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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金融業擴大開放…易綱在博鰲回應了這些熱點問題

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摩擦？是否考慮上調基準利率？……4月11日，新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上回應了這些熱點問題。

問題：中國怎樣看待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常化？

答：中國目前實行的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並沒有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及零利率政策。關於主要經濟體央行資產負債表收縮問題，我們在很早前就已經預期到了這種變化，所以已經完全準備好了。目前，中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約為3.7%，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約為2.8%，中美利差處於比較舒服的區間。包括貨幣市場的隔夜利率和七天利率，中美利差也在舒適的範圍內。簡短地說，面對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問題：中國目前是否有上調基準利率的考慮？

答：中國正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目前中國仍存在一些利率”雙軌制”，一是在存貸款方面仍有基準利率，二是貨幣市場利率是完全由市場決定的。目前我們已放開了存貸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說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可根據基準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據商業銀行自身情況來決定真正的存貸款利率。其實我們的最佳策略是讓這兩個軌道的利率逐漸統一，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市場改革。

問題：金融業開放之後，外資機構是否會對國內機構產生沖擊，未來幾年內，國內金融市場是否會有巨大的改變？

答：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歡迎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投資和運作，我們將平等地對待國內資本和外國資本。外資機構是否是強有力的競爭者，要看這些機構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結構等情況。目前我們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實是為很多細分領域的開放提供了機會。雖然每個細分領域還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但現在我們的原則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審慎監管體系下，對中外資一視同仁。在幾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市場會更具競爭力，金融業的服務能力會進一步提高，會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里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我們的監管環境也會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會加強。

問題：中國的債務占GDP比重增長的非常快，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麽看法？

答：中國目前的確存在杠桿率高、債務水平高的問題。從審慎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首要的任務是要保持債務水平的穩定，第二個任務是讓債務結構更加優化，平衡好政府債務、企業債務及個人債務。第三個任務是讓總杠桿率更加合理。通過以上做法，來實現一個漂亮的去杠桿。

問題：您如何看待中美貿易摩擦？

答：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是比較複雜的。我有以下幾個觀察。首先，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中國處於亞洲產業鏈的末端，會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等進口部件，加工完成後對美出口成品。中國對美的順差其實反映的是整個東亞產業鏈對美的順差，所以還是應從多邊視角來看待貿易平衡問題。其次，這是一個宏觀問題。如果看國民賬戶恒等式，等式的左邊是經常賬戶，等式右邊是政府赤字、投資和私人儲蓄，現在美國財政赤字在擴大，財政赤字越大，經常賬戶逆差也會越大。美國的投資在增加、儲蓄率在下降，經常賬戶逆差也都會擴大。根據這個恒等式，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是比較難解決的。第三，如果我們看貿易，不能只看貨物貿易，還得看服務貿易。美國在服務貿易有比較優勢，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增長很快，過去十幾年年均增速接近20%，去年這個逆差超過380億美元。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之後，美國還可以更好地利用比較優勢，所以商品和服務貿易加在一起，兩國的貿易關系是更平衡的。最後一點我想說，我們需要看一下美國的跨國公司。他們在中國賣了很多產品，利潤也很高，但都是通過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商業存在進行的。當我們看中美貿易失衡的時候，並沒有把這些包含進去。如果我們把這個考慮進去，可能能看得更全面。總結一下，我們需要認真分析，認識到這是個結構性問題，並且是個長期的問題，所以要更理性的解決。

問題：中國是否會使用貨幣政策的手段來應對中美貿易問題？

答：中國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依據國內經濟綜合考量，是服務實體經濟的。我們的貨幣政策以及外匯市場現在運行的很好。目前外匯市場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銀行在過去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進行過外匯幹預。並且目前的外匯市場可以很好地服務個人和企業，也可以讓中國及外國公司方便地進行貿易和投資。我認為未來外匯市場也會運行的更好。

問題：貨幣政策正常化及金融業開放會對中國實體經濟帶來什麽益處？中國的銀行業怎麽提升自己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答：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和金融業開放對實體經濟肯定是有好處的。我們所有的措施設計的目的都是為了讓金融業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這些政策都有利於中國銀行業提升在國內的競爭力，也有利於中國銀行業走出去之後的國際競爭力。

問題：去年九月份人民銀行對虛擬貨幣加強監管，禁止一切ICO和虛擬貨幣交易所。請問今年人民銀行是否會出臺新的措施，以及人民銀行如何看待區塊鏈？

答：我們確實認為，虛擬貨幣對實體經濟的服務比較少，並且其中有一些投機行為，甚至還有一些洗錢行為，所以人民銀行對虛擬貨幣一直比較謹慎。但實際上，在目前全球對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的研究中，中國是走在前列的。中國正對數字貨幣，區塊鏈技術以及金融科技進行研究，來探討如何以最好的形式服務實體經濟，並且要安全發展這些技術，來避免可能的負面影響。整體來說，我們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是非常嚴格的，同時我們也在研究如何發揮數字貨幣的正能量，讓其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

問題：中國是否會受到“流動性陷阱”的影響？

答：簡單來說，目前中國離“流動性陷阱”還比較遠。不過，“流動性陷阱”這種極端的情形可以為制定貨幣政策提供一個有益的考慮。

問題：中國在資本項目可兌換方面有沒有新的措施？下一步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業進一步開放之後，監管模式會如何變化，會走向“混業監管”模式嗎？

答：我們一直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與過去相比，不管是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ODI），還是在金融市場方面，如何讓外資進入股市及債市，如何將中國股指納入全世界主要指數，這些工作我們一直都在做。包括剛才宣布的提高滬股通、深股通及港股通的每日額度，實際上都是在有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使大家在資本項目下越來越方便。同時，我們改革的步驟是穩妥的，還是要控制風險，使得步驟平穩。人民幣國際化是個水到渠成、市場驅動的過程。如果企業和金融機構有這種需求，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節約交易成本、對沖貨幣錯配的風險，我們都樂見其成。但是主要還是靠市場驅動，我們要使得人民幣和美元、日元、歐元等其他貨幣的競爭是平等的，讓企業可自由選擇用哪個貨幣。關於監管，目前我們的方向是一定要加強監管，但基本框架還是分業監管，各監管機構職責是清晰的。但從過去這些年的經驗來看，我們要特別關註跨市場、跨產品、跨機構的風險傳染。比如我們的大資管指導意見，目的就是要讓銀行、證券及保險的資產管理業務都要在同一個規則下競爭，盡量減少監管套利。

