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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歐盟未來受阻自貿談判 TTIP還能怎麽辦？

反對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論調，已在歐洲變質。

在反對歐盟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陣營中，反對跨國企業帶來的就業擠壓和不平等之聲在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已經超過了原有對於環保等標準的討論，朝國內政治和選舉掛鉤的方向迅速擴散，並精準地找到了歐盟的軟肋：迫使歐盟讓了新一代FTA部分管轄權。

實際上，自《里斯本條約》生效以來，在FTA層面歐盟與成員國權限劃分始終存在爭議，且各自解讀不同。此次CETA一度受挫，令歐盟最自豪的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CP)遭受內外夾擊，內耗令歐盟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癱瘓，而歐盟作為一個有效談判對手的名譽也備受質疑：在未來，如果歐盟無法控制FTA生效進程，每一份混合型FTA都要在28個成員國中逐個接受立法機關投票，是否還值得同歐盟談判?

答案不容樂觀。除了在法律層面針對歐盟和新加坡之間FTA的裁決或許有望為未來歐盟商談的混合型FTA設下先例之外，歐盟還面臨主要國家大選將至，不斷湧出的反全球化民粹左右歐盟成員國國內政局的困境。在多重考慮下，歐盟委員會幹脆表示，不打算同這下屆美國政府再談TTIP了，期待下屆政府上臺再說。

“如果你看英國脫歐或者美國共和黨新一屆總統特朗普，會發覺有一股反全球化潮流正在橫掃發達國家。” 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拉赫(Gayle A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美國人認為歐洲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而歐洲人認為美國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關註更大的圖景。”

反自由貿易論調變質

CETA一度無辜“中槍”，源於不少反對TTIP的組織認為CETA是小“TTIP”，而CETA所引發的政治沖突，也為歐盟和其他正在同歐盟商談FTA的國家敲響了警鐘。

實際上，針對TTIP的最初反對之聲，並未從失業率較高的歐盟邊緣國家中傳出，反而源於國際貿易一貫的支持者：德國。作為二戰後國際貿易的主要受益國，德國為何此次變卦？其根本源於，TTIP和CETA並非老一代FTA，而是歐盟應對21世紀全球化新挑戰的新設想。

在歐美學界，這種主要以“監管融合”為中心的新一代貿易協定，被普遍認為比TPP更具有雄心。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就曾經表示，與TTIP相比，TPP像個中世紀協議。原因在於，當下全球關稅仍在5%左右，而美歐之間平均關已經在1%~1.5%之間，已沒有多少繼續向下削減的空間了。而與降低傳統關稅壁壘相比，TTIP誌在消除更加難以融合的標準、知識產權等非傳統關稅壁壘，為21世紀設立新的美歐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

然而就監管融合進行談判，容易讓民眾產生國家正在就監管進行“討價還價”的疑慮，這令TTIP在真正進入談判之後，莫名地將大部分歐盟消費者都得罪了：消費者擔憂強大的美國趁機進行“監管傾銷”，而歐盟將以在農業等方面的退讓來為跨國企業贏得在美國汽車市場方面的準入，最終歐盟市場將充滿了美國的轉基因食品。當然，消費者的憂慮並非臆想。德國媒體曝光的TTIP談判文本顯示，美國談判團隊的確準備這樣做。

如同拉米所說，在上一代貿易協定中，談判代表需要面對的主要反對者是反對降低關稅的制造商，渴望得到性價比更高產品的消費者是站在FTA的一邊。然而在新一代的貿易協定中，希望等到更多市場準入的制造商成為了談判的主要擁護者，而談判代表卻站在了消費者的對立面：消費者恐懼監管融合將導致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在歐盟內部，特別是在“經濟引擎”之稱的德國，長期存在一種輿論偏見，即美國的事前監管水平和質量監管大大低於歐盟，這種偏見因歐洲媒體對於美國允許轉基因食品等持續報道而深入人心。但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金融、醫藥和化妝品等領域，美國的預防性監管要比歐盟嚴格：比如在美國，大量化妝品被當作非處方藥，受到以嚴謹著稱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直接監管。

這也就不難理解，代表環保和消費者的各式非政府組織對TTIP首先持有懷疑態度。擁有綠黨傳統的德國，在此方面組織示威遊行的能力也十分卓越，其主要關註點在於：不容降低歐洲健康、食品和環境標準；不允許設立袒護跨國企業的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

法國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法國是反對TTIP的溫床麽?》報告中指出，德國各類組織在此次TTIP中的示威活動數量驚人，大大超過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傳統的法國或意大利。統計顯示，以2014年24個成員國民眾發起“反對TTIP”請願事件為例，截至2015年所收集到的165萬簽名中，超過一半是德國人(97萬人)，而法國僅有10萬人簽名，換而言之，德國參與上述活動的人數是法國的10倍，更是意大利的50倍，而參與組織的德國各類團體更是數量眾多，共有114個，而法國僅有14個。

又比如，在反對TTIP的過程中，全歐洲都爆發了示威活動。據統計，在TTIP談判推出後，截至2015年，在全球的700場反對活動中，德國占了200場，其中一場在慕尼黑針對TTIP的集會吸引了2.3萬人參加，而在法國這樣一個有示威傳統的國家，僅有70場示威同此相關。

在反對TTIP的兩年間，各非政府組織又將反對的範圍擴大至CETA，並展開了一場有關於新一代FTA性質的辯論。而有關TTIP和CETA的討論，也由此出現兩種變調：在歐盟和成員國層面，成員國借機削弱歐盟自《里斯本條約》以來一度擴大的貿易談判權；在成員國內部層面，強硬的反全球化和極端的民粹主義右翼，在2017年大選之年到來之際也搭上了用國內政治綁架國際貿易談判走向的順風車。

奪回歐盟貿易談判權

早在比利時瓦隆地方政府對CETA堅持反對態度，令CETA瀕臨破產的鬧劇成為國際熱門新聞傳遍全球之前，歐盟和以德國主導的成員國之間就對CETA類FTA是否是“混合性”自貿協議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的協定展開了激辯。

是“混合型”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有關歐盟談判授權。自1957年以來，歷經改革，最終歐盟形成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即規範歐盟成員國統一執行、針對第三國的貿易政策、共同海關稅則和法律體系。

其中，針對傳統貿易協定，歐盟毫無爭議地獨享共同貿易政策的管轄權。歐盟委員會具有立法權和執行權，負責處理包括談判在內的貿易事務;歐洲理事會代表歐盟各成員國，授權歐盟委員會進行談判，並以有效多數表決機制(QMV)決定是否批準歐盟談妥的貿易協定。QMV機制防止了個別國家試圖以一票否決權來妨礙貿易協定簽訂，且在實際操作中歐洲理事會總是能夠找到達成共識、互相妥協的方式。

同時，歐洲議會代表公民，就有關貿易政策問題接受咨詢，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會權力上升，在共同貿易政策獲共決權，有權審批歐盟對外簽署的貿易投資協定。

此外，歐盟法院(ECJ)負責監督歐盟法律實施，解決爭端並進行司法解釋。

當歐盟的先驅設計CCP這一整套機制時，沒有使用“一國否定權”而是用了QMV機制，即在防止出現一國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拖累整個FTA談判進程，然為何又出現了比利時瓦隆大區以一個區域議會的投票結果幾乎攪黃整個CETA的事件呢?

