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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 新作為 新篇章】實現更高質量一體化，長三角要成為“創新共同體”

一體化進程持續30多年後，長三角進入了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新階段。加速推進的一體化，不僅激發了長三角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的期待，也激發了更多企業成為本土獨角獸和隱形冠軍的夢想。

5月29日舉行的“2018長三角青商高峰論壇”上，張江高科原總經理葛培健表示，實現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目標，就是要以項目化為導向，推進三省一市做“產業合夥人、創新共同體”。從以前區域內充分競爭轉向區域協同發展、參與國際競爭。

上海自貿區基金總經理吳劍平表示，長三角實現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一定要發揮基金的作用，基金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方式、新手段。“它實質上是綜合資源集聚的平臺，體現的是區域合作機制的創新。”

推進長三角一體化，“上海進一步發揮龍頭帶動作用，蘇浙皖各揚所長”。蘇浙滬皖三省一市各有優勢、各有特色。其中上海綜合服務功能齊全、浙江民營經濟活躍、江蘇經濟實力強、安徽地大物博，真正聯合起來就是一個“巨無霸”，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

以電動汽車行業為例，上海蔚來汽車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李斌表示，自己是一個在上海創業的安徽人，“相信長三角會是智能電動汽車的世界創新中心”。

更高質量一體化

近來，長三角一體化動作頻繁：5月23日，上海市青浦區與浙江省嘉興市簽訂戰略框架協議，全面推動“規劃契合，設施匯合，產業耦合，創新融合，功能聚合，治理融合，環保聯合”；5月21日，江蘇省蘇州市與上海市嘉定區簽訂戰略框架協議，共同構建嘉昆太協同創新核心圈。6月1日即將舉行的長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又將為這一熱度加碼。

近日，蘇浙滬皖三省一市分別召開了省（市）委常委會會議，傳達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5月8日舉行的上海市委常委會會議強調，推動長三角地區實現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是中央要求，也是上海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載體、使命所在。全市上下要著眼大局，服務全局，找準工作對接點和著力點，在積極參與和支持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中拓展發展空間，贏得發展機遇。

長三角地區已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是“一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地帶，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大局和全方位開放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

數據顯示，長三角三省一市的地域面積35.9萬平方公里，不到全國的1/26；常住人口2.2億，約占全國的1/6；經濟總量19.5萬億元，占到全國的近1/4。

按照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劉士林的說法，長三角一體化始於1982年，至今已走過30多年的歷程，需要對以往研究成果、規劃成果等作一次系統梳理和集成分析，在新起點上切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邁向高質量的發展階段。

在前期30多年的長三角一體化基礎上，長三角已經形成了“三級運作”的區域合作機制：決策層是“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協調層是“長三角地區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執行層是各種重點合作專題組，圍繞交通、能源、信息、科技、環保、信用、人社、金融、涉外服務、產業、城市和食品安全等12個合作專題，隨時進行任務動態調整和協作。

在這一合作機制基礎上，三省一市持續加強合作，以提高一體化效率。

比如，決策層的三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每年召開一次的時間將由每年年底調整為上半年，審議、決定和決策關系長三角區域發展的重大事項。同時，為加強與國家層面互動，將邀請國家發改委領導出席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會議情況向中央報告。

再比如，今年1月，三省一市聯合組建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由上海市發改委主任兼任，副主任由三省一市發改委分管領導擔任。三省一市抽調15名精兵強將，在上海實行聯合集中辦公。

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的主要職責，一方面是組織研究和考慮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未來5年、10年甚至更加長遠的一些大事情，擬訂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相關規劃、計劃，不斷提出區域合作發展的重大議題；另一方面是協調推進和落實好各省市有共識、互利共贏的好事、實事。

而近期的主要任務，則是研究制定《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下稱“三年行動計劃”），擬於6月份報請主要領導座談會審核同意後發布實施。

上海市發改委方面透露，三年行動計劃的路線圖基本明確。

比如，在交通設施互聯互通方面，對各方比較關心的省際“斷頭路”問題，包括國省幹道和一般公路，已梳理出一批共14個計劃年內開工的項目；

上海青浦區區委書記趙惠琴今年1月踏看盈澱路對接江蘇段建設情況

在規劃對接方面，將重點研究制定長三角城際軌道交通網絡規劃和長三角機場群的優化布局規劃；

在發揮市場作用方面，調動了一批世界級龍頭企業，擬在汽車、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重點領域形成若幹專項行動，著力打造一批世界級產業集群和全國首位的新技術應用示範引領區；

在信用方面，擬制定長三角區域深化國家信用建設區域合作示範區建設行動方案（2018~2020年），深化推進長三角區域信用合作示範區的創建工作；

在提升跨區公共服務便利化水平方面，深入實施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擴大異地就醫直接結算聯網定點醫療機構數量，拓展跨省異地就醫登記備案方式，提高異地就醫便利性。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發改委主任馬春雷說，三年行動計劃將會滾動編制。

企業合夥

路線圖已定。憑借敏銳的嗅覺，長三角的企業已經按捺不住內心的期待。

葛培健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長三角要共同培育本土化的獨角獸和隱形冠軍企業，這是衡量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終端顯示。

數據顯示，2018年在科技部火炬中心發布的我國164家獨角獸企業中，長三角地區共有61家（其中上海36家、浙江18家、江蘇7家），占總數的37.2%。

而長三角要打造的世界級產業集群，也為形成更多的本土化的獨角獸和隱形冠軍企業提供了條件。

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發展規劃部副部長侯松在上述高峰論壇上發問：長三角該不該成為民機產業的集群？能不能成為民機產業的集群？會不會成為民機的產業集群？

侯松回答說，從上世紀70年代我國第一架噴氣式客機，到去年剛剛首飛的C919客機，長三角成為我國民機產業發展最重要的一個產業承載區。而長三角的創新氛圍、改革活力、要素集聚、專業化分工，都讓民機的產業集群成為可能。

