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再是一場單純的家電發布會,會場前面庫卡機器人自動開啟啤酒瓶蓋、把啤酒倒入玻璃杯的一幕,顯示美的從家電企業向科技型企業、從本土企業向跨國公司開始轉變。
在2017AWE(中國家電及消費電子博覽會)開幕前一天的3月8日,美的集團首次攜手庫卡機器人在國內公開亮相。在發布會上,美的還展示了可用智能語音控制的未來廚房。
會後,庫卡CEO Till Reuter在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透露,人工智能(AI)也將是美的與庫卡合力推進的方向,庫卡在B2B領域和美的在B2C領域剛好可以實現優勢互補。
智能家居是中國家電業的發展潮流和方向,但是說了幾年概念,消費者真正““埋單”的並不多,場景化成為當前智慧家居“落地”急需解決的重點。美的把廚房作為智慧家庭實施的突破口,打造“未來廚房“先走一步。
美的集團副總裁胡自強展現了未來廚房如何在40分鐘內,智能愉悅地準備一頓健康豐盛且針對個性化需求的聚會大餐。同時,利用AI技術,通過健康雲平臺展現了對健康管理的全過程。他認為,智慧生活的構想正逐步成為現實。
“未來廚房不只讓烹飪變得有趣便捷,關鍵在於讓智能為用戶的健康服務。未來廚房是美的智慧家居落地的重要成果,升級用戶生活方式同時,也可能重塑廚電產業的生態鏈和商業模式。”胡自強說。
美的的未來廚房,一方面在硬件上著力,如推出了一款可以自動進水、自動洗米、精確米水配比、一鍵全自動操作的智能電飯煲;另一方面在軟件上布局,智能廚房助手“小美”可以讓用戶對廚房的智能電器,進行語音控制與信息交互,揭示了美的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健康雲方面的後發優勢。
除了智能家居,美的“雙智戰略“的另一翼是智能制造。今年年初,美的集團完成了對全球四大機器人企業之一德國庫卡公司的收購,便是它在智能制造領域發力的強列信號。
收購庫卡,美的不僅在於加快自身智能工廠、智能物流的建設,還著眼於在家電產業之外開辟“第二條跑道“,找到業務新的增長點。美的集團副總載顧炎民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暖通空調的全球市場規模一年1200億美元,而全球機器人與自動化市場規模一年1800億美元,且中國企業占比不高,因此,美的順勢向B2B領域延伸。
美的希望在內部形成”化學反應”,原來旗下的生產伺服電機的威靈電機、專註於自動化物流的安得物流,與新收購的庫卡機器人及以色列科技企業”高創“一起,全面打通包括機器人、自動化生產、自動化物流、工業服務等全產業鏈,形成智能制造解決方案,並向B端(Business)用戶輸出,為用戶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Till Reuter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借助美的在中國市場的資源,庫卡希望在中國機器人市場成為最大的供應商,下一步庫卡與美的將攜手共同開拓人工智能、服務機器人的新領域,最終讓庫卡實現2020年在中國市場取得10億歐元營業收入的遠景目標。
美的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方洪波今年年初曾在內部說,“美的人的市場化、開放性和分享精神是我們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成功實現企業並購的原因,這些成功的並購開啟了我們美的真正全球化經營的新旅程”。借此,美的逐步從全球化家電企業向全球化科技集團轉型過渡。
樂視網發布公告稱,樂視商城目前處於虧損狀態,隨著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虧損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並且樂視網在樂視商城的業務占比不斷下降。為了減少樂視商城對於樂視網造成的財務影響,樂視網決定放棄前期樂視控股授予提案權、表決權。同時樂視網放棄其尚未認繳的150萬元人民幣註冊資本對應的樂視電子商務15%的股權權利,轉由樂榮控股出資認購。轉讓後,樂視網持有樂視電子商務15%股權,已失去對樂視電子商務的控制權,2016年12月底起樂視電子商務將不再納入公司合並報表範圍。
能否構建起科學合理的分級診療體系已經成為關系新醫改成敗的一件大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諾,2017年,分級診療試點和家庭簽約服務擴大到85%以上地市。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吳明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建議,盡快通過建機制激發公立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將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從“規模和收入最大化”轉為“成本最小化”。
吳明表示,今年初發布的《“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表明,經過這麽多年探索,醫改面臨的問題和改革路徑已經非常清楚,關鍵是要落實,而落實醫改政策的關鍵就是“三醫聯動”和“上下聯動”,需要各部門相互配合打出“組合拳”。
第一財經:分級診療一直是醫改政策中的一大重點,這些年來政府也出臺很多政策來構建分級診療體系,但大部分患者依然選擇去大醫院就診,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麽?
