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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了!滴滴快的獲國內首張專車牌照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694321.html

合法了!滴滴快的獲國內首張專車牌照

一財網 張曉媚 2015-10-08 14:27:00

上海市交通委將正式向滴滴快的專車平臺頒發“網絡約租車平臺經營資格許可”。這是國內首張專車平臺的資質許可,滴滴快的也是第一家獲得網絡約租車平臺資質的公司。

10月8日,在正在進行的《共享經濟下的約租車(專車)模式上海創新和探索》論壇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得消息,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專車平臺頒發“網絡約租車平臺經營資格許可”。這是國內首張專車平臺的資質許可,滴滴快的也是第一家獲得網絡約租車平臺資質的公司。

約租車“上海模式”允許符合相應條件的車輛接入網絡約租車平臺,除了要求平臺方具備企業相關資格和所在地的服務能力,還需獲得互聯網業務資質和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平臺數據庫接入監管平臺,註冊服務器設置在中國大陸境內等。上海交委強調,車輛需要通過平臺審核後獲取營運證,司機也需要通過平臺審查後獲取從業資格上崗證。

按上海交委簡述的這些要求,已與此前盛傳以久的《互聯網約租車管理辦法》(尚未正式頒布)極其相似。

滴滴快的方面透露,將盡快給符合條件的車輛和司機頒發相應資質。據了解,平臺將統一購買營運性的交通事故強制責任險和第三方承運人責任險,承運人責任險和乘客意外傷害險,每車最多能提供600萬的保額。司機方面,約租車公司對其年齡、駕齡、過往駕駛記錄等設置明確的準入條件,建立培訓制度;服務方面,約租車公司對接入平臺的車輛和司機,進行嚴格的安全核查,建立健全服務規範,設置乘客投訴渠道,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編輯:邊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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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创新的合法性难题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511/t20151105_760623.htm

根植于互联网共享经济理念的专车模式,颠覆了出租车行业的固有利益,在全球不断制造出种种冲突,其身份急需合法化。如何在新旧之交的博弈中平衡出租车司机的现实利益,同时兼顾公众出行效率的长远利益,考验着全球监管者的智慧。

  陈永谦/文


  


  由Uber发起的这场专车革命—通过手机App即可迅速寻找到可乘坐的车辆,短短5年即携互联网之风迅速席卷全球,目前在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 都能使用Uber的服务。随着大量模仿者的加入,专车已成为大众出行的重要选择。不过,作为创新产物的专车也在全球带来了各种新的冲突,包括与乘客有关的 安全、消费权利保障、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以及对出租车行业所造成的颠覆性冲击。


  创新的冲突


  2014年底,印度新德里一名女乘客在使用Uber叫车后被司机强奸,新德里警方表示,由于Uber未能对有犯罪前科的司机进行全面调查,而且在车上没有安装卫星定位设备,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最终,新德里交通部把Uber列入黑名单,禁止其在该市继续提供服务。


  尽管2015年夏天,新德里重新恢复Uber的打车服务,Uber还得到印度塔塔资本的1亿美元投资,但在当时,这一事件仍在世界各地掀起了质 疑Uber安全问题的骨牌效应。西班牙和泰国先后对Uber在当地的运营予以禁止;Uber的发源地旧金山,也针对安全问题对Uber提起诉讼,认为 Uber对于司机背景的审核会误导乘客。一时间,要求Uber停止经营的呼声此起彼伏。


  不过,专车盛行所带来的最大冲突,还在于其对出租车行业的显著冲击,在全球,专车都遭遇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强烈抵制。从2014年6月的伦敦、巴 黎、米兰、柏林,到2015年8月的纽约,都有大量出租车司机游行街头,表达不满。一个由互联网产品创新引发整个行业的抵制,专车或许是第一个。


  《纽约每日新闻》的调查显示,2015年上半年,纽约出租车为乘客服务的总旅次下降了10%,由2014年同期的8550万次降至7700万 次,出租车行业的总营收也从10.6亿美元降至9.81亿美元,下降7%,而每辆出租车的平均营收大幅减少9%。此外,专车的加入使得纽约出租车牌照迅速 贬值,从2013年的130万美元跌至2015年的60-90万美元。不过,纽约市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也宣称,出租车业务量的减少有很多因素,包括自行车 共享项目Citi Bike推出后,减少了对出租车的需求。


  当国外的出租车司机在2014年集体抵制专车之际,他们的中国同行还在享受滴滴和快的打车对行业的补贴余热。不过,随着滴滴和快的把发展重心从 打车转向专车、拼车等业务,高额补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业务量的减少,收入受到冲击的出租车司机对打车行业的态度也从追捧变成抗议,天津、武汉等多个 城市爆发了集体抗议活动。


  长久以来,出租车司机花高价购买运营许可权,并在定价和运行区域上受政府管制。作为补偿,政府则禁止私家车进入出租车行业。而在互联网的掩护 下,大量私家车主通过专车平台与汽车租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四方协议”,规避监管。各大专车平台对乘客和司机的高额补贴带来的“不公平”竞争,更使 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深受影响。


  笔者接触的深圳出租车司机均表示,2014年初就同时安装了滴滴和快的两个打车软件,当时如果勤快接单,每天光补贴就可以轻松得到 100-200元,而且由于空驶减少、接单量增加不少,那段时间的收入至少增加一倍以上。然而时过境迁,当打车平台把补贴重心转到专车后,他们每天的收入 直线下降,尤其是夜间以及周末时段,大量兼职的私家车司机在下班后加入了专车运营,增加了供应量,对出租车的影响更为明显。往常,深圳出租车司机每天收入 大概有300-400元,如今一个月平均下来,每天减少100元左右。


  尽管收入每况愈下,不变的高额份子钱更是让出租车司机雪上加霜,不过不少出租车司机均表示,转投专车的正班司机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开夜车的副班 司机。原因在于,出租车司机跟出租车租赁公司都签订了劳动合同,提前解除合同将面临不菲的毁约费用。而且,由于对专车前景持观望态度,大部分出租车司机不 敢孤注一掷地抛弃相对稳定的工作。一名今年刚获得出租车牌照的司机表示,一旦不从事该职业,他未来将需要再花费数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从业资格。


  此外,招收副班司机时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况,也是深圳出租车行业正面临的新难题。据悉,由于副班司机只跟出租车公司签订一年劳动合同,而专车对主 要在夜间运营的副班司机冲击也更大,收入的下降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转投其他行业或是专车市场。出租车司机普遍希望,政府在加强对专车的监管和限制的同时, 对传统出租车行业进行改革。


