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抗癌藥如何托起一家100億市值的上市公司?
11月7日,貝達藥業創始人丁列明敲響了深圳創業板的上市鐘聲。這家由海歸博士團隊創立的公司,經歷13年創業苦旅後,終於獲得階段性成功。
截至11月8日下午18時21分,貝達藥業總市值為111.6億元,創始人丁列明通過凱銘投資和貝成投資(59.43%)間接控制公司26.7%股份(發行後),按此估算,丁列明身家為29.79億元。
而把貝達藥業推上市,把丁列明變為億萬富翁的是一個名叫凱美納(Conmana)、自主研發的抗癌藥。據貝達藥業的招股書,2013年-2015年,貝達藥業主營收入分別達4.81億元、7.04億元和9.15億元,凱美納貢獻的營收分別達4.75億元、7.03億元和9.13億元,占了主營收的98%以上,毛利潤貢獻度也達96%以上。可以說,凱美納一款藥成就了一家上市公司。
凱美納到底為何物?
凱美納是貝達藥業自主研發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藥,主要用於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直接作用於癌細胞,對正常細胞損傷非常小)。該藥品的研發過程中,得到了國家重大新藥創新專項、“863計劃”等的支持。
該產品一經問世,便一舉打破了小分子靶向藥物被進口藥壟斷的局面。2011年,凱美納正式投放市場時,被時任衛生部部長陳竺贊譽為相當於民生領域“兩彈一星”問世。
凱美納還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是中國化學制藥行業首次獲此殊榮,也是浙江省企業界的第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2012年8月,創業家&i黑馬深度采訪貝達藥業創始人丁列明,他給我們詳細還原了凱美納的研發故事(見下文)。丁列明也被評為2012年度的10大年度創業家之一,另外9個年度創業家獲獎者還包括美團創始人王興、YY創始人李學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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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徒式的冒險
丁列明做了一個賭徒式的決定,放棄美國的醫生職業,帶著全部家底數百萬元人民幣,登上了回中國的飛機。
這個決定最終帶來一個傳奇的抗癌藥:凱美納(Conmana)。2012年8月,凱美納在中國上市不過一年,銷售額已超過2億元。
2003年1月,丁列明回國幾個月後,浙江貝達藥業有限公司(下稱貝達)註冊成立。“這幾個博士海外回來的,做一類新藥研發。”在租來的實驗室里,丁列明及其團隊不時被這麽介紹。丁列明認為“這聽起來是表揚,實際上是在笑話我們不知天高地厚”。
但他對自己的項目有信心:由阿斯利康研發的里程碑藥物易瑞沙(吉非替尼)剛剛通過了FDA認證,在美國及日本兩地上市,成為全球第一個獲準用於肺癌治療的小分子靶向藥(直接作用於癌細胞,對正常細胞損傷非常小),丁列明想做的就是第二個“易瑞沙”。
2004年11月,第二個“易瑞沙”面世,但不屬於貝達,而是羅氏藥業研發的特羅凱(厄洛替尼)。此時,貝達正在實驗室里經歷一次次細胞汙染、一只只裸鼠死掉。“每一步都有可能失敗,”丁列明說,“的確是背水一戰。”
2005年10月,動物實驗完成,貝達提出臨床試驗申請,次年6月獲批。
2008年,貝達開始三期雙盲試驗。通常,在藥物臨床試驗中,需要兩組病人,一組服用藥物,一組服用安慰劑,以對比結果。但在貝達的試驗中,安慰劑被要求換成易瑞沙。這讓丁列明措手不及。
其實他早該預料到。新藥研發不僅與科學相關,還與國家政策法規相關。從研究方案的制定到受試者的選擇,中國都在探索之中。“在這個灰色地帶,藥企需要不斷與藥審中心溝通交流。”丁說。
丁列明心里沒底。他擔心與易瑞沙的比對結果,更擔心沒機會看到這個結果。臨床所需易瑞沙總共價值近4000萬元,而此時,丁列明不僅花完了從各方籌集到的3000萬元資金,還欠著銀行3000萬元,他去哪找錢呢?
