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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稅費竟是利潤4倍!制造業減稅降費呼聲再起

“10年前,我們企業100元的收入中,稅費占了10元多,利潤8元多,稅費是利潤的1.2倍左右;到2016年,稅費上升到12元,利潤卻只有3元,稅費是利潤的4倍。企業稅費負擔很重。”

近日在上海市政協召開十二屆五次會議期間,稅費負擔重成了上海市政協工商聯界別委員的熱議話題。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凱泉泵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凱文就算了上面這筆賬。

不少政協委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稅費負擔重制約了企業發展,尤其是研發投入。上海政協委員、上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王德培認為,政協委員們談稅費負擔重符合實際情況,國家是應該加大減稅降費力度。

財政部在近期提出簡並增值稅稅率,不少專家也建議借此降低17%增值稅稅率。

稅費成本高

1月15日,上海政協工商聯小組討論2017年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不少委員在談到振興實體經濟時,反映了企業稅費負擔重這一問題。

林凱文所在的上海凱泉集團是一家大型綜合性泵業公司,是中國泵行業的龍頭企業。

林凱文認為,現在實體經濟想要盈利,是越來越難,他給第一財經記者算的這筆賬顯示,勞動力成本上升,如今企業稅費是利潤的4倍,與10年前相比利潤空間收窄。相同的測算結果也出現在上海政協委員、上海熊貓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池學聰的企業上。

對於企業利潤空間一路下滑的原因,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10年間勞動力成本提高了3倍多,而企業生產效率卻只提高1倍,企業生產效率明顯低於工資增幅,而員工工資中用於繳納社會保障費用(五險一金)高達40%。

池學聰說,員工工資中社保費用的占比是高。雖然員工稅後才拿到1萬元出頭,但企業卻需要支付1.7萬元。

上海政協委員、上海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宜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不僅稅費負擔重,土地成本也越來越高。10年前上海的一畝地只需30萬元,現在差不多需要100萬元。

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率

在實體經濟越來越難的背景下,不少企業呼籲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

“現在增值稅是大頭。17%的稅率,再加上教育附加費等接近19%,因為按照企業增值部分進行收稅,不管企業有沒有賺錢都收,這不太合理。”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以公司每100元收入中12元的稅費成本為例,增值稅占稅費比重超過一半以上,約為60%,其次就是社保費用和企業所得稅等。

去年營業稅改增值稅全面推開,林凱文的公司也享受到減稅紅利。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受惠於營改增,公司進項抵扣增多,去年減稅大概300萬~500萬元。受惠於上海降低社保費率約2個多點,企業減費約200萬元。

不過,林凱文認為,在實體經濟利潤空間不斷縮窄的背景下,這些減稅降費對企業來說是“杯水車薪”。

我國現行的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四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近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簡並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優化優惠政策。史耀斌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稱,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近期回應企業稅費負擔重時表示:“下一步將繼續強化“放水養魚”意識,在落實好現有減稅降費政策的同時,著力完善稅收制度,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為了振興實體經濟,不少學者也建議降低17%增值稅稅率。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認為,在全面營改增之後,要及時將重點轉向增值稅稅率的簡並,將增值稅的普通稅率從17%下調到13%左右,同時擴大可抵扣項,讓政策的春風能惠及最多的市場主體。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表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則認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林凱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果增值稅稅率能降低到11%,公司一年能減輕六七千萬元的負擔,企業利潤增加,這樣才能投入更多的錢用於創新研發。

劉宜善表示,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石,制造業強則國家強,現在降低稅費獲得感還不強,還需要國家繼續大力減稅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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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磁吸”優勢制造:讓先進制造業紮根大都市

萬丈高樓平地起。正值地方兩會季,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在“振興實體經濟”上著墨甚多。

在經濟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作為國民經濟根基的實體經濟,成本持續上升,利潤空間收窄,發展面臨很大挑戰。作為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上海正致力於防止資源、資金、資產脫實轉虛,防止產業結構形態虛高。

實體經濟發展也牽涉方方面面。上海市政協委員、力康集團董事長沈欽華說自己現在遇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因為醫療器械產品必須要做電磁兼容性(EMC)檢測,但由於檢測機構和人員有限,要等很久才能輪到;不完成檢測,也就無法進行接下來的審評、上市銷售。

“千軍萬馬就卡在那里。”沈欽華說。

上海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日前開幕。1月15日公布的上海市政府工作報告稱,上海要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這其中,在制造業上,上海聚焦了先進制造業、智能制造;而在服務業上,則強調要進一步提升“四個中心”功能,促進金融、航運、商貿等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

月初,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在港發布2016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在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4個系統的評價體系中,上海力壓香港繼續排名第一。作為營商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海也將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先從沈欽華說的電磁兼容性檢測說起。這一檢測是判定醫療器械電磁騷擾與抗騷擾能力的重要技術項目,直接影響醫療器械產品、醫護人員和患者的使用安全,是國際醫療器械產品安全檢測的重要性指標之一。

沈欽華說,醫療器械產業比較特殊,一個成熟的產品從研發周期到工程樣機的制造,到臨床試驗到最終拿到註冊證,順利的話一般都要5年以上。

沈欽華做了一個調查,他發現麻醉呼吸類的醫療器械現在只有一個人在負責檢測,而手上需要檢測的產品有三十幾個。“這不是給錢或者說免稅(就能解決),這個證號拿不到就不能生產。”

沈欽華建議說,上海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檢測人員,在收入、編制以及績效上給予傾斜;是不是可以將這項業務開放給第三方檢測機構?

