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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大學”真相：老師們高中沒畢業 學制3天學費3萬美元以上

“特朗普大學根本不是一所大學，里面的老師也不傳授任何特朗普的經商秘訣，這些老師也沒有一個是由特朗普指定的教師。所以，同特朗普大學有關的一切都是騙局，這已經不是秘密，特朗普大學的校長已經承認。”紐約州檢察長施內德曼(Eric Schneiderman) 表示。

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本周二下午公布了2012年有關特朗普大學詐騙案的相關法庭記錄，當時特朗普大學的校長薩克森在法庭上證實，“我們的教師沒有一人是由特朗普挑選的，同時，特朗普集團也從未派人參加和教授為期三天的講座課程。”

作為一家“純營利”機構的特朗普大學並不提供大學學歷。2005年開始運營的特朗普大學由特朗普和其他兩位合作夥伴創建，後因卷入多次詐騙糾紛而在2010年關閉，自2011年起，特朗普大學一直接受紐約州司法檢察辦公室的有關“非法商業經營”訴訟案的相關調查。

前學生受害者：所謂的特朗普商業秘訣是人人都知道的生活常識

“我們所被教授的秘訣包括，如果你想知道有關商業扣稅的信息，去IRS.GOV(美國國稅局網站)查詢，如果你想找投資房地產的信息，到Turlia.com(房地產買賣網站)去找。這就是我們學到的重要知識。”特朗普大學的前學生加里略(Bob Guillo)表示。

目前加里略正在狀告特朗普，要求他賠償3.5萬美元的學費，因為之前學校所承諾的一切“做生意秘訣”完全都是騙局。

“我在聽講座的時候一直在搖頭，我一直希望能聽到我所不知道的信息，但這最終也沒有發生。” 加里略說。

根據CNN公布的信息，法庭在經過多次調查取證後發現，特朗普大學的授課教師，以及那些被學校稱為“房地產領域專家”的嘉賓教師的資歷和水平“都有很大水分”，法庭調查文件顯示，不僅許多教師基本沒有房地產領域經驗，背景調查更顯示, 很多的教師甚至高中都沒有畢業。

另外,曾在特朗普大學交了2萬6千美元學費，學習一門“房地產課程”的前學生利門(Felicismo Limon) 表示，在上課的幾天過程中，他不僅什麽也沒有學到，教師還一直讓他交額外的學費。“我的反應是，你在說什麽?還要交錢但我們已經什麽都沒有學到。”

利門表示，他所學到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什麽人都不要相信，特別是一位億萬富翁的話。

“像這樣的受害者還有上千人，特朗普大學從他們身上賺了數百萬美元。”紐約州檢察長施內德曼表示。“受害者目前的賠償金額超過4千萬美元。”

CNN在本周公布了特朗普大學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曾被特朗普的律師要求不要公開，原因是里面有“商業和貿易機密”，但這項要求被法官駁回，理由是里面並未發現相關內容。

特朗普：調查“特朗普大學”的法官是“墨西哥人”，他恨我!

即將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本周在加州的一次競選活動上用10多分鐘的時間憤怒的指責針對特朗普大學的訴訟案。“這些訴訟案會在11月份開庭，根本就不應該有任何的庭審。”特朗普說，“所有人都這樣說(不應該有庭審)，但我有一個恨我的法官。他恨我，他的名字是剛薩洛-庫洛(Gonzalo Curiel)。”

“這個法官，他恰好是墨西哥人。”特朗普在對這位法官直接點名之後說，“你知道吧，在我給他們那麽多工作以後，墨西哥人會愛上特朗普的。”特朗普說。

美國媒體報道說，接受調查這起民事訴訟案的法官庫洛實際上是“土生土長”，出生在芝加哥東部的美國人，但因為其家庭為西班牙裔的背景而被特朗普一直稱為“墨西哥人”。

特朗普指出，庫洛對他一直存在偏見，因為特朗普之前曾說要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修一座墻。

“我認為庫洛應該為自己感到可恥。”特朗普說。“我告訴你，這個法庭體系，體系里的法官們，他們應該調查庫洛，因為庫洛所做的完全不光彩。如果我在11月份成為美國總統，又同時卷入民事訴訟，這得有多麽瘋狂?這就叫做生活。”特朗普說。