吳明:劉延東副總理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總結講話中指出,分級診療可以起到“一子落下,滿盤皆活”的作用,事關醫改成敗。現在分級診療面臨的突出問題首先是基層醫生沒有看病的積極性。
過去基層醫療機構實行“收支兩條線”政策有平均主義的傾向,雖然也有績效考核,但考核效果不明顯。基層醫生缺乏看病的積極性,甚至推諉病人。政府出錢培訓基層醫生,大醫院醫生也去基層指導,但醫學需要實踐,光念書是念不出好醫生的。因此,實現分級診療首先要建機制來調動基層醫生看病的積極性,同步地提高基層醫生的服務能力,實現分級診療中基層“願意接”、且“接得住”。
第一財經: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全面啟動多種形式的醫療聯合體建設試點,建立促進優質醫療資源上下貫通的考核和激勵機制。我們也了解到,很多三甲醫院對建立醫聯體也有很大的熱情,醫聯體在構建分級診療體系中能發揮什麽作用?
吳明:醫聯體必須建立在深化公立醫院改革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現在公立醫院的運行模仍然依靠做大規模來做大收入,很多三甲醫院還在和基層醫療機構競爭病人,如果醫院的這種運行模式不改,上下協作機制就建立不起來,醫聯體的作用難以發揮,甚至變為大醫院去社區占地盤。
防止這種情況出現的關鍵是通過建機制來促使醫院控制成本。比如安徽的縣域醫聯體是新農合資金按人頭付費,結余縣、鄉、村三級醫療機構按比例分配,各級醫療機構必須聯手控制成本才能夠形成結余。
該政策一出改變了既往縣醫院與基層競爭患者的情況,縣醫院主動培訓基層醫生,甚至有的縣醫院還給鄉鎮衛生院買設備,通過提高鄉、村醫生的服務能力使患者留在基層,以達到控制成本、降低醫療費用的目的,同時通過收入分配讓基層有多提供服務的積極性。這樣建立起的醫聯體才能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發展共同體,變無序競爭為有序協同。
第一財經: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應該如何改革?在《“十三五”衛生健康規劃》中也提出,完善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的醫保差異化支付和價格政策,分級付費能否起到引導患者就診的作用?
吳明:當前迫切要做的是要通過建立一套機制把公立醫院的運行模式從“規模和收入最大化”轉變為“成本最小化”,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成本控制獲利,而非依靠“做大蛋糕”獲利。
僅靠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醫保報銷差別化引導患者到基層醫療就診所起到的作用有限,因為看病不像買東西,患者不會僅圖便宜就去基層看病。醫保在分級診療中起到的主要作用是通過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激發醫院控制成本的動力。
通過支付方式改革,醫院有動力壓低藥品耗材采購價格、減少過度提供服務,醫院為了降低成本也有動力下轉病人。對於普通病可以采用不同級別醫療機構同病同支付標準,甚至基層支付標準更高,讓大醫院治療普通病感到不劃算,激勵大醫院診治疑難重癥病人。因此,支付方式改革有助於解決藥品耗材價格虛高問題,並成為推動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分級診療的重要措施。
第一財經:您認為現在醫保支付方式改革上的難點什麽?