這也正是上海希望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上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擴大進出口環節收費的減免範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3日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時指出,堅持政府過緊日子,繼續壓縮一般性開支,為企業減稅降費騰出空間,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上海市政協委員、德勤稅務大中華區合夥人蔣穎表示,從企業經營角度來說面臨三種成本:跟市場相關的成本、稅和費,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可以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益,幫助企業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目前,全球多個經濟體都在進行相應的改革,以促進經濟的提升。

根據世界銀行去年末發布的《2017年營商環境報告:人人機會平等》,去年全世界有137個經濟體實行了關鍵性的營商改革,使得中小企業成立和運營更加容易。數據顯示,全球在提升營商環境便利度方面持續取得成功。相比10年前的46天,現在開辦企業的全球平均耗時為21天。

“(上海)自貿區做了很多工作,企業備案從10天降到1天,但是準備資料時間比較長。”蔣穎說:“另外,制造業還有很多許可制度可改進。”

強化先進制造業

進一步幫助企業降本減負,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根本目的,是激活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活力,振興實體經濟。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欣分析說,上海各類生產要素成本處於全國較高水平,在國內成本型區域競爭中處於劣勢;上海國際化開放程度高,外資占比較大,受國際環境因素沖擊的影響更大。

“現在做實體經濟,確實面臨困難。”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新亞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垂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做實業需要大筆投資建廠招人,和大筆運營資金保持生產運轉。在全球大環境不景氣的壓力下,企業經營成本持續上升。

曾垂宇以新亞藥業為例,現在人工成本逐年上升,企業一年增加用工成本2000萬元。同時,企業研發新藥周期長、風險高,隨著藥品質量和國家標準提高,企業藥品制造成本也在提高。

近年來,受外部發展環境複雜多變和自身結構調整等影響,上海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從2010年的1151億元,逐年減少到2015年的758億元,而同期上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19.5%。

袁欣說,這是因為傳統工業比重在降低,新興制造業雖投資上升但比重還不大,所以造成制造業總體投資下降速度過快。

與此同時,上海的制造業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產總值比重也不斷下滑。2015年這一數字是26.9%,2016年上半年又變成了26%,逼近上海提出的“到202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保持在25%左右”的目標。

上海下一步的聚焦點在哪里?答案是先進制造業、智能制造。

政府工作報告稱,上海要實施產業創新工程,發展智能制造,推進智能網聯汽車、工業互聯網等一批產業引領性項目,推動傳統產業深度運用新技術、新模式。

上海市副市長周波表示,上海堅定不移推動產業轉型,關鍵是制造業怎麽和智能制造結合起來,把商業模式找好。“政府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會推廣。”

如何選擇政策助推點來推進先進制造業轉型?

上海市政協委員錢世超表示,通過對華東理工大學EMBA企業家的調研發現,稅費成本是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效益下降的一個因素,但不是根本因素。相對於稅費,這些企業家一致回答缺乏核心材料、核心技術是關鍵。

因此,錢世超表示,上海應在核心材料、核心技術上發力,紮實制造業的基礎,使上海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回歸。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凱寶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宜善建議,要振興實體經濟,不僅僅是解決中小企業、新興企業所面臨的融資難問題,更重要的是多管齊下,降低稅費負擔和土地成本,使企業有更多獲得感。

袁欣建議稱,可以參照上海自貿試驗區模式,建立“中國(上海)先進制造產業示範區”的統一品牌,將臨港、張江、汽車城、漕河涇、金橋等產業基地和一些零星工業用地納入統一品牌管理,以統籌配置全市產業政策、人才政策、科技政策、財政稅收扶持政策資源。

袁欣說,大城市需要多樣化的經濟結構來抵禦經濟和金融波動,在美國制造業回歸大都市已漸成趨勢。

以通用電氣(GE)為例,袁欣說,出於稅收和成本考慮,1974年GE將總部從紐約搬遷至費爾菲爾德市郊區,但為了轉型和吸引人才,GE已決定將總部遷往波士頓,為此馬薩諸塞州政府和波士頓都為GE提供了不菲的補貼,還另外出資幫助GE與波士頓各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關系。

除了政府扶持政策外,袁欣表示,還可以借助上海金融業發達的優勢,通過財政設立“上海先進制造產業投資基金”,形成政府領投基金、社會創投基金、風投、私募基金的良好生態,發揮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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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鷹資本遲景朝:制造業、傳統行業也可以做得很時尚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118/160923.shtml

天鷹資本遲景朝:制造業、傳統行業也可以做得很時尚
遲景朝 遲景朝

天鷹資本遲景朝:制造業、傳統行業也可以做得很時尚

來怎麽樣從機器化、自動化過渡到智能化,包括AI、網絡化這樣一些新的技術跟工業結合來,未來是非常有市場空間的。

近期,由超聲波主辦的意見領袖生態峰會在北京召開,天鷹資本創始合夥人遲景朝出席活動並發表了主題演講。

以下為遲景朝演講內容:

為什麽今天分享這個題目?因為天鷹資本投了業內比較領先的項目就是紅領,在座很多人對智能制造不一定熟悉、了解,但是這個項目對於很多傳統行業升級的企業來說,應該是鼎鼎有名的,也已經有3萬多家企業到紅領來參觀過。並且利潤、規模現在非常好,馬上報IPO了。

今天跟大家說的主要是工業4.0智能制造的一些投資機會。

能否並聯發展至工業4.0是強國關鍵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我們已經做得很好了,其實我們天鷹資本認為制造業、傳統行業的升級,也可以做得很時尚,而且這個機會特別大。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在工業1.0階段,別說2.0、3.0、4.0,這個差得很遠。美國和德國基本上是在3.0,是信息化年代,而我們現在還在1.0和2.0時代。

所以未來怎麽樣從機器化、自動化過渡到智能化,包括AI、網絡化這樣一些新的技術跟工業結合來,未來是非常有市場空間的,美國曾經出過一個報告,到2025年這個市場大約是82萬億美元的投資機會,這個報告是5年以前出的。所以這個市場空間可以說是非常巨大。

融合的機會就是工業化加信息化,未來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空間。另外兩步定位,就是到2025年有第一個十年計劃,從2015到2025年,第一個十年計劃就是智能化制造。

另外,將來工業4.0的跨越發展也釋放了大量的投資機會。剛才我說了,現在互聯網時代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麽機會了。如何把互聯網、物聯網、AI、VR、AR這些技術跟傳統行業結合,我想這個事情是未來有巨大市場的空間。

紅領:傳統行業信息化典範

給大家介紹一下紅領,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排顧浩總(伽利略資本創始合夥人)的西裝,怎麽也是價值幾萬,那我們天鷹資本投的紅領做的西裝,基本上都是在1000到2000多塊錢之間,可面料都是用最好的面料,因為去中間化去得很厲害,只要在魔幻工廠一下訂單,就會有量體的裁縫師傅去上門給你量,襯衫一百多塊錢一件,西服最好的一到兩千多塊錢一件,一周內就會送到你的手里,完全是根據你的個性化定制的需求。

