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經歷了6年的下行期,從高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那麽2017年的經濟走勢如何?中國為什麽會經歷高位下行,下一步如何突圍?
1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演講時表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包括了全球金融危機收縮外需,以及“不差錢”腐蝕企業家精神。
此外,全球競爭呈現“三明治”態勢,發達國家有獨到性優勢,印度、越南等國凸顯了成本優勢,這對於中國而言,是成本優勢的漸失導致獨到性優勢缺失,以及國內出現體制成本上升太快問題。
周其仁表示,中國經濟發展,下一步突圍的兩個方向是改革和創新。
全球外需收縮是其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似乎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水嶺。
周其仁列舉了一系列數據,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9.8%,達到1979~2008年的平均增長率。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進出口總額全球最大。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購買力平價(PPP)來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然而,從2007年到2015年,中國經濟呈下行態勢,年增長率從14.2%下降為6.9%,2016年預計在6.5%。這樣的高速下行,給企業和政府都帶來了從未遇到過的挑戰,那麽如何理解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原因?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周其仁表示,首先要看全球格局的變化,因為中國的高速增長是在開放中實現的。
在全球化過程中,歐美等經濟體出現的變化是資本稀缺程度提高,華爾街和矽谷如日中天,非常耀眼,但是失業率增加,國內呈兩極分化狀態;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憑借著龐大的勞動力跟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相結合,通過大量的產品,制造出口賺了貿易順差,率先出現中產階級。
同時中國等國的平均收入增長速度高於發達國家,國內市場拓展吸引了更多的資本和技術投入,本國開始積累資本、技術和研發能力。當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不能進一步發揮作用時,經濟以外的規律開始起作用,導致貿易摩擦、壁壘的出現。
2008年,美國出現金融危機,全球化受到沖擊。這對於依賴外向型經濟的中國經濟來說,沖擊非常大。周其仁表示,從外部角度看,中國經濟高位下行的原因,首先就是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外需收縮,因沿海城市的就業、稅收都是外向型經濟,外貿出口就出現了大幅下降。
體制成本重新舉頭向上
其次是國內成本出現變化。周其仁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過成本優勢參與全球競爭。這里的成本更多指的是“制度成本”——整個經濟運行當中制度性的成本。
周其仁說,中國發展是通過一步一步地改革開放,大幅降低原來畸高無比的制度成本曲線,先從封閉變成開放,再在開放中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民營經濟,又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把全球市場打開,另外加上要素成本低廉,以及學習曲線急升,從而成就了中國故事。
但新的問題在於,成本曲線是永遠在變動的,如今成本曲線降到最低點後又上去了。
周其仁認為,在告訴增長的過程中,國內的體制成本重新又舉頭向上。他列舉了一系列數據,1995~2012年,中國名義GDP增長8.6倍,工資總額增長8.8倍,稅收增長16.7倍, 政府收入增長18.8倍,社保繳納增長28.7倍,土地出讓金增長64倍。這其中,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幅度與名義GDP十分接近,而社保、土地出讓金等漲幅卻高出了數倍。
同時,體制成本的重新上升,還包括市場準入的成本,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等。
對沖體制成本上升的辦法,周其仁認為是要把成本曲線往右推,形成一條長期來看持續有競爭力的成本變動,盡量減慢上升速度,這就需要進行深化改革。“沒有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主動地發起一輪一輪的深化改革,這個成本很難降下來。”周其仁說。
下一步突圍:改革和創新
2017年,中國經濟要實現突圍,要如何走?