逢兇化吉
貝達再次逢兇化吉。一年半後,雙盲試驗準備揭盲。8年時間、近2000萬美元的投入,成敗在此一舉。生存時間、毒副作用等一組組數據被陸續揭開,丁列明的心徹底放下來。
2011年8月12日,凱美納新藥上市。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它被衛生部長陳竺贊譽為“民生領域里堪比兩彈一星的重大突破”。“我們高規格地在人民大會堂發布,”丁列明說,“有國家領導人參加和支持。這個活動不是企業行為,而是政府行為。”
“十一五”期間,中國政府投入66億元用於重大新藥創制,成果寥寥,凱美納的上市極為難得。盡管在業界眼中,有易瑞沙、特羅凱在先,凱美納並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創新藥物,它只是一個“me too”。
因為療效與易瑞沙、特羅凱相仿,給藥方式又變得複雜,從一天一次變為一天三次,它甚至很難在美國上市,但是,它使中國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錢吃上與進口藥療效相似的藥物。
凱美納的服用成本為每片130元,每日3片,月花費1.2萬元。服用進口產品,每日550 —— 650元,每日一片,月花費近2萬元。支撐凱美納一直走到市場的錢從哪里來?
從2007年開始,丁列明就開始找錢。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他見了不下30家風投機構。那不是找錢的好時光。首先這些風投對新藥的興趣不大,其次真正能看懂新藥的人很少,再次它們遇到了金融危機。
2008年10月,距離三期雙盲實驗僅剩3個月,丁列明依然兩手空空,銀行利息也付不出了。他給貝達所在的杭州余杭區政府打了報告,希望得到支持。
不久,1500萬元貸款到賬,雙盲實驗按期啟動。這筆決定生死的資金使丁列明有機會在來年得到禮來亞洲基金500萬美元的註資。
不是每個做新藥的人都有這種好運氣。與丁列明同年回國的陳一友,在北京參與創辦了一家新藥公司。
2006年,公司現金流斷裂被迫關張,陳一友帶著20多個訓練有素的員工加入了一家CRO(合同研究組織的簡寫,為制藥公司做臨床試驗等外包服務)公司——中美冠科,轉為丁列明這樣做新藥的人提供服務。
對於做藥的人,最悲慘的事情不是沒有拿到錢,而是拿到了第一筆小錢,卻拿不到第二筆、第三筆。做藥需要漫長的時間、大量的投入,2005年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還沒準備好。
也許丁列明都難以相信自己的運氣。2006年,余杭區政府提出,如果貝達收購當地一家虧損藥廠,政府將給予1300萬元的貸款支持,若新藥做成,這筆錢將作為政府對貝達落戶的獎勵。貝達欣然接受。
“這倒也好,”丁列明說,“反正我們只付一個小價錢。”丁列明從杭州主城區來到了相對偏遠的余杭區。沒有自助餐,沒有一家五星級酒店,但貝達的好運從此開始。
同年,貝達得到當地銀行近3000萬元貸款。對於一個沒有現金流的民營公司來說,這顯然是一個極小概率事件。新藥上市時,貝達再次得到銀行1.6億多元的貸款。
對於余杭區政府,這或許是一個謀求產業升級的賭註。慶幸的是,它與丁列明都賭成了。
虧損藥廠當時的購買價是1000多萬元,隨著新藥研發成功,政府1300萬元的貸款已落實為獎勵,藥廠相當於免費得到。隨著城市的發展,該藥廠土地的估值已攀升到5000萬元以上。