問題：成立網聯的監管意義是什麽？

答：成立網聯主要是從支付系統的公平競爭和安全的角度考慮的。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包括手機支付及移動支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全世界都在說中國的手機支付非常方便。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確實發現了一些風險，如何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同時鼓勵競爭、鼓勵創新，這是一個挺難解的題目，我們要做好平衡。我們的制度設計就是往這個方向努力的。

問題：我們註意到央行現在更多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市場流動性，利率調整似乎更具象征性，這是否意味著是從利率雙軌制逐步向市場化利率的調整？目前，美國加息預期強烈，中國是否會跟進？去年房貸利率的上調是否是變相加息？下一步房貸利率是否會繼續上升？

答：關於利率，我剛才說了，其實中國的貨幣政策一直是很穩健的。大家看我們的隔夜利率、七天利率、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很多發達國家實行零利率時，我們這幾個利率依然很穩健。既然我們有穩健的基礎，當其他國家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時，我們依然會保持穩健。比如美國目前已加息了6次，但人民幣的收益率曲線還是一直比美元收益率曲線高80-100個基點，保持了穩定的利差。我們認為，目前貨幣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總體上都是穩定的，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觀察政策是否穩定，是否是好政策，一是看對實體經濟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看我們的融資情況怎麽樣、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怎麽樣。二是看預期，就是大家怎麽看待未來的事。就這兩個方面考慮分析，我們都處於比較適度的區間。

問題：中國進一步推動金融業開放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跨境資本流動波動，如何管理此方面波動？

答：目前跨境資本流動平穩。當我們進一步推動金融業開放時，我們會考慮資本流動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資本流動平穩，其有利於全球配置資源。從外國投資者角度看，隨著中國股票和債券納入MSCI和彭博指數，外國機構投資者需要配置此類資產，因而需要投資中國股市、債市。與此同時，中國投資者也需要在全球配置資產。目前，中國投資者的全球資產配置比例偏低。隨著中國開放度進一步擴大，中國百姓和機構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資產。鑒於國內和國外投資者都有需求，跨境資本流動可以平穩高效。

問題：您剛才宣布的金融業開放的措施，是否是中國的“大爆炸（big bang）改革”？

答：中國的哲學講究“逐步”和“漸進”。我們在推動各項政策時都是非常謹慎的。我剛才說，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要遵循三個原則，一是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二是金融業對外開放要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進程相互配合，共同推進；三是在開放的同時，要重視防範金融風險，要使金融監管能力與金融開放度相匹配。因此，這些措施是我們經過慎重考慮後，在評估各項條件已經成熟、監管已到位、數據已到位後，才往前推進的，不能把它形容為大爆炸式的改革。

艾肯格林：中美貿易戰的未來走向

近期各國經濟學家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可能是：“貿易戰是否已經開打了？”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用“是”或“否”就能回答的問題。與打仗不同，各國政府都並未發表任何聲明來宣示敵對行動的正式爆發。而關稅這東西其實有史以來都不斷基於各種緣由——不管是好是壞——而起起落落。

即便是基於某些壞的理由，加關稅也並不一定會引起別國報複。例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就曾在1971年宣布全面征收10％進口附加費，雖說此舉違反關稅和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和美國法律，但卻並未招致報複。

當然事件總會有失控的時候。中國已經明確表示會回應美國的行為，從而提升了特朗普這位反複無常的美國領導人將事件升級的風險。由於中國對其早先行動的反應，特朗普在4月5日威脅要對另外價值10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額外關稅，這表明這一威脅正在升級。

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有理由寄望理智會占上風。首先，特朗普被迫改變了他之前的一些行動。他免除了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歐盟、墨西哥和韓國的鋼鐵和鋁的關稅，盡可能減少了對這些國家以及利用這類金屬的本國行業的影響。外國政府和國內企業都對最初的全面關稅提出了反對，股票市場也是如此，通過這種負面反饋，市場將在一定程度上對特朗普總統施加適度的影響。

其次，中國迄今為止的反應都經過仔細拿捏，每次應對都基本跟美國行動的廣度相對應。面對美國的挑釁，做少了會被認為是示弱，而多了則會被視作危險的升級。

事實上，中國決策者有著更廣泛的動機。由於中國的出口占GDP的比率高於美國，因此它更關心要如何去維護全球貿易體系；通過避免升級，中國也避免了去危害這一體系。它通過向世界貿易組織（WTO）申訴的方式將自己定義為自由和開放貿易的支持者。它展現了自身對多邊體系的建設性領導作用。

然後是比較棘手的部分。4月3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打算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額外加征關稅。顯然，這些貿易行為比那些影響中國那30億美元鋁和鋼鐵出口的行為要嚴重得多，也更危險。

諷刺之處在於美國對這些知識產權問題的關註是合理的。但這些擔憂和中國的報複都不會為美國贏得任何同情，因為美國政府這一最新行動是緊接著其所謂國家安全理由之下的鋼鐵和鋁關稅後出臺的。這種對關稅工具的連串和魯莽使用，會導致觀察員們將那些合理的憂慮視為假新聞。

那麽還有可能去避免最壞的狀況嗎？政府提議的500億美元關稅最快可以在60天的意見征詢期結束時生效。這會給外國政府、企業和股市留出時間來組織反擊。

有見及此，特朗普政府可以選擇細化其知識產權政策，就像它對鋼鐵和鋁的差異性措施那樣。它可以量身定制其處理知識產權糾紛的行為，而非強制執行大幅度關稅。它可以利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去拒絕中國公司對某些美國擁有寶貴知識產權的特定行業進行投標。它可以通過WTO去發起投訴。那些質疑政府是否有意走這條路線的人應該註意到，事實上，它確實在3月份向WTO提交了一份對某些中國技術許可行為的投訴。

中國應該保持冷靜並穩紮穩打。但當美國采取以WTO為基礎的方式來處理一些合理的關切時——例如放寬其合資規則並加強其知識產權保護，中國也應當表達其解決問題的意願。而對於那些仍然抱著希望的人來說，好消息是美國和中國依然保持著溝通。

(作者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版權：辛迪加)

李旭紅：中美貿易摩擦對關稅的影響

關稅是一種對於國際貿易有較大影響的稅種。從自由貿易的角度看，關稅造成了貿易壁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貨物的自由流動。但是，從保護民族企業的角度去看，幾乎絕大多數的國家均會設置關稅。長期以來，中美之間一直是相互最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但美國總統特朗普於3月22日在華盛頓簽署總統備忘錄，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4月1日，我國做出相應回應，經國務院批準，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自此，中美貿易摩擦直接通過關稅的調整展現了出來。

