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證監會等配套政策發布，中國原油期貨年內推出再次激起了想象。

7月底，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做好境內原油期貨交易跨境結算管理工作的公告》，隨後證監會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也發布政策，明確境外投資者參與境內商品期貨交易外匯管理政策。這意味著籌建的原油期貨正在進入推出前的倒計時。

能源咨詢公司安迅思中國研究中心總監李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國際油價低迷，消費不振，在這樣的買方市場下，如果中國推出原油期貨可以吸引全球目標光，讓更多公司到中國尋找市場機會。

政策頻出讓市場預估原油期貨推出臨近

上世紀90年代，我國多地包括上海、廣州、北京等曾先後成立交易所，推出不同品種的原油期貨交易。但當時當時我國的石油流通體制沒有實現真正的市場化，原油期貨交易還缺乏發展基礎。1994年，國內原油價格由國家統一制定，原油期貨交易所關停。但幾十年的發展後，中國成為全球排名前茅的原油進口國，多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導致對原油的需求逐日上升，對進口原油的依賴程度也隨之提高，推出原油期貨的需求也隨即增加。

2012年下半年起，就有消息稱發改委牽頭制定的原油期貨籌備工作方案已經制定。其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環所郭焦峰研究員更曾直接建議，“在全國形成十個左右區域性石油天然氣現貨交易市場，建立和完善石油、天然氣期貨交易市場，形成現代的市場體系和市場監管格局。”

直到近期，多部委密集出臺同相關政策大幅其高了市場對於原油期貨推出時間即將臨近的預期。

7月31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關於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經紀機構從事境內特定品種期貨交易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支持境內商品期貨市場開放和交易便利。

證監會也發布《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經紀機構從事境內特定品種期貨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允許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經紀機構從事境內特定品種期貨交易，確定原油期貨為我國首個境內特定品種。

在此之前，中國人民銀行還於7月24日發布公告，提出自8月1日起，境內原油期貨交易以人民幣計價、結算;境外交易者、境外經紀機構可直接使用外匯作為保證金，外匯保證金結匯後可用於境內原油期貨資金結算。

市場分析認為，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公告可能掃清了境外投資者參與中國原油期貨交易的制度障礙。原油期貨以人民幣計價、結算有助於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範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高人民幣國際地位;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反過來會支持中國原油期貨穩健發展。

一位參與過石油天然氣期貨籌備的人士對本報記者稱，我國原油消費市場龐大，有建立期貨市場的需要。雖然原油期貨掛靠油品比較容易，但涉及到外資參與交易和交割的部分，會牽扯到原油進口權、外國公司如何參與等問題，非常複雜。他還認為，國內原油期貨可能推出估計不會那麽快，年內推出的概率較低，還要等待一段時間。

推出期貨將更好利用買方力量

2014年，中國進口原油3.1億噸，同比增長9.5%。今年部分月份，中國還超過美國成為月度最大原油進口國。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早前就曾提出，中國可以利用買方市場增加定價權。

今年以來國際油價地位雲頂，在40-45美元/桶波動，國內成品油價四次連續下跌。李莉分析說，原油供需失衡，總體是買方市場，中國如果推出原油期貨能吸引全球目光，一定程度強化買方的議價權。

承擔原油期貨責任的上期所曾確立“國際平臺、凈價交易、保稅交割”的原油期貨市場基本方案，綜合其它市場參與主體為境內、境外投資者;交易以人民幣計價、結算;采用凈價交易模式，即報價價格為實際油價，不含關稅、增值稅;交割方式為保稅交割。

也有分析指出，原油和天然氣期貨的籌備進展，也與正在進行中的油氣體制改革方案有一定關聯。目前我國享有原油進口權的單位主要由5家大型企業掌握，如何放開進口可能史期貨市場的一個障礙。但從去年以來，原油進口權已經有放開的跡象，先是廣匯石油獲得進口原油資質及相應配額，隨後今年至今已有7家民營企業獲得進口原油使用權，為放開進口原油逐步鋪路。

