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一周就發生了4起涉及難民的暴力和恐怖事件,令全德民眾都被前所未有的陰影所籠罩。他們在恐懼中度過了黑色的七月,在焦慮中思考著難民融合的未來。
談起德國羅伊特林根市發生的21歲敘利亞難民襲擊孕婦的慘案,柏林內政部長漢克爾(Frank Henkel)氣憤地說道,“很明顯,我們讓一群徹底殘暴的家夥進入了德國,(他們)擅長野蠻人的罪行。”巴伐利亞州州長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甚至直言,“恐怖主義已經抵達德國。”
目前,盡管默克爾政府仍堅持對難民開放政策的合法性,並在難民是何時“自我極端化”的問題上咬文嚼字,但飽受沖擊的各地方官員已經不想再忍了。澤霍費爾已表示,不會就難民問題再次“屈意迎合默克爾”。
與對難民實行開放政策相反的是,德國的一些政客開始呼籲實行“難民告別”政策,在加強安全管理之外,設立國民警衛隊,盡快遣返那些未獲得避難權的難民,即便其來源國還處於戰爭狀態中。
默克爾與難民的合影
民眾焦慮、政府嘴硬
根據一份尚未正式公布的紐倫堡GfK協會在全歐洲的調查,德國人早把失業和貧困問題甩在腦後,對難民問題產生了群體性的焦慮。其中,83%的德國人對難民問題表示擔憂,同時全德有20%的民眾反對繼續接收難民。
在上述GfK協會的調查中,近八成德國人認為,難民融入是德國十大最緊急任務中排列第一的難題。以往通常這個榜單的榜首被失業等問題占據,但今年,僅有13%的人關心失業率。
不過,當借住在德國家庭中的17歲阿富汗少年在火車上制造血案之後,德國人對於是否能夠繼續積極看待幫助難民融合這一問題產生了懷疑。
根據德國心理治療協會估計,在德國的敘利亞難民中,一半都存在精神問題。他們中有70%的人目睹過暴力,而50%的人則是暴力的受害者。而此前大量國際組織的評估都表明,為所有這些難民在德國提供心理咨詢是很困難的,實際上即便是針對德國人本身的心理咨詢資源配置都不是那麽充沛,更別提為初來乍到的難民服務了。
“我們在招待難民並確保他們吃喝方面肯定是有保障的。”基民盟(CSU)議員海恩(Florian Hahn)表示,“但是要對他們每個人都進行單獨地融合,並確保他們都能得到充足的心理咨詢,這是不可能的。人太多了。”
迄今為止,德國政府僅有內政部長出來“背黑鍋”且否認政府的難民政策存在失誤。針對德國難民政策存在瑕疵這一指責,內政部長德邁齊埃(Thomas de Maizière)表示,不要認為所有的難民都是恐怖分子,並指出,大部分恐怖分子都不是難民。
實際上,這番論調的邏輯在於,如果承認難民中存在恐怖分子,這意味著默克爾的“開放大門”政策存在重大缺陷,因而目前德國政府緊咬上述四起事件中的難民犯罪分子“都不是兩年之內到來德國的”。
呼呼“難民告別”政策
在這一輪恐怖事件中,南部巴伐利亞深受其害:巴伐利亞州7天內遭到3起血腥的案件沖擊,其區內政客也首當其沖地批評默克爾政府對難民開放的政策,並提出3項主張:按照美國模式設立國民警衛隊;從嚴監控審查難民;同時實施“難民告別”政策,盡快遣返不符合條件的難民。
巴伐利亞內政部長赫爾曼(Joachim Herrmann)提出,德國要在未來設立國民警衛隊,在恐怖襲擊中可以迅速采取反擊。“國民警衛隊在襲擊中可以迅速同警方配合,這有什麽不好?”他說道。
與此同時,巴伐利亞州的官員紛紛提出,要對進入德國的難民進行更加徹底的審查,僅僅靠誌願者收集的信息是遠遠不夠的。比如,要對已經入境的難民進行補充性審查。
此前,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德國在遣返難民方面執行得並不嚴格。實際上,由於人道主義和官僚程序等因素,要遣返難民並不容易,這也被許多蛇頭和不法分子“鉆空子”。比如,在巴伐利亞州安斯巴赫市制造爆炸案的敘利亞難民兩年前提出避難申請,一年前其避難申請遭到拒絕,本應被遣返回原籍國的他一直滯留不歸,直到他制造慘案。
遲遲不被遣返,也源於德國法律中的“容忍居留”原則:如果由於申請人的原籍國正在進行內戰等原因,即便其避難申請被拒絕,該申請人仍可以在德國居住,獲得當局頒發的“容忍居留證”,待條件成熟後被遣返。但在實際操作中,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很多人就此在德國就“黑”了下來,在一定年限之後,通過成熟的一些途徑,仍可申請和享受一些社會福利。
例如,去年在不來梅州,只有6%的被拒難民被遣返,剩余申請者均可以“容忍居留”的形式留在德國。又比如在北威州,在迄今1.44萬名申請被拒的難民中,仍有33%的人繼續生活在德國。
在此背景之下,基民盟議員舒斯特(Armin Schuster)提出,與默克爾的門戶開放政策不同,德國需要一個“難民告別”政策,應將目前仍滯留在德國、總數在20萬的庇護申請被拒的難民驅逐出境,即使其原籍國仍在開戰。不過有政府官員隨後指出,將原籍國仍在交戰的難民驅逐出境,不符合《日內瓦公約》的有關規定。
近日法德兩國頻繁發生的流血事件將促使歐盟采取措施修改當前的移民法律、加強安保措施、甚至修改政治機制,俄羅斯的專家們這樣認為。
7月以來,歐洲遭遇恐襲,流血不斷。7月22日~24日在德國慕尼黑和安斯巴赫等地發生的3起恐怖襲擊事件共計造成10人死亡,數十人受傷,其中兩名襲擊者是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更早之前的7月14日,在法國尼斯襲擊事件中,一名突尼斯裔法國人駕駛卡車沖入人群,造成80多人死亡。
在此之後,法國政府宣布加強安保措施、增加警察隊伍的數量。此前,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宣布在火車站、飛機場和邊境線上加強警力。在俄羅斯的專家看來,這還只是歐盟變革的開始。
歐盟官方承認難民政策失效?
