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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等人就“羅一笑事件”致歉：將捐款267萬捐出成立基金

據《北京青年報》官方微博消息，1日上午，羅爾及劉俠風發布一份“關於‘羅一笑事件’的聯合聲明”，聲明中稱因“羅一笑事件”傳播遠超預期，帶來不好的社會影響，“作為當事人，在此深表歉意”。

聲明透露，截至11月30日24時，P2P觀察微信公號文章《耶穌，請別讓我做你的敵人》分享轉發次數累計達到548432次，依照2016年11月27日承諾，小銅人捐助金額為50萬元;同時該篇文章打賞金額累計101110.79元。羅爾個人公眾號《羅一笑，你給我站住》收到贊賞金207萬元。兩項共計2671110.79元。經商議，“以上款項，在征得捐贈人同意的情況下將全額捐出，成立白血病患兒救助專項基金”。而羅一笑所需醫療費用，也將通過合規合法途徑，向該基金申請救助。

1日，深證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因此事涉及數個部門，目前正在匯總各方面消息，將盡快公布初步調查結果。

陳天橋1億美元捐款震動中國科學界

12月7日，盛大創始人陳天橋宣布成立10億美元基金支持腦科學研究。首批將向加州理工學院捐款1億美元，用於大腦基礎生物學研究。這項計劃稱，將幫助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深入大腦的研究，探索大腦基礎層面的運作機理，以及由於疾病和衰老而導致大腦運作失靈的原理。陳天橋表示，對人腦的研究是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

用陳天橋的話來說：“我並不是說自己有多麽高尚，就是要做對人類有意義的事，這讓我感到興奮和快樂。”消息一經公布，立即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有人說，陳天橋為人類科學的發展貢獻私人財產，這種做法值得表揚。有人說，陳天橋身為中國人，在中國科研經費緊張的時候，卻把錢捐給了並不差錢的美國人，有失意義。

錢該往哪兒捐?

當天上午，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仇子龍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首先是驚喜，企業家也對大腦科學與基礎研究有興趣，其次是惋惜。”

話音剛落，第一財經記者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饒毅一條被瘋轉的評論，他說：“陳天橋夫婦選擇在生物學和神經科學研究都歷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學院支持腦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國，是典型的錯誤。”

支持和反對饒毅的人立即開始站邊。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的浙大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反駁說：“捐助科學，說明中國企業家開始積極關註更長遠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是好事。特別是他的選擇，最前沿的領域——神經科學，加州理工學院，DavidAnderson教授，這些都是很好的選擇。當然，作為中國神經科學家，我更希望看到我們的企業家捐助國內的神經科學。”

上海科技大學的胡霽教授也強烈支持陳天橋的捐贈行為。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陳天橋醞釀這個項目已經好幾年了，談了很多家機構，據我所知，他考察國內外科研院所至少已經有3年。基礎科研對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競爭，但對全人類而言不存在競爭。比如中國人一直在癌癥治療等領域受到美國科研進步的好處。富豪關註科研是好事，陳天橋有超越大多數中國富人的科研視野和追求，這是純粹的慈善，值得鼓勵。”

而在仇子龍看來，在中國科研實力完全能夠達到國際頂尖水平的前提之下，錢捐助給中國或許是個更好的選擇。

他認為，我國的神經科學起步晚，總體實力不及發達國家，但最近10余年，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成就，也建立和發展了一大批優秀的研究機構。比如由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蒲慕明先生領銜的中科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北大清華的麥戈文腦研究所，浙江大學醫學部的神經科學研究中心，複旦大學腦研究院等研究機構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腦科學研究的實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國內現在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青年科學家，他們大都在國際頂尖研究機構經過嚴格科研訓練，完全能夠達到國際水平，而且他們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更需要資助。因此如果陳天橋把錢捐給中國，從推動人類科學發展事業的角度來說一定會取得同樣的效果。

“陳天橋的捐款是私人行為，我們道理上不應妄加評論，但是我們衷心希望這件事能夠成為一個引子，為中國健全國內的資助體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機。仇子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要知道1億美元對於美國可能不算什麽，對中國科研界來講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了。我們中科院的每一個課題組每年的科研花費大概不會超過200萬元人民幣，50萬~100萬元的資助對我們來說已經相當不錯了。”

