出臺,事件性利好兌現。
我們取(2013.8.10-2013.9.24)區間(45 個自然日),上海自貿區指數絕對漲幅 140.03%,相對滬深 300 漲幅 133.12%。主題五大龍頭股漲幅分別為:外高橋(332.07%)、華貿物流(217.87%)、上港集團(177.51%)、上海物貿(159.88%)、浦東金橋(131.30%)。龍頭股均為外高橋自貿區業務關聯度最高(辨識度高)的標的。
從主題分類的結構上分析,風險偏好相對由高到低的依次是事件性主題、行業性主題、體系性主題。選擇事件性主題的投資者為風險偏好最高的投資者,他們在選擇主題投資標的的初期較少關註行業公司的業績變化,而是更依賴於主題的羊群效應,選擇市場擡出來的新娘。
京津冀一體化主題 :雄安主題最直接對標主題
京津冀一體化主題,是 2014-2015 年最受矚目的事件性主題之一。主題催化劑的時間跨度較長,主題行情出現多次,其中以 2014 年第一波行情最為強烈。
京津冀一體化主題行情,包含如下兩個主要波段:
1)2014 年預期階段。2014 年 2 月 26 日,習近平講話,闡述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重大意義、推進思路和重點任務。3 月 5 日,“京津冀”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市場預計京津冀一體化規劃即將出臺,主題行情啟動。隨後,3 月 19 日,媒體報“北京政治副中心”初定河北保定,主題行情火上澆油,1 個月內超額收益率約 40%。但由於京津冀一體化頂層設計 2014 年並未出臺,主題指數出現較大回撤(約 15%)後沈寂一年之久。
2)2015 年兌現階段。2015 年 4 月 30 日,《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審議通過,重新提振市場對京津冀一體化規劃落地信心,開啟主題第二波行情。但時值 2015 年股災,主題指數連續出現兩波大起大落行情,實際超額收益並不顯著。2015 年 10 月,大盤企穩,配合《京津冀協同發展交通一體化規劃》出臺預期,主題連續 3 個月跑贏大盤,超額收益率約 30%。隨著 2015 年 12 月 9 日《京津冀協同發展交通一體化規劃》出臺,主題邏輯逐漸被市場消化,行情漸入尾聲。
3)
我們取(2014.2.26-2014.3.27)區間(29 個自然日),京津冀一體化指數絕對漲幅 41.68%,相對滬深 300 漲幅 41.79%。主題五大龍頭股漲幅分別為:寶碩股份(104.87)、華訊方舟(94.41%)、唐山港(77.85%)、華夏幸福(63.63%)、廊坊發展(62.54%)。龍頭股優選在保定(政治副中心預期)擁有最多土地儲備(辨識度高)的標的。
新疆振興主題:開啟 2017 年“炒地圖”模式
新疆振興主題,開啟 2017 年主題投資“炒地圖”模式。主題催化劑始於 2017 年 1 月 15日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 1.5 萬億固定資產投資規劃(同比 50%),但春節前夕市場對此信息缺乏關註,並存在觀望和懷疑情緒。行情引爆點是 2 月 7 日新疆交通運輸工作會議(提出 2017 年計劃開工交通建設項目 2933 個,總投資約 7571 億元,力爭完成投資2000 億元)。作為對前期政府工作報告規劃目標的印證,此信息引爆了新疆振興板塊主題行情。華泰策略 3 月初新疆調研並獨家堅定推薦新疆振興主題,提出市場尚未充分反應新疆基建落地確定性,隨後,我們力推的“西北八天”組合(西部建設/北新路橋/*ST 八鋼/天山股份)連創新高,引爆主題第二波行情。
我們取(2017.1.15-2017.3.31)區間(75 個自然日),新疆振興主題指數絕對漲幅 24.72%,相對滬深 300 漲幅 20.62%。主題五大龍頭股漲幅分別為:西部建設(127.16%)、天山股份(115.63%)、北新路橋(69.11%)、青松建化(40.69%)、*ST八鋼(32.69%)。龍頭股優選新疆基建(辨識度高)龍頭標的。
雄安主題強度與持續性可觀
雄安主題 與上海自貿區、京津冀一體化主題一樣,均為 典型的事件性主題。 事件性主題 最好前瞻布局,但如果事件發展態勢具備持續性,仍將持續推動主題升溫 。相比體系性和行業性主題,事件性主題投資周期較短,對反應速度要求很高,因此更需要在事件發生之前提前布局。同時,事件發展的態勢,是事件性主題投資生命周期的牽引者,如果事件相關的催化因素具備一定的持續性,仍會使得空間和時間均得到拓展。雄安主題便具備這樣的特征。
關於主題行情持續性,市場存在兩個層面的擔心,雄安新區設立的信息,已經部分 price in在相關概念股股價中。我們認為, 雄安新區獲批大超市場預期, 市場遠遠沒有對新區獲批作出充分反應 。2017 年 2 月 23 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安新縣視察,但所有媒體均都被要求對此次視察禁言。直到 4 月 1 日新區消息宣布,此前視察畫面才得以在新聞聯播中首次出現。當然,仍不排除少數交易者基於朦朧的預期進行標的布局。但我們認為,相關標的前期漲幅並未充分體現雄安主題應有的強度。而且從可比主題如上海自貿區、京津冀一體化、新疆振興主題行情來看, 主題爆發性行情均發生在公開信息披露、公眾廣泛關註之後,而非之前。
市場另外的擔心在於,雄安主題的全部邏輯已經在 4 月 1 日釋放,後續催化劑難以繼續驅動主題行情繼續升溫。我們認為,雄安新區目前只是初步構想,官方對雄安新區定位表述非常簡略,具體規劃尚未出臺。後續國家部委分支機構或企事業單位實質性遷出、重要建設項目開工、配套政策出臺、國家領導人考察與講話等,都將對主題邏輯構成強化,推動主題持續升溫。
沿土地價值重估、 基建兩主線,關註 “ 京巨金工 ”組合
通過主題投資複盤,可以驗證我們的主題投資選股方法論:
1) 主題投資, 首選辨識度高、代表性強、集中度高的標的 。我們認為主題投資應該首選辨識度高(投資者能夠很容易地記住個股特征與主題的相關性)、代表性強(市場能夠第一時間反應出的主題受益標的)、集中度高(主題組合只數不宜過多,否則無法得到資金的集聚)的標的。投資決策更依賴於政策和事件的催化劑,投資者更多參與博弈風險偏好的主題投資,而估值水平是主題投資選股更弱的關聯項。
2) 選擇 歷史受到該主題刺激漲幅最大的標的。當主題再度升溫之時,往往會再度成為領跑該主題的龍頭股。
3) 籌碼分散 、自由流通市值小 。籌碼高度分散、自由流通市值小的標的容易獲得資金聚集效應,價格在市場羊群效應之下不斷推升,套牢盤壓力小。
通過對雄安主題相關個股的複盤分析,關註辨識度最高的“ 京 巨金工”組合(京漢股份/巨力索具/金隅股份/河北宣工)。建議沿土地價值重估、水泥基建兩主線關註主題行情:
1) 土地價值重估主線,關註在雄安新區及其周邊擁有土地儲備、受益於土地價值重估的標的: 京漢股份(子公司京漢置業與安新縣簽訂合作意向,規劃總占地面積約 1500畝); 巨力索具(根據公司 2016 年年報,公司在雄安新區附近徐水縣至少擁有 20 萬平米土地,曾於 2016.6.7 用於抵押貸款)等。
2) 基建,確定性受益於新區建設: 金隅股份(京津冀地區水泥龍頭關聯企業,主營京津冀區域地產開發); 河北宣工(河北裝載機及推土機龍頭企業,優先受益於雄安基建)等。
風險提示:雄安新區建設不達預期。(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三國誌》中的《倭人傳》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關日本的文獻,對日本人影響很大,許多關於三國的遊戲,都是日本人研發的。(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20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既然讀“三國”等於成人禮 戴燕談《〈三國誌〉講義》》)
對好多中國人來講,閱讀《三國演義》這一類講史的小說,就等於在接受“成人禮”,接受一種成年的教育,從這里頭去認識人、人際關系、社會、政治等。今天很多人對人生的態度,特別是談論政治的方式,也還受到這類小說的影響。
複旦大學教授戴燕把《〈三國誌〉講義》寫成了書。書的內容脫胎於戴燕為複旦大一新生開的一門《三國誌》通識課。每期都有不同專業的大約一百名學生選修此課。戴燕為自己設定的最低目標是“不要講得學生都跑光了”。她希望自己能夠逃離開權謀、打仗、君臣父子、恩義情仇,講出一個不一樣的“三國”。
傳統“三國”歷史敘事中一帶而過的人物,往往會成為戴燕專門的一講。曹操的夫人卞氏就是一例。卞氏本是倡女(歌舞藝人),卻可以在董卓威逼利誘的危難之時,攔住曹操要四散的部下,在兒子曹丕被立為太子之後,也並沒有喜形於色,忘乎所以。曹操稱贊她“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曹操殺死楊修後,給楊修的父親楊彪寫了一封信,講“不得不”的理由。夫唱婦隨,卞氏給楊彪的夫人寫了一封信,動之以情。
華佗也是一例。戴燕分析了他的醫案,發現這位神醫的治愈率其實只有百分之五十,三國時期人們對於生命、疾病和醫術,有比今天更達觀的態度。
時間的線索在《〈三國誌〉講義》中極為靈活;史料之外,理解力和想象力常起到勾連的作用。寫魏明帝一章,戴燕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魏明帝時代是曹魏的鼎盛時期,什麽都好,蜀、吳簡直都不在話下。可是這個黃金年代很快就過去了。魏明帝的爺爺曹操活了66歲,他爸爸曹丕活了40歲,他才活了36歲,他的兒子生下來就夭折。這個人的內心應該是什麽樣的?他死以後,司馬氏的力量越來越大。文學上面,阮籍、嵇康特別是阮籍那種隱晦的詩風也取代了建安時代明朗的風格,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轉變?”帶著這些問題,戴燕把魏明帝曹叡的材料和他母親甄氏的材料、何晏贊美魏明帝的《景福宮賦》對讀,試圖分析曹叡的心理創傷。
《〈三國誌〉講義》里似乎沒有作者的態度,但寫誰不寫誰,怎樣寫,已是剪裁。曹操和諸葛亮跟慣常印象就不大一樣。諸葛亮,有擔當也有局限,並不一味是千古完人。曹操有權謀一面,同時也是心胸開闊的文藝青年,“雖在軍旅,手不釋卷”,與文人寫詩唱和,開創“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的建安一派。
南方周末:書的前言部分交代了陳壽的歷史觀:他認為漢魏晉之際的更替是“天經地緯,理有大歸”,這跟過去“漢賊不兩立”的講法很不一樣。
戴燕:對陳壽寫魏蜀吳三國的方法,差不多從東晉以來就有討論,也有不少批評。當我們回到歷史中,會發現陳壽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很棘手,不是那麽簡單的黑白分明。
我在書中引用了小林春樹的說法。他是以《漢書》和《三國誌》做比較,認為為了維護漢代的正統性,班固的辦法,是拼命強調漢是一個永不衰落的神聖王朝,可是陳壽已經見過漢代的衰落,他知道魏也好、蜀吳也好,必定是與漢一樣,有興就有衰,不可能不朽。
陳壽是在西晉寫《三國誌》的,那時距離蜀亡國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魏、吳也亡了,西晉一統天下。作為一個晉人,他可以認為晉的歷史從司馬懿就開始了,如果這樣算,魏就比蜀亡國亡的還要早一點。在這種情況下,他又怎麽來看三國呢?
