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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賣淫嫖娼合法化有利解決性需求，但有違民意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但將賣淫嫖娼合法化有違民意。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

藍皮書中《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思考》報告介紹，以北京為代表的部分城市對於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方式為在治安處罰、行政拘留之後，再進行收容教育。

“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報告認為，在現階段社會現實下，應當將收容教育制度進行司法化，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不受隨意侵犯。

2014年5月15日，出演了多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受不少民眾喜愛的著名演員黃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抓獲，在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後，北京警方決定對其進行收容教育6個月。該案中的女主角劉馨予也同樣在行政拘留結束後，轉為收容教育6個月。

報告作者、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王爍介紹了目前我國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現狀。除特殊情形外，單純的賣淫嫖娼行為在我國並非作為犯罪處理，只是行政違法行為。

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行政性處置措施包括兩種形式：一是行政拘留，二是收容教育。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行政拘留的法律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該條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罰款。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收容教育的依據則為國務院《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根據該辦法，公安機關可以在行政拘留以外，對除年齡不滿14周歲的、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傳染病的、懷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1周歲以內嬰兒的、被拐騙、強迫賣淫的以外的賣淫嫖娼人員處以6個月至2年的收容教育。

王爍介紹，在實踐中，對賣淫嫖娼人員的上述兩種行政性處置措施的適用存在三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適用行政拘留，而一律不適用收容教育。第二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並視情況對部分賣淫嫖娼人員適用收容教育。第三種適用方式是既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又在行政拘留適用完畢後對其適用收容教育，北京市公安機關即采用此種方式。

公安機關認為，北京作為首都、首善之區，對於有損社會風尚管理的賣淫嫖娼現象應當進行更為嚴厲的處置，以教育、挽救賣淫嫖娼人員，維護北京良好的社會秩序，所以對賣淫嫖娼人員幾乎一律適用收容教育。

“不可否認，收容教育制度曾對賣淫嫖娼現象的禁止、賣淫嫖娼人員的教育改造起到過一定的作用。但是，目前收容教育制度在實踐操作中存在不少的問題。”王爍說，一是收容教育制度的性質不明確。二是收容教育制度操作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導致嚴重的執法不一的現象。此外，執行方式和安置措施等亦不合理。

收容教育結束之後，並無專門的針對性的安置措施，這些生活困難的賣淫人員回歸社會後，仍然無法找到能夠讓其獲得足夠生活收入的工作。收容教育不僅使其經濟上遭到損失，而且無法使其在收容教育結束後獲得足夠的收入，這可能導致賣淫人員在收容教育結束後迫於生計又重新實施賣淫活動，導致其再次接受收容教育，從而出現越收容教育越導致賣淫的惡性循環。

對於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未來選擇問題，藍皮書認為，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賣淫嫖娼行為與普通的治安違法行為同等對待，僅適用行政拘留即可。

藍皮書說，雖然不少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都表示賣淫嫖娼應當合法化，沒有必要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合法化也確實能夠產生不少有利的效果，如對北京而言，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常年離家，性需求無法得到正常滿足，合法化後能夠有效解決該需求，緩解社會矛盾。”

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必須考慮除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以外的其他民眾的態度，在大多數民眾還受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影響的情形下，斷然合法化有違民意，難以實現。既然不能合法化，就仍然需要將其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藍皮書認為，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更為妥當，更符合法治國家的發展方向。只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對賣淫嫖娼人員是否進行收容教育的決定權交至居中裁判的法院，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才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的侵犯。

李稻葵：英國脫歐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

“英國脫歐將導致歐元相對地位下降，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交易需要新的貨幣來平衡美元獨大的格局，因此全球客觀上需要人民幣。另外對於英國而言，脫歐之後對中國依賴可能更大，原因在於貿易更加自由。在這些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有機遇。“6月25日，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 “國際貨幣體系之占優貨幣問題研究”論壇上指出。