本來,丁列明還有一個機會拿到1500萬元。2008年,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計劃推出。這讓丁列明很興奮,
貝達各方面都符合這一計劃要求。他清楚記得,由於臨床項目較少,每個項目計劃給予1500萬元的無償資金支持。但支持金額隨後被調整成最高500萬元,貝達實際拿到360萬。
和地方政府的屢次支持相比,這一為推進新藥研發而出臺的國家政策顯得有些寒酸。
“十一五”期間,“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投入66億元。這些錢投放到若幹家藥廠和研究機構,其中的邏輯是,廣泛撒種總會有一點收獲。但稍後丁即意識到,政策比錢重要。
2009年,丁列明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這個並不是專為醫藥發展而出的政策,對於貝達的影響卻不亞於被列入重大科技專項。2010年7月,貝達提交了新藥證書申請。按照正常審批節奏,貝達一年半後才能拿到新藥證書。
但是作為“千人計劃”的一員,丁的項目得到了中組部的重視。後者發函至藥審中心,表明這是重大科技專項支持的項目,希望得到藥監局的重視。2011年6月7號,貝達拿到新藥證書,僅用了11個月。
“這充分體現了國家意誌。”丁列明說。“這個資源不是幾百萬、幾千萬塊錢能得到的。錢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與政府保持經常且良好的關系
通常,一個新藥,專利保護期是20年。如果研發花掉10余年,生產建設3-5年,當市場打開時,其他藥廠已經可以仿制,這對創新很不利。貝達很幸運,一次次打破常規,臨床審批僅用了7個月,新藥證書審批11個月,比正常節奏節省了近20個月。
2011年,“千人計劃”還組織了成員體檢、療養等活動,相關部門需定期走訪其成員,了解困難。這樣的互動,對於當下的貝達或許已不那麽重要,但丁明白,如果是一家剛起步的企業,與相關部門的熟識有多麽重要。
丁經歷過呼告無門的日子。一次項目申報遲遲得不到回複,在寫了類似申訴書的信仍然無果後,丁將電話打至正在國外出差的某區委書記。書記及時打回了電話,第二天申報順利通過。
積極與政府保持經常且良好的關系已經成為丁的習慣。今年6月,在新西蘭出差的丁得知深圳將舉辦一場有某部長參加的人才交流會,當即決定結束出差提前回國。
“我們當時就是碰上了,”丁說,“還好碰上了,要不然批文還不知道怎麽弄呢。”收購完成時,丁還不知道在中國做新藥必須要有自己的生產基地。
在國外,研發型公司可以委托第三方藥廠生產,但在國內是不允許的。2010年12月,國家藥監局一次座談會上,丁向藥監局副局長吳湞提出疑問:研發公司生產可否外包?這樣既利於研發公司集中精力做研發,又盤活了缺乏研發能力的藥廠產能。
看似雙贏的提議,藥監局並不能接受。研發和生產一體化,毒膠囊等醜聞仍層出不窮,如何想象研發與生產分開?當下追責時主體很明確,分開後,“踢皮球”無可避免。
收購了藥廠的貝達向發改委提交了產業化支持的申請,發改委的回複是拿到新藥證書才能給予支持。而根據藥監局的規定,先建好生產基地才能發放新藥證書。這顯然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好在藥廠已使貝達的基地有了雛形。借助銀行貸款,貝達最終取得了新藥證書。當丁再去發改委尋求支持時,得到的回複是:“有新項目嗎?”