這個天鷹資本投資的公司現在已經很大了,利潤率也非常高,並且現在它已經不是一個服裝公司了,在很多資本界、券商界來說,給它定位是工業4.0、智能制造、智能工廠、供應鏈管理的企業。

這個是它的四個大的方向。它全球是24小時在接單,因為目前50%的客戶是來自於中國大陸,50%是來自於歐美這樣的一些國家,通過APP或者是通過一些電腦系統進行下單。它的工廠可以說是非常先進的,目前主要是男裝。

男裝的概念,為什麽它可以這麽快的做,為什麽可以個性化定制,人的種類千差萬別,每個人的愛好也是千差萬別,就一件襯衫來說,你的身長可能有N多種,有的人身子非常長,有的人身子非常短,有的袖子非常長,有的袖子非常短,有的長得比較奇特一點,但是沒有任何的問題,因為他有一萬多億個版型,只要把你的數據往系統里一輸入,馬上這個版型就從系統自動生成出來,直接打到裁剪機器上,這個裁剪機就可以進行自動的布料裁剪。

比較神奇的是,第一件衣服和第一千件衣服的布料可以一起進行裁剪,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這樣的話布料就會最大化的被利用,不會有任何的浪費。以前可能會有浪費,因為很簡單做一件衣服用一塊布料,剩下的面料扔了,現在沒有問題了,因為所有的數據都在一起,都屬於大數據、人工智能這樣,可以把第一件衣服和第一千件衣服的布料很好的整合,通過裁剪機來裁剪出來,並且每一件衣服都分為幾個部分,每一個部分都有一些芯片在聯著。這是它的身份證明,一掃碼的話,就完全可以知道生產到一個什麽環節,可以說是非常的智能化。

你的一件衣服在工廠被分成了七八件,滿個工廠轉,但是沒有任何問題,因為你只有唯一一個身份證,你這個身份證就是它的二維碼,就是它的RFID產生的碼,所以所有的衣服在工廠不管轉到哪個角落,最後一定會轉到一個終端,結合在一起,因為都有統一的身份。

所以這個神奇的工廠叫做魔幻工廠。現在北上廣深很多定制的服裝其實都是他們在做,生產他們來做,而品牌是由門店來做。所以襯衫也很便宜,基本一百多塊錢,但是用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最好的,比如你有個性,豐厚資本楊守彬大哥說要繡花,那沒問題可以繡花,可以繡你的名字,甚至可以把你女朋友的名字繡到你覺得最突出的地方,繡到你的心臟的部位。這是定制化的要求,並且一周內就可以出貨。

紅領現在打造的是C2M式的生產,從客戶到終端廠到生產,所以沒有任何的門店,也不需要任何的第三方,所以紅領的利潤率非常高。另外,C2M的好處就是扁平化的處理,以前有很多層,員工、主管、經理、總監、決策。信息化促進了組織流程革新,極大的釋放了生產力。

未來天鷹在做一些什麽事兒?我們天鷹在跟一些擁有行業的領先的資源,擁有技術、擁有渠道、擁有客戶的企業,做一些合作。在做什麽樣的合作?比如說:我們天鷹在給企業錢的時候,同時我們天鷹會提供技術、提供客戶,這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為什麽很厲害,因為大多數人只能給你錢,但是傳統行業升級最缺的是技術,這個技術我們天鷹是可以給的,因為我們天鷹已經投了行業的頭部企業,這是我們天鷹可以幫企業做到的事情。

總結一下,這是天鷹資本布局之一,下次我可以多講講文娛,網紅雖然不太懂,但是文娛我們天鷹還是投了很多的企業。希望未來跟超聲波、子超這邊有更多的合作。謝謝大家!

天鷹資本 遲景朝 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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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考慮給蘋果免稅 吸引iPhone印度制造

蘋果和印度政府正在互相取悅,這可能讓印度成為下一個iPhone手機制造大國。

在蘋果考慮制造業回流美國之前,印度政府率先向庫克伸出橄欖枝。根據Buzzfeed報道,為了吸引蘋果在印度投資制造工廠,印度準備了史上力度最大的稅收減免措施,將免去蘋果未來15年的關稅,並免去對iPhone背後標簽的監管。

此前印度從未給過任何一家單個的企業如此高的減免力度,蘋果將成為印度擁抱制造業的第一個受益者。印度科技信息部部長Ravi Shankar Prasad說:“印度正在以全新的開放的思維來考慮蘋果的請求。我們非常期待蘋果能在印度建立一個基地。”

讓蘋果在印度制造,將有利於降低印度本土iPhone手機的價格,並從印度獲得更多蘋果手機用戶。目前印度市場仍然被相對低價的安卓手機市場壟斷,印度總共擁有3億部安卓智能手機,占到智能手機總量的97%。

根據印度當地媒體《印度時報》報道,蘋果總部一支團隊將於下周飛往印度就具體稅收減免事宜與印度政府進行進一步磋商,屆時有望正式宣布在印度建立iPhone工廠。

事實上,在目前全球經濟低迷的狀態下,各個國家都在爭取把工作機會留在本國。印度總理莫迪今年5月份在與庫克會面時就曾強調,如果蘋果希望在印度開設零售店,就要在印度本土采購至少30%的零部件。印度還通過提高部件和設備的進口稅來鼓勵當地制造部件。印度國家電子和信息技術部秘書Ajay Kumar曾表示,政府下一步的政策改革將鼓勵更多的本地工作來滿足智能手機的數字增長。他說:“最終目標是減少進口。”

莫迪在一開始競選時的政治主張就是努力為印度帶來更多制造業工作崗位。他提出一個具有誘惑力的事項就是激勵科技公司在印度建立更多工廠,智能手機是其發展的重中之重。印度目前正在追趕中國,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智能手機市場。蘋果公司仍在考慮印度的零售需求,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在印度實現本土化制造。而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流美國的政策令莫迪的這項計劃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這或許也是印度政府迫切想通過稅收優惠拉攏蘋果的原因。