周其仁表示,要實現突圍,首要是推進改革。過去的經驗證明,體制成本下降,經濟就會很好地發展;體制成本上升,整個國家民族就會被拖住。
對於目前改革的難度,周其仁說了三個方面。第一,過去都是危機推動改革,過不下去了,不得不改。今天中國經濟位居全球第二位,即便經濟下行也仍是一個大的經濟體,危機沒有切膚之痛。第二,現在我們應該要從自身實際出發來進行改革,而不是再像之前那樣跟隨發達國家,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措施在倒退。第三,所有改革都會引起利益的相對變化,有人受益,有人就會受損。現在很多領域的改革觸動的利益存量非常大。
“改革要解決認知問題,到底什麽是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未來利益,同時要找到不同利益和觀念的結合點。”周其仁說。
這就引出第二個突圍的方向,通過創新來突破全球形成的新僵局。周其仁認為,創新不是一定會發生的,而是有條件的。全世界的創業、創新,在一開始都是少數人在少數地點,出來的東西才會普及到全人類,真正能承擔創新創業的不是每一塊土地、每一個人,需要聚合到一起。
結合近日在深圳的調研經驗,周其仁表示,深圳之前的創新都是從下往上,即先產品、再技術,最後到原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次也出現了從原理往下打的苗頭。“希望深圳能像全球的創新強國一樣,上山路、下山路都能打通。”周其仁說。
樓盤傳真 2017/02/04 2017/02/04 22:52閱讀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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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也應該像阿爾法狗一樣進化、自我學習,這樣在激烈的競爭中就會增加勝算。
來源 | 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
作者 | Jeanette管
校對 | Lily
編輯 | Noah陳
無一例外的,你去問投資人,他今年看好的是什麽,他會告訴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厲害之處到底是什麽?也許是像兩次工業革命,生產力以驚人的速度快速提高。
投資人李竹,他也看好人工智能,從人工智能里他汲取了新經驗,比如投資也應該像阿爾法狗一樣進化、自我學習,這樣在激烈的競爭中就會增加勝算。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我的兩次創業經歷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有兩次創業,第一次是做了一家軟件公司,我們湊了十萬塊錢,花了三萬六千塊錢租了清華園賓館,租了一年,我們吃住都在里面,跟現在的創業者差不多,不給自己發工資。房租剩下來的錢留著做產品打廣告,就這樣幹了半年就賺錢了。那時候競爭少,很容易賺錢。後來那家公司合並到了清華同方,在97年的時候成功上市了。我們創業成功了,獲得了第一桶金,雖然開始很辛苦,但結局很美好。
第二次創業是在05年做悠視網,當時做體育直播特別有名,後來又做很多的影視視頻,其實我們才是做直播最早的,但沒趕上好時候。如果趕到現在,那肯定也火的一塌糊塗。這家公司雖然也融了幾千萬美元,但是還是不夠燒。公司現在還在,13年的時候我出來做天使了,這家公司就交給了其他同事來打理。
創業就是這樣不是你想成功就能成功的,有一定的概率,失敗還是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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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靠的是群體智慧
如果一個天使投資人是個人天使他投身邊的人就夠了。就投熟悉的人,沒有道德風險,就看運氣。但人脈總有耗盡的時候,機構化了你就必須有更多的項目來源。 天使投資,發現項目比判斷項目還要重要,你能不能接觸到創業者,你怎麽建立對行業的認知。這片草場吃光了如何轉場到一片肥美的地方,怎麽轉,往哪個地方轉,這就要靠平臺的力量。
過去傳統的基金,論資排輩,為什麽那麽多管理人從大基金里出來創立自己的基金就是因為這個行業有弊端。
我們從成立開始就強調分享精神,平臺是大家的。比如我們做決策,四個人一個投委會,不是一個人就能決定投不投的。投的項目只要收益好可以多分錢,我們的carry完全是按照業績來分的。
我們靠群體智慧,就像人工智能一樣,原來是一個CPU計算,現在是並行的大規模的運算。我們要求每個人專註兩個方向,你不能什麽都看,什麽方向都投肯定投不好。必須給自己貼標簽,用群體智慧在這個創新加速的年代才能贏得創業者。
四年前我們只有3位合夥人,現在有18位合夥人,覆蓋了北京、滬寧杭、廣深港、廈門、矽谷等多個城市,形成了跨地域的天使平臺。我們已經在10個城市有8萬平米的創新空間,今年會超過20萬平米。
我們希望創業者知道英諾天使,也知道在哪里找到我們。英諾基金所在的城市,我們都設有英諾創新空間跟進支持。我們希望成為離創業者最近,能第一時間發現和接觸,給創業者第一張支票的人。
