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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看懂發改委記者會:新主任“首秀”釋放哪些重要信號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3月6日舉行記者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副主任張勇、副主任寧吉喆就“經濟社會發展與宏觀調控”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解讀2017年GDP增長目標

何立峰在談到2017年GDP增速目標時表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7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在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制定這樣的目標,主要是考慮了兩方面重要因素:

一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就業是很重要的問題,沒有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要解決新增工作崗位就很困難。按照過往的經驗認識,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大體可以創造新增就業崗位170萬人左右。2017年的就業目標1100萬人以上,僅大學畢業生將近800萬,還有其他新增的城鎮和農村就業人口。

二是經濟發展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很多民生以及其他方面的短板要補,需要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我們認真分析以後,認為實現這一目標可能性非常大,我們有決心和信心,因為2016年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為2017年發展奠定了比較紮實的基礎,特別是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將會創造更多的條件、更好的環境。

去產能將擴大至煤電、有色金屬等領域

2016年去產能的全年目標已經超額完成。鋼鐵產能退出6500萬噸,煤炭產能退出2.9億噸。2017年鋼鐵去產能目標5000萬噸左右,明年還要繼續去產能。去年安置職工達到了72.6萬人。與此同時,企業經營和資產狀況明顯好轉,轉型升級的步伐加快,違法違規生產的現象得到有效遏制,市場秩序進一步規範。

一些個別地方還存在著“地條鋼”這種落後產能的狀況,經過有關方面和地方的共同努力,已經得到了極大抑制,而且在此基礎上,按照國務院的指示,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部門一起采取有力措施,使這些落後產能限期退出。

另外,今年去產能將擴大到煤電行業,防範化解煤電產能過剩。要采取淘汰、重組、改造等多種方式去產能,今年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5000萬千瓦。至於其他領域,有色、建材,或多或少也存在著一些產能富余現象,但這些領域市場化程度都比較高。要通過市場化、法制化的手段推進去產能。

有色金屬、建材等方面去產能為發改委首次正式提及。

2017年將繼續深化價格改革

針對近幾個月PPI增速較快,鋼鐵價格漲幅較大的情況,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當前我國價格總水平仍保持平穩運行,PPI的較快攀升主要是恢複性上漲,發改委將密切關註CPI、PPI及其走勢,相機抉擇,精準調控,確保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

寧吉喆指出,2016年我國價格總水平基本平穩,當前仍保持平穩運行,2016年全年CPI上漲2%,在預期目標3%之下。2016年全年PPI下跌1.4%,但是從9月份以後由負轉正,而且比較快地攀升。2017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2.5%,PPI增速達到6.9%,但總體上看,仍然是正常現象。

實體經濟是發展根基 發改委將從三方面支持

張勇在談振興實體經濟時表示,經過將近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實體經濟在這其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為發展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和條件。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和要求,發改委將著力在以下幾方面開展工作: 一是深化改革,二是優化環境,三是打造平臺。

深化改革方面,這些年我們不斷地為企業在市場上能夠更好地發展創造環境,特別是在簡政放權、降稅減費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時運用一些市場手段,通過PPP、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等模式支持企業的技術改造和轉型升級;優化環境方面,政府不斷改革產業的準入和監管制度,實施公平競爭的審查制度,防止政府過度和不正當幹預市場,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同時按照中央去年下發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進一步加快推進產權制度的法制化建設。同時,還聯合相關部門建設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使實體經濟的市場環境進一步優化;打造平臺方面,通過多種方式促進產業集聚發展,為企業創造更好的條件,到目前為止,國家級新區已經達到了18個,批複建設上海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同時啟動建設40個國家工程實驗室和89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平臺。

張勇指出,實體經濟發展到今天,面臨著很多困難、矛盾以及挑戰,這些既有長期積累形成的供給質量效率不高等結構性問題,同時,也有市場環境不完善等機制性障礙,還有全球產業格局深度調整,國際產業同質化競爭非常激烈的外部壓力等問題。因此,實體經濟要進一步發展,企業內功需要練好。作為政府相關部門,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始終把促進、振興實體經濟發展作為發改委的一項重要任務,做好相關工作。

將著力補齊發展短板 進一步簡政放權為企業減負

這次政府工作報告經過全國人大批準之後,發改委表示將認真貫徹落實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關於支持和振興實體經濟具體措施和政策,具體到發改委來說,主要圍繞提高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做到四個著力:一是要著力補齊短板,增加有效供給。二是進一步簡政放權,減輕企業負擔。三是著力實施創新驅動,轉換發展動能。四是著力化解過剩產能,清除落後產能,使市場能夠更加持續健康,使實體經濟發展得更穩健。關於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產生於實體經濟,它也要服務於實體經濟,這個原則不能變,政府在制定政策措施當中,也要始終堅持和貫徹這個原則。

“一帶一路”建設進展快速 成果好於預期

何立峰今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三年多來,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它的核心價值理念越來越被沿線國家和人民所共識,就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基本原則和“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內容越來越被沿線各國人民所共同的接受、認可,並且在發揚光大,不斷地充實具體內涵和內容。

發改委稱,“我們認為,三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進展是快速的,成果好於預期。倡議已經得到了世界上100多個國家的響應,我們已經先後和沿線國家簽訂了將近50份的政府之間的合作協議和70多份和包括一些國際組織在內的部門之間的合作協議。同時經過共商,推動共建了一批標誌性的合作工程,比如像印尼的雅萬高鐵,匈塞鐵路,中國和老撾之間的中老鐵路,還有一批港口和其他設施等等,從現在的進展情況看是良好的。近三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投資已經超過了500億美元,並且這些項目進展情況的效果是良好的”。

今年將在北京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發改委將牽頭舉辦論壇中的高級別“1+6”會議。

發改委將從五方面推動雙創發展 支持創業寬容失敗

在回答記者關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提問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國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引領,廣泛深入地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新發展生態明顯優化,市場活力不斷釋放。

寧吉喆表示,“雙創”對去年我國就業形勢保持穩定起到了很大作用,帶動了新增就業崗位的增加,同時“雙創”平衡了供需,擴大了有效供給,滿足市場的多樣化需求。

同時他也指出,初創企業的失敗問題在世界各國都難以避免,我國新設企業活躍度已經是很高的水平。政府接下來將從多個方面推動創新創業向縱深發展,更好地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下一步要從五個方面推動創新創業向縱深發展,來更好地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是改善環境,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要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打造面向大眾的“雙創”全程服務體系。