特朗普曾在贏得總統競選後不久與庫克通話。根據當時《紐約時報》記錄下的通話內容,特朗普說:“Tim,你知道我很想做成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蘋果的生產移回美國本土,蘋果應該在美國建立一個甚至多個制造工廠,你不要再去中國、越南那些地方生產了。就在這里生產。”庫克對此表示理解,並稱會考慮特朗普的提議。特朗普接著又補充道:“我會給你很多獎勵和刺激措施,把公司稅大幅削減。我想你會感到滿意的。”

根據Counterpoint研究公司和印度領先的班加羅爾商學院的一項聯合研究顯示,盡管目前印度本地制造或組裝的手機銷量只占該國手機銷售的6%左右;但在未來五年中,這一貢獻可能會上升到30%以上。該研究還表示,政府應該利用迅速增長的國內需求去吸引制造商生產更高價值的組件,比如電池,相機和半導體等。

然而,印度本土化制造的生產效率目前與中國和韓國等其它國家相比仍然微不足道。研究顯示,中國智能手機的本土化制造率高達70%,韓國達50%。不過印度在吸引更多組裝工廠方面已經取得了進展。在制造計劃啟動之前,印度只有兩個手機組裝設施,而現在已經增加到大約50個,其中80%是本地公司,來自中國和臺灣的各占約10%。這些工廠為世界領先的品牌組裝手機,包括三星和華為。

此前,富士康也表示正在考慮在印度建立工廠。印度政府還表示,計劃派遣近100名設計工程師去臺灣學習產品設計並了解客戶需求。

印度政府智囊團Niti Aayog的首席執行官Amitabh Kant曾經在一份聲明中說:“在良好的政府政策鼓勵下,本土化的加深和對人才資源的投入將令印度的整體經濟和全球化品牌資產大受裨益。”

印度大力擴張制造業將不會動搖中國作為手機零部件出口大國的地位。彭博情報(Bloomberg Intelligence)分析師Anthea Lai表示:“印度本土制造的產品應該僅僅是為了滿足國內自身的需求,對於中國不足以構成威脅。”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手機制造工廠,這一點是確信無疑的。中國也是蘋果公司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場,僅次於美國和歐洲。

但是特朗普此前稱他上臺後將會對中國施加一條監管措施,征收45%的高額進口關稅。這或許會讓蘋果考慮將制造業從中國轉移。在蘋果目前的供應商資料里,有超過350家供應商的地址位於中國。不過對於蘋果這樣規模龐大的公司來說,生產線轉移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至少需要5至10年去完成這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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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集團將投資300億美元建南京半導體產業基地 制造芯片等

據紫光集團官網,紫光南京半導體產業基地及新IT投資與研發總部項目在南京正式簽約。

紫光南京半導體產業基地項目由紫光集團投資建設,主要產品為3D-NAND FLASH、DRAM存儲芯片等,占地面積約1500畝,總投資超300億美元。項目一期投資約100億美元,月產芯片10萬片。

除投資額300億美元的芯片工廠建設外,紫光集團還將投資約300億元人民幣建設配套IC國際城,包含科技園、設計封裝產業基地、國際學校、商業設施、國際人才公寓等綜合配套設施。

新IT投資與研發總部項目,由紫光集團旗下紫光雲數科技有限公司為主體,致力於以總部為核心,集中資源面向全球推進雲服務經營模式和創新開發。紫光雲數將與新華三集團聯合打造新IT運營體系,為城市雲、行業雲、產業升級等信息經濟提供咨詢、投資、建設、運營端到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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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首提“制造業立省” 力推傳統產業轉型

以“世界工廠”聞名的廣東,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堅持制造業立省”的觀點。

廣東進一步提出,2017年提高制造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力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28%,培育100家產值超10億元的先進裝備制造骨幹企業,形成20個產值超100億元的先進裝備制造產業集群。

廣東省政府參事陳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時提出制造業立省說明廣東是清醒的。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實體經濟發展快,現在廣東面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平衡的情況,所以要調整,一方面通過創新來促發展,另一方面擠掉泡沫來讓出實體經濟發展的空間。

實體經濟寫入多地政府工作報告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並提出多項具體措施。在近期各地召開的兩會上,“振興實體經濟”均被寫入並擺在突出位置。

據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在已經召開兩會的地區中,就有黑龍江、吉林、四川、上海、湖南、甘肅、湖北、浙江、江西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實體經濟”,廣東則著墨甚多。政府工作報告全文10次提到“實體經濟”,並用專門一個章節來闡述如何“以提質增效振興實體經濟”。未來一年,廣東要從以下四方面著手:深入實施質量強省戰略、著力提高實體經濟增長效率、加快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促進民營經濟高水平發展。

(2015年1季度-2016年3季度全省分產業生產總值 來源:廣東省統計局)

廣東省政協常委、中華興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郭澤偉表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對制造業大省廣東而言,抓實體經濟核心就是抓制造業。當前,發達國家大力推動制造業回流,發展中國家爭先承接制造業轉移,對廣東制造業形成了明顯的“雙向擠壓”。

不過,從數據上看,廣東的成績仍然亮眼。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6年預計廣東全省生產總值達7.9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4%以上;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完成3.3萬億元、增長10%;民間投資增長13.5%、占比提高到62.1%,服務業投資增長10.5%;進出口總額達6.3萬億元,其中出口3.94萬億元,占全國的28.5%、提高0.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長14.4%;民營經濟全年增長7.5%,占比達53.5%;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別提高到49.3%、27.6%。

陳池認為,廣東制造業目前正處在向從傳統制造向智能化轉型的拐點,必須抓住這個關鍵時期,率先占領中高端制造的制高點。

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

政府工作報告在指出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時提到:市場預期不穩定,實體經濟面臨困難較多,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

“在國內設計一個20頁的繪本,不含翻譯和配音,要25000元人民幣,而在馬其頓,只需要不到5000元,所以我們選擇走出去”。廣東省政協委員、真彩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小喜舉出電子繪本的例子對第一財經記者闡述如何“省錢”。