而從現實來看，民機主制造商集聚的地方，就會形成產業集群。比如波音747、767生產線周邊的區域，就有600多家和航空產業相關的企業。

“從規模來看，我們非常希望在2035年前後能夠實現千億級的產值，也希望能夠帶動數千億級產業的配套。”侯松說。

李斌也表示，蔚來汽車把整個長三角作為根基和基地。蔚來汽車總部設在上海，同時在南京、合肥等長三角城市，以及矽谷、慕尼黑、倫敦等國際城市設立了研發、設計、生產和商務機構。

之所以密集地聚焦長三角投資，李斌說，原因在於長三角有相應的產業基礎，圍繞著智能電動汽車的產業鏈非常完備，中國年產近3000萬輛車，絕大部分的優秀零部件公司集中於長三角。同時，長三角的購買力非常強，又具備世界級的人才基礎。此外，相對密集的城市群，也利於電動汽車所需的基礎設施的密集布局。

要形成世界級產業集群，打造更多的本土化獨角獸和隱形冠軍企業，需要實現長三角資源要素的進一步自由流動，形成更合理的產業布局，這其中，資本將發揮重要的推手作用。

上海康達醫療是上海自貿區張江片區國內醫療影像設備行業領先企業，上海自貿區基金在投資後，推動其將新的大型產業化基地落戶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實現“腦袋在張江、身體在浙江”。

此外，在聯合其他資金方全資收購全球超聲設備制造龍頭企業意大利百勝醫療集團後，上海自貿區基金也在推動百勝醫療相關產業化基地落戶長三角，助力長三角醫械產業加快技術升級步伐。

吳劍平說，上海自貿區基金也在持續推動已投的上海市以外的項目將研發中心、管理營銷中心等設置在上海，以實現企業加快發展。

目前，上海自貿區基金正在積極推動，希望聯合三省一市大型產投與金控平臺共同發起設立長三角全球科創產業並購基金，充分發揮上海自貿區跨境投資功能優勢，聚焦科創產業的海外並購，服務長三角實體產業資本“走出去”、“引進來”。

“它是眼睛向外的，是要做增量的，尋找與整合國際產業資源，推動長三角產業技術升級。”吳劍平說。

葛培健也表示，獨角獸企業是新興產業發展的龍頭企業，長三角要加快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借助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支持浙江、江蘇、安徽等長三角地區的獨角獸企業在滬上市，既能推動獨角獸企業做大做強，也可加快區域產業的集聚、壯大。（實習生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社論：長三角應邁向高質量一體化

在區域合作、協調發展大勢之下，長三角一體化近期再度成為熱點且動作頻繁：5月21日，江蘇蘇州市與上海嘉定區簽訂戰略框架協議，共同構建嘉昆太協同創新核心圈；23日，上海青浦區與浙江嘉興市簽訂戰略框架協議，全面推動“規劃契合，設施匯合，產業耦合，創新融合，功能聚合，治理融合，環保聯合”；6月1日將舉行的長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又將為這一熱度加碼。

長三角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目前常住人口2.2億，約占全國1/6；經濟總量19.5萬億元，占全國近1/4。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提升，長三角作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未來很可能躋身全球前三甚至數一數二。而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若要躍升，一體化勢在必行。因為從全球來看，區域合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從國內來看，城市群正在成為引領國家經濟轉型發展的主引擎，創新發展的主陣地。

對於區域一體化而言，打造產業集群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也正是長三角方面應該努力的方向。近日，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對外透露，正在抓緊編制《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初步梳理出了一批專項行動、實施方案和重大項目，擬在汽車、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重點領域形成若幹專項行動，著力打造一批世界級產業集群和全國首位的新技術應用示範引領區。

長三角是中國民族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承載區之一，隨著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長三角在產業發展方向理應繼續發揮引領作用，特別是當前中國急需突破的高端制造業領域。因此，長三角區域應加強包括電子信息集群創新網絡建設，做大做強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智能傳感器、高端軟件、智能硬件等產業鏈，突破材料、裝備、工藝等短板領域；以及加強長三角區域產業協同，引導龍頭企業加強長三角產業鏈一體化布局，探索共建長三角產業鏈協同創新示範基地。

汲取以往經驗教訓，也是繞不過去的路。實際上，長三角一體化已走過三十多年的歷程，至今沒有足夠的實質性進展，很大原因在於中國制度環境的特殊性。

當前體制現實是，區域之間的分割、藩籬甚至掣肘多且難突破。地方政績考核主要側重GDP、財政收入等指標，使得地區或城市的財稅、基建往往各自為政。各個省市的指標導向勢必會限制不同省市之間的企業和生產要素流動，如A省的企業要遷到B省就很難，因為A省的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將企業留在當地。

毋庸置疑，實現包容性的區域協調制度是長三角一體化的必要條件。所謂包容性，即在需要一體化的區域，最高利益應該是區域利益乃至國家利益，而不是地方利益。換言之，長三角一體化的系統規劃，應從跨區聯動格局出發。短期要在生態、城鎮化、交通走廊、上中下遊產業布局、區域發展格局等方面進行全局考慮；長遠來看，區域內各類生產要素都應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包括資金、人才和技術的流動按照市場規律進行。以教育資源為例，上海、江蘇十分豐富，浙江、安徽等在高等教育和國家科研院所方面相對薄弱，未來也需要有魄力打通。

可以說，長三角一體化既是內在的經濟趨勢，也是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需要。此時政府要做的，除了根據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打造產業集群，還需清理阻礙區域內要素流動的機制體制。

社論：調整補貼政策適應高質量發展

隨著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調整產業政策以適應發展需求，正成為施政方向。

6月12日起，新能源汽車補貼新政正式實行，取消了續航里程150公里以下的新能源汽車補貼，而續航里程較長的新能源車型將享受到更高補貼；數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關於2018年光伏發電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未來僅安排1000萬千瓦左右規模用於支持分布式光伏項目建設。