二是強化基礎,再建設一批國家“雙創”示範基地,鼓勵企業和單位設立專業化眾創空間,發揮好國家和地方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作用。特別是要鼓勵企業更多增加研發投入,國內比較好的企業、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都是主動增加研發經費的,不僅銷售一批產品、生產一批產品,而且研究一批產品、儲備一批產品。通過“雙創”推進,現在像深圳的一些企業,營業收入當中研發比重都達到了5%以上,有的企業更高。所以,這就能夠真正發揮創新在發展中的作用。

三是彌補短板,抓好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區域創新平臺的建設,尤其是要重視企業創新創業平臺建設,提高創新發展的支撐能力。

四是培育新動能,推進實施“互聯網+”行動和大數據戰略,支持分享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實施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重大工程。

五是要加快一批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實施“中國制造2025”,促進制造業向高端、智能、綠色、服務的方向發展,著力提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

正在編制京津冀空間發展規劃 打破行政藩籬

發改委主任何立峰介紹,三年來,黨中央、國務院紮實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在規劃層面上已經完成了“四梁八柱”,全國第一個跨行政區的五年發展規劃,就是京津冀協同發展“十三五”規劃,目前已編制出臺;現在正在編制京津冀空間發展規劃,打破京津冀行政藩籬,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模式,來推動協同發展。

何立峰介紹,北京有四個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所以,不符合北京首都核心功能的一些產業,要有步驟、有序、平穩地退出。有些先進的產能將有序地轉移到天津、河北。

何立峰表示,京津冀周邊鄉村要打造成“後花園”,在交通、產業升級、生態保護方面會有很大進展,隨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設,北京的“大城市病”會得到有效緩解。

回應“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未來將做好五方面工作

張勇在回答2016年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的問題時分析,一個方面有客觀合理性。民營經濟本身就是在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它對市場的反應最敏感,投資的行業應該說都是能取得市場平均利潤的。從統計數字看,“十二五”期間民間投資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特別是市場競爭激烈,以及市場前景不太明朗,民間投資在去年出現了減速的情況。這一點恰恰說明了市場作用正在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規避市場的一些風險。

張勇介紹,從政府部門來說,去年國務院對民間投資組織了全國範圍的大督查,並請第三方機構對民間投資有關情況進行評估;6月份,國務院常務會專門聽取了民間投資情況的匯;7月份,國務院辦公廳專門下發了促進民間投資的文件;9月份,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民間投資“26條”政策。對於民間投資反映的一些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包括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都在“26條”中提出了具體要求,各個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分別解決和落實。

張勇指出,去年整個民間投資約36.5萬億元,凈增了1萬億以上。增速雖然不高,但總量不小。民間投資在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從去年8月之後,民間投資增速就開始止跌回穩。下一步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主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進一步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一是抓落實。二是進一步簡政放權。三是進一步放寬準入門檻。四是進一步做好服務。五是維護好市場秩序。

發改委將進一步實施“五個一批”扶貧工作

在回答關於扶貧脫貧的問題時,何立峰介紹,扶貧工作中,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運轉體制,經過一年的實踐證明是順暢的,是能夠實現脫貧攻堅預期目標的。這項工作正在紮實向前推進。

何立峰表示,發改委將按照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明確要求,進一步實施“五個一批”扶貧:

第一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包括前面介紹的產業扶貧,通過科技元素的大量註入,使貧困地區的產業有新的發展,從而能夠通過產業扶貧脫貧一批。

第二是易地搬遷脫貧一批。從“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搬遷下來,通過穩定解決他們的就業崗位,實現穩定脫貧。這五年將近要有1000萬人,其中2017年是340萬人的任務量。

第三是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通過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湖,幫助生態條件脆弱的貧困地區逐步穩步恢複原來的自然生態,經過一系列政策扶持,並與產業扶貧、農家建設等結合在一起,能夠幫助脫貧一批。

第四是發展教育脫貧一批,這就是要隔斷貧困代際傳遞,一批兒童和青少年通過教育不斷地提高文化素質,今後能夠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更好地融入新的生活,從而能夠穩定地再脫貧一批。

第五是社會保障兜底一批。有一批貧困人口由於身體健康原因,比如殘疾人,還有一些由於突發事件影響的原因,可能難以在他這一代或者在他身上完成脫貧的,對這一批人,政府通過社會兜底來保障。

何立峰說,完成“五個一批”脫貧任務,在2020年能夠使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能夠和全國人民一道同步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程,也是一項非常偉大的工程,我們有決心也有信心把這項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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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部長兩會“首秀”,揭開個稅改革神秘面紗

“這是我聽到最詳細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介紹。”3月7日,在看完財政部部長肖捷的首場全國兩會中外記者發布會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這樣對第一財經記者評價道。

個稅改革因直接影響老百姓“錢袋子”而備受關註。在近些年全國兩會的財政部部長記者會上,這一問題每次都被問及。此次也不例外,關於個稅改革進展及主要內容和影響,正是肖捷在發布會上被問的第一個問題。

肖捷表示,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未來將綜合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按年匯總納稅,同時對財產轉讓所得繼續實行分類征收,並考慮增加教育支出等專項抵扣,來降低納稅人負擔。

詳解個稅改革

此次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距肖捷履新“財長”不到半年,作為全國兩會的“首秀”,他接過中外記者拋來的個稅改革、地方債危機、減稅降費等熱點難點問題,在103分鐘內一一作答。

就大家所關註的個稅改革,肖捷回應稱,目前個稅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目前我國的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包括老百姓熟悉的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等。

這11類將如何綜合,哪些又繼續分類?

肖捷稱,目前基本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比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對於如財產轉讓所得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所得項目,也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征收。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是官方首次披露綜合、分類所得的具體思路。將工資薪金、稿酬等勞務收入實行綜合所得的好處是,讓個稅稅制更加公平公正。

在綜合部分所得的基礎上,為降低個人稅負,肖捷表示還將考慮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外經驗來說,綜合稅制的個稅普遍會有專項扣除,包括孩子教育支出費用、贍養老人費用、住房利息等。專項抵扣的好處是充分考慮了各個家庭負擔不一,讓個稅制度更加公平公正合理。隨著制度條件的完善,中國也可以做到。

目前工資薪金收入個稅免除額為3500元,下一步是否會繼續提高?