由於在WTO框架下的多邊多哈貿易談判停滯不前，歐盟在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擴大了其在外資投資方面談判領域的權限，這也令歐盟認為，其在新一代的FTA談判中，具有在服務貿易，投資，公共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談判的能力，而歐盟此後同加拿大、越南、新加坡、日本以及美國所進行的談判都是此種包含了投資內容和傳統貿易內容的“混合型”FTA。

然而，歐盟與成員國一直就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投資保護領域權限劃分存在不同解讀。《里斯本條約》僅規定，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擁有專屬權限，而並未提及其他形式的投資。

因此，確定歐盟是否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至關重要，如還需成員國批準，那麽協定就是混合協定。而如此類協定需得到28個歐盟成員國議會的批準才能生效，這意味著任意一國都可以一票否決這份協議。

自今年6月之後，在德國支持下歐盟各國堅持認為CETA是包括了投資協定的混合協定，最終歐盟委員會屈服於上述壓力，允許各國議會先行批準CETA。

一波三折之後，歐盟同加拿大終於在10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簽訂了CETA，然而正如布魯塞爾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指出的，“歐盟成員國的上述行為令歐盟旨在保護自由貿易並應對全球化變化的貿易政策受損。”報告指出，“未來看起來並不太妙。考慮到在許多成員國中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和日益增加的歐洲懷疑論，很可能歐盟(貿易)協定在批準階段將面臨許多類似障礙，且通常是由與貿易無關的成員國國內問題引起的。”

反全球化情緒搭上反TTIP順風車

這些與貿易無關的國內問題，直指當下在歐盟彌漫的反全球化情緒，令其最終卻搭上了反CETA、反TTIP的順風車。

比如在法德兩國，由於面臨2017年大選，社會黨人為迎合強硬左翼開始擁抱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進而拉攏傳統的工會票倉。這一現象在今年4月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在面對TTIP問題的轉向上十分明顯，而身為社民黨黨魁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也在近幾個月中突然對TTIP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如果說美國在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反全球化、反自貿協定情緒，來源於中產階級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歐洲從整體而言，並未出現收入不平等擴大的現象：事實上有數據表明，由於福利政策到位，歐盟國家整體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一直是持下降的狀態。

根據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的最新報告，從1995年開始，由於良好的福利政策，歐盟整體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持下降狀態。不過如果以各國情況單獨衡量，在整體向好的情況下，包括地中海國家，巴爾幹國家等南歐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處於加劇狀態，且在歐盟國家中，希臘、西班牙、匈牙利、盧森堡和馬耳他等國年輕人失業率則需要引起特別警惕，“有可能會制造出失落的一代。”

實際上，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重新定位，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但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阿拉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不僅僅是由於貿易，也是由於自動化操作，但是工人階級落之所以落後源於政府失靈。政府在面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問題上，並沒有進行足夠有效的財富轉移。

近50年來，以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為例，就預示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工資之間的不斷聚合，同時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和發達國家整體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確會產生輸家，而國家應做好準備補償這些輸家，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阿拉赫表示，在簽署北美自貿協定(NAFTA)時，美國曾為有可能收到沖擊的藍領準備類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崗培訓項目在內的補償，原本是可以把這種行為放到更大的範圍中去實施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與此同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針對年輕人失業率高居不下，西歐國家經濟下行收入不平等擴大等結構性難題，目前的歐盟缺乏足夠的資源予以根治。

“現在不能使用財政政策(國家負債太重)，也不能使用貨幣政策(利率太低)，除了貿易之外，沒有什麽政策能夠過多的激發出經濟增長點”，阿拉赫表示，“這也是政客對於TTIP一開始興奮的原因，TTIP可以令歐盟經濟增長0.5%，也許會令美國經濟增長0.3%，這十分吸引人。可惜的是，反全球化潮占了上風。”

歐洲法院提供解決之道

歐盟要如何解決在貿易談判方面的授權不足呢?

德國政客正在歐洲議會中推動促使FTA生效的“雙軌制”，其中有關貿易部分只需要歐盟自行授權生效，而有關於監管融合和投資的部分，則需要成員國國內議會予以投票。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指出，這種設想不太現實，因為這將令歐盟委員會在對外談判時缺少砝碼，“在貿易談判中，如果歐盟只能部分上通過一份協定，誰會同我們做妥協呢?”

至少從目前看來，最終裁決管轄權的重任落到了歐洲法院身上。如果不能確定歐盟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那麽這類協定就是混合協定。為此，歐盟委員會在2015年將歐盟—新加坡FTA協定權限問題交由歐洲法院裁定。盡管該協定於2014年10月簽署，但協定至今仍未生效。

為結束持續的權力之爭，歐洲法院裁決將對歐盟未來貿易協定談判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奠定基礎。如裁決得出僅屬歐盟層面權限的協定，那麽後續協定性質將以此類推。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馮 德爾盧(Guillaume Van der Loo)表示，歐洲法院在這一案件上的判決將在塑造未來歐盟貿易政策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CCP在一開始就被設計為歐盟獨享管轄權。”他表示，然而近年來歐盟成員國試圖增強自己在貿易管轄權方面的權利。

不過正如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近日所說，“貿易政策應當為未來制定，而歐洲通過貿易協定，不應花費數年，因為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實在變化太快了。”

土耳其入歐再受阻，歐盟投票決定暫停其入歐談判

據《紐約時報》24日報道，歐盟以壓倒性的投票結果暫停了土耳其的入歐談判。

周四，歐洲議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進行投票，結果顯示，有479票贊成暫停與土耳其的入歐談判，37票反對，107票棄權。

報道稱，此次投票沒有約束力，目的是加大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壓力。歐盟議員表示，土耳其人權和民主標準在埃爾多安領導下有所惡化。

7月份，土耳其發生了未遂政變，此後埃爾多安的領導就變得更加專制。因懷疑與未遂政變或恐怖分子有關，包括警察，教師，士兵在內的10萬多名公職人員被解雇，數百個組織機構被迫關閉，包括多家新聞媒體。

歐洲議會以壓倒性的投票結果暫停了土耳其的入歐談判

不過，埃爾多安23日就表示，歐洲議會舉行的這次投票對土耳其毫無價值。

埃爾多安經常指責歐盟實施雙重標準，而且為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制造障礙。他還指責幾個歐盟國家支持在土耳其的庫爾德激進分子以及其他暴力組織。

