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一財經獲悉,河南省森源電氣擬發起設立金融租賃公司,這將成為河南省第一家由非金融機構組建的金融租賃公司。
其實,民間資本參與金融租賃業的籌建已成常態。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在過去一年成立的12家金融租賃公司中,除天銀金融租賃、貴陽貴銀金融租賃外,剩余的10家金融租賃公司均有民間資本的背影。
這十家具有民間資本的金融租賃公司分別是:四川天府金融租賃、甘肅蘭銀金融租賃、徐州恒鑫金融租賃、浙江稠州金融租賃、福建海西金融租賃、中鐵建金融租賃、佛山海晟金融租賃、廣融達金融租賃、山東通達金融租賃、河南九鼎金融租賃。
從監管層面上來說,近些年也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租賃行業。
2014年銀監會修訂《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法》,把原來主要出資人的制度調整為發起人的制度,不再區分主要出資人和一般出資人,符合條件的五類機構都可以作為發起人設立金融租賃公司。
據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末,共有32家金融租賃公司含有民間資本,占整個行業數量的62%。
我國融資租賃業根據監管主體的不同,分為兩類三種機構。一類是銀監會審批設立的金融租賃公司,屬於非銀行金融機構。另一類是融資租賃公司,屬於一般工商企業,其中又進一步分為外資融資租賃公司和內資試點融資租賃公司。
與後兩者相比,金融租賃公司在融資渠道方面具有優勢,可以開展同業拆借、吸收非銀行股東3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發行金融債券等業務,而外資和內資試點融資租賃公司沒有這個資格。
但另外一方面,金融租賃公司作為金融機構,牌照控制得相當嚴格,截止2016年第三季度全國只批準了52家金融租賃公司;而根據商務部流通發展司處長林健的數據,截至11月底,商務部備案的內、外資融資租賃公司共計6163家。
金融租賃公司是一個比較耗資本的行業,資本補充和渠道對於行業發展至關重要。一般來說,民間資本的進入可以為金融租賃行業提供資本支持,還可以完善金融租賃公司的治理結構、優化激勵機制。
黃磊導演處女作《麻煩家族》
黎明首次執導的影片《搶紅》
自從作家郭敬明跨界執導電影以來,電影界就開啟了熱捧跨界導演的“小時代”。跨界導演的隊伍也越來越壯大,不只有作家,還有編劇、攝影師、剪輯師、主持人、歌手……當然,跨界導演里人數最多的還是演員。近期上映和將上映的新片中,就有黃磊執導的《麻煩家族》、黎明執導的《搶紅》,以及蔡康永執導的《“吃吃”的愛》,大有占據華語片半壁江山的勢頭。不過,跨界導演群體的聲勢雖然浩大,人氣也較同期的其他國產片更高,作品質量卻良莠不齊,既有口碑佳作,也不乏被觀眾討伐的“爛片”。究其原因,很多跨界導演的作品是應市場需求匆忙上馬,導演的基本功修煉不夠,也沒有在劇本等前期工作上下足功夫。
跨界執導已成風潮
5年前,當暢銷小說作家郭敬明宣布他要做電影導演,把自己的小說《小時代》搬上大銀幕的時候,業界的質疑聲遠比支持聲要大。但郭敬明自有其信心。在他看來,首先,當時電影導演都已經不了解新一代的觀眾了。其次,他認為做導演和當作家在很多地方都是異曲同工的。最後,郭敬明的這部《小時代》電影獲得了他自己預期之中,卻是很多電影界專家預期之外的成功,從而帶起了跨界導演的風潮。
郭敬明之後,與其齊名的作家韓寒也加入了跨界導演的行列,一部《後會無期》同樣名利雙收。接下來是整個電影資本市場都看明白了個中的套路,開始向這一類型的電影傾斜投資。因為跨界做導演的通常是在別的領域已經功成名就的明星,他們自帶人氣、粉絲和話題度,讓整部電影還沒有上映就已經廣為人知,這無疑成了宣傳的極大助力,也是後期票房的重要保障。資本的青睞,讓跨界導演和他們的作品成為中國電影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編劇薛曉路跨界執導的《海洋天堂》、《北京遇上西雅圖》,大鵬執導的《煎餅俠》,何炅執導的《梔子花開》,陳建斌執導的《一個勺子》,蘇有朋執導的《左耳》、《嫌疑人X的獻身》,徐崢執導的《泰囧》、《港囧》,王寶強執導的《大鬧天竺》,張嘉佳執導的《擺渡人》,曾國祥執導的《七月與安生》,許宏宇執導的《喜歡你》,黃磊執導的《麻煩家族》,以及本月即將上映的黎明導演的《搶紅》,蔡康永導演的《“吃吃”的愛》,年內有望上映的黃渤導演的《一出好戲》,李晨導演的《空天獵》……