以前人認為在“前四史”里,《三國誌》不算水平高的。但是,南朝宋時的裴松之選它來做註,卻說它“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評價並不低。當時還有名士說:“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誌》聚置床頭。”也把它看成史書的典範。我自己讀《三國誌》,常常想到陳壽面臨的困難是司馬遷、班固都不曾遇到的。
南方周末:從講義看,魏國占了很大篇幅,對曹氏父子的評價也比對另兩個國家的主事者高很多。你應該是認同陳壽的歷史觀的?
戴燕:因為我講的是《三國誌》,只能老老實實按照陳壽寫的內容講。《魏書》的篇幅本來就比《蜀書》《吳書》多很多,《魏書》還有《方技傳》《東夷傳》,涉及的面也比較廣,我選它就多一點。
南方周末:關於《東夷傳》和《倭人傳》的一講很有意思。我們都知道日本人對《三國誌》很感興趣。是因為《三國誌》里有《倭人傳》嗎?
戴燕:當然,《倭人傳》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關日本的文獻。日本人對自己的歷史記錄要到八九世紀才有,所以在日本,研究《倭人傳》的學者好多並不是研究中國史的,而是研究日本史的。《倭人傳》的內容在日本的普及程度也很高,他們不一定知道《三國誌》這本書,可是幾乎無人不知邪馬臺、卑彌呼女王,我還看到過一種“卑彌呼”牌的鞋子。《三國演義》傳到日本以後,對一般日本人的吸引力更強,好多三國遊戲就是他們開發的吧。有一位研究中國史很有名的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十幾年前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說三國的歷史是那麽精彩,在日本從來沒有過那樣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南方周末:《三國誌》認為高句麗人“性兇急”“習戰鬥”,頑強不屈,屢戰屢敗,而倭人很恭順。對高句麗的判斷,今天還適用;對日本,似乎是根本的誤讀。
戴燕:當時,高句麗和魏、吳的關系錯綜複雜,又有複雜的歷史淵源,不像日本,在一個比較遠的海島,受自然條件的限制,來往不便,相互之間的認識也不深。從陳壽的記載看,高句麗人當時住在朝鮮半島北部的大山深谷,愛幹凈,擅長歌舞,可是急脾氣,很強悍,與漢魏政府打交道頗有自尊心,不光不肯屈服,還時不時主動出擊。所以王莽就氣得喊他們“下句麗”,到了魏的中後期,也是跟他們打了好幾仗。
南方周末:書中寫諸葛亮喜歡自比戰國策士。就整個時代風貌來說,三國和戰國是不是真的可以比較一下?
戴燕:實際上這也正是我在複旦開《三國誌》這門課最想講的一點。我是研究文學史的,就整個中國歷史而言,三國時代並不長,還分裂,好像沒有什麽可說的,但是我們文學史一講到三國,就會說這個時代有多麽精彩。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到阮籍、嵇康,這是大家都熟悉的,也是對後世文學影響至深的。同時在思想史上,我們也知道三國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融合了儒學與老莊思想的玄學就在這時興起,至少延續到了唐代吧。佛教也是從東漢以來,在這個時期越來越多地傳入中國。
如果我們不拘泥於傳統政治史的講法,不只關心成王敗寇的一面,就會看到三國歷史的另外許多面相,知道它在思想史、文學史上都開了一個頭,帶出很多新東西。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有諸子百家爭鳴,是那樣一個盛況,那麽三國時代這方面的變化,是不是也值得去講一講?
南方周末:我讀這本書的感受是,三國時代的文采風流主要還是在魏國,另兩個國家在文化上不太強。
戴燕:可能是我在寫講義時,比較突出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脈絡,漢魏之間有哪些延續、哪些改變。魏占據了中原,以兩千年的中原文化為基礎,自然基礎雄厚。實際上蜀吳在那時文化水平也不低了,蜀在漢代就出過司馬相如、揚雄那樣的學者和作家,吳也有自己的學者作家,現在吳出土的很多竹簡和器物,證明吳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相當發達。可是與魏相比,又因為陳壽是在繼承了魏的西晉洛陽編寫《三國誌》吧,他筆下的蜀吳還是相對邊緣。所以,我也沒有太想好怎麽才能把蜀吳的文化特點更突出起來。
南方周末:陳壽就曾經是蜀國人。他的老師譙周號稱是“碩儒”,門人弟子很多。
戴燕:可是你看《蜀書》中記載的蜀地學者包括譙周,他們的歷史觀、意識形態還是漢代式的,也就是術數讖緯、五德終始那一套。吳也有在漢代很主流的經學傳統,它的民間文化里面則好像娛樂成分較多,大概因為經濟比較發達。佛教的傳來有一支從海上,所以應該在吳也有影響,但是《三國誌》記載得很少。總的來看,要等到西晉大一統之後,原來蜀和吳的人才迎來文化上的大爆發。
南方周末:書中呈現的曹操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很有意思:你強調建安風骨,強調曹氏父子與知識分子的良性互動,同時也寫到曹操殺掉了孔融、楊修、華佗。
戴燕:曹操剛起來的時候,還是一個平常人。在漢末的風氣里頭,士人也就是知識分子還是挺有輿論力量的,他知道也要得到輿論的幫助。可是當他得到帝王般的權力時,一旦士人妨礙到他的政治,那他是不容的。這就是傳統士人和帝王的關系,從來如此。有時候,士人會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真能載舟覆舟,那還是高估了自己。
南方周末:書中描述的建安風骨很讓人向往:一代文士受曹操父子的激勵,“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實際上這種美好的局面只是曇花一現嗎?
戴燕:“建安”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的年號,慷慨任氣,那也就是漢末的事情,到了魏的中期,阮籍就開始寫他是如何在苦悶中自我放逐了。不過話說回來,你可以看到從曹操他們開始,文學的風氣大大改變,不僅僅是自信開朗的風格占據主流,他們寫得最多的五言詩也逐漸變成中國文學的一種最重要體裁。“建安風骨”就像一個特別的符號,代表歷史上一種理想的文學狀態、文學典範,從此在文學史上不斷被提起,過一段時間就有人要求回歸到建安文學。應當說,這個典範是由曹操父子及其同時代的士人共同造就的。
南方周末:被曹操殺掉的三個大知識分子里,華佗很特別。你在書中不厭其煩地分析了華佗的病案,統計他的治愈率。
戴燕:研究華佗的人太多了。我不懂醫學,可是註意到陳壽記載的好多病案。別人不當回事,我就做了簡單的歸納,結果就發現他的治愈率其實只有大約50%。我們知道華佗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神醫,那麽要來怎樣解釋這件事情?