王文靜、游文人、吳寶春，執行長對談 「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

調查顯示：2015屆大學畢業生月入3726元

6月12日發布的一項最新調研成果顯示，大學畢業生半年後月收入連續上升，三年後收入漲幅明顯。四成2012屆畢業生三年內轉換職業。2015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後就業滿意度最高的行業是中國人民銀行、保監會和證監會。

麥可思研究院、社科文獻出版社當日聯合在京發布《201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

《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自2009年首度發布以來，至2016年已是第八次年度報告，本年度報告已經為中國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各級人力資源行政主管部門、各級各類高校、各企事業單位、各級各類學術研究機構以及廣大的大學畢業生和高考生等參考使用。

就業三年後收入漲幅明顯

調查結果顯示，2015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3726元，比2014屆(3487元)增長了239元，比2013屆(3250元)增長了476元。其中，本科畢業生2015屆(4042元)比2014屆(3773元)增長了269元，比2013屆(3560元)增長了482元;高職高專畢業生2015屆(3409元)比2014屆(3200元)增長了209元，比2013屆(2940元)增長了469元。從近三屆的趨勢可以看出，大學畢業生半年後月收入呈現上升趨勢。

“211”院校2015屆畢業生月收入(4718元)比2014屆(4394元)增長了324元，比2013屆(4123元)增長了595元;非“211”本科院校2015屆畢業生月收入(3907元)比2014屆(3649元)增長了258元，比2013屆(3447元)增長了460元。連續三屆呈現上升趨勢。

2015屆本科畢業生有27.1%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比2014屆(20.3%)高6.8個百分點;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比例為1.1%，比2014屆(1.2%)略低。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比例為13.1%，比2014屆(12.0%)高1.1個百分點;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比例為2.8%，比2014屆(3.0%)略低。

扣除當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增長的影響後(2013—2015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為102.6，102.0，101.4)，近三屆大學生實際工資仍保持著穩定上升的趨勢。

2012屆大學生畢業三年後平均月收入為5696元(本科為6371元，高職高專為5020元)，與其畢業時相比漲幅比例為87%。其中，本科漲幅比例為89%，高職高專漲幅比例為84%，超過城市居民同期平均薪資漲幅(15.7%)，大學教育的中期回報是明顯的，讀大學比不讀大學在收入的中期提升中有較大優勢。

在2015屆本科學科門類中，畢業生畢業半年後月收入最高的是工學(4313元)，最低的是醫學(3462元)。2015屆高職高專專業大類中，畢業生畢業半年後月收入最高的是交通運輸大類(3721元)，最低的是醫藥衛生大類(2975元)。醫學類專業起薪低是受其行業特點影響。工作三年後月收入會有較明顯增長。本科醫學專業2012屆畢業生三年後月收入上升至各學科門類的第四位。

2015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後從事的主要職業類月收入最高的是“計算機與數據處理”(5039元)，其次是“互聯網開發及應用”(5017元)。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後月收入最高的職業類是“經營管理”(4148元)，其後是“金融(銀行/基金/證券/期貨/理財)”(4141元)、“互聯網開發及應用”(4101元)。

2015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後月收入最高的行業類為“媒體、信息及通信產業”(4823元)，其次是“電子電氣儀器設備及電腦制造業”(4552元)。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後月收入最高的行業類為“金融(銀行/保險/證券)業”(4020元)，其次是“房地產開發銷售租賃及其他租賃業”(3871元)。

工作與專業相關度與上屆持平

調查結果顯示，調2015屆大學畢業生的工作與專業相關度為66%，與2014屆持平。其中，本科和高職高專院校2015屆畢業生的工作與專業相關度分別為69%、62%，均與2014屆持平。

在本科院校中，“211”院校2015屆畢業生的工作與專業相關度為72%，非“211”本科院校2015屆畢業生的工作與專業相關度為68%。

2015屆本科畢業生選擇與專業無關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專業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職業期待”(33%)，其次為“迫於現實先就業再擇業”(23%)。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選擇與專業無關工作的主要原因是“迫於現實先就業再擇業”(29%)、“專業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職業期待”(28%)。