昨日，英國脫歐大局已定。距離最後唱票三小時，英鎊暴跌10%經歷了1971年以來最大跌幅。此外，歐元對美元大幅下跌後小幅反彈，日跌3.14%。李稻葵進一步指出，當今西方世界處於亂世，而中國有望興起。美國特朗普如果上臺，GDP和TTIP進程必將受沖擊。但他同時提醒人民幣國際化不可操之過急。

24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就英國脫歐公投結果發表聲明。《聲明》指出央行已做好英國脫歐應對預案，將繼續穩健貨幣政策。同時，央行還指出，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維護金融穩定。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進一步加強與有關央行、貨幣當局以及主要國際金融組織的政策溝通和協調。

李稻葵認為，目前我國貨幣存量達20萬億美元，實際是個堰塞湖，如果按照傳統模式搞人民幣國際化，對金融穩定極其不利，因此人民幣國際化要走一條與眾不同的、漸進的道路，各種政策需要建立在精心務實的研究基礎之上。

人民幣國際化將走一條什麽樣與眾不同的道路?在昨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的對話中，記者發現，周小川指出，在擴大人民幣使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方面，央行已經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

“我們還可以在人民幣可兌換方面做更多工作，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市場和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措施等。我們特別關註人民幣還不能自由使用的領域，確保人民幣達到可自由使用的標準。我們知道人民幣在金融交易方面的使用還不夠廣泛。雖然交易規模正在逐漸上升，但這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會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螺旋式上升。當然，長期內人民幣還是有望能夠在全球金融市場更廣泛的使用。另外，我們還強調宏觀經濟穩定和低通脹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低通脹，市場參與者自然會選擇更多使用人民幣。”周小川說。

一方面，央行試圖幫助提高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另一方面，將SDR視為一個促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但周小川指出，人民幣更廣泛的使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要尊重市場參與者的選擇。如果美元匯率穩定、流動性充裕，沒有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這時人們願意選擇美元。否則，人們也希望看到貨幣的多元化，以更好地管理風險，我們樂意看到這樣漸進的發展過程。

“下一步人民幣匯率制度應符合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即匯率更加靈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更加自由，本外幣兌換更加方便，並能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周小川說。此外，他指出，對央行來說，我們試圖對公眾進行教育，讓其了解市場形勢。努力減少過多管制，引入更多的外匯市場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外匯掉期、衍生品，希望中國企業和居民在這個環境中變得越來越成熟。

斧子科技更名藍港科技 王峰：統一品牌有利於更好地實現資源共享

麻策 2016-07-25 16:46

i黑馬訊 7月25日消息，藍港互動對外宣布，斧子科技正式更名藍港科技，更名後“FUZE”將繼續作為其旗下產品“戰斧家用遊戲機”系列產品的商標。

藍港互動集團董事局主席王峰表示，統一使用藍港品牌有利於藍港科技更好使用集團公司內外部資源。此基礎上，藍港互動將進一步加強與藍港科技在產品、技術和市場方面的協同，後者將繼續保持在遊戲娛樂設備以及消費電子產品方面的長期投入。

同時，藍港互動還正式任命藍港互動聯席CTO李輝擔任藍港科技分管軟件研發的副總裁，向王峰匯報。

附郵件內容：

各位同事：

經過我們兩個管理團隊的共同商議，決定從今日起，斧子科技正式更名為藍港科技。更名後，藍港科技依然使用FUZE作為“戰斧F1家用遊戲機”系列產品商標。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為藍港科技單一最大股東。我們認為，統一使用藍港品牌，有利於藍港科技更好使用集團公司內部和外部資源。

今後，藍港互動將進一步加強與藍港科技在產品、技術和市場方面上的協同。同事，藍港科技將繼續保持在遊戲娛樂設備以及消費電子產品方面的長期投入。

從二零一四年底藍港互動在港交所上市以來，我們積極在泛娛樂和國際化戰略上做探索和布局，至今已經初見成效。未來的時間里，統一使用藍港品牌的藍港互動、藍港影業以及藍港科技將分別在遊戲業務、影視娛樂和消費電子等三大航道各自發力，全力尋求更大市場機會。