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陳椰林研究員表示同意仇子龍的看法：“我為陳天橋捐助神經科學點贊!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美國神經科學研究的盤子已經太大，1億美元帶來的改變其實非常有限，只有一時的新聞效應。而中國則正處於高速發展的初期，屬於潛力股，資金在這種階段的投入顯然更容易帶來長遠的改變。我相信，假以時日，中國一定能趕上美國的水平。放眼未來，捐助美國不如押寶我們自己的科學家。再說我們本來就是剛從美國回來的。”

仇子龍預測，如今的70後科研人員，回國10年後完全能超過留在國外的同齡人，而且政府和國內高校科研院所正加大投入，吸引著大批80後優秀科研人員回國。“有基礎人才，資本才願意投。”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討論中也有持中立態度的科學家。中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薛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於富人的捐款，不能追加道德的約束，尤其是這樣的捐款是為了促進全人類科學的，捐給加州理工學院本身是好事。陳天橋的這些錢如果投到中國可能格局可以做得更大，與此同時不確定性也會更多。我們更應該自省，國內有什麽樣的制度和機制欠缺阻礙這類科研捐贈。”

捐助體制需破藩籬

雖然大部分科學家同意目前的腦神經基礎研究中國具有趕超美國之勢，但他們幾乎一致認為陳天橋之所以把錢用來支持美國的腦科學研究，而不是中國，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有良好的捐助傳統，有完善的捐贈體制，為私人捐助者進入科研領域提供機會。

中科院上海神經所副所長王佐仁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根據饒毅曾經提供的數據，美國國家每年投入神經科學研究的資金是50億美元，中國是2億美元，只有美國的4%。這還沒算美國私人基金投給科研的錢，如果加上差距更大。這就讓中國吸引私人捐款更加迫在眉睫。中國科學家也在從自身開始反省。”

重慶腦科學協同中心諶小維也補充道：“中國的基礎科研全靠政府資助。比如最近重慶市啟動腦計劃，市財政勒緊褲腰帶，才投入1000萬元，這對於目前飛速發展的研究團隊規模，真是杯水車薪。企業家應該和政府一道積極參與到推動中國前沿科學發展的偉大事業中去。”

曾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幹細胞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曉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內現狀是科研資助大多都來自政府，私人的錢很少有途徑進入科研領域，應該更多地鼓勵國內捐贈，並建立健全機制。”

就美國私人捐贈科研的傳統，第一財經記者還特地咨詢了著名美國腦科學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經科學主席AnthonyZador。Zado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為什麽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得到了這項捐贈，很顯然美國大學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歷史更為悠久。即便是科學非常發達的歐洲也很難獲得如此大規模的捐款。當然英國除外，近20年來，英國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捐助的渠道和傳統。”

他補充道：“我必須要說，美國人比中國人更需要私人捐助。雖然這看上去很諷刺，但是要知道中國國家對科研的投入是巨額的，但是美國政府(尤其是共和黨)根本不會在科研上投錢。過去10年中國在科研經費上的支出增長是顯著的，而美國幾乎停滯。”他同時介紹稱，陳天橋的這項捐贈看似是捐給DavidAnderson教授的，其實根本目的是用來支持腦移植專家RichardAndersen。

由此，仇子龍拋出了一個問題：“我的設想是能不能在國內成立一個相關的基金，或者掛靠在某個機構下，用於吸收民間資金資助，並由國內外優秀科學家組成評審委員會。參考國外的模式，科研項目組可以拿這些資助從事神經科學研究，尤其是資助青年人，但是必須每隔幾年定期接受專家委員會的審核，如果無法給出滿意的研究成果，就自動淘汰。”

仇子龍所說的國外經驗，特別指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TheHowardHughesMedicalInstitute，HHMI)。該研究所是美國一個非營利性的醫學研究所，成立於1953年，是全美規模最大的私人資金資助生物和醫學研究的組織之一。成立至今為止，能夠進入的華人研究員不超過10位。

王立銘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的索爾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forBiologicalStudies)和艾倫腦研究所(AllenInstituteforBrainScience)都是國外很好的案例，我們可以借鑒。”