  合法性问题上的监管权衡


  在携带互联网基因的专车出现之前,市面上拥有合法运营身份的只有得到政府特许经营的出租车,其他不具备运营牌照而从事运营的车辆都被统一归为 “黑车”,并受到严厉打击。如今,在共享经济的浪潮下,以互联网创新产品改头换面登场的私家车从事专车业务,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但在监管层面,其合 法性依然存在极大争议。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从2014年1月1日起,市民合法拼车将不再被认定为“黑车”。北京市交通委认为,小客 车合乘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轻机动车排放对大气污染的解决办法之一,意见还给出小客车合乘的定义,是指出行路线相同的人共同搭乘其中一人小客车的出行方 式。这份中国内地首个小客车拼车指导意见,首次肯定了拼车的合法性,不过,专车的定位目前依然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对于私家车加入专车平台的“四方协议”,国内多个城市的执法部门对这种擦边球的模式开始说不。2015年1月7日,在济南西站通过滴滴专车送客 的陈超,被当地执法人员认定为非法运营,罚款2万元。因不服处罚决定,陈超向济南市中区法院递交起诉状,目前该案尚未判决,而其结果将给专车的合法化问题 一个定论,因此,此案被认为“专车第一案”。


  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专车在保险等问题上也处境尴尬。曾有深圳车主发帖称,他在开滴滴顺风车时发生追尾事故,保险公司判定其为非法营运,拒绝理 赔。而多家保险公司也确认,私家车参与专车、快车、顺风车都属于营运性质,不在理赔范围之内。滴滴方面也表示,在专车出现事故,如果是车辆责任,由汽车租 赁公司及车辆保险来赔付;如果是驾驶员责任,则由劳务公司来赔付。如果超出赔付范围和金额,由平台自有的“基金池”来赔付,因此,滴滴会从每次专车订单服 务中收取0.5-1元的保费。


  不过目前,对于专车的作用,交通运输部已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它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有积极作用。而在地方层面,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专车仍时常遭遇政府部门的约谈。


  2015年7月,神州专车宣布将于8月1日起在北京举办免费接送机活动,但由于北京市有关部门约谈,这一活动尚未上线就提前夭折了。原因是,神 州专车使用租赁车辆配备驾驶员从事的经营活动以及承租人将租赁车辆转租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等规定,其免费接送机活动将严重扰乱正常 运输市场秩序。


  2015年8月31日,深圳市交委等单位约谈滴滴打车、优步中国和易到用车,首次认定这3家平台属于非法营运,并提出整改要求。


  有意思的是,尽管被约谈,被定性为违法违规的神州专车只需要停止接送机的专项活动,其在北京市区的专车使用依然可以正常运作。而在深圳,三家平台的专车服务也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


  这一态度背后,实则反映了各方利益的博弈与政府部门的权衡。一方面,专车解决了许多民众上下班高峰期打车难的困扰,作为城市出行的一种补充,备 受欢迎,对此,监管部门不得不予以考虑;另一方面,为了缓和出租车行业的不满,城市执法部门也须频频打击涉嫌非法运营的“黑车”,抑制专车的扩张。在国家 层面政策尚未真正出台前,地方政府对专车的打压,或许更多是为安抚利益受损的出租车行业。


  2015年7月,被称为专车新规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过几十轮修改,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而最终的管理办法或将在年内 确定。新的政策将对现有专车运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涉及企业和司机的准入门槛、责任保险、个体经营等内容,而专车在中国的身份之争也将落下帷幕。


  专车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从诞生之初,Uber在美国也便面临合法与否的问题。直到2013年2月,美国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才废除了 之前对Uber的禁令,正式承认Uber在加州提供的用车服务是合法的,不过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有城市禁止Uber提供用车服务。


  在欧洲,Uber的扩张也不断受到各国政府的压力。在2015年6月数千名法国出租车司机示威、掀翻并燃烧Uber专车之后,法国政府带走两名 Uber高管,并宣布全国禁用Uber的拼车产品UberPop,但UberX、Uber以及UberVan服务依然可以继续运营。资费仅为当地出租车 60%的UberPop,深受法国人欢迎。法国出租车公会组织称,由于Uber打乱了市场秩序,法国出租车司机过去两年已损失了30%至40%的收入。


  法国内政部曾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禁用UberPop,不过到3月底,巴黎上诉法院取消了这一禁令,5月22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规定,允许Uber按里程收费,但Uber司机在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应立即返回,不得四处揽客。


  针对越来越严厉的政府监管,Uber通过欧盟向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政府发起诉讼,指控其采取的保护传统出租车行业措施、立法为新行业设置障 碍、反对竞争的行为违反了欧盟法律规定。不过,在全球疯狂扩张过后,面对不满的出租车司机,Uber以及这一行业的所有企业眼下或许都需要冷静下来,更多 地思考如何与当地政府、出租车司机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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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電信“串門”合法化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0242.html

隨著最新一張基礎電信業務牌照的發放,中國又多了一大基礎電信運營商。

出生就擔負著“三網融合”使命的中國廣播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下稱“中國廣電”)昨日獲得《基礎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獲批在全國範圍內經營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國內通信設施服務業務。

盡管此次“發牌”從長遠看有助於打破三大電信運營商對寬帶接入等業務的壟斷局面,進一步改善國內電信市場格局,但一些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專家並不認同“第四大運營商”這個概念,並表示暫不看好競爭前景。

不少業內人士稱,此次中國廣電獲基礎電信業務經營牌照,主要意義在於中國的“三網融合”(即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三網互聯互通)戰略獲得實質性進展。

成第四大運營商?

據工信部官網消息,工信部5日批準中國廣電開展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和國內通信設施服務業務,並允許其控股子公司中國有線電視網絡有限公司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上述業務。

中國廣電註冊成立於2014年4月17日,註冊資本45億元,為國務院出資的國有獨資企業,經營範圍包括有線電視網絡規劃、建設、運營和維護等。2014年5月28日,中國廣電正式在京掛牌運行。

事實上,早在2010年國務院下發《推進三網融合的總體方案》時,就提出組建中國廣電的計劃。中國廣電由此承擔起打破區域隔閡、打造全國統一的一張有線電視網絡的使命。

而在此次拿到基礎電信業務牌照後,不少觀點認為中國廣電成為了中國第四個基礎電信運營商(另三個是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但不少電信業專家並不認同這一看法。

“嚴格意義上,很難說中國廣電是基礎電信運營商,它只是獲準開展部分基礎電信服務,而在它之前,中國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也獲得了基礎電信業務牌照,基礎電信業務並不只有三大運營商可以開展。”電信專家付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三大基礎電信運營商不僅開展固定網業務,更重要的是開展無線業務。

根據電信管理條例,電信業務分為基礎電信業務和增值電信業務,前者是指提供公共網絡基礎設施、公共數據傳送和基本話音通信服務的業務,包括中國廣電獲批開展的“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曾劍秋表示,“互聯網國內數據傳送業務”實質上就是固網寬帶業務。在固定網方面,中國廣電省公司一級在獲得牌照以前已經在開展寬帶接入等電信業務,此次相當於正式“合法化”。

而中國廣電獲批開展的另一項“國內通信設施服務業務”,主要指的是建設、出租、出售通信設施,並不包括語音業務,所以並不意味著中國廣電能馬上開展移動通信業務。

盡管中國廣電事實上控制著讓電信運營商眼紅的700兆赫頻率(擁有該頻率的運營商,能以更低數量的基站實現覆蓋,意味著建網投入成本減少和速度增加),但中國廣電並未獲得移動基礎通信業務牌照。

“廣電暫時也不會申請這些(移動通信業務)牌照,但會不會在5G發牌時進入?有一定可能性。”付亮表示。

所以,中國廣電的此次“轉正”對行業格局暫不構成較大沖擊,而且不少業內人士也不看好它進入電信行業的前景。

“我們知道,今天的技術已經進入全光網時代(即網絡傳輸和交換過程全部通過光纖實現),電信行業早已在全國進行全光網的改造,這種技術遠遠超出同軸電纜的能力。”電信專家項立剛稱,“廣電行業要進行光改,還是需要大錢,沒有足夠的錢,這個技術已經落後了。”

“三網融合”提速

“現在要進入三大運營商激烈競爭的電信市場,它(中國廣電)可能既沒有興趣,也沒有這個能力。”付亮對記者說。

既然中國廣電當下可能並不會立即與三大運營商正面競爭,那它拿到基礎電信業務牌照的意義在哪里?

