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停兩三個交易日之後，二級市場再度“妖風”陣陣。循跡龍虎榜發現，妖股的背後資金中，不乏前期炒作資金的身影，甚至部分資金同時炒作多只妖股。

上周五，證監會發布處罰令讓A股市場妖氣有所“收斂”。但好景不長，10月29日妖股再度發威，集體奔漲停。其中特力A(000025.SZ)、潛能恒信(300191.SZ)、海欣食品(002702.SZ)等於早盤漲停，兔寶寶(002043.SZ)、洛陽玻璃(600876.SH)、協鑫集成(002506.SZ)等則在午後集體拉升漲停。

近兩日的A股市場上，“妖王”特力A的“主力”可謂是資本市場上的“超級勵誌者”。在證監會近13億元處罰令面前，竟只吃了兩個跌停板便又滿血複活，連續拉出2個漲停板。

從其龍虎榜信息來看，此前多次充當買方旗手的華泰證券廈門廈禾路證券營業部，在10月26日和10月27日兩次跌停中，轉為第一賣方，累計賣出4960.74萬元。但是出貨之後，在近兩日的漲停中，該營業部再次轉回買方主力的角色，累計買入9971.78萬元。

如此在買賣方之間來回切換身份，對於華泰證券廈門廈禾路營業部可謂常用手法。在此之前，該營業部還分別於9月21日、10月14日、10月16日、10月21日大量買入特力A股票，又分別於9月22日、9月23日、10月16日、10月21日大量賣出特力A。

類似買賣對倒的現象，在特力A的龍虎榜單中並不少見，這也意味著有許多熟悉的面孔通過來回“倒騰”賺取差利。在近兩交易日，除了華泰證券廈門廈禾路證券營業部外，華福證券泉州豐澤街證券營業部、國信證券南昌八一大道證券營業部、華泰證券上海國賓路證券營業部三方資金均穩固在前五買方席位中。其中，上海國賓路證券營業部還連續分身第一賣方，且賣出偏多，兩日累計凈賣出5111.33。此外，上述營業部身影也均出現在特力A10月份其他交易日的龍虎榜單中。

短線對倒的現象在海欣食品近兩個交易日中也頗為明顯。在該股票10月28日的前五買方中，有三方成為10月29日的三大賣方，且買賣金額相當。這三大營業部為財通證券溫嶺東輝北路證券營業部、華泰證券北京西三環北路證券營業部、國金證券上海奉賢區金碧路證券營業部，前一日分別買入2012.35萬元、1868.67萬元、1588.71萬元，但在次日均出貨，金額分別為2025.99萬元、1860.51萬元、1148.38萬元。如此現象，在10月27日和10月28日的買賣方中也如出一轍。

此外，浙商證券杭州蕭山恒隆廣場證券營業部、中泰證券寧波江東北路證券營業部、光大證券杭州慶春路證券營業部、華泰證券南京戶部街證券營業部等營業部出現在海欣食品的龍虎榜單中頻率也較高。

與上述現象類似的情況，在其他的妖股中也均有一定體現，大多是遊資循環短線炒作。甚至有部分資金同時炒作多只妖股。

在特力A、海欣食品、協鑫集成等妖股背後就存在一些相同的炒作資金。如：國信證券南昌八一大道證券營業部、華泰證券深圳益田路榮超商務中心證券營業部、華泰證券廈門廈禾路證券營業部、平安證券深圳深南東路羅湖商務中心證券營業部、平安證券蕪湖證券營業部。

相較特力A、兔寶寶、海欣食品等遊資炒作較為瘋狂，智度投資10月29日則頗受機構青睞。前五大買方中，有三個為機構席位，均為凈買入狀態，分別買入1.35億元、5942.28萬元、3168.95萬元。這在該股今年的龍虎榜歷史數據中也屬首次，此前多為營業部占據前五買方席位，沒有機構席位涉足，倒是偶爾有機構位列賣方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10月23日，證監會發布處罰令稱，擬對12宗操縱證券市場案件作出行政處罰，罰沒款金額總計超過20億元，其中涉嫌操縱特力A和得利斯（002330.SZ）者被沒收得違法所得及罰款近13億元。且監管層表態，將持續對違法減持和短線交易行為保持高壓態勢，並將繼續嚴厲打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

“十三五”規劃建議稿中提及，“把握發展新特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日前，在“《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11月10號，在五中全會閉幕的第11天，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就專題研究了經濟結構性改革問題。

楊偉民表示，五年規劃本來就是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優化。需求管理主要是短期問題，所以本來也不是規劃的重點。建議稿的靈魂，本質上體現的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結構性改革的思想。

楊偉民表示，建議稿通篇都體現了更加註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這樣一些思想，比如說，創新發展篇當中提出了“四新”，新動力、新空間、新產業、新體制，這些都是力求通過創造新供給來滿足新需求。