1月19日,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安排的“振興實體經濟、推動廣東制造業創新發展”專題座談會上,來自不同界別的政協委員對加快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發展建言獻策。

真彩公司最近推出的一款中英文電子繪本,就是在馬其頓設計後在中國生產。黃小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看中的就是“成本低”。由於馬其頓的這家公司在全球英語國家已經形成一個創意網絡,該公司只需發布需求,就會有相關機構願意提供設計稿,真彩公司選中後再由其繼續把故事寫完,拿回來後翻譯成中文、配音,最終做成中英文電子繪本出售,而這麽做的設計成本比全部在中國完成要低4/5。

“企業家應該思考在全球範圍內,那些東西在哪里做最好,這時你的產品將會變成有競爭力的產品,這些產品又會反過來去服務全球市場,用更低成本去服務本地消費者,這就是我們要去鼓勵的,全球資源要充分利用起來。”黃小喜說。

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2017年要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提高珠三角地區制造業全球競爭力,力爭珠三角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33%。

黃小喜認為,珠三角有很強大的制造基礎、完整的產業配套、背靠著巨大的母市場,這些都是廣東做強做大制造業的優勢所在。

在郭澤偉看來,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工、土地、材料、房屋等生產要素價格上漲,部分傳統制造企業尋求降低產業成本而外遷是必然現象。但是,目前廣東的中高端產業仍處在形成階段,一旦制造業大規模外遷,將面臨產業鏈條“斷鏈”危險,造成產業“空心化”。

他建議,傳統優勢產業不能輕易放棄,應通過滿足高品質、個性化的消費新需求,拓展生產發展空間。

限制高房價和高地價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到,目前廣東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仍較突出,防止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任務艱巨。

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大數據房價指數(Big Data Housing Prices Index, BHPI)報告中的數據,過去7年,深圳總體房價上漲279.63%,年均遞增20.99%,廣州也早已進入中高房價時代。

黃小喜認為,深圳創新驅動發展成果引人註目,它充分運用了市場的力量,在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中,初步走出了一條“歐美技術、周邊資源、廣東成本、全球市場”的創新道路,對廣東乃至全國都有良好的示範作用。但現在面臨的最大制約是,土地資源稀缺,房地產價格高企,由此直接誘導全社會對土地的崇拜,對泡沫經濟的熱衷,對實體經濟的冷漠,對人才的忽視。這一切直接或間接抵消了創新的動力。

“只有當土地不再成為人們發財的依靠,人才與創新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真正力量。”黃小喜說。

廣東省政協委員、廣州市華德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誌明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效應非常明顯,而且是從多個維度來產生影響的,比如對社會資金的吸引力猶如吸盤、影響人們就業時的選擇等等。

李誌明進一步補充道:“我們二三十萬年薪的技術人員,如果買了兩套房,他的工資跟房屋增值比起來就不算什麽了,我們發幾萬的年終獎,他以前很高興,現在也沒有那麽大的作用了,這就是高房價會讓我們企業的激勵機制失效。”

黃小喜建議,通過政策調控,合理設計房地產業的利潤分配格局,並通過財政制度改革,確保土地收入主要用於普惠全體人民的公共服務和支持個體有差別的創造性勞動,促進社會財富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合理流動,形成人與人之間相對合理的貧富差距,從而在全社會形成重視人才、追求創新的良好氛圍與環境。

千方百計的提高利潤

在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天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賀良梅看來,現在做實業的最大問題不是成本太高,而是利潤太低。“成本高一點不可怕,只要利潤好一點就沒問題。”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表示,廣東制造業大而不強,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和零部件90%以上仍然依賴進口,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在利潤分配中也就明顯處於劣勢。

賀良梅認為,利潤低是來自於競爭,除了與東南亞新興國家競爭,最主要的是國內同類型企業“自相拼價”的結果,而企業利潤低就更談不上研發創新了。

賀良梅還認為,僅有宏觀上的政策支持無法解決利潤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若政府有扶持資金3000萬,同一個行業中有10家企業都能爭取到,每家拿300萬,大家就可能會大同小異的把資金用在類似的地方,比如推進自動化以減少人手。但是,自動化後工人減少了,價格反而下降得更厲害,利潤更低。”賀良梅說。

賀良梅建議政府拿出一部分資源來選定某些行業和企業,以傾斜性的政策給予扶持。比如,重點研究廣東省各個行業的情況特點,找出在世界上有壟斷優勢的行業或者產品、服務,成立專項產業基金,結合現在已有的金融市場資金,助其產業重整,幫助企業做大做強。同時,對這樣的優勢行業設立一定的進入門檻,從而降低惡性競爭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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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轉向美國制造 特朗普時代中美貿易現新格局

美國新政策的壓力之下,富士康開始考慮調整生產線布局,向美國制造進軍。

據日經亞洲評論報道,富士康科技集團主席郭臺銘在臺北向媒體透露該公司正考慮與蘋果開展一次針對在美組建顯示屏工廠的聯合投資。報道援引郭臺銘稱,該工廠造價將超過70億美元,投產後可創造3萬至5萬個就業崗位。對大型顯示屏的需求不斷增長使得在美國國內生產成為比從中國航運更佳的解決方案。“蘋果願意與我們一起投資,因為他們也需要顯示屏。”郭臺銘稱。蘋果對此並未給予置評。

富士康還計劃在美國組件一個新的造型(Molding)工廠,有可能會建在賓夕法尼亞州。另一方面,根據特朗普總統關於改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條款的指示,由富士康控股的加拿大互動顯示屏公司Smart Technology也可能搬至美國。

特朗普此前稱他上臺後將會對中國施加一條監管措施,征收45%的高額進口關稅。這也是推動蘋果考慮將制造業從中國轉移的重要因素。在蘋果目前的供應商資料里,有超過350家供應商的地址位於中國。不過對於蘋果這樣規模龐大的公司來說,生產線轉移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至少需要5至10年去完成這一計劃。

特朗普上臺後,中美貿易政策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很肯定的一點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將擡頭,而中國也會尋求制衡的方法,潛在的贏家和輸家初露端倪。