肖捷對此表示,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以此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馮俏彬認為,這意味著未來個稅免除額將根據生活成本變化,采取動態調整機制。

此次肖捷並未談及個稅稅率調整。不過3月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在審議財政預算報告時建議,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低至25%。

肖捷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增加稅前扣除的一些專項項目,需要相對成熟的社會配套條件。比如作為稅收征管部門來說,需要掌握與納稅人收入相關的涉稅信息,以保證新的個稅制度改革能夠順利實施。

張健菁認為,目前需要建立一個居民個人收入信息的綜合平臺,為下一步專項扣除鋪路。

馮俏彬表示,掌握納稅人涉稅信息需要銀行、稅務等多部門實現信息共享,目前我國具備掌握納稅人收入等涉稅信息的基礎條件,下一步是做好運作協調。

今年的預算草案報告明確提出了制定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設總方案,這將推動個稅改革進展。

回應減稅降費、地方債熱點話題

除了個稅,肖捷還回應了企業家非常關心的減稅降費等熱點話題。

他詳細介紹了今年5500億元減稅降費舉措。比如減稅方面,增值稅的稅率檔次由4檔減並至3檔;享受減半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標準年應納稅所得額提高至50萬元等。降費方面,財政部將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政府性基金,取消或停征35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等。

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肖捷重申了減稅降費政策,並將主要矛盾指向了清費,這個方向很正確。

“今年的減稅降費措施出臺之後,並不意味著給企業的減負工作畫上了句號。我們要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不會局限於僅算眼前的小賬,更要算經濟發展的大賬,要通過繼續給企業減負為市場加油。”肖捷稱。

此外,肖捷在上述發布會上,首次披露了我國最新的政府債務情況。

他稱,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前不久公布的去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中國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

肖捷也指出了近年來少數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他表示下一步將堅持‘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舉的做法,進一步健全地方債管理機制,切實把債務風險關進籠子里。

對於今年國務院確定3%財政赤字率,他評價稱,這個安排積極穩妥。一方面2.38萬億元的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能夠滿足實施減稅政策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需要。同時,中國政府的債務率和其他國家相比,比較低,現有的赤字規模也是留有余地。

馮俏彬表示,肖捷在擔任部長一職前就已長期在財稅部門任職,財稅工作經驗豐富,並擁有深厚的專業功底,而他在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任職經歷,更是增加了他在更高層次上認識和推動財稅問題解決的經驗,這將有利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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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部長肖捷“兩會”首秀 回應個稅減稅等熱點

3月7日,北京梅地亞中心,履新財政部部長一職近半年的肖捷,迎來首場全國兩會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直面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地方政府債務(下稱地方債)、企業減稅降費等熱點話題。

個稅方案考慮教育等專項抵扣來減負

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是這一輪財稅改革重頭戲,因為直接影響老百姓“錢袋子”,也備受關註。

肖捷首先介紹了個稅改革進展。

他稱,目前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設計和論證中,總的思路是個人所得稅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案總體設計、實施分步到位,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個人所得稅制。

然後,他點出了個稅改革具體方案設想。

肖捷稱,個稅方案基本考慮是,將部分收入項目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等,實行按年匯總納稅。對於其他方面的收入項目、所得項目,比如財產轉讓等,我們考慮繼續實行分類征收。

他稱,財政部還將考慮適當增加與家庭生計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有關“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其他的專項扣除項目等。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

針對老百姓關心的方案是否會提高個稅免征額,肖捷回應稱,將根據居民消費水平等因素進行綜合測算,確定是否提高免征額,該提高就提高。

“從國際經驗來看,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增加稅前扣除的一些專項項目,需要相對成熟的社會配套條件。比如作為稅收征管部門來說,需要掌握與納稅人收入相關的涉稅信息,以保證新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能夠順利實施。另外,按照稅收法定的原則,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研究制定之後,還需要相應地修改稅法,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肖捷稱。

去年末全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風險可控

政府債務問題也是國內外輿論關註的焦點。肖捷在上述會上公布了我國最新債務數據。

他表示,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前不久公布的去年GDP初步核算數計算,負債率約為36.7%。根據我們的預測,預計到今年底,負債率也不會出現太大的變化,如果與國際水平相比,應當說中國政府還有一定的舉債空間。

地方債務風險是否可控一直受外界關註。肖捷稱,中國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

他也提到了近年來一些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

“個別地區的償債能力還有所減弱。為了防範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財政部高度重視,已經建立了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和分類處置指南等一系列制度。為了制止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行為,下一步,財政部將堅持‘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舉的做法,進一步健全管理機制。”肖捷稱。

他介紹,所謂“開前門”,就是要合理安排地方新增的債務規模。在今年提請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的預算草案中,擬安排繼續發行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同時也要繼續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以滿足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降低融資成本。

所謂“堵後門”,就是要嚴格落實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制度,健全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加大對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的查處和問責力度。

“我相信,采取‘開前門’和‘堵後門’並行、保障和規範並舉等措施,一定能夠合理控制住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量,切實把債務風險關進籠子里。”肖捷稱。

5500億元減稅降費之後還要繼續給企業減負

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收窄,今年如何進一步為企業減稅降費備受市場關註。

肖捷詳細介紹了今年新增的5500億元減稅降費新舉措。

在3500億元減稅方面,具體舉措包括增值稅的稅率檔次由4檔減並至3檔;享受減半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標準年應納稅所得額提高至50萬元;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到了75%;6項去年底已經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今年將繼續實施。

在2000億元減費方面,財政部將全面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包括取消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等基金,授權地方政府自主減免部分基金,全國政府性基金還剩21項。二是取消或停征35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中央涉企收費項目減少一半以上,還剩33項;進一步清理規範經營服務性收費;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

肖捷表示,今年的減稅降費政策給企業直接減輕的稅費負擔加在一起,約有5500億元。

“今年的減稅降費措施出臺之後,並不意味著給企業的減負工作畫上了句號。我們要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不會局限於僅算眼前的小賬,更要算經濟發展的大賬,要通過繼續給企業減負為市場加油。”肖捷稱。