天天跟創業者泡在一起,向他們學習,你投完了公司去觀察哪個公司漲的最快多跟他們聊天,向創業者學習,你就會發現在他所做的這個行業上下遊還有什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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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我看好精英創業
現在的創業者是非常幸福的,只要有好的idea,做的事兒靠譜,就有一堆人來幫助你,支持你。
我們那時候完全靠自己,2000年的時候,大家不知道什麽叫天使投資,我們個人做投資都是率性而為,熟人需要做點事我們就給點錢。做天使投資人跟做實業投資一樣,創業者的股份也沒有那麽多的溢價,估值也特別低。
現在不一樣了,一個創始人他一出來創業估值一下就幾千萬美元。到了現在形成了一個生態圈,你只要有好點子你就可能拿到啟動資金,只要有產品你就可以拿到天使投資,很快夠能完成A輪、B輪。環境不一樣,大家的意識也不一樣。
創業分兩類,一類叫做泛創業,很多傳統行業、服務行業都是屬於泛創業的群體。開個餐飲店,用互聯網改造一下,效率高一點,這種創業它不需要那麽多資金,它的資本價值也有限。另外一類,爆發力比較強,它對未來、對生活可能有非常大的改變,而且往往是輕資產的。這一類的創業是目前天使投資人最喜歡的。
技術創新需要有積累,你原來沒有積累,對這個行業不了解,你要在這里面做創業是非常難的。
移動互聯網領域創業者有精英,也有草根,但是到了現在,技術創新人工智能領域,我覺得精英創業的人成功的概率高一些。
創業這條路充滿了各種艱辛,只有最優秀的公司才可能達到彼岸。有一萬家公司可能只有一家能上市,有四五家會被並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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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快和慢是相對的
人工智能它的影響跟移動互聯網不太一樣,我覺得會有30年的影響。人工智能是跟蒸汽機,電的發明一樣,它是一個劃時代的東西。未來幾年最重點的肯定還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興起以後,物質生產的成本會越來越低,房屋、汽車,吃的、用的、穿的價格都會非常便宜。生產效率提高了,大家的時間越來越多,這時候人會更加關註精神、文化的消費。
人工智能、文化創意產業、消費升級、企業服務這是我們建立坐標的幾個方向,這些領域我們相對比較熟,基本上見一面就可以有個判斷行還是不行。
舉個例子,推想科技是做醫療影像識別的,去年大年二十九見了創始人陳寬,我們第一天見面,聊了不到一小時。他在芝加哥大學念博士,兩個導師都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他還在美國拿過人工智能大賽的冠軍。對行業非常了解,最重要的是他憑借一己之力把技術推廣到像四川人民醫院、武漢同濟醫院這樣的大醫院。一個搞學問的,能夠把技術落地,說明他是很有能力的,我們當時就給了他投資意向書。
如果我們對這個領域特別熟悉,特別了解,以前在這個領域看過一批公司,在這個時候基本見一面我們就可以做決定,是不是給他一個投資意向書。
也不是所有項目都快,有的快,有的慢,快和慢都是有道理的,主要取決於你對這個行業是不是有坐標系,是不是有認知。
還有一種情況,我們可能第一次看到這類項目,對這個行業還需要更多了解,那我們不能立刻下結論。
5
優秀創業者的特質
優秀的創業者都有這三方面特質:
第一,靠譜。
你得非常懂行業,有契約精神,懂分享。靠譜是第一位的,人不靠譜,所有的事情都沒有用。當你一千萬美元、一億美元投了這家公司的時候,這個人管控著整個公司。這個公司如果帳上放了幾個億人民幣,它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很好地用這筆錢,值不值得信任。什麽叫靠譜?靠譜核心是契約精神和分享精神。承諾的事情一定會去做,從很多細節也能看出來,比如跟你約時間,他是否準時;比如他跟合作夥伴要分股份的時候,是不是就按照說的來做了。他給員工承諾,多少工資,什麽樣的福利,會不會打折扣,這都是契約精神。從他的股份分配,你能看出他的分享精神。比如這個公司他占了95%,有5%是分給了其他的合作夥伴。
第二,學習能力。
創業公司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會發生很多的變化,有很多市場競爭,如果學習能力不強,那你最後就競爭不過其他的對手。只有學習新的技術,富有學習能力才能帶著公司一直往前走。
第三,擅長找人、用人。
一個好的CEO至少要花一半的時間找人。在不同的階段找人是不一樣的,公司發展到A輪、B輪階段之後,找人的能力又非常重要了。如果三條都滿足,那行,這類創始人我們就會很快投資他。
“(疫苗)跟芯片問題是一類,要靠我們自主產業去做,更保險一點。如果你不研發,他研發了,就會壟斷你的市場”。
4月26日,在首屆天府國際生物醫藥商業化高端對話會上,中國疫苗臨床研究學會秘書長時念民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我國是疫苗大國,但是不是強國。因為政府免疫規劃擴大、新疫苗獲批、全面二孩政策、重大傳染病的防控,中國未來疫苗市場發展潛力大,但是確實存在集中度低、疫苗創新能力弱的問題。