在2015屆本科學科門類中，專業相關度最高的是醫學(95%)，其次是工學和教育學(均為71%)，最低的為農學(55%)。在2015屆高職高專專業大類中，專業相關度最高的是醫藥衛生大類(89%)，其次是材料與能源大類(74%);最低的是公共事業大類和輕紡食品大類(均為51%)。

半年內離職率與上屆基本持平;本科文學農學、高職藝術類專業離職率最高

2015屆大學畢業生畢業半年內的離職率為34%，與2014屆(33%)基本持平。其中，本科和高職高專院校2015屆畢業生畢業半年內離職率分別為24%、43%，與2014屆(分別為23%、42%)基本持平。在本科院校中，“211”院校2015屆畢業生畢業半年內的離職率為13%，非“211”本科院校2015屆畢業生畢業半年內離職率為26%。

在2015屆本科學科門類中，醫學半年內離職率最低(12%)，文學和農學半年內離職率最高(均為31%)。在2015屆高職高專專業大類中，醫藥衛生大類半年內離職率最低(22%)，藝術設計傳媒大類的半年內離職率最高(54%)。

2015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內離職的人群有98%發生過主動離職，主動離職的主要原因是“個人發展空間不夠”(49%)、“薪資福利偏低”(42%)。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內離職的人群有98%發生過主動離職，主動離職的主要原因是“薪資福利偏低”(48%)、“個人發展空間不夠”(46%)。

2012屆大學畢業生畢業三年內平均為2.2個雇主工作過，與2011屆(2.3個)基本持平。其中本科畢業生的平均雇主數為1.9個，低於高職高專畢業生的平均雇主數(2.5個)。

2012屆本科藝術類和新聞傳播類畢業生三年內平均雇主數最多(均為2.3個)，護理學類畢業生三年內平均雇主數(1.4個)最少。2012屆高職高專廣播影視類和藝術設計類畢業生三年內平均雇主數最多(均為2.9個)，護理類畢業生平均雇主數(1.6個)最少。

有42%的本科畢業生三年內僅為1個雇主工作過，32%有2個雇主，8%有4個及以上雇主。高職高專畢業生更換雇主較頻繁，僅有23%的高職高專畢業生三年內一直為1個雇主工作，而雇主數為4個及以上的高職高專畢業生達到了18%。

在2012屆大學畢業生中，畢業三年內一直為1個雇主工作的畢業生月收入最高(本科6487元，高職高專5293元)。

四成2012屆畢業生三年內轉換職業

調查結果顯示，2012屆大學生畢業三年後有87.1%受雇全職工作(本科為88.6%，高職高專為85.6%)，5.7%的人自主創業(本科為3.7%，高職高專為7.7%)，2.7%的人正在讀研(本科為5.0%，高職高專為0.5%)，2.2%的人“無工作，繼續尋找工作”(本科為1.5%，高職高專為2.8%)，還有2.1%的人無工作，且既沒有求職也沒有求學(本科為1.2%，高職高專為3.0%)，有0.4%的高職高專畢業生正在讀本科。

有40%的2012屆大學生畢業三年內轉換了職業(本科為31%，高職高專為49%)，與2011屆三年內該指標(41%)基本持平。

在2012屆本科各學科門類中，文學門類的本科畢業生三年內的職業轉換率最高(40%)，其次是農學(37%);醫學門類的職業轉換率最低(16%)。在2012屆高職高專主要專業大類中，旅遊大類的職業轉換率最高(67%)，其次是農林牧漁大類(61%);醫藥衛生大類的職業轉換率最低(29%)。

有46%的2012屆大學生在畢業三年內轉換了行業(本科為39%，高職高專為54%)，比2011屆三年內該指標(48%)略低。在2012屆本科各學科門類中，文學門類的畢業生三年內的行業轉換率最高(46%)，其後是農學(43%)、管理學(42%);醫學門類的行業轉換率最低(20%)。在2012屆高職高專主要專業大類中，旅遊大類的畢業生三年內的行業轉換率最高(65%)，醫藥衛生大類的行業轉換率最低(29%)。