事實上,中國廣電的首要訴求是盡快實現“全國一張網”。中國廣電於兩年前正式掛牌,但整合旗下一盤散沙、資本背景複雜的電視臺、網並非易事,目前,全國至少有300家市級有線電視網絡公司和3000多個縣級公司,互相獨立發展。而在這些獨立的公司中,部分已經上市,資本背景的複雜性增添了整合難度。

“這些(電視臺、網)如何整合到廣電,在內容傳輸上做到‘全程全網’,需要做很多工作。”付亮說。

而更大的意義,或許需要跳出電信行業這一隅來看。中國廣電是一家在“三網融合”背景下誕生的國家級有線電視網絡公司,此次獲得基礎電信業務牌照,意味著國家“三網融合”戰略獲得了重要進展。

“三網融合”是指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為用戶提供語音、數據和廣播電視等多種服務,實現類似“手機看電視、上網”、“電視打電話、上網”、“電腦打電話、看電視”的跨屏聯動。

盡管國家早在2010年左右即啟動“三網融合”相關工作,但打破部門和行業的隔閡並非一蹴而就。去年8月,國務院再次發布《三網融合推廣方案》(下稱“方案”),今年又發布了《關於在全國範圍全面推進三網融合工作深入開展的通知》。

在“三網融合”中,廣電、電信“雙向進入”至關重要。方案顯示,國務院要求按照“成熟一個、許可一個”原則開展“雙向進入”許可申報和審批工作,其中,既包括廣電企業進入電信領域,也包括電信企業進入廣電領域。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工信部對中國廣電批準經營許可的同時,廣電部門也會加快將內容向電信基礎運營商開放。國內電信及廣電運營商的全面競爭將開始,百姓也將從中受益。“比如以前看電視、上網要分別交錢,以後可能只交一份錢,就能享用兩項業務。”曾劍秋說,未來,資費將呈現下降趨勢,服務更多樣化。

此外,今年在“雙向進入”工作上,除中國廣電進入固定網基礎電信業務這個標誌性動作外,三大電信運營商還將申請在全國開展交互式網絡電視(IPTV)服務,由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受理和審批。

有業內人士稱,因此不能僅僅把中國廣電進軍電信業理解為對三大運營商的壓力,反過來看三大運營商也有計劃“分一杯電視羹”,與中國廣電爭奪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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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售彩整治風暴“潛臺詞”:合法試點有望年內啟動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957.html

禁而不絕的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再迎棒喝,不過,相關監管政策也透露出該業務有望合法化的信號。

5月24日,財政部、公安部、工商總局、民政部和體育總局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做好查處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給出三點意見: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必須通過彩票發行機構建立的互聯網銷售彩票管理系統進行統一管理,實時監控;嚴禁彩票發行銷售機構及其代銷者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並嚴厲查處網絡公司等單位和個人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行為。

中國彩票行業沙龍創始人蘇國京教授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知》是對去年中央八部委叫停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的一次延續,說清楚了互聯網銷售彩票應該怎麽做,違者怎麽處罰。這也體現了國家對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的審慎態度,但互聯網銷售彩票是大勢所趨。

種種跡象顯示,互聯網彩票銷售或在今年開始試點,而企業已經嗅到商機,阿里巴巴和樂視體育已經開始重新布局彩票業務。

整治風暴帶來彩票銷售額11年首降

中國彩票產業由政府壟斷發行,在財政部審批監管下,僅民政部和體育總局兩家分別發行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2015年,全國共銷售彩票約3679億元。

近些年,互聯網彩票爆炸式增長則是在最近幾年,智能手機的普及讓彩票移動端銷售占比迅速上升。

公開數據顯示, 2014年互聯網彩票銷售額為850億元,同比增長102.4%。而2014年第三季度的移動端彩票銷售額高達115億元,占網絡銷售總額約38%,一年前這一數字還不到9%。

伴隨著互聯網彩票銷售”野蠻生長”,問題接踵而來。

2014年11月至12月,國家審計署進行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彩票發行費和彩票公益金審計,涉及中央相關部門,和18個省的省級財政、民政、體育行政等部門及228個省市級彩票銷售機構、4965個彩票公益金資助項目。

2015年6月公布的這一審計結果,揭露了互聯網銷售彩票亂象:被審計的18個省份中,17個省未經財政部批準,違規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630.4億元。向互聯網彩票銷售商支付傭金66.7億元,其中挪用彩票公益金等財政資金支付3.06億元。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答記者問時,總結了當前互聯網銷售彩票亂象:有的彩票銷售機構擅自委托銷售,簽訂商業合同或協議,從事代銷或代購彩票業務等;有的未經彩票銷售機構委托,利用互聯網接受彩民訂單,進行彩票買賣交易,再通過彩票銷售終端機出票;有的甚至假借國家彩票名義銷售私彩。

這一亂象引起中央部門高度重視,最終中央八部門聯合叫停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

2015年1月,財政部、民政部、國家體育總局聯合發文,要求各單位對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行為自查自糾。2月28當日晚上起,淘寶彩票、微信彩票、500彩票網、網易彩票等多家互聯網平臺都掛出了“歇業告示”,宣布暫停銷售彩票,此後所有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都被叫停。

4月,財政部、公安部、工商總局等八部門聯合發布公告,堅決制止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的行為,嚴厲查處非法彩票,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必須依法合規。

隨後,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截至當時,財政部尚未批準任何彩票機構正式開通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

而根據《互聯網銷售彩票管理暫行辦法》第四條,“未經財政部批準,任何單位不得開展互聯網銷售彩票業務”。“換句話說,目前消費者從互聯網上買到彩票都是非法的。”蘇國京稱。

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彩票本身是具有一定博弈性的,放在互聯網上,其負面性有可能會被放大,很難控制,因此中國開放網上博彩非常審慎。互聯網彩票還涉及到支付安全、接口安全、資金保障、未成年購彩管控,彩票社會責任等各類風險。為防控這些風險,目前全球僅少數國家開放線上彩票和線上博彩。

2015年互聯網彩票銷售模式被禁帶來的直接影響是,當年彩票銷售額出現11年來首次下滑,同比減少約20億元,降幅5.6%。

互聯網彩票試點工作有望啟動

去年,財政部、公安部等八部門聯合開展清理整頓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但個別地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或變相銷售彩票現象仍時有發生,這也就是此次《通知》出臺的背景。