目前，埃爾多安政府已經表示，如果在年底前沒有進展，土耳其可能完全退出入歐談判。

埃爾多安常指責歐盟實施雙重標準阻礙土耳其入歐

而據法新社此前報道稱，埃爾多安20日曾表示，加入歐盟並非土耳其的唯一選擇，土正考慮加入中俄的行列，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一員。

歐盟與土耳其1963年簽署聯系國協定，土耳其1987年遞交加入歐盟的申請，但入歐談判2005年方才啟動，談判多次陷入分歧並最終中斷。

2016年3月，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同意重啟談判，交換條件是土耳其同意協助減少通過該國湧入歐盟的難民潮。

視點 | 土耳其入歐再受阻！埃爾多安憤怒喊話歐盟

周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猛烈抨擊歐盟以雙重標準對待土耳其與其他國家，並稱即將於布魯塞爾舉行的歐洲議會表決投票對土耳其而言毫無價值。

由於土耳其政府鎮壓反對派措施嚴苛，周四，歐洲議會計劃就是否暫時停止處於進程中的土耳其入歐談判舉行投票。不過，此次投票沒有約束性，而歐洲政壇大多支持土耳其入歐，因此，歐盟大部分國家都支持談判繼續進行。

埃爾多安認為，土耳其一直在為了國家穩定和未來而努力，這一點並不會被歐洲立法者的投票選擇影響。

此前，埃爾多安曾表示，加入歐盟並非唯一選擇，土耳其已與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進行商討，考慮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可能性。

中資海外收購頻頻受阻 誰是無處不在的“攔路人”

中企海外並購今年迸發出了“洪荒之力”：首次取代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海外資產收購者。伴隨著交易量的增加，中企在美歐也頻頻“碰壁”。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中企海外並購實際交易金額543億美元，超過2015年全年總額，占同期對外投資額比重也超過了2015年的34%，實際並購金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項目達12個。
但是，在交易額增長的背後，以中企對瑞士農藥轉基因巨頭先正達（Syngenta）、德國半導體企業愛思強（Aixtron）收購中的曲折為例，歐美的阻撓層出不窮。芬蘭前總理亞歷山大·斯圖布在他最新的文章《對中國而言，歐洲就是新非洲》中一語點破道：“中國之所以專註於（投資）歐洲，其實只是因為‘貿易保護分子’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將所有中美交易都置於審查之下，在中資投資的道路上設置了一堵‘墻’，而白宮易主並不會令中國在美投資變得更容易。”
的確，在近期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中資對愛思強收購告吹的背後就存在CFIUS的身影。此前CFIUS還阻止了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向中資財團出售其美國照明業務，對於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來說，這道“禁令”讓它們付出了13億美元的代價。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以愛思強收購受阻案中德國經濟部強勢叫停的表現為標誌，歐洲大陸對於中資的懷疑也達到了一個小高潮。精品投資銀行Ion Pacific董事總經理兼歐洲、中東及非洲主管霍伊（Claire Hoey）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有一種認知是，中國投資者偏重於IT或高科技企業，通常對科技非常有興趣，這也導致了西方賣家的懷疑。
2017年，在歐洲將持續經歷多次右翼民粹主義的沖擊、美國白宮易主的情況下，中資在歐美的收購是否更加曲折？

難以打消的投資質疑
長期跟蹤中國對外投資的咨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在向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USCC）提交的最新報告中指出，在過去10年中，中國對外投資（FDI）年增長率在27%左右，從2005年的30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230億美元。
報告還指出，最初中國的FDI專註於發展中國家的采掘類行業，而近來中國的FDI逐漸流向那些擁有科技和品牌的發達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成熟或者高端制造業資產非常豐富。
報告認為，中國越來越註重在先進制造業、服務業和避險資產方面的收購。“自2013年開始，中資在油氣等行業的投資就大幅下降，同時在科技、創新相關現代服務業資產方面的投資增長迅猛，在商業房地產和其他避險資產方面的投資增長也較為迅速。”報告寫道。
其中，中資對美大約1/5的FDI是集中在美國大城市的商業地產；其次，對信息和通信（ICT）方面的投資占總投資的17%，早期集中在IT設備方面，後期聚焦在半導體和軟件方面的收購；對能源行業的投資占到了總體的13%，排名第三；隨後是對於農業和食品企業的投資。
長期關註歐洲市場的霍伊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證實，在過去的12個月中，看到了中資企業對於科技類企業不斷增長的興趣。
不過，在這股對於歐美科技類企業並購潮的背後，西方賣家和政府依舊對蜂擁而來的中資存在諸多疑慮。以中資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為例，當中國政府2014年決定加強國內半導體發展後，中國的相關企業就急於探索對美國的半導體資產收購。2014年前，中國在美對半導體行業的累計投資僅有2億美元左右，但 2014和2015年在此領域的交易量飆升，已突破8億美元。
德國各界對此方面的討論也不絕於耳。實際上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結果就認為，中方是通過有針對性的政策扶持，使中國技術取代外國技術。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歐美輿論界在過去常常批評中企大規模對資源領域的投資模式過於單一，但當中企轉向非資源領域投資後，歐美輿論認為，中方的這種大規模投資目的不純，即有組織性、選擇性地收購外國的高新技術。由此可見，無論中企在海外投資於何種領域，都難以打消來自歐美的質疑。

中資400億美元歐洲收購受阻
榮鼎集團的數據顯示，中國在美FDI的交易價值從2008年前每年少於5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53億美元。在過去2年中，歐洲每年來自中國的FDI也在200億美元以上。
不過，在FDI增量背後，收購失敗的案例也在激增。僅在歐洲，精品投行Grisons Peak的數據，從2015年年中開始，即便不算上愛思強和先正達收購受阻的案例在內，也已有近400億美元的中資收購計劃被歐洲監管者否決了。
霍伊表示，近期歐美市場對於中國企業的並購邀約態度漸趨謹慎，而國際市場也出現了多起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產失敗的案例。

10月24日，德國政府表示出於安全考慮，撤銷了批準中國企業收購德國芯片設備制造商愛思強的決定

實際上，對於中國企業在歐投資是“有組織性、有選擇性”地收購外國的高新技術的指責，在中資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時已出現了一個明顯的高峰。當時，德國經濟部部長加布里爾就發表了一些針對中資不友善的言論。一方面，德方對於中方在德國對高科技企業的收購存在顧慮，另一方面，德方也借此機會呼籲中德雙方市場準入需要對等。
在質疑中資收購愛思強的過程中，加布里爾就列舉了德國乃至歐洲企業在華投資受阻的情況。不過，綜合中國外交部提供的數據，近年歐洲對華投資額持續攀升，當前歐洲在華投資存量遠大於中國對歐投資規模。德國在華企業達8000余家，中國在德企業不到2000家。另外，今年前9個月，德國在華投資已增長120%。
榮鼎集團在報告中也呼籲中美通過FDI的對等來抵消相互信任、理解的損耗。如果中資在美的投資量達到了榮鼎預測的水平（即在2016年達到300億美元），而混合的商業和政治訴求仍未得到有效解決的話，那麽，在美國以及全球都有可能掀起新一輪競爭政策的導向。