同事們，萬事開頭難，但比開頭更難的卻是不放棄，作為一名藍港人，最可貴的就是要有堅持不懈的態度和永不退縮的進取心，讓我們攜起手來，不畏艱難，不畏風浪，全速前進吧。

補充一份人事任命，藍港互動聯席首席技術官李輝，正式調任藍港科技，擔任分管軟件研發的副總裁，向王峰匯報。

藍港互動集團

藍港科技

總裁辦公室

201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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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清：助力基礎設施建設 有利於金融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7月30日，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在“2016年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表示，目前我國投資尤其民間投資下行過快，通過助力基礎設施建設，有利於金融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每經記者 朱丹丹

7月30日，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在“2016年互聯網金融外灘峰會”上表示，目前我國投資尤其民間投資下行過快，通過助力基礎設施建設，有利於金融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數據顯示，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增2.8%，低於1~5月的增速3.9%，這就意味著，6月民間固定資產出現負增長，為多年來首次。

姜建清還進一步表示，基礎設施具有帶動效應，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將是國內經濟穩定的重要推手，基礎設施投資可以給經濟帶來供給和需求效應，同時改善民生提高福利等。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最新發布的報告，目前全球每年投資基建2.5萬億美元。

其實，一直以來金融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引領作用。

對此，姜建清表示，金融在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信貸資金支持，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到2015年末，我國21家主要銀行業的金融機構的基礎設施行業貸款余額，19.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5.4%。

不過，他還進一步分析指出，當前中國基礎設施存在大量缺口，需要政府提供有效支持，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等。

姜建清亦表示，金融基礎設施方面，要加強金融機構合作，信息交流，風險共擔，建立包容的金融體系；加強金融產品的創新，鼓勵投貸聯動，鼓勵民間資本、養老基金信托資管等機構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等。

姜建清還坦言，基礎設施具有複雜性，面臨經濟，匯率波動，政策差異等風險，所以要註意統籌好法律，投融資方案，建設運營等方面問題。

• 每日經濟新聞
• 張喜威
• 每經記者 朱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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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投資增速再創新低 統計局稱從長期看有利調整結構

據國家統計局消息，2016年1-7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19149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1%，增速比1-6月份回落0.7個百分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61.4%，比去年同期降低3.6個百分點。

這是全國民間投資連續第二個月負增長。

據統計局上月數據顯示，1-6月，民間投資158797億元，同比增長2.8%，增速比1-5月回落了1.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增速降低了8.6個百分點；占整體投資的比重為61.5%，比上年同期下降3.6個百分點，比2015年全年下降2.7個百分點。

統計局在對7月數據的解讀中表示，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的步伐減慢。民營企業仍面臨融資難問題。從長期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是合理的，有利調整結構。

8月3日，發改委政策研究室曾發文表示，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增速持續下降，市場內生的投資增長動力疲弱，投資下行壓力不容忽視；個別投資總量較大省份降幅擴大加劇，投資波動風險明顯加大。對此，發改委提出了一攬子提振民間投資的建議。其中值得註意的是，在緩解融資難問題上，發改委表示，積極鼓勵民營企業通過發行債券進行融資，加大對優質民營企業上市支持力度。

7月28日，發改委已經印發了《各地促進民間投資典型經驗和做法》，共計60條。包含了深入推進簡政放權，加強和改善政府服務；積極采取措施，努力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深化細化政策措施，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更多領域；營造公平透明市場環境，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多措並舉，加大對民營企業支持力度等地方的具體做法。

而且，據7月28日新華社報道，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銀監會等部門已組成組成7個督導組，分赴北京、遼寧、安徽、山東、河南、湖北、青海7個省（市）開展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是在專項督查的基礎上進行的，主要針對民間投資增速靠後，以及民間投資體量較大且增速放緩明顯的7個省（市）。