這樣我才去關心古代的“良醫”究竟是個什麽概念。《左傳》中寫到大約公元前六百年,秦國有兩位著名的醫生緩與和,受邀去給周成公看病。頭天晚上,成公夢到自己的病在膏之下、肓之上,第二天一聽診斷,果然如此。可是醫生又說“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已經不治。周成公並沒有怪緩告訴他真相,反而稱贊緩是個好醫生。這是不是說明在《左傳》的時代,所謂“良醫”就是能做出正確診斷的醫生。《史記》里記載的另外兩位名醫扁鵲和倉公,也是類似情形。倉公說“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可見從春秋到漢代,很多人都知道好的醫生不一定能起死回生,而是能看到生死的門限。
古人對“良醫”的界定,是不是比我們現代人還要聰明?我弟弟就是一個很好的醫生,責任心極強。有時候我們聊天,他就說哪有職業醫生不想治愈患者的,就像你們不會故意寫一個很差的論文吧?只是論文可以有錯,醫生犯個錯就不得了了。醫學本身也有局限,因此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成功,而醫學也正是在失敗中取得進步的。
南方周末:華佗對生命的態度曹操似乎不大能接受,所以他殺了他?
戴燕:曹操希望華佗長期為他禦用,可是華佗不願意,便請假不回,曹操一怒之下,把他拷打致死。按照當時人的看法,醫生屬於方技之士,還不算士儒,但陳壽在《華佗傳》里強調,華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我以為這才是華佗和曹操沖突的根本,華佗的自我期待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士人,有自己的信念和獨立人格,而曹操需要的只是一個保健醫生。
戰爭年代一定會產生很多大英雄,三國的故事因此格外吸引人,被寫成小說、拍成各種影視劇。戴燕想逃避這種“英雄史觀”,於是以“討論現實”的方式完成講義。(資料圖/圖)
南方周末:前不久央視紀錄片《中國通史》給諸葛亮非常高的評價,幾乎就是一個完人。但你似乎認為諸葛亮有很多局限性。
戴燕:諸葛亮是歷來被表彰最多的人物,在他身上,幾乎找不到什麽新鮮的話題。可是我又必須講一個蜀國的代表,想來想去還是選了諸葛亮。那麽就還是回到陳壽的立場,看陳壽這樣一個蜀人,是怎麽評價諸葛亮這個“外地”來的蜀國丞相的?
他寫得很正面,還引了一些來自魏國人的評價,在這些人眼里,蜀國就這麽一個諸葛亮厲害。可是你也會發現,陳壽還是藏了一點微詞。他也寫到蜀國一直有人嘀嘀咕咕,不過礙於諸葛亮權力太大,並且一意孤行,大家都沒辦法。你看陳壽寫譙周在蜀亡之前,反對後主逃往南中的計劃,指出諸葛亮南征,是以“兵勢逼之”,並不代表當地人就真心服從,因此那並不可靠。從這些記述中,大概可以看到陳壽雖然是相當肯定諸葛亮對蜀國的貢獻,可是也委婉地道出了他的局限。
南方周末:按照傳統政治倫理,功高蓋主,敵國提到蜀國只知有諸葛亮,是很犯忌的。可是後世提到諸葛亮,都說他是賢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戴燕:陳壽評價劉備,說他了不起,主要說的就是他創造了一種特別的君臣關系。所謂“舉國托孤”,就是把權力大大地交給諸葛亮,讓他來做決定。而諸葛亮呢,陳壽評價他是“識治之良才”,不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所以打來打去,總不成功。《呂乂傳》寫到“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諸郡多不配合,算是一種消極抵抗吧。陳壽對在他出生不久便去世的諸葛亮“用兵不戢,屢耀其武”是有異議的。但有意思的是,他在寫給晉人看的《諸葛氏集序》中又解釋這是由於“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還是對諸葛亮的形象有所回護。
南方周末:“三國”的故事講了幾千年,不斷被拍成電影、電視,做成遊戲,它的“配方”是什麽,為什麽可以吸引一代代人?
戴燕:戰爭年代一定會誕生很多英雄,以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當然有吸引力。這也就是我說的“英雄史觀”。但是這一次,我想要逃避這種英雄史觀。
我常說對好多中國人來講,閱讀《三國演義》這一類講史的小說,就等於在接受“成人禮”,接受一種成年的教育,是從這里頭去認識人、人際關系、社會、政治等等。你不覺得,今天很多人對人生的看法、對政治的態度,特別是談論政治的方式,也還受到《三國演義》這類小說的影響嗎?
在有名的古典小說里,我本來是不大喜歡《三國演義》的,主要是不喜歡它那種談論政治和人際關系的方式,也不喜歡它對女性的描寫。歷史是與現實的對話,談論歷史的方式有時候就是談論現實的方式,談論歷史上政治的態度也跟我們認識現實政治的態度有關。因此,當我有機會來跟年輕一代討論三國歷史的時候,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換一個方式?首先讓我們逃離開那種君臣父子、恩義情仇的模式?這也是我寫作這本講義的目的。
據新華社報道,日美韓三國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代表25日在東京舉行磋商,討論共同應對朝鮮半島問題。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金杉憲治、美國國務院朝鮮政策特別代表尹汝尚及韓國外交部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金烘均,當天就朝鮮半島問題進行了磋商。
尹汝尚在會談後的記者會上表示,三方同意將“繼續在外交、軍事、經濟方面緊密合作”。
金杉憲治說,三方已就進一步敦促朝方自制達成一致。
金烘均表示,三方討論了若朝鮮進一步挑釁時采取措施的問題。
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同一天舉行的記者會上宣布,日方願在日美韓三方磋商的基礎上與中方充分交換意見。
日美韓三國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代表2月底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磋商。
舊恨未了,又添新仇。一項曾經你情我願的並購,讓東淩國際(000839.SZ)及其兩大股東的戰火,從業績承諾糾紛,蔓延到董事會選戰。
5月5日的東淩國際董事會,將其二股東中國農業生產資料集團公司(下稱“中農集團”)提請舉行臨時股東大會,提名十名新董事會成員的議案悉數否決。此前兩天,其第一大股東東淩實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東淩實業”),已要求上市公司制止中農集團改組其董事會的行為。更早些時候,因業績承諾問題,東淩國際已將中農集團告上法庭。
東淩國際如今的混戰局面,皆因兩年前的一項並購。2015年,東淩國際以36.9億元的價格,收購中農集團等十方持有的鉀鹽資產,但收購完成後不久,就遭遇了實際控制人、第一大股東放棄認購項目配套資金的波折。此後,業績承諾爭端隨即引發,並引起中農集團欲改組董事會、東淩國際起訴中農集團的一連串戲碼。
新仇舊恨
圍繞東淩國際董事會換屆、董事人選提名,兩大股東東淩實業、中農集團之間,連日來已經炮灰連天。
公告信息顯示,中農集團等4月27日發出通知,提請東淩國際董事會召開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由其提出的組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提名十名董事人選的議案。六天後,東淩實業亦做出反應,要求立即制止中農集團的行為。5月4日,中農集團再次發函,指責東淩實業的主張歪曲事實、於法無據,侵害了其權益。
2016年一季報顯示,東淩實業持有東淩國際21.66%的股份,中農集團則持有19.15%,分別為第一、第二大股東。新提名的十名董事人選中,四人為中農集團提名,另外六人則由國購產業控股有限公司提名。由此可見,按上述方案改組,東淩實業將在董事會層面喪失控制權。
然而,5月5日,東淩國際董事會以七票反對、兩票同意,將中農集團提出改組其董事會、提名侯任董事的議案悉數否決。理由為:中農集團等交易對手,涉及未決訴訟,其持有股份權屬具不確定性,且其董事會已形成決議,決定延長第六屆董事會任期。
東淩實業、中農集團之間的齟齬,充滿了新仇舊恨。董事會換屆之爭,只是沖突的新仇。而始於2015年的一場“甜蜜”的收購,及當初定下的美好承諾,則是引發一切的“舊恨”。