3%赤字率積極穩妥留有余地

今年財政赤字率繼續維持在3%高位,財政赤字規模達到2.3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2000億元,創歷史新高。

對於今年3%的赤字率安排,肖捷在上述發布會上評價道,3%赤字率是積極的,這主要體現在雖然今年的赤字率和去年相比沒有變化,或者基本持平,但是赤字規模隨著GDP的增長相應增加。我們測算,今年的赤字規模與去年相比,增加2000億元,能夠滿足實施減稅政策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需要。

“另外,這個赤字率也是比較穩妥的。中國政府的債務率和其他國家相比,屬於比較低的,現有的赤字規模也是留了余地的。”肖捷稱。

中國財政赤字率空間究竟有多大一直是業內討論的熱點之一。

對此,肖捷認為還需要做一些探索性分析,但需要關註兩大問題。

第一,根據現實需要來決定是否擴大赤字。

他稱,我國去年和今年的財政赤字主要是用於減稅降費和保障重點領域的支出,既支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適度擴大總需求。“今後是否再繼續擴大赤字?我認為也應當根據需要來確定。”

第二,赤字累積形成的債務是否有能力償還。

肖捷稱,我們政府舉債籌集的資金不是用於給公務員發工資、搞福利,而是形成了有效投資,這些投資又相應形成了優質資產,也就是說,債務是有資產對應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始終沒有改變。我相信,中國經濟的蛋糕會越做越大,財政收入的蛋糕也會隨之增大,這是償還債務的根本支撐。”肖捷稱。

PPP落地速度不斷加快

自2013年底中央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以來,PPP擬投資額井噴,超過13萬億元。但是PPP項目落地難一直困擾各方。

對於PPP落地進度不如人意,肖捷回應稱,PPP在中國還處於探索階段。客觀上,各方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實踐能力的提升,都需要一個過程。其次,PPP項目普遍資金規模比較大,涉及領域也比較廣,同時專業性也很強,如果前期準備、論證不充分,會給項目後續帶來不良影響。同時,有關PPP項目的信息發布後,社會資本也要有一個適應期和響應期,這些都需要時間。

不過,肖捷表示,隨著各項工作的推進,PPP項目的落地周期已經開始縮短,落地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

比如,第三批PPP示範項目的平均落地周期為11個月,比第一批縮短了4個月。

“中國有一句老話,在座的記者朋友們可能都耳熟能詳,叫做欲速則不達。PPP項目只有前期的準備充分了,後期的實施才能更加順利。在關註PPP項目落地率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關註項目的規範實施和風險防範。”肖捷稱。

他表示,截至去年底,已經簽約落地了1351個項目,總投資達到2.2萬億元,項目落地率已經超過30%,與年初相比,無論是項目落地的數量,還是投資規模,都增長了4倍多。

肖捷稱,下一步,我們將繼續發揮好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進一步優化項目融資的環境,加大業務支持和項目推介的力度,推動PPP項目更加規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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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長將首秀德國G20:匯率和貿易公平再引關註

3月17日,二十國集團(G20)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將齊聚德國南部溫泉度假勝地巴登-巴登,這也將是美國新任政府的首場“國際政治秀”。

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國優先”的新導向難免會使得此次G20與往年不同,匯率、貿易公平都將成為美方的關註。知情人士對外媒透露,美國新任財長史蒂文·努欽(Steven Mnuchin)打算利用下周赴德國首次出席G20部長會議的機會,向外界明確傳遞美國不會容忍任何國家利用本幣貶值來謀取貿易優勢的信息。

不論如何,共同尋求增長無疑仍將是G20在危機後一貫的追求。G20由七國集團財長會議於1999年倡議成立。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G20會議升格為領導人峰會,標誌著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取得重要進展,G20從應對危機的重要機制轉化為危機後尋求增長的重要平臺。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G20議程的3大支柱,一是確保穩定;二是構建未來;三是承擔責任。這其實也延續了去年中國G20推動結構性改革、尋求可持續增長的理念。

“避免競爭性貶值”出新意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G20領導人應堅持他們的承諾,避免貨幣戰爭,鼓勵自由貿易。“這的確是相當重要的,”他上周四在法蘭克福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樣的聲明是過去20年或更長時間伴隨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支柱。”

與去年召開G20部長會議時的情形類似,美元處於強勢升值周期,本屆美國政府也傾向於打壓“強美元”來提振本國經濟。

外媒稱,美國高級財政部官員在會議召開前兩天的G20簡報會上,並沒有承諾過去“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G20聲明,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會致力於創造一個開放公平的貿易環境,為我們全球的企業和員工都創造一個公平的競技場。”

特朗普政府主張提高關稅,對那些以匯率貶值手段來提升貿易競爭力的貿易夥伴國實施制裁。

當然,就目前來看,美國並不會真的將中國指為“匯率操縱國”,因為中國並不符合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這一標簽的定義。同時,努欽在接受外媒專訪時透露——目前尚未準備好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努欽說:“在財政部有一個程序,對匯率操縱進行全面審查評估,我們會走那個程序。我們會跟以往那樣做,在我們繼續那個程序之前,我們不會做任何判斷。”今年4月末,美國財政部將發半年度全球匯率評估報告。

特朗普此前也表示,會立即對“匯率操縱國”產品征收45%的特別關稅,但此後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已經軟化聲調,意識到大國間合作的重要性,也並未對匯率問題再做贅述。

根據1988年生效的美國《貿易法》,美國財政部必須每半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各國匯率報告,評估全球各國和地區的匯率政策,判定哪些國家地區出於獲得競爭優勢等目的有操縱本幣匯率的行為。一旦某個國家或地區滿足財政部的三項條件,財政部報告認定其操縱匯率,美國政府就將與所謂“匯率操縱國”展開談判,有可能對這些國家進行制裁。三大條件是:與美國存在明顯的雙邊貿易順差、實質性經常項目盈余、持續進行單邊外匯幹預。