諶小維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稱：“除了美國，在其他國家，比如德國、以色列等都有大量的私人基金會捐助神經科學。而我國的現行制度很難成立獨立的基金會，校友會基本代替了基金會的作用，成為目前接收企業或私人捐助的主要途徑。”諶小維教授畢業於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其博士期間的工作很大部分由Friedrich-SchiedelStiftung基金會捐助完成。

仇子龍對記者表示，他曾接觸過上海市福利基金會下屬的雨人公益基金等針對自閉癥兒童的資助機構，他認為民間的渠道並沒有完全關閉，成立相關的基金會不是沒有可能，只不過是中國沒有參考的模式而已。

仇子龍呼籲盡快建立起中國的私人捐贈渠道。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今中國腦神經科學家是國內朝氣蓬勃的一代，完全有能力把私人的錢用好，把錢用好是科研團隊成熟的表現。除了國家層面稅務的問題，科學家群體自己也要努力，把國內科研體制欠缺的地方補足，對自己負責，加上第三方公開透明的監督，是可以做出一個私人捐助的基金會的。”

中國科學家“走出去”

科學家們認同中國的研究機構吸引不到私人捐助的一些原因：包括國家沒有稅收鼓勵、大學也沒有足夠誠意、財務制度不夠透明等。但他們同時從自身反省：“我們有沒有做出最好的研究?有沒有盡到科學傳播以及和公眾交流科學的責任?”

對於這個問題，科學家們普遍認為中國科學界對科普的重視程度不夠。

王曉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還是需要正確看待陳天橋的捐款，反思中國科研界自身的制度和體制，建立通暢的溝通渠道與途徑。相比美國的科學家，國內科學家與公眾的溝通能力較弱，科普能力不如國外。在國外，醫學院會有一套專業的公共關系培訓課程，都是為了系統地培訓如何去和公眾溝通的能力。”

胡霽表示：“中國年輕科學家如果拿到資助，做出來的研究一定不會比美國人差。但是我們很難讓普通人了解自己在幹什麽。在國外拿了NSF(國家自然基金會)的錢，有義務一定要去科普的。”

“尤其是考慮到我們其實是在拿納稅人的錢做研究。如果能夠擴大中國人對科學的興趣，長遠來看，捐款的資金池會更大。老百姓的小額捐助，也可以積少成多，國外有些私人的基金，就是從老百姓那里募資，然後再去支持科學家。”胡霽補充道。

科學家不僅要加強與公眾的溝通，更要學會與企業家溝通，並且了解企業家在想什麽。仇子龍舉了一個切身實例，在一個私人聚會的非正式場合，某院士問企業家：“你那麽有錢，為什麽不投給我們做科研呢?”企業家說：“我們要收益，所以還沒考慮過投資科研。”院士說：“你投給我們長期有收益，對人類的進步有貢獻。”企業家說：“長期就不叫收益了，是慈善，也可以叫回報社會。”

仇子龍說當時他的感觸特別深。“科學家要明白企業家想什麽，他們捐款可能一部分是投資，另一部分錢是回報社會，是慈善，但是慈善也是要有目標的。”仇子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因此溝通的能力中國科學家一定要好好學習，需要與時俱進，更善於與不同領域的領袖溝通。”

陳椰林表示同意：“前一段時間與企業家聊天，他們對生命科學的興趣特別大。只是平時沒有途徑去了解。我們做科學不能純粹為了滿足好奇心，是要去交流與科普的。王立銘教授經常做科普，他已經成了‘網紅’，是我們的榜樣。”

對於未來，科學家們紛紛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諶小維表示：“說到慈善，過去捐款建校舍、建教學樓都是很好的案例，我們可以借鑒，比如逸夫樓。將來我們期盼捐款不僅僅是建教學樓，也可以捐到前沿基礎研究，讓天橋神經科學中心、馬雲腦科學院等開滿祖國大地。”

“陳天橋的出現，對很多科學家來說，是讓他們看到了資本市場對於科研的重視，是積極的。”王立銘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最近幾年，國內的基礎研究飛速發展，很多年輕科學家也迅速成長起來，同時因為陳天橋這樣的人開始出現，不管是科學方面的交流還是科研資助，我們都正處於一個最好的時期。”