據俄塔社報道,俄羅斯警察少將、哲學博士弗拉基米爾·沃洛佐夫認為,7月在德國和法國發生的一切是經典辯證法的體現——從量變到質變。他表示,一年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移民還對自己在歐洲的存在感到非常不自信。“現在移民們第一階段的適應過程已經結束。公眾對他們感到害怕,警察至今依然不想和他們聯系。因此最終他們感覺到,要想在社會網絡中生存,只能互相幫助。”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校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第一副主任伊戈爾·卡瓦列夫證實,歐盟已經在官方層面承認多元化政策的努力完全失敗,而試圖讓中東和北非移民融入歐洲社會是徒勞無功的:“阿拉伯社會在歐洲國家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法律在生活,完全不接受世界約定俗成的、界定犯罪的規矩。另一方面,尤其在德國和希臘,對待移民的社會觀點正在激化。這兩種趨勢都會導致武力對抗。”
“在歐洲國家發生一系列的恐怖襲擊後,針對移民的政策將會更加嚴格。近期發生的流血事件已經向歐洲客觀解釋了一切。” 卡瓦列夫專門指出,英國退出歐盟的原因之一,正是不滿意布魯塞爾制定的移民政策。“在歐盟層面,由於複雜的官僚程序,很難改變接納難民的標準。最終,重新審視該法律的過程會在各個國家的戰略層面進行。”他說。
恐襲終將變革歐洲政治
俄羅斯的專家們認為,在一系列的恐怖襲擊之後,歐洲最終一定會迎來顯著的政治變革。“我們最近觀察到的趨勢是——歐元懷疑論的立場開始加強,歐盟國家民族主義和極端權利的想法開始擡頭——這一趨勢還會增長。近期,在歐洲的議會中極右翼的力量開始興起——比如在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的勝選就是這一趨勢的推動。不能排除,此前被視為邊緣化的政治力量將會在歐盟多個國家的政權中興起。”
“社會的觀點也將進一步多元化。迄今為止,據調查50%~60%的德國市民仍然對默克爾的難民開放政策表示‘我們可以!’而當前,這一局勢可能會急轉直下。”沃洛佐夫表示,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反對者曾經調侃難民“奔向默克爾媽媽的懷抱”。而如今,他們把她稱為“媽媽恐怖主義”。“歐洲國家對政府移民政策的社會反抗正在興起,在歐洲各國的媒體中還會看到更多諷刺該政策的漫畫出現。”
社會情緒變革造成的對抗加劇了歐盟國家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對抗。“現在,那些能抓住選民需求的政客是能為歐洲提出管理移民措施的人,這成為了德國、法國和其他歐盟國家選舉的命門。”沃洛佐夫說。
據澳大利亞媒體3日報道,新近公布的一份人權組織報告顯示,澳大利亞在瑙魯的難民中心存在嚴重的侵犯人權現象,而澳大利亞政府可能放任其發生。
這份題為《澳大利亞:在瑙魯對難民令人震驚的虐待和忽視》的報告指出,澳大利亞和瑙魯在處理難民事務時保密程度極高,多次拒絕了人權組織和媒體的探訪申請。直至今年7月,相關人權組織才派人合法進入難民中心,調查了84名來自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索馬里等國的難民,並從一些服務人員處獲取了信息。
報告說,大約1200名以難民身份向澳大利亞申請避難的人被集中到瑙魯進行甄別,其中大部分雖已被確認為難民,但還是被強制安置在瑙魯長達3年,得不到醫療、教育等服務,並受到非人道對待,如遭瑙魯當地人的攻擊,而攻擊者卻很少受到懲罰。
報告指出,難民生活在那里就像坐牢。難民中心條件艱苦:難民抵達瑙魯後先要在內部溫度高達45至50攝氏度的帳篷里住1年多;廁所臟臭,每天只能洗澡2分鐘;警衛時常入室搜繳食物、針線等所謂“違禁”物品。雖然從2015年10月起,瑙魯允許難民有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可以走出難民中心,但那些生活在中心的人仍不得不面對宵禁、不許攜帶智能手機等限制,並被警衛監視。
走出中心的人也很難融入當地社會。調查人員接觸的所有難民都遇到過當地人針對難民本人或其家庭成員的威脅、騷擾和暴力行為,包括扔石頭、吐口水、持刀搶劫等,而部分女性難民還遭到性騷擾。
報告說,長時間的羈押讓很多人精神狀況堪憂。一些兒童出現自殺傾向,但卻得不到適當的精神健康服務,醫療服務也時常拖延、供給不足。
參與報告撰寫的法律顧問邁克爾·博赫內克質疑:“將難民中心里的大人和孩子折磨到崩潰似乎是澳大利亞在瑙魯的目的。”
報告還表示,澳政府早已知悉這種情況,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澳人權委員會、澳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以及政府指定的獨立調查專家也早就指出瑙魯難民中心存在違反人權行為,並呼籲政府改變現狀。報告認為,澳政府沒有對其加以處理很可能是故意放任,以達到阻嚇更多難民乘船入境澳大利亞的目的。