譬如，7月29日下午，國務院促進民間投資專項督導第一督導組召開意見反饋會，通報對河南省民間投資專項督導的相關情況。督導組指出，河南省民間投資形勢比較嚴峻、增速回落，政策的系統性和針對性有待進一步提高，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等，並提出進一步落實“放、管、服”的要求，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廣發銀行副行長王桂芝：“史上最嚴理財新規”有利於保護投資者權益

8月13日，在廣發銀行第三屆財富論壇上，針對目前備受關註的“史上最嚴理財新規”(《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廣發銀行副行長、零售SBU總裁王桂芝認為，銀監會出臺這個管理辦法非常有必要，可以讓銀行理財市場更加規範，使銀行理財業務可持續健康發展。此外，該征求意見稿對銀行理財機構實行基礎類和綜合類的分類管理，這種做法很科學，雖然一些規模小的區域性銀行受到了限制，但分類管理更加有利於保護投資者的投資權益。

廣發銀行財富管理與私人銀行中心總經理姚永平表示，目前該監督管理辦法還在征求意見中，廣發銀行已經對客戶滿意度和客戶需求等做了一些預判，並積極研究在新的監管下如何讓客戶的收益更高。

“該征求意見稿雖然對非標和權益類產品有一定限制，但主要是杠桿上按照客戶層級對風險承擔做出限制。整體來看，監管的趨勢是透明化，縮小杠桿，降低風險。所以，這種監管並不是限制了客戶的需求，而是合規化監管，讓客戶的投資權益受到更好的保護。”

姚永平稱，該征求意見稿可能會對理財收益造成下行影響，“現在的理財產品，若要保證比較高的收益，的確是配置了非標資產。我們建議老百姓降低(收益)預期。”王桂芝亦表示，廣發正按照該征求意見稿進行理財業務相關調整，包括優化結構、投資標的和結構配置，並對該征求意見稿提出了一些建議。

對於新常態下的中國宏觀經濟，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經濟學講席教授李稻葵認為，今明兩年中國宏觀經濟將處於大U型底部，預計今年GDP增速為6.7%，明年6.6%;到2018年，由於產業布局到位，宏觀經濟可能會走出大U型底部，增速略微提升。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的增長點，一是城鎮化，二是消費，三是產業重新布局，比如內地重化工業已沒有比較優勢，沿海一帶或會重新發展綠色重化工業。“哪里有人口的吸引力，哪里就有經濟競爭力。”

王桂芝指出，中國的投資和財富規律受宏觀政策的影響很大，因此2016年的投資選擇應該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動向，在資產荒背景下要防風險，並抵禦畸高收益產品的誘惑。“目前全球大多數國家正處於經濟收縮周期，貨幣整體寬松。面對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的環境，宜采取整體側重防禦的財富管理策略，在財富安全的基礎上，再尋找確定性較高的機會進行投資。”

在談及“房貸獨撐7月新增信貸”這一現象時，王桂芝認為，這說明老百姓住房的剛性需求仍然強勁。而對公貸款的疲軟主要是由於供給側改革對傳統產業的“去產能化、去杠桿化、去庫存化”，使得銀行貸款增長的可能性不大，而實體經濟新生動力還未跟上。

對於房貸風險問題，廣發銀行零售信貸業務部經營信貸產品處主管李嘉表示，廣發在房貸業務上做動態管理，風險相對較低。從去年開始，廣發依據不同項目、城市和區域采取不同的投放策略，以控制風險。即使在同一城市，不同區域、樓盤和開發商，對應的按揭政策也不一樣。

匯豐：SDR計價債券有利盤活銀行間債市

距離人民幣正式納入SDR(特別提款權)，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而對於市場參與者來說，則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尤其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