去年10月,美國財政部在半年報中將中、日、韓、德、瑞士五國列入外匯操縱觀察名單。中國只滿足三大條件中的一項。

其實,早在去年的G20期間,匯率一事便引發全球矚目。IMF於2016年2月27日晚舉行新聞發布會,IMF總裁拉加德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新廣場協議’只是媒體、評論家、觀察家比較關心的問題,但本次G20國家的央行行長和財長真的沒有提及諸如此類協議,因為討論‘新廣場協議’的條件並不存在。”拉加德並稱:“這需要各個國家擁有一致的政策目標,並采取整體行動才能實現這一匯率幹預的目標,而我們真的沒有談論相關問題。”

當時,在全球經濟持續不景氣、市場大幅動蕩、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大背景下,不乏有聲音開始呼籲,各國需要進一步合作,簽訂“新廣場協議”,共同來加強外匯市場幹預,促使人民幣再度升值、防止美元過度升值。更有觀點指出,2016年的G20會議或將討論協調全球匯率政策的方式。拉加德的回應無疑正式打消了此類疑慮。

而此次,各界對匯率問題的關註更多與美國的貿易政策聯系在了一起。

貨幣政策“退居二線”

盡管“美國優先”政策的出現令此次G20會議略添變數,但一個積極的現象就是,全球央行終於開始漸漸退居二線,以財政政策和政府改革力量推動增長的格局開始顯現。美國的財政刺激主張以及美聯儲率先開始加息則似乎引領了這一改變。這也是中國主持去年G20峰會時的核心思想。

回顧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宛如“大力水手”,試圖將各國拽出深淵,為推進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爭得時間。然而,一轉眼八年過去了,央行還在那里拼盡全力,但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卻無跡可循。

眼下,改變正在發生。周四,也就是G20部長會議的前一天,美聯儲將公布3月利率決議,當前市場預計3月加息概率接近100%,未來美國經濟大概率取決於新政府的基建投資、減稅、去監管政策和其他改革的力度。

美國政府的財政刺激計劃之一被稱為 “私人部門籌資方案”,關鍵在於政府並不出資,其核心內容是通過稅收激勵,撬動私人資本,在10年期完成1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穆迪測算,基建會帶來每年0.5%的經濟增長,但1萬億美元基建投資平攤至10年,每年也就只有1000億美元,可能對經濟的增量刺激效果其實並不顯著。不過,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於激活私營部門活力、帶動就業、提升通脹可能會有較大的溢出效應。

除美國外,由於歐央行也開始逐步縮小QE的規模,德拉吉近期表示,歐元區陷入通縮的風險已有減退,交易員認為,這也表明央行下步動作或為進一步縮減QE;此外,日本央行也失去了進一步深化負利率的空間,且也並未透露出要進一步擴大QE的信號,行長黑田東彥1月表示,日本通脹率已經朝著2%的目標回升。

不過,當前歐洲的政治風險仍然突出。尤其是,荷蘭和法國大選臨近,而這兩大歐盟核心國的脫歐呼聲已經日漸高漲。一旦政治風險成為現實,這必將打擊經濟動能。

2016年英國脫歐作為導火索,反歐盟情緒彌漫。荷蘭作為歐盟的核心創始國之一,反對歐盟的民粹黨派迅速崛起。荷蘭3月15日即將舉行換屆大選,自由黨(PVV)領導人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迅速發聲,“為英國退歐而歡呼,現在該輪到我們了,荷蘭需要一個脫歐公投。”

有分析稱,荷蘭的民粹主義政黨進入荷蘭政府已久,但始終屬於少數黨派。荷蘭政治格局複雜,雖然目前中間道路黨派依然占據絕對優勢,但未來兩級黨派勢力增強,會使得荷蘭對歐盟方針產生一定變化。

此外,法國總統候選人、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以“法國脫歐論(Frexit)”展開競選,盡管其最終當選的可能性仍不高,但其間必將擾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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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相互保險社業績首秀: 凈利為負賠付費用高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2-01/1189560.html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每經記者 袁園 每經實習編輯 陳適

作為國內首批相互保險社,眾惠財產相互保險社(以下簡稱眾惠相互)、信美人壽相互保險社(以下簡稱信美相互)和匯友建工財產相互保險社(以下簡稱匯友建工相互)這三家機構從籌建到開業都備受矚目。

隨著2017年四季度償付能力報告的出爐,這三家相互保險的首年經營業績也浮出水面。數據顯示,經營近一年,眾惠相互、信美相互和匯友建工相互三家相互保險社的首年利潤均處於虧損狀態,凈虧損額分別為6059萬元、6230和1165萬元。

有機構預測,2020年我國相互保險公司的保費空間在1600億元左右。

仍處探索期:首年凈利潤為負

相互保險,也被業內人士戲稱為“抱團取暖”,是保險業中歷史悠久且具有代表性的企業組織形態。

2015年1月,保監會出臺了《相互保險組織監管試行辦法》,指出相互保險組織是在平等自願、民主管理的基礎上,由全體會員持有並以互助合作方式為會員提供保險服務的組織。包括一般相互保險組織,專業性、區域性相互保險組織等組織形式,並篩選、籌建了三家機構,這就是眾惠相互、信美相互和匯友建工相互。

從各自披露的2017年四季度償付能力報告來看,眾惠相互、信美相互、匯友建工相互的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及核心償付能力充足率分別是1533.05%、1520.54%、7645.39%,保險業務收入分別為6711萬元、11455.45萬元和352萬元。

開業首年,三家相互保險社均未實現盈利。數據顯示,眾惠相互、信美相互、匯友建工相互的凈利潤分別是-6059萬元、-6230.09萬元和-1165萬元。

“新成立的保險公司前期需要投入中介費、運營成本、系統建設等人力和經營成本,所以前期的分攤費用較大。”上述了解相互保險的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相互保險社本身就是非營利性質的,參與發起人也與保險社呈債務關系而非股東關系。所以相互保險社首先需要進入盈利期,之後才能償債。此外,相互保險在國內還處於探索期,具體的盈利周期很難預測。

業內看好:保費空間未來可期

業內人士表示,對於旨在補保障短板的相互保險社而言,高居不下的賠付費用或增加相互保險社的經營難度。這也在經營數據上有所體現。以眾惠相互2017年四季度償付能力報告數據為例,截至2017年底,全年的綜合費用率、綜合賠付率和綜合成本率分別是626.2%、38.73%和724.93%。