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被立案的消息一經發布，就被各媒體迅速轉發。其中，對令政策“存在幹擾、妨礙組織審查的行為”的表述，引發不少關註。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8月21日中午發布關於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消息。
“令政策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本應牢記黨的宗旨，嚴守黨的紀律，保持清正廉潔，但其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 治規矩、組織紀律，且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消息稱。
同時，高檢網發布的相關消息顯示，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決定，依法對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采取強制措施。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去年的6月1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消息：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從令政策被宣布被調查至今被宣布“立案審查”，經過了14個月的時間。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檢索中紀委網站發現，令計劃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消息發布，是在2014年12月；而令計劃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並予以逮捕，這一消息的發布是在2015年的7月。兩條消息發布時間間隔7個月。
在中紀委網站發布的貪官落馬信息中， “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這一對令政策行為的表述，也是第一次出現。
此外，令政策被立案，使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而落馬貪官再添一員。
 就在8月20日，本報記者對“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的落馬貪官進行了梳理。本報記者發現，今年以來，在中紀委的“紀律審查”一欄中，在對官員立案審查後，凡是經查明在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的，均有明確指出。
本報記者查閱“紀律審查”欄目發現，今年以來（截至8月20日），共有62名貪官被查明在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其中有16名省部級“老虎”，46名廳級幹部。
中紀委監察部網站8月21日的消息稱，經查，令政策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禮金、禮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在幹部選拔任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賄賂。其中，受賄問題涉嫌犯罪。此外，令政策還存在幹擾、妨礙組織審查的行為。
上述消息稱，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 央批準，決定給予令政策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線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附：令政策簡歷
1952年5月生，山西平陸人。
參加工作後歷任平陸縣常樂醫院、國營硫磺礦工人，運城地委機要科幹事，省委辦公廳機要處、文書信息處幹事。
1982 年入山西大學中文系幹部專修科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畢業後歷任山西省委辦公廳文書信息處副處長，省委機要局副局長；1997年任省糧食廳副廳長；2000年5 月任省糧食局副局長，同年6月任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任；2003年任省發展計劃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正廳級）、黨組副書記；2004年任省發展和改革委員 會主任、黨組書記。2008年1月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2014年6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2015年8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立案偵查。
 

德國政壇上又一位巨星，隕落了。

東西德統一的幕後關鍵推手、“勃蘭特背後的男人”、一手設計了“東方政策”的德國社民黨元老埃貢·巴爾（Egon Bahr）於當地時間8月20日，因心肌梗塞與世長辭，終年93歲。

自1969年以來，巴爾對東西德統一以及德國同東歐的和解做出巨大貢獻。在93歲高齡的最後一段歲月里，他還在為和平做出持續努力：就在上個月他還訪問了莫斯科，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一起公開呼籲德國和俄羅斯之間實現關系緩和。

“他一直都是老派的德國民族主義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這樣評價巴爾，“在我看來，沒有比他擁有更好分析能力的政治家了。”

東方政策出臺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德分裂，而柏林成為冷戰前線。但彼時的巴爾從未對於其國家可以恢複統一失去信心。

他認為，緩和或者甚至結束德國分裂的最好辦法是通過對共同利益的耐心談判，而不是依靠壓制型力量。他將此策略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旨在與西德當時所有的共產主義鄰居實現關系正常化。

巴爾的政治仕途同西德總理勃蘭特(Brandt)緊密相連，在德國被稱為是“勃蘭特背後的男人”。勃蘭特成為西德總理後，他將巴爾任命為他的首席幕僚長，巴爾也成為了勃蘭特最信任的一員。

巴爾堅信，東西德統一的關鍵在於同蘇聯的和平談判，而這需要一步一步的實現，因而巴爾也提出了“以接近求變化”（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理念。

正逢勃蘭特時期，社民黨和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希望打破此前西德在阿登納執政時期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希望對以往僵硬的東方政策做大幅調整，通過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簽訂一系列條約，進而擴大聯邦德國外交活動空間。

巴爾作為勃蘭特的首席談判專家，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條約簽署，在其中就包括德蘇1970年8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同波蘭簽訂《華沙條約》以及美、蘇、英、法四國簽訂四大國柏林協定等等。