根據澳大利亞和瑙魯簽訂的諒解備忘錄,澳大利亞可將攔截的部分船民遣送瑙魯進行難民身份甄別和安置,澳大利亞負擔所有費用。
馬蒂尼(Yusra Mardini)是即將登上里約奧運賽場的遊泳運動員。18歲的她來自於敘利亞,將代表奧運歷史上首支難民代表團參加本屆的里約奧運會。一年前,年輕的她從敘利亞大馬士革逃出,乘坐難民船從土耳其穿越海洋前往希臘,經歷了船只海上受損,不得不推著船在冰冷的海水里浸泡3個小時。
現居住在德國的馬蒂尼是不幸卻也是幸運的,有很多人並沒有如願抵達岸邊。
根據國際移民組織的最新數據,2016年的前7個月里,已有4027名難民在穿越海洋前往歐洲的海上死亡,已經超過了去年一年的總人數3771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乘坐的都是經不起海上風浪的船只。
去年全球難民6530萬
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15年共有1300萬難民申請歐洲的庇護,創下1992年蘇聯解體以來的最高紀錄。
根據此前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估測,2015年全球難民人數高達6530萬,其中2130萬人前往海外尋求避難,多數人選擇在鄰國避難。目前全球平均每113人當中就有一人屬於難民身份。多數人多年來一直生活在難民營。
綜合歐盟統計機構的數據,從1985年至今,歐洲總共接到了1.16億份難民避難申請,僅在去年就有1300萬份,占到了過去30年的十分之一。這些歐洲國家主要是指歐盟28個成員國和挪威以及瑞士。
根據皮尤中心的報告,歐洲成為了成千上萬來自非洲和中東地區的難民的避難天堂。與此同時,部分東歐國家,比如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也同樣催生了難民。2015年,尋求庇護的申請中一半左右都來自於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
北歐、德國最受歡迎
突然湧入的移民潮也激起了歐洲人的強烈反應。雖然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向難民敞開了歡迎的大門,但其他政府,尤其是東歐國家則拒絕了為一定配額的難民提供再安居的援助計劃。不少國家都收緊了邊境的檢查,以阻止難民從他們的國家進入更發達的北歐國家。
鑒於各個國家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和經濟實力的差別,一些國家也成為了比其他國家更受難民歡迎的熱門選擇。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按照每10萬人接受難民申請的數量來評估,最受難民歡迎的分別是芬蘭、挪威和德國。芬蘭和挪威收到的難民申請均為每10萬人590份,德國收到的難民申請為每10萬人540份,超過整個歐洲每10萬人250份難民申請數量的2倍。
相較而言,法國卻只有每10萬人110份,而英國為每10萬人60份,遠低於歐洲的平均水平。
恐襲與難民潮無直接關系
當地時間3日晚,倫敦市中心發生了一起歹徒持刀襲擊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傷。根據現有報道,兇手為一名19歲的年輕人。官方認為該年輕人可能有“精神問題”。而在7月發生在德國的4起恐襲事件中,德國警方也稱,其中2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1起屬於“激情殺人”,而另1起年僅17歲的犯罪嫌疑人則在德國迅速的“自我極端化”。
根據最近的醫學研究表明,在2000~2015年間發生的“獨狼”行動中,大約有35%的襲擊者在心理方面存在障礙。另據德國心理治療協會的估計,在德國的敘利亞難民中,一半都有精神問題,在他們中有70%的人目睹過暴力,而50%的人則是暴力的受害者。
雖然在數次恐襲之後,德國極右黨“另類選擇黨”陣營的支持率也出現了明顯的上升。但是,德國福沙輿論調查最新發布的一份調查卻顯示,69%的德國人仍然認為,7月發生在德國的恐怖襲擊和近年來的歐洲難民潮之間沒有直接聯系。
在人們越來越擔憂難民潮將加劇暴力和刑事犯罪風險的時候,德國刑事犯罪學專家普費佛爾也提出“德國越來越安全”。作為前下薩克森州犯罪學研究所的負責人,他列舉了警方對刑事犯罪案件的統計數據:自2000年以來,德國的謀殺和過失殺人案件減少了40%,性暴力也下降到很久以來的最低水平。
“盡管有大量移民湧入,其中主要是年青男子,但是與前一年相比,2015年德國的強奸案仍繼續下降,沒有絲毫會增加的跡象。”普費佛爾說。