這或許是一出中國式的悲喜劇:在不必然由政府擔當的責任上,政府的主動幫助使貝達數次渡過難關;而在政府專門為這些創新型企業設立的扶持政策上,卻互相矛盾,難以落到實處。
根據法規,新藥生產基地的GMP現場認證分成兩步:
申報新藥時應先由專家對臨床研究進行評審,評審認可後由認證中心派出工作人員到現場做GMP考核;
認證中心考核之後,再由省藥監局到現場做GMP認證。
同一個標準,兩組人馬分成兩次來完成,企業在意的是兩次認證期間等待的兩個月。
當然,在貝達的歷險記中,這只是一個小問題。現在,新藥已經上市,更大的問題隨之出現。
在中國,藥物的醫院銷售需要通過招標,通常以省為單位,價格被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但國家的另一條規定是新藥自主定價,又使得招標價沒有可比性。此外,招標不僅需要花費半年時間,在實際操作中,還可能面對各地對價格的不同要求。
不通過招標就無法進入醫院銷售。截至今年5月,貝達僅通過三個省份的招標。
在未能進入招標範圍的省份,貝達不得進入醫院銷售,那里的晚期肺癌病人,大多正躺在醫院之中。而在互聯網上,多家真假難辨的機構正聲稱為中國肺癌患者提供“印度易瑞沙”仿制藥的代購。
雖然比進口藥物便宜1/3以上,但凱美納的月服藥成本仍然相當於一個農民兩年的純收入、一個城鎮居民大半年的收入,而且不能進入醫保。
丁列明可能會遇到更多的競爭者。現在進入臨床階段的me too藥物越來越多,國家藥監局網站上替尼類就有20多個項目。
“未來他們會否和我們搶市場,是後話”,丁列明說,“我們這樣的成功給大家帶來了一些信心,覺得這個路子在中國能走通,之前大家很迷茫,也懷疑。”
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丁列明聽到一位衛生部官員私下表態,希望先行推進自主研發的產品進入新農合,讓中國的農民用得起。至於城市醫保,那是一個更大的難題。
蘇寧雲11月10日,晚間公告稱,公司決定將全資子公司北京京朝蘇寧100%股權轉讓於蘇寧電器集團或其指定的主體,轉讓價格13.05億元。
資料顯示,北京京朝蘇寧成立於2011年1月11日,公司全資子公司北京蘇寧雲商持有其100%股份,註冊資本2000萬元,其一直貫徹推進“租、建、購、並”的連鎖發展策略,在部分重點城市、核心商圈通過購置、自建等方式布局自有物業,並擁有公司北京八里莊蘇寧生活廣場項目。
公告稱,近年來,公司持續推進輕資產化的發展模式,通過盤活存量資產,實現沈澱資產的市場價值,回籠資金支持互聯網零售核心能力建設,以提高市場競爭力。鑒於此,經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四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擬出售子公司股權暨關聯交易的議案》,同意公司全資子公司北京蘇寧雲商銷售有限公司將其子公司北京京朝蘇寧電器有限公司100% 股權轉讓於蘇寧電器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寧電器集團”)或其指定的主體, 轉讓價格 130,483.67 萬元。
截至2016年11月10日,蘇寧電器集團持有公司股份合計為1,592,220,798股,占公司總股本比例17.10%,其中蘇寧電器集團通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 藏信托-順景 34 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持有公司股份36,170,099 股,占公司總股本比例0.39%。
公司表示,隨著公司自建蘇寧生活廣場、蘇寧廣場的建成投入,公司將考慮通過轉讓至蘇寧電器集團平臺或者其他的創新資產運作模式,實現專業化分工運營,公司專註於互聯網零售經營,而集團則專註於商業資產平臺的建設及運營,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及運營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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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理查明:2008年至2013年,被告人陳鐵新利用其擔任中共朝陽市委書記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發展、項目建設、融資貸款、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195.0143萬元。
宣判現場(來源:央視新聞)
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陳鐵新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鑒於陳鐵新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據悉,陳鐵新系十八大後遼寧首位被調查的省部級官員。2014年7月,中紀委通報稱,遼寧省政協副主席陳鐵新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2014年10月28日,陳鐵新被"雙開",經查,陳鐵新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收受禮金禮品;與他人通奸。
【陳鐵新簡歷】
陳鐵新(資料圖)
陳鐵新,男,漢族,1955年4月出生,1972年12月參加工作,1975年3月入黨,1988年6月獲工程師職稱,1995年6月獲高級經濟師職稱,1995年12月畢業於吉林大學世界經濟專業並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962.09——1969.08,大連市國營五二三廠子弟小學、中學學生
1969.08——1972.12,遼陽市燈塔縣邵二臺鄉中學學生
1972.12——1975.08,遼寧省燈塔縣邵二臺子鄉黑山村知青、大隊革委會副主任
1975.08——1978.03,遼陽化纖公司熱電廠汽機車間團支部書記
1978.03——1982.01,沈陽機電學院機械系鑄造專業學習
1982.01——1982.05,遼寧省委黨校第一期青年幹部培訓班學員
1982.05——1983.05,沈陽鑄鍋廠副廠長
1983.05——1987.07,共青團沈陽市委副書記(其間:1984.08—1985.08借調省委組織部工作)
1987.07——1991.03,中國沈陽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副總經理
1991.03——1992.06,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沈陽分會副會長(主持工作)
1992.06——1996.03,沈陽市政府駐歐洲代表處總代表、比利時沈華貿易公司總經理(1991.09—1995.12在吉林大學世界經濟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6.03——1997.05,沈陽市旅遊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主持工作)
1997.05——2000.01,沈陽市旅遊局局長、黨組書記、市政協常委
2000.01——2002.03,遼寧省旅遊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
2002.03——2004.03,遼寧省旅遊局局長、黨組書記(其間:2003.03—2004.02參加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班學習)
2004.03——2008.02,丹東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
2008.02——2013.01,朝陽市委書記。
2013.01——,遼寧省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