諶小維介紹稱，比如房地產開發商應該把眼光放長遠，如果建立世界級的科研機構，那麽勢必帶動周邊的服務業和房價。“例如佛羅里達為了拉動房價，和世界著名的基礎科研機構德國馬普學會合作建立了神經科學所。當然這不是說讓科研成為企業家炒作市場的手段。”他表示。

王曉群介紹稱：“美國公立大學如何接受私人捐助，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值得借鑒。比如UCSF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所每年都會舉辦募捐晚宴，並通過各種社交網絡，吸引願意資助的富人來參加。這是國外的優勢。在國內，宣傳形式很複雜，一直沒有建立起合適的體制和組織形式。比如怎麽吸引富人來和科學家溝通，這都是問題。

仇子龍最後總結道：“中國目前對私人捐助的機制需要完善，科學家願意和企業家一起努力，探討方案，做出世界水平、與國際接軌的私人捐助科研的體系。”

低價土地交易醜聞發酵 安倍被曝向右翼幼兒園捐款百萬日元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可能面臨上任後最嚴峻的政治醜聞挑戰，讓他頗為頭疼的低價土地交易案進一步發酵。該醜聞中的另一主角森友學園理事長籠池泰典16日稱，安倍的夫人昭惠2015年9月來小學演講訪問時，曾捐款100萬日元(約合6萬元人民幣)，並表示這是一筆“來自安倍首相”的捐款。

這和安倍的說法相矛盾。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內閣官方長官菅義偉稱：“剛剛向安倍首相核實了情況。他說：‘我沒有捐過款。我也沒有通過我的妻子昭恵或者事務所等第三方捐過款’。”同時，菅義偉表示還在確認昭惠是否捐過款。

為何向一所小學捐款會讓安倍如此避之唯恐不及?今年2月以來，安倍陷入了向有右翼傾向的學校折價出售公共土地的醜聞。學校法人森友學園去年6月以1.34億日元(約合80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買下了大阪縣一塊8770平方米的土地用以蓋一所私立小學。然而，這塊土地市價估值卻高達9.56億日元(約合5820.47萬元人民幣)。2010年，臨近一塊面積差不多的土地價格就達到了14億日元(約合8523.7萬元人民)。也就是說，森友學園只以最高市價約十分之一的價格就買到了這塊地。

森友學園的理事長籠池泰典是日本最大右翼團體“日本會議”大阪分部代表和運營委員，該團體與執政黨自民黨及安倍本人關聯密切。

即將於今年4月開學的這所小學，曾經以“安倍晉三紀念小學”的名義募捐，名譽校長即為安倍昭惠。

森友學園此前曾因右翼教育導向而受到批評，該機構在開辦的幼兒園時要求兒童背誦《教育敕語》，受到家長投訴。《教育敕語》是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教典，二戰結束後被廢除。另據共同社報道，森友學園今年1月還曾因涉嫌傳播仇恨言論而被縣政府約談，因為該校向家長發放一份聲明，里面包含誹謗旅居日本的華人和韓國人的內容。

安倍和該學校的關系讓他在議會備受壓力。他此前回應稱，如果發現他和他的夫人參與了土地買賣交易，他將辭去首相和國會議員職務。

日本民進黨國會對策委員長山井和則16日與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竹下亙達成共識，要求在23日的眾參兩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傳喚籠池泰典出席聽證會。

山井強調稱：“籠池和首相的說法大相徑庭，所以想查明真相。”

ebay聯合創始人捐款1億美元打擊“假新聞”

ebay聯合創始人Pierre Omidyar宣布向國際調查記者協會(ICIJ)捐款1億美元，以支持該組織解決日益嚴重的“假新聞”泛濫的情況。

ebay聯合創始人Pierre Omidyar

5日據CNBC報道，Pierre Omidyar表示，他已經把目光瞄準了導致“全球信任赤字”的錯誤信息和仇恨言論，這些不實信息增加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分歧。

去年曝光了“巴拿馬文件”的ICIJ將收到最多450萬美元以擴大其調查報告業務。其他宣布已經獲得捐款的調查機構還包括：旨在促進拉丁美洲公民參與和透明度的Alianza Latinoamericana para la Tecnologia Civica(ALTEC)項目，以及世界領先的猶太主義反誹謗組織(ADL)。