吳明:按照政策要求,應采用以病種付費為主的混合型醫保支付方式,同步實施臨床路徑。現在的難點之一是政府相關部門在病種付費上沒有完全達成共識,一些地區認為推進“病種付費+臨床路徑”的改革難度大,一直推進不力。難點之二是DRGs(疾病診斷相關分類)可以使病種付費改革一步到位,但卻是病種付費中難度最大的,因為在技術上要求較高,如要求統一疾病編碼、規範病案首頁、按照成本分組等,很多地區一時做不到。
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可采用先易後難、先簡單後複雜的方法。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廣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經驗若幹意見》中給出了相關地區的做法。如河南宜陽縣、息縣采取ABC路徑的方法,涵蓋了該病種臨床中的各種狀態,醫生能夠根據實際情況情況進行診療,解決了臨床路徑的“硬性”規定與醫療服務彈性之間矛盾導致出徑率高的問題,有利於保證醫療質量和醫學技術發展,也有利於規範醫生行為、控制成本。在此基礎上可以逐步細化病種分組,最終實現DRGs。
一線城市一直都是外來人口最青睞的地方。不過近年來,隨著京滬嚴控“大城市病”、加快產業轉型等原因,四大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趨勢也產生了明顯分化。
京滬設定人口紅線
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72.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4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807.5萬人,比2015年的822.6萬人減少了15.1萬,這也是17年來北京常住人口首次下降。
在上海,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19.70萬人,比上年增加4.43萬人。其中,外來常住人口980.20萬人,比上年減少1.45萬人,這也是上海外來常住人口連續兩年下降。
數據顯示,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本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其中2015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近15萬。
京滬外來常住人口的下降,與京滬設立的“十三五”人口紅線緊密相關。京滬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出現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
對於人口規模,作為特大城市的北京和上海,明確劃定了“十三五”時期的人口“紅線”。北京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在城市開發邊界上,目前城鄉建設用地已建成2921平方公里,“十三五”期間要減到2800平方公里以內,到2030年要減到2700平方公里。
上海也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總量不超過2500萬,建設用地總量控制在3185萬平方公里以內,軌交運營線路總長800公里。
在設定人口紅線的同時,不少產業、批發市場等也紛紛轉移到周邊地區。3月6日,2017年兩會北京代表團開放日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長蔡奇說,這三年,北京堅持疏控並舉,疏解一般性制造業、區域性批發市場,以及一些醫院學校。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了積極成效,去年全市常住人口繼續保持增量增速雙下降。他表示,人口減少不是簡單調人減人,而是人跟功能走。
廣東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京滬常住人口增長緩慢最主要原因是京滬進行了嚴格的人口增長控制。如果京滬不控制,那麽其增長的總量和速度不會比廣深差,因為京滬對於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比廣深要大很多。
實際上,伴隨著京滬的功能疏解,不少人口也轉移到周邊地區,比如北京有不少外來常住人口選擇到環京地區購房。在上海,同樣有不少人口轉移到了周邊的昆山、嘉興等地。
廣州增量居首
在京滬人口流入大幅放緩的同時,華南的廣深人口大幅度增加。廣州、深圳雖然也屬於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與北京和上海有較大差距,因此仍有一定的增長空間。
日前,廣州市統計局公布了2016年廣州市人口規模及分布情況。數據顯示,2016年廣州市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400萬人,達1404.35萬人,比2015年末增加了54.24萬人,增量居四大一線城市之首。
同省兄弟深圳2016年年末常住人口1190.84萬人,較上一年增加53.0萬人,若論增速,四個一線城市中深圳最快。其中,去年深圳戶籍人口增加49.8萬人,增量也是位居榜首。數據顯示,2016年末,深圳戶籍人口在常住人口中比例為33.99%,較上一年增加2.79個百分點。
這與深圳放寬落戶條件緊密相關。作為一個人口過千萬的城市,深圳的戶籍人口僅300多萬,人口結構出現嚴重倒掛。去年8月,深圳市政府印發《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人口服務管理的若幹意見》、《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幹規定》(下稱《戶籍規定》)以及《深圳市居住登記和居住證辦理規定》,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提高戶籍人口比例及結構優化。
根據《戶籍規定》,自2016年9月1日起,戶籍遷入將劃分為人才引進遷戶、納稅遷戶、政策性遷戶和居住社保遷戶四個類別。人才引進遷戶由原有的積分制轉為核準制執行,也就是明確達到入戶條件,便可直接申請入戶,且不設指標數量限制;政策性遷戶和居住社保遷戶則按審批制執行,開辟新的積分制入戶通道。
新的人才引進政策將純學歷型人才入戶條件放寬至大專,技術型人才入戶條件放寬至中專+中級職稱,技能型人才入戶條件放寬至緊缺急需工種高級工,只要滿足條件即可申請入戶,不設指標數量限制,多多益善。在投靠類遷戶政策方面,入戶條件同樣有了適度的放寬。這一政策的出臺也被外界稱之為史上最松的落戶政策。