跨界作品良莠不齊
盡管跨界執導電影已經成為風潮,但是跨界導演們的作品質量卻良莠不齊。以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為例,第一部上映就出現了爭議與票房齊飛的態勢,後面的幾部口碑與票房都逐步下滑。郭敬明最新的一部電影導演作品《爵跡》雖匯集了前所未有的資源跟明星,但依然沒有逃過惡評如潮。所謂一出道就是職業巔峰,恰好可以用來形容郭敬明的跨界導演之路。另一位暢銷作家跨界做導演的張嘉佳,他的第一部作品《擺渡人》找來了王家衛擔任監制護航,並邀齊了梁朝偉、金城武等大牌明星,也沒能挽救“爛片”的口碑,以至於主演之一的金城武在隨後出演的一部口碑不錯的《喜歡你》的發布會上,被粉絲當面要求“請不要再接《擺渡人》那樣的爛片了”。王寶強跨界執導的賀歲電影《大鬧天竺》,雖然有觀眾對於王寶強離婚遭遇的同情分,但該片上映之後的口碑也一路下滑,目前在豆瓣上的評分為3.8。主持人何炅跨界導演的《梔子花開》,找來了人氣小生李易峰和新任謀女郎張慧雯主演,再加上何炅刷各種圈內的人情卡,該片絕對達到了未映先紅的級別。可惜的是,電影本身的質量不過關,最終也逃不過被觀眾吐槽的命運。有觀眾吐槽說“5分鐘的MV劇情居然演了一部電影”,還有人評價“青春片就算不墮胎不分手不撕逼也可以是大爛片”。最近上映的黃磊的導演處女作《麻煩家族》,雖然有山田洋次的原作打底,但仍然被年輕觀眾吐槽“電視劇既視感”、“是翻譯不是翻拍”,在豆瓣上只有4.9的評分。黃磊自己發微博說,他能夠理解年輕觀眾對這部電影的不喜歡,畢竟對年輕觀眾來說這部電影可能太安靜了。
跨界執導的電影也有表現不錯的。徐崢的《泰囧》就是個名利雙收的最佳案例。蘇有朋的導演處女作《左耳》,雖然稱不上高水平,但在一眾青春IP電影中絕對是一股清流了,票房足以讓投資方滿意,並且還捧出了馬思純這位未來的金馬影後。曾國祥跨界執導的《七月與安生》,把IP改編之作拍得別具一格,還讓主演馬思純和周冬雨並列收獲了金馬影後的稱號……還有一些跨界導演的作品,雖然票房表現不佳,但質量和藝術水準都非常高。例如陳建斌的導演處女作《一個勺子》,講述了發生在甘肅農村的又一個走失的傻子引發的喜劇故事,展現出導演對現實世界的思考與嘲諷,最終在金馬獎上一鳴驚人,獲得了最佳新導演和最佳男主角獎。
商業導演供求失衡
盡管跨界導演的作品良莠不齊,也並不都能票房大賣,但依然擋不住電影市場對跨界導演作品的青睞。黃磊的《麻煩家族》之後緊接著上映的是主持人蔡康永執導的《“吃吃”的愛》。嚴格來說,蔡康永並不算是跨界導演,他大學就是在美國學電影的。然而畢業之後,蔡康永從事電影行業的時間極少,反而是在電視綜藝節目中耕耘的時間更久。他的導演處女作,找來了老搭檔徐熙娣和林誌玲搭檔出演,噱頭十足,但究竟成色如何,還有待檢驗。除此之外,即將上映和仍在制作中的跨界導演的作品還包括了黃渤導演的《一出好戲》、李晨導演的《空天獵》等。
為什麽跨界導演如此受歡迎呢?究其原因,還是中國電影工業不夠成熟,能夠掌控商業類型片的導演少,滿足不了觀眾的需求。光線傳媒總裁王長田就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大概至少需要200個成熟的導演,但事實上在市場上拿得出手的中國導演只有五六十個而已。供不應求的市場前景,很容易吸引臨近行業從業者殺入電影導演的領域,尤其是熟悉影視制作的從業者,比如演員、編劇、攝影等。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尹鴻認為,跨界導演的盛行,是由市場的供需規律決定的。新的觀影群體和新的需求正在迅速出現,為電影產品的制造者——導演這一行業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這正是許多跨界導演湧入的契機。“中國的電影市場正處於一個大規模起步的粗放式發展階段。總體而言,這個階段新增的觀影群體對電影制作的專業性要求並不高,觀眾的專業素養也尚在建立中。因此,許多跨界導演往往都是從已經功成名就的寫作、演戲、媒體等文化領域轉行,天然擁有更高的受眾關註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專業性的不足,甚至形成更強大的眼球效應。”尹鴻也認為,不必要為跨界導演作品的良莠不齊過於擔心,因為市場會成熟,觀眾也會成長,最終大浪淘沙能夠留在市場上的,還是品質高的電影作品,不管是科班出身導演執導的,還是跨界導演執導的。記者 楊蓮潔