為此,《通知》給出了嚴懲措施:凡經核實彩票機構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或擅自委托利用互聯網銷售及變相銷售彩票的,按照“誰批準、追究誰,誰出票、查處誰”的原則,對有關彩票機構實行停業 整頓,並按規定追究其主要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凡彩票代銷者委托他人代銷彩票的,將依法予以處罰,彩票機構有權解除其彩票代銷合同。

另外,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的單位或個人將被列入黑名單,並按規定被限制或禁止參與所有彩票機構的生產經營合作活動。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通知》第一條確是為互聯網銷售彩票"開閘"。

《通知》稱,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必須通過彩票發行機構建立的互聯網銷售彩票管理系統進行統一管理,實時監控。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發行機構應當抓緊推進相關工作,並按程序報批後組織實施。未經批準,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擅自利用互聯網銷售彩票。

其實,官方一直支持采用互聯網銷售彩票,但前提是審慎推進,嚴格監管。

上述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去年表示,財政部將會同有關部門統籌規劃線上與線下渠道協調發展,積極支持彩票機構開展互聯網銷售彩票試點工作,總結經驗,完善政策,確保互聯網銷售彩票平穩有序、安全可控、綠色健康發展。

今年1月,在全國體彩工作會議上,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表示將積極推進互聯網銷售試點準備工作,進一步完善各項管理制度與工作流程。1月的全國福彩工作會議上,中福彩中心主任王素英部署2016年工作表示,要基本建成電話銷售技術系統,加快電話和互聯網售彩制度規範體系建設。

企業也嗅到了商機。今年2月,樂視體育宣布以100萬美元投資章魚彩票B輪融資。3月,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的合資公司(Ali Fortune)以20億元,收購了香港上市彩票公司亞博科技的控股權。

長江證券研報認為,從投資角度來看,預期升溫期是布局互聯網彩票主題的黃金階段。2016年是體育大年,加之2015年的低基數銷售額,互聯網彩票主題值得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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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賣淫嫖娼合法化有利解決性需求,但有違民意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2280.html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但將賣淫嫖娼合法化有違民意。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

藍皮書中《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思考》報告介紹,以北京為代表的部分城市對於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方式為在治安處罰、行政拘留之後,再進行收容教育。

“現行的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不少的問題,亟待改革。”報告認為,在現階段社會現實下,應當將收容教育制度進行司法化,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不受隨意侵犯。

2014年5月15日,出演了多部膾炙人口的電視劇,受不少民眾喜愛的著名演員黃海波因嫖娼被北京警方抓獲,在被依法行政拘留15天後,北京警方決定對其進行收容教育6個月。該案中的女主角劉馨予也同樣在行政拘留結束後,轉為收容教育6個月。

報告作者、北京化工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王爍介紹了目前我國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處置現狀。除特殊情形外,單純的賣淫嫖娼行為在我國並非作為犯罪處理,只是行政違法行為。

對賣淫嫖娼人員的行政性處置措施包括兩種形式:一是行政拘留,二是收容教育。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行政拘留的法律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66條,該條規定:賣淫、嫖娼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罰款。

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收容教育的依據則為國務院《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根據該辦法,公安機關可以在行政拘留以外,對除年齡不滿14周歲的、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傳染病的、懷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1周歲以內嬰兒的、被拐騙、強迫賣淫的以外的賣淫嫖娼人員處以6個月至2年的收容教育。

王爍介紹,在實踐中,對賣淫嫖娼人員的上述兩種行政性處置措施的適用存在三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適用行政拘留,而一律不適用收容教育。第二種適用方式是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並視情況對部分賣淫嫖娼人員適用收容教育。第三種適用方式是既對賣淫嫖娼人員適用行政拘留,又在行政拘留適用完畢後對其適用收容教育,北京市公安機關即采用此種方式。

公安機關認為,北京作為首都、首善之區,對於有損社會風尚管理的賣淫嫖娼現象應當進行更為嚴厲的處置,以教育、挽救賣淫嫖娼人員,維護北京良好的社會秩序,所以對賣淫嫖娼人員幾乎一律適用收容教育。

“不可否認,收容教育制度曾對賣淫嫖娼現象的禁止、賣淫嫖娼人員的教育改造起到過一定的作用。但是,目前收容教育制度在實踐操作中存在不少的問題。”王爍說,一是收容教育制度的性質不明確。二是收容教育制度操作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導致嚴重的執法不一的現象。此外,執行方式和安置措施等亦不合理。

收容教育結束之後,並無專門的針對性的安置措施,這些生活困難的賣淫人員回歸社會後,仍然無法找到能夠讓其獲得足夠生活收入的工作。收容教育不僅使其經濟上遭到損失,而且無法使其在收容教育結束後獲得足夠的收入,這可能導致賣淫人員在收容教育結束後迫於生計又重新實施賣淫活動,導致其再次接受收容教育,從而出現越收容教育越導致賣淫的惡性循環。

對於對賣淫嫖娼人員處置方式的未來選擇問題,藍皮書認為,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賣淫嫖娼行為與普通的治安違法行為同等對待,僅適用行政拘留即可。

藍皮書說,雖然不少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都表示賣淫嫖娼應當合法化,沒有必要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合法化也確實能夠產生不少有利的效果,如對北京而言,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常年離家,性需求無法得到正常滿足,合法化後能夠有效解決該需求,緩解社會矛盾。”

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必須考慮除司法工作人員、理論研究者以外的其他民眾的態度,在大多數民眾還受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影響的情形下,斷然合法化有違民意,難以實現。既然不能合法化,就仍然需要將其作為違法行為進行處置。藍皮書認為,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更為妥當,更符合法治國家的發展方向。只有將收容教育制度司法化,將對賣淫嫖娼人員是否進行收容教育的決定權交至居中裁判的法院,由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才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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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談南海仲裁:不合法的裁決不過廢紙一張

7月12日,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即將出爐。圍繞這毫無合法性可言的一紙裁決,一些人籌謀算計、排兵布陣,企圖用它來強化對中國的輿論攻勢,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中國;一些人顛倒黑白、借題發揮,期望以此抹黑中國的形象,把“不守法”的帽子扣向真正的受害者。

種種急不可耐的喧嘩與躁動,無一例外都打出了國際法的旗號,南海問題的真相卻被有意忽略了——中菲南海爭議究竟源於何處?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實質為何?仲裁案所激起的種種波瀾,又將給南海的和平穩定帶來何種影響?