這筆資金將通過Omidyar和妻子在2004年創立的慈善投資公司Omidyar Network提供。該公司迄今已經向慈善事業捐款超過10億美元，其中包括用於“政府和公民參與計劃”(Government & Citizen EngagementInitiative)的2.2億美元，該計劃旨在推動政府內部的問責制和透明度。

陳天橋回應捐款風波：把球傳給離門最近的人 | 完美人物誌

陳天橋

“我不想給自己貼任何標簽，也不在乎別人說我是企業家還是慈善家。我只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這件事現在來看就是從事腦科學領域的研究，揭示人類最本質的奧秘。為此，我願意捐光我所有的錢，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快樂和成就感。”

坐在新加坡市中心附近的一棟由殖民時期建築改造的二層辦公樓里，陳天橋向第一財經記者詳細講述了去年對加州理工大學1.15億美元的捐贈始末，他還首次透露了自己對大腦研究的長期投資計劃。

捐助力所不能及的領域

談話是以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最新投資的腦科學初創公司Neuralink開始的。盡管關於Neuralink對外公布的信息還非常有限，但是根據商標註冊信息來看，這家公司的目標是為神經方面的疾病診斷和治療研發植入性的設備。馬斯克更為宏大的目標則是他在推特中一直宣稱的“神經織網”(Neural lace)科幻概念，也就是一個編織到人腦中的機器界面，又稱“腦機接口”(BMI)。

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很尊敬馬斯克的勇氣，但是有時候勇氣要和合適的時間點相結合，他(馬斯克)現在說要把芯片直接植入大腦，先不說倫理、不說FDA(美國食藥監局)能不能批準或者人們願不願意接受，就算是從技術層面來看，目前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一些神經科學家也認為馬斯克所宣稱的“人腦植入技術未來5年內將有根本性的突破”有些過於樂觀了。MIT的PolinaAnikeeva教授和她的團隊在今年初發表的《自然評論：材料》雜誌中指出：“盡管摩爾定律和微型電子技術能讓設備做到足夠小，並且能夠植入人腦，但是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戰。”

一方面是因為大腦的複雜性，人們在對大腦細胞的組織仍然缺乏了解的情況下，很難設計出人腦和電腦整合的界面;另一方面，即使技術上能夠實現，但是在大腦中植入異物不可避免的就是開顱手術。雖然腦神經不會感到疼痛，但是開顱和之後的縫愈將會留下疤痕，而且手術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風險。

馬斯克並不是第一個想出在人腦中植入芯片的人，即便如此，陳天橋認為，這種“侵入式”(invasive)的解決方案現在看來也已經不是最具創新的了。

他表示，現在已經有多種無需開顱就能作用於神經細胞的方法。在邁阿密的佛羅里達國際大學，SakhratKhizroev博士領導的團隊已經能夠用一種微型的磁電粒子和人體神經細胞產生的電場相互作用。團隊將幾百億個這樣的微型粒子一次性註入老鼠尾巴上的靜脈血管中，並利用電磁將這些粒子導入老鼠的大腦。

另一種方法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Jose Carmena和他的團隊研究的。他們發明了一種米粒一樣大小的設備，能把超聲波能力轉化成電流，從而刺激神經和肌肉細胞。超聲可以穿越人體而無需導入電線。

以上兩種方法都比在大腦皮層接入芯片這種侵入性的人腦植入手段要更加溫和。但陳天橋認為，不管哪種方法，現在都面臨著另一個大問題，就是人們無法理解大腦“解碼”信息的運作機制。

也正因此，激發了他想了解人腦運作的機理。“我希望我們要有更大的勇氣去嘗試沒有做過的東西。要有勇氣和理性，所以我才敢於把錢捐給別人，而且為了證明我的不足，我拿出那麽多錢給別人，就是因為我自己的能力沒法去做這些事情。”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把球傳給離門最近的人”