賠付率和綜合成本率給相互保險社的發展增加了難度,但從業人員和業內人士卻對相互保險社發展十分看好。

國信證券分析人表示,相互保險是國際主流的保險組織形式之一,截至2014年底占全球保險市場份額的27.1%,覆蓋人群超9.2億人。相互保險在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占比分別為37%、45%、43%、46%。按中國2.4萬億元保費收入計算,相互保險的市場空間可達8000億元到1萬億元。就保險行業2016年逾3萬億的規模保費而言,這個數字似乎仍有增長空間。

國泰君安則預測,2020年我國相互保險公司的保費空間在1600億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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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想好片名就已瞄準暑期檔 黃渤轉型導演首秀靠譜嗎?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2-01/1189408.html

每經實習記者 畢媛媛

每經編輯 溫夢華

沈寂許久的黃渤,昨日(1月31日)突然出現在北京,帶著電影體驗會和舒淇、王寶強、張藝興等新電影主創,黃渤以導演的身份站到了C位。

這些年來,作為演員的黃渤,穩紮穩打幾乎沒有失過手,成為少數與“爛片”絕緣的內地男演員,但轉型導演,是跟風“演而優則導”還是會給觀眾帶來驚喜,目前還不得而知。

每經記者通過發布會得知,黃渤的這部新片包括內容、類型、質量等目前都處在“保密”階段,甚至連電影名字都還沒有想好,“電影的名字不如電影本身重要“,黃渤對現場媒體表示。

▲黃渤以導演身份和舒淇、王寶強、張藝興等新電影主創現身北京發布會(圖/主辦方供圖)

明星轉型導演,也誕生不少爛片

近年來,華語影壇明星當導演漸成風潮,其中湧現了一些優秀作品,比如趙薇的《致青春》、徐崢的《人再囧途之泰囧》,吳京的《戰狼》在商業上尤其成功。隨著越來越多的演員轉型導演,也誕生不少爛片。



▲徐崢導演的《泰囧》累計票房超12億元(圖/CBO中國票房)

拿2017年舉例,演員轉型導演不盡如人意的更多。從大年初一王寶強的《大鬧天竺》開始,徐靜蕾的《綁架者》,黃磊的《麻煩家族》等,口碑之低都足以列入年度爛片前列。

更多的是沒有掀起水花的,比如黃磊導演的《麻煩家族》,票房3232萬元,豆瓣評分4.6;黎明導演的《搶紅》票房1625萬元,豆瓣評分只有3.1;蔡康永的《吃吃的愛》票房2730萬元,豆瓣評分5.4;王嘯坤的《有完沒完》票房3740萬元,豆瓣評分5.4;高曉攀的《兄弟,別鬧!》票房1209萬元,豆瓣評分3.3;李晨導演的《空天獵》和吳君如導演的《妖鈴鈴》也是雷聲大雨點小,豆瓣評分分別只有5.1和4.7。高調上映,低調下線,成為這些演員導演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


▲《麻煩家族》豆瓣評分僅4.6分(圖/豆瓣)

這種現象到了2018年還將繼續發生。由張歆藝執導的電影《泡芙小姐》將於2月9日上映,郭德綱導演的《祖宗十九大》更是野心勃勃地殺入春節檔,與《捉妖記2》《唐人街探案2》《西遊記女兒國》一較高下。

▲張歆藝執導的電影《泡芙小姐》(圖/官方劇照)

據了解,黃渤的新片定於2018暑期檔上映,出品方與宣傳方皆出現了光線傳媒的身影。

明星追逐導演夢,光線曾是造夢者

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曾說,“中國需要200位以上的成熟導演,才能應對突飛猛進的市場需求”,事實上光線也是一直在不遺余力地圓各位演員的導演夢。

成功的先例便是2013年趙薇《致青春》和2014年鄧超《分手大師》的票房,光線嘗盡了甜頭,也加快了步伐。可惜後面蘇有朋的《左耳》、鄧超的《惡棍天使》、王寶強的《大鬧天竺》都陷入了口碑爭議,只有一部蘇有朋《嫌疑人X的獻身》在豆瓣上評分6.4分超過了及格分。

▲鄧超執導的《分手大師》由光線傳媒制作出品(圖/貓眼專業版)

強硬的資本介入,急功近利撈快錢的心態,只會導致項目的過早崩壞,那麽為什麽還會有越來越多的演員對導演這個行當趨之若鶩呢?

一:有一大批明星希望轉型。

從趙薇、徐崢、楊采妮、鄧超等例子來看,轉型導演的多是娛樂圈里的中生代藝人,他們在原有領域已頗有建樹,卻苦於難以突破瓶頸,因此,轉型當導演,或多或少能解決他們的瓶頸問題。近年來在導演領域已經風生水起的徐崢就曾表示,在他們這個年紀當演員,很多導演已經不會主動找他們主演電影,也很難遇到合適的劇本,與其繼續面對尷尬,還不如升級當導演,為自己拓寬演藝事業的版圖。

當然,“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演員領域待久了,難免也想為自己升級。王寶強在談到自己轉型當導演的原因時就直言不諱,這些年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導演的權力太大,在片場演員就是孫猴子,再大牌也蹦不出導演的手掌心。

二:做生不如做熟。

明星做導演卻擁有天然優勢,這畢竟是本專業的事。從演員來講,多年的演藝經驗讓他們對導演工作比外人熟悉,其次,豐厚的人脈資源也是他們的一大優勢,在演員、監制等方面,藝人都可發揮優勢。

而從投資方和發行商的角度來看,比起扶植新導演,與明星導演合作的風險更低,明星自身的人氣所引發的話題及市場號召力,遠比一個年輕導演來得更強。

三:制片方為賺快錢推波助瀾。

當然,也不是所有明星都有著一個“導演夢”,很多時候,電影公司的推波助瀾也是明星走上導演路的一大原因。

近幾年來明星當導演頻頻創下的票房奇跡,讓電影制片方不敢忽視明星身上的影響力,導致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不再有耐心去培養新導演,而是紛紛邀請明星當導演,甚至不惜犧牲作品的質量。

黃渤作為一個緋聞極少,演技極佳的演員,首先新作品在賣相上是很有觀眾緣的,從另一方面說,2017整年沒有出爆款的光線也急再用佳作來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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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失業率首秀約5% “晴雨表”顯示經濟仍處晴天