“十二五”規劃專門用“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篇來講內需問題，而且是作為“十二五”規劃建議當中各項任務之首。楊偉民說，當時國際金融危機剛剛兩年，穩增長是首要任務，而且大家普遍認為主要問題在需求側，內需不足是主要矛盾。所以當時是以擴大內需為主來穩增長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現在情況有些不同了。

結構性改革的時代背景

之所以要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主要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家的政策和思路要據此進行調整、完善。

從增長來看，過去世界經濟處於較快增長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4.3%，很大程度帶動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世界經濟一方面在放緩，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量在變大。世界經濟對我國的帶動力沒有以前那麽大了，過去世界經濟加快發展帶動我國的戰略機遇就發生了變化。

從貿易或者需求來看，過去全球市場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發達國家的高債務來支撐的，我國的經濟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外向型的，很大一部分的產能是面向外需、面向出口的。我國的供給總量和國內的市場以及用債務撐起來的世界市場，總體上是均衡的。但現在發達國家紛紛在去債務化，靠債務支撐的市場開始縮小了。這就導致我國一部分產能變成了過剩產能，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在減弱，從過去依靠擴大出口來帶動發展的戰略機遇內涵也發生了變化。

從投資來看，過去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分工從產業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給、提供資源之間這種大分工，部分國家成了凈消費國，部分國家成了凈生產國。我國當時靠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成就了中國制造，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

現在國際分工正在面臨新的洗牌，一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醞釀、正在加快;二是發達國家在推進再工業化;三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業化。特別是再加上我國發展的基礎條件發生了變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進的經濟技術差不多都引進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創造力來創造新供給的能力還不夠強。過去依靠比較優勢，依靠優惠政策，依靠引進外資來帶動增長，這個發展的機遇也發生變化了。

楊偉民說，增長、貿易、投資這些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變化，是十三五規劃建議稿提出“五大理念”並在五大理念基礎上提出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在國際背景方面的主要考慮。除了這三個方面，戰略機遇期的變化還有很多。

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也面臨諸多矛盾風險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建議稿也列舉了不少的風險隱患和條件，風險和隱患有些是長期性，有些是中期性的。不過，我國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本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孕育形成，也是我國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

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六方面問題

楊偉民強調，經濟結構性改革也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在工作方針上，我們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持續的推進;在戰術上要打好殲滅戰，不能因為是長期任務，近期就不作為，必須馬上行動起來。

楊偉民介紹：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提出了5+4+3的行動方案。“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4”是要打好四個殲滅戰，化解產能過剩、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化解房地產庫存、防範化解金融風險;“3”是三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當前尤其要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三個群體的積極性。

“十二五”規劃曾提出擴大內需的戰略。楊偉民說，五年來這一戰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經濟總體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長，初步估計可能會年均增長7.8%，這也是超出了“十二五”規劃提出的目標。

不過，目前經濟還在下行、工業品價格在持續下跌、企業效益下滑。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的效果開始遞減了，再用需求不足顯然已經無法解釋。

楊偉民稱，現在的問題，雖然也有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側了，病根在於我國的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從而帶來了目前經濟下滑、投資減速、價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

第一，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具有外向型，現在外需減少，有些產能過剩。轉向內需當然是一個方向，但需要經歷痛苦的過程，有些甚至可能無法轉向內需。

第二，過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值得關註的事實是，同一件產品出口的品質就高一些，賣給國內的品質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體出國買“中國造”。

第三，過去供給體系能適應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總量上產能沒有問題，但結構上存在著花色、品種、規格、安全性等滿足不了消費需求這樣一些問題，所以有些消費流向了國外。

第四，有些產業，產能已經達到了物理性的峰值，價格再怎麽降，產品也很難賣得出去，再怎麽擴大投資，需求也很難消化現有的產能。同時有些產業，達到了資源環境約束的承載能力峰值，如果以全球消費量為我們自己的產能峰值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忍受更加嚴重的霧霾。

第五，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比如說平板玻璃我們嚴重過剩了，但電子用的平板玻璃，電視用的大平板等我們還是不能生產。風電設備總體過剩了，但控制系統和不少零部件我們需要進口。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僅高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表現出“未富先貴”的現象。國民收入還是中等收入，但生產經營成本卻達到了高收入國家的水平。這樣的結果是，一方面產能過剩，產品不好賣，另一方面成本進一步提高，企業兩頭受壓，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所以說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

楊偉民說，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體制僵化，比如說電力壟斷、銀行壟斷、中介服務的壟斷;有超越階段的過渡福利化傾向帶來的，免費的午餐越多，意味著宏觀的稅負必然要高，必然要擡高成本;有些屬於政策方向上是正確的，但實施中的進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還不夠精準。比如說，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當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應該促進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市民化，促進他們進入勞動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縮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轉移性的收入，依靠補貼，最終會轉嫁到企業的成本當中。