正是基於上述想法，才有了去年年底“陳天橋向加州理工大學捐贈1.15億美元成立腦科學研究院”的頭條新聞。陳天橋的巨額投資引起了中國科學界的轟動和熱議：有人認為陳天橋為人類科學事業捐贈的行為應該大力提倡;也有人質疑陳天橋不該把錢捐給美國人，因為中國科學事業發展更需要資金。

當時包括中科院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所研究員仇子龍在內一大批中國年輕的腦神經科學家聯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他們對“陳天橋捐款事件”的看法，提出中國科研領域的私人捐贈體系應該完善。事後，陳天橋團隊也主動聯系了這些科學家，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希望與中國年輕科學家們保持合作溝通。

今年三月，陳天橋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參加全國兩會時拿出了三份提案，其中提到了“在全國建設幾個超大規模的腦科學基礎研究基地”以及“建立海外研發基地，在全球範圍內招募頂級科研人員”等建議。他還表示，未來每年將在腦科學研究方面投資大約1億美元。

這每年1億美元是投在國內還是國外?陳天橋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反而一直強調“把球傳給離球門最近的人”。

他表示，在和加州理工合作前，他還和很多美國的大學接觸過，最近又陸續收到很多中國大學的科研計劃書。“我們每年要捐掉1億美元，但是我們會花至少1年時間做調研，不會說給了計劃書，就馬上投錢。”陳天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最主要的標準是學校本身在腦科學占據的獨特位置，必須離球門最近、位置最好、射門能力最強。我們喜歡把球傳給這樣的機構。”

他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捐贈是無國界的。“我們不能說一看球門邊站著外援，就不傳給他。不要告訴我30米以外還站著中國球員。”陳天橋調侃道，“要知道一旦球射進去，全人類都會受益。”

捐贈熱聞發生以來，陳天橋首次深入解讀了為何會選擇加州理工學院作為捐贈對象。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和加州理工的第一次對話源於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一位四肢癱瘓的病人依靠植入芯片，能獨立用自己意識控制的一只機械手臂拿起杯子，喝到一口冰啤。於是我就找到負責這個項目的加州理工神經學教授Richard Anderson。他當時告訴我，僅在一個癱瘓病人身上花費的成本就是100萬美元。而且目前只能在癱瘓病人身上做實驗。”

陳天橋接著說道：“我們不是奔著投資‘腦機接口’公司去的，我想真正能夠幫助人類去發現大腦內部運作的機制，這種機制可能幫助到某些腦疾病的治療，我們支持的是基礎研究，這和投資不同。”

和加州理工大學相同層次的大學還有很多，但是陳天橋為何鐘情於加州理工?對此他表示：“加州理工是文化和我們最接近的，就是在一個領域做到極致。很多腦神經方面很領先的大學，它們的管理模式容易固化，但是加州理工之前是沒有專門設立腦神經學院的，所以資助它就相當於我是這個學院的Founder(創始人)，而且這個學院直屬大學管理。”

陳天橋在采訪中不斷強調，是提供“捐款”而不是“資本合作”。“我們一定要占有董事會席位，要每季度知道項目的進度，聽取成果，並且分享我作為企業家對這些技術的看法。不管是現在對加州理工大學的捐款，還是以後我們對中國腦計劃如果有資助也會是這樣。”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腦計劃僅文件起草就已經做了3~4年，應該會很快啟動。“這也是能夠吸引社會資本的計劃，不僅僅是錢，而是要貢獻智慧。”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太太(雒芊芊)常對我說，你不懂技術怎麽貢獻智慧?但是我說，不會開車不代表我不知道路，企業家總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推動技術的發展。”

“中國科學缺錢不是我的錯!”

從計劃啟動腦科學研究計劃以來，陳天橋一直避而不談為何與中國的大學接近達成協議卻並沒有實現。他向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中國科學缺錢不是我的錯!我們也在非常認真地和中國高校談合作。”

他進一步說道：“中國每個大學都有‘富爸爸’，大家總會說我，中國那麽缺錢，為什麽要捐給老外?但是你怎麽能責備一個人不把自己辛苦掙來的錢捐給有‘富爸爸’的孩子呢?”