28日據央視新聞消息,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今日公開宣判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秦玉海受賄案,對被告人秦玉海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對秦玉海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1年至2013年,被告人秦玉海利用擔任中共焦作市委書記、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公安廳廳長、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在企業經營、職務晉升等事項上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086.1702萬元。
秦玉海
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秦玉海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鑒於秦玉海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秦玉海簡歷:
秦玉海,男,漢族,1953年3月生,黑龍江省泰來縣人,大專學歷,1971年2月參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副總警監警銜。曾任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1987年09月——1994年12月,共青團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黨組副書記;
1994年12月——1997年02月,共青團黑龍江省委書記、黨組書記;
1997年02月——1998年12月,黑龍江省鶴崗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
1998年12月——1999年01月,河南省焦作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1999年01月——2001年02月,河南省焦作市委副書記、市長;
2001年02月——2004年01月,河南省焦作市委書記;
2004年01月——2011年03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兼武警河南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期間:2004年07月被授予副總警監警銜);
2011年03月——2013年0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殘工委主任,省殘聯第五屆主席團主席,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兼武警河南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期間:2012年09月兼任河南省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01月——2013年02月,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公安廳廳長兼武警河南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省人民政府殘工委主任,省殘聯主席團主席;
2013年02月——2013年06月,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兼武警河南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河南省人民政府殘工委主任、河南省殘聯主席團主席;
2013年06月——2013年08月,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兼武警河南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
2013年08月——2013年11月,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武警河南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
2013年11月——2014年09月,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
證監會12月2日消息,證監會按法定程序核準了13家企業的首發申請,上述13家企業的籌資總額預計不超過75億元。
其中,上交所5家,包括安徽省天然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吉比特網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汽車飾件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太平鳥時尚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景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中小板3家,包括廣東新宏澤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英維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東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創業板5家,包括,廣東美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東賽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奧聯汽車電子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熙菱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將有廈門吉比特網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廣東新宏澤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英維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奧聯汽車電子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直接定價發行。上述企業及其承銷商將分別與滬深交易所協商確定發行日程,並陸續刊登招股文件。
有媒體12月2日援引上交所資本市場研究所所長兼發行上市部總監魏剛稱,金融的改革是要讓資金配置更有效率。而對於證監會11月創下今年以來單月核發IPO數量新高,魏剛表示,“這相對上半年提速了大約四倍。IPO提速的信號意味著經歷去年股市大幅波動後,監管希望恢複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這個信號對我們後面的工作很有意義。”
12月2日,證監會按法定程序核準了13家企業的首發申請。