對於這些問題,7月5日在華盛頓舉辦的“中美智庫對話會”,提供了一個視角——即使是一些來自美國的專家也認為,“中國在南海的權益是歷史上形成的”“歐洲和其他國家的知名法律專家都表示,南海仲裁案整個過程都是非法的,菲律賓單方提起仲裁,違反了國際法”。

看來,有關南海仲裁案並非難以搞清。撥開一些人以國際法為名蓄意在南海上空制造的迷霧,還原真相,對於中國而言,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神聖使命;對於世界來說,是主持國際公理正義的必然要求。

(一)

一段時間以來,西方輿論連篇累牘渲染南海問題,然而對於南海問題特別是中菲南海爭議的歷史經緯、事實真相,自詡“主持公道”的西方輿論卻“選擇性回避”了。

南海諸島究竟屬誰?歷史早就給出了明確答案。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歷代中國政府通過行政設治、海軍巡航、生產經營、海難救助等方式持續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進行管轄。二戰期間,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侵占了中國南海諸島。二戰結束後,中國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作出的明確規定,收複南海諸島,在島上派兵駐守並建立各類軍事、民事設施,從法律和事實上恢複對南海諸島行使主權。

在二戰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通過外交詢問、申請測量、通報航行飛越計劃等方式,承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中國還曾在南沙群島有關島礁上接待過美國軍事人員。同期美國出版的地圖和書籍等,如1961年版《哥倫比亞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辭典》、1963年版《威爾德麥克各國百科全書》、1971年版《世界各國區劃百科全書》,均確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

可以說,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和相關權益,二戰結束後數十年沒有任何國家提出異議。因為南沙群島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和相關領土安排的一部分,受到《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保護;否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就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否定,就是對國際法的公然違背。

對於南海諸島屬於中國這一點,菲律賓同樣心知肚明。菲律賓固有領土範圍是由1898年《美西巴黎和平協議》、1900年《美西關於菲律賓外圍島嶼割讓的條約》、1930年《關於劃定英屬北婆羅洲與美屬菲律賓之間的邊界條約》明確規定的。南沙群島和黃巖島根本不在上述條約規定的菲律賓版圖內。

但自上世紀60年代末南海地區發現豐富的油氣資源後,這片原本安寧的水域頻起波瀾。在巨大資源利益的誘惑下,菲律賓等國開始非法侵占和蠶食屬於中國的南沙島礁,成為南海問題產生的根源。更有甚者,菲律賓等國還以南沙群島位於自其本國海岸起200海里範圍內為由,企圖以海洋管轄權主張來否定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

顯而易見,在南海問題上,中國絕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如果真的遵從法律,應該譴責的是菲律賓等國公然違背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行徑,應該禁止的是一切非法侵犯他國領土主權的行為。

作為南海最大沿岸國,中國從維護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出發,在南海問題產生後的幾十年里始終保持了極大克制,從未主動挑起爭議,也沒有采取任何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的行動。中國最先提出並始終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爭議;按照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確定的原則,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探討與南海聲索國之間建立信任的途徑;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原則,切實保障在南海的航行及飛越自由。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南海局勢總體保持穩定,有關爭議得到妥善管控,東南亞地區實現高速發展,這一地區成為世界上和平、穩定和繁榮之地。這自然得益於中國與東盟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綜合國力較強的一方,中國的克制是南海得以保持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中國政府有權利也有能力收複失地,但是中國並沒有這樣做,目的就是為了南海的和平穩定,以及沿岸各國人民的共同福祉。

遺憾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2012年4月10日,菲律賓蓄意挑起“黃巖島事件”。2013年1月,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置昔日談判協商解決南海爭議的承諾於不顧,單方面提起有關南海爭議的仲裁案。

縱觀南海問題演進脈絡,2009年以前,雖然相關國家間存在摩擦,但矛盾卻總體保持可控。可是從2009年起,南海問題開始步步升級。

為何2009年成為中菲南海爭議重要分界線?為何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會在南海問題上選擇一系列政治賭博?

(二)

審視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逐步走向“活躍”的整個過程,不得不說美國的“戰略轉變”提供了最有解釋力的視角。

2009年1月,奧巴馬政府就職,美國外交政策出現方向性調整,在“重返亞太”的戰略布局下,南海問題迅速成為美國維護地區霸權地位、對中國進行戰略牽制的重要抓手。

2010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東盟地區論壇上宣布美國在南海地區“擁有國家利益”。觀察人士指出,此舉標誌著美國對南海問題開始走向事實上的“選邊站”和“引導式”路徑,克林頓本人更是在事後回憶稱,“這是精心選擇的措辭”。此次會議被美方視為“檢視美國在亞洲領導地位以及反擊中國擴張的臨界點”。

正如美國卡托研究所國防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卡本特所言,美國想要通過幹預中國與鄰國的南海爭議來達到制衡中國的目的,“最具挑釁的做法是奧巴馬政府支持菲律賓及其對南海爭議島礁的聲索”。

大量新聞報道顯示,菲律賓正式提起南海仲裁案之後,美國的“深度參與”幾乎無處不在。美國律師出任菲方法律顧問,全面幫助菲方向仲裁庭提交總計12冊、長達3000頁的答複書以回答有關菲方訴求和依據之問題,並一手代理了第一輪口頭辯論的文件起草和庭辯。此外,美國多次公開發聲,力挺菲律賓非法主張。2014年3月,美菲在華盛頓發表包括所謂以仲裁解決南海國際爭端等內容的聯合聲明;同年4月,奧巴馬在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會談時再次對菲律賓訴諸國際仲裁表達了公開支持。

人們看到,美國借南海問題無端抹黑中國國際形象,無所不用其極。近年來,國務卿、國防部長、國會議員等各色美國高官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香格里拉對話會、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七國集團峰會等各種場合,熱炒南海問題,試圖把“規則破壞者”“現狀打破者”“軍事擴張者”的帽子強加於中國頭上。

人們看到,美國以所謂“航行自由”為借口,以種種手段炫耀武力,實質上推動了南海軍事化。美國航空母艦、戰略轟炸機多次闖入南海,美國導彈驅逐艦不斷抵近中國南海島礁,美國與盟國在南海的軍事演習更是接二連三。美國還敦促東盟國家在南海地區進行聯合海上巡邏,支持日本在南海地區進行海上巡邏。

人們看到,美國拉幫結派,迫切希望把南海問題引向多邊化、國際化,妄圖給中國施加所謂外交壓力。美國極力推動在各種地區及全球性多邊組織框架下討論南海問題,企圖使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統一口徑,鼓動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歐盟等與南海問題無關的域外國家和地區關註南海問題。

美國有識之士對於華盛頓在南海問題上制造對抗之舉深表憂慮。知名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就曾發出警告,美國在南海必須非常小心,南海問題不應成為美中關系的中心問題。然而,在霸權本性驅使下,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制造緊張局勢、破壞和平穩定的冒險之舉依然愈演愈烈。

(三)

事實清楚地表明,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完全是一個由美國鼓動操縱、菲律賓挑頭、仲裁庭客觀上予以配合的針對中國的一個“局”。

這個“局”其實不難看穿,自仲裁鬧劇開始後,國際社會“不平則鳴”的正義之聲從未停歇。迄今,已有近70個國家和地區組織明確表示支持中方在仲裁案上的立場,其中既有東盟國家,也有域外國家,還有阿拉伯國家聯盟、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組織。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有很多國際法專家從專業角度發表嚴肅、公正的評論,表達對中方法理主張的認同,表明對該案的批評和質疑立場。

為什麽中國立場的支持者那麽多,越來越多?歸根結底,是因為中方不參與、不接受立場有著充分的法理依據,而菲律賓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仲裁庭違法擴權、濫權,才是在真正破壞國際法。

首先,禁止反言是國際法治的一條基本原則,但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卻置自身昔日承諾於不顧,單方面強行提起仲裁,侵犯了中國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享有的自主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正如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前主席、聯合國國際法院特別法官布朗利所言:“一般國際法上不存在解決爭端的義務,以正式法律程序尋求解決的程序取決於當事各方的同意。”爭端提交國際仲裁,通常都需經當事國達成合意,尊重當事方意願才是體現“各國主權平等的一種必然結果”。如今,仲裁庭擅自擴大管轄權限、漠視一國之主權,哪里還有“法的精神”?