陳天橋表示，中國的教育捐款已經很成熟了，但是在科研，尤其是基礎科研方面，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有太多捐贈。“和企業在有非常明確的商業目的情況下的投資不同，捐款者大多數時候甚至並不擁有專利的所有權，就是出於做慈善的目的。”陳天橋說。

他還提倡，社會各界應該共同呼籲中國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撥款和對年輕科學家的支持。“我的1億美元丟在中國的科研界，可能也會發揮它的意義和價值，但如果能引起國家的重視，那麽它的價值是遠遠超過這1億美元的。”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政府應該加大支持民間捐贈科研的政策和扶持力度。”

針對有人可能利用捐贈來逃稅的問題，陳天橋認為，雖然不排除有人會借捐贈逃稅，但是應該相信更多的人出發點是善良的。同時應該加強監管，相信法律和監管的力量，把社會財富進行合理分配，讓財富準確、有效、有序地流入社會。

陳天橋 雒芊芊夫婦

陳天橋同時公布了他的40年腦科學計劃：前三年將每年捐1億美元跟大學合作;後面就直接捐給年輕科學家，讓這些科學家成為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的校友。

“在腦科學的問題上，人類是一支球隊。在基礎科學上的突破，讓全人類都能受益。”陳天橋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也應該給全球貢獻相應的知識和發現。抗生素、核磁共振我們都在享受全球IP技術，中國也要積極創新。”

他表示，中國的病歷樣本和數據最多，是最容易在神經科學方面取得突破的。“比如別人對靈長類動物的實驗有很多限制，但是中國就能進行此類實驗，我們是非常有優勢的。”陳天橋說道，“但我們(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現在這一階段還缺乏識別科學家的能力，聲譽和能力還不足以為大量的科學家個人提供支持，所以我們主要還是和中科院、浙大、複旦、清華等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溝通。”

不過，陳天橋沒有透露是否很快會和中國合作方達成實質性協議。“我們需要更多時間彼此了解，比如最近我和浙大、複旦校長也做了溝通。但是在‘很快’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做保證，像加州理工也是談了一年半。”

比成為首富更快樂的事

“很多人會說，就算你知道兩個神經元連接的奧秘又如何?他們說得沒錯，我就是好奇。”陳天橋的這一想法，往往容易被解讀為四個字“有錢，任性!”

在他看來，如果在自己有生之年不能知道人腦的奧秘，會是一大遺憾。“這個奧秘就存在於我們自身，而不是在銀河里。”

自從投入腦科學事業以來，陳天橋家中可以用“談笑有鴻儒”來形容。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幾乎每周都有美國頂尖名校的校長飛到新加坡來，我們一起吃飯一起聊天，談合作，可能因為基礎科研肯投錢的人太少了吧。”

這些人的到來讓陳天橋感到快樂，每次聊天都收獲滿滿。“以前有個企業老板來我家，坐上一小時大談4500點為什麽是入市的最好時機，聽完後我覺得是在浪費時間，但是現在和每個科學家的討論，都是我的一次學習機會，讓我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愉悅感。”陳天橋說，“他們讓你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我能參與這些自己非常感興趣的領域，錢就要花得快樂。”

去年，陳天橋包了一架私人飛機，花了40天，幾乎參觀遍了美國所有頂級高校的腦神經實驗室，見了所有的校長，包括MD Anderson、得克薩斯大學醫學院(Texas Medical Center)、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等。

31歲就成為中國最年輕首富的陳天橋表示，自己從來沒有因為“首富”頭銜感到一絲快樂。“我記得第一次上胡潤榜單我是第七名，當時我只有29歲，我找到一個在胡潤工作的朋友，告訴他千萬把我的名字去掉。”陳天橋回憶道。後來，他便很少接受采訪，最近接受包括第一財經的采訪，也是因為在學習腦科學的過程中感到快樂，希望與更多人分享。

在陳天橋的辦公室後面，有個院子足以容納一個羽毛球場。他喜歡激烈的運動和對抗性強的比賽，喜歡打羽毛球、喜歡看籃球，“喜歡每過幾分鐘都有驚喜和結果。”他笑著說。

喜歡挑戰，只對別人沒做過的事情感興趣是陳天橋的個性所在，他認為只有做未知的事情，才有可能對社會帶來更大價值。“原創是我的個性。我們所有的商業模式從不抄襲，包括格瓦拉，我們做投資，都只對別人沒做過的、原創的東西感興趣，好奇的東西才會有愉悅感。”陳天橋表示，“我一直和以前盛大的人說，要做一些突破常規的事情人生才有意思。”