一國的發展，往往需要市場力量與政府調控有機結合，而產業政策正是實現這種結合和平衡的重要工具。因為既可以消除市場失靈，也是實現國家戰略、形成競爭優勢、保障產業安全的手段。多來年，為了推動新能源行業的發展，國家一直大力支持新能源發電（光伏）和新能源汽車等產業，補貼則是最主要的措施。

數年過後，國家針對新能源領域的產業政策極大地推動了行業發展，以光伏行業為例，中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連續5年全球第一，累計裝機規模連續3年全球第一，截至2018年4月底，裝機已超過1.4億千瓦。新能源汽車也是一年一個臺階：2016年50萬輛、2017年80萬輛、2018年前5月銷量增141.6%。

然而，在“量”日漸攀升的同時，“質”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世界競爭力依然不強，光伏行業則呈現“一哄而上”的態勢，剔除補貼就是全行業虧損。而且，由於此前在光伏發電市場高速增長的刺激下，光伏制造企業紛紛擴大產能，光伏制造產能過剩問題、產品和電站建設質量問題也多有顯現。

如今，中國經濟已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已轉變，缺的不再是數量，而是質量。可以說，此時調整新能源補貼政策，也是適應高質量發展階段出清低端產能的需要。不管是新能源汽車還是光伏發電，目前都存在結構性的產能過剩，一些依賴補貼生存的高成本、低品質產品，理應交給市場競爭去優勝劣汰。同時，通過減少補貼依賴，促使企業通過降本增效提高企業發展質量，倒逼產業技術進步，遏制企業非理性擴張。

更為重要的是，調整產業政策目的在提升發展質量。最近一年多以來，金融政策將轉向抑泡沫、去杠桿與防風險，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都將是中國高質量經濟的新動能。因此，針對產業政策的財政補貼，需要更多地用在“刀刃”上。

比如，此次取消了續航里程150公里新能源汽車的補貼，降低了續航150~300公里車型補貼，但提高了續航300公里以上車型的補貼。雖然政策調整對整個行業而言會帶來短期陣痛，但讓有技術優勢、市場優勢和資金優勢的企業在“後補貼時代”勝出，有利於優化產業結構，未來讓行業發展從政策驅動過渡到消費驅動，對國有品牌的全球競爭力提升大有裨益。光伏行業補貼政策調整也並非“一刀切”，而是對光伏發電新增建設規模進行優化，采取分類調控，目的也是讓行業回歸理性，更加註重質量，以適應新的發展階段。

實際上，根據經濟發展階段對產業政策進行調整是國際上的一種普遍做法，即使是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產業政策也從未退出歷史舞臺。新能源行業對於中國而言，意義仍然重大，只不過目前的重點不再是數量，而是隨著中國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於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需求。

強調“以畝產論英雄”，長三角聯手更高質量發展

一個新的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衡量標準正在長三角推廣開來——以畝產論英雄。

5月23日，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赴水源地水庫、汙水處理廠及重點工業企業，實地調研上海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李強說，要進一步嚴格產業準入，收嚴收緊重點行業產業準入標準、水耗能耗和環保排放標準，真正以環境論英雄、以能耗論英雄、以畝產論英雄。

長三角以什麽論英雄

這不是李強第一次提及“以畝產論英雄”。最早是在5月7日，李強在金山區調研時強調，以環境論英雄、畝產論英雄，促進化工產業轉型升級，打造環境友好型產業，讓精細化工成為“上海制造”的拳頭產品之一。

5月20日的上海市委常委會擴大會議上，李強又指出，嚴格產業準入，以畝產論英雄、以能耗論英雄、以環境論英雄，收嚴收緊水耗能耗和環保排放標準。

不僅僅是上海。5月29日，浙江召開全省深化“畝均論英雄”改革工作會議，以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

根據“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理念，早在2006年浙江省紹興縣（現柯橋區）就提出“畝產論英雄”理念，並初步建立以節約集約用地、節能降耗減排為重點的企業“畝產效益”導向、約束和評價機制。

2017年，浙江實現了用地5畝以上工業企業“畝產效益”綜合評價和資源要素差別化配置“全覆蓋”，並開展設區市、縣（市、區）、31個制造業行業“畝均論英雄”綜合評價。

今年1月，浙江出臺實行《關於深化“畝產論英雄”改革的指導意見》，並設立了深化“畝均論英雄”改革工作領導小組，由省長袁家軍擔任組長。

江蘇則是在2017年7月的全省開發區改革創新大會上，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強提出，推動開發區向現代產業園區轉型，要以“一特三提升”作為工作指向和抓手。“一特”，是著力打造特色創新集群。“三提升”分別是著力提升土地產出率、資源循環利用率、智能制造普及率。

在提升土地產出率方面，李強表示，要樹立“以畝產論英雄”的導向，按投入強度和單位產出水平，對“低產田”和“高產田”進行差別化的資源配置和政策支持。

4月23日，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廳長劉聰也提出，江蘇要樹立以畝產論英雄的導向，促進節地水平和產出效益的雙提升。要嚴格實行建設用地總量和強度“雙控”，確保全省土地開發強度控制在22%以下，全省單位GDP建設用地占用面積同比下降5.8%，建設用地地均GDP同比增長6.2%。

已經成為共識的“畝均/畝產論英雄”，對於蘇浙滬來說，是實現高質量增長、追求高質量GDP的重要路徑。

江蘇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教授劉誌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高質量發展可以理解為投入產出效率比的提高。從經濟學角度講，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也就是扣除勞動和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導致的生產效率的提高。

劉誌彪說，土地是重要的要素資源，強調“畝產”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途徑，所以“畝產”就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要求。

資源要素緊約束

之所以強調以畝產論英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長三角作為經濟發達區域，率先面臨到了資源要素的緊約束，所以必須讓有限的資源實現最大程度的高效利用和產出。

比如浙江素有“七山一水兩分田”之稱，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積0.54畝，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全省萬元GDP能耗0.44噸標準煤，“十三五”新增用能空間非常有限。