國家統計局17日上午首次正式對外公布了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1至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這是我國科學建立就業失業統計指標體系邁出的重要一步。

在國新辦17日舉行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狀況發布會的同時,國家統計局網站刊發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曾湘泉的署名文章《調查失業率統計是促進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的科學舉措》。

曾湘泉在這篇文章中表示,此次國家統計局正式對社會發布月度調查失業率數據,表明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我國勞動力調查制度已經基本成熟,也標誌著我國就業失業測量體系日趨完善,對科學構建我國宏觀經濟景氣監測指標體系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調查失業率“首秀”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新聞發言人邢誌宏表示,1至3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0%、5.0%和5.1%,分別比上年同月下降0.2、0.4和0.1個百分點;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4.9%、4.8%和4.9%,分別比上年同月下降0.1、0.2和0.1個百分點。

曾湘泉17日上午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連續多年按季度發布基於就業大數據的中國就業景氣指數報告。數據顯示,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的變化與城鎮調查失業率的變化同步。

中國就業研究所最新發布的《2018年一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進入2018年第一季度,受春節之後的職場中“跳槽熱”和高校畢業生“春季招聘期”等因素的影響,本季度求職申請人數有明顯回升,但同時招聘需求下降幅度明顯,反映在CIER(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上呈現季節性回落,下降至1.91。這一數字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邢誌宏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發展穩中有進、進中育新,國民經濟延續了穩中向好的態勢。他用“穩、新、優、好”四個字來概括第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的特點。

邢誌宏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國經濟運行的整體態勢是穩的,呈現了增長平穩、就業擴大、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良好運行格局。其中,就業穩步擴大,一季度各月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特別是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繼續保持在5%以下。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總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8萬人,同比增長1.1%。就業比較充分,這也是經濟穩定運行的一個重要標誌。

調查失業率及時反映經濟晴雨

失業率是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和勞動力市場景氣程度的晴雨表。一般來講,失業率上升意味著更多的勞動力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失業者增加從而導致社會總需求下降,經濟增長動力也將減弱。

因此,各國政府歷來都把失業率作為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和勞動力市場景氣程度,進而出臺或調整相關宏觀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的重要依據。

曾湘泉表示,國際上測量失業率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即基於行政記錄的失業登記制度和基於勞動力調查的調查制度。我國於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建立登記失業制度,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改革推進,登記失業率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反映不全面、不敏感的弊端日益突出。

2005年,我國正式建立了全國勞動力調查制度,開始按照國際通行做法組織開展勞動力調查,進行調查失業率統計。

曾湘泉認為,基於勞動力調查獲得的調查失業率由於覆蓋範圍更廣,發布頻率更快,指標定義符合國際標準,可以更全面、及時合理地反映我國勞動力市場變動情況。

此外,勞動力調查內容豐富,除失業率外,還涵蓋了勞動參與、工作時間、就業質量、工作搜尋等方面的內容,是多維度研究勞動力市場運行的重要數據來源。

曾湘泉建議,失業率要更加準確及時地反映勞動力市場變化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不僅要積極收集就業和失業的信息數據,並及時加以公布;還需要研究借鑒發達國家失業率統計和分類的經驗,在公布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的同時,進一步關註工資、工時等就業質量指標,更加客觀全面地分析勞動力市場整體走向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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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長易綱的國際首秀:中國支持多邊主義,倡導合作與對話

“當前貿易爭端為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各方應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國將進一步推動改革,擴大開放,應對未來挑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日在出席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的發言中表示。

4月19日至21日,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春季例會、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第37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會議先後在美國華盛頓舉行。這是易綱當選中國央行行長以來第一次首次出席國際會議。他在會議發言中,首先通報了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風險可控的形勢;其次,表達了中國將進一步推動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最後,還傳遞出中國願意和其他國家加強財經合作的態度。

在會議期間,易綱密集會見了包括美聯儲主席在內的多國央行行長,其重點討論的話題集中在經濟形勢、加強雙邊金融合作、加密貨幣等。

中國支持多邊貿易體系

易綱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中國經濟繼續向好,主要指標優於預期。2018年第一季度GDP增長6.8%,消費增長強勁,企業利潤改善。就業形勢良好,物價水平穩定,人民幣匯率升值。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繼續改善。

他在IMFC會議發言中繼續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勢頭穩中向好。經濟增長更加追求質量,更趨平衡。金融部門整體穩健,風險可控。2017年非金融部門杠桿率僅略有上升,公司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金融部門內部控杠桿取得階段性成效。

對於當前貿易爭端為金融市場和資本流動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易綱表示,“各方應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國將進一步推動改革,擴大開放,應對未來挑戰。”

易綱稱,今年是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改革開放惠及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日前中國宣布了一系列加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措施,有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將於今年年底前實施到位。中國將繼續堅持多邊主義,支持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倡導合作與對話。此外,中方呼籲各方展現合作精神確保按時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並願繼續加強同基金組織在能力建設領域的合作。

對於加強非洲合作的議題,易綱認為,鼓勵私人部門以市場化方式在非洲國家開展投融資至關重要。考慮到在非投資項目普遍期限較長,風險較高,建議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作用,同時保證投融資的可持續性。人民銀行與非洲開發銀行在2014年成立了20億美元的非洲共同增長基金,至今運作順利。國家開發銀行成立的中非發展基金也為非洲國家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上述基金充分動員當地力量,較好保障了投融資的可持續性。

值得註意的是,時值中美貿易爭端的緊要關頭,中美兩國央行行長的會面顯得尤為關註。4月20日,易綱在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春季例會系列會議期間,會見了美聯儲主席Jerome H. Powell,就中美經濟金融形勢、貨幣政策等交換了意見。

此外,他還先後會見了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瑞士財長Ueli Maurer和瑞士央行行長ThomasJordan、蘇里南央行行長Glenn H. Gersie、尼日利亞央行行長GodwinEmefiele、克蘭央行行長Yakiv Smolii、阿根廷央行行長Federico Sturzenegger等人。

不僅如此,易綱還與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泛美開發銀行行長Luis Moreno、歐洲複興開發銀行行長Suma Chakrabarti會面,並就加強雙方合作等事宜交換意見。