2014年8月,當時名為東淩糧油的東淩國際,與中農集團等十方簽訂協議,通過非公開發行股份收購後者合計持有的中農國際鉀鹽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中農國際”)的100%股權, 進而間接持有中農鉀肥有限公司(老撾,下稱“中農鉀肥”)及其名下位於老撾的100萬噸/年鉀鹽的新/擴建項目90%的權益,交易作價36.9億元。
2015年7月,證監會核準上述交易方案,東淩國際向中農集團等十家交易方,合計發行3.53億股,收購中農國際100%股權,並非公開發行不超過1.17億股,以募集是次收購的配套資金。中農集團等當時承諾, 2015年至2017年,中農國際扣非後凈利潤分別不低於1150萬元、1900萬元、4.5億元。
數據顯示,2015年、2016年,中農國際經審計的扣非凈利潤為1224萬元、3815萬元,全年利潤達到業績承諾。但在3月1日,深交所也發出關註函,要求東淩國際說明中農鉀肥老撾甘蒙東泰礦區100萬噸/年鉀鹽開采加工項目進展情況,對其可行性報告進行評估的背景、評估的必要性及公允性。
然而,2017年3月29日,東淩國際以業績承諾不達標為由,向北京高院起訴中農集團等,要求補償上市公司股份約1.17億股、現金2.47億元。根據4月1日公告,法院已受理此案,並對中農集團等涉訴的股份與現金采取了財產保全措施。
局面演變至此,已經成為東淩實業、中農集團、東淩國際的三方混戰。既然如此,在承諾期尚未屆滿的情況下,東淩國際為何要起訴中農集團等交易對手方?東淩國際稱,中農國際的業績承諾,與目標項目的擴建、新建進度相匹配,即2015年度、2016年度的業績承諾是建立在目標項目原10萬噸/年的生產規模上,2017年度的業績,則是建立在、項目完成擴建、新建,達到106.6萬噸/年的生產規模基礎上,才能實現2017年4.5億元的業績。
東淩國際還稱,截至目前,項目仍為10萬噸/年的生產規模,未進行任何擴建或新建工程,根本無法在2017年內完成擴建、新建工程,該公司委托原化工部長沙設計研究院進行評估,評估結果亦認為,2014年《可研報告》提出的上述生產能力的實施計劃,已不能如期實現。因此,中農國際2017年業績承諾根本無法實現。
截至發稿,第一財經未能聯系上中農集團。但根據媒體報道,中農集團4月7日曾召開發布會,稱距離2017年報告出具還有一年,上市公司就判定鉀鹽項目“已經”完不成業績承諾,缺乏科學依據。
股東撒手項目資金
一場皆大歡喜的“甜蜜”並購,鬧到今天的反目相向,無論是東淩國際實際控制人賴寧昌、中農集團等相關各方,在事件演化過程中都並非無辜。
根據重組方案,東淩國際須非公開發行1.17億股,募集配套資金12.3億元。其中,上海百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上海百堂”)等三家公司,須認購增發的9.3億元股份,東淩國際實際控制人賴寧昌、李朝波、東淩實業則分別認購1億元。
然而,重組方案披露後,上海百堂卻放棄認購,並由此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為為使重組順利推進,經各方同意,由東淩實業追加認購了上海百堂等放棄的9.3億元的股份。 2015年3月19日,東淩國際、東淩實業簽訂補充協議,約定由東淩實業認購10.3億元增發股份。如果發生違約行為,東淩實業、賴寧昌、李朝波等人,應向東淩國際支付10%的違約金。
殊不料,東淩國際收購中農國際之後,作為實際控制人的賴寧昌,卻帶頭退出配套融資。根據東淩國際此前公告,2016年6月30日,東淩實業、賴寧昌表示不再履行股份認購協議。當年7月6日,李朝波亦被告知,因與賴寧昌於2014年8月簽署一致行動人協議,約定在認購東淩國際募集配套資金過程中,均與賴寧昌保持一致行動,在賴寧昌放棄認購的情形下,也放棄認購。
對於放棄認購的理由,東淩實業、賴寧昌當時解釋稱,考慮到老撾鉀鹽100萬噸擴建項目的進展未達預期,建設項目總資金中的大部分金額尚未落實,且鉀肥市場在相關資產購買協議簽訂後。發生了超出預期的變化。
面對這種情況,東淩國際在2016年7月的公告中表示,基於以上情況,無法在重組批複的有效期內,完成配套資金的募集。而恰恰是上述12.3億元的配套資金,攸關並購項目後續生死。根據東淩國際此前披露,中農國際的業績承諾,是建立在項目能順利完成擴建的基礎之上,而擴建資金相當部分則來源於配套募集資金。
根據東淩國際公告,3月29日,該公司已一並起訴東淩實業、賴寧昌、李朝波,要求分別支付違約金1.03億元、1000萬元、1000萬元。
除了募集配套資金,並購項目後續建設資金,來源於銀行貸款,但中農集團卻未提供支持。東淩國際此前公告稱,為推進項目建設,該公司曾謀求向國開行等貸款,但金融機構認為,僅該公司提供的保證,不足以擔保項目貸款,因此未同意貸款申請,該公司請求中農集團同時為項目貸款提供擔保,但卻未獲得中農集團的同意答複。在資金未能籌措到位的情況下,東淩國際與中農集團多次主動溝通協商資金問題,但未達成一致明確意見。
而正是在關鍵金的項目建設資金上,各方未能提供支持,這才導致今日之局。根據媒體報道,在4月7日的發布會上,中農集團也表示,重組過程中,對向老撾項目提供資金支持一事,各方存有共識,但相關方最終並未提供實際資金支持,導致老撾項目陷於停滯,但根本原因是募集配套資金失敗,上市公司亦未給中農國際提供任何資金支持。
二手車電商優勢凸顯,監管助力良性發展。
二手車電商發展經歷風起雲湧的2015、擴張洗牌的2016、整合統一的2017,持續的廣告大戰,撕逼的病毒式傳播,讓二手車電商深入人心。
電商為二手車交易帶來“便捷、高效、透明”的行業前景,人們相信互聯網能加速二手車去庫存和供給側改革,促進二手車產業鏈的升級改造,二手車電商的價值也逐年被放大,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中國二手車交易量累計同比增長10.33%,達1039.07萬輛,首次突破千萬級大關。普華永道思略特預計,到2020年全國二手車交易規模(過戶數)將達到2000萬輛,交易額達到1.5萬億元。取消二手車限遷政策正在給二手車產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行業正迎來一輪洗牌,清洗後的二手車電商朝著規範化、機制化、規模化成熟軌道發展。
二手車電商上演“三國殺”,野蠻增長轉向“勝者為王”
隨著二手車電商占整個二手車交易的市場份額比重的增加,競爭和關註度隨之也上升,除了目前走入大眾視野的瓜子二手車、優信二手車和人人車以外,還有大搜車、車置寶等新玩家加入。但總體來看,二手車電商市場是以瓜子、優信、人人車“三足鼎立”態勢。
眾所周知,二手車電商是高度依賴用戶口碑認知行業,為了能迅速搶占市場份額,各家紛紛投入大筆費用進行推廣,從壕擲3000萬買下"好聲音"最貴廣告位的優信,到包場各大地鐵廣告位的瓜子,再到依靠黃渤攻占電視廣告的人人車,各種廣告狂轟亂炸,地鐵、電視、電梯、視頻…..似乎有流量的地方就有二手車的廣告,“去中間商”已經成了二手車電商的代名詞,瓜子、優信、人人車這三家二手車電商公司也被大眾所熟知。
盡管經歷了瓜子、優信、人人車等二手車電商們的持久廣告戰,用戶也接收了二手車電商買賣,但整體市場並沒有迎來真正爆發,卻進入了造假撕逼的野蠻增長。2016年,包括瓜子二手車、人人車相繼被質疑存在數據造假嫌疑,但兩家企業均進行否認,2017年更是被曝出優信“車源數據造假”和“融資信息造假”,卻把“敵人”指向瓜子,最終司法途徑解決收場。近日,瓜子優信更是選擇同一天開發布會,火藥味十足,也許如楊浩湧所說的更激進的二手車電商爭奪正在到來。
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公布的《2016年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情況分析》顯示2016年汽車消費維權問題頻發,消費投訴仍高居不下。據統計,汽車類投訴有35802件,排在具體商品投訴的第二位,其中二手車投訴是主要投訴體現之一。
二手車作為一個保有萬億市場體量的行業,這兩年呈逆勢井噴的態勢,無異得益於資本背後的推動,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瓜子、優信、人人車先後宣布都獲數億美元投資。二手車電商從廣告混戰到事故頻發,到後來的三足鼎力,是對具有行業必然性的,也是一個自我完善進化的一個過程。
二手車電商優勢凸顯,監管助力良性發展
傳統二手車交易,最大的弊端是中間環節過多,信息不對稱,買賣雙方缺乏信任,進而造成行業發展緩慢,再加上國內政策限制,規定了汽車牌照只能落戶在個人用戶名下,因此大部分車商都是將車輛牌照掛在員工名下。但有些地區規定不一樣,如北京 、上海、廣州、天津、杭州等已經開始實行限制上牌的地區,一個人只能辦理一個車牌。