據陳天橋的員工稱，他非常喜歡看書，長途旅行出差基本會捧著Kindle看一路，甚至還為公司每個員工都發了一部Kindle。“我發現Kindle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我希望每個員工都擁有求知欲和好奇心。好奇心是我們最大的基因，這是盛大最大的文化和驅動力。”陳天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諸多好奇心背後，陳天橋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所陳氏大學(Chen University)。“這個大學不能空喊口號。”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希望把發現人類的秘密、發現我們是誰的終極問題作為這個大學的使命。這會是一所包含哲學、宗教、心理學、神經學、生物學、化學等綜合性學科的大學，但目標是一致的。在科技發展如此之快的時代，我們的教育要解決讓人們變得更快樂的問題。”

現在，陳天橋把一半以上的精力用於打造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的生態圈。“這是我的激情所在，相當於再次創業，我是想用企業家的思維來做慈善。”陳天橋表示，“現在我們基本上把每年賺的錢全部捐光，除了給小孩子留一點，全部捐完。”

沒有絕對的慈善家

“絕對的慈善家是不可持續的，資金來源同樣很重要。這讓我想起佛教最基本的智慧和慈悲。如果只知道捐錢，你最後捐成一個窮光蛋又能怎樣?”陳天橋說。

從2013年盛大退市，到2015年底盛大將全部資產出售完畢，全面轉型為投資集團，其主營業務主要分成三部分：公開市場的直接投資，資產管理業務，顛覆性創新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

陳天橋介紹稱，三部分業務中最直接的利潤來自於對市場的直接投資，比如對Lending Club的持股，此外盛大投資的美國資產管理公司美盛(Legg Mason)也能讓公司形成持續的現金流。而對於技術的投資，是因為他看好未來20年人類靠技術驅動的前景。“隨著我們在腦神經科學的品牌和聲譽逐漸建立起來，很多青年創業家會找到我們，因為我們那麽早期的、不賺錢的項目都會投，那麽一些商業化的項目就會更有機會。”陳天橋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在盛大對顛覆性技術創新的投資中，包含了對多家VR、AR公司的投資，其中還有一家最大的VR主題公園The Void。陳天橋對此表示：“VR和AR是腦科學的延伸，當你沈浸其中，它已經對你的大腦形成欺騙，讓你覺得是真的。但是現在這個行業還有很多根本性的問題沒有解決，包括用戶體驗、電池能力等問題，所以我們謹慎樂觀。”

僭建醜聞　零星捐獻 唐英年最大單一捐款僅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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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在參選期間，一直被批評與商界、地產界過從甚密，被質疑一旦當選，將令官商勾結情況加劇，實際上卻是他在選舉期間收到的捐款較梁振英更少，他收到最大額的的單一捐款，亦只得 20萬，與梁振英有城中名人捐款百萬形成強烈對比。
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力撐唐英年到最後一刻，其集團成員亦身體力行予以支持。唐收到 10項廿萬元的捐款中，當中便有多名捐款人來自長和系，包括和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及吳佳慶等，合共捐了逾百萬。
多名地產商亦有捐款，如恒基地產副主席李家傑、嘉里建設主席郭鶴年、人稱「細劉」的利福國際主席劉鑾鴻以及澳博主席何鴻燊及何超瓊父女等，亦各捐出 10萬元。「挺唐」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林建岳等亦各捐出 10萬元。
銀行界方面，梁振英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的胞兄、前中信泰富董事總經理范鴻齡，以及中信泰富前主席榮智健分別捐出 5萬及 10萬；創興集團的廖烈武及廖烈智，以及泰國盤谷銀行大股東陳有慶及陳智思父子亦是捐款人。
曾經用私人飛機接載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富商張松橋，他旗下公司多人亦合共捐了約 80萬予唐英年。獲 1,129萬捐款的唐英年，最終只用了當中 1,039萬，他已將近 90萬餘數全數捐予香港公益金。

慈善團體遭明施慎選踢爆 董事狂掠市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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