上海已經提出建設用地負增長，2020年全市建設用地總規模不突破3185平方公里，工業用地比重要從目前的27%降低到17%左右。

江蘇則提出，到2020年建設用地總量逐步不再增加；到2030年，建設用地總量逐步下降。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產出，也是全國的普遍趨勢。“十二五”期間，我國新增建設用地總量控制在3925萬畝。而到了“十三五”期間，中國新增建設用地總量控制縮減到了3256萬畝。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供應國有建設用地60.31萬公頃，雖然同比2016年有所增加。但工礦倉儲用地、商服用地同比依然保持下降趨勢，增長的部分體現在住宅用地和基礎設施用地。

所以，在建設用地的增量減少的情況下，強調“畝均論英雄”或者畝產論英雄，也是為了用足存量，提高存量土地的效益。

如何“以畝產論英雄”？與之前較常用的單位GDP的建設用地占用面積、建設用地的地均GDP這兩個指標相比，浙江、江蘇已經構建了更為豐富的指標體系。

今年1月，江蘇省常州市印發了《市政府關於開展工業企業資源集約利用綜合評價工作的實施意見》，構建了“6+X”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6”是指畝均稅收、畝均銷售收入、單位能耗（電耗）增加值、單位主要汙染物增加值、全員勞動生產率、研發費用占銷售比重等6項核心指標。“X”是指研發、品牌、質量、專利、誠信等激勵性要求，以及安全、排汙、環保等約束性要求。其中，畝均稅收是衡量制造業企業經營質效最重要的參數。

常州地稅局數據顯示，2017年該市50231家工業企業占用土地面積33.61萬畝，繳納國地稅454.93億元，畝均稅收13.54萬元。

《常州日報》援引常州地稅局局長錢俊文稱，地稅部門已著手引入稅收貢獻評價機制，進行常態化用地效益分析。去年已在溧陽率先展開試點，試點出經驗後，將在全市推廣。

與江蘇的指標略有不同，浙江對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綜合評價同樣提出了6個指標——畝均稅收、畝均增加值、全員勞動生產率、單位能耗增加值、單位排放增加值、R&D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之比。

也就是說，在GDP之外，“以畝產論英雄”的指標體系還同時強調能耗、排放、研發等。這也和上海類似，在以畝產論英雄的同時，還強調以環境論英雄、以能耗論英雄。

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些指標體系，正在成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質量的一把標尺。

劉誌彪說，衡量投入產出效率主要三個標準，一是以GDP作為分母衡量單位GDP的產出、單位GDP排放；一是以人口為分母，衡量人均稅收、人均經濟總量、人均排放等；一是以單位國土面積為分母，衡量畝均稅收、畝均產值、畝均排放等。

“三個標準對於高質量發展的考核是不一樣的，最嚴厲的就是按照單位國土面積來衡量，比如畝產。”劉誌彪說。

利用這一指標體系，蘇浙對企業進行綜合評估，根據評估結果把企業分為A（優先發展）、B（鼓勵提升）、C（監管調控）、D（落後整治）四類，按照“利用效率高、要素供給多”的原則，構建年度用地、用能、排放等資源要素分配與“畝產效益”績效掛鉤的激勵約束機制，對“低產田”和“高產田”進行差別化的資源配置和政策支持。

比如，不同等級的企業，用地、用電、用水、用氣、排汙等資源要素實施差別化價格，加大首檔企業激勵力度，倒逼末檔企業提升資源要素利用效率。

浙江就提出，工業畝均稅收低於全省平均水平的，適當減少新增工業用地指標；單位能耗增加值高的市、縣（市、區），在能源消耗總量指標上給予傾斜；單位排放增加值高的市、縣（市、區），在主要汙染物總量減排上給予傾斜。

常州地稅局稱，要“以稅節地”。通過引入稅收貢獻評價機制，進行成本效益核算，將土地使用稅與畝均稅收產出掛鉤，讓畝產稅收貢獻較大或是環保綠色、高技術、高附加值的，以及鼓勵發展類產業的納稅人，享受到較低的稅率或給予比例減免優惠。而對畝產稅收貢獻小和不符合產業發展導向的納稅人，采取較高稅率。

打造世界級產業集群

長三角對於畝產指標的量化目標，也是在不斷提高的。

上海西虹橋商務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錫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近年來都在強調土地的產出強度，而且要求越來越高。以該商務區為例，根據樓宇招商和土地源頭招商的不同，目前準入門檻為畝均稅收300萬元~500萬元。

浙江提出，到2020年該省“畝均論英雄”改革要走在全國前列，區域“畝均效益”達到全國領先水平，規上工業畝均稅收、全員勞動生產率、畝均增加值分別達到27萬元/畝、27萬元/人/年、120萬元/畝，全面實現畝均稅收1萬元以下的低效企業出清。

到2022年，規上工業畝均稅收、全員勞動生產率、畝均增加值分別達到30萬元/畝、30萬元/人/年、140萬元/畝，小微企業全部入園，基本實現“園區之外無企業”。

對於長三角而言，劉誌彪表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單位國土面積的效率，最根本就是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不做一般制造業，而是發揮蘇浙滬皖各自的優勢，把長三角作為總部經濟地區，實現與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協同。”劉誌彪說。

基於長三角一體化的深入推進，以及世界級產業集群的打造，“以畝產論英雄”將會獲得更大的空間和可能性。

長三角地區作為我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而且具有產業集聚的優勢。張江高科原總經理葛培健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比如，整車產能占全國比重達到21%，零部件企業數量和產量占全國比重均超過40%，新能源汽車市場份額將近30%；生物醫藥產值接近全國的30%，集成電路產業規模占全國比重達到45%。

不過，長三角雖然在生物醫藥、集成電路、高端裝備等領域處於國內領先地位，但離世界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為此，需要充分整合長三角的資源稟賦，合力推動產業協同，齊心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共同參與全球競爭。