“國家安全”引爭議
CFIUS長期以來一直在中資海外收購方面扮演“攔路人”的角色。CFIUS可以對威脅國家安全的交易進行審查，但其實，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非常模糊，因此也為CFIUS的操作預留了空間。
值得註意的是，榮鼎集團在報告中對於CFIUS的操作做出了解釋，並指出CFIUS對兩方面的威脅尤為敏感：第一，重要的、雙重使用科技相關型的交易；第二，在地理上接近國防裝備或其他國家安全設施而增加經濟或軍事間諜風險的交易也是重點。
如以此判斷，CFIUS對於愛思強的審查原因就屬於前者。德國經濟部也以該收購案涉及“安全問題”為由收回了此前的收購許可。德國媒體隨後爆出，這是因為美國情報機構向德方提出安全警告，擔心中國將愛思強公司的芯片用於核項目，從而導致德方態度轉變。
最終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總統令，阻止了中資對愛思強的收購，並稱有“可靠的證據”表明，此收購有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為，愛思強的科技同時應用在美國軍方設備上，存在國防安全隱患。
此前，愛思強最大股東、位於倫敦的投資公司Argonaut Capital公司已發表聲明，痛斥了這種邏輯，並指出，“愛思強生產的是半導體制造工具，並不生產芯片。愛思強同國防工業沒有任何直接的銷售關系，且愛思強的員工也沒有參與美國政府的涉密研究，不掌握任何同國防相關客戶的敏感信息。”聲明還指出，如果上述邏輯能成立的話，那麽“以後也可以阻止中德鋼鐵企業合並了，因為鋼鐵可以在德國和美國用來造坦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日前表示，中資收購德國愛思強純系市場行為，中方反對這種從政治上進行幹預的錯誤做法，“希望美方停止對中國企業的捕風捉影，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公平環境和便利條件，從長遠看，這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歐洲要放棄貿易保護主義
在中資宣布放棄收購愛思強後，德國媒體哀嘆道，“這家在幾個月前（除業內）還無人知曉的技術性企業，無端成為了世界政治的犧牲品。”
斯圖布在文章中指出，“這不是有關藍領工作在大陸之間的轉移，這是白領企業更換雇主，根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中。”
德國媒體也隨後反思，美方是的確秉持了國家安全原則，還是出於美國本土工業界利益的考量，才作此決定？此前已有業界人士指出，愛思強與中國的聯手在商業上對於美國同行業的競爭者將產生不利影響。
無論如何，愛思強已成為了真正的受害者。此前愛思強曾表示，如果收購失敗則不得不采取裁員等方式控制收支平衡，目前愛思強已經向德國政府提出國家援助的請求。愛思強和700名員工的未來也令人擔憂。其前車之鑒就是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中資財團曾開價28億美元收購飛利浦旗下的LED照明部門Lumileds，但CFIUS的反對使得飛利浦在壓力下放棄了同中資的交易，導致潛在買家數量大大減少，最終飛利浦方面被迫降低要價，並在12月13日發聲明稱，將Lumileds的80%股權以15億美元售予私募股權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這意味著，CFIUS的插手讓飛利浦方面損失13億美元。
霍伊指出，部分西方國家的賣家已轉向與西方的策略投資者或私募基金進行交易，以避免交易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但這也意味著對投資標的的估值往往較中國投資者（的估值）低。
至於德國對中資的質疑，霍伊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我覺得，德國有可能在這方面是個輸家。”一方面德國存在這種持續的抵抗情緒，另一方面在北歐國家，則有非常吸引人的科技企業，霍伊表示：“以色列也具有能成為一個很大贏家的潛力，他們在未來有極大的機會同中國投資者進行合作。”
斯圖布在文章中指出，中資對歐洲投資並非壞事，歐洲需要註入外資。同時歐洲應當放棄這種下意識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特別是當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如果決定放棄同歐洲締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時，歐洲需要尋找其他夥伴。從規模和體量上來說，中國很明顯是歐洲應當找尋的方向。

歐盟智庫布勒哲爾國際經濟研究所（Bruegel）也在其最新的報告中指出，考慮到“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看起來都無太大的可能性時，歐盟應加速與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關系，“在TTIP缺席的情況下，歐盟同中國維持更緊密的經濟關系可能是唯一的選項了。”
法國央行前行長諾亞（Noyer）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也指出，擴大相互投資是中歐的相互意願，雖然目前在德國遇到了一些保守的看法，然而隨著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一定會解決一些問題。“對外國投資的開放是歐盟根深蒂固的原則。”諾亞指出，“不過，如果投資項目涉及一些國防領域，無論是中國還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在相關投資時滿足一定的程序。”

CFIUS或加強審查
目前，在歐美還有一種擔憂是，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政府於明年正式上臺後，有可能CFIUS會加大對外資的審查力度。
海格樂繆勒（Hengeler Mueller）律所合夥人澤格海恩（Hans-Joerg Ziegenhain）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認為，特朗普執政後，CFIUS的作用或許會比以前更廣泛，這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海外並購交易。
CFIUS的審查通常是保密的，數據會滯後一年才公布。在今年公布的2014年年度報告中，CFIUS共審查了147筆交易，遠高於2013年的97筆，其中的24筆針對中國在美投資，緊隨其後的是針對英國（21筆）、加拿大（15筆）以及日本（10筆）的審查。
在2012～2014年期間，CFIUS共對358筆交易進行了審查，其中中國成為首要審查目標。該機構共審計了68筆來自中國的收購申請，其次是英國（45筆）、加拿大（40筆）、日本（37筆）以及法國（21筆）。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則在其發布的年度報告中首次提出，為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建議國會修改相關法律，授權CFIUS禁止中國國有企業獲得對美企的有效控制權。這是USCC成立以來第一次做出希望國會修改法案以限制中企在美收購的建議。英國媒體對此評論稱，盡管USCC的報告對國會是一項沒有法律效用的建議，然而這體現了當前針對中國投資不斷增長的警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11月1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對於這個所謂委員會報告的具體內容“沒有興趣作出評論”。
不過，榮鼎集團傾向於認為，美國目前的監管環境在監控中資投資方面是健全的，且不需要CFIUS更改授權或進程。
但是榮鼎集團在報告中認為，有兩方面可以確保美國監管方更有效率：第一，美國財政部和CFIUS需要足夠的資源來完成他們的授權。“中國不斷增長的FDI意味著需要審查的交易在近些年來也不斷增長，這需要額外的資源來確保有效的審查進程。”報告寫道。第二，不斷增長的中國企業在美國本土的力量以及中資人員，需要美國監管方面具有合適的資源來監控這一新發展趨勢，比如（監控）在美當地同中資企業的研發合作、美國企業對當地中資分支機構的科技執照頒發，或是在早期技術融資方面等進行密切關註。
最終，問題的解決都指向了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簽署。榮鼎集團認為，BIT可以給予美國投資者在中國預設的權利，幫助美國企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避免雙方FDI的政治化，在長期範圍內，令中國對美投資使得美國受益。
此前，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預期BIT將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完成，且“確實能夠預見，在2017年，將會有更多人關註雙邊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基本公平，也會有更多人關註美國公司是否獲得互惠待遇，來確保它們在華市場的機遇等同於中國在美國市場得到的機遇”。