美國301調查

所謂“301調查”源自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該條款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可對他國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貿易做法”發起調查，此次301調查針對中國做出，緣於其認為中美貿易以及中國本土的政策加重或限制了美國的商業。

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總額為10429.67億元，出口至美國商品總額為29102.78億元，我國對美國確實存在較大的貿易順差。但是，數據同時顯示，美國不但是我國的第一大出口國，也是我國的第三大進口國，僅次於歐盟和東盟。由此可見，中美之間雖然存在著順差，但是彼此之間依然是最為重要的貿易夥伴。

其次，根據歷史數據溯源，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持續多年，事物若能存續多年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究其原因是何種因素影響了這樣的中美貿易格局存在多年呢？這需要回到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貿易的本質是基於比較優勢進行分工。而所謂的比較優勢，通俗而言就是，明知道一個人擅長做農業的，你不能非要他去造飛機，這樣成本太高，還不如發揮其比較優勢，只做農業，並用其利潤去換取擅長造飛機的人的飛機，這樣可以使得農業利潤最大化，並且購買飛機的成本達到最小化，最終增加社會福利。

從海關的各項數據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偏消費品，而美國對中國出口偏資本品和科技產品，這與兩國在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比較優勢有關。由此可見，長期以來中美的貿易結構存在互補的關系。同時，美國制造業的流失也是國際化分工下的產物，跨國公司出於成本的考慮將產品的生產環節搬移至勞動力價格或原材料價格相對低廉的國家，而美國的技術優勢也更為明顯。所以，尊重現實的兩國產業格局差異而形成相應的貿易格局，是理性的政策決策，而不能僅僅因為逆差的數據存在就做出絕對性的判斷及結論。

貿易摩擦下關稅內容的變化

依據“301調查”結果，美國將對我國輸美的1333項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而我國也對原產於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

根據我國稅委會公布的“對美加征關稅商品清單”可以看出，清單內商品涉及共14類19章商品，根據海關2017年統計的數據，這些清單商品所在商品類的總貨值多顯示為貿易逆差，即我國進口自美國的產品貨值大於我國出口至美國的產品貨值。其中“第12章”和“第88章”體現得較為明顯。“第12章”中包含兩類大豆，“第88章”中則包含有一類航天器，此外包含玉米等4項清單谷物在內的“第10章”2017年也顯示為高額的貿易逆差。這正與美國的出口貿易相合：中國是美國大豆、玉米、豬肉等農產品的最大進口國，同時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了超160億美元的飛機和飛機零部件。

由此可見，中國應對的著力點主要在於對於貿易順差的產品，針對性強。美國相關的農業、飛機制造業等將會受直接影響。

未來關稅調整對產業的影響

一方面，根據美國的“301調查”，將知識產權問題作為引發此次關稅戰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征關稅清單內產品有許多出現於“中國制造2025”計劃中。在該計劃中，我國鼓勵吸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並推動自主創新，緣於美國對於先進技術的保護以及兩國對於知識產權問題的爭議，這也成為了關稅摩擦的起因之一。

在全球化分工合作的情況下，技術逐漸成為企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隨著我國吸收對外投資的不斷增加，知識產權問題也確實成為我國目前需要進一步加強管理監督的領域。並且在多項高新技術產品受限時，我國企業更要加強自主創新和自主研發，推動技術發展和產業升級。

另一方面，中國此次清單內商品將加征25%的關稅，即在原有關稅稅率的基礎上增加25%的關稅，與自其他國家進口的商品相比而言，該項關稅的影響直接反映在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上，將比其他國家的同類商品在中國市場的價格更高；其次，在進口商品在國內價格的確定上，還將包括除關稅之外的其他流轉稅，消費稅為價內稅，其包含於關稅完稅價格與關稅之和中，而進口增值稅則是以上述三者之和為計稅基數，加征25%的關稅還將直接影響到消費稅和增值稅的計算，從而進一步推高該商品在中國市場的價格。

此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品價值鏈遍布全球，一件產品的完成可能涉及多個國家的合作，自中國進口的產品在制造中可能涉及多個國家進口的中間品和原材料，一旦關稅清單實施，價值鏈中的各個關聯國家都可能受到波及。所以，在此次我國關稅加征範圍中涉及的產業，則有可能為了規避提高成本的影響轉而到其他國家去投資，這顯然與美國新一輪稅改中促進制造業回流的初衷是相悖的，在某種程度上會抵消其稅改中所產生的積極效應。

總而言之，雖然關稅依然是許多國家保留的稅種，但在開放經濟的大背景下，一味大範圍擴大關稅稅目加征的範圍，顯然有悖於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與潮流。我國一直支持自由貿易，並且正在通過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大力發展區域間的協調與合作。在應對美國此次挑起的貿易摩擦時，我國是較為客觀與理性的，反映出一方面要求平等自由貿易的態度，另一方面並無擴大貿易壁壘的主張。

（作者系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

高科技冷戰啟幕，中美博弈進入核心領域

4月17日淩晨，一則震驚半導體行業的消息從彼岸傳來：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因中興曾向美國官員作虛假陳述，美國政府禁止中興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期限為7年。這給此前已經多輪交鋒的中美經貿博弈，再添一把烈火。

雖然這是一個官方蓋章歷時2年多的舊案激活，但美國商務部此前長時間隱而不發，卻在此微妙時機引爆，其時點和影響仍被各方反複咀嚼。

“此次事件已超越商業規則，事態的發展並不是公司能夠左右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興員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公司已經第一時間成立了危機應對工作組，各個領域都在分析並制定應對舉措。

一方面，一些觀察中興在美遭遇罰單的通信產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憂心不已，“如果禁令真的執行，那麽中興要完”；另一方面，接近中美談判的多位人士卻相當鎮定。

其中一位人士稱，此事和之前幾輪中美貿易糾紛升級並無關系，只是個案，這背後，反映出中國企業國際化之路還很長。而另外幾位資深觀察人士則稱，雖然“無風不起浪”，該行為即便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華組合拳中的一招，但“天塌不下來”，最終企業和市場會有解決之道。

中美經貿博弈虛實之間

如何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來看待中興被罰事件，是考驗各方應對的首要大事。在前述多位接近中美談判的人士看來，對待中興的舉措，這是虛實兼備，“點射之前的亂射”，年輕的特朗普團隊的真正意圖，“還需觀察”。