各國關註貿易保護主義的風險

此次華盛頓舉行的一系列國際會議中,全球經濟形勢與風險、加強合作是各方關註的焦點。尤其是貿易保護主義和主要經濟體快於預期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所帶來的風險引起了最多的關註。

4月19日舉行的金磚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議圍繞金磚國家務實財金合作議題,包括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CRA)、金磚本幣債券基金(BBF)、新開發銀行和G20框架下的合作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4月19日至20日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未來的工作(Future of Work)和加強與非洲合作(Compact with Africa)等議題。

關於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各方普遍認為,全球經濟形勢繼續複蘇,但下行風險猶存。貿易保護主義和主要經濟體快於預期的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

關於未來的工作,各方一致認為要充分利用技術進步帶來的機遇,共同應對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並就此分享了各自國家的經驗。會議同意圍繞稅收、公共支出和支付轉移、市場競爭、數據收集和統計四大政策領域,形成“政策建議清單”,遞交7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關於加強與非洲合作,該倡議由2017年德國任主席國期間提出,旨在推動非洲國家完善政策框架,改善營商環境,撬動私人部門對非投資。各方普遍歡迎該倡議至今已經取得的進展,期待在投融資領域取得更多成果。

4月20~21日召開的第37屆IMFC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金融形勢與風險、全球政策議程和基金組織改革等議題。

會議指出,全球複蘇勢頭進一步增強,增長基礎廣泛,投資和貿易強勁回升是主要驅動因素,但經濟下行風險不容忽視。金融脆弱性上升、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全球債務處於歷史高位等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構成威脅。

會議呼籲各方應抓住當前經濟增長的有利時機,從貨幣、財政和結構改革三方面著力保持經濟複蘇勢頭,提高經濟增長潛力和韌性。若通脹疲弱,則貨幣政策應繼續保持寬松,待通脹升至目標區間再漸進退出。財政政策應保持靈活性以促進增長,必要時重建緩沖,避免順周期性,確保公共債務占GDP之比處於可持續水平。結構改革應旨在提高生產率、增長潛能和促進就業,從而使增長更加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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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臺李保芳首秀:公務消費比例已不足1%

5月23日,李保芳迎來接棒貴州茅臺(600519.SH,下稱“茅臺”)董事長一職的首場股東大會,現場超過500人參加。

李保芳表示,茅臺的發展進入一個更好的發展時期,2018年茅臺預計實現營業收入較上年增長15%左右。

年報數據顯示,2017年茅臺實現營業收入582.18億元,同比增長49.81%;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70.79億元,同比增長61.97%。

自2016年至今,中高端白酒產品價量齊升,中低檔白酒產銷穩增,但白酒行業供大於求、產大於銷的根本狀況沒有改變,大勢依然嚴峻、走向更趨複雜。從長遠看,白酒行業進入新一輪上升期,行業回暖趨勢更加明朗,生產集中度更加提升,提價增利趨勢更加明顯,品牌營銷更加風行,酒企業探索新零售更加快速。

 

李保芳稱,茅臺將來肯定會比今天好,茅臺的生命周期特別長,茅臺的生命周期有上百年,上千年,前提是做好兩件事,一是堅守工藝;二是堅持質量,視質量為生命,不要讓茅臺酒變味。

在大會上,茅臺披露了公司產品公務消費情況。前幾年白酒行業集體陷入低迷調整,三公消費受限,是一大導火線。2016年以來的這波白酒行業複蘇,個人消費升級又被視為一大新的助推力。真實情況又如何?茅臺酒是高端酒的典型代表,其消費群體變化有一定的風向標意義。

李保芳表示,茅臺酒消費群體定位為中等收入階層,系列酒消費群體定位為小康群體,消費群體從“公務消費”轉變為“大眾消費”,使商務消費釋放潛力、大眾消費不斷給力、個人消費充滿活力、家庭消費充滿魅力,公務消費從 32.5%下降至 0.13%。

在股東大會上,有投資者問到茅臺直銷比例是否會加大、經銷商情況是否利於公司未來的發展。

去年茅臺酒酒價暴漲之際,茅臺經銷商曾被質疑是重要推手之一,如有經銷商曾將飛天酒轉移至關聯公司再高價出售的情況發生。面對這樣的處境,茅臺大有“削藩”之勢,一方面加大力度懲罰違規的經銷商;另一方面茅臺也在重塑自身的銷售體系,增加自身電商平臺茅臺雲商銷售比例,實現扁平化銷售。

曾有觀點認為,茅臺強化茅臺雲商的地位的同時,經銷商的話語權可能會被削弱,甚至會淪為物流配送商。不過,有茅臺經銷商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長遠來講,線上線下融合是一個趨勢。大部分的量又在經銷商手里,經銷商可以拿出一定量去支持滿足茅臺的線上營銷需求。但要讓經銷商去做物流配送商並不現實,因為並不具備專業物流配送能力。”

茅臺公司副總經理、銷售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王崇琳表示,茅臺的直營店在全國共有34家,是由銷售公司直接全資投資的,這34家總量只有300噸左右,占比不大,其功能是一是產品展示,二是市場價格引導,三是服務標桿,四是與消費者互動平臺,五是茅臺文化的傳播。

“茅臺的經銷商,是茅臺的合作者,現在茅臺的營銷體系是1998年開始構建的,茅臺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經銷商的努力,是經銷商幫助把茅臺的市場做大。未來,經銷商願意和茅臺一起努力,把市場做大,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王崇琳強調。

伴隨著整個白酒行業複蘇,行業內企業相繼推進混改。如另外一白酒龍頭——五糧液,混改終於踏出實質性一步,公司耗時兩年多的定增計劃終於在今年4月份落地。定增的特殊之處在於,公司引進了員工持股以及經銷商持股計劃。

相比而言,茅臺方面的混改卻毫無動靜。目前控股股東茅臺集團持股茅臺股權比例六成以上。此前,茅臺集團曾承諾稱,於2017年12月底前推進制定對公司管理層和核心技術團隊的股權激勵辦法。然而,承諾最終還是落空。

李保芳回應稱:“混改是前幾年向社會公告過,而改革到現在還在停留,下一步是不是要搞,最後能不能改還要取決於國資委,目前還沒啟動。”

此外,李保芳表示,在分紅方面,茅臺的效益會繼續提高,分紅只會增加,不會降低,只是增加的度需要認真研究和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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