特朗普過渡團隊被曝與奧巴馬政府不信任 新老交接受阻

在即將正式就職之際，華盛頓政治圈對特朗普團隊是否完全準備好接管政府的質疑揮之不去。

據美國媒體披露，特朗普過渡團隊成員和奧巴馬政府一些機構的官員之間嚴重缺乏互信，從而令各種交接的速度大大放緩。

缺乏互信

奧巴馬和特朗普二人的助手在大部分公開場合表現親切，但實際上暗流湧動。有熟悉內情的人士稱，在奧巴馬當選為總統正式就職前，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曾承諾努力幫助平穩過渡，這令奧巴馬印象深刻。奧巴馬政府官員稱，奧巴馬也想提供一個簡單、平穩的過渡。

但現實不盡如人意。當地時間13日，白宮組織了一個會議，與會人士是奧巴馬內閣成員和特朗普提名的內閣人選。兩撥人討論了如自然災害和恐怖襲擊等特殊情況的應急計劃。因為“9•11”事件後，當時的政府曾警告稱美國政府在過渡時期尤其容易遭到恐怖襲擊。

但雙方與會官員透露，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過渡團隊之間相互並不信任。盡管會議基本上很專業，但特朗普團隊曾被警告不要和奧巴馬政府官員分享過多的細節。且過渡團隊對奧巴馬政府在過渡期間仍然對主要政策進行改動大為惱火。

“很順利，因為沒有太多事情。”美國國務卿克里上周針對雙方團隊的接觸說，“有一些人在大樓里呆了一段時間，但是，你知道的，坦率地說，我想在這個時間點還沒有進行更多更高級別的交流。”

人員不到位

有美國媒體對數十位特朗普團隊成員、奧巴馬政府官員、遊說人士、專家和其他相關人士進行調研，結果顯示很多受訪者都質疑特朗普團隊是否已做好接管政府的準備。

除了新老政府之間缺乏互信導致交接工作放緩外，同時由於特朗普給出了一些沖突性的信號，且經常出現和其內閣提名人觀點相悖的情況，導致幾個主要議程項目出現政策分歧的混亂局面。另有接近過渡團隊的人士稱，聯邦機構中有很多人員都未到位。

雖然每屆政府在過渡時期多少都會有些混亂，但不少觀察家都稱特朗普過渡團隊和其前任相比“戲”更多，且這種混亂可能對特朗普快速推行其工作日程表產生實質性影響。

“看起來他們就像是為混亂而計劃的。”布魯金斯學會專家赫斯(Stephen Hess)說，“這對我們這些參與政府數十年的人來說非常奇怪，沒有其他的話好說。”

然而，特朗普過渡團隊官員卻並不承認混亂的存在，堅稱他們已經準備好了。他們稱已經為每個主要機構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並聲稱他們很快將宣布雇用數百人的新計劃。

有華盛頓觀察人士稱，特朗普政府出現開局難的情況是可以預見的，因為在大選期間即便是特朗普團隊本身也幾乎沒有預測到他們會贏。因此在去年11月9日前，很多建制派共和黨人都沒有興趣加入未來可能的過渡團隊並為之籌款。這個過渡團隊從最開始就遠遠落後於此前美國當選總統的過渡團隊。

有熟悉內情的人士稱，目前過渡團隊最重要的任務是確保內閣提名人能在參議院得到最終確認，而在現在的團隊中，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扮演著糾紛協調者的重要角色。

特朗普過渡團隊希望讓他們自己任命的人選在就職典禮那天起，就和現奧巴馬政府官員共事，直到參議院完成了對其內閣提名人選的確認工作。

而過渡團隊正在組織所謂的“搶灘”團隊，該團隊由不需要參議院批準的官員助手們組成。有熟悉過渡團隊的人士稱，特朗普過渡團隊指示“搶灘”團隊跳開就職典禮，在特朗普正式就職的那一刻立即在各自的辦公桌前就位。

當然，也有人為過渡團隊的工作辯解。“我經歷了很多次政府過渡，這次進展順利。”紐約前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為特朗普辯解道，“顯然有很多的混亂和困惑，但過渡期經常是這樣，因為有大量機構必須馬上采取行動。”

當地時間12日，特朗普提名朱利安尼擔任網絡安全顧問。過渡團隊在聲明中稱：”朱利安尼作為一個可信賴的朋友，會分享自己的自營部門網絡安全方面的經驗和見解。“朱利安尼目前是一家國際安全顧問公司的行政總裁。

手持搜查令，韓國特檢組欲搜青瓦臺依然受阻

2月3日據新華社消息，韓國特別檢察組調查人員今日上午攜搜查令抵達總統府青瓦臺，試圖以韓總統樸槿惠涉嫌受賄等罪名為由進入搜查，但遭到青瓦臺方面拒絕。截至中午，雙方仍在就此協商。

據悉，負責“親信幹政”事件調查的特檢組人員當地時間10時(北京時間9時)左右抵達青瓦臺，隨即向總統府警衛人員出示搜查令，要求對方提供協助。但青瓦臺方面堅持認為，總統府是涉及國家機密的安保重地，特檢組人員不能進入搜查，青瓦臺可以用“自願提交”的方式向特檢組提供調查所需材料。

截至當地時間12時30分，特檢組與青瓦臺仍在就搜查事項進行協商。

2月3日清晨，青瓦臺前聚集大批媒體記者。（圖：韓聯社）

據韓聯社報道，特檢組2日晚收到首爾中央地方法院頒發的搜查令。按照搜查令中的內容，總統樸槿惠被列為犯罪嫌疑人，涉嫌受賄以及濫用職權等。青瓦臺警衛室、醫務室、首席秘書室、附屬秘書室等均被列為搜查場所。