其次,菲方不顧基本歷史常識,妄稱中國人歷史上在南海沒什麽活動和存在,從未擁有對南海諸島的主權。然而,中國漁民在南沙水域捕魚作業,已成為南沙群島主人的歷史事實,有多個版本的《更路簿》可以證明;19世紀以來的外國文獻,也明確記載了只有中國漁民在島上生產生活的歷史事實。法律的基點本就是“以事實為依據”,如今,昭昭青史仍在,鑿鑿證據如山,菲方卻敢如此顛倒黑白篡改事實,對南海島礁的有關論述缺失最起碼的可信度。這樣一個“並不構成爭端”的無理訴求,竟然被仲裁庭接受,哪里還有“法的權威”?

再有,仲裁庭不顧中方一貫堅持將南沙群島視為整體的立場,玩弄“切割”伎倆,歧視性地把中國駐守的南沙有關島礁從南海諸島的宏觀地理背景中剝離出來。對菲律賓等其他國家非法侵占的島礁,仲裁庭卻只字不提,還將有關領土主權問題包裝為所謂的島礁法律地位問題。如此偷梁換柱、翻雲覆雨,哪里還有“法的公信”?

南海仲裁案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前主席拉奧·佩馬拉朱的判斷一針見血:中菲南海爭端的實質是關於主權和海域劃界,而領土主權問題不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調整的範圍,劃界問題也可據中國政府聲明而排除強制仲裁程序,此案仲裁庭對主權和海域劃界問題都沒有管轄權。菲律賓訴求的實質是領土問題,因此不屬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調整的範圍。

然而,仲裁庭擅自擴大解釋其自身管轄權限。對於領土和海洋劃界問題,仲裁庭罔顧中菲早已選擇談判協商作為解決相關爭議唯一方式這一前提,罔顧中國早已於2006年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海洋劃界爭議排除適用強制爭端解決程序這一事實,惡意解讀此前中菲對爭端解決方式的共同選擇,輕易否定國與國之間達成的一致意見,嚴重侵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享有的自主權利。其實質,不過是為個別國家濫用仲裁程序制造國際輿論實現政治目的提供配合。

培根在《論司法》中寫道,“一次不公的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猶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菲律賓及仲裁庭濫用強制仲裁程序,讓《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失去嚴肅性,其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破壞性、對國際法治秩序的沖擊,不容低估。

事實上,很多西方專業法律人士都對強制仲裁程序被濫用表示擔憂和關切。如果今後別國都效仿菲律賓的惡劣先例,只要將領土和海洋劃界問題包裝成《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解釋和適用問題即可提交仲裁,不僅會讓30多個締約國所作排除性聲明成為一紙空文,也將傷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信譽,破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建立的國際海洋秩序,對現行國際秩序構成重大威脅。

正如英國牛津大學國際公法副教授安東尼奧斯·察納科普洛斯、英國外交部前法律顧問克里斯·沃默斯利指出,如果仲裁庭允許菲律賓背棄其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的承諾繼續推進強制仲裁,這種處理方式或造成“惡法”,會對國際關系的整體穩定造成潛在破壞。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為捍衛國際法做針鋒相對的鬥爭,不僅是在捍衛自己的領土主權,更是在切實捍衛國際海洋秩序、維護世界長治久安。

(四)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如此公然違背國際法,為何向來以“國際法官”自居的美國卻在裝糊塗?美國著名律師布魯斯·費恩直言,美國的南海政策體現了其“危險的帝國思維”。

這種為所欲為的“帝國思維”,就是霸權主義。美國比任何人都喜歡把國際法掛在嘴邊,但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美國對待國際法,總是對人不對己,且每每玩弄法律於股掌之上——如果國際法對美國有利,美國就高高祭起這面大旗;如果國際法可能約束美國的行為,美國就會把它踩在腳下置之不理,甚至將“非法”尊為“合法”,將“合法”抹黑為“非法”。

美國如果真的關心國際法治,為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推行幾十年了還不願加入?眾所周知,作為規範當代國際海洋關系最重要的法律文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被譽為當今世界的“海洋憲章”,目前大部分國家都已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之一,卻一直沒有加入該公約,是安理會“五常”中唯一沒有加入該公約的國家。根子就在美國霸權主義的國際法觀和傲慢自私的海洋特權思想。

美國口口聲聲以海洋法治的維護者自居,卻為一己之私拒不批準加入公約;口口聲聲要求別國接受第三方爭端解決方式,自己卻又拒不接受國際法院這一聯合國最主要司法機構就尼加拉瓜訴美國案所作出的判決和命令;口口聲聲要求其他國家遵守國際法,卻對自己和所謂盟友大開違法之門,長期以來對菲律賓非法侵占中國島礁的行為視而不見。

這種自相矛盾與雙重標準,集中體現了美國對待國際法“合則取,不合則棄”的虛偽本質,暴露了其根深蒂固的“帝國思維”。美國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者米爾斯海默談及南海問題時曾說,“中國的鄰國有動機在現階段就把問題解決掉,而不是等到中國強大了,到時候就來不及了”,一句話道出了對中國防範遏制的陰暗心理。

中國正在成長,但一個多世紀里屢遭外敵入侵、強權欺淩的屈辱經歷,是中國人民不可磨滅的記憶。在這樣的歷史記憶中強起來的中國,最懂得遭受欺淩和屈辱的滋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這樣的歷史記憶中走過來的中國人民,也決不會答應“屈辱的過去”哪怕在局部重演。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這道出了全體中國人民的心聲。

放眼南海,閃閃發光的航標燈,照亮的應該是和平的方向,驅散的應該是霸權主義的心魔,警醒的應該是被眼前蠅頭小利沖昏的頭腦。不合法的裁決不過是廢紙一張,它否定不了中國在南海的合法權益,改變不了中國人民維護國際法治尊嚴,與相關國家一道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堅定意誌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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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大量的誌願服務組織沒有取得合法身份

近日,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民政部、教育部、財政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印發《關於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管理規範、服務完善、充滿活力的誌願服務組織體系。

誌願服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我國誌願服務的現狀如何?誌願組織發展有無瓶頸?如何解決?對照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民政部等8部門近日印發的《關於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的意見》,民政部有關負責同誌進行了解讀。

問:《意見》對促進誌願服務發展有何意義?