(1971黑海船上,前排是蘇聯黨主席勃列日涅夫指出向岸邊，旁邊是來訪的西德總理勃蘭特，後面看鏡頭的是巴爾)

巴爾也因此獲得了“東方政策的設計師”的美譽，並為東西德在1972年實現關系正常化打下夯實基礎。

在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時期，巴爾正式入閣，作為聯邦經濟與合作部部長繼續發揮其政治力量，最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淡出德國政壇。

不過德國的保守派和民主派對於“東方政策”的評價依然呈現分裂狀態。即便在巴爾去世之後，德國社民黨黨魁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稱巴爾為“德國統一的設計師，一位致力於為和平而生的政治家”。

與此同時，德國總理默克爾，代表基民盟發表聲明，僅僅羅列了巴爾生前的政治頭銜，並稱“作為一個在他時代留下印記的政客，他一定會青史留名的”。

一個堅定的德國國家主義者

1945年，在第三帝國崩潰之後，巴爾成為了《柏林日報》的記者。在隨後的一系列新聞工作中，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呈現，然而他又是一位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只要德國還分裂著，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在看到柏林墻的建立之後，他絕望地說道，“如果我們不幫助自己，那麽沒有人能幫我們。”

隨後的巴爾進入政界並成為西柏林市長勃蘭特的新聞發言人，新聞稿起草者和首席政治顧問。而巴爾的“以接近求變化”思想也開始影響勃蘭特。

不過。這一政策在最初受到彼時執政的基民盟的強烈批評，不過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也正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科爾政府時期，基民盟終於接受了東方政策並最終達成了東方政策的目標。

在遭受批評的情況下，巴爾和勃蘭特還是進行了實用主義模式的小型實驗，第一步是通過協議，允許120萬西柏林人去探訪他們在東柏林的親戚。在大獲成功之後，巴爾開始尋求同蘇聯進行更大範圍的談判，而勃蘭特也在1969年成功競選成為西德總理。

在隨後的近20年歲月中，巴爾一直在為東西德統一進行各種基礎性談判，不過對於柏林墻的轟然倒塌，他還是有點意外。

在回憶錄中他承認，他從來沒想到柏林墻能在科爾(基民盟)的任內倒塌，並完成了兩德統一。

不過作為一位貫穿始終的民族主義者，巴爾所熱情希望的另一個願景卻落空了：統一的德國還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雖然巴爾反對中立主義，但是他對於德國在安全方面同美國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感到憂慮。

作為歐洲戰後老派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巴爾始終希望歐洲可以形成一個自己的“泛歐洲安全體系，”然而他的這個願望，卻還遠遠不能實現，歐洲的黃金時代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結束，政治強人紛紛雕落，而下一個歐洲的黃金時代，卻還不知何時才能到來。

日前，商務部、住房城鄉建設部等部門下發了關於調整房地產市場外資準入和管理有關政策的通知。該通知取消了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辦理境內貸款、境外貸款、外匯借款結匯必須全部繳付註冊資本金的要求，“有資格的境外機構和個人”也可在國內購房。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早在今年3月13日，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就對外發布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在“限制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有關部門已刪除了此前針對外商投資房地產的全部限制類條款。

同策咨詢研究總監張宏偉認為，國內的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市場雖然好轉，但很多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壓力非常大，目前看來全國的房地產市場的供求是平衡的，放開外資準入也是基於市場環境較穩定而所做出的舉動。

外國人購房的重點在中國一、二線城市，此外這些外國人的實際購買數量並不多。本報記者從多位業內人士了解到，目前多數的外國高管在中國會選擇租房。“大部分外國人在華工作基本不超過2年，因而這類客戶不會因為定居而買房，從投資角度來講，或許也不會特別多。”張宏偉提到。

張宏偉進一步指出，目前外資通過開發投資和並購等兩種方式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但在絕對數量上也少。