記者觀察
跨得了界,更要彎得下腰
的確,中國電影市場的高速發展、中國電影觀眾的更新叠代,都給了跨界導演前所未有的機會。但是面對這樣的好機會,跨界而來的電影導演們顯得不夠有誠意。很多人或許只是抱著借著人氣的東風大賺一把的想法,真正想借著這樣的機會沈下心來進入這個行業的跨界導演並不多。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麽跨界導演的作品如此良莠不齊,為什麽很多跨界導演執導了一部之後就沒有第二部了。
雖然科技的發展讓電影導演的門檻變低了,現在似乎只要有一臺智能手機在手,人人都可以當導演。但如果想把電影導演作為一份職業的話,就應該對這份職業給予尊重並付出自己的努力。跨界導演固然有自己已經在別的領域建立起來的名望和人氣,但在對待電影導演這份職業時何妨更認真一些、更虛心一些。既然要做導演,還請做一名有職業素養的導演。一部作品失敗了不可怕,可以總結經驗再來,何況市場那麽好,從不缺投資。但如果不用心,哪怕憑著自己的名氣做到票房大賣,依然在電影導演這個職業里走不遠的。所以,想對紛至而來的跨界電影導演們說一句:既然跨得了界,也請彎得下腰,認真虛心地對待這份工作。導演有沒有努力、有沒有用功,觀眾是看得見的。
每經記者 余蕊均 每經編輯 楊 軍
水果物流中心
5月,進入獼猴桃的“收尾”階段,在成都蒲江一家水果物流中心,只有少數工人仍在進行更換統一果袋的工作,但完整的全自動產品分選線、80間冷庫都似在證明著這里前些日子的忙碌。
作為這家物流中心的負責人,從北京來蒲江創業的張瑜華對這些設備的“待機”時間早已了然。“本地獼猴桃、柑橘的銷售期都非常長,這段時間剛好是淡季,但大家也沒閑著,好多人都在從外地進貨,大家做電商是越來越有經驗了。”
張瑜華所說的,正是蒲江農村電商的現狀。《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日前走訪蒲江發現,這里既有從北京、浙江趕來的投資人、創業者,也有以鄰里村民為核心的電商合作社,更不乏返鄉創業的大學生。
蒲江,這座位於成都西南方向的縣城,去年獲批成為國家級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範縣,正在借助電商之力突破地理限制,將特色農產品送往更遠的地方。更為重要的是,不只是蒲江,包括簡陽、金堂、新都等多個成都區(市)縣均在積極布局農業農村電商,探索城鄉統籌發展新方式。
事實上,成都作為首批國家電子商務示範城市,電商發展迅速,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超過1萬億元。今年1月,成都明確將按照“三次產業,全域成都”全面電商化的思路,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而被視為電商最後一片“藍海”的農村電商自然被寄予厚望。
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成都已經初步建成了現代農業農村電子商務流通服務網絡,電商在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流通中的比重明顯上升,據統計,2016年,成都全市農產品電子商務網絡零售額超過53億元。
記者註意到,不久前發布的《成都市服務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城鄉商貿流通一體化進程,夯實農村消費市場發展基礎,暢通消費品、農資產品下鄉渠道,激發農村消費潛力”。無疑,接軌互聯網加速電商應用與普及,將為成都農業農村發展註入新的活力。
●探索產品標準化 倒逼產業轉型升級
一直以來,農產品的“非標”問題都是困擾許多農村電商企業的痛點。
在張瑜華負責的水果物流中心,“標準化”探索已然啟動。“比如一盒里面有12個獼猴桃,它們的大小誤差不能超過多少、酸甜度必須維持在哪個區間,我們都有規定,可以通過設備檢測。”
她表示,公司希望建立產前、產中、產後的工業化標準體系,提升原產地水果的品質和價值,以帶動產業鏈各個環節增收。