6月1日召開的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指出，以建設世界級產業集群為目標，優化重點產業布局，推動產業鏈深度融合。

近日在接受滬蘇浙皖黨報聯合采訪時，李強表示，當前要通過摸清家底，編制好長三角產業和創新資源標識圖，把各自產業特色和基礎標識出來，既防止重複投入、資源浪費，又推進產業聯動、資源共享。

比如，把創新資源標識出來，在更大範圍內推動開放共享，共同開展重大科技攻關。比如，把產業集群標識出來，每個地方集聚了哪些產業集群、發展到什麽階段，都能一目了然，各地產業發展也就能有所側重、有所分工，真正形成有特色有優勢的產業集群。

一旦形成布局更加優化的世界級產業集群，長三角的畝均產出效益也將得到更大的提升。

（實習記者唐燕飛對本文亦有貢獻）

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化解金融風險，根本措施是財稅改革

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我國金融領域尚處在風險易發高發期，要把主動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牽頭抓總下，金融系統充分發揮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辦公室作用，抓緊補齊監管制度短板，有效控制宏觀杠桿率和重點領域風險，積極化解影子銀行風險，穩妥處置各類金融機構風險，全面清理整頓金融秩序，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當然，隨著金融去杠桿步伐加快，很多銀行表外資產轉回表內，當前有必要進一步拓展銀行的資本金補充渠道，增強其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的能力。

最近一段時間，市場在討論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於去杠桿，還是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利於去杠桿。事實上，在近年杠桿率處於高位，勞動生產率在下降或處於低位的背景下，貨幣政策的空間很小。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引發房地產泡沫，緊的貨幣政策又會使債務不可持續。此時，只有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才能為去杠桿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通過財稅改革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使資產的回報率高於名義利率。

未來一段時期，圍繞高質量發展與防控金融風險這兩大主題，核心的關切點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根本措施是利用好經濟金融調控政策換來的寶貴時間窗口，加速推進財稅改革，減少地方政府等軟約束主體的“擠出效應”，降低資金、勞動力、土地等各項生產要素的成本，提高實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激發市場經濟主體的內生活力。

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與防控金融風險這兩大主題的關鍵所在

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近年來，我國人口紅利消耗殆盡，依靠基建和房地產拉動經濟，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據我們初步測算，2007～2015年，我國TFP從4.73持續下降到1.36，正是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的內在動因。而當前金融風險的根源同樣是全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的下降。2007～2015年，我國單位GDP需要的資本投入量從3.5上升到6.7，即以資本產出衡量的資產收益率8年下降近1倍，年均下降11.25%。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測算，中國資本回報率從2004年的24.3%降低到2013年的14.7%，其間以年平均5.7%的速度下降。其直接後果是債務增長越來越快於經濟增長，債務償還越來越依賴借新還舊，進一步加劇資產泡沫，引發脫實向虛。從利率的角度也可以說明這一問題。降利率能否降杠桿，取決於資本回報率的動態變化，只有當降息同時伴隨資本回報率的上升，且資本回報率上升速度大於名義債務擴張速度，降息才有利於降杠桿。從2009年到2016年，我國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由7.97%持續下降到5.44%，7年累計下降46.5%，年均降幅6.64%，但利率下行的同時杠桿卻在上升，同期單位GDP需要的資本的投入量由3.5上升到6.7，關鍵還是在於資產回報率下降更快。

整體來看，財稅改革滯後是各項生產要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從資金成本來看，主要是財政宏觀調控過於依賴擴大政府性投資的方式，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從2009年以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實行快10年了，主要形式是擴大政府性投資和扶持特定產業發展。結果，國有企業、地方政府、產能過剩的僵屍企業占用過多的財政金融資源，導致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遲遲培育不起來，逆周期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退出。

二是從勞動力成本看，社保繳費使得用工成本太高。近年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加速，全國老齡辦最新統計，截至2017年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2.4億，占總人口比重達17.3%，平均近4個勞動力撫養1位老人。因歷史與制度原因，我國社保和養老欠賬太多，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歷史債務償還機制缺失，政府財政一直沒有償還轉制成本。在職一代既要通過代際轉移支付贍養已經退休一代，同時又要為自己的將來做準備，從而造成了後代人必須提高繳費率，各項社保繳費負擔占到企業用工成本的40%。在“降成本”政策中，養老金繳費率僅在有條件的地區下調1個百分點，邊際改善效應十分微弱。

三是從土地成本看，一方面是跨省的建設用地指標調劑制度長期缺位，人口聚集的發達地區建設用地指標短缺，另一方面是地方稅收體系不完善，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較高。近年來，在全國政府財政收入中，房地產相關的各種稅收，包括房地產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契稅、房產稅、土地增值稅等，加上土地出讓金收入，與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值最高達到約45%。地方財政與房地產泡沫形成利益共同體，會激勵地方政府在獨家壟斷區域性土地市場控制供地節奏，人為擡高地價和房價。房地產泡沫反過來又進一步拉擡用地成本，並且間接推升勞動力成本。

總而言之，圍繞高質量發展與防控金融風險這兩大主題，我們核心的關切點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根本措施需要加速推進財稅改革，破除阻礙資源有效配置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提高投入的產出效率。

二、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是全社會杠桿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2017年之前的一段時期，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較快，2012-2016年年均提高13.5個百分點，債務風險“灰犀牛”引發各方持續關註。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將“去杠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一。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經濟穩中向好及穩健中性貨幣政策有效實施，2017年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250.3%。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住戶部門杠桿率為55.1%，比上年高4個百分點。雖然總體風險可控，但其中的結構和趨勢還需具體分析。