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從個案角度，大公司一定要關註政治風險，不可掉以輕心。

聯合國貿發組織官員梁國勇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說，在國際投資和運營中，法務合規極其重要，一旦出問題後果很嚴重。大公司、敏感行業和市場尤須謹慎。

從此次案件來看，禁運算是一個近幾年來的新問題，容易忽視，但後果嚴重。美國仍有很多禁運、禁售規定，但一直沒有抓到實際案例。

從中美經貿博弈的宏觀層面來看，中方政府也將此事納入虛實博弈的考量。北京時間3月23日淩晨，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宣布將對中國進口商品大規模加征關稅，限制中企對美投資並購。隨後，中美雙方開始多輪隔空博弈。

前述中美談判資深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恐怕應當看作美國要阻止“中國制造2025”實施的重要信號。美國加嚴高新技術出口管制和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並購都是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第一時間對此回應稱：中方註意到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興采取出口管制的措施。商務部將密切關註事態進展，隨時準備采取必要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該發言人稱，中方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海外經營過程中，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政策，合法合規開展經營。中興與數百家美國企業開展了廣泛的貿易投資合作，為美國貢獻了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希望美方依法依規，妥善處理，並為企業創造公正、公平、穩定的法律和政策環境。

4月17日下午，商務部發布2018年第38號公告，公布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高粱反傾銷調查的初步裁定。根據裁定，自4月18日起，進口經營者在進口原產於美國的高粱時，應依據裁定所確定的各公司保證金比率（178.6%）向中國海關提供相應的保證金。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稱，初裁後，商務部將繼續對本案進行調查並作出最終裁定。

隨後，《華爾街日報》於美國股市 4 月 16 日盤後引述消息人士報道，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考慮依據 1974 年貿易法 301 條款，反制中國在雲端運算與其他高科技服務領域的不公平限制。美國財政部正在研擬對中國投資案設定限制條款。例如，美國可能禁止阿里巴巴在美國提供雲端運算服務或在中國解除限制之前禁止阿里巴巴擴大美國營運規模。

而根據接近阿里人士的說法，這有可能是對中國政府相關要求的“回擊”。根據國內相關監管要求，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中國境內運營時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應當在境內存儲。以蘋果為例，從2月28日起，雲上貴州公司將作為蘋果在中國iCloud業務的“唯一合作夥伴”，在中國境內運營iCloud服務。屆時，iCloud服務將在中國境內使用蘋果和雲上貴州公司雙品牌向用戶提供服務，蘋果方面將提供技術支持。也就是說，蘋果公司想獨自在中國建設並運營數據中心，這幾乎沒有可能。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跟國內有IDC經營許可證的企業進行合作。

敲響半導體行業警鐘

一名通信設備供應鏈公司員工王青（化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興事件）是否對行業有影響需要再觀察最終落地情況。如果靜態分析，就是最壞結果，7年禁運的話，對中興影響巨大。

王青稱，龐大的國內市場推動了中國通信產業的巨大發展，但我們基礎層和物理層技術的積累還是太薄弱了，最核心的就是芯片和終端濾波器。一些國產芯片產品出貨量大了，但不代表技術先進，中國手機制造能力強和國產品牌的崛起導致的，但基礎層的積累太少。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目前基站三大塊：基帶處理、射頻拉遠和天線，中國企業都很強，但前兩塊的最頂端部分都是美國和日本企業的天線，而且目前國內通信企業的技術領先都還在6.0GHz以下的中低頻，高頻部分的核心器件能力也並不強。

而對於國內的影響，他表示將會傳導至中興的供應商。“中興都沒辦法持續經營了，供應商肯定會受影響，而且影響很大。中興是做系統集成的，現在系統中核心部件不供應，整套設備就沒法賣，長期來說，對5G進程會有影響。”王青表示，國內5G進程中，政府推動作用明顯。但這麽大的投入，對於國外運營商和設備商來說，根本撐不起，所以它們一方面在想辦法加快5G研發；一方面用基礎層和物理層的原始積累，特別是專利積累來限制中國企業。從長遠來看，諾西和愛立信也並不會從事件中得益，他判斷，（中興）這事緩沖余地還很大。

招商電子分析師方競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次事件真的勒住了中興的咽喉，在基站側，芯片想要實現自主，除了華為把主處理器搞定了，其他公司根本沒有自主研發的可能性。

“本次中興禁運事件對通信產業沖擊較大，也敲響了半導體產業的警鐘，自主可控不僅僅是口號，而是涉及到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要務。目前，中興的三大應用領域里，芯片門檻最高的板塊是RRU基站，這一領域要想實現國產替代，需要較長時間。光通信和手機產業鏈門檻相對較低，一些細分領域的國產芯片方案甚至成為了國際龍頭，但整體來看，還是偏低端應用。”方競說。

他在一份分析報告中指出，基站芯片的成熟度、高可靠性和消費級芯片不可同日而語，從開始試用到批量使用起碼需要兩年以上。目前在中頻領域，主要玩家有TI、ADI、IDT等廠商；而射頻領域，主要是Qorvo等。單芯片Transceiver方案進一步提升了基站芯片的門檻，使得國產廠商更加難以切入。基站芯片的自給率幾乎為零，成為了中興本次禁運事件里最為棘手的問題。

美國對中興開刀，也會傷害自身

多位中美半導體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如果真的嚴格執行制裁，對中興的影響將會是巨大的，但是對美國企業的影響也不容小視。

有知情人士稱，中興通訊占據全球最大移動芯片制造商美國高通公司大約6%~10%的出貨量，制裁一旦執行，將對高通自身業務產生較大影響。“除了幾家巨頭之外，美國很多軟件和芯片的廠商都是中興的供應商。搞制裁必然讓這些美國企業的利益受到影響。”

而中國企業的市場應對，也可能產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前述經歷多次中美談判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國企業神通廣大，如果沒有更好渠道或者供貨商提供核心零部件，也會促進自身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突破，當然可能會需要更長的時間。

一位市場人士則稱，將來中國的相關行業肯定會發展成全產業鏈的，有的技術門檻高一些，就熬幾年。國內這麽多人創業，現成的機會必定有人撲上去。

美國亞太法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北京大學訪問教授孫遠釗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說，這段時間會看到中美雙方各種小動作、放話、試探等，不一而足。這種形勢下，市場也會形同驚弓之鳥。

受到中興禁運事件的影響，中興主要的美國供應商股價已經出現大幅下跌。截至4月16日美國股市收盤，高通下跌1.72%、美光下跌1.11%。中興采購量占自身出貨量30%的ACIA暴跌35.97%，此外，Oclaro下跌15.18%、Lumentum下跌9.06%。