根據瑞士信貸的研究報告,如果美國在稅收等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那麽首當其沖受害的公司是那些出口導向的美國公司,包括運動品牌耐克,汽車品牌通用,珠寶品牌蒂凡尼等。而中國的科技公司和通信技術公司,如中興和聯想在美國的擴張可能受阻。

盡管很多人認為中美貿易戰觸發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但是就去年全球市場發生的多件黑天鵝事件來看,中美之間的摩擦升級導致更大程度的爭端的可能性正在激增。香港的科技投資公司博康國際控股(Bocom Holding)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戰要比想象中的更有可能發生。”

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正在急劇擴大。根據彭博社提供的數據,2015年中國對美國出口赤字接近3500億美元,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出口國,出口量遠超排名第二的墨西哥,而且比其余排名前十位的美國貿易出口國相加的量還要大。

各大投行已經在積極研究中美貿易戰一旦開打,將對世界經濟產生何種最壞的影響。摩根士丹利香港的策略師Jonathan Garner表示:“如果美國對中國征收45%的關稅,那麽MSCI中國指數可能從目前的水平進一步滑落30%。而如果美國對中國進口關稅上升5%的水平,那麽該指數將不會有太大影響。”

在摩根士丹利統計的數據中,目前在美國業務敞口最大的中國公司包括無線科技公司歌爾,內衣生產商維珍國際,這兩家公司超過70%的收入都來自美國市場。此外,貿易公司利豐集團,食品生產商萬洲國際(前雙匯集團)和藍斯集團在美國的業務敞口也都超過60%。

從美國方面來看,半導體生產商安霸(Ambaralla)和得捷電子(Texas Instruments)是在中國業務敞口最大的美國公司,其中安霸90%的收入都來自中國市場。瑞士信貸資產研究部主管Reto Hess表示:“如果貿易爭端升級,將有利於中國本土企業,比如汽車制造企業比亞迪,安踏運動鞋等。歐洲等非美品牌也將受到提振,比如中國消費者可能在購買汽車時更多考慮選擇德國品牌;買運動裝時會考慮阿迪達斯而不是耐克。”

摩根士丹利也認為,如果美國加大對中國出口征稅力度,對美國企業的傷害會大於中國企業。摩根士丹利報告稱,在MSCI的企業中,有超過10%的公司在中國擁有10%以上的收入。而中國公司中僅有不到2%的公司在美國擁有10%以上的業務。

摩根士丹利的Garner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能源、娛樂、科技和旅遊業和美國的通信和半導體行業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目前雖然特朗普政府還沒有推出實際的政策,但是很難想象他什麽也不做。對此,中國企業仍然表現得非常謹慎。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大型通信公司首席財務官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目前還不清楚特朗普的政策傾向會對業務帶來多大的實質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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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電池缺陷是Note 7爆炸主因 設計與制造過程存在問題

今日,三星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Note 7爆炸原因調查情況。三星方面表示,三星電子針對20萬部手機,3萬塊電池進行的大規模充放電測試中,發現了燃損現象,在Note 7搭載的A電池和B電池中均發現了不同原因導致的燃損現象。參與調查的三家外部機構的分析結果也顯示,是電池缺陷導致了燃損。

三星電子無線事業部總裁DJ Koh表示,從結論上來看,Galaxy Note 7燃損的原因在於電池。“然而,我們為了追求創新與卓越的設計設置了Note 7電池的規格和標準,而這種電池在設計與制造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未能在Note 7發布之前發現和證實。對此,我們深感痛心和抱歉。”

三星表示,正在考慮將上述多重安全設計與檢查流程與相關機構公開,並希望此次Note 7事件能夠成為行業整體提高鋰電池安全性能的契機。

發布會中,三星還公開了安全強化措施,包含燃損原因的改善、“8項電池安全性檢查措施”、“多重安全措施協議”等。

2016年8月中旬,三星推出Galaxy Note 7,可在短短兩三周里,這款新機型在充電時或充電後會發生爆炸的問題逐漸暴露。這迫使三星不得不宣布召回在美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售出的全部Note 7手機。

2016年9月2日,韓國三星電子在首爾舉行新聞發布會,證實將在全球範圍內召回Galaxy Note 7智能手機。在已經發售Galaxy Note 7的十個市場停止銷售工作。此外,三星宣布,2016年9月19日起三星電子啟動針對韓國本土售出約40萬部Galaxy Note 7的換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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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制造業調查:人力成本三年漲六成

毛利潤有銷售額的40%左右,大概是自動化行業的平均毛利水平。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各種稅費(有部分抵扣),再加上人力成本,大概占銷售額的25%。再去掉租金和水電費等開支,到手的純利潤就剩下10%左右。

上面這個賬單,是深圳一家高新技術企業主最近給第一財經記者盤算的。

中國制造業單一依靠成本優勢來取勝的年代正在遠去,包括人力成本在內的綜合成本節節攀升,稅費也是不小的負擔,企業壓力頗大。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在制造業重鎮深圳走訪發現,實體經濟雖艱難,主要是難在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附加值較高的高科技企業日子還過得去,只是利潤也在被勞動力等不斷上升的綜合成本稀釋。

人力成本上漲縮影:三年上漲六成

一說起企業負擔,企業第一個想吐槽的可能就是人力成本了。文章開頭提到的企業主深圳市艾特訊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培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過去3年間,他的用人成本上漲了一大截。一開始招個工程師,工資是六七千元,現在約要1萬元,也就是本科畢業,具備5年左右的工作經驗。

漲價的不僅僅是研發崗位。他說:“工廠那邊,技術工3年前工資在4000元,現在漲到6000元左右。”他的企業現在共有30多位工程師和30多位技術工人以及行政、財務等人員,沒有普工。

他說:“2014年,將社保公積金之類的算進去,人力成本占公司營業收入的10%左右,現在占15%了。”

中國的人力成本正迅速攀升。從黃培坤的經歷可以看出,3年間,他招聘的工程師薪資最高漲了60%以上,技術工人薪資上漲了50%左右。

而據2016年7月中國信息化百人會與咨詢公司德勤聯合發布的報告,自2005年起的10年間,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漲了15倍。

這影響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報告說,2016年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制造業國家,但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升以及人才、創新、法律環境等方面的短板,這一地位正面臨美國的挑戰。