戴德梁行的數據顯示，今年全球房地產基金投資迎來一波小高峰，目前已集結了429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66萬億元)，其中超過四成的資金即逾46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855億元)將投向中國房地產市場。“與此前投資策略不同的是，盡管中國一線城市仍是外資關註的重點，但由於一線城市的資產價格已處於高位，機構投資對發展潛力較大的二線城市或規模更小的城市，開始產生濃厚的興趣。”世邦魏理仕執行董事邵律表示。

這一政策的出臺，無疑也會給更多的海外資本入場提供相應機會。除了行業競爭和經營模式之外，在中國，開發商需要在拿地、交通等問題上與地方政府頻繁溝通。針對外資開發企業在中國投資拿地開發物業的優勢和難點，世邦魏理仕中國區商業服務部資深董事儲祥昀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分析，外資開發商的優勢包括強大的品牌形象、豐富的項目管理經驗以及國際網絡和資源，同時他們也缺乏當地的政府網絡和資源，缺少對當地消費者的深刻洞察，並需要建立同時具備本土管理經驗和國際化視野的管理層。

在經歷了房價的快速上漲後，深圳許多普通住宅因總價飆升而被“豪宅”化，必須按照豪宅標準繳納契稅。鑒於此，深圳將於10月1日開始執行新版的“享受優惠政策的普通住房價格標準”。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深圳市規劃與國土資源委員會官網獲悉，《關於深圳市2015年享受優惠政策普通住房價格標準的通告》(下稱《通告》)已於9月25日正式公布，相比此前的舊版標準，全市的普通住房價格標準將平均上調28%，從而擴大享受普通住房稅收優惠的政策範圍。

根據《通告》，新標準將按十個區來劃分，每個區享受優惠政策的普通住宅價格標準為：羅湖區每套總價390萬元及以下；福田區每套總價470萬元及以下；南山區每套總價490萬元及以下；鹽田區每套總價330萬元及以下；寶安區每套總價360萬元及以下；龍華新區每套總價320萬元及以下；龍崗區每套總價280萬元及以下；光明新區每套總價250萬元及以下；坪山新區每套總價200萬元及以下；大鵬新區每套總價230萬元及以下。

只要實際成交價低於上述標準，同時滿足住宅小區建築容積率在1.0(含本數)以上、單套住房套內建築面積120(含本數)平方米以下，或者單套住房建築面積144(含本數)平方米以下，就可視為普通住房，享受營業稅、契稅等稅收優惠政策。

這是時隔兩年後，深圳對普通住房價格標準首次做出調整。

上一次的享受優惠政策普通住宅價格標準是從2013年9月1日開始執行，當時規定福田區、南山區每套390萬元及以下，羅湖區、鹽田區為310萬元及以下，寶安區、龍華新區為240萬元及以下，龍崗區為210萬元及以下，光明新區為190萬元及以下，坪山新區、大鵬新區為160萬元及以下。

《深圳特區報》報道稱，深圳市規劃與國土資源委員會相關負責人解釋，此次標準的調整是政府的一項例行管理工作，是根據上年度住宅市場價格變化情況測算得出的，測算時新房和二手房的價格都要納入統計和測算。通過對中小套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的稅收優惠政策，降低剛需、改善性需求購房者的購房成本，滿足合理住房需求和擴大住房消費。

2015年以來，深圳房價出現了快速上漲，尤其是在“330”新政之後，連續多月領漲全國。最新數據顯示，深圳8月一手房成交均價36159元/平方米，二手房成交均價為40346元/平方米，與4月相比分別上漲了37.1%、12.3%。其中部分片區的房價上漲幅度高達40%。

這使得許多普通住宅被“豪宅”。以龍華新區為例，位於白石龍的某二手樓盤價格從年初的3萬元/平方米上漲到了4.3萬/平方米，以70平方米建設面積計算，年初總價210萬元符合普通住宅標準，但後續總價已上升到300萬元，以舊版標準的240萬元來看，就成了豪宅，無法享受普宅住宅稅收優惠。

調整後，享受普通住房稅收優惠的政策範圍得以擴大，剛需、改善性需求購房者的購房成本將有所降低。

目前，深圳市執行國家現行有關普通住房的稅收優惠政策：個人將購買超過2年(含2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對個人購買普通住房，且該住房屬於家庭（成員範圍包括購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唯一住房的，減半征收契稅。對個人購買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且該住房屬於家庭唯一住房的，按1%稅率征收契稅。