高科技“封鎖戰”

目前，美國半導體生產已多年占全球市場48%的份額，僅英特爾一家的研發開支就已經達到整個中國芯片業的4倍之多。

根據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的統計，整個中國市場每年半導體銷售額約1000億美元（中國自給率不到10%），其中美國公司市占率接近60%，美國公司出口到中國的金額在500億美元以上。

但美國在半導體領域對中國的“封鎖戰”從沒放松過。一位在美國半導體公司工作的技術人員對記者表示，美國企業對中國半導體的發展有著強烈的“抵觸”情緒，有部分公司已經下了相關通知，核心科研人員回國需要經過複雜的審批手續。

而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對於外來投資的審查已呈現趨嚴的態勢，具體表現為被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叫停的外來投資日益增多，觸發審查的敏感領域也由最關鍵的基礎設施和出口限制技術擴展到廣泛涉及個人、商業數據的領域。據彭博社統計，自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被CFIUS阻攔或因相關原因遭到終止的外資並購交易有10宗，中國占了8宗，其中2宗為半導體行業標的。

《紐約時報》曾如此稱，貿易戰會讓全球最先進的行業加速進入新冷戰時代，中國在爭奪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下一代無線互聯網等前沿領域時，擁有強大的科技實力和資金。

隨著貿易戰的升級，中美科技企業之間的關系變得極為微妙。

不久前回應中美貿易戰時，英特爾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還不清楚哪些產品會受到影響，但通常情況下，關稅對擁有全球供應鏈的美國公司是個難題。我們希望美國政府提供意見征詢期。當我們有更多信息時，將評估潛在影響。”

而在《華爾街日報》引述的一封聯名信中，谷歌、蘋果、沃爾瑪等企業聯合上書特朗普，稱實施嚴厲的關稅政策將引來報複，重創美國出口業，從而對美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外交部談中美經貿摩擦：若美方任性妄為，中方必將毅然亮劍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7日表示，美方行為是典型的單邊主義和赤裸裸的經濟霸權。如果美方任性妄為，繼續逆潮流而動，我們必將嚴陣以待，毅然亮劍，打贏這場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保衛戰。 ​​​​

韌性強、空間大 國家統計局稱中美貿易摩擦難不倒中國經濟！

一季度，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9.4%。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新聞發言人邢誌宏17日表示，中美貿易摩擦難不倒中國經濟，改變不了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發展的態勢。

貿易順差大幅收窄

最新數據顯示，一季度，貨物進出口總額67516億元，同比增長9.4%。其中，出口35389億元，增長7.4%；進口32127億元，增長11.7%。進出口相抵，順差3262億元，比上年同期收窄21.8%。

邢誌宏表示，中國從來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這兩年我國貿易順差在持續收窄，對外出口之所以能夠增長，是因為我國存在綜合競爭優勢。同時，我國進口在持續加快，反映了我國內需在強勁增長。我國在對外貿易中，追求的是貿易平衡，這種平衡也有利於國內經濟的發展。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鑒於中美貿易摩擦存在常態化的風險，國內政策層面應該提前未雨綢繆，加大開拓美國以外市場需求，例如“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與部分“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進出口增勢較好，對俄羅斯、波蘭和哈薩克斯坦等國進出口分別增長20.5%、16.6%和16.2%。

邢誌宏表示，我們對外開放的格局在進一步擴大，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的貿易空間依然非常大，通過國內企業不斷增強競爭力能夠繼續保持進出口貿易的平衡。

邢誌宏進一步說，這些年通過供給側結構改革、通過創新驅動，激發了經濟內在動力和活力。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工業帶動轉向了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從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轉向了投資和消費一起拉動，我們從一個出口大國轉向了出口和進口並重的大國，這種結構性的變化大大增強了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韌性。

邢誌宏還說，無論是從發展空間還是從產業體系、宏觀調控的空間來看，我們都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從發展空間來看，我國幅員遼闊，地區發展梯度明顯。從產業體系來看，上中下遊各行各業非常完備。這樣使產業配套能力、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抗風險能力比較強。我們的政策調控空間很大，現在經濟保持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財政金融穩健運行，外匯儲備規模世界第一，政策調控的工具多、空間大，所以中國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應對各種風險挑戰，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態勢。

“雖然未來中美之間爆發全面貿易戰的概率不大，但在貨幣政策收緊勢在必行，但財政政策空間及效果有限的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不僅當下而且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會成為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工具。因此中國需要做好與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章俊說。

消費支出貢獻率達到77.8%

數據顯示，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0275億元，同比增長9.8%，增速比1-2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0.2個百分點。

一季度，全國網上零售額19318億元，同比增長35.4%，比上年同期加快3.3個百分點。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14567億元，增長34.4%，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6.1%，同比提高3.7個百分點；非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4751億元，增長38.7%。

邢誌宏表示，從需求結構來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在繼續增強，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7.8%，高於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率46.5個百分點。統計部門進行過測算，2008年到2017年，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了105.7%，超過100%。

邢誌宏說，去年全球經濟出現了整體性的複蘇，即使在外需回暖的情況下，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率依然保持在90.9%。這種結構對於我們應對外部沖擊非常關鍵、非常重要。內需當中，最終消費支出是第一拉動力，已經連續五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和出口、投資相比，消費波動性明顯要小一些，所以這樣一種經濟結構上的變化對於中國經濟的穩定性至關重要。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哲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出市場預期，全國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速超過35%，互聯網+、大數據、共享經濟、文化等新經濟產業的供給升級，正在引領消費市場景氣度持續回升。今後以新產品、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新業態的新供給產業，將會不斷創造新需求，產生新消費，供給升級引領消費升級，推動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

企業利潤保持較快增長

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8%，增速比1-2月份回落 0.4個百分點，與上年同期持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銷率達到97.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個百分點。

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9689億元，同比增長16.1%；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6.1%，比上年同期提高0.33個百分點。

邢誌宏表示，企業利潤是在去年很高的基數上繼續保持增長，非常不容易、也非常難得，反映了企業效益進一步提升。

劉哲表示，從經濟結構來看，國有企業和大中型企業的盈利增長相對強勁，表明除了受到去產能的紅利之外，在提質增效上也開始逐步改善，一季度中央企業成本費用占收入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在新舊動能轉換和產業轉型過程中，互聯網+、大數據、高端制造等新興業務對於企業利潤貢獻明顯提升。