記者註意到,基於這種標準化生產,一套產品溯源體系也隨之誕生。消費者通過手機掃描產品終點的二維碼,便可獲悉購買的水果在哪種植、由誰種植、產品等級等信息。
掃描二維碼,便可獲悉購買的水果信息
現場技術人員向記者表示,目前二維碼溯源體系主要應用於包裝盒上,“從後臺統計來看,一盒水果如果是通過B端銷售,掃碼率只有10%左右,如果通過電商平臺直達C端,掃碼率可以達到60%。”
盡管物流中心投入運營還不到一年,但實力已經凸顯。蒲江縣商務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年,該物流中心農產品覆蓋北京新發地市場、廣州江南市場、上海輝展市場、沈陽八家子市場、浙江嘉興市場等全國多個大型水果批發市場,共計銷售蒲江獼猴桃400萬公斤、蒲江醜柑100萬公斤,實際交易額6000余萬元。
“現在只是項目1期,預計2018年底項目全部建成後,年周轉量將達到80000噸,到時候我們將成為國內最大最專業的原產地水果現代物流中心。”張瑜華說。
值得一提的是,獼猴桃、醜柑正在加速與蒲江的黏合,烙上蒲江印記。
蒲江縣商務局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蒲江主要集中發展三大產業——茶葉、柑橘、獼猴桃,種植面積分別達到20萬畝、20萬畝、10萬畝。同時,為了更好地規模化發展,蒲江還制定了28個地方特色農業標準,加強標準化建設,提升品種、品質和品牌。
目前,蒲江已成功申報“蒲江雀舌”“蒲江獼猴桃”“蒲江醜柑”“蒲江米花糖”4個地理標誌保護品牌,獲評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示範區,品牌價值合計達196.88億元。
當然,如此成績也並非輕而易舉。回憶起蒲江農村電商的成長之路,趙興麗記憶猶新。
這位蒲江縣大興鎮水口村的黨總支書記向記者表示,2000年左右她剛到水口村時,農作物品種“很雜”,西瓜、蜜桔、玉米都種過,多是自產自銷。到了2010年,村里開始“調結構”,主要種植獼猴桃和醜柑。“2013年我們成立了成都水口紅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註冊‘水口紅’商標,開始做電商,到前年可以說漸成氣候。”趙興麗說。
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像蒲江這樣立足特色農產品,加強電商與農業產業的良性互動,不僅有效地打通了農產品對接大市場的渠道,同時也是在倒逼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
●搭建產業園 重點培育基層電商人才
電商帶來的利好,趙興麗深有感觸。“2011年,我們村是市級貧困村,那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550元,但去年這個數字是30000元。”
這背後,是電商帶動“水口紅”品牌在全國走紅,走向歐洲、東南亞市場,同時也讓水口村的日子變得紅火。截至目前,全村電商數量已達到60家,以水口紅為代表的電商企業2016年線上銷售量達300萬斤以上,年銷售額達到1500萬元。
有意思的是,去年9月,趙興麗曾在成都本地媒體上為農村發展“吆喝”——“在外打拼太累?夢想太貴?不如先定一個小目標,比如說,回屋種它一山的獼猴桃樹。”雖然這是一則廣告,“一山獼猴桃樹”卻透露了趙興麗對更多青年回鄉創業的期待。
“80後”的王卓是最早一批投身返鄉創業浪潮中的一員。從2013年秋回老家開網店做電商至今,他最大的感受是“回家創業一點兒不比在城里上班差。”去年,王卓的合作社實現電商銷售額200多萬元。
回憶起創業契機,這位蒲江縣複興鄉陳壩村土生土長的小夥表示,“之前在外地工作的時候,家里經常給寄一些獼猴桃讓我解饞,同事們吃了覺得不錯,紛紛讓我幫忙買。”同事們的青睞讓王卓萌生了開網店賣獼猴桃的念頭。
從公司辭職後,王卓回鄉成立了專業合作社,讓周圍的村民按照高標準去種植、管理,以比市場價每斤貴0.5元到1元的價格收購他們的水果,同時鼓勵村民到合作社來幫忙進行采摘、分選、打包發貨等工作,“這樣一來,不但他們的果子售賣有保障,價格也不錯,而且他們自己也能在農閑時多一份收入來源。”他說。