另外,最近幾年,具有犯罪嫌疑的難民增長幅度也小於申請庇護者的總體增長幅度,而且大部分屬於輕微犯罪,比如商店偷竊案占39%,無照駕車占18%,強奸和性侵犯案件只占整個犯罪率的0.5%。
當地時間8月6日,里約奧運會的首個比賽日。18歲的尤絲拉·馬爾迪尼(Yusra Mardini)出戰100米蝶泳比賽,1分09秒21的成績,在45名參賽運動員中僅排在第41位,但現場觀眾仍將掌聲和歡呼獻給她。對於這個漂亮女孩而言,能參加奧運會已經是一次偉大的突破。
尤絲拉並不是代表她的祖國敘利亞出戰,她屬於一支特殊的代表團——奧運會歷史上首個難民代表隊。這支隊伍沒有國旗、沒有國歌,代表全球超過6000萬難民出現在奧運賽場。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表示,如果難民運動員獲得獎牌,奧運會場將升起奧運五環旗、奏奧運會會歌。
當地時間8月5日晚舉行的里約奧運會開幕式上,難民代表團在東道主巴西代表團前出場,旗手羅斯·納西克高舉奧運會會旗,這支10位運動員的隊伍獲得了全場最熱烈的掌聲。
“從開幕式開始就很感動,尤其是當奧運會難民代表團倒數第二出場時,包括巴赫主席、(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內,以及很多觀眾都不由自主地起立為他們鼓掌,我們媒體席當時正在緊張工作,但內心還是很激動。”昨日,在巴西里約作一線報道的華奧星空記者郝錚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不可否認,貧窮、戰爭目前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但難民仍有參與體育的權利,而奧運人文精神的一個原則就是向所有年輕人傳遞一種關愛、人性的提升,以及健康的體魄與人本該有的尊嚴。”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金元浦告訴本報記者。
是難民更是英雄
“我們一路走來很不容易,我們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和幫助。雖然現在你一看我們,可能覺得我們身體強壯,身懷絕技。但之前我們什麽都沒有,也什麽都不會,是他們幫助了我們,因為他們的到來,我們才達到了現在的高度。”近日,在奧運難民代表團亮相里約時,將參加田徑男子400米、現年28歲的詹姆斯·恩楊·奇恩傑耶克(James Nyang Chiengjiek)含淚表示。
事實上,如果人們對奧運難民代表團有所觸動的話,那麽也一定會記得去年一幅震撼全世界的難民照片:3歲的敘利亞小難民面朝下趴在沙灘上,仿佛睡著了一般,然而他面色慘白,早已失去呼吸……他不是唯一死於船難的孩子,也因為這個3歲的孩子,生活在看似和平世界里的人們才知道,“難民”原來已是揮之不去的“巨大危機”。
尤絲拉也來自敘利亞。2015年8月,尤絲拉和姐姐一起從大馬士革出逃的時候,就經歷了讓她畢生難忘的生死一刻。
承載著幾十人的難民船剛剛到達土耳其開放海域就壞了,面臨傾覆的危險,尤絲拉和姐姐以及另一人跳進了海里,一手推著船,用一只手臂和一條腿蛙泳前進。她們在水里遊了近4小時,橫渡愛琴海,拯救了一船的人,尤絲拉成為難民的英雄。
“船翻的時候因為會遊泳我撿了一條命,而今天拯救我性命的遊泳,給了我代表奧運會會旗、代表全世界難民的機會!”尤絲拉說。
來自南蘇丹的詹姆斯,父親死在了戰場上,他自己一度靠放牛為生,也曾經差點被抓走當兒童兵,“我知道這些年一直有很多人支持著我。我想贏,我想成功,這樣我也能去支持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難民代表團中五名來自南蘇丹的運動員都生活在位於肯尼亞北部的卡庫馬難民營,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之一,收容了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7.9萬名難民。
來自剛果(金)的馬比卡和米森加,因為參加2013年世界柔道錦標賽來到里約。後來他們離開酒店,開始了居無定所、流浪街頭的生活。去年初,前柔道運動員弗拉維奧·坎托找到了住在路邊的他們。他們得以再次和柔道、和奧運會相遇。
“當他們告訴我可以參加奧運會的時候,我說,‘我是難民,這是不可能的,也從來沒有發生過,難道要做奧運會難民?’但是國際奧委會撫慰了我們內心的傷痛,我曾經覺得我們什麽都做不了,而現在我們是為全世界的難民而戰。”米森加說。
“我有兩個可能再也不知道他們長什麽樣的弟弟,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就分開了,我可能只能認出大一點的那個。我現在在巴西,感謝奧運會把我帶到了這里。如果弟弟在電視上看到我,他可以看到他哥哥在這里戰鬥。”米森加的淚水讓新聞發布會現場的很多人哽咽了。
希望是“最後的難民運動員”