龐大的市場需求加上牌照資質的限制,導致了傳統二手車經銷商的無法形成規模化發展。中國商情報2016年一份數據顯示,年營業額超過2000萬的大經銷商在總體經銷商的占比不足10%。大小車商和二手車品牌連鎖店成為了二手車經銷商的主要組成部分,占到總體的82%。而互聯網正好可以解決傳統二手車市場面臨的問題,二手車電商的發展,正是最好的時機。
但二手車領域在傳統商業領域也存在諸多潛規則,如估價、售後等問題一直制約著行業的發展,由於缺乏行業服務標準,未有強勢第三方監管機構,使得二手車電商一直在爭議中前進,制約行業的發展。
曾幾何時,曾經作為國內二手車電商企業效仿對象鼻祖Beepi遭遇了滑鐵盧,收取了9%的交易傭金仍無法填補高額的獲客、服務、運營等成本。有業內人士指出,中國二手車電商廣告帶來的流量轉化率僅為萬分之幾,集客成本高達上萬元,如果也算上運營成本和交易補貼,成本則會更高。在沒有形成較大交易規模的條件下,單憑傭金收入,很難實現扭虧為盈的目標。
二手車電商行業問題多多,除了平臺盈利難外,還有是監管政策的缺失。中國汽車流通協會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當前行業缺乏對二手車網絡買賣的政府行業監管、缺乏管理措施是導致二手車電商魚龍混雜的原因之一。
繼去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二手車便利交易的若幹意見》之後,去年2016年12月29日環保部、商務部又聯合下發《關於加強二手車環保達標監管工作的通知》,再度強調將“推動各地盡快取消二手車限遷政策”。事實上,業內普遍認為,二手車“限遷”政策的解禁,可以方便更多車源的加入,但各地對自己的汽車市場有“保護政策”,不希望外地的狼進來搶肉吃,響應者寥寥,所以優信會在發布會上喊出可不受地域限制“全國直購”戰略,新戰略能不能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限遷政策的落地執行,畢竟本地經銷商誰也不願意分一杯羹給外來者,相信未來會出臺更多的政策來來規範二手車電商行業。
目前來看,二手車電商對潛在市場的挖掘力度還很欠缺,服務相對單一,信用體系不完善、價格混亂、流通體系不健全和購車支持缺失,無法形成一條龍的服務,有但最困難的時候也是機遇挑戰最多的時候,有些如優信等二手車電商公司進行模式創新,與車商和4S店等合作、提供二手車金融服務的平臺,希望用金融來拉動估值,但又缺乏金融業務的經驗和用戶數據積累,對風控及用戶的把控非常薄弱,被業內稱為“高逾期、高壞賬、高風險”的業務。
二手車電商目前”三國殺“遊戲還在繼續,誰輸誰贏不得而知,二手車電商經過瘋狂燒錢式的清洗,濫竽充數的二手車電商公司轉型的轉型,倒閉的倒閉,能堅持下來的只剩少數幾家,行業泡沫已基本被洗幹凈,企業估值回到合理價位,這個時候正是抄底的好機會,行業也已慢慢正從草莽年代,進入了一個“勝者為王”的階段。有人說,2017年或將是二手車電商行業的競爭整合之年,誰先宣布贏利,誰將會重獲資本市場的青睞,誰將會成為行業的獨角獸,我們拭目以待。
江湖老劉,創新圖強的精神氣質、文節俱高的價值觀念、封閉內斂的行為模式、犀利獨特的TMT觀察,立誌成為全面的、專業的、深入的、有獨立觀點的TMT行業觀察者。
7月17日《經濟參考報》刊發題為《多機構爭食萬億移動支付大蛋糕》的報道。文章稱,支付寶和財付通兩大巨頭相互角力、銀聯欲沖出重圍“重返”市場頂端、國際支付巨頭積極布局中國市場……各大機構正在爭食規模近20萬億元的移動支付市場。根據易觀智庫發布的最新數據,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188091.2億元人民幣,環比增長46.78%。易觀預計,到2019年,中國移動支付市場將達到百萬億元規模。
快速擴張的市場,一方面,給參與者看似無限的機會,另一方面,激烈競爭也帶來無限的挑戰。在逐漸開放和監管趨嚴的背景下,中國支付市場的格局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從中國市場來看,支付寶和財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機構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隨著支付寶和財付通強勢擴張,其他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發展空間正在被擠壓。
(趙乃育/圖)
易觀智庫發布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市場季度監測報告》數據顯示,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到188091億,其中支付寶占比53.7%,財付通為39.51%,二者合計占比為90%以上。
易觀支付分析師王蓬博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不管是支付寶還是財付通,目前都在往二三線城市縱深推進其場景的占領,從而增加市場的占領以及產品的打開頻率。”例如,支付寶正在全國推進其“無現金”城市戰略。6月28日,繼杭州、武漢、福州後,天津市和螞蟻金服簽署合作協議,宣布共同推進天津“無現金城市”建設,推動“互聯網+政務”智慧升級,預計今年年內,將逐步實現交通、醫療、教育、社保等領域的無現金化。與此同時,支付寶在杭州、成都上線了電子社保卡功能以及支付寶生活號和醫保打通等功能;在上海虹橋機場停車場,支付寶也讓用戶實現“無感支付”。這些支付方式的創新也推進了“無現金”城市戰略的實施。
從騰訊方面來說,微信的用戶粘性加強了其移動支付的使用量。除了同樣打造“無現金”城市標桿之外,其主要策略則是和行業結合,推進其“無現金支付計劃”,例如加強與滴滴打車、摩拜單車、美團外賣等行業的合作。此外,微信支付還倡導發起“8.8無現金日”,是全球首個移動支付節日,希望通過號召網友使用移動支付,倡導更低碳、便捷的綠色支付方式。
“支付寶和財付通各有優勢。支付寶在金融方面已經建立起了一套體系以及一系列金融平臺戰略,背靠螞蟻帝國,例如余額寶、個人理財、螞蟻聚寶;而微信支付則具有社交的優勢。”王蓬博表示。
除此之外,支付寶與財付通的競爭也從境內市場延伸到了海外市場。螞蟻金服推出了“螞蟻全球化”的概念,包括跨境線下業務、全球收全球付以及普惠金融全球實踐三大板塊。與此同時,在歐美、日韓、東南亞等26個國家和地區,螞蟻金服旗下的支付寶已經接入了12萬多家海外線下商戶門店;而2017年春節黃金周,支付寶跨境線下交易筆數同比勁增5倍。
財付通方面,7月3日,微信團隊在日本東京舉辦首場微信支付境外開放大會,微信表示,目前支付旗艦店已擴至100家,並在會上宣布,上線微信支付境外開放平臺,發布“WEPlan”跨境支付產品方案。微信支付團隊發布的數據還顯示,日本6月單日交易額峰值是1月峰值的40倍,微信支付筆數則是1月的16倍。
“雙巨頭”格局一時難以被撼動,但國內移動支付市場也在發生一些明顯的變化,銀聯、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對於這塊蛋糕的瓜分欲望愈發強烈。
中國銀聯一方面加快探索自身的轉型發展,另一方面通過與外部夥伴合作的方式不斷推出各類支付產品,這些行動均顯示出其“重返”國內支付市場頭把交椅的決心。與支付寶和財付通主推的“掃碼支付”不同的是,中國銀聯此前大力主推NFC近場支付方式,這其中包括卡片雲閃付以及與蘋果、三星等公司合作在國內推出Apple Pay、Samsung Pay等。
實際上,與掃碼支付相比,NFC近場支付不需聯網或打開某個APP或喚醒屏幕即可實現支付,且由於采用了支付標記化(Token)技術,安全性也很高,但是從實踐來看,盡管銀聯也通過各種營銷手段來進行推廣,但效果差強人意。
以Apple Pay為例,2015年底,中國銀聯和蘋果公司宣布合作,將在中國推出Apple Pay。目前一年半已過,雖然銀聯和蘋果公司從未公布過Apple Pay的具體交易數據,但不少業內人士反映,這一新興支付方式在中國市場“雷聲大、雨點小”。
《經濟參考報》記者隨機采訪了多位蘋果手機使用者,部分受訪者表示使用很方便,在Apple Pay指定可用的店鋪,只要一個指紋就能解決支付問題。但更多的人表示,盡管安裝了,也很少使用,其更習慣使用微信或支付寶。還有部分受訪者雖然使用蘋果手機,但並未安裝Apple Pay,他們同樣認為現在的支付方式已經足夠方便。
我愛卡首席研究員董崢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基於手機設備的雲閃付對於手機硬件本身又提出了要求,手機只有具備NFC近場支付功能才能支持雲閃付,盡管在安全程度上更強、支付場景也很全面,但大部分公眾並不會因為一個功能而更換手機。”