本科就業滿意度與上屆基本持平，高職有提升;收入低、發展空間不夠是不滿意主因

2015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滿意度為62%，與2014屆(61%)基本持平。其中，本科院校2015屆畢業生的就業滿意度為63%，與2014屆(62%)基本持平;高職高專院校2015屆畢業生的就業滿意度為61%，比2014屆(59%)高2個百分點。在本科院校中，“211”院校2015屆畢業生的就業滿意度為65%，非“211”本科院校2015屆畢業生的就業滿意度為63%。

2015屆本科畢業生和高職高專畢業生對就業現狀不滿意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均為66%)、“發展空間不夠”(均為57%)。

2015屆本科學科門類中，畢業生畢業半年後就業滿意度最高的為教育學(67%)，就業滿意度最低的為歷史學(60%)。2015屆高職高專專業大類中，就業滿意度最高的為文化教育大類(64%)、醫藥衛生大類(64%)和農林漁牧大類(64%)，最低的為資源開發與測繪大類(53%)。

2015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後就業滿意度最高的職業是“遊戲策劃”和“稅務專員”(均為82%)，最低的職業是“收銀員”(41%)。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後就業滿意度最高的職業是“銀行櫃員”(80%)，最低的職業是“手工包裝工”(35%)。

2015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後就業滿意度最高的行業是“中國人民銀行、保監會和證監會”(80%)，最低的行業是“其他金屬制品制造業”(44%)。2015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半年後就業滿意度最高的行業是“鐵路運輸業”(81%)，最低的行業是“樹脂、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及人造絲制造業”(45%)。

2015屆畢業生半年後在“政府機構/科研或其他事業單位”的就業滿意度最高(本科為72%，高職高專為70%)，在“民營企業/個體”的就業滿意度最低(本科為59%，高職高專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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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教授講述親歷的房產泡沫：新宿工作室價格曾一天翻一倍

在當下，房地產市場牽動著每個人的神經。

生活在一線城市的人會問，房價還會繼續漲嗎?這樣漲下去，房地產市場會不會崩盤?想買房的人最想知道該何時入手，投資客想知道選擇何時離場才能賺得最多……每個人都希望有人能準確回答這些問題。

事實是，幾乎沒人能夠準確預測市場，否則歷次全球經濟危機就不會發生。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從曾經的房地產危機中吸取教訓和獲取觀察的角度。

1991年日本房地產大泡沫在空前瘋狂後轟然崩潰，隨後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作為東京大學的教授，田村清彥在宏觀審慎政策的討論中頗具聲望，尤其指出人口因素對房地產泡沫及金融危機的關鍵影響。他也曾親歷1991年東京的房地產危機，同時近二十年來保持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註。在6月11日舉行的北大匯豐商學院舉行的留美學者經濟年會上，田村了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

田村清彥表示，房價上漲是不可持續的，長期看來，房價取決於買房者的預期、土地生產率以及政府的長期政策，比如央行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率等(金融政策對樓市十分重要)。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是政府捅破的

第一財經： 近一年來，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高漲，很多人拿目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前夕相比，您對此怎麽看?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的原因是什麽?

田村清彥：近幾年，中國房價上漲的速度確實比較快，甚至快過東京。我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東京過去的經歷。1991年時，身處東京的人並不認為自己處於泡沫之中，甚至連政府也不這麽認為。很多學者當時認為，房價高漲有很多原因來解釋，並不一定是泡沫。但在我看來，房地產價格上漲是不可持續的，何時結束才是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解釋很多過去發生的事，但並不善於預測未來。

在上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迅速，城鎮化影響下，一些中心城市的房價快速增長，金融機構管制放松，出現了很多新的金融工具，導致信用擴張。日本的情形跟中國和韓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日本的銀行和很多大公司關系密切，比如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就像韓國的壟斷財閥，是一種政府和企業的結合體，掌控了日本商業。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日本和美國簽訂了廣場協議，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這讓很多日本企業的出口遭遇了瓶頸，日本政府需要刺激國內需求。