世界銀行宣布，將於中國銀行間債市簿記建檔發行5億特別提款權計價債券(約7億美元)，取名“木蘭債券”。而世界銀行是中國市場首個SDR計價債券發行人，總規模為20億SDR(約合人民幣185億元)，結算貨幣為人民幣。

這是首只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SDR債券，期限三年，募集資金凈額將用於發行人的一般運營用途。起息日和繳款日同為9月2日，發行期為8月31日-9月2日。工商銀行擔任該債券的主承銷商及牽頭簿記管理人，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為聯合簿記管理人。

在8月31日舉行的匯豐人民幣國際化記者會上，匯豐環球研究董事兼高級外匯策略師王菊表示，納入SDR表明人民幣是有質量保證的、可以用作國際投資和外匯儲備的貨幣。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正變得更加開放，通過SDR、深港通等渠道，可以讓中國由資本流入市場轉化為資本輸出的市場。

近期，中國監管機構加大了對境外機構參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開放度，今年5月向境外機構投資者開放內地銀行間債市。匯豐資本市場董事總經理兼人民幣業務發展環球主管何嘉儀表示，盡管內地股市和匯市的波動一定程度上減慢了資本市場改革的進程，但CIBM讓國際資本可以進入到中國二級市場，SDR債券的進入也使得整個市場更有利於CIBM發展。

何嘉儀稱，盡管今年1月至5月，國內外匯市場出現了資金小幅外流的情況，但這是資本循序漸進開放的過程，不需要過度擔心。而在全球低利率的情形下，債市對投資者仍有不小的吸引力，不少歐美機構投資者希望擁有人民幣多元化的投資，就會選擇進入CIBM。

王菊稱，中國的債券市場是一個擁有7萬億美元的龐大市場。今年二季度中國外匯走向有小幅外流跡象，但仍在可控的水平。當人民幣下行壓力逐步釋放之後，未來幾年資本流入會對中國債市很有幫助。

另外，在談及人民幣短期及中長期匯率波動的問題時，王菊表示，人民幣的短期貶值對人民幣國際化沒有特別大的影響，建議市場無需太過關註短期匯率變化。

至於中長期匯率，王菊表示，盡管匯豐的官方觀點是美聯儲不會加息，但他們仍需要考慮各種可能性。雖然美聯儲的言論有鷹派的傾向，可能導致美元在短期內繼續走強，人民幣對美元進一步受壓，但目前市場對於人民幣貶值已漸漸從擔憂走向接受現實。王菊稱，從中長期看，人民幣沒有長期貶值的基礎，甚至可能在2-3年內，還有升值的可能性。

綠色金融即將迎來井噴式發展 有“情懷”也需“有利可圖”

2016年，註定是全球綠色金融發展的關鍵一年。中國擔任G20主席國，首次將綠色金融納入了G20峰會議題。利用金融工具推動環境友好型投資，成為今年G20峰會的一個重要倡議。G20峰會前夕七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則被視作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我國作為綠色金融的倡導者與引領者，近年來在該領域發展迅猛。截至2015年末，我國綠色信貸額度已經超過8萬億元;綠色債券市場躍居全球最大，上半年綠色債券發行量約占全球30%;碳交易試點的市場體系日益完善，交易規模以指數級不斷擴大，全國統一的碳市場建設指日可待。

然而，盡管市場普遍認為綠色金融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但其在現實推廣中仍面臨諸多挑戰。如全球範圍內綠色金融體系規模仍有待進一步擴大、對於私人資本的動員能力仍然不足、缺乏有效地內化環境外部性的良方、較依賴長期投資的綠色項目常出現期限錯配等等。專家認為應著力采取措施，解決市場對於綠色資產認可度不高、對收益顧慮較多等現實問題。

綠色資產占比較低

通過此次G20峰會，各成員國對於發展綠色金融、推動綠色發展的決心之大前所未有。但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指出，綠色金融的發展仍面臨一系列現實問題。