而在近日,為了補齊自身短板,銀聯再度發力,聯合40余家商業銀行正式推出了銀聯雲閃付二維碼產品。銀聯表示,另有近60家商業銀行正在加緊測試並即將開通,年內其他主要銀行也將基本實現全部開通。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薛洪言表示,銀聯加入掃碼支付可快速彌補其在線下小額支付場景中的缺位,提升客戶黏性,鞏固其在大額支付場景中的優勢。
不過,這次銀聯是否能夠聯合銀行實現逆襲,仍有待市場考驗。有業內人士分析稱,支付寶和微信投入大量資金通過長期的線上線下活動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培養用戶的消費習慣,現在已初見成效,而銀聯這時再去改變消費者的支付習慣,確實存在一定難度。
董崢坦言,銀聯確實面臨較大的市場競爭壓力。“銀聯和支付寶成立的時間其實差不多,前後差不了兩年,但是中國銀聯在發展還未完全穩定下來的時候,就趕上了中國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互聯網企業本身創新就快,而支付企業則相對較傳統,銀聯相當於是被互聯網企業帶著跑起來的。”他說。
也有分析人士認為,未來銀聯應該把更多資源放在二維碼支付產品上。王蓬博表示,銀聯迅速推出二維碼支付標準和相關產品實際上已經完成了第一步,接下來,銀聯應該聯合銀行迅速重點推出二維碼支付產品,拓展重要的高頻支付場景。
不過,董崢表示,銀聯也有自身優勢,那就是支付方式執行的安全標準很嚴格。“銀聯在想各種辦法突破的同時,更要穩紮穩打,維護好現有客戶群體,並始終把資金安全放在第一位。”他說。
伴隨著國內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一些國際支付巨頭未來也將有機會在中國市場大展拳腳,這也將給移動支付市場帶來更多可能性。
此前的2016年6月,為落實國務院《關於實施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管理的決定》,依法有序推進銀行卡清算市場開放,央行會同銀監會日前發布了《銀行卡清算機構管理辦法》,《辦法》明確,符合條件的內外資企業均可申請成為銀行卡清算機構。而就在最近,央行最新發布了《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服務指南》(下稱《服務指南》)對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的申請、開業準備工作進行了進一步細化。這意味著,中國銀行卡清算市場對外資的開放已進入實操階段。
以Visa和萬事達為代表的國際支付巨頭長期以來持續關註中國市場的變化,並時刻準備著加深在中國市場布局。在尚未拿到人民幣清算牌照之前,國際卡組織的業務集中在跨境支付領域,跨境旅遊和“海淘”業務也成為其布局的重點。而未來一旦拿到牌照,其業務的深度和廣度都將擴大。
萬事達卡組織表示,“我們正在研究《服務指南》,並期待利用我們的全球支付網絡、更廣泛地為中國消費者和商家提供便捷、安全和智能的支付體驗”。Visa大中華區總裁於雪莉在近日舉行的2017“世界移動大會•上海站”上也表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移動支付市場,也是最具創新活力和創新人才的市場。Visa期待能夠與更多優秀的國內創新企業和個人合作,打造立足本地、面向全球的互聯互通創新支付應用,助力未來商務的發展。”
中國的支付機構創新非常多,甚至很多創新已經走在了國際投行的前面,這引起了國際支付巨頭的關註。針對二維碼支付,Visa公司亞太地區高級副總裁兼數字解決方案部負責人Chris Boncimino表示,“Visa可以依靠自身網絡的優勢,將二維碼這樣的支付形式在更多商戶、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之間進行規模化。而規模化的基礎就是標準制定。Visa願意為國內產業提供符合全球行業標準的二維碼標準,從而推動二維碼應用在國內的規模化普及,並與國際接軌。”
業內人士表示,國際支付巨頭的進入對於中國支付市場將大有裨益。董崢告訴記者:“中國銀聯通過15年的發展,不論在發卡量還是自身體量上都達到了一定量級,但競爭力到達何種程度,還需與國際上的對手進行過招檢驗,Visa和萬事達都有很悠久的歷史,通過與它們的競爭,銀聯應當取長補短,借鑒和學習它們成功的經驗。”
值得註意的是,國際支付巨頭進入人民幣清算市場也意味著由卡組織代表的“四方模式”與支付寶等代表的“三方模式”的進一步競爭。目前國際卡組織和銀聯都采用“四方模式”(卡組織、發卡行、收單行、商戶),但是在中國,非銀行支付機構都直連銀行,繞開卡組織進行網絡支付,即采取“三方模式”。去年,中國銀聯與Visa在上海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將在支付創新、支付安全及金融普惠等方面展開合作。雙方均表示,將聯手加強對“四方模式”的堅守。
易觀預計,到2019年,中國移動支付市場規模將達到1039905.8億元人民幣。業內人士表示,未來超過百萬億規模的移動支付市場競爭態勢將更加激烈。此外,在中國移動支付市場不斷創新的同時,與此相關的安全問題引發越來越多的關註。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此前在公開場合發言時表示,由於互聯網的虛擬化、支付服務的移動化、參與主體的多樣化,支付風險呈現蔓延速度快、隱蔽性強、潛伏期長、外溢效應明顯的特點,支付行業在敏感信息保護、客戶資金安全、業務連續性等方面面臨較大壓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監管部門也出於防範風險的角度,加快對支付市場的整肅。在政策方面,今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新規,表示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客戶備付金轉由央行監管。另外,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央行明確表示,一段時期內原則上不再批設新機構,央行將重點做好對現有機構的規範引導和風險化解工作。最近一段時期,多家不合規、存風險或未實質開展業務的支付機構牌照已經被央行收回。
監管部門除了整肅支付機構和支付市場外,也在力推一些行業標準和技術,以提升整個支付體系的安全指數。去年,央行下發了《中國金融移動支付 支付標記化技術規範》,發布了支付標記化技術的行業標準,力圖從遏制信息泄露的角度來防範風險。
對於監管的加強,王蓬博表示,“政策越嚴格,正規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將越受歡迎,與此同時,這些政策會促進行業集中度,在備付金集中存管和嚴格監管實施之後,此前存在的套牌、二清或靠備付金利息存活的企業將會淡出市場。”
另外,備受關註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下稱“網聯平臺”),在經過3個月試運行後,也於近日順利通過階段性生產壓力測試,正式啟動切量。網聯平臺啟動後,支付機構的線上支付通道今後將直接通過網聯平臺與各家銀行對接,資金清算將實現規範化、透明化、集中化運作,資金安全將得到進一步保障。
支付市場發展迅速,而各個市場參與者也都在“創新”與“安全”之間小心地做著平衡。於雪莉表示,“負責任的創新”是Visa一貫秉承的原則。安全是不可以讓步的。Visa要做的不是在創新之後來考慮安全如何保障,而是將安全作為創新的第一步。
支付寶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從2004年支付寶成立以來,支付寶和螞蟻金服一向註重系統交易安全和用戶信息安全等。2005年,支付寶首倡“你敢付我敢賠”,對用戶被盜情況給予賠付,2014年,支付寶推出賬戶安全險。在支付寶多重安全保障下,支付寶的資損率目前約為百萬分之一。
(來源:新華社)
在中國的很多城市,從出門坐(騎)車、菜場買菜、超市購物,甚至街頭乞討,都可以掃碼支付。(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
銀聯支付只做通道,試圖打消合作方的疑慮,建設生態共贏的大平臺,但始終無法回答一個問題:用戶憑什麽要在手機上存留一個單獨的支付App?