其中,上交所5家(安徽省天然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吉比特網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市汽車飾件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太平鳥時尚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景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中小板3家(廣東新宏澤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英維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東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創業板5家(廣東美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東賽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奧聯汽車電子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熙菱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將有廈門吉比特網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廣東新宏澤包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英維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奧聯汽車電子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直接定價發行。
上述企業及其承銷商將分別與滬深交易所協商確定發行日程,並陸續刊登招股文件。上述13家企業的籌資總額預計不超過75億元。
據報道,徐翔、王巍、竺勇三人累計動用400余億元資金操縱美邦服飾(4.600, -0.12, -2.54%)等13只股票股價,獲利約幾十億元。
該案涉及13家上市公司,有關高管均已辭職,預計該案將會追究涉案個人責任,但應不會涉及相關上市公司,目前文峰股份(5.700, 0.10, 1.79%)、東方金鈺(10.950, -0.10, -0.90%)和華麗家族(9.510, -0.22, -2.26%)三家公司公告了相關的股份凍結。
根據已經披露的信息,徐翔案涉及美邦服飾、文峰股份、華麗家族、東方金鈺、鑫科材料(4.400, 0.00, 0.00%)、向日葵(5.540, -0.18, -3.15%)、金科股份(5.350, -0.31, -5.48%)、萬邦達(17.700, -0.46, -2.53%)、中弘股份(2.810, -0.05, -1.75%)、賽象科技(8.180, -0.03, -0.37%)等13家上市公司合計23名高管。
12月5日,上海澤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澤熙”)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徐翔等人以及相關上市公司董事長、實際控制人涉嫌操縱證券市場系列案,將在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正式開庭審理。青島中院刑二庭的工作職責之一即依法審判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
貴人鳥晚間發布公告稱,為推動公司體育產業戰略布局,本公司正在籌劃收購有關健身休閑產業資產的重大事項,鑒於該事項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為保證公平信息披露,維護投資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價異常波動,經公司申請,本公司股票於2016年12月12日緊急停牌,並自2016年12月13日起連續停牌。
公司承諾:公司將於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個工作日內(含停牌當日)公告事項進展情況,並在停牌後10個交易日內確定該事項是否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13日據央視新聞消息,江西省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今日公開宣判浙江省政協原副主席斯鑫良受賄案,對被告人斯鑫良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二百萬元;對斯鑫良受賄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1年至2014年,被告人斯鑫良利用擔任中共湖州市委書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或者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營、職務提拔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者通過其妻金惠芳(另案處理)非法收受相關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955.442萬元。
九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斯鑫良的行為構成受賄罪。鑒於斯鑫良到案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主動交代偵查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斯鑫良簡歷:
斯鑫良
斯鑫良,男,漢族,1950年1月生,浙江東陽人。1969年1月參加工作,198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研究生畢業。曾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2015年2月16日,斯鑫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1969年03月至1972年02月下鄉插隊;
1972年02月至1973年09月在東陽市虎鹿供銷社工作;
1972年09月至1975年10月在浙江農業大學畜牧獸醫系(即現浙江大學動物科學學院)學習;
1975年10月至1983年11月任東陽縣食品公司幹部、副經理、經理;
1983年11月至1984年09月任東陽縣副縣長;
1984年09月至1986年09月在中央黨校培訓班學習;
1986年10月至1987年03月任東陽縣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
1987年03月至1989年11月任東陽縣委副書記;
1989年11月至1992年06月任浦江縣委書記;
1992年06月至1994年04月任湖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長;
1994年04月至1996年01月任湖州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
1996年01月至1998年02月任湖州市委副書記(其中:1997年03月至1997年07月在中央黨校進修部學習);
1998年02月至2001年04月任湖州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
2001年04月至2001年06月任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
2001年06月至2002年06月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
2002年06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2007年07月至2010年01月,任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省委黨校校長;
2009年12月被免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職務;
2010年01月,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2013年02月不再擔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中共十七大代表,浙江省第八次、九次黨代會代表,十屆省委委員,十一屆、十二屆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