奧運難民代表團的運動員必須擁有難民身份,尤絲拉和她的夥伴們都持有聯合國難民署頒發的難民護照或者相關國家頒發的難民居留許可證。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運動水平要達到奧運水平成績標準。
作為奧運會史上首支難民代表團,雖然只有10人[5人來自南蘇丹、2人來自敘利亞、2人來自剛果(金),1人來自埃塞俄比亞],但為了他們的奧運資格問題,整個奧委會經歷了為期一年的投票,撥發200萬美元項目專款,牽涉到17個動蕩複雜的地區以及聯合國難民署。
去年10月,巴赫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歡迎那些無法代表自己國家或地區參加奧運會的難民中的高水平運動員,以個人身份來參加奧運會。今年3月,奧委會正式發表公告,宣布將組建難民代表團。
最終,包括尤絲拉和詹姆斯在內的10名難民運動員來到里約,他們將參加田徑、遊泳和柔道等項目的比賽。
除運動員外,該運動隊還有自己的教練團隊和領隊官員等。所有難民隊員的參賽和其他支出將由IOC奧林匹克團結基金負擔。
“奧林匹克主義或理想,也需接地氣,需要更多人文情懷,關註現實問題。” 京張冬奧研究中心主任陳劍表示。
“這支隊伍將讓所有人更好地意識到難民問題,也將向所有人證明,每個人都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巴赫在為奧運難民代表團舉辦的發布會上說。
“組建這支難民隊的目的,是表達對那些需要在其他國家面對挑戰、重新開始生活的人的認可。這些運動員將為世界上6000萬的難民發聲,激勵他們繼續在逆境中追求自己的目標。”巴西司法公民部秘書古斯塔沃·桑帕約表示。目前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難民人數最多的時候。他們失去家園,背井離鄉,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還經常被政客當作社會治安問題的替罪羊。
來自埃塞俄比亞的馬拉松運動員約納斯·金德,是難民代表隊中唯一有公開成績達到奧運標準的選手。他在去年10月跑出了2小時17分31秒的成績,達到了奧運會2小時19分的標準。但他的成績距離世界頂尖水平還很遙遠。
金德和尤絲拉是難民代表團中最高水平的運動員,對於他們而言,無緣領獎臺幾乎是註定的。然而在奧運會上,難民運動員出場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他們所能取得的成績。
難民隊成員都因無法代表自己國家出戰而惋惜,他們希望自己是奧運會最後的難民運動員。“我希望東京奧運會不再有難民,而我們也將為自己的國家而戰。”來自敘利亞的遊泳運動員拉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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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難民流亡國際,雖有其他國家收容,但達賴喇嘛認為,這並非長久之計,最好的方式是,讓這些難民的國家實現和平,才是最佳方案。 編按:曾經三度來台的達賴喇嘛,一舉一動備受國際關注。六月六日上午九點,這位八十一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印度達蘭薩拉的寢宮接受《報導者》專訪,分析國際難民問題、對台灣的觀察……。 作為全世界最知名的難民,招牌笑容與誇張手勢背後,扛著的是流亡藏人的沉重負託,而回家的路依舊漫長……。 《報導者》問(以下簡稱問):你認為當今國際難民危機的最終解決方案為何? 達賴喇嘛答(以下簡稱答):和平必須在我們的家鄉被實現,然後這些難民應該建立自己的國家。其他的呢?特別是那些收容難民的國家,要提供設備,包括錢、訓練以及一些工具。我想這些是最終的方案,沒有實現和平,就沒有希望。 那些歐洲國家,特別是德國,有一位很棒的女總理梅克爾,提供了很大的援助,我覺得很棒,很有勇氣;但是除非他們(難民)的國家實現和平,否則沒有解方。 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家的多數人民,不能在歐洲國家重新生根,這是不切實際的,應該要提供他們暫時的庇護。同一時間,給予年輕的難民、特別是小孩良好的教育,當他們的國家實現和平的時候,他們也就準備好重建自己的國家了。 問:你曾經說過,在八十三歲時,會對下一世的轉世做出決定,你即將年滿八十一歲,關於第十五世達賴喇嘛,是否已有更清楚的想法? 答:早在一九六九年,我就提到過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延續,要由西藏人民來決定。 多年來,在與不同教派領袖的會談中,也曾討論達賴喇嘛的未來,當我活到第一世達賴喇嘛的歲數(按:西元算法八十三歲),就會做出決定。 