這是特檢組首次嘗試進入青瓦臺搜查，同時也是有關方面首次試圖以現任總統涉嫌犯罪為由搜查青瓦臺。韓國此前從未有過相關方面成功進入青瓦臺搜查的先例。

依據韓國法律，有關方面搜查涉及機密的軍事及其他場所，必須事先得到相關負責人許可。但同時，有關人員不得無故拒絕搜查請求，除非相關活動侵犯到關鍵國家利益。

特檢組方面表示，計劃在下周晚些時候對樸槿惠進行當面調查，在此之前有必要搜查青瓦臺以確定相關物證。

不過，青瓦臺方面一直以安全為由，拒絕特檢組進入。此前，一名青瓦臺安全官員曾表示：“總統府是最高安全級別的設施之一，此前從未受到過搜查。”

中科雲網控制權之爭“升級” 陳繼入駐重組受阻引發大戰

實際控制人遁走海外不歸、經營深陷困境，勉力沈寂一年之後，因為實際控制人、現任董事長之間的突然爆發的大戰，A股市場的“話題”公司的中科雲網，突然烽煙再起。

2月7日晚間，中科雲網一連披露了多則“自揚家醜”的公告，其中包括公司辦公場所被不明人員控制、實際控制人孟凱屢次要求罷免公司現任董事長、其股東權利受托人王禹皓、監事變更等多方面內容。從1月開始，本來過從甚密的孟凱、王禹皓，關系就已破裂，雙方齟齬不斷，直至如今互相攻訐的局面。公司董事陳繼的關聯企業，也揭發公司股東免除的債權是無效行為。

深交所2月8日晚間下發對中科雲網的關註函，連發八問，要求中科雲網說明監事會審議重複議案的原因及合法規性，核實相關當事人是否接受了媒體采訪，核實相關方是否籌劃涉及公司重大資產組或其他或其他重大事項等。

這場看起來由實際控制人大權旁落，從而引發的控制權大戰，背後似乎有著更為複雜的隱情。貌似局外人的陳繼，其實是孟凱的“金主”，巨資獲得孟凱個人負債的債權。援手的目的，正是獲得董事會董事提名權、成為重組方的目的而來。但金額數億元、牽扯控制權的交易，中科雲網、孟凱、陳繼三方，迄今誰也沒有進行正式披露。

混戰亂局

中科雲網2月7日晚間一口氣披露對立意味明顯的五則公告，將該公司實際控制人孟凱與現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王禹皓已經徹底破裂的關系暴露無遺。

在2月7日的“近期重大事宜的說明”中，中科雲網稱，1 月 24 日公司至2月6日期間，公司一直被不明身份人員控制，人員無法正常辦公，公司無法正常運營，亦無法及時進行重大信息的披露工作。直到2月6日上午，在警方幫助下，公司員工才得以辦公。期間，中科雲網收到以孟凱名義郵箱所發聲明，稱其“自掏腰包請安保人員維護上市公司財產不受損失”，但未阻止員工進入公司正常辦公，目的是維護股東利益。

2014年以來長期滯留境外的孟凱，2015年初辭去中科雲網董事長、董事、總裁等職務後，仍然“遙控”中科雲網。根據披露，2015年11月3日，孟凱簽署若幹經公證的《授權委托書》，授權王禹皓享有充分行使控股股東持有的公司股權的各項股東權利，包括中科雲網及中科雲網債務、資產重組的中介機構提交相關資料，出具相關承諾函、簽署相關法律文件，均委托王禹皓先生履行和簽署文件，直到委托人將與標的股份相關的債務全部清償完畢。

公開信息顯示，王禹皓2015年7月進入中科雲網。但好景不長，僅僅一年多之後，孟凱與王禹皓裂痕已現，直至如今反目。雙方關系破裂的緣由，是孟凱2016年12月底將上述權利轉而委托給中科雲網現任董事陳繼。

公開資料顯示，2012 年8 月至2015 年4 月，陳繼任西安海天天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2015 年4 月至今任該公司執行董事，2016 年6 月後任該公司董事局主席;2015 年3 月至今任浙江信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根據中科雲網1月16日公告，孟凱於 2016 年 12 月 29 日通過公證程序，撤銷自今年 1 月 1 日起，王禹皓作為其受托人的所有權利，病授權陳繼享有中科雲網董事會董事、監事會監事的提名權。陳繼亦稱，孟凱已將其中科雲網大股東的權利，委托給陳繼行使，後者還於1月12日向中科雲網提供了相關書面資料。

孟凱與王禹皓反目，中科雲網董事會已與監事會形成兩個對立陣營，雙方沖突也隨之升級，董事會態度明顯傾向於王禹皓。1月18日，孟凱以損害其本人、股東、公司利益為由，提請該公司董事會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審議罷免王禹皓董事議案，兩天後遭到董事會否決。

而其監事會“倒王”意圖明顯。董事會否決後，經孟凱提請，中科雲網監事會卻同意在2月9日舉行臨時股東大會，審議罷免王禹皓的議案，並進一步提請董事審議罷免王禹皓董事長職務的議案，同時提議陳繼擔任中科雲網董事長。隨後，孟凱再次提請舉行臨時股東大會，審議罷免王禹皓董事的議案，再度獲得其監事會通過。

而王禹皓方面，也在進行反制。2月7日，中科雲網監事會上述兩次會議，均被律所認定無效。此外，王禹皓反面還對監事會釜底抽薪：通過 2 月 5 日的職工大會選舉，將監事會職工監事由艾東風變更為王青昱。

中科雲網此前公告顯示，艾東風在中科雲網任職多年， 在監事會審議罷免王禹皓議案的表決中，其監事會主席、艾東風均投了贊成票，另一名監事馮凱則棄權。而王青昱則於2015年9月進入中科雲網，擔任董事長助理、法務總監助理等職。

目前來看，孟凱、王禹皓已然決裂。2月8日，孟凱通過媒體放言稱，不管情況如何，必須將王禹皓趕走，“後續還將繼續用合法的方式逼退王禹皓”。

背後真相

孟凱與王禹皓沖突、直至反目，從表面上看，根源是王禹皓受托中科雲網後，孟凱作為實際控制人大權旁落，雙方為爭奪控制權而爆發大戰。

但將時間回溯四個月，便會發現這可能只是表象，其中的一個關鍵人物，便是中科雲網現任董事、獲得孟凱授權的陳繼。該公司近期的沖突中，陳繼不僅站在孟凱一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左右著中科雲網的未來前途。

根據中科雲網披露，2016年10月27日的董事會上，由孟凱的授權代表王禹皓提名，陳繼為該公司第三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並在當年11月10日的股東大會上獲得通過。2016年12月28日，孟凱控制的克州湘鄂情函告中科雲網，放棄將2013 年 11 月減持 4000 萬股後，向該公司提供的3000萬元財務資助債權。

但在1月16日，中科雲網收到陳繼關聯方上海高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上海高湘)郵件，稱其與克州湘鄂情於 2016 年 9 月 29 日簽署《債權轉讓協議》，上海高湘以 3000 萬元對價購買克州湘鄂情的3023 萬元財務資助，並向孟凱指定賬戶支付 3170 萬元，對中科雲網的財務資助 3023 萬元的債權，克州湘鄂情免除上述債務無效。