比如,五聯疫苗全球僅有賽諾菲巴斯德公司生產。但在去年,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在對賽諾菲巴斯德公司生產的 36 批吸附無細胞百白破滅活脊髓灰質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桿菌(結合)聯合疫苗(五聯苗)進行批簽發檢驗中,發現 8 批(約計 71.50萬人份)疫苗的破傷風效力不符合規定,存在較高質量風險。
依據我國相關法規及《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原國家藥監總局會同中檢院約談了賽諾菲巴斯德公司,要求賽諾菲巴斯德公司對五聯苗的生產、質量控制檢驗進行全面徹底的自查並提交整改報告,在確定消除質量風險前暫停五聯苗的批簽發進口。
在巴斯德五聯苗被退貨之後,在多省市曾出現了短時的五聯苗緊缺。
時念民在演講中介紹,目前,全球批準疫苗是74種,可以預防40種疾病。而默沙東、葛蘭素史克、賽諾菲、輝瑞等四家企業占到了全球市場的近90%份額,市場上認可度最高的產品都出自這幾家企業。
時念民介紹,截至2017年8月30日,中國有43家疫苗企業。產品的集中度非常低,給疫苗產業監管帶來了一定的難度。雖然中國疫苗產業經過多年的積累,但是大多數企業還是處於技術創新金字塔底部,產品同質化競爭非常激烈。
正是由於國內需求旺盛,中國疫苗行業拐點已現,我國自主的重磅疫苗產品相繼實現上市。比如EV71 疫苗 2015 年底獲批上市;HPV 疫苗 2017 年獲批上市銷 售;AC-Hib 三聯疫苗處於高速增長期,由於其符合中國人的需求, 行業內測算其未來國內市場有望突破 10 億元;帶狀皰疹疫苗國際已獲批上市,行業內預測上市後空間在 10 億元以上。隨著研發實力較強的企業將強者恒強,國內現有疫苗產品市場集中度將向銷售能力強的大企業靠攏。
近期多地方政府出臺“引才引智”措施,對此,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今日(16日)回應稱,我國勞動力人口不存在總量不足的問題,高校畢業生還面臨著一些就業的壓力,人才的引進要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戰略緊密結合。
孟瑋表示,從現在勞動力人口總量來看,目前我國16歲-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仍然保持在9億數量級。近年來,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逐年提升,勞動力素質在不斷提高,高校畢業生規模也較大,高校畢業生還面臨著一些就業的壓力。
近期,全國多地出臺較之前相對寬松的人才落戶政策。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將主城區落戶條件放寬為就業滿2年、參加城鎮社保滿1年;廣東省東莞市取消實施8年的積分落戶制度,將落戶條件放寬為參加城鎮社保滿5年、辦理居住證滿5年,並將新生代農民工、技術工人、在城鎮就業居住5年以上人口列為落戶重點人群;重慶市不設落戶指標控制、不搞積分排隊,外來人口達到一定就業年限(最長5年)即可直接辦理落戶;陜西省西安市允許全國在校大學生僅憑學生證和身份證即可完成在線落戶;四川省成都市、湖北省武漢市則將大學生落戶年齡限制從35周歲分別放寬到45、40周歲。
對此,孟瑋回應稱,人才政策體現了傳統城市發展觀念的調整。“隨著各大城市持續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新增的就業崗位多、人才需求量大,對人才的競爭成為必然,地方政府紛紛出臺人才新政,支持大學生落戶,體現了對人才的重視,是對過去‘重物輕人’傳統的城市發展觀念的一個調整。”孟瑋說。
與此同時,孟瑋強調,既要“引才引智”更要“用人留人”。吸引人才落戶,更要把這些人才留在當地,實實在在為當地經濟發展做貢獻。把人才留下,要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和政府服務,不斷優化城市社會的硬環境和軟環境,為這些人才幹事創業營造富有活力的體制機制和制度保障。
人才的引進要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戰略緊密結合。孟瑋表示,地方政府出臺的這一系列人才引進的舉措,還是要突出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導向,要緊緊圍繞著地方的需求來制定政策,做到人才的引進與本地區發展戰略、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同步謀劃、同步推進,這樣才能夠實現人才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同時,還要堅持政府和市場兩方發力,政府應為人才引進搭臺,同時還要發揮用人單位在人才培養、引進和使用中的主導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我國高學歷勞動力的空間分布和經濟布局、產業集聚還不夠協調,產教融合的程度也還不夠緊密,存在著結構性就業矛盾等問題。孟瑋表示,下一步,政府將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為推進各類要素市場化配置、促進人才等要素合理流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同時,對於持續勞動人口的流動和空間分布等問題,政府將加強新時代人口流動趨勢的特征研究,積極謀劃人口減少區域的發展問題,及時提出完善人口流動的有關政策建議。