值得註意的是,不管是深圳還是廣州,近三年,常住人口均實現大幅增長。例如,2014年到2016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15萬、60萬、53萬,同期廣州常住人口增量分別為15.82萬、42.06萬、54.24萬,近三年有明顯走強的趨勢。
廣州常住人口的增加與近兩年廣州產業發展有關。例如,從廣州各區的情況來看,黃埔區的去年常住人口增長最快。數據顯示,黃埔區常住人口從2015年末的89.85萬人(老黃埔區與原蘿崗區之和)增至2016年末的108.26萬人,突破100萬,增加了18.41萬人,增幅達到兩成,增量占全市增量33.94%。這里面的一大原因在於,黃埔區建設國家級產城融合示範區之下,聚集了大量的高新技術產業,也聚集了一批人口。
彭澎說,在廣州的東進戰略中,黃埔和增城都有國家級開發區,這也是廣州未來先進制造業重要發展平臺,產業發展帶動人口增長,尤其是隨著思科、富士康等巨頭的落戶,未來一兩年廣州經濟增長將提速。
對廣州而言,在中心市區大力發展三產的同時,現代制造業也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3月1日,廣州增城,全球最大電子專業制造商富士康公司投資的10.5代8K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破土動工。這一項目投資總額達610億元,是廣州改革開放以來單筆投資最大的先進制造業項目,也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顯示器項目,年產值規模將達到千億元。
另一方面是房地產業的拉動,尤其是黃埔、增城近幾年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多,吸引了廣州其他區域的人口轉移過去。
彭澎說,廣州的房價在一線城市中最低,外來人口進入的門檻較低,對大型制造企業來說,生產和生存的成本比較低,這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進入。與此同時,隨著出口受阻,內需市場重要性日益凸顯,地處珠三角交通樞紐的廣州,在軌道交通日益完善之後,自身的輻射功能更加凸顯,這些也使得廣州吸引了更多的人口。
表: 四大一線城市2016年人口變化
3月17日,據上交所網站消息,為強化風險控制,維護市場公平,經中國證監會同意,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滬深交易所”)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結算”)擬引入證券交易資金前端風險控制制度(以下簡稱“資金前端控制制度”),加強對證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險公司等持有或租用交易單元的機構的日常交易管理。該制度不會對普通投資者的正常交易造成影響。近日,滬深交易所、中國結算聯合發布通知,就相關規則向上述機構征求意見,期間還將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舉辦座談會,當面聽取相關機構意見。
據有關負責人介紹,資金前端控制制度,是指在不影響市場正常交易的情況下,由滬深交易所、中國結算對相關交易單元當日買入申報金額實施總量控制的制度。此項制度的引入,旨在不影響上述機構正常交易的情況下,強化對相關機構的風險管理,維護市場公平。相關制度的實施有利於更好地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下一步,滬深交易所、中國結算將在充分聽取相關機構意見基礎上,完善相關規則安排,擇機發布實施。
3月17日,據工信部網站消息,工信部發布《2016年有色金屬工業運行情況及2017年展望》。文件提出,加快供給側改革,去產能、去杠桿、補短板、加快行業轉型升級和降本增效,仍將是2017年有色金屬行業管理重點工作。下一步,將著力轉變行業發展方式,由規模擴張轉向優化存量、控制增量;由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加快發展高端材料和實施智能制造,提升中長期增長動力。
以下為全文:
2016年有色金屬工業運行情況及2017年展望
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局面,全行業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各項政策措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產量平穩增長、效益明顯改善,產業總體呈穩定運行勢頭。
一、2016年有色金屬工業運行情況
(一)產量平穩增長
2016年,十種有色金屬產量為5283萬噸,同比增長2.5%,連續15年居世界第一。其中,精煉銅、原鋁、鉛、鋅產量分別為844萬噸、3187萬噸、467萬噸、627萬噸,分別同比增長6%、1.3%、5.7%、2%;銅材和鋁材產量分別為2096萬噸和5796萬噸,分別同比增長12.5%和9.7%。
(二)效益明顯改善
2016年,全行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6萬億元,同比增長5.6%;實現利潤2430億元,同比增長34.8%。常用有色金屬采選、冶煉分別實現利潤672億元和1275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33.6%和18.6%,鋁冶煉(含氧化鋁、電解鋁、再生鋁)利潤226億元,較去年增長211億元;有色金屬壓延加工實現利潤1082億元,同比增長14.6%。行業效益明顯改善主要得益於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工作,無序競爭有所遏制,市場供求關系得到改善。
(三)價格逐步向好
2016年,銅、鋁、鉛、鋅現貨均價分別為38084萬元/噸、12491萬元/噸、14559萬元/噸、16729萬元/噸,同比分別增長-6.5%、3.5%、11.1%、10.1%;2017年前兩月均價分別為47165萬元/噸、13358萬元/噸、18654萬元/噸、22695萬元/噸,較2016年均價分別增長23.8%、6.9%、28.1%、35.7%。
(四)進出口總額下降
2016年,我國主要有色金屬進出口貿易總額(含黃金首飾及零件貿易額)1171.4億美元,同比下降10.4%。其中:進口額771.1億美元,同比下降10.4%;出口額為400.3億美元,同比下降10.3%。2016年,我國電解鋁出口51萬噸,占國內產量的1.6%;鋁材出口407萬噸,同比下降3.4%。