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綠色金融體系，通過貸款、私募投資、發行債券和股票、保險、碳金融等金融服務，將社會資金引導到綠色產業發展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中。但在全球範圍內，綠色金融體系規模仍有待進一步擴大。

由中國人民銀行和英格蘭銀行共同主持的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通過對銀行綠色化、債券市場綠色化和機構投資者綠色化等議題進行專題研究後發現，目前綠色金融占全球金融活動的比重仍非常低，例如一些國家只有5%～10%的貸款余額是綠色貸款，貼標的綠色債券在全球債券市場中的占比低於1%，全球機構投資者持有資產中的綠色基礎資產占比也低於1%。

此外，“雖然許多國家已經采取了包括稅收、補貼和監管措施在內的許多手段來應對環境挑戰，但對於私人資本的動員能力仍然不足。”魯政委說道。

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總結稱，目前阻礙綠色金融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環境外部性、期限錯配、信息不對稱、綠色定義缺失和缺乏分析能力。

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近日撰文稱，綠色金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有效地內化環境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可以是綠色項目帶來環境改善的正外部性，也可以是汙染項目帶來環境損害的負外部性。”他認為，內化環境外部性的困難會導致“綠色”投資不足和“棕色”投資過度。

在不少國家，由於資本市場不發達，許多長期基礎設施項目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銀行需要避免過度期限錯配，難以提供足夠的長期貸款。在某些情況下，同一部門下的綠色項目比非綠色的傳統項目往往更加依賴長期融資，因此期限錯配的問題愈加嚴重。

馬駿建議，金融部門創新可以幫助緩解由於期限錯配帶來的問題。這些方法包括發行綠色債券、通過設立綠色基礎設施投資收益信托進行融資，以及用未來綠色項目收入作為抵押取得貸款等。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則提出，讓銀行發行中長期的綠色金融債券、讓企業發行中長期的綠色企業債券，可一定程度緩解期限錯配帶來的融資難問題。

增加綠色金融吸引力

目前來看，一方面許多投資者對投資綠色項目和資產有興趣，但由於企業沒有公布環境信息，從而增加了投資者對綠色資產的“搜索成本”，信息不對稱降低了綠色投資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即使可以獲取企業或項目層面的環境信息，若沒有持續、可信賴的綠色資產“貼標”，也會構成綠色投資的障礙。

魯政委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現在有一種說法，綠色債是‘情懷債’，很多投資者購買綠色金融產品是出於環境保護意識，收益卻比不上其他投資。”

為了解決市場對於綠色資產認可度不高、對收益顧慮較多等現實問題，魯政委建議，一方面可以讓綠色債權獲得優先受償權，類似於資產證券化的優先級，這樣可以降低銀行發行綠色債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給貼綠標的資產更低的風險權重，因為綠色融資本身風險較低，規避了未來可能出現的環境和社會風險。

對金融業而言，如果能夠把握住發展綠色金融的重要機遇，也將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從2015年到2020年，我國綠色發展的投資需求約為每年2.9萬億元人民幣，其中政府的出資比例約占10%-15%，金融業擔負著調動社會資本參與綠色事業、填補綠色發展融資缺口的重任。此外，綠色產業的整合、綠色金融市場體系的健全完善也需要金融機構貢獻智力資源。

陳雨露則提出，實踐表明，聲譽效應可以激勵綠色投資。“一些綠色投資者，包括今年以來我國綠色債券發行人，在追求商業回報的同時也收獲了良好的社會聲譽。重視聲譽、負責任的投資者正在增多。而在政策層面，鼓勵金融機構和企業開展綠色投融資，也會得到積極響應。”

上交所半年報問詢聚焦四類企業 有利四大監管方向

每經記者 楊敬堯

10月14日，上交所官方微博表示，上半年滬市部分公司生產經營仍存在階段性困難，因此監管半年報問詢也主要聚焦於四類公司，一是曾經出現信披違規情形，且未有明顯改善的公司；二是上市後業績變臉、經營業績明顯異於同行業變化趨勢的公司；三是存在利用不當會計處理粉飾財務報告、掩蓋經營業績大幅下滑嫌疑的公司；四是前期並購重組存在“高估值、高承諾”的公司。

