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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周協商、“搶麥”提問…… 這屆委員特別忙

2017年3月1日，北京，大風中武警官兵在天安門廣場值守，迎接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全國政協這四年：雙周協商、“搶麥”提問……這屆委員特別忙》)

李克強、王岐山、汪洋、孟建柱……多位領導人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按下按鈕，尖銳的提問不會被回避。

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各部委當場回應。俞正聲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過去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當場就協商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2017年2月21日，教育部一位司長帶著一位處長，來到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上海的住所，想要進一步和他交流關於教育方面的提案。作為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的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

提交提案是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政協委員們的提案也進入到最後準備階段：有的還在外地調研，有的提前進京參加各種會議，有的與團隊在為提案做最後的完善。在本屆全國政協中，委員們的提案得到極高回複，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田傑近期對外披露，截至目前，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提案辦複率達到了99.84%。

即將在2017年3月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是本屆兩千多名政協委員最後一次集體亮相。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並系統論述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而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規劃和部署。

全國政協這四年來有哪些具體變化，協商民主落實的成效如何？南方周末記者在2017年全國“兩會”召開前，采訪了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請他們回顧幾年來履職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和所見所聞。

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視覺中國/圖）

“政協委員主要代表不同界別的意見”

四年前，俞正聲就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曾多次向政協委員們強調人大和政協的區別。

2015年，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會上，俞正聲說：“（人民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也不是決策機構，而是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的重要平臺。”

葛劍雄也翻看了政協所有的文件，他確實找不到“權力”兩個字。政協只是提供一個參政議政的平臺，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往往對政協的責任和作用給予過高的期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分析，這是因為每年政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幾乎同時召開。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能從代議制的角度衡量政協這個平臺。政協委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代表制，不是通過基層選舉產生，而是通過推薦提名產生。”

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政協委員主要代表的是不同界別的意見。”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跟過去相比，本屆政協的作用、定位、功能都更加明確了。特別是“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本屆政協嘗試了多種舉措。

2014年8月25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反腐”、“中央八項規定”等熱點話題脫稿做了超過一小時的演講，並隨後回答了八名政協常委的提問。

在此之前，政協常委會上從未出現過一小時發言加半小時自由提問的模式。葛劍雄自上一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以來，6年里開過二十多次會議，“旁邊話筒的按鈕這次是第一次按”。

他還記得，王岐山沒有回避一位委員尖銳的問題：“反腐敗怎麽保持不出現燈下黑的情況呢？”王岐山以中紀委拍攝的一部電視專題片名稱回答——“打鐵還需自身硬”，表示會以身作則，嚴防“燈下黑”。單從政協內部而言，此言不虛。南方周末記者從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處獲悉，這幾年，政協內部黨員在頻繁地開會，系統地學習。

自王岐山之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出現了多位領導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介紹過“十三五”規劃，副總理汪洋談過精準扶貧，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講過依法治國。

“每次中央有重大決策或者重要會議，都會請有關領導做報告、互動。這樣對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針，並且及時反映我們的意見有非常大的作用。”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領導人參會時，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提問，時間到了還意猶未盡。葛劍雄曾經四次搶到了第一個提問的機會。

政協委員往往是各界別的代表人物，“明星”眾多。這是2013年3月，第一次參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姚明。現在，他多了中國籃協主席的身份。（視覺中國/圖）

“你得有成果，都得寫出建議”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8次專題協商會議，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介紹，一般是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三點舉行，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

多位參加過雙周座談會的政協委員形容，俞正聲在主持會議時平易近人。

2014年5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在“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雙周座談會上，談到“合議庭合而不議、審而不判”現象時，俞正聲馬上插話：“那這種情況加強司法監督就更有必要了。”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後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參加過三次雙周座談會，主題分別是“重視特殊教育”“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和“推進安寧療護工作”。每個人發言限定在5-8分鐘，為了保證時間，大部分委員都是準備好稿子念，各部委當場回應。

俞正聲主席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吳明說。

吳明坦言，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十幾名政協委員，一年能有近400人次。還有不少委員雖然沒有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但參加了調研和相關準備工作。 現在，委員們已經收到2017年雙周座談會的題目，每人可以根據自己感興趣或者專長的題目報名參加。葛劍雄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協商題目是反複征求過常委、委員的意見，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確定的。

全國政協委員、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也感受到，政協變得更制度化了，“現在有雙周座談會，感覺議題多了，而且比較具體，調研更有目的性了。”

總體來看，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還有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

根據吳明的介紹，專題協商會涉及面更廣，各部委參加的人數更多，會議時間更長，一般都是一天，還有國務院主管領導蒞臨。去年她參加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協商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全國政協三個副主席帶著委員們跑了六七個省，每次都近一個星期。除了到各省調研，還組織了六七次專題座談會，包括醫生、院長、政府部門、藥企、醫改專家、委員等多個層面的人都參與了討論。

“過去的調研就是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所以你得有成果，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政協領導當場就跟相關政府部門領導協商說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解決。”吳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感覺當這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非常忙，全國政協的工作做得很實在。”