(五)固定資產投資降中趨穩
據國家統計局初步統計,2016年我國有色金屬工業(包括獨立黃金企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額6687.3億元,同比下降6.7%,降幅較前三季度相比收窄。其中,民間項目投資5469.0億元,同比下降6.3%,降幅較前三季度減小1.1個百分點,所占行業投資比重為81.8%。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行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精深加工和應用技術研發不足,產品不同程度存在質量穩定性差、高端材料國產化程度低等問題。二是部分品種冶煉及低端加工產能過剩,企業長期處於微利和虧損狀態。三是企業生產成本不斷提高,財務成本居高不下,債務負擔沈重。
三、面臨的主要形勢及2017年展望
2017年國內外經濟環境更加複雜嚴峻,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征愈發明顯。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營造良好市場環境促進有色金屬工業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6〕42號)工作部署和《有色金屬工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有關工作安排,下一步,我們將著力轉變行業發展方式,由規模擴張轉向優化存量、控制增量;由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加快發展高端材料和實施智能制造,提升中長期增長動力。
考慮到當前煤炭能源價格和運輸成本上漲、投資乏力對行業效益持續回升的影響,預計2017年國內主要有色金屬產品產量將保持4.8%左右增長,有色金屬行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5%左右。加快供給側改革,去產能、去杠桿、補短板、加快行業轉型升級和降本增效,仍將是2017年有色金屬行業管理重點工作。
19日,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上表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三大結構性失衡,其中之一是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曾一度帶動了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價過快上漲,進一步推高實體經濟成本。
他指出,要堅持因城因地實策去庫存,按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分類調控因城施策,加快健全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控制信貸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業。要強化預期管理,加大政策解讀和信息發布的力度,加強同市場主體的溝通,增強政策透明度,向社會釋放積極的信號,引導各方面對未來發展形成良好的預期,增強市場的信心。
2016年中國紮實推進“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大批重大舉措陸續出臺,並且見到實效。在分類施策去庫存方面,通過大力推動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通過棚戶區改造、貨幣化安置294萬戶,2016年末商品住宅待售面積比上年末減少將近5000萬平方米,達到4991萬平方米。
另外兩大結構性失衡分別為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目前大部分產能只能滿足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並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化、個性化的高端需求;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目前存在著資金脫實向虛的現象,加重了實體經濟的融資困難。
何立峰強調化解這三大失衡必須瞄準主要矛盾,向結構優化找出路,在供需側上下功夫,用改革的辦法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效率,實現供需關系新的動態平衡。
2016年,我國供給側改革初見成效,經濟結構持續改善,新舊動能加快轉換,企業效益開始好轉。去年我國的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達到了64.6%,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了51.6%。
何立峰強調,2017年是改革深化之年。隨著去產能等重點任務的深入推進,一些深層次矛盾問題可能日漸凸顯。推進改革不斷深化要堅持理念先行,激發動力;要堅持問題導向,終點發力;要堅持各方協同,增強合力;要堅持目標引領,保持定力。
在去年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強調了四項重點工作: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在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今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具體安排: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通過簡政減稅、放寬準入、鼓勵創新,持續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
基於此,何立峰表示,發改委將在五個方面重點發力:創新制度供給,優化要素配置;實施創新驅動,振興實體經濟;擴大有效需求,穩定宏觀環境;防控潛在風險,堅決守住底線;保障改善民生,增強人民幸福感。
3月20日,央行官網發布中國央行工作論文,文中提到,貨幣政策以控制通脹為主,兼顧轉型發展和金融改革;應盡快明確新的短端貨幣政策利率和目標水平。要進一步完善公開市場操作一級交易商制度,在一定標準下擴大公開市場操作和SLF交易對象範圍,完善操作流程,減少市場資金套利機會,降低市場結構因素導致的流動性沖擊放大效應,有效開展利率引導。