還是以上述白石龍某樓盤為例，如果購買70平方米住房，且是家庭唯一住房，調整前需要按照3%稅率征收9.03萬元契稅，調整後可按照1%稅率征收3.01萬元契稅，可節約6.02萬元。

業內分析，這將有利於深圳樓市更加穩健發展，引導中小套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住房的開發建設，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應。

上海臨港又迎來一大波扶持政策，以推動其成為國際智能制造中心。

“上海建設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臨港行動方案”14日發布，提出把臨港地區打造成為輻射帶動長三角、服務我國制造業能級提升並在全球具備一定影響力的“國際智能制造中心”。

臨港建設國際智能制造中心的目標，分為5年目標和10年目標。

其中，到2020年初步建成國際智能制造中心框架，被評定為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在若幹智能制造重點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成為我國參與全球智能制造競爭的戰略高地。到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際智能制造中心，成為全球智能制造技術和服務輸出的重要創新基地之一。

臨港地區位於上海東南角，距離市中心75公里的臨港地區，開發面積達315平方公里，是上海“十二五”重大發展的六大功能區域之一，是上海面向未來的戰略發展空間，承載著提振上海先進制造業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任。

2013年2月，上海就已發布“臨港30條”，在臨港地區建立“雙特機制”（特別機制、特殊政策），其中包括工業用地的彈性出讓、低價位的雙定雙限房、居住證專項加分……以降低商務成本，使臨港成為上海的成本窪地。

彼時，上海市副市長周波稱，“臨港30條”是近些年來上海對一個區域支持力度最大的一次，目的就是舉全市之力，使臨港地區成為上海裝備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的重要陣地。

兩年半後，上海大力度支持政策再度來襲，臨港地區的定位也再度提升。

具體措施包括：設立規模為50億元的智能制造產業引導基金；支持智能制造功能平臺建設，可按平臺投資額的10%~30%給予扶持，總額最高5000萬元；在臨港投資的智能制造產業化項目，最高可給予扶持1億元；支持智能裝備企業創立自主品牌和並購品牌，最高補貼1000萬元；鼓勵企業開展智能裝備融資租賃服務，最高扶持500萬元；實現股改上市掛牌的智能制造企業，另給予50萬元扶持……

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徐子瑛說，經過近12年的建設，臨港地區已經在高端制造業上成為上海最為重要的基地，在航空發動機、先進汽車、高端能源裝備、船舶海工以及智能裝備等領域，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基礎。

對於上海而言，智能制造也意味著上海制造業整體的轉型升級，以及上海經濟的提振增效。

目前，臨港地區發展智能制造產業的重點領域已經明確，主要集中在5個方面：一是智能制造技術和產品，重點發展機器人、民用航空、數控加工、增材制造、集成電路及專用裝備、海洋工程裝備、新能源汽車等重大裝備和重點產品，實現關鍵核心材料、工藝和技術的重大突破；

二是智能制造系統集成和應用服務，推動無線射頻識別、智能傳感器、信息物理融合系統等關鍵技術在企業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銷售服務等全流程和全產業鏈的綜合集成應用；

三是傳統制造智能化改造，支持鼓勵中航商發、上海電氣、上海汽車等骨幹企業成為智能制造引擎企業，率先開展裝備智能化升級、工藝流程改造、基礎數據共享等試點應用；

四是建設智能制造專業園區，推動集成電路及專用裝備、民用航空、再制造、光電子、微電子、德國工業4.0等一批專業園區建設；

五是培育發展智能制造服務業，加快發展技術轉移、知識產權、融資租賃等專業服務。

智能制造是全球熱點，上海推動智能制造中心建設，也必須基於國際化和開放度的提升。上海市臨港地區開發建設管委會常務副主任陳鳴波說，近期也在研究智能制造和自貿區的對接。比如，從智能制造的產業鏈來講，一個重點是要研發保稅，進出關要便利。另一個重點是金融體系政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