上交所聚焦這四類公司將對A股市場產生怎麽樣的影響？《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業內人士，對上交所為何此次關註的四類公司進行剖析。

180余家企業被納入重點問詢

在16年上半年，上交所關於上市公司的監管力度逐漸加碼。僅本周，上交所便對76起證券異常交易行為進行調查，涉及證券79只次、證券賬戶264個次，共出具書面警示函181份，針對投資者實施盤中暫停賬戶交易6次，共對9起上市公司重大事項進行核查，並上報證監會3起涉嫌違法違規案件線索。

對於監管問詢力度的加強，上交所方面表示，實施半年報事後監管問詢，是上交所履行信息披露自律監管法定職責中的一項重要工作，通常在半年報披露後的一個月內完成。滬市集中了一大批國民經濟的支柱型企業和代表產業轉型方向的新興企業，其經營業績情況較為清晰直觀地反映了供給側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整體走勢。

總體而言，在供給側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宏觀背景下，滬市公司上半年經營業績總體平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乏亮點。但同時，部分公司生產經營仍存在階段性困難，投資者對此十分關心，也對半年報信息披露的合規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上交所公司監管部門在常規事後監管的基礎上，緊扣風險防範這條主線，圍繞發現問題和揭示風險這一監管目標展開事後問詢。總的來看，監管問詢主要聚焦於前文所述的四類公司。

記者註意到，本次納入重點問詢的公司共計180余家，上交所公司監管部門已對其中的30余家公司發出事後監管問詢函，提出各類問題共計600余項，並全部對外公開。

同時，上交所也表示，部分滬市公司存在著五方面不足，一是經營境況與行業趨勢不匹配；二是業務收入與現金流量不匹配；三是同一業務境內外業績不匹配；四是上市前後業績趨勢不匹配；最後一方面就是資金運用與經營活動不匹配。

有利於四大監管目標的實現

上交所正在不斷加碼監管力度，對於A股將會產生怎麽樣的影響呢？廣州君俠投資總經理黃劍飛告訴記者，上交所對這四類公司的重點關註，是基於自律監管的監管轉型的體現。這些措施，主要為投資者的決策和投資行為提供了事前、事中的參考與保護，同時提高了自律監管的及時性和有效性。

那麽上交所為何要聚焦這四類公司呢？黃劍飛表示，關於第一點，主要是針對交易所沒有行政調查和處罰權的特點，通過問詢函，要求公司落實整改措施，提請投資者註意公司信披風險。

第二類是交易所根據自身的對各行業經營大數據的優勢，對明顯存在異常經營狀況的企業進行合理質疑，以幫助投資者對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信息披露之外的異常情況進行深度關註與挖掘，以便於投資者的決策參考。

第三類監管要求，是對一些中介機構配合上市企業進行財務粉飾的情形進行提示，從而

保護那些不精通財務分析的中小投資者。

關於第四類監管要求的提出，是針對今年以來證券市場出現的"隱性違規"的趨勢，如果放任高估值，高承諾的行為發生，將會導致企業將不準確的信息通過信息披露而誤導影響投資者的決策，導致市場公信力的缺失，降低市場的運行效率並損害了投資者利益。

所以，交易所的上述措施有利於“投資者保護”、“確保市場公平、有效和透明”和“減少系統性風險”的四大監管目標的實現，黃劍飛告訴記者。

劉尚希回應“死亡稅率”：不可能依靠降稅使企業有利潤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今天(28日)表示，降成本僅僅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的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有利潤。

在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時，劉尚希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經濟工作的主線，具體操作上是“三去一降一補”。“我講降成本，降成本要和當前熱議的一個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就是稅負問題。”