6月14日,第十屆陸家嘴論壇在上海開幕。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論壇上表示,金融業在著力破除無效供給的同時,應支持培育新動能,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他提到,2017年銀行業新增減費讓利440億元,今年一系列新的降成本措施正在陸續出臺。信貸增速繼續明顯超過貨幣供應量和GDP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持續實現“三個不低於”目標。目前,小微企業貸款覆蓋率17.3%,申貸獲得率95.1%,但是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還需做出新的努力。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論壇上透露,央行正在會同協調有關部門,基於“幾家擡”的思路,出臺改善中小企業服務、增加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政策。
服務小微靠合力
關於“幾家擡”的解決方案,易綱具體介紹稱,央行將從準備金、再貸款和再貼現方面,支持小微企業服務;監管當局要建立差別化的監管,要充分考慮到小微企業的風險溢價;商業銀行應當從內部轉移定價機制(FTP)等方面為小微企業提供綜合服務機制;財政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等。全社會各個方面共同為小微企業服務,就能夠達到“增加貸款、降低成本”的目的。
他進一步表示,年初的定向降準調動了約4000億元資金,未來將大幅增加對小微企業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可以獲得較低資金成本的再貸款和再貼現支持。
“美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為8年,日本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為12年,我國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為3年,註冊3年以後小微企業還正常經營的概率差不多在1/3。也就是說,小微企業貸款是有風險的。今年3月末,小微企業貸款的不良率是2.75%,比大中型企業高1.7個百分點。因此,如何既服務小微企業,又覆蓋風險,使得金融機構可以持續地為小微企業服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易綱表示,要促進小微企業財務可持續,調動金融機構積極性,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的內在動力,“幾家擡”是一個思路。
易綱同時明確,小微企業也要積極提高自身素質,要提高質量,聚焦主業,規範經營,註重誠信,建立完善的財務制度,主動對接銀行的信貸審批標準。政策聚焦點和發力點主要在單戶授信在500萬元以下的貸款。
此外,易綱指出,由於民間融資成本更高於正規金融成本,正規金融要成為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主要來源,民間融資是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補充。具體而言,金融機構給小微企業平均的貸款利率大約是6%,網絡借貸的利率大約是13%,小額貸款公司等機構的貸款利率在15%~20%左右。
“我們要堅持正規金融主力軍的同時,還要充分肯定民間融資的重要性。並且,正規金融服務多提供一些,就會使得小微企業融資的加權平均成本下降一些。”易綱強調。
普惠金融要講可持續
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提到,仍有不少企業和群體沒有得到金融服務,2000多萬小微企業、5000多萬個體工商戶在銀行有貸款的大概只占18%。普惠金融領域客戶服務的成本較高、服務效率有待提升。另外,普惠金融客戶都是小而分散的,成本、違約概率也高,金融機構商業可持續性面臨挑戰。
李均鋒表示,下一步將從五個方面繼續推進普惠金融。第一,要從供給側解決精準發力問題,解決金融服務空白區。第二,要精準發力,采取辦法降低普惠金融成本,提高普惠金融效率,使普惠金融領域客戶享受到可承擔價格合理的普惠金融服務。
第三,要從機構側發力,繼續打造多層次的普惠金融機構供給市場。第四,要從普惠金融供給機制上發力。要求商業銀行對普惠金融業務建立單獨核算,資源配置、信貸人員、考核機制上要有專門政策。李均鋒同時提出,應進一步打造發展普惠金融的合力。