從地方政府債務看，我國地方政府名義債務不高，但隱性債務風險突出，這也是對我國債務風險判斷的爭議點。國際清算銀行對我國政府債務估計高出財政部7～8萬億元，差距主要來自對隱性債務的判斷。由於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部分國有企業存在的隱性擔保，一部分國有企業的負債實際上構成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2016年考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中國廣義口徑政府部門杠桿率為62.2%，已超過歐盟警戒線標準，而狹義口徑政府杠桿率僅為36.6%；預計2022年廣義口徑政府部門杠桿率將升至91.5%，超過國際公認的90%杠桿率閾值標準。從國有企業債務看，雖然2017年年末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已降至有公開數據以來最低的55.5%，但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仍穩定在65%左右，很大程度上源於民營企業去杠桿的速度大於國有企業，表明地方政府隱性負債的壓力持續存在。

關於居民部門杠桿，我國居民部門杠桿近期上升較快，且存在系統性低估。2017年，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為 55.1%，比上年高 4 個百分點。考慮到居民普遍存在通過借貸籌集首付的行為，且通過互聯網金融得到的貸款未計入居民負債，我國居民杠桿率可能更高。居民部門負債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借貸是用於滿足購房需求，居民杠桿率快速增長也反映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明顯扭曲。當前一、二線城市嚴格調控，三、四線城市政策相對緩和。一、二線城市市場供求矛盾並不直接反映在價格上，而是反映在量縮價穩、推遲網簽、價格失真、庫存虛高等方面；三、四線城市的棚改、貨幣化補償，消化了庫存，市場熱度高，但容易導致盲目樂觀。如此一來，居民的資金流向三、四線城市買房，這是泡沫以另外一種方式在體現。而歷史經驗也反複證明，如果經濟和金融發展過分倚重房地產，並聽任房地產價格持續快速上漲，則其極有可能成為觸發系統性風險的結構性短板。如果不完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只能“按下葫蘆起了瓢”，只是把一些問題暫時掩蓋了，並沒有真正地解決房地產的問題，並導致居民部門杠桿率的持續攀升。可考慮將房地產稅作為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重要內容之一，探索在一些熱點城市率先推出房地產稅試點。

三、道德風險是地方政府債務最大的風險點，財稅改革滯後是當前“財政風險金融化”背後的重要原因

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是貫穿於中國幾千年政治經濟史的核心命題。從歷史上看，由於我國中央地方財政關系沒有理順，地方政府行為曾多次陷入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當前大家普遍關心的地方政府政府債務問題，也是央地財政關系不順的集中體現。

（一）分級政府間的權責劃分不清楚，導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無序膨脹。

首先，我國地方政府包括省、地級市、縣、鄉鎮等，四級政府的稅收收入約占全國總稅收收入的30%，且在稅率和稅基設定上沒有任何自主權，根本不足以支撐其支出責任。然而，我國的相關制度沒有賦予地方政府合理的舉債權，限制地方舉債的法律法規又缺乏可執行性，並不能有效管住地方政府的舉債行為。比如，中央財政曾以不列赤字的特別國債註資匯金公司，地方政府有樣學樣設立融資平臺，在預算外舉債，輕松地繞開1995《預算法》禁止地方政府舉債的規定，形成接近20萬億的債務，並且沒有人因此而受到責任追究。2015年《預算法》放開了地方政府舉債的口子，但是僅僅是將舉債的權利下放到省級政府，直接花錢的地級市、縣兩級政府沒有直接自行發債的權利，借錢、用錢、還錢的主體不一致。同時，2015年《預算法》還對地方債務規模做出了限制，並不能滿足地方收支缺口，可以預見，地方融資平臺隱性負債現象依然不能杜絕。

其次，從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安排來看，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實際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所導致的。比如精準扶貧、棚戶區改造、地下管廊建設等領域，主要都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目標。在這種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支出到底有多少債務是辦自己的事情，有多少債務是因中央政策要求而衍生出來，根本無法區分清楚。相應的，地方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中央政府分擔償還債務的責任，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很容易向中央財政傳導。

（二）收益性項目與公益性項目的界限不清，政府債務與非政府債務沒有明確區分。

在預算管理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政府債務與非政府債務存在嚴格的邊界區分。比如，有現金流的項目，本身經濟效益不錯，一般是通過“收益債券”來融資，靠項目收益來償還；沒有現金流的項目，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則通過“一般責任債券”來融資，靠未來稅收來償還。然而，我國地方政府只考慮降低融資成本，把有現金流的收益性項目與缺少現金流的公益性項目混在一起“打捆融資”。絕大部分通過地方融資平臺舉債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實際是用到了有一定現金流的收益性項目，本來不應當列入一般政府債務。現在，融資平臺的債務處於一種政府與非政府之間的模糊地帶，背後往往隱含著政府信用擔保和兜底預期，變成了剛性兌付的準政府債務。

（三）“剛性兌付”使得“道德風險”問題十分突出。

中央政府對“道德風險”問題一直十分警惕，《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文）、《預算法》、《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應急處置預案》（國辦函〔2016〕88號）等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反複強調“中央不救助”原則。但是，這項原則沒有得到地方政府、金融市場的嚴肅對待。

一是我們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模式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剛性兌付。2010年的地方政府債券試點，完全由中央政府代理發行，無法體現地區差異。2011年開始，上海、浙江、廣東、深圳等四省市試點地方自行發債，但實際花錢的主體是城市政府，省級政府是代市、縣政府發債，並且額度審批權仍由中央控制。這種代發債券的安排沒有體現誰花錢、誰舉債、誰負責的原則，必然導致剛性兌付。中央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最強，省級政府調動的資源能力則遠遠大於城市政府。在市、縣政府層級，由於國庫單一賬戶制度沒有執行到位，地方政府掌握著土地出讓金、社會保險基金等財政專戶資源，同樣具有較大的騰挪空間。為了實現剛性兌付，地方政府甚至會擠占經常性項目的資金，並要求中央提供轉移支付資金彌補剩下的資金缺口。