中美技術競賽，這些正在升級的產業受制於人

中美爭鋒相對的貿易行動讓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爭奪先進技術主導權的競賽悄然升級。

中國是擁有全球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也是初創企業和創新企業蓬勃發展的市場。但是，中國對半導體芯片、飛機發動機等核心部件仍然高度依賴進口。

摩根大通澳大利亞資產管理部門全球市場策略師Kerry Craig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鑒於目前中美貿易摩擦發展前景的不明朗，市場缺乏指引，可能還會經歷進一步的波動。雖然摩擦升級的可能性很大，但雙方很明顯也認識到貿易戰當中是沒有贏家的。”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的根本是瞄準科技和高端制造領域。而歐盟每年對外出口大量高科技產品和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的服務產品，規模預計在 6800億歐元左右，其中向中國出口規模達到300億歐元。

經濟學人智庫首席經濟學家Simon Baptist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在此輪貿易摩擦中率先向中國發難，主要是為了針對知識產權問題，甚至不以犧牲貿易為代價。”

在這場中美貿易硝煙中，特朗普有望借機讓部分美國企業把生產線遷移至美國，這些行業涉及機器人、信息技術，通信技術以及航空航天領域，都是中國產業升級的重要領域。

根據投資服務公司Parry Global Group董事總經理Gavin Parry最新發表的觀點，那些在中國有重要業務的美國公司此前已經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壓力，要求在美國本土創造更多就業，以刺激美國經濟。

以蘋果公司為例，蘋果iPhone的零部件是由多個國家生產制造完成的，比如芯片是由韓國的三星電子和SK Hynix提供的，但是這些零部件最終大部分是由蘋果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組裝並出口到世界各地的。

去年，富士康就已經宣布在美國威斯康星州投資100億美元大興液晶面板廠，承諾實現6年創造1.3萬個就業崗位，以換取當地政府15億美元的稅收補貼。

美國芯片巨頭高通超過六成收入來自中國。高通對另一家芯片巨頭恩智浦的價值440億美元的收購也還有待中國反壟斷機構的批準，因為兩家公司在中國擁有大量的電子制造業客戶。

中國智能手機廠商也會受到影響，因為國產手機也有部分零部件，比如半導體芯片等是從美國進口的，因此會對手機成本造成較為明顯的壓力，從而影響到智能手機整體市場的相關的廠商。

美國半導體芯片廠商可能成為這一輪貿易摩擦中科技領域最大的受害者。德州儀器和英特爾在中國市場的銷量也都在20%至30%不等。Gartner研究副總裁盛陵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大型美國芯片制造商的生產基本都是在中國，中國市場也為這些企業貢獻了很大一部分收入。”英特爾近5日股價下跌超過6%，德州儀器近5日股價下跌超過4%，英偉達近5日股價下跌超過7%。

瑞士信貸去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指出，如果美國在稅收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那麽首當其沖受害的公司是那些出口導向的美國公司，包括運動品牌耐克，汽車品牌通用，珠寶品牌蒂凡尼等。而中國的科技公司和通信技術公司在美國的擴張可能受阻。

今年家電出口漲價約5% 匯率影響大於中美貿易摩擦

4月18日在廣州舉行的第123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下稱“廣交會”）現場，外國客商絡繹不絕，表面上感受不到這是在中美貿易摩擦陰影下的一屆廣交會。

第一財經記者從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和多家企業獲悉，2018年中國家電出口普遍漲價約5%左右，這主要是受到人民幣匯率升值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影響。

匯率上升對出口沖擊大

誌高空調海外營銷本部海外合作項目部部長、品牌推廣科科長李彪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匯率上升對外貿企業沖擊大。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曾達6.9，今年3月底、4月初順勢而下至6.27，人民幣升值了約10%。這直接擡高了出口成本，並使企業的信用度下降。因為企業不得不提高商品的出口價，而有的客戶之前是付了訂金的，但如果不這樣操作，企業的利潤就會被稀釋。

與此同時，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銅、紙箱等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所以出口產品一定要漲價。不同市場、不同產品，漲價的幅度不同，但是所有的漲價都有艱難的商務談判過程。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家電分會秘書長周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本屆廣交會看不出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外國客商還是很踴躍。今年家電出口有兩個特點：一是價格普遍上升5%左右，因為去年原材料價格上升，今年仍在高位，而且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去年的6.6至今年的6.3。“如果原材料的成本占比為20%，那麽原材料漲價10%對產品成本的影響只有2%。但是匯率的影響是直接的，人民幣升值多大幅度，商品成本就直接增加多大幅度。”

而國外的賣場、中間商、采購商，不一定能夠接受這一成本上升的幅度，所以一些訂單會丟失。因此，周南表示，今年家電出口的另一個特點是，一些外貿中小企業今年很困難，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

即使是九陽這樣的企業，也感受到了壓力。九陽股份國際營銷部部門經理紀小偉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沒有大的影響，但是人民幣匯率今年升值了大約5%~6%，這難以轉嫁到客戶身上，因為國外零售終端的商品難漲價，再加上競爭激烈。

幸好，鋼材漲價對豆漿機、破壁機等小家電的影響小於冰箱等大家電。不過，出口業務的利潤空間將減少，增速將放緩。九陽應對的辦法，一是工廠提效降本，練內功；二是向客戶也爭取一些支持。

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

目前，全球80%的空調由中國企業輸出，背後是中國空調成熟的配套產業鏈。所以，如果美國提高中國出口空調的關稅，那麽將間接提高美國消費者購買空調的價格。因此，李彪認為，現在還不用擔心中美貿易摩擦對空調業的影響。

不過，江蘇春蘭進出口有限公司總經理高元甲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美貿易摩擦現在沒有直接影響，但間接影響或多或少都有，外貿企業會通過市場多元化，來防範風險。由於原材料漲價、人民幣升值，今年家電出口漲價約5%左右，預計今年家電出口形勢相對平穩。

“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沒有太大影響，預計後續才會體現。”萊克電氣海外營業部經理助理楊越超表示，但是人民幣對美元最近三個月升值了5%，塑料、鋼材、紙箱等原材料去年下半年又開始漲價，而出口產品升價談判需要過程，所以，預計今年萊克的出口增速將放緩至10%左右，而萊克成立以來的出口年均增幅為30%。

相比而言，黑電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預計大於白電。創維北美分公司總經理萬智說，“目前美國出口占我們海外銷售近20%，有影響，但影響不算大。”