文中指出,中國的貨幣政策仍面臨很多挑戰:一方面,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仍有待增強;另一方面,我國宏觀調控的制度框架仍待健全,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體系仍然沿襲上世紀九十年代,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要服務於產業政策和經濟增長,缺少逆周期調控和宏觀審慎管理的制度保障。
在均衡水平政策利率基礎上,探索完善合格抵押品機制,結合MPA等宏觀審慎政策,進行貸款便利操作,以確保中央銀行資金安全,有效抑制金融機構道德風險。
總的來看,中國貨幣政策當局肩負著改革發展和宏觀調控的多重使命,在經濟結構變遷的不確定環境和理論上存在多重均衡條件下,中國人民銀行始終根據經濟周期階段和宏觀調控的需要,在有限的政策空間下,通過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物價的基本穩定,經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積累了大量轉軌經濟體金融調控和機制建設的寶貴經驗。
此外,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除通脹目標外,還需要兼顧就業與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和金融穩定,並且不同時期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是不同的。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 s Rule,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丁伯根提出的關於國家經濟調節政策和經濟調節目標之間關系的法則),政策工具的數量或控制變量數至少要等於目標變量的數量,而且這些政策工具必須相互獨立(線性無關)。因此,作為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中國央行應不斷豐富貨幣政策工具,提高貨幣政策效果,這在近年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中都有所體現。例如,由於準備金調整可能形成資產負債表效應且信號意義較強,考慮到流動性條件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更多地借助公開市場操作和創新性流動性管理工具,在滿足市場不同期限流動性需求的同時,通過適度“精準滴灌”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金融支持。未來應進一步深入探索、豐富適應中國以通脹為主要政策目標、兼顧其他目標的貨幣政策理論,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貨幣政策目標框架。
據國土資源部網站3月21日消息,日前,國土資源部印發《關於下達2017年度稀土礦鎢礦開采總量控制指標(第一批)的通知》,確定2017年度全國第一批稀土和鎢開采總量控制指標分別為52500噸和45650噸。
通知指出,為保護和合理開發優勢礦產資源,按照保護性開采特定礦種管理相關規定,2017年繼續對稀土礦、鎢礦實行開采總量控制。根據實際需要,2017年度稀土礦、鎢礦開采總量控制指標分兩批下達。第一批稀土礦開采總量控制指標為52500噸,其中離子型稀土礦指標8950噸,巖礦型(輕)稀土礦指標43550噸;第一批鎢精礦開采總量控制指標為45650噸,其中主采指標36550噸,綜合利用指標9100噸。全年開采總量控制指標將根據國家有關政策及市場變化情況在第二季度適時下達。
通知要求,有關省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嚴格按照規定,認真做好指標分解和下達工作,及時將指標分解下達到市縣或企業,分級負責、層層落實,並應在國土資源部下達指標30個工作日內將本省(區)稀土礦、鎢礦指標及分配給稀土集團的稀土礦指標分解下達、公告並報部備案。縣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與礦山企業簽訂責任書,明確權利、義務和違約責任。
通知強調,要加強統計報告和監督檢查。組織采礦權人認真執行稀土月報和鎢礦季報制度,及時、準確、規範開展網上直報。地方各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采取措施,切實加強稀土礦、鎢礦指標執行情況的核查與檢查,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應及時報部。
新黃浦3月22日晚間就領資投資三度舉牌等事項回複上交所問詢稱,領資投資本次股份增持計劃的實施不會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不以獲取上市公司控制權為必要目的。此外,截止公告日,因領資投資剩余10億元出資尚未實繳到位,本期增持計劃完成後,領資投資無增持計劃。
對於上交所發布的《關於對上海新黃浦置業股份有限公司權益變動事項的問詢函》,新黃浦相關方公司控股股東領資投資回複道,本合夥企業認為新黃浦一直處於穩健和可持續發展中,能夠帶來長期、穩定的回報。綜上,基於對新黃浦未來發展的長期看好,本合夥企業自2017年1月開始持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並於3月4日披露了對上市公司的新的股份增持計劃。截止2017年3月15日本合夥企業已部分實施了上述新的股份增持計劃,增持股份 28,058,230股。但本次股份增持計劃的實施不會導致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不以獲取上市公司控制權為必要目的。
同時領資投資表示, 截至目前,雖然本合夥企業所實施的增持金額已經超過該股份增持計劃所披 露的計劃增持金額之區間下限,即5億元人民幣,但尚未超過該股份增持計劃所披露的計劃增持金額之區間上限,即10億元人民幣。且該股份增持計劃所披露的計劃增持期間尚未屆滿,即尚未超過 3 個月。因此,前述股份增持計劃尚未履行完畢。截止本回複函公告日,因本合夥企業剩余10億元人民幣出資尚未實繳到位,在前述增持計劃完成後,本合夥企業目前無股份增持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