除了和西藏人民討論,也應該納入蒙古人民的意見,因為我們有很緊密的關聯,「達賴」兩字正是來自蒙古文。自第七世的達賴喇嘛開始,就和蒙古發展出一種獨特的關係,因此,達賴喇嘛制度,和蒙古也是有關聯的。 也許明年開始,我會提出一些看法,讓人民來討論和思考。 問:你之前受訪時,曾表示希望轉世為一個活潑俏皮的金髮女孩。如果你的轉世是在西方國家,沒有藏人的傳統文化滋養,是否還能培養出第十五世達賴喇嘛? 答:第四世達賴喇嘛不是藏人,他是蒙古人,當然,蒙古傳承的是相近的文化,既然這個話題和轉世有關,它本身是神祕的。我相信,就一個有情眾生來說,是過去第十三世的達賴喇嘛,或者第五世的達賴喇嘛安排了我,最終成為第十四世的達賴喇嘛。 我完成我的責任,實際上,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不關我的事,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我是真心地如此相信,由這些老闆們決定是否要有十五世的達賴喇嘛,在這裡或那裡轉世,由他們決定。 第二世達賴喇嘛過世後,他的靈魂來到了淨土,然後從蓮花生大師(印度僧人,八世紀後半期把佛教密宗傳入西藏)那裡得到指示,下一世應該在堆龍地區(拉薩西郊)出生。 下次我會在哪裡出生?我不知道。我很佩服第一世達賴喇嘛,他的學生們說,根據一些跡象,非常清楚地顯示達賴喇嘛會去到淨土;但第一世達賴喇嘛表示,一點都不想在樂土轉世,他唯一的希望是,哪裡有較多的苦難,他就希望在那裡轉世,來幫助減少苦難。 當我讀到他的事蹟時,內心受到很大衝擊,因此下定決心,要在一個能夠幫助其他人的地方轉世,也許轉世成一個戰士(笑)。 問:你在二○一一年完全退休,你對過去五年西藏流亡政府的評價如何? 答:非常好!有犯一些小錯誤,這難免發生,我執政的時候,也總是難免有一些錯誤,要百分百的完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認為有發生一些錯誤,包括在最近的司政選舉過程中,犯了一些錯,有時候也令我傷心;但整體來說,還是非常好的。 未來的五年,我覺得沒問題,就放手去做,但也相當程度地取決於中國的改變。 問:台灣的第一任女總統蔡英文已就職,你對蔡政府有什麼期待與建議? 答:作為一位女性主義的達賴喇嘛,如同對德國的總理梅克爾,我想對女性領導者特別致意,這是很棒的。我認為,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在經濟上和其他領域,需要特殊的關係,這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的佛教徒總是要求我:請你來台灣、請你來台灣;而我也總是說,我永遠都準備好了。我愛台灣人民,這個小島非常美麗,但這完全取決於台灣政府,我不想製造不便,不只是台灣,任何其他國家都是。 問:不曉得你是否注意到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雨傘運動,你有什麼看法? 答:我想如同藏人的情況,對年輕人來說,獨立是相當神聖的;但是有時候基於經驗的缺乏,這樣的想法可能是不切實際的。但這不是我的事,是你們的責任,你們能做出最好的判斷。 問:如果時光能倒回一九五九年,你還會選擇離開中國嗎? 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我們逃離中國不久後,我的一些官員提出了質疑,後來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全部的人都說,我們的決定是對的。 (全文請見《報導者》網站:www.twreporter.org)撰文 / 《報導者》何榮幸、房慧真 |
德國去年接收的外來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敘利亞難民,優先施政目標,就是盡快將他們融入德國勞動市場。 去年難民危機達高峰時,德企高層對難民在德國的前景樂觀,認為可為德國下個經濟奇蹟奠下基礎。 如今對難民來填補人才缺口,這樣的期望已大幅縮減,主要問題在於,難民缺乏專業資格與德語能力。 大讀世界是一整套深度特別報導,由全球《金融時報》記者聯合運作,以長篇深入原則,探討國際、科學或商業領域等關鍵議題。 日前一項調查顯示,德國三十家頂尖企業總共僅雇用五十四名難民。德國副總理隨後寫信給這些公司的管理層,要求他們雇用更多難民。 去年德國接收了約一百萬的外來人口,當中約三分之一為敘利亞難民,梅克爾(Angela Merkel)政府以將盡快把難民融入德國勞動市場列為優先施政目標。 德頂尖企業僅用54位難民因多數人未受過科學、職業訓練雖然德國勞動市場有大量職缺(六月時達六十六萬五千個),難民就業已證實比想像中困難。 《法蘭克福彙報》調查德國三十家頂尖企業,發現它們總共僅雇用五十四名難民,而且當中五十人是由德國郵政(Deutsche Post) 一家公司雇用的。 德國副總理暨經濟部長、社民黨領袖嘉布瑞爾(Sigmar Gabriel)在寫給這些大公司的信中表示,撐起德國中產階層的中小企業已致力替難民融入就業市場鋪路。