人力成本不斷升高可能會導致制造業外流,這一深層次憂慮早已顯現。

2016年,林洺鋒等15位深圳市政協委員聯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案稱,雖然目前美國勞動力成本是國內勞動力成本的2.57倍,但是按照目前國內工人工資的上漲趨勢,如考慮國內5年再翻倍、10年工資翻兩倍計算,那麽中國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優勢了。

上漲的不僅僅是人力成本。上述提案也稱,國內能源成本是美國能源成本的2倍以上。美國除夏威夷的電價特別高外(因為其是海島地區),其他州的電價都不高。以得州為例,其電價折合人民幣每千瓦時(度)才0.2元。由於我國對電力、天然氣直接定價的原因,企業用電價格居高不下,深圳企業工業用電每度1元左右。

對於能源成本的負擔,企業也感受頗深。柔性顯示屏領域的領頭羊柔宇科技的創始人劉自鴻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對他們來說,電費將是他們最主要的成本之一。

“新生產線正在建設當中,建成後幾百臺設備同時運轉。雖然現在還不知道到時候會耗費多少電,預計會很高,因為絕大多數設備都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時地運轉。”他補充道,對於制造業而言,一般大一點的工廠一個月電費花掉上千萬元不是什麽稀罕事。

企業八九成稅收是增值稅

增值稅是制造業的主要稅種。深圳一家生產機器人的工廠老板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企業所得稅雖然是按照純利潤的25%來交,有點高,但是一般會通過一些合理的方式去規避,反而增值稅是他們最想減免的。他說:“我們公司年銷售額1000多萬元,但是每年交的四五十萬元稅中,九成以上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不過幾萬元。”

黃培坤估算下來也發現,增值稅交得最多,他們每年繳納的稅收當中80%是增值稅。

在一些稅務研究人士看來,這個比例很常見。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除了一些特殊的行業能享受優惠稅率外,制造業的增值稅一般按照增值額的17%來交,不管企業賺不賺錢,只要有交易,都要征稅。而企業所得稅雖然征收比例高,但賺到錢之後才征收。”

他補充道:“企業所得稅的話,企業還可以根據稅收減免政策來避稅,但增值稅是避不了的,企業必須得拿到發票,才能抵扣。”

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2015年10月發布了2015年全國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被調查企業要求出臺“稅收減免”政策的呼聲最高,反映此訴求的企業比例達到80%。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除營改增外還包括:先後四次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適用範圍,從年應納稅所得額3萬元逐步提高至30萬元;兩次放寬小微企業免征增值稅、營業稅條件,從月銷售額5000元提高至3萬元;兩次擴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範圍,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中關村稅收優惠政策等。

“營改增”的效果企業感受不夠深

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國也迎來了財稅體制的深刻變革,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營改增”政策全面開始實施,並且將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性服務業。

雖然營業稅改增值稅表面上不涉及制造業,但是制造業企業能被惠及,比如說抵扣接受服務的相關進項。2017年1月12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營改增及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惠及了工業企業等實體經濟,產生了非常積極的效應。

不過,部分制造業企業對第一財經反映,暫時還未明顯地感受到營改增政策帶來的好處。

深圳市政協委員、龍華新區發展和財政局副局長費曉愈在政協深圳市第六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分組討論上表示,一是因為企業對政策一些操作上的細節和環節不是很了解,二是因為在目前我國剛剛大規模推進營改增的情況下,增值稅的抵扣鏈條還未完全通暢。

她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有些企業在購買原材料的時候,為了價格低一些,就從不是很正規的渠道購買,這樣是拿不到增值稅抵扣發票的,就抵扣不了稅。如果說整個鏈條通暢了,這些企業就能感受到減稅的作用。”

營改增之後有些企業沒有感覺到負擔明顯減輕,還有一個原因是費太多。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布的上述調查報告顯示,51%的企業希望進一步降低或取消一些收費。

費曉愈說,非稅收入在深圳的財政收入中占比不高,深圳的非稅征收管理比較規範,不會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去加大非稅的征收。但是國家和省規定要征收的費和基金,必須要征收。“比如說,殘保金的征收,全國各個企業都有的,如果你招收的殘疾人數達不到標準,那麽就要繳納殘保金。在深圳,很多企業都沒有招用那麽多的殘疾人,這對企業而言,也就成了一個負擔。”

殘保金是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簡稱,是指在實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的地區,安排殘疾人達不到各地規定比例的企事業單位等,要按照年度差額人數和上年度本地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等計算交納用於殘疾人就業的專項資金。一般一個十人的公司,一年交納的殘保金金額在幾千元不等。

國家也在加大降費力度。繼2015年國務院降低社保五險中的三個險種費率後,2016年5月再次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超過20%的省份,將繳費比例降至20%;單位繳費比例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計結余可支付月數超過9個月的省份,可以階段性降低至19%。

艱難轉型之路

為了活得更久,很多企業不是在轉型,就是在轉型的路上。

但是,即便狠下心,集中人力、物力來開發新產品,也會擔心銷售不力,沒有足夠的回籠資金來順利撐過過渡期。童鷹是深圳市視晶無線技術有限公司的總經理,他就剛剛經歷了這樣一個忐忑不安的時期。2016年,由於經營的消費類電子利潤愈加微薄,童鷹就砍掉了這個主營業務,開始了轉型之路。

當時,支撐他轉型信心的是前幾年就開始研發並逐漸落地的新產品:影視圈導演系統。不過面對不可預料的未來,童鷹仍是忐忑:“轉型就像做飯,如果新產品沒起來,舊產品就沒了,這鍋就空了,還怎麽燒啊?”