值得註意的是，克州湘鄂情免除上述債權時，陳繼已與孟凱簽訂債權轉讓協議，並已任中科雲網董事，但頗為蹊蹺的是，孟凱、中科雲網、陳繼此前均未對此披露，直到中科雲網公告後半個月才站出來反對。

而陳繼與孟凱簽訂債權轉讓金額，並不止上述3000萬元。孟凱此前曾稱，數年前，其將持有的中科雲網1.81億股份抵押給某銀行貸款4.8億元，嗣後無力償還，相關銀行2015年要拍賣這些股票。2016年，陳繼名下的上海高湘，答應接管上述債權，並於當年12月23日將5.5億元支付給銀行，從而取得了對孟凱的債權。

中科雲網披露情況於此有所出入。中科雲網2015年7月17日公告，2013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4 年 6 月 24 日，孟凱將所持1.81億股，在中信證券進行質押式回購融資。2015年1月，孟凱辭去中科雲網職務，並被證監會調查。中信證券認為，並且在孟凱財務惡化，要求其於 2015 年 4 月 27 日提前清償購回交易款、利息，但孟凱先生未按約贖回，福田法院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凍結孟凱所持上述股份，中信證券申請對其拍賣。

陳繼與孟凱的債權轉讓，也有跡可循。2016年12月22日，吉艾科技公告稱，其子公司吉創資管以1500萬元服務費的代價，出資4億元，為上海高湘提供流動性，獲得以上海高湘為委托人，中信證券為管理人的定向資管計劃所持有的金融類債權本金 4.79億元，利息 325萬元的受益權，低於孟凱所稱5.5億元,吉創資管則應於 2016 年 12 月 23 日支付相關款項。

此外根據H股上市公司海天天線2016年12月23日披露，其主要股東西安天安投資有限公司(天安投資)、上海高湘還將所持1.8億股、1.89億內資股向第三方抵押，以供其本身用途及履行責任，而海天天線的董事局主席正是陳繼。

孟凱此前稱，若非陳繼所借5.5億元“救命錢”，其所持中科雲網股權已被拍賣。作為交換條件，孟凱將公司托管給陳繼，委托上海高湘進行資產重組，並向上海高湘承諾五個董事席位。在此背景下，陳繼及其律所合夥人黃婧已進入中科雲網董事會。但在此過程中，“王禹皓堅決不肯退出”。

按照孟凱的說法，陳繼並非只是債權受讓人身份，而是懷著成為重組方的目的接受債權，並進入中科雲網。可資印證的是，1月16日，中科雲網在相關公告中稱，孟凱委托陳繼代為行使中科雲網第四屆董事會董事提名權，期限為授權委托書簽署之日起 一 年。一個重要背景是，中科雲網董事會、監事會任期在1月20日期滿，但迄今尚未改選。

2月8日，第一財經記者撥打中科雲網董秘、證券事務部電話，對孟凱、王禹皓、陳繼三方關系、進行的相關交易、以及目前事態進展核實，但其工作人員稱，“這個事情的經過公告已經說得很詳細了”，對三者之間的關系，公司方面目前不做評論，相關情況要向孟凱、陳繼等人核實。但截至發稿，記者未能聯系上孟凱、陳繼。

移民禁令受阻後，特朗普盯上無證移民嚇得孩子不敢上學

移民禁令被上訴法院裁定暫停實施，美國總統特朗普面子上有點掛不住。

於是，他迅速簽署了又一項新的行政令，將矛頭對準數百萬無證移民。事實上，不肯善罷甘休的特朗普上周就宣稱，雖然有信心在司法程序上打贏與上訴法院之戰，但可能耗時太久，因此正在考慮簽署一項新的移民行政令，展開新的行動來加速保衛美國安全。

但是，在過去一周的司法較量過程中，美國聯邦移民局在加利福尼亞州、佐治亞州、得克薩斯州以及南北卡羅萊納州等6州展開執法行動，逮捕了數百名無證移民。這一頗具針對性的逮捕行動迅速在美國移民群體里引發了恐慌。

遭到逮捕的無證移民

一些無證移民家庭已經嚇得不敢把孩子送去學校上學，有些移民的孩子放學後也不再敢再去公共圖書館，無證移民家庭甚至都不敢上街購物、吃飯。有些人甚至聽到敲門聲都不敢應門，而是用床單封住窗戶，不適用社交媒體，父母和孩子只能頻繁地通過短信和電話溝通。

“有些老師告訴我，他們有學生出於恐慌而逃學了。”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市議會成員卡薩爾（Greg Casar）自己也是墨西哥移民後裔，他召集了100位老師開會，討論如何向孩子解釋美國移民局最近的行動，並確保他們在學校的安全。“孩子們顯然受到了創傷。我交流過的年輕人正活在政府將來逮捕他或他的父母的恐懼中。”卡薩爾說。

上周五，美國移民局稱，上周已有大約160名外國公民被拘留。其中150人有犯罪記錄，5人收到了最後的驅逐令或此前就被驅逐過。移民局還說，95%被逮捕的人都是男性。國土安全部則表示，截至11日，已有37人被遣回墨西哥。

奧巴馬執政期間簽署的幼年來美暫緩遞解令（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幫助大約75萬年輕人獲得了在美國駕駛、入學以及合法工作的權利。但特朗普誓言要取消這個計劃，因此數十萬持DACA身份的移民非常擔憂，一旦成為無證移民，他們也將有被逮捕的可能。

除了這部分人群，退伍軍人也受到關註。有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過的美國退伍軍人並沒有走完成為美國公民的全部流程。不少人回到美國後還徘徊在戰爭創傷的陰影之中，得了神經失調癥，甚至有些人沈迷於毒品。關註這一群體的律師表示，這些人的確犯了罪，但他們是政府應該照顧的特殊群體，特朗普當局應該給予他們足夠重視。

中國公民入境受阻案頻發 中國總領館向韓方提出交涉

2月19日消息，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濟州總領館近日就中國公民入境受阻問題向韓方提出交涉，同時提醒擬前往韓國濟州的中國公民做好行前準備。

中國駐濟州總領館說，近期赴韓國濟州島中國公民入境受阻案件增多，總領館方面高度重視，並多次與濟州出入境管理部門、濟州道政府、航空公司等有關單位保持密切溝通、交涉，要求其保障中國公民合法權益，並盡快安排被拒入境人員返回。中國駐濟州總領館將繼續密切關註此類案件，並為涉事中國公民提供必要協助。

同時，中國外交部和駐濟州總領館再次提醒擬前往濟州的中國公民，一定要在行前做好準備，仔細研讀濟州出入境管理事務所提供的入境說明，根據要求準備相關材料。如入境受阻，建議與對方溝通，如實說明情況，盡可能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爭取放行。如遇緊急情況、受到不公正對待或發生糾紛，可及時與中國駐濟州總領館聯系，並收集和保存好證據，以便日後通過投訴或司法途徑解決。