二是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判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宏觀上，金融機構的風險分析不準確，沒有區分不同地區的償債能力。由於地方財力中一大塊來自中央轉移支付，地方政府發債的收益率，並非地方財政收支平衡、債務風險等狀態的反映，而是對中央兜底的預期，地方債券的收益率與國債收益率無法拉開差距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人民銀行最早在2003年提出金融生態的概念，2005年首次開展了地方金融生態評價工作，力圖從宏觀上評估和區分地方政府的舉債能力和誠信水平。微觀上，從以往記錄來看，由於地方政府缺乏明確的財政紀律約束，金融機構從來沒有見到過地方政府“破產”。盡管2011年4月雲南省公路開發投資有限公司曾向債權銀行發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還本”，2017年8月湖南省寧鄉縣人民政府曾聲明“2015年1月1日以來在國有公司融資過程中出具的所有擔保函、承諾函全部作廢，其承諾、擔保事項及行為無效”,但是兩份公函最終都被撤回，沒能打破剛性兌付。因此，基於歷史經驗，金融機構存在財政兜底幻覺，迷信地方政府債務“剛性兌付”，從而扭曲了自身行為決策，對政府債的定價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提供貸款的定價也存在扭曲，導致商業銀行和金融部門低估了地方政府財政風險。實際上，由於制度上沒有規定地方政府如何“破產”，金融機構也不知道如何執行地方政府“破產”，壞賬應如何處理，哪些地方政府資產可以執行彌補壞賬損失。

（四）預算管理與財政信息透明度較低。

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金融市場對地方投融資項目的篩選、檢驗功能，發揮金融市場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約束作用，前提條件是融資主體是透明的、硬約束的。然而在實踐中，目前的預算管理並沒有將經常性預算與資本性預算分開，地方政府也沒有公布政府資產負債表，財務信息的透明度依然很低。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相比相對弱勢，很難充分掌握地方政府的未償還債務及償債能力等有關信息，很難按照市場化原則有效識別項目風險。

四、加快落實財稅改革，實現高質量增長和防範金融風險

僅僅推進金融改革，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還不足以解決高質量發展轉型和防範金融風險面臨的問題。從實體經濟運行來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措施，主要是用來幫助解決短期問題或周期性問題，難以解決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從維護金融穩定來看，適時采取流動性管理措施，雖然有助於暫時緩解危機，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但是也可能激發軟約束主體繼續加杠桿的道德風險。比如，針對日益顯現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從2015年開始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據估計累計置換規模14.24萬億元，表面上化解了顯性的流動性危機，但規範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的制度建設進展緩慢，實際上只是將償債壓力後移，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在此之後，地方政府仍然在采用多種隱性負債方式繼續擴大債務規模。

從國際視角來看，目前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正在逐步正常化，都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全球競爭的主旋律正在轉向改革的競爭，誰的結構性改革做得徹底，誰就會在下一輪經濟發展中搶得先機。回顧中國自身歷史，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改革紅利，積累了成功推進改革的豐富經驗。當前，避免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的副作用，實現高質量增長和防範金融風險，唯有利用好寶貴的改革窗口期，加速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發實體經濟內生增長活力。事實上，打破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部門的“預算軟約束”，破除民營資本背後一道道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本身就是釋放“改革紅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在財稅領域應當做好以下改革措施。一是完善財政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更多采用有力度的減稅政策。即使采用政府性投資工具，也必須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和硬化對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的基礎上進行。二是落實國有資產劃轉社保的措施，為降低社保費率創造條件。三是改革地方稅收體系，降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加快形成以消費稅、房地產稅、資源稅為主的地方政府收入體系。盡快出臺房地產稅制度，並且與一次性批租70年土地使用權的出讓金制度平穩銜接過渡。將地方政府從短期的土地增值收益中解脫出來，削弱地方政府維護房地產泡沫的動機，並增加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調控房地產價格的政策工具。四是建立“一級政府、一級財政、一級預算、一級稅收權、一級舉債權”體系，提高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匹配度。各級政府的財政相對獨立、自求平衡，放松中央政府對債務額度的行政性約束，發揮地方人大的約束作用，由地方人大自主決定發債的額度、期限和利率，提高地方政府舉債額度，徹底打開地方政府規範融資的“正門”。完善治理體系，提高債務信息的透明度，更多發揮金融市場的約束作用。五是完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框架，提高地方政府預算管理和財政信息的透明度。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把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融資活動全部反映在預算中。區分保運轉與搞建設兩個錢袋子，確保債務資金僅用於投資建設類支出。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行政地位優勢，統計各地的財政收支規模、資產負債狀況並向社會公布，促進財政信息透明化，向投資者提示地方債風險。六是探索建立地方政府破產制度，對地方政府行為形成硬約束。所謂政府破產，僅是財政的破產，而不是政府職能的破產。政府破產制度是對地方政府的約束，不是對居民的懲罰，普通公眾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太會受到政府破產的影響。（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發改委回應第一財經：建設高質量收入分配體系方面將有重點部署

上半年，就業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

在25日召開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表示，經濟平穩運行、新動能快速發展對穩定和擴大就業提供了堅實基礎，我國完全有能力、有條件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確保就業形勢穩定，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

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副司長常鐵威在回應第一財經記者關於收入分配舉措的提問時表示，下一步，將在建設高質量收入分配體系方面有重點部署。

建設高質量收入分配體系

發布會上，第一財經記者問：就業人員的收入狀況是衡量就業質量的重要方面，國家在加大促進就業力度的同時，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還將有什麽舉措？

常鐵威回應稱，收入狀況是衡量就業質量的重要方面，收入分配體系既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關系到促進消費、擴大內需，也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發展改革委將主要在增收、提低、擴中、縮差這些方面持續發力，努力建設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的高質量收入分配體系。

就下一步工作重點來說主要有三大方面：一促、二激、三保。

一促就是穩增長、惠民生、促就業，推動城鄉居民持續增收。目前消費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要繼續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促進企業和個人增收減支。在企業端要著力推進降成本，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優化營商環境，加大金融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在居民端，著力改善民生，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標準化，減輕人民群眾生活負擔，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夯實工資性收入的主體地位，鼓勵勤勞守法致富，加大對勞有所得的保障力度，加強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提高技術工人待遇。