他更擔心,如果轉型期過長,就沒有那麽多資金來留住人才,也難以給他們描述可預期的前景。“公司發展有希望的話,員工工資是好商量的。不然,就很難留得住他們。”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中,一些企業主擔心核心員工會被風投投資的創新企業挖走,因為風投大幅擡高了員工的工資。在他們看來,這些企業拿風投的錢來發工資不心疼,而自己的錢,每一分花出去之前都要仔細掂量。

2016年,開足馬力的童鷹又拓展了幾款新產品,包括運動直播產品和教育無線直播設備等,試圖在直播風口找到自己的方向。

2016年年底,預計的虧損沒有發生,反而給了他小驚喜:銷售額達到2000多萬元,雖然不及2015年和前幾年,但是超過了他的預期目標。轉型期的安穩度過,讓他長籲了一口氣。

對於更多找不到新產品的中小企業主而言,轉型可能是一件更加艱難的事。早在幾年前,深圳一位生產和代加工MP4等小電子產品的小老板就想著轉型,但是不知道往哪轉。他也想過升級,但是光投資一條生產線,就要幾十萬元,投吧,怕打水漂;不投吧,早晚會關門。他陷入兩難的境地。

這沖淡了2016年業務量增長帶來的欣喜感。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2016年的訂單量比前一年多了很多,將近翻了一番吧。但這應該不是因為產品附加值提高了多少,而是因為不少同行關門了,或者轉做其他的了。”

雖然上述小老板發現身邊不少同行關門了,但是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高新企業主大多表示,他們行業的市場發展空間還比較大,大家都有生意做,只是利潤越來越低,正在進入薄利潤時代。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也觀察到,身邊很多企業說錢很難賺,但倒閉的企業不多,反而是“半死不活”的企業比較多,利潤微薄。

彭澎說:“現在很多老板都比以前精打細算,這一點特別明顯。他們投資更謹慎,平常的應酬開銷也更節省,有八項規定的原因,但與企業自身經濟效益關系更大。不過,大家都在堅守。”

他補充道:“如果說,我們這兩個月的經濟數據是準確的,那麽今年會好一些,但是特朗普上臺後會怎樣,是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制造業相比美國仍有優勢

考慮到印度市場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成本較低,童鷹參股的一家研制機頂盒的公司正計劃將工廠搬到印度去。目前,他們已經聘請了十幾位印度的銷售人員和工程師,工資和深圳差不多。但是,普工工資要低一大截,只有深圳的1/3~1/2。

制造環節向印度及東南亞等國遷移只是中國制造業面臨的“腹背受敵、雙向擠壓”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歐美發達國家紛紛出臺政策扶持本國制造業,特別是美國新一屆政府更是力推高端制造業的回歸。

不少聲音認為,雖然中美的勞動力成本差距在縮小,但是制造業涉及產業工人、產業配套等,中國仍占有優勢,美國短時間內難以解決這些問題。

深圳一些企業致力於提高生產效率,以抵消勞動力成本上漲不利因素。圖為柔宇科技一名員工展示柔性材料打造成的弧形汽車中控產品

三諾集團董事長、深圳市政協委員劉誌雄是樂觀者之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麽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制造業大國,要回流到美國沒那麽容易。“美國最大的瓶頸是人力,畢業生都去華爾街搞金融了,產業工人遠遠沒有中國多。”

無論如何,中國制造業“腹背受敵”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制造業對中國經濟的意義不言而喻。就以深圳這個制造業重鎮來說:2016年,深圳市生產總值超過1.93萬億元,同比增長9%左右,超過年初預期增長8%~8.5%的目標。外界普遍認為,深圳因為有實體經濟,支撐了金融、物流等產業,所以在宏觀經濟環境下行壓力下,表現仍是頗為耀眼。

但當地的實體經濟現在也面臨著瓶頸,首要的問題是制造業發展空間受限,產業用地不夠。

當地政府已經有所動作。2016年8月,深圳市寶安區試行全國首個區級工業控制線管理辦法,劃定工業控制線總規模70平方公里,保護先進工業。這個面積不算小了,深圳GDP產出值很高的福田區才不過70多平方公里。分析人士稱,這一舉措將為深圳的產業升級樹起一道安全閥,保證工業用地的需要,也是保證深圳經濟結構穩定的舉措。

不過,在劉誌雄看來,在大規模制造業空間受限、企業運營成本較高的情況下,深圳下一步如果只是簡單地發展制造業,會面臨很大的挑戰。“所以深圳也要走另外一條路:深圳的企業要把產品標準化和大規模化的環節轉到中西部,把專註研發的部門留在深圳,構建制造業原創中心,打造品牌。”

劉誌雄補充道:“而且在深圳產業多元化以及連接各種國際研發機構、創客的背景下,深圳的定位應該變成全球新科技新產業的創新中心。”

在這場中美制造業高地爭奪戰中,留在國內的企業已經在各顯神通。就拿柔宇科技來說,雖然也感受到了勞動力成本上漲等帶來的壓力,但是他們致力於提高生產效率,以抵消這些不利因素。

劉自鴻說:“生產效率是每個員工能夠產出的平均價值,是企業能夠控制的。國外的高端制造業生產效率很高,比如說美國的英特爾,基本上連產業工人都是博士,人才技能和人均產值非常高。這就使得他們產品的技術壁壘很高,市場話語權也很大。”

對於更多的中小企業來說,將英特爾當作標桿還有點遙遠。他們正在竭力抓住手頭上能改變的細微東西。

黃培坤正在優化客戶結構,尋覓願意為技術買單的優質客戶,提高利潤空間。前不久,他們公司獲得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這意味著,2017年他們公司就可以按照15%來交企業所得稅,而不是2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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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官員:蘋果接近達成在印度制造其產品的協議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印度政府一位高級官員表示,蘋果公司接近達成在印度制造其產品的協議。目前該公司正尋求在這個人口超過12億的國家擴大銷售。

這名官員稱,蘋果副總裁Priya Balasubramaniam帶領的高管團隊周三在新德里與印度政府高級官員會面,討論該公司的計劃。這名知情官員表示,相關協議幾乎快要達成。

據這名官員稱,蘋果主要希望獲得相關稅項和關稅的豁免,印度財政部會予以考慮,並且蘋果尋求獲得的許多鼓勵措施都是可行的。

此外,一位配合印度總理莫迪工作的高級官員表示,政府的意圖是與蘋果達成解決方案;該公司尋求獲得與部件和設備進口相關的15年免稅期。

蘋果一位發言人稱,感謝印度政府與蘋果圍繞進一步擴展該公司在印度本地業務而進行了具建設性和開放性的對話。並表示蘋果一直在努力發展在印度的業務。但是發言人對進一步的談判細節不予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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