分別依托電商和社交發展起來的支付寶和財付通,深知應用場景的重要性,它們還在不斷拓展移動支付的邊界。
2017年8月1日至8月8日,支付寶在中國發起“無現金城市周”活動,對外稱有1000萬家線下商戶參與該活動。
此舉惹急了微信。早在2015年,微信支付就發起了全球首個移動支付節日“無現金日”,定於每年8月8日。2017年7月31日,微信支付團隊也宣布今年的無現金日戰線拉長,8月1日至8月7日期間,用戶使用微信支付可領取並累計鼓勵金,還可額外隨機獲得現金紅包、專享代金券,而鼓勵金可在8月8日進行一次性抵扣。
就連一向“高冷”的蘋果公司,也罕見地俯身加入了中國同行們屢試不爽的補貼大戰。2017年7月18日至7月24日,Apple Pay(蘋果支付)指定商戶五折優惠、指定銀行多倍積分。盡管單筆補貼最高只有80元且名額有限,但這次Apple Pay促銷的規模和優惠力度已經空前。
蘋果中國一位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澄清說,這其實並不是其首次在中國開展促銷。Apple Pay 2016年2月18日首次登陸中國時就有促銷,一個月前也參加了中國銀聯的“銀聯6.2折促銷活動”。
這一次中國銀聯再次與蘋果聯手,雙方並未透露各自的營銷投入。一位中國銀聯內部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中國銀聯要做“純種開放式平臺”,支付寶、財付通兩大巨頭之外的機構都是其合作夥伴,“中國銀聯堅持只做通道,絕不與渠道爭利。”
但銀聯面對的殘酷現實是,支付寶和財付通兩家在移動支付市場的占比已超過了九成。兩巨頭早已開啟了從移動支付到生活場景服務、再到金融場景服務的生態圈建設,並開始了海外擴張的步伐。
從安全性和用戶體驗來看,NFC優於二維碼;但NFC要求商戶安裝具備非接觸支付能力的設備,同時還要求用戶的手機具備近場支付功能,門檻太高。
中國銀聯在移動支付上的起步時間,其實並不比支付寶、財付通晚。
中國的電信運營商們在21世紀初手機開始普及時,就開始探索近場支付(NFC)。2008年中國移動在廈門推出手機SIM卡、公交卡、銀行卡、企業管理卡四卡合一的手機卡,基於RFID(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手機公交卡產品,可以說是最早的移動支付雛形。
中國銀聯在2006年也推出一套基於金融IC卡芯片的移動支付方案。但電信運營商和金融業各自提出一套NFC標準,雙方相持不下,直到2012年才確立了金融業系統的標準為國標。此後,中國銀聯成為NFC的主要推動者,但要推動銀行、電信運營商、手機服務商等產業鏈上下遊的主體攜手共進,並不容易。
支付寶早在2009年推出了App版本。而2013年,財付通決定放棄獨立App的打法,轉而為騰訊旗下的移動社交產品微信和QQ提供支付能力,隨後有了微信支付和QQ錢包。
支付寶和微信都選擇了二維碼作為移動支付的入口,只需要手機掃碼即可完成支付。而銀聯堅持用NFC的方式,需要專業設備才能完成感應和支付。
二維碼始於1980年代,相比條形碼能夠存儲更多信息內容,最早應用於工業領域。微信誕生之初也用二維碼來存儲和呈現用戶個人信息,通過微信掃描二維碼來添加好友。隨後,二維碼被用於微信支付。
2014年,在騰訊和阿里巴巴分別投資的打車軟件滴滴和快的的競爭中,司機拿出二維碼,乘客掃碼支付,迅速為二維碼支付打開了應用場景。
從安全性和用戶體驗來看,NFC優於二維碼,但是NFC不僅要求商戶安裝具備非接觸支付能力的設備,同時還要求用戶的手機具備NFC近場支付功能,門檻太高;相比之下,二維碼的使用和推廣成本要低很多。
盡管二維碼支付因為安全問題在2014年3月被央行緊急叫停過一次,但支付寶和財付通對二維碼改造升級後卷土重來。現在中國的很多城市,從出門坐車、菜市場買菜、超市小店購物,甚至街頭乞討,都可以掃碼支付。
2017年5月17日,中國本土研究機構易觀智庫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市場交易規模達到188091億,其中支付寶占比53.7%,財付通為39.51%,兩者加起來已經占據93%以上的市場份額。而同期蘋果Apple Pay的市場占比不到1%。
Apple Pay通過與中國銀聯的合作登陸中國,線下支付主要通過印有銀聯雲閃付標識的終端進行。蘋果中國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相比一年前登陸中國時只有12家銀行支持,Apple Pay目前在中國支持81家銀行發行的銀聯卡。從卡組織和銀行的反饋來看,Apple Pay占據了90%的NFC(近場支付)支付領域的市場份額。
根據中國銀聯的數據,截至2017年5月,全國具備非接觸支付能力的POS受理終端占比近七成,其中經常發生非接交易的活躍終端超過1000萬臺。
而根據中國互聯網協會2017年5月發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境內活躍的手機上網碼號數量達12.47億,活躍的智能手機達23.3億部。只要能裝獨立App 的就可以用二維碼支付,而Apple Pay只能用於iPhone6以上機型,三星、華為等只有高端機型才配備NFC功能。
相比之下,NFC的客戶群實在是太少,二維碼支付才是現實主流。即便像Apple Pay這樣軟件、硬件和服務一體化的NFC支付方式,也不敵二維碼在中國用戶使用習慣中的先發優勢。
2016年下半年開始,各主要銀行陸續推出二維碼支付。2017年5月底,中國銀聯終於聯合國內四十多家銀行宣布正式推出銀聯標準二維碼,實現銀聯二維碼支付互聯互通,隨後在2017年6月2日至8日展開了“銀聯錢包6.2折優惠活動”。
支付寶和財付通已經走過了爭奪移動支付入口的階段,目前正圍繞著移動支付的生活服務應用場景、金融服務等進行布局,開啟更為豐富的移動支付生態。
前述銀聯人士用“野蠻生長”來形容支付寶、財付通為代表的互聯網公司在移動支付領域的開疆拓土,其實2017年的中國銀聯也可以用“生猛”來形容。
“銀聯錢包6.2折優惠活動”中,銀聯官方口徑是覆蓋了全國線上線下約10萬商戶,雖然和支付寶號稱的1000萬商戶不是一個量級,但是也借用了互聯網公司的打法,起用數千名“地推”人員,穿著印有銀聯雲閃付標識T恤,在商戶現場服務指導人們使用銀聯錢包。
中國銀聯隨後公布的數據顯示,該活動期間,銀聯錢包新增用戶環比增長402%;銀聯二維碼交易量環比增長282%;包括Apple Pay、Samsung Pay、Huawei Pay、Mi Pay等各類手機Pay在內的NFC雲閃付,日均交易筆數同比去年的“6·2活動”增長308%。
不過,這次活動期間,中國銀聯出現了技術上的卡頓和阻滯。一位希望隱去姓名的第三方支付研究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銀聯支付6.2折促銷土豪式、旋風式的做法值得商榷,目前看來它更多的是吸引了一批“薅羊毛”用戶,再加上實際使用中商戶操作人員不熟悉設備、一批用戶未能享受到折扣,用戶體驗並不好,不少人在促銷活動結束之後即卸載了App。
中國銀聯從2015年開始舉辦一年一度的“6·2大促”,真金白銀砸的還是線下支付場景,而財付通和支付寶卻在2015、2016年春節期間通過“春節紅包”,在中國展開了兩輪轟轟烈烈的線上線下移動支付大普及。
2017年的6·2大促活動中,銀聯邁出的一大步是,不僅關註線下,還加入了京東、美團、大眾點評等為代表的互聯網消費場景。但支付寶和財付通已經走過了爭奪移動支付入口的階段,目前正圍繞著移動支付的生活服務應用場景、金融服務等進行布局,開啟更為豐富的移動支付生態。
2016年初,騰訊支付基礎平臺與金融應用線(FIT)副總經理鄭浩劍對南方周末記者談到,微信發紅包是財付通吸引用戶體驗移動支付的第一步,接著將拓展到轉賬、話費充值、訂餐、打車、購物等生活服務,然後逐步延伸到互聯網金融。
2017年4月,螞蟻金服國際事業部資深總監郟航也對南方周末記者提到類似觀點,他認為移動支付的服務場景可分為三個臺階:第一,支付。比如人們早期用支付寶在淘寶上買東西;第二,生活場景服務。即用支付寶叫車、訂外賣、買電影票等;第三,提供金融服務。比如余額寶、投資理財、信貸保險服務等。三個臺階彼此之間有邏輯關系,如果沒有支付是切不進生活場景的,有了生活場景就可以有數據沈澱,進而可以提供金融服務。
而前述中國銀聯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銀聯支付只做通道,這樣在銀行、商戶合作過程中能夠打消合作方的疑慮,真正建設一個生態共贏的大平臺。但銀聯支付始終無法回答一個問題:用戶憑什麽要在手機上存留這樣一個單獨的支付App?