「但因為沒有你們這些德國旗艦企業的參與,這條路尚未完成,」他寫道。請大家證明一件事:本國最大規模的公司不但擅長營利,還很懂得協助難民融入社會。」不過德國製藥集團拜耳(Bayer) 一名發言人表示,雖然難民態度積極而且願意學習,「但他們來自不重視科學教育的國家,你必須懂科學才能在拜耳工作。」他表示,拜耳迄今一名難民都沒雇用。 去年難民危機達到高峰時,德國企業高層本來對難民在德國的前景相當樂觀。汽車廠商戴姆勒的執行長蔡澈(Dieter Zetsche)當時表示,這些難民可能為「德國下一場經濟奇蹟」奠下基礎。 但是在此之後,人們對難民填補德國人才缺口的期望已大幅縮減,權威人士表示,主要問題在於難民缺乏專業資格與德語能力。 官方統計顯示,在目前登記求職的近三十萬名難民中,七四%不曾接受職業訓練,四分之一甚至沒有學校畢業證書,僅九%有學位。 另有證據顯示,數以萬計的人未能得到制度的保障,既失業又失學。 德國聯邦就業局六月三十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十三萬一千名難民失業之餘,未能獲安排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 賓士等公司設實習計畫 難民不想當學徒,有缺沒人來《金融時報》接觸的一些德國公司駁斥副總理嘉布瑞爾的批評。德國軟體業者SAP一名發言人表示:「對許多公司來說,關鍵在於成本,他們必須衡量自己是否負擔得起請一個沒有相關資歷、語言能力也不足的人。」戴姆勒一名發言人則暗示,嘉布瑞爾不切實際。他說:「人人都想有馬上解決問題的方案,但現實中沒有這種東西。」數家公司表示,它們已為難民設立特別的實習和學徒計畫。戴姆勒的計畫幾乎是最大的,上半年有三百名尋求庇護者通過該公司為期十四週的「過渡實習」計畫。 戴姆勒表示,四十名在斯圖加特附近的賓士車廠工作過的實習者,多數已在汽車業找到工作,或可以選擇在戴姆勒當學徒。 鋼鐵業者蒂森克虜伯 (ThyssenKrupp)巳則是特別為難民增設二百三十個實習職位和一百五十個學徒位置。 但在多數其他公司,這種計畫的規模小得多。例如德國公用事業集團Eon為難民提供為期九個月的職業訓練課程,只有十五個名額,另有四名難民在該公司接受入門訓練。 該公司一名發言人表示,問題之一是難民不想長期當學徒。「許多難民希望很快開始工作,他們也確實有此必要,但訓練需要頗長的時間。」柏林科技集團Rocket Internet表示,該公司為難民提供兩個實習位置,但卻找不到人。拜耳的進階訓練課程有二十個名額,但現在仍有十個懸缺。 有人把問題歸咎於德國的官僚規定,尤其是對難民居住地點的嚴格限制。 SAP發言人說:「難民往往因為住得太遠,無法去願意請他們的公司上班。對我們來說,如果難民可以自己決定住在哪裡,這將大有幫助。」“許多難民希望很快開始工作,他們也確實有此必要,但訓練需要頗長的時間。”撰文者查贊、馬基Guy Chazan、Patr |
8月11日,據外媒報道,法國應該如何更好地接收難民?這是擺在住房部長艾瑪努爾·科斯面前的一個難題。當地時間9日,她表示,將從9月份開始擴大難民接待容量。
尋求難民身份庇護者來到法國一般都會是什麽處境?他們會發現接待機構擠滿人,只能到住在外面。他們或是到北部法國加萊的難民聚居地,或是以巴黎及其近郊的大街為家。
法國加萊的難民聚居地
很早之前,難民救助協會便要求政府改善難民接待條件。8月9日,法國住房部長科斯發話稱,下個月開始,將著力提高難民接待量。如今法國共有147所難民接待中心,在最近一個半月內,將接待約5000人。
此外,科斯還表示,將新建50個小型接待中心,分布在法國的各個地區,緩解巴黎接待壓力。
巴黎北部難民就地紮寨情況堪憂,每天大約有50到60個人來到這里,所有的接待中心都人滿為患。7月底到現在,約有2600人曾住過暫時避難住所。
法國加萊的難民聚居地(圖片來源:新華社)
去年起,進入歐盟國家的難民數量大大增多。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約有130萬移民在歐洲申請庇護,已打破歷史最高紀錄。該數值幾乎是1992年難民高峰期的兩倍。
8月10日,英國《衛報》發布了2000多份有關瑙魯難民庇護所的泄露報告,多達8000多頁的文件前所未有地向世人展示了澳大利亞政府拘留的這些難民所遭受的種種毆打、性侵、自殘、虐待兒童和非人生活條件等令人震驚的情況。
虐童事件超過半數
自2005年起,南太平洋島國瑙魯共和國接受澳大利亞政府的援助,作為回報,瑙魯建立一個拘留中心處理那些非法進入澳大利亞的難民。該難民拘留中心曾在陸克文當政時關閉,之後於2012年重新投入使用。
據《衛報》對這些文件進行的分析,兒童在報告中占據了極大比重。總計2116份報告中,超過半數,約1086個事件牽涉到兒童,而報告所覆蓋的時間段內(2013年5月~2015年10月),生活在瑙魯拘留所的兒童僅占總人數的18%。