萬智表示，目前美國銷售的創維電視，絕大部分來自於中國出口，而且為整機出口。美國關稅提升一旦實行，逼迫中國廠家不得不在美國或周邊建廠，將增加經營成本，韓國企業將會從中獲利。同時，能力弱的小企業將會出局。大企業則在超越韓國和臺灣代工企業的過程中處於不利位置。

創維的應對措施是，會密切關註美國具體出臺的關稅措施，采取當地加工或轉第三國加工出口，同時會加大自有品牌推廣力度，提升品牌溢價能力，弱化成本上升造成的影響。

出路是自主品牌與產品創新

李彪說，海外自主品牌是必然的趨勢。誌高從2014年開始設立海外分公司，從海外新興國家市場開始切入，自己建設海外自主品牌和渠道。因為OEM代工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擁有自己的品牌，才有溢價空間。像，在緬甸，誌高空調已在當地擁有30%的市場份額。

這需要差異化產品和產品質量作保障。過去幾年，誌高也開始發展空調壓縮機業務，打通上遊產業鏈，提升產品質量的穩定性。李彪透露，預計誌高今年出口額增長10%~20%。

萊克的對策，則是擴大內銷和產品創新。一是大力發展國內自主品牌，內銷在公司總營業收入中的占比目前為20%，未來將提升至30%-40%；二是開發新產品，公司每年研發投入占營收的4%，今年推出了更輕便、防纏毛的吸塵器，通過優質的新產品吸引新的訂單。

即使是海爾這樣的綜合性白電巨頭，同樣在加碼海外自主品牌和創新產品。像在本屆廣交會上，海爾推出雙塔式的智能櫃機空調，通過傳感器可感應用戶的位置，對不同的用戶調節不同的送風力度。海爾空調出口相關人士向第一財經表示，中國海外自主品牌向中高端市場轉型，還需要一個過程。

一家順德的小家電企業德爾瑪電器，也從產品創新中嘗到甜頭。德爾瑪的海外業務總經理莊桂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因為海外市場競爭加劇、零售終端難做，所以國外的客商主動到中國找產品，顏值高、性價比高的創新產品受歡迎。德爾瑪是飛魚電商旗下的子公司，利用電商平臺的信息，找到用戶的痛點，進行創新設計，比如吸盤漏空的吸塵器。今年受原材料、匯率影響，他們的產品出口價格上升了10%~15%，但是預計出口額仍將有50%的增長。

沈建光：中興制裁折射中美關系的變局

4月16日，美國禁止其國內企業七年內向中興通訊出售零部件。消息如平地驚雷，加大了中美從貿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戰的可能性。近期中美貿易戰本就波瀾起伏，自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新一輪對外開放措施，包括開放金融市場、改善投資環境、註重知識產權以及承諾加大進口之後，中美貿易戰似有趨緩的跡象。然而，此時美國又在高科技領域開辟了新的戰場，意欲何為？中國方面應如何對應？

兩屆美國政府制裁迥異

禁令的出臺是由於中興違反了在被認定非法向伊朗出售貨品後與美國政府達成的協議。2016年3月，美國商務部判定中興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並提出對中興通訊施行出口限制。之後，中興積極與美方協商奏效，美國政府宣布“暫時”中止了對中興的制裁，並給予中興3個月的臨時出口許可。2017年3月7日，中興最終宣布與美達成和解，其中最主要的交換條件則是支付高達8.9億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罰金，同時承諾開除四名資深員工，並對另外35人實施扣發獎金或通報批評等紀律處罰。

奧巴馬政府的手下留情，使得中興通訊迅速走出了美國罰款的陰影。2016年中興港股股價最大下跌30%後開始回升，至2017年達成和解時已漲回全部跌幅。危機結束後的中興通訊2017年成績斐然，2017年凈利潤同比增294%，港股股價在2017年一年上漲117%。對比之下，不難發現，特朗普政府的處罰則是明顯的小題大做，原因在於中興雖然開除了四名資深員工，卻並未對另外35人施以紀律處罰。如此理由令人驚愕，實屬量刑過重，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旦政策落地，恐將中興帶入無零件可買、無技術支援的絕境之中。

在筆者看來，兩屆政府對華企業態度的明顯反差反映了兩國關系出現深刻改變。無論怎樣，相比於特朗普政府，奧巴馬政府對華雖然態度日趨強硬，但終究當時對中興企業制裁選擇和緩的態度，是考慮到中美兩國經貿關系整體保持合作為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做出的選擇。而特朗普政府則抓住微小漏洞不放，甚至在嚴重損害自身企業利益的情況下也毫不留情，說明了兩國緊張經貿關系的升級。

從“法巴”事件看美國是否雙重標準？

美國制裁的大棒屢屢揮下，在違反美國對外制裁法規處罰方面，中興絕非第一家受罰的企業，美國對其盟友也有過極其嚴厲的處罰，同樣引起全球廣泛關註與爭議的是2014年，美國對法國巴黎銀行的制裁。當時，法國巴黎銀行因被指控從2004年到2012年利用美國金融系統為蘇丹、伊朗和古巴三國轉移資金，而承認犯刑事罪，並與美國聯邦及州政府達成和解，同意支付89.7億美元罰款。更加史無前例的是，2015年法巴被禁止通過紐約和美國其他子公司作美元結算業務，為期一年。

彼時法國政府施盡全力，法國央行行長、財長、外長甚至總統紛紛親自出面，軟硬兼施地請求美國不要過於重懲巴黎銀行，但也未能扭轉高達90億美元的罰金。罰金不但讓法國銀行幾乎入不敷出（法國巴黎銀行2013年全年稅前獲利約為82億歐元，約合112億美元)，而且創下歐資銀行迄今因違反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制裁規定而被課以罰款的最高紀錄。

對比“法巴”事件以及2016年奧巴馬時期對中興的處罰，筆者認為，此次美國出手處理方式明顯不同。前兩者均是以高額罰金作為主要制裁方式。而此次美國制裁則更加側重出口限制和技術封鎖，甚至非常決絕，直接扼住經營的咽喉。考慮到中興是我國國有高科技企業的典型代表，對比之下，更加說明其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崛起的動機。

一葉知秋——中興制裁折射中美關系的變局

對比兩屆政府態度上的明顯轉變、對比不同企業以及同一企業前後明顯不同的制裁方式，中興現象顯然很難做簡單的解讀，其背後折射出中美關系緊張態勢的升級。實際上，即在2015年筆者便關註到中美外交“非常態”的明顯變化，並預期伴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顯著增強，中美未來不僅僅在傳統的安全領域，就連一向被視作中美利益交匯點的經濟領域，兩國摩擦也將持續上升。