“郭樹清主席也提到,發展普惠金融需要金融機構的動力、監管部門的壓力以及貨幣政策這幾方面形成合力,金融機構做普惠金融才可以實現可持續並保證回報。”李均鋒還表示,應建立普惠金融領域監管透明度和市場約束機制。部分互聯網金融打著普惠金融旗號,實際上是在賺快錢甚至是非法集資,監管部門對這些機構要進行打擊。
上海銀行董事長金煜認為,普惠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一直以來更受關註,但是在他看來,更重要的應該是要更加關註可持續性。從需求來說,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價格需能持續促進企業發展。從金融服務的供應端來說,金融機構畢竟是市場化的商業機構,必須兼顧盈利性才有持續動力。而兩個可持續性的問題存在矛盾,價格過高接受服務需求方沒有獲得持續的發展,價格過低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可能就沒有持續的動力。
“決定價格的關鍵變量是成本,通過科技金融的運用,我們可以比較好地減低運營成本。”在金煜看來,商業銀行應當利用科技金融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通過技術更好地突破業務發展的邊界,進而解決普惠金融可持續問題。
李均鋒也提出,普惠金融供給方一定要更好地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讓金融機構在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和渠道上提高覆蓋面與覆蓋效率。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董事長繆建民表示,正在發生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動搖傳統保險公司經營的基礎,這對保險商業模式和技術運用提出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保險業轉變風險管理,比如運用車聯網和生命科學科學技術進行事先管理;另一方面,要求保險業延伸風險管理範疇,新技術下,過去成本不能覆蓋的小微風險也可以納入保險範圍了。
科技在為金融賦能的同時,也帶來了多重風險。金煜提到,在科技不斷創新發展以及不斷運用到金融行業過程當中,必須要高度關註隨之而來的信息科技風險、監管合規風險、社會風險外移等,只有平衡好風險、創新、合規等,才能使科技或者科技金融持續為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最近在杭州召開的2018年中國法學會網絡信息法年會,對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立法主題討論甚為熱烈。自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立項進行個人信息保護法研究到現在,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研究已經持續多年,雖然目前還沒有列入人大的立項規劃,但學術界認為繼網絡安全法和電子商務法之後,個人信息保護法是下一個網絡信息領域必須重點研究的立法課題。
電子商務立法開辟了人大開門立法、廣泛參與的新模式,廣受贊譽。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事關每個公民利益,也是大家切身感受到的各種信息騷擾、電信詐騙背後涉及的法律問題。對此,人人都有發言權,人人都有話要說,不知道未來立法草案公布征求意見會不會再現當年數十萬反饋意見的盛況?
各方立法需求不一
縱觀各國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模式,個人信息單行法立法保護是比較普遍采用的做法。現在媒體、消費者保護機構代表沈默的絕大多數,監管機構和企業都在呼籲個人信息立法,但深入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各方對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需求是不一樣的。
廣告利益相關方的立法需求是個人信息範圍限縮到最大可能範圍內,數字廣告、大數據精準推薦、數據挖掘、算法推送均希望合法化。大部分企業都在盡量擴大收集數據,網絡安全法生效後開始有少量企業、其他機構顧及風險減少甚至不收集個人信息,如央視財經、國務院客戶端已經不收集通訊錄,但仍然收集精準和大概位置、拍照和視頻、錄音、讀取手機狀態和身份等權限。監管執法者希望增加法律實施的可操作性。
其實現在中國法律關於個人信息的立法已經初成體系,甚至說保護力度從立法層面並不輸美歐多少,問題在於行政執法和法院司法的實踐,除刑事司法領域外,幾乎看不到重大影響的好案例。其實重大案件往往具有深遠的影響,一個好的重大影響案件,比100條法律條文、1000場法律培訓都更能推動法律的深入人心。
政府部門還有一個未來立法不能再回避的問題:作為最大真實信息收集者,政府機構願不願意成為監管執法的對象?網絡安全法立法時,有一種意見是如果對政府機關罰款,罰款從財政左口袋到右口袋,沒有太大意義,所以專門有一個條文規定政府違法的處理問題,但從制度建設和實踐中頻頻發生政府機關信息管理不善的現狀來看,這到底是不是政府部門免於監管的充分理由?