記者在蒲江走訪發現,像王卓這樣的個體電商不在少數,同時,政府搭建的電商產業園也逐具規模。據介紹,2015年底才投入使用的蒲江縣電子商務產業園,目前已有113家電商主體入駐,2016年園區農產品線上銷售額達3億元。
多位創業者表示,在這里做農產品電商,“什麽都不用愁,只需要把產品賣出去就行了”“蒲江幾乎能滿足電商發展的一切需求”……
盡管備受肯定,但蒲江的電商之路仍有瓶頸需要突破。此前,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巡視員聶林海曾公開表示,蒲江的農產品電子商務在全國來看都做得很好,“它的品牌、商品、網絡、物流都解決了,現在就是人才沒有解決。”
為此,產業園也在積極增強人才培訓功能,加大對大學生村官、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培訓電商營銷、產品包裝設計等知識的力度,以壯大農村基層電商使用人才。
事實上,人才是成都農業農村電商發展共同面臨的難題,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們希望通過試點示範,在各區(市)縣建成10個以上縣級電子商務產業園(孵化基地),依托創新創業載體建設和服務體系完善,加大人才培訓培養,內育外引,吸附大批專業人才和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投身到互聯網創業。”
●互聯網應用深入 促進農村服務提檔
盡管真正推動“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並非用一臺電腦或一部手機接入互聯網這麽簡單,但不可否認,借助電商之力,農業發展方式在轉變、農民收入在增加、農村與城市的時空距離也在縮短。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電商的應用與普及有效推動了成都農村服務的提檔升級。
在邛崍市桑園鎮黑虎村,村民們通過電子商務便民服務站就能完成水、電繳費,車票代購,手機充值,代繳交通違法罰款等服務,實現了小區農戶日常生活基本消費網絡化;在蒲江縣大興鎮水口村,“一站式”綜合服務站點整合了“電子商務服務站、日用品超市(含疊加服務)、農資超市、金融服務”,通過疊加這些便民功能實現惠民目的。
趙興麗告訴記者,水口村引進了成都本地的一家銀行,在綜合服務站點安裝了“農貸通”金融設備,可以進行提款、轉賬、小額貸款、便民繳費等。“以前外面的人來村里面買水果,總要帶幾大袋現金,數錢不僅費事還要擔心假鈔,現在在這個服務站點,一張卡就搞定了,對大家來說都方便了很多。”
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透露,早在2015年,成都在進行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點建設之初,就定位在功能標準化、運營連鎖化、服務多元化上,並制定了36項疊加服務功能指導標準,引導農業農村電商龍頭企業服務農村市場,推動建立可持續、高粘性、服務高效的線下服務平臺。
據了解,目前成都已建成集商務服務、代理服務、政務服務為一體的農業農村電商綜合服務站點近1000個、示範服務站點100余個,“形成了縱向服務與橫向覆蓋一體的多元化農業農村電子商務服務體系,極大地方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農業農村電商的迅速發展也推動了農村物流體系的進一步完善。“針對農村流通傳導環節多、效率低、成本高的問題,我們利用社會快遞資源,加速構建縣、鄉、村三級農村物流共同配送體系,積極推進社區和農村末端物流服務網點建設,把農業農村電商發展的基礎支撐打得更牢,讓農村享受與城市一致的流通順暢、服務便捷的發展成果。”上述負責人說。
記者註意到,日前發布的《成都市服務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城鄉商貿流通一體化進程,夯實農村消費市場發展基礎,暢通消費品、農資產品下鄉渠道,激發農村消費潛力。”
可以預見,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普及與深入,不只流通領域,城鄉一體化進程將全方位提速,農業農村發展將邁入全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