二激就是激發重點群體活力，不斷帶動居民增收。政策層面的重點群體主要是指技能人才、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新型職業農民等群體。他們既是就業人員的主體，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中堅力量。所以要通過完善針對這些群體的激勵政策，帶動整個城鄉居民增收。

下一步要繼續實施好城鄉居民增收試點，總結推廣目前已經在全國20個地方和單位開展的重點群體激勵計劃。例如，建立技能人才的職業資格、職業技能等級與相應職稱比照認定制度，賦予創新團隊和領軍人物、領軍人才更大的人財物支配權和技術路線的決定權，完善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股權激勵辦法，加快培育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等。

三保就是保基本、兜底線，對低收入群體、困難地區和行業要加大政策的保障扶持力度。包括強化兜底網絡，健全幫扶機制，提升扶危濟困的精準化程度，完善勞動力市場政策，加大對困難行業、困難群體的就業創業支持。加強政策銜接，完善制度體系，進一步消除包括戶籍等體制性的障礙，搭建社會縱向流動的階梯，讓低收入者有機會跨入中等收入群體。

就業形勢穩中向好，穩妥應對危機

今年上半年我國就業形勢穩中向好。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結構不斷優化，重點群體就業基本穩定，失業率保持低位，工資水平持續保持增長。

值得關註的是，6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4.8%，為2016年開始開展該項統計調查以來最低值。二季度末，全國登記失業率為3.83%，同比下降0.12個百分點，降至多年來的低位。

就業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大亮點，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巡視員哈增友認為原因在於，經濟運行比較平穩，拉動就業能力進一步提高；新動能加速成長，帶動就業的效應也進一步擴大，上半年，日均新設企業1.8萬戶，創業帶動就業效應不斷顯現。

此外，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不斷優化也是就業形勢穩中向好的重要原因。

就業人員的收入狀況是衡量就業質量的重要方面，上半年，規模以上企業從業人員平均工資同比增長10.1%。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合同簽訂率同比基本持平，私營企業合同簽訂率同比提高約1個百分點。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吸納就業的能力？哈增友認為，一方面要發展壯大新動能，深入推進創新創業，催生更多的高質量就業崗位；另一方面，加快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引導勞動者轉崗提質就業。

與此同時，哈增友強調，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有條件妥善應對危機，保障就業穩定。就業方面應對風險有三個有利條件，分別是我國內需潛力大，應對就業沖擊有空間；勞動力需求旺，轉崗就業有機會；資金儲備足，應對沖擊有能力。

2012~2017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累計減少2300多萬人，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這幾年保持在1以上。同時第三產業年均新增就業人員基本維持在1500萬人左右，家政、養老服務等新興服務業發展快，就業容量較大，企業職工轉崗就業的機會多。截至今年5月底，失業保險基金累計結余超過5600億元，對解決因貿易摩擦可能受影響職工的就業和生活有一定保障。

責編：計亞

夯實高質量發展基礎，下半年央企改革如何布局？

中央企業運行“半年報”已經公布：在經濟形勢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前6個月央企營收、利潤雙雙創下歷史最好水平，同比增速分別達到10.1%和23%，其中6月份單月利潤突破了2000億元大關。

如何進一步鞏固央企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經營態勢？下半年相關改革如何布局？30日國務院國資委舉行的一場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中央企業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媒體通氣會釋放了不少新信號。

推動企業重組整合、實現國有資產優化配置，是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重要手段，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有效途徑。

今年上半年，中核集團和中核建設集團、武漢郵科院和電信科研院實施重組。至此，黨的十八大以來，國資委已先後完成20組38家央企重組，監管企業戶數調整至96家。

無論是“橫向合並”強化規模效應、“縱向聯合”實現優勢互補，還是“專業化整合”優化資源配置，中央企業重組整合從數量上是做“減法”，但質量上卻是做“加法”。

例如，中國遠洋與中國海運合並成中國遠洋海運後，綜合運力、幹散貨船隊、油輪船隊和雜貨特種船隊規模實現四個世界第一，集裝箱船隊規模進入全球第一梯隊，成為平衡全球航運格局的重要力量。

“集團通過重組整合推動結構調整，努力把規模優勢有效轉化為規模效益，連續兩年大幅超額完成了國資委考核目標。”中國遠洋海運副總經理王宇航說。

國資委副主任翁傑明表示，國資委目前正在更高目標、更大範圍、更深層次去謀劃和推動央企戰略性重組整合工作。

據他介紹，在集團層面，將重點圍繞國家戰略，按照“成熟一戶、推進一戶”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裝備制造、煤炭、電力、通信、化工等領域企業的戰略性重組。

“打破企業邊界，推進專業化整合也是一條路，關鍵是要符合產業、企業的發展需求。”翁傑明表示，專業化整合要以業務做強做精為目標，實現資源向優勢企業、主業企業集中，例如打造新能源汽車、工業互聯網等協同發展平臺。

有效防範各類重大風險，是企業生產經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證，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堅守的底線。

來自國資委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中央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66%，較年初下降0.3個百分點，同比下降0.5個百分點。考慮到目前央企資產總規模達56.4萬億元，每下降0.1個百分點都相當不容易。

不過，目前中央企業資產負債率水平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仍有差距。下一步，國資委將繼續推動各中央企業多措並舉做好降杠桿、減負債的各項工作，特別是要全面加強風險防控，堅決守住不發生重大風險的底線。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日前舉行的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明確，分層分類積極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翁傑明在回答相關提問時表示，這一部署意味著，下一步這項備受關註的改革將更多地在與市場聯系緊密的央企二三級子企業以及地方國有企業間展開。

而日前舉行的“中央企業、地方國資委負責人視頻會議”透露的信息顯示，增加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部分重要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等試點數量、拓展試點內容，賦予試點企業更多自主權等一系列新的改革舉措也正在醞釀中。

責編：羅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