答: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正式登記和在社區內部成立的誌願服務組織數量已有18萬多個,團結凝聚了超過6600萬名誌願者,在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推動社會治理創新、解決群眾實際困難、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總體上看,組織數量還不足、服務能力還不強,與人民群眾的企盼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專門出臺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的政策,就是要舉各方之力予以支持,進一步優化誌願服務組織的發展環境,培育和發展更多的誌願服務組織,推動我國誌願服務事業的發展。

問:我國誌願服務組織的發展存在哪些困難和問題?

答:目前我國有大量的誌願服務組織沒有取得合法身份,還有相當數量的誌願服務組織存在著內部治理不規範、經費不足、人才短缺、能力有待提升等困難和問題。著眼於這些困難和問題,《意見》對推進誌願服務組織依法登記、建立健全組織孵化機制、積極推進誌願服務組織承接公共服務項目、完善誌願服務組織監督管理、強化誌願服務組織示範引領提出了要求。同時,《意見》對完善組織內部治理、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增強組織造血功能、加強誌願服務行業自律作出規定,這是對誌願服務組織能力提升提供的支持。《意見》還對強化誌願服務供需對接、推廣“社會工作者+誌願者”協作機制、全面推行誌願服務記錄制度、創新誌願服務方式方法、加大經費支持和保險保障等提出了具體要求。

問:如何引導和鼓勵誌願服務組織依法登記?

答: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5年底,全國依法在民政部門登記的誌願服務組織僅有2.5萬個,也就是說,我國多數誌願服務組織尚未在民政部門進行登記。從保護誌願者的切身權益、推動誌願服務組織規範化發展的角度出發,應該引導誌願服務組織去民政部門登記。為此,《意見》明確提出要推進誌願服務組織依法登記,要求各地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務,引導符合登記條件的誌願服務組織依法登記。在不違背社會組織管理法律法規基本精神基礎上,可以按照活動地域適當放寬成立誌願服務組織所需條件,各有關部門要在活動場地、活動資金、人才培養等方面提供優先支持,激發誌願服務組織依法登記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問:如何管理單位和社區成立的誌願服務隊和誌願服務站?

答:對於單位和社區成立的誌願服務組織,《意見》從三個方面予以支持:一是只要經單位領導機構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同意即可在相應單位和社區範圍內開展誌願服務活動;二是要求單位和社區要對這些組織開展活動給予經費支持,也鼓勵單位和社區為其提供活動場所;三是鼓勵已登記的誌願服務組織積極吸納它們作為會員單位或分支機構,提供規範指導和工作支持。通過扶持、引導、規範,這些組織在發展中達到登記條件的,可以申請登記。循序漸進,將更多的誌願服務組織納入依法管理的範疇。

問:如何解決誌願服務組織的資金短缺問題?

答:資金短缺是影響誌願服務持續性的一個主要問題。要破解這個難題,需要誌願服務組織、政府、社會共同發力:一是從提升自身造血功能的角度,提升誌願服務組織的戰略謀劃、項目運作和宣傳推廣能力,通過優秀的服務項目和服務品牌吸引資助者。二是逐步擴大財政資金的支持規模和範圍,加強對誌願服務組織的財稅政策支持。三是從減輕誌願服務組織經費支出負擔的角度,通過引導誌願服務組織充分挖掘內部資源,主動爭取外部資源,形成組織發展的持續動力。

問:《意見》在促進誌願服務組織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有什麽新的舉措?

答:《意見》規定,國家將建立誌願服務示範培訓機制,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建立培訓基地,加快培養一批誌願者骨幹和誌願服務組織管理人才;國家機關、群團組織、企事業單位、其他社會組織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要積極支持本單位、本社區的專業人才加入誌願服務組織,不斷優化誌願者隊伍人才結構;各級黨政領導幹部要充分發揮示範帶頭作用,利用工作之余參與誌願服務活動;倡導鼓勵廣大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公眾人物等積極加入誌願服務組織,參加誌願服務活動,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要做出表率;引導誌願服務組織通過規範招募、科學管理、創新服務,培養、吸引和留住優秀誌願者從而形成誌願服務組織的核心競爭力。

問:如何發揮誌願服務行業組織在支持和發展誌願服務組織中的作用?

答:《意見》提出要加大誌願服務行業組織扶持發展力度,支持他們充分發揮作用。這個作用主要體現:一是在誌願服務組織管理中要發揮先行規範和自我約束作用,引導行風建設,加強行業監督,為誌願服務組織監管提供有力輔助;二是誌願服務組織服務中要發揮牽頭和協調作用,促進行業溝通,反映行業訴求,推動行業創新,為誌願服務組織發展爭取有力支持。目前,我國已有6家全國性誌願服務行業組織,23個省份成立了省級跨領域的樞紐型誌願服務組織,多數較大的市也成立了地區性誌願服務組織,初步形成了誌願服務行業組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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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合法化後利好專車平臺 競爭回歸常態

今天下午,正式發布的《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讓各家專車平臺迎來集體利好。

這一次新規明確了網約車的合法地位,將網約車車輛登記為“預約出租客運”,還明確私家車符合條件可轉化為網約車運營。而此前由於破壞性創新而一直身處輿論風口浪尖的滴滴、Uber等專車平臺們得到了合法身份。

於是,今天下午三點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深化出租汽車行業改革等情況發布會剛開始,各家平臺紛紛主動出面表態支持新政。

滴滴出行方面表示,相較去年10月公布的征求意見稿,《暫行辦法》采納了包括社會各界、專家學者和出行企業的意見建議,做了許多修改和優化。在對網約車平臺、駕駛員和車輛實行許可管理的基礎上,取消了8年報廢的規定,改以行駛里程達到60萬千米時報廢,更符合兼職為主的網約車分享經濟新業態。《暫行辦法》還刪除了原先的數量限制條款,規定原則上實行市場調節價,給了市場、平臺及司機更大的自主權,並肯定了順風車、拼車等新的出行方式。

而中國優步表示非常榮幸地與社會各界一起見證了中國網約車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暫行辦法》的出臺體現了政府對網約車新業態的認可和支持,使我國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首個頒布此類全國性法規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暫行辦法》依然保留了對外資企業從事互聯網業務的限制。優步方面表示作為一家由中國資本參與、本地團隊經營管理的移動互聯網公司,優步符合暫行辦法中《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申請所需的企業法人、ICP許可證、數據庫和服務器設置在中國大陸、網絡安全管理和安全保護技術措施等方面的所有資質要求。

而主打B2C專車模式的神州專車表示在此次政策制定過程中,交通運輸部等部門充分聽取了包括神州專車在內的各方意見建議和發展訴求,神州專車將嚴格按照網約車監管政策要求,繼續堅持“專業車輛、專業司機”的B2C模式。

此外,PP租車方面還表示,其長租業務將為網約車業務提供豐富的車輛資源,為符合駕駛條件的用戶提供網約車服務的車輛資源,積極促進網約車的快速發展。

但對於專車平臺,特別是當下以“廉價”專車為主導的Uber、滴滴而言,價格戰在未來的競爭優勢可能並不明顯。

今天下午出臺的《暫行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網約車平臺公司不得妨礙市場公平競爭,不得侵害乘客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網約車平臺公司不得有為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占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運營擾亂正常市場秩序,損害國家利益或者其他經營者合法權益等不正當價格行為,不得有價格違法行為。