雖然徐玉玉案件極大提高了個人信息保護必要性的認知程度,但全社會尤其是立法司法機關對於個人信息的價值和保護的必要性的認識現狀還太低。很多人還是無法把個人信息保護與電信詐騙等個人信息濫用的惡劣後果聯系起來。你對個人信息持有什麽樣的真實態度,可能就是別人對個人信息立法需求的態度。每個個人的職業、身份、利益對於其表達對於個人信息的態度有決定性影響。現在中國個人信息保護的執法案例,主要由一些法律專業人員,例如律師、消費者保護機構等在推動。飯碗比個人信息保護更重要。來自企業的專家不可能不知道個人信息對他們自己造成的騷擾,但端著企業的飯碗輸出的只能是信息自由的種種理論和論證。我個人認為非此即彼的思維是不行的,關鍵在於探討設計複雜的法律規則應對萬千迥異的複雜情況,讓企業賺錢也不要太過於侵犯公民的隱私。
個人信息立法的全球經驗
《通用數據保護法案》(GDPR)生效之日相關文章報道在中國網民的手機朋友圈刷屏。一部專業性極強的外國法律為什麽在中國如此廣受關註?為什麽我們反複宣傳網絡安全法,又是約談又是處罰,中國企業沒出版過網安法專著卻有專門出版研究GDPR專著的?Facebook遭遇劍橋分析數據濫用,其平臺本身無明顯過錯,但其首席執行官紮克伯格仍到國會作證,主動公開檢討,而中國同期互聯網巨頭掌門人聲稱網民不介意隱私的言論多次被對比刷屏。
谷歌公司的座右銘是Don't do evil(不作惡),在谷歌這樣的公司律師人數和專業水平應該不會低於中國任何一家企業,然而在歐盟頻遭大額罰款,美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水平是否低於歐盟? 2018年6月28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下稱“加州”)頒布了《2018年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CCPA)來看,未必。從美國法治和訴訟制度來看,成熟的法治環境下,不大可能縱容某種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放縱過度,因為隨時都有律師為謀取利益而發起訴訟予以打擊。
我們立法時較多參考研究的其他域外立法,包括印度、新加坡、日本,其個人信息保護水平也不低於我國。雖然我支持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但我認為中國個人信息保護水平低下的關鍵問題不在於法律缺失。請看我們相關立法生效後的若幹案例:
我國目前為止個人信息保護領域主要有影響的民事訴訟:朱燁訴百度:一審勝訴,二審敗訴。我本人發起的訴工商銀行: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北京律師龐理鵬訴北京趣拿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東方航空公司隱私權糾紛,一審敗訴,二審勝訴,但法律責任是賠禮道歉而已。最高法院曾經公布過一個無錫市南長區法院判決某開發商與垃圾短信發送公司合同糾紛案,以合同無效駁回訴訟請求,收繳違法所得。這是一個與個人信息保護沾邊的合同案件,法院收繳了合同不法收益,與個人信息維權無關。
目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在行政執法領域主要是消保法+網絡安全法,網絡安全法執法力度相對較大,根據公布的案例,騰訊微信、新浪微博、百度貼吧涉嫌違反《網絡安全法》被立案調查,BOSS直聘被網信辦責令整改,這些就算目前重大執法案件了。
本次論壇上有學者對於個人信息保護是應學習歐盟大額罰款的行政執法模式,還是司法訴訟保護模式進行了討論。從中國反壟斷法的執法來看,個人信息保護執法不排除學習歐盟的可能性。結合歐盟對谷歌等企業反壟斷等多次巨額罰款,該等行政執法措施監管確實震懾力巨大,可以通過巨額罰款的行政責任引導企業合規。司法訴訟可能對企業造成數量更多的煩惱,但每個案件的經濟賠償損失則不會如同歐盟罰款那麽巨大,法庭可以通過法律解釋為個人信息保護與企業需求之間不斷微調,實現法律靈活性與穩定性的相對統一。
因此,盡管目前的中國個人信息民事訴訟案例都不太給力,但司法訴訟仍不失為中國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值得考慮的主要保護途徑。從科學合理與漸進進程角度來說,通過民事訴訟責任引導企業合規,似乎更加科學合理。
(作者系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