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看來，這就是政協制度最大的優點——協商，“中國人愛說什麽事兒都有商有量。如果說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協商就是妥協的一個必需或比較好的程序，體現的是民主政治中尊重的價值。”

2017年3月1日，北京，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內地記者情況通報會召開，記者們進入全國政協禮堂。（視覺中國/圖）

“重要的是堅持”

金安平註意到一個現象，從去年“兩會”開始，“委員們學會了輕重緩急，特別雷人的提案也少了”。

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總結，一般兩種提案的成功率比較高：一種是政府想做但不容易做的事；另一種是政府沒有太重視，但可能會對未來產生較大影響的事。

萬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不論是哪種提案，政協委員都要經過科學調研、系統策劃，將它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要弄清楚什麽事、要不要做、誰來做、怎麽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在十年間，從公眾到政府官員，訪談了兩千多人，才對醫改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有了深入了解，在她看來，“一個委員在那看了三兩天，就提出一個方案來是不行的，目前一些委員的提案質量有待提高”。

這也呼應了一位全國政協領導經常對委員們講的一句話：“不要老是講該怎麽做，要講怎麽才做得到。”

去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曾想進入中小學校園做關於安裝新風系統的調研，“其實那時候學校很謹慎，校長剛開始說歡迎，後來卻用各種借口推脫不讓我去”。

後來劉紅宇就在幾所學校門口，向學生家長發問卷，探討是安裝新風系統還是空氣凈化器更合適，家長覺得誰來出錢比較好。當時有的家長甚至坦言，“自己集資都願意”。但最終在劉紅宇的提案中，認為應該將這筆費用強制納入國家專項預算。

時隔一年，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教委在深夜回應，已部署中小學、幼兒園安裝空氣凈化設備試點工作，由市級財政給予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嚴慧英的感覺是，自己的提案更受重視了，“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去年她曾提交提案，建議“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中應該投放塵肺病的相關內容”。會後，中央電視臺廣告部門負責人很快邀請她到臺里座談，向嚴慧英介紹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的招標流程。對方告訴嚴慧英，“廣告段都是年初安排好的。2017年，塵肺病這個題目應該可以去參與投標了，具體怎麽組織還要繼續溝通。”

政協委員們履職四年來的另一個感受是，“重要的是堅持”。“一個提案要跟到它實施為止。”萬捷長期關註環境問題，在兩屆政協中一直圍繞垃圾分類、重點汙染源實時公布等方面的問題提出環保提案。

這種“十年如一日”的委員並不在少數。曾經多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籲“陽光財政”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一直積極推動政府財政信息公開。他所在的經濟研究機構一直在堅持對政府進行財政透明度觀測評估，分數在持續提升。

葛劍雄此前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時都表示過，在全國“兩會”特別能解決“不大不小的事”，“比如今年雙周座談會中將要討論的問題包括，新建築材料推廣、醫院臨終關懷、西北農牧地區病蟲害防治等議題”。

“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這些年，葛劍雄也總結過兩種情形的提案很難實現。

一種是政府部門也想解決，但是超出職責範圍。葛劍雄曾提出，“十三五”規劃應該進一步大幅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教育部也說很支持，但這個提案應該是國務院或者是全國人大來通過才行”。

另一種是相關部門了解的情況、意見與委員差別很大。葛劍雄曾提出，近年來高鐵的車站設置有問題，要麽完全新建，要麽選址遠離中心城區，增加出行成本。

“當時這個提案轉到有關部門後，他們回複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現在這種選擇是經過多重因素考慮的。”葛劍雄對此也很無奈。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共同感受是，許多提案交上去，相關部門有時的答複比較“程式化”，比如“認同提案的建設性”，“表示會認真研究”，“列舉自己開展的各項工作”，“表示會在以後的工作中借鑒”等等。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吳明連續多年提出在煙盒上印制醒目、畫面較大的黑肺、病容等警示圖案的建議。“這種方式可以產生視覺沖擊，使人有心理畏懼，比其它控煙方法效果更為明顯，成本也最低，尤其是對於婦女和青少年，可以阻止產生新的煙民。”2011年，她聯合了9個界別281名委員簽字；2012年聯合了7個界別，212名委員簽字；2014年獲得了168名委員簽名。得到相關部委的回複是：“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里沒有說必須要印警示圖案。”

“我很生氣，應該對國民健康負責，而不是只做給WHO看。”吳明因此給相關部委答複的評價是不滿意。“他們找我來溝通，但一開始出面的是一個借調人員，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後來一位處長出面，本來都定好時間了，最後因為對方忙就不了了之了。還是說明一些部門對這件事不重視。”

蔣洪曾多次在政協中發言：“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有些時候，葛劍雄會選擇內部反映的方式。當他對自己的意見、建議沒有把握時，他都選擇內部提出。

“我提的時候他們並不采納，並不一定代表我提的就不對，可能時機還沒成熟。”葛劍雄是這麽理解的，“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