此外，擴大內需政策具體實施過程當中，有些政績工程、沒有回報的投資，以及結構調整中僵屍企業難以及時出清等，也間接轉嫁過來不少成本。有地方認為，這些投資早晚要投的，但問題是，一定時期、一個地方的財力總是有限的，建設規模超出財力就要負債。

楊偉民說，如果所有的地方都這樣做的話，既在宏觀上倒逼了貨幣發行，又占用了有限的資源。比如說，僵屍企業產品已經沒有市場了，長期虧損，但靠地方的財政補貼和銀行的續貸，僵而不死，也占用了資源。在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投資回報率下降的時候，一部分貨幣只好在金融系統內部自我循環、以錢炒錢，所以我們經濟的金融化、債務化程度不斷加深積累了不少的隱患。

總之，要重視經濟的下滑，但實行各項政策要有長遠的眼光和全球的視野，必須放在如何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如何促進企業發展上，這是國家實力的根基、是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GDP不過是對所有企業一定時期內生產經營結果的一種統計，企業的生產經營活躍了，生產並能賣得出去的東西多了，宏觀上統計出來的GDP也就多了，速度也就快了，這是經濟發展本來的邏輯。

在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等昨日推出了六個電改重量級配套文件後，市場對於國家進行電改的決心與信心又有了充分認識。其中，售電的放開是多個文件中的核心，也是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多位行業內部人士都稱，國家在售電側確定了電網參與、同時引入簡單註冊制的方式，傳遞了“售電市場放開力度大、希望更多參與者”的信號。

售電政策在 《關於推進售電側改革的實施意見》中做了更多明確。

新政指出，售電公司分三類：第一，電網企業的售電公司。第二，社會資本投資增量配電網，擁有配電網運營權的售電公司。第三，獨立的售電公司，不擁有配電網運營權，不承擔保底供電服務。

售電公司以服務用戶為核心，以經濟、優質、安全、環保為經營原則，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鼓勵售電公司提供合同能源管理、綜合節能和用電咨詢等增值服務。同一供電營業區內可以有多個售電公司，但只能有一家公司擁有該配電網經營權，並提供保底供電服務。同一售電公司可在多個供電營業區內售電。發電公司及其他社會資本均可投資成立售電公司。擁有分布式電源的用戶，供水、供氣、供熱等公共服務行業，節能服務公司等均可從事市場化售電業務。

對於售電公司的資產情況，該意見中也提出了各大標準：如資產總額在2千萬元至1億元人民幣的，可以從事年售電量不超過6至30億千瓦時的售電業務;資產總額在1億元至2億元人民幣的，可以從事年售電量不超過30至60億千瓦時的售電業務;資產總額在2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不限制其售電量。

此前，對於電網是否參與售電似乎有些含糊，而新的實施意見中電網進入售電的這一點得到了明確。清華大學的一位專家對此指出，國家明確電網公司可進入釋放了不同信號：第一，售電市場不是一個純粹切分蛋糕的市場。第二，要做好售電市場，要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有競爭力的售電公司，更多要在增量上為顧客服務，要超越現有的售電業務才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售電公司。

申銀萬國分析師韓啟明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假設不讓電網公司進入售電，這麽大的利益轉移到社會也並不合適，從安全角度說，電網公司可有售電公司，但要求售電不能與配電網放在一起。

這次實施意見中，並沒有提“售電牌照”，符合市場化要求，體現了國家簡政放權的思路。清華大學前述專家也表示，售電政策所透露出的信號是“放的比較開”。簡單的註冊制代替了售電牌照，且售電公司資質要求也不高(即註冊資金以及專業業務人員)，而這種方式比較好。方正證券分析師朱玥也表示，電力資源和售電渠道上，除了電網和發電企業的第三方暫時難以進入，目前其他主體通過電力服務來切入售電都會較容易。

朱玥也透露，電網公司會參加售電，將會擠壓一部分售電公司市場，但預計改革初期，大部分市場份額仍然會由電網旗下的售電公司、發電企業旗下的售電公司主導，其他企業因競爭力不足可能只會拿到很小的份額。

“不過，售電依然有市場化準入的要求，電力的流動根本還是資本流，需要資金能力隨時進行結付，需要資產保證。此外供電企業做售電，也要有保底服務，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所以要有業務許可證。滿足標準後公示，供電企業的市場進入和退出都有標準化的流程。”韓啟明說道。

事實上，售電不是僅僅做好服務，它也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個屬性。供電企業擁有配電權，用戶側可以通過需求側管理把大家的負荷性平衡起來，平衡用電曲線，降低價格。如果一個售電公司啥都沒有，就難以立足了。

此外，今年6月的征求意見稿中，曾提及售電側改革會首先在完成輸配電價改革梳理的地區來實施，沒有完成的地區暫時以購銷差價代替，但最終稿中的“先後”未存在。朱玥稱，廣東和重慶將作為售電放開的試點地區，那麽這些地區的售電企業，特別是能源集團和發電企業值得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