但特朗普時期，中美關系緊張態勢升級的如此迅猛也著實超出了筆者的預期。在筆者看來，中美博弈因短期、中期、和長期有明顯不同。

即從短期來看，貿易爭端被作為重要武器，這是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尋求政治資源鞏固的籌碼。從中期來看，全球化使得美國制造業占比的逐步降低以及相應的就業喪失，而中國制造躍升為全球第一，因此遏制中國制造業崛起，是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訴求。而從長期來看，超過經濟領域，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美國可能掀起對華的全面反制，無關乎特朗普，甚至未來無論誰出任美國總統，緊張關系都將延續。

而從當前局勢來看，貿易戰擴大到科技戰或是兩國博弈全面升級的轉折。體現在《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公開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之後，不僅在貿易領域，美國對科技企業大打出手，劍指“中國制造2025”，對華鷹派人士全面上位等，其對華強勢態度全面升級。

中國的對應之道

在筆者看來，美國之所以對華態度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選擇美國相對占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出手，源於其看到了此領域過去十年來中國的高速發展以及潛在威脅。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雲技術、物聯網等高科技領域，中國異軍突起，在短短幾年時間勢頭就壓過傳統科技強國德國、日本等，幾乎與美國平分秋色。

如在人工智能領域，分析機構CB Insights發表了2017年人工智能趨勢報告，中國人工智能相關企業2017年融資額超過美國，首次躍居全球首位（中國企業占48%，超過美國的38%）。另外在高科技成果普及方面，中國甚至部分超過美國，如根據Ipsos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6年，移動支付普及率中國以77%的比例居世界第一，美國和德國的普及率為48%，日本的普及率僅為27%。

因此，對待此次中興制裁，筆者認為，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將其看成是中美關系重大轉變的預警。僅就事件本身來說，或有以下演化：一是從企業層面，積極參與斡旋與溝通；二是通過企業層面的收購合並，將中興的主要業務和產業鏈轉移到其他企業；三是通過國家層面協調。

而認識到問題的深刻性，從戰略而言，做好政策準備又是十分必要的。在筆者看來，對外方面，由於特朗普政策的不可測性，見招拆招或是應對。同時，為防止其咄咄逼人、更進一步，也應予以適當的反擊，做到以戰促和。而從中國自身來看，越是遏制，就越說明高科技發展本身是至關重要的，更加堅定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實施科技興國和“中國制造2025”戰略，鼓勵創新，保護產權，通過國內科研實力提升，將握在外國企業手中的核心知識產權和技術，變成真真正正自己的技術仍是應對之道。

此外，一方面對美強調經貿合作是中美關系的穩定器和壓艙石，並做好回應儲備；另一方面，加強與歐洲及日本等高科技國家的合作，繼續堅定市場化與國際化，爭取結成廣泛同盟，也是十分務實的政策選擇。（沈建光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沈建光博士宏觀研究”微信公眾號

外匯局：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國際收支影響總體可控

4月1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介紹2018年一季度外匯收支數據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王春英就中美貿易摩擦問題表示，從目前看，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國際收支影響總體可控。

王春英表示，首先，我國經常賬戶收支更趨平衡並且保持在合理區間的格局不會變。未來在內外部經濟和政策環境影響下，經常賬戶收支可能更趨平衡。短期來看不排除個別季度會有波動，但中長期看，經常賬戶收支將是一個平穩、有序的發展過程；其次，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平穩運行的經濟基礎不會變。

以下為文字實錄：

美國國際市場新聞社記者:

您剛才提到現在外部因素存在不穩定性，我們知道現在中美貿易情況是非常不穩定，而且有可能出現惡化。我們在外匯管理上會采取什麽樣的措施？會不會考慮加強跨境資本的流動管理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措施？去年我們國際收支經常賬戶和非儲備性金融賬戶均呈現順差，理論上來講，如果包含凈誤差遺漏，國際收支應該是保持經常項目順差，而資本項目是逆差的格局，這樣保持國際收支的整體平衡。去年出現的雙向的順差形勢是否可以持續？謝謝。

王春英:

中美貿易摩擦是近期大家非常關註的熱點問題，我國的有關部門都及時進行了回應，大家也都有所關註。我們也對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可能受到的影響進行了深入分析。從目前看，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國國際收支影響總體可控。

首先，我國經常賬戶收支更趨平衡並且保持在合理區間的格局不會變。近年來，中國經常賬戶收支持續處於基本平衡的合理區間，2017年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為1.3%。未來在內外部經濟和政策環境影響下，經常賬戶收支可能更趨平衡。短期來看不排除個別季度會有波動，但中長期看，經常賬戶收支將是一個平穩、有序的發展過程。主要原因：一是經常賬戶中服務貿易是一個比較大的逆差，未來逆差增幅有望趨緩。旅行逆差對服務貿易逆差的影響較大，近年來境內居民境外旅行、留學等需求集中釋放，未來在達到一定高位後增幅將趨緩；而且隨著國內經濟轉型升級，中國在服務貿易出口中的競爭優勢將逐步積累。二是經常賬戶中的投資收益逆差狀況有望逐步改善。在國內企業穩步、有序“走出去”政策或者市場動力的推動下，中國對外投資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收益較高的直接投資增加，並且進入正常、平穩經營周期，境外投資收益狀況也會進一步好轉。因此，在貨物貿易更加平衡的情況下，綜合來看，中國的經常賬戶收支能夠繼續在合理區間內保持基本穩定。

其次，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平穩運行的經濟基礎不會變。國內經濟基本面依然是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的根本性因素，當前國內經濟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不斷鞏固，中國經濟韌性較強，市場回旋空間較大。同時，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仍會有序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將有利於跨境資本均衡流動。此外，貿易保護主義並不被國際市場看好，歐元區、日本等經濟體持續複蘇等因素，都會抑制美元匯率大幅走強，這也有助於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穩定。因此，中國跨境資金雙向流動、總體平衡的局面不會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當然，我們也會持續關註中美貿易摩擦的進展情況，客觀評估、及時研判。實際上，我們認為，適應或者是應對外部沖擊或外部環境變化，最根本的方法仍舊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國內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為此，外匯局將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一方面，繼續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為重點，深化外匯管理改革，穩步有序地推進資本項目和外匯市場雙向開放，服務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和實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以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為重點，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保障外匯儲備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您的問題比較多，如果後面有時間我再回答後面問到的國際收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