依托電商場景,支付寶順延了其在互聯網時代積累的勢能。同時,旗下“口碑網”這樣的本地生活服務入口,以及城市綜合服務、金融服務等功能也眾星拱月。支付寶一度還想增加社交屬性,最後以用戶不買賬、內部反省而作罷。
財付通則在2013年徹底想清楚後放棄了做獨立App的念頭,轉而將其支付戰略附生在騰訊的兩款社交產品微信和QQ上。此後,財付通順勢變身為支付基礎平臺與金融應用線(FIT)。
中國銀聯陣營的合作夥伴們也在嘗試生態建設。2017年7月,中國有了第一家將會員卡服務和Apple Pay進行整合的商戶,北京味多美面包連鎖店宣布,顧客在店內使用Apple Pay進行付款後,馬上獲得一張感應式會員卡。
分別依托電商和社交發展起來的支付寶、微信支付、QQ錢包,深知應用場景的重要性。以“互聯網+”切入政務和城市服務,發起“無現金城市”“無現金社會”,作為“新零售”樣板的盒馬鮮生、“淘咖啡”、無人便利店等,更是進一步拓展了支付方式的邊界。而用戶在消費行為中產生的支付數據,形成的征信報告等,已然成為移動支付公司發展互聯網金融產品、金融服務的基礎。2017年以來,四大國有銀行與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的合作,也在不斷拓寬金融科技的想象空間。
造訪非洲的馬雲儼然成為數字時代的超級英雄,這一狀況大致相當於20年前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雅虎創始人楊致遠訪問中國。
作為目前中國境內唯一的銀行卡組織,銀聯一直在強調成員機構要共同維護“四方模式”,即消費者進行刷卡消費後,由發卡行、收單行、商戶和卡組織四方參與,發卡行、收單機構、銀聯按7∶2∶1的比例進行手續費利潤分成。
而隨著第三方支付機構發展壯大,第三方支付機構繞開銀聯與銀行直連,銀聯應得的10%手續費由第三方支付和發卡行商議分配,這種“三方模式”變相切走了銀聯的蛋糕。這一做法在2017年以“網聯平臺”的出現而告一段落。
2017年3月底,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臺——網聯清算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網聯)正式成立,註冊資金20億元,股東44家,其中38家為第三方支付機構。央行(及其下屬6家單位)共出資約7億元,占股比例超過30%,支付寶和財付通分別持股約10%。
網聯執行網上跨行清算,打破了第三方支付機構與銀行的直連模式,同時接手備付金的統一托管。此前,備付金可以被第三方支付機構分散存放在多家銀行內,並且可以通過交易的時間差為支付機構帶來“隱形收益”,監管存在盲區。
前述中國銀聯人士稱,網聯的出現,如果能夠規範第三方支付機構的亂象,對銀聯來說其實是件好事,銀聯也不怕開放清算牌照,真正對其有影響的還是“9·6費改”。
“9·6費改”指2016年9月6日起,央行要求發卡行服務費費率不再按商戶類別進行區分,銀行卡清算機構分別向收單、發卡機構計收網絡服務費費率水平由原來的0.13%,降為不超過交易金額的0.0325%,單筆交易的收費金額不超過6.5元。
費率調整對銀聯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割肉”。2017年3月26日,中國銀聯總裁時文朝撰文《不忘初心,繼續前行》稱:支付服務的費率將持續下降,支付行業也將越來越薄利、微利,我國的支付費率早已不到國際平均費率的四成。這將使支付越來越接近基礎生產要素的本質,就像水、電、煤、氣一樣。
隨著支付成為基礎生產要素,加上中國的“無現金社會”實踐,使得中國的移動支付在海外受到追捧。2017年7月15日,國際芯片卡及支付技術標準組織(EMVCo)在其官網正式面向全球發布二維碼模式技術規範1.0版,中國銀聯擔任了二維碼標準工作組組長。
2017年7月下旬,造訪非洲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儼然成為數字時代的超級英雄。這一狀況大致相當於20年前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雅虎創始人楊致遠訪問中國。
阿里巴巴、騰訊將在中國市場已經被驗證的移動支付商業模式,通過投資、合作等方式推廣到海外市場。據兩家公司公開披露,目前全球已經有12萬個貿易商支持支付寶,而且支付寶已經登陸27個國家和地區;微信支付已登陸超過13個境外國家和地區,在全球範圍內覆蓋超過13萬家境外商戶,支持超過10種外幣直接結算。
借助海內外龐大的會員基數優勢,微信支付在2017年7月上線了境外開放平臺,向境外商戶系統輸出多項升級產品能力,同時將服務市場留給當地第三方合作機構。
阿里巴巴及其關聯公司螞蟻金服也在與多家海外公司合作,推進支付寶在當地的落地,目前已經和印度當地電子錢包Paytm、泰國正大集團旗下支付企業AscendMoney、韓國即時通信工具Kakao等公司展開合作甚至入股。
螞蟻金服國際事業部技術總監熊務真把海外支付分為兩個場景:一是跨境業務。中國遊客到海外,用支付寶的二維碼掃碼支付;二是支付寶可以直接掃其他的電子錢包支付。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海外用戶到中國來看到支付寶刷一下也可以支付,這是未來的方向,但是在技術上還需要克服一些困難。
每經影視記者 蓋源源 實習生 張玉路
每經影視編輯 溫夢華
近日,浙數文化(600633)在一天內掛出了兩份轉讓股權的公告,一是以約2.28億元的價格轉讓唐人影視7.59%的股權,擬實現轉讓收益1.28億元;二是其全資子公司杭州邊鋒轉讓杭州遊卡網絡31%股權,掛牌轉讓價為1.34億元。
杭州遊卡主要運營三國殺系列產品業務,三國殺一度是風靡的卡牌遊戲,為杭州邊鋒創造不少利潤,助力杭州邊鋒順利完成了被浙數文化收購時作出的業績承諾。然而,現在杭州邊鋒卻要將三國殺資產掛牌出清。
每經影視(微信ID:meijingyingshi)記者註意到,若掛牌交易成功,杭州邊鋒出清“三國殺”能實現近6500萬的收益,這一定程度上能幫助杭州邊鋒穩定業績。
三國殺業務盈利能力下滑
杭州遊卡是杭州邊鋒與舟山祺娛投資管理合夥企業合資成立的公司,主要運營三國殺桌遊及相關業務,杭州邊鋒以三國殺桌遊及相關無形資產作價1.04億元出資,占杭州遊卡40%股權。2017年7月,杭州邊鋒通過浙江產權交易所以掛牌轉讓方式,以3531.39萬元轉讓杭州遊卡9%股權。彼時,經審計評估,杭州遊卡股東全部權益價值為3.92億元,增值率33.26%。
▲相關公告截圖
這一次,杭州邊鋒將轉讓剩下的杭州遊卡31%股權,掛牌價格在評估估值基礎上溢價10%,為1.34億元。這意味著,若交易成功,杭州邊鋒將出清“三國殺”資產。
按照杭州邊鋒2015年合資成立杭州遊卡時的資產作價,出清“三國殺”將讓杭州邊鋒實現近6500萬收益。
杭州邊鋒此番賣掉“三國殺”,與“三國殺”業務盈利能力下滑密切相關。
三國殺業務曾經歷快速發展,成為風靡的online桌遊,並在2013年到達高峰,為杭州邊鋒創造了4166.25萬元凈利潤。然而到了2014年,三國殺凈利潤大幅下滑至943.06萬元。杭州邊鋒2015年8月用三國殺無形資產出資與三國殺管理團隊成立杭州遊卡,獨立運作三國殺業務,也是基於上述原因,並希望能夠通過合資公司吸引社會資本,加大產品和業務創新,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效鞏固市場份額。
▲杭州遊卡2016年及2017年上半年經營情況(相關公告截圖)
然而,此後“三國殺”的熱度仍在衰減,這從移動端的搜索熱度可見一斑,同時,據Dataeye移動端手遊數據統計,在2017年上半年桌遊棋牌類手遊排行榜上,排名前16的六款卡牌類遊戲中,三國殺墊底。杭州遊卡2016年度營業收入1.88億元,凈利潤2814萬元,2017年1~6月,營業收入1.06億元,凈利潤2222.65萬元。
▲“三國殺”PC端相關指數(Dataeye移動端截圖)
杭州邊鋒轉讓“三國殺”,是對棋牌類遊戲業務的一次調整。因為就在2017年7月,浙數文化公告稱,杭州邊鋒擬以自有資金10億元收購深圳市天天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權,天天愛運營的主要是《血戰麻將》等棋牌遊戲。
浙數文化在轉讓杭州遊卡31%股權時也表示,杭州邊鋒目前正致力於發展核心棋牌遊戲業務,並加大力度權利推動棋牌遊戲移動端的區域性下沈拓展,對其他類業務的出讓並回籠資金,有助於杭州邊鋒聚焦優勢業務。
▲杭州邊鋒擬收購深圳市天天愛科技公司時,天天愛科技財務數據(相關公告截圖)
對賭完成後的杭州邊鋒需穩定業績
杭州邊鋒目前是為浙數文化貢獻業績的重要子公司,2016年完成利潤3.58億元,為浙數文化貢獻了超過1/3的主營利潤。杭州邊鋒是浙數文化於2013年收購而來,當時還未更名的浙報傳媒以近32億元收購了杭州邊鋒和上海浩方各100%股權,作價逾29億元的杭州邊鋒是收購的主體。
交易對方承諾,兩家公司合並承諾2013~2015年凈利潤分別為2.54億元、3.21億元和3.79億元。根據當時的盈利預測,杭州邊鋒每年需要貢獻數億元,上海浩方只需每年完成幾千萬元。相關年報顯示,這兩家公司在2013~2015年完成凈利潤2.81億元、3.46億元和4.02億元,連續三年的業績承諾超額完成。
▲杭州邊鋒及上海浩方做出的業績承諾(相關公告截圖)
杭州邊鋒的業績也超出預期,2013~2015年營業收入保持著30%以上的年複合增長率,凈利潤分別為2.82億元、2.76億元和3.53億元。
不過到了2016年,盡管杭州邊鋒仍為浙數文化貢獻不小的利潤,但其營收為7.04億元,凈利潤3.58億元。在凈利潤還能比2015年略高的情況下,2016年的營業收入同比驟降了24%,退回到2014年的水平。
杭州邊鋒在完成業績承諾後,還能不能持續穩定創造凈利潤,這是關鍵。而且浙數文化非常明確,要以杭州邊鋒為核心,持續優化全產業鏈數字娛樂平臺。據浙數文化2017半年報顯示,2017年上半年,浙數文化在線遊戲運營業務收入3.3億元,毛利率高達87.29%,相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86%。杭州邊鋒實現營業收入3.06億元,凈利潤1.5億元。
▲浙數文化2017年半年報
杭州邊鋒7月擬收購的天天愛,做出的業績承諾2017年為凈利潤不低於1.25億元。如果收購成功並兌現承諾,杭州邊鋒能有2.75億元凈利潤。但這相比2016年凈利潤3.58億元,似乎還可能出現縮水跡象。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次若能成功出售三國殺股權,不僅能增厚杭州邊鋒的利潤,同時也剝離了正在衰減的這部分遊戲業務,或許更利於杭州邊鋒下一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