從報告中可以看到警衛扇孩子耳光、抓住孩子威脅要殺了他等種種虐童事件。2014年9月,有一名教師報告稱,一名年輕的教職幫手要求將淋浴時間從2分鐘延長到4分鐘,男警衛提條件說,如果能有點兒身體上的好處,他就答應。小姑娘並沒有說這事後來到底有沒有發生。
報告中還記錄了一些精神上飽受創傷的孩子令人心痛的行為。2014年9月,一個女孩兒將自己的嘴唇縫了起來,一名警衛見到她後開始嘲笑她;同年7月,一名不到10歲的女童脫光衣服,邀請一群成年人性侵自己。
報告中總共有7起性侵兒童事件、59起毆打兒童事件、30起兒童自殘和159起兒童威脅自殘事件。
報告中還記錄了一些極端絕望的行為。2015年10月,當一名懷孕婦女被告知她只能在瑙魯生產,她焦躁不安地留下了眼淚:“我要把孩子交給澳大利亞撫養。”她懇求說,“我不想在瑙魯的醫院或是這個骯臟的環境中生下孩子。”
澳難民政策遭譴責
這些文件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作為澳大利亞接受難民的兩個離岸拘留所之一的瑙魯是如何報告信息的?被拘留在這座小島上的兒童和成人所面臨的風險應該得到密切關註。澳大利亞政府顯然未能對這些足以引起警惕的信號和種種性侵指控作出應對。
瑙魯是世界上最小的島國,面積只有24平方公里,人口不超過1萬人。澳大利亞向瑙魯政府提供物資援助,並從該國采購服務。據6月底的最新官方統計數字,目前瑙魯難民拘留所中生活著442人,其中338名為男性、55名為女性和49名為兒童。澳大利亞的另一個離岸難民拘留所位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那里生活著854人,全部為男性。每年,澳大利亞納稅人要為這兩處離岸難民拘留所掏出12億美元。
和歐洲相比,想要登陸澳大利亞的難民數量微乎其微。但澳大利亞法律規定,任何在海上被截獲的難民都要被送到瑙魯或馬努斯島,並永遠不得定居在澳大利亞。澳大利亞這兩處封閉的難民營,以及對非法乘船抵達澳大利亞難民的強硬移民政策,受到了聯合國的廣泛批評。
澳大利亞政府表示,正在證實這些報告是否已經交由瑙魯警方處理。“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報告中的許多事件都只是未經證實的指控。”澳大利亞移民部門一名女發言人如是表示。
一些同情難民的人士表示,泄露的報告表明,澳大利亞離岸拘留所政策必須馬上終止,必須給予那些尋求避難的人醫藥和心理上的支持。“從這些文件,以及我們自己的研究來看,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由於在瑙魯所受到的遭遇,許多人已經被推到身體和精神崩潰的邊緣。”大赦國際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一名工作人員這樣表示。
“瑙魯文件”此前已經引起了多個國際組織和人權機構的高度關註。10日,聯合國難民署在一份聲明中表達了“嚴重關切”呼籲當局迅速制定應對方案。
據英國《每日新聞》8月18日報道,德國薩克森瓦爾登堡市市長柏恩德·波勒稱,當地難民拒絕接受政府提供的帶薪義務工作,並表示“我們是默克爾的客人”。
根據歐盟移民相關規定,難民在接收國家內不允許從事任何工作,只能做義工。為了幫助、鼓勵沒有工作的難民能夠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同時更好地融入到當地社區,茨維考地區的官員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給難民提供了7種義工,難民每工作20小可獲得18英鎊的報酬。
當地還安排車輛負責接送難民,且難民在住處可以得到免費食物。當地議會還花費600英鎊給難民制作了工服。然而該項目進行到一半,工作人員傻眼了,因為當初同意工作的難民們紛紛表示“我不幹了”。
據悉,這些難民後來了解到,德國時薪最低7.3英鎊,因而表示不願意接受工作。波勒稱:“後來他們說自己是默克爾的客人,而客人是無需工作的。”
根據德國《避難申請者救助法》,政府除了承擔難民的住宿(含暖氣)、醫療費用之外,還須向難民發放基本生活費和零花錢。目前,難民家庭戶主每月可拿到352歐元,0-6歲兒童每月133歐元,7-13歲孩子每月179歐元,14歲以上的家庭成員(子女或配偶)每月199歐元。因此,在難民進入歐洲的熱潮下,德國無疑成了他們理想的選擇。
據最新報道稱,即使多方調解,這些難民們仍然拒絕回去工作。 “在一次專門召開的會議中,在譯者協助下,政府再次解釋了移民規定,” 波勒說,然而雙方仍未能就此事達成共識。
如今為難民提供的7份工作均已“報廢”,波勒這次公開披露此事,旨在強調德國目前存在的難民危機問題。他表示盡管此事可能被反對接受難民的人所利用,但他不得不說,因為是由當地社區籌錢來幫助難民工作的。
“我認為把目前的狀況告知大家是我的職責所在,即使這很難辦,也曾受到多方反對,”波勒說。瓦爾登堡市官方確認稱,目前難民們仍未進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