而這一規定被業界普遍解讀為讓網約車平臺之間的競爭、網約車與出租車之間的競爭回歸到正常市場環境,不能僅靠“砸錢”來掠奪市場。

但對於已經開始抱怨專車漲價的消費者而言,不低於成本價格的專車也將考量著乘客的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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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新規發布 網約車終獲合法地位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668

市民在上海街頭使用網約車(10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裴鑫/圖)

7月28日下午3點,經歷近10個月的修改後,網約車“新規”終於出臺,這意味著網約車告別“黑車”時代,獲得合法地位。

交通部等監管部門3點正式公布《關於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下稱《管理辦法》)。

《管理辦法》共7章40條,涵蓋總則、 網約車平臺公司、網約車車輛和駕駛員、網約車經營行為、監督檢查、法律責任,以及附則等7方面內容。

《管理辦法》被視為針對當前滴滴、優步等網絡約租車的“新規”,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基本上變成積極向上的了。”新規發布後,他在朋友圈中評論,“亮點頗多,分享經濟的里程碑。”

其“積極向上”主要體現在,從車輛性質、報廢年限、勞動合同、平臺申請等各方面,新規與之前的征求意見稿發生了巨大改變。

巨大的改變背後,有各方學者的推動,最著名的事件便是去年10月15日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項討論,當晚,與會學者提出諸多反對意見,且言辭激烈,指其“不可理喻”“涉嫌行政壟斷”,反對用管理出租車的方式管理約租車。

當時劉小明還是交通部運輸服務司司長,他率其他部委官員當時也主動到會,並進行回應。此後,交通部又召集專家進行過多次討論,征求各方意見。在關於網約車不斷討論的過程中,劉小明已經升任交通部副部長。

剛剛發布的新規,承認了互聯網約車平臺和專車的合法性,並為其設置了一個新的運營登記種類——預約出租客運,刪除了意見稿“車輛使用性質登記為出租客運”的要求。交通部解釋,明確將網約車車輛登記為“預約出租客運”,既體現其出租汽車的性質,又反映其新興業態的特征。

朱巍認為,新政對平臺、車輛和司機設立了三個新的必要“上崗證”,分別是:《預約出租車經營許可證》、《預約出租車運輸證》和《預約出租車駕駛員證》。

相對於此前征求意見稿中規定的《道路運輸經營許可證》、《道路運輸證》和《道路運輸從業人員從業資格證》,三個“上崗證”的名稱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這反映出,立法者拋棄了將網約車納入到傳統出租車“舊瓶裝新酒”的管理模式,這無疑是進步的。

另外,此前征求意見稿備受爭議的一點即是8年報廢期限,而當前變成了“行駛里程達到60萬千米時報廢”,而這也是目前私家車的報廢標準。滴滴方面作出公開回應稱,這項規定更符合兼職為主的網約車分享經濟新業態。

相比征求意見稿強制平臺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的規定,新政則采取了更為靈活的辦法,平臺可以“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協議”。

朱巍認為,這種用工關系的靈活性非常適合“分享經濟”背景下的網約車用工模式,更適合網約車駕駛員“兼職”賺家用的現狀。

 

此外,《管理辦法》還刪除了原先的數量限制條款,規定原則上實行市場調節價,給了市場、平臺及司機更大的自主權,並肯定了順風車、拼車等新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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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爭議】高息網貸該合法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728

近日,一則媒體報道《女生陷網絡借貸黑洞,借3500元滾雪球還債至10萬》,引起網友極大關註,講的是2016年3月下旬,一位大二女生因為想買一部手機,借了某網絡借貸平臺的錢,“借3500元,要給1500元的利息,期限是7天,逾期不還的話利息會更高”,並提供了個人身份資料及父母的電話、家庭住址等信息。從此她靠“借新還舊”來騰挪,截至5月27日欠債滾雪球達10萬元。有許多問題值得討論,這里我們只討論:如此超高利率的網貸合法嗎?

正方:

大學生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位大學生當初貪慕虛榮借錢買手機時,沒考慮利率與自己的還款能力嗎?借3500元一周後要還5000元,周利率達42.9%,年化利率超過2200%。一個智商正常對自己負責的人,不會做事情不考慮後果。幾乎可以確認,願意承受這麽高的借貸利率的人,信用極差,到處借不到錢,才為了借到錢不惜做出不能履行的承諾,甚至當初借錢時可能就沒有還的打算。所以,扮什麽清純的小白兔?

反方:

一碼歸一碼。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通過的《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第26條第2款:“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該網貸平臺的借貸年利率是36%的好幾十倍,超過36%的部分在法律上是無效的,不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這位大學女生只需要償還本金與合理的利息就行了。

正方:

那些網貸平臺,敢於借出超高利率的高利貸,本來就預料到了可能的法律風險。但為什麽還敢把錢借出去呢?在實際操作中,是有一些繞開年利率上限36%硬性規定的方法。例如,你要在某網貸平臺借2萬元,一年後你要還4元,年利率100%。如果借據就這樣寫,到期你可以反悔,因為法律支持的利率為只有7200元。但網貸平臺會讓你寫這樣的借條:你向該平臺借了32000元本金,一年後還本付息4萬,年利率為25%。年利率沒有超過36%,法院認可該借據的效力。然後平臺和你口頭約定到你手只有2萬元,實際年利率還是100%。

反方:

這種做法,意味著該網貸平臺在惡意規避法律規定。借款人應該註意搜集證據,如盡量通過銀行轉賬接受借款與償還本息。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加強對網貸平臺的日常監管,如果接到大量對這種惡意規避法律的舉報,就應該對相關網絡平臺查賬,看看實際收的年利率是多少,在大數據下,這類小伎倆是無所遁形的。公安部門在必要時也可以立案偵查,震懾大耳窿。

正方:

什麽叫惡意規避法律規定?比如說,許多城市現在有限購,為了突破限購,一些夫婦就辦理離婚手續,將雙方名下的房產轉到一方名下,然後另一方就又獲得了買房資格,買房後拿到房產證後再複婚。一些媒體把這種做法稱為“假離婚”,但從法律手續上是合法的真離婚。市場有對高利貸的需求,法律限制利率消滅不了需求,改變不了實質,只能改變名義與形式。

反方:

網貸平臺的超高利率高利貸比“假離婚”性質嚴重多了。例如平臺是不可能不知道這位大學女生沒有償還能力,但仍願意放貸,是因為可以向其父母追償。這是利用人性的軟弱與父母對子女的愛,居心本不良。就像非法賭場也有放高利貸的,借錢給那些輸紅了眼的賭徒,收取極高利息,讓借款人用房產抵押,還不上就收借款人的房子。對大耳窿就應該打擊。

【點評者說】大學生要少點虛榮與僥幸心理,做一個自負其責的人。不負責任的行為會禍及自己,累及家人。世界遠非美好,市場有從別人不負責任中牟利的商業模式,別成為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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