劉尚希說，前不久有專家提出企業死亡稅率的問題，引起了熱烈反響。後來，企業家曹德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講到中美之間辦企業的成本的比較，其中也談到了稅。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掙不掙錢，其實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劉尚希分析說，如果創造附加值的能力很強，能創造高附加值，那麽企業就會很有競爭力，哪怕成本高一點也能承受。當然成本的控制能力也很重要。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對企業來說也是一個考驗。成本的控制既取決於企業自身，也取決於外部環境、體制機制，有的不是完全由企業能控制的，與經濟發展的階段、經濟形勢的變化都是聯系在一起的。

劉尚希說，當前，企業、行業及整個經濟都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也可以說處在爬坡過坎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還不是很強。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里、價值鏈里，整體來看我們是處於微笑曲線的底端，不是在兩側，也就是說企業、行業基本上都還是附加值不算高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意味著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要掙錢就相當困難，因為利潤會比較薄。而另一方面，成本又升得比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過政府的努力可以解決的。”他說，比如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經濟進步的一個表現。如果工資不漲，那麽經濟的發展目的就丟掉了。

“還有環境成本，過去對環境成本相當一部分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沒有內部化，一些企業在排放方面沒有達標，有的汙染物就直排了，對企業來說成本省了，這個成本體現在社會的成本，環境變糟糕了。”劉尚希說，控制汙染對於企業來說毫無疑問，治汙的成本就得上升。原來由社會承擔的一些環境成本內部化，表現為企業的身上，像這種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這個階段，可能這種環境成本的上升是比較快的，如果企業不能消化，就會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

劉尚希說，當然，還有一些成本的上升是與體制機制有關，比如融資成本的問題，與實體經濟或者金融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不順導致的。

針對目前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比較難，在金融體系中自己在轉，變成了錢生錢遊戲的問題。劉尚希認為，首先要考慮為什麽，它不願意進入實體經濟，或者說它不能進入實體經濟。

劉尚希認為，這個問題與金融體制有關，金融的壟斷性還沒有完全打破，再一個就是金融監管，分業監管帶來的監管套利可能就會吸引相當一部分資金在金融體系中轉圈。“如果這種監管套利能獲取利潤，何必要去帶到實體經濟領域，帶給實體企業呢?金融企業低風險、高回報，什麽掙錢幹什麽。”

劉尚希還介紹了一個新情況，比如電，對於傳統的制造業來說，用電成本比較高，但是電價居高不下。“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一邊是電廠產能過剩，另一邊電價很高，搞職工電試點，電廠高興、企業高興。電價的成本居高不下，導致了企業的成本上升。而且這種運營成本不但沒有下降的趨勢，還有上升的趨勢。這就與我們的行政性壟斷聯系在一起，這說明改革是不到位的。”

“這些都是與改革相關聯的企業成本問題，怎麽去均衡。”劉尚希說，其實還涉及到大家最關心的稅，調研中發現稅收占企業營業收入的比重變化不明顯，但是稅收占利潤比重的變化非常明顯。因為利潤變薄了，企業虧損了。從行業來看，利潤大幅度下滑，這種情況下，稅占利潤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

“其實是企業成本的上升擠壓了利潤空間，企業的利潤空間變小相對負擔就加重了。”劉尚希認為，當前，顯然要解決企業負擔重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稅負的問題，是綜合負擔的問題。“為了解決企業綜合負擔重的問題，顯然不僅僅是降稅，還必須要推動各個方面的體制改革。比如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的，社保體制的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其中還有國企體制的改革。”

劉尚希認為，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不全面推進，降成本僅僅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的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有利潤。 “所以，這個事情兩面看，一方面通過改革使企業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一方面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的成本。”劉尚希說，通過物流體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的改革降低現在用人成本，當然還有土地制度的問題。“只有推進改革，有了更好的營商環境，有了更好的體制機制，同時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企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不斷的增強，利潤空間就會擴大。”

12月28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劉尚希在“財經戰略年會2016”上演講。攝影/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