樸槿惠彈劾判決進入倒計時，獨立檢查組延期受阻

對於在韓國三星集團總部工作的高管來講，24日的一封郵件令他們議論紛紛。

這一天，三星集團宣布：為了履行在國會聽證會上所做出的承諾，確定將在近期著手解散三星集團內部的未來戰略室。

2月6日，樸槿惠親信崔順實幹政特別調查委員會在國會舉行首次聽證會，三星、LG、SK等大企業掌門人以證人身份出席。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在聽證會上曾表示將解體集團未來戰略室。與此同時，三星集團還宣布退出韓國大型財閥的聯合體“全國經濟人聯合會”，此後LG和現代汽車等大型財閥紛紛退出該組織，而這個組織正是在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的主導下設立的。

不過，對於許許多多的高管來講，未來戰略室的解散，意味著小到由崔誌成未來戰略室長一手決定的高管級早6點半的上班時間，大到三星集團內部的決策方式以及人事調動，將可能因此發生變化。

而這也是韓國“閨蜜幹政”醜聞發生之後的一些變化之一。

三星將面臨巨變

三星集團的未來戰略室前身是由1959年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成立的“秘書室”，此後經歷了組織變動，於2010年更名為“未來戰略室”，該機構因掌管三星集團旗下子公司的長期戰略與決策，不屬於三星集團旗下任何一個子公司。

不過在近期“閨蜜幹政”醜聞的調查過程當中，未來戰略室也被部分媒體認為是政府和企業間產生腐敗的“沃土”。

而據此前韓聯社的報道，為了就三星集團卷入“閨蜜幹政”醜聞負責，三星集團未來戰略室的一把手崔誌成和二把手張正基相繼引咎辭職。

其中，崔誌成曾任李在镕的個人導師，而李在镕被捕後，崔誌成曾被認為是可能在他入獄期間負責管理三星的熱門人選之一。

李在镕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三星集團負責人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三星集團著手解體未來戰略室的背後，與李在镕本人認為‘承諾的事情應該盡快兌現’的意誌有很大關聯；相信這個措施將有利於各個子公司根據自身情況進行獨立決策。”

“相信我們此後所走的路，將是三星公司79年歷史上從來沒有走過的一條路。”這位負責人強調。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未來戰略室解散以後，除了崔誌成和張正基宣布辭職之外，其他人員將分配到三星電子、三星物產及三星生命三大子公司；三星也暫時不考慮再設立類似的代替機構。

另據了解，三星集團在李在镕被捕後出臺了新規，將加強公司對資金捐贈活動的管控力度，凡金額達到或超過10億韓元的捐贈活動，則必須要經過董事會的批準，而此前只有捐贈達到或超過股東產權0.5%（約6800億韓元）時才需要得到董事會的批準。

崔誌成

獨檢組調查期限延長受阻

而作為調查包括李在镕賄賂案在內的“閨蜜幹政”醜聞獨立檢查組，卻面臨著即將結束調查期限的尷尬。

據韓國媒體報道，2016年12月21日開始進行的獨立檢查，根據韓國的有關法律，將在2017年2月28日前結束調查；而若需延長調查期限，則要向總統申請並得到批準。

但根據韓國有關法律，獨立檢查組的任命者是韓國總統，樸槿惠相當於是給調查自己的檢查組發放了委任狀。

此後，獨立檢查組考慮到調查對象的特殊性以及需要證實的嫌疑點較多，於2月16日向韓國總統代理、國務總理黃教安提出延長獨立檢察組的調查期限。

不過，黃教安對於獨立檢察組的要求一直沒有任何回應，並表示將在28日當天給出最終結論。

對此，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院內發言人奇東旻在向第一財經記者發送的郵件中明確向黃教安要求延長獨立檢察組的調查期限，並敦促總統樸槿惠聽取民意，向民眾悔罪，接受法律的審判。

與此同時，奇東旻還表示：希望現執政黨自由韓國黨放棄守護樸槿惠的“小聰明”，虛心聽取民意，並參與恢複遭到樸槿惠政府破壞的法律秩序和正義。

反樸與親樸遊行同時進行

另一方面，民眾對於樸槿惠政府的怒火仍在持續。

本月25日，第17次反對樸槿惠的“燭光遊行”在首爾及全韓多個城市同時舉行，據主辦方預測，遊行共吸引了107萬民眾參加，而當天正是樸槿惠就任四周年的紀念日。

在遊行現場，許多民眾舉起蠟燭，以及代表著“歲月號”沈船事故的黃色氣球，高喊要求樸槿惠下臺、處罰崔順實等幹政勢力的口號。

與此同時，在距離燭光遊行不遠處，由韓國保守勢力及親樸槿惠組織舉行的親樸遊行也在同時進行，部分執政黨自由民主黨的議員也參加到遊行中。

當天參加遊行的許多親樸民眾舉著韓國國旗及美國的“星條旗”，大喊擁護樸槿惠的口號。

一位披著美國“星條旗”的老人向第一財經記者大喊：“現在要拉下樸槿惠的，無論是國會、媒體還是受盎惑的民眾都是賣國賊，我們不能忘記樸正熙（樸槿惠的父親，前韓國總統）開發韓國的功勞”

但對於為何披著星條旗而非韓國國旗，以及來自哪里的提問，這位老人都沒有回答。

此前，親樸遊行的主辦方曾表示將沿著“燭光遊行”往常的遊行線路進行遊行，因此引來對雙方發生沖突的擔憂。但最終因為韓國警方投入多輛警車，將雙方的遊行隊伍隔離開，沖突並沒發生。

在燭火遊行上一位來自首爾麻浦區的李女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是一名普通的孩子母親，也是一個家庭主婦；但是當看到電視里樸槿惠勢力仍然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道歉，並且還試圖顛倒黑白，我感到無比的憤怒”。當天的遊行是2017年以來聚集民眾最多的一場反樸遊行。

“我們希望既然因為我們的投票錯誤，選擇了一位違背憲法精神、違背正義的總統；那麽，我們也要高喊正義，為我們的下一代，至少要打造稍稍有正義的國家。”李女士說。

對此，韓國政治分析家金成模向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一方面，隨著韓國憲法法院提出的3月13日判決越來越近，贊成和反對雙方的遊行也肯定將愈加激烈。”

“與此同時，與親樸遊行中反對獨立檢查組的聲音相呼應，黃教安很有可能將拒絕獨立檢察組的期限延長要求，與此同時自由民主黨也將試圖集結更多的保守勢力，以準備任何可能發生的情況；而無論最終結果將會如何揭曉，韓國國內的矛盾將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智慧，來解決這一難關，給民眾帶來信心。”金成模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