當時東京政府想要把東京打造成一個像倫敦和紐約一樣的金融中心，所以出臺了很多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日本央行大幅寬松助漲了資產泡沫。

因為日本政府和財閥關系密切，迫使日本銀行降低利率。當時銀行在為金融自由化和市場化做準備。在金融自由化之前，幾乎所有日本公司的資金來源都來自銀行，但市場化之後，這些大企業現在有了新的資金來源，很多資金流入資本市場。銀行發現高利潤時期已經過去了，需要開拓新的利潤點。銀行就瞄準了房地產市場。消費者可以通過房屋抵押貸款向銀行借錢，尤其是一些民營的中小企業(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如今中國的情況很像)。抵押貸款很容易，這引發了一些投機行為，當時賺錢最快的方法就是投資房地產。

中小企業向銀行借錢需要有一定的資產作擔保，但是中小企業的信用並不高，唯一能夠證明信用的方式就是房地產。這就使房地產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投資領域，泡沫就這樣形成了。後來，銀行不再接受房地產作為抵押，於是就出現了影子銀行。

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和日本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在日本，人們對房地產投資十分瘋狂，東京新宿的工作室價格在一天之內能夠翻倍，今天你買，明天他買，價格高漲，並且形成了一種連鎖效應。股市的高峰在1990年，而房價的高峰在1991年，在這兩年間，資本從股市迅速轉移到了樓市，股價急速下跌，房價迅速上漲。

人們對房地產增長的預期很高，將土地神化，東京房價遠超普通人的承受力。東京市民就給政府施加壓力，讓政府遏制這種房地產泡沫的蔓延。政府調整了土地收益稅，對房地產貸款和土地交易采取嚴厲管制，貨幣供應增速大幅下滑，對影子銀行做出監管措施。這場房地產泡沫實際上是政府捅破的。

對日本樓市來說，1991年是一個轉折點，在那之後人們認為東京無法成為像倫敦和紐約那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於是對樓市的預期下降，需求減少，房價應聲下跌。因此，我認為房價上漲是不可持續的，長期看來，房價取決於買房者的預期、土地的生產率，以及政府的長期政策，比如央行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率，等等(金融政策對樓市是十分重要的)。

房價取決於人們對未來的預期

第一財經： 2015年6月，中國股市大跌，很多錢都湧入房地產市場，一些人對於房價預期仍然看漲，政府對於房地產市場態度也很謹慎。您怎麽看？

田村清彥：是的，這種情況不止是在中國，在韓國、新加坡都很常見。政府其實是想要限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但真正的問題在於人們的長期預期，政府無法改變普通人的預期。

還有一點就是投資全球化。近幾年，深圳的投資者可能不全來自深圳，也可能來自北京，或者其他城市。這樣就會在全球形成一種多米諾效應，加拿大會有中國的投資者，美國也會有俄羅斯的投資者。樓市的大部分人都是投資者，而不是剛需。這里面還有一種市場的內在聯系，市場經濟活動是短期的，但長期看來它的影響可能會擴大。投資者會考慮在全球的哪個城市投資，可能是深圳，可能是東京，可能是倫敦，並且他們的決策有可能會改變，這樣他們的資產分布在全球不同地方，就會對沖風險。但是長期看來，全球的市場都是相互聯系的，形成一種連鎖效應。

第一財經：您認為中國人口增長率下降，對於房地產市場會有怎樣的影響?

田村清彥：生育率降低在亞洲其他地區也普遍存在，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究其原因，其實並不是因為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而是個人選擇和社會因素決定。在日本，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是25到30歲，但這個年齡逐漸上升，現在大概在35歲左右，因為女性一旦進入職場，就不願輕易離開事業，因此人口增長率就下滑了。巴西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巴西婦女一生平均會生1.89個孩子，但1990年時期大概會生6個(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2.2個)，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如果人口增加了，人們對房屋的需求也會增加，那麽實際價格也會上升。在現實中，其他條件並不非不變，所以房價就很難預測。如果人口下降了，住戶也會下降，那麽我們就不需要那麽多房屋。中國的戶口限制對房價也有影響。房價其實取決於人們對未來的預期，這是預測房價的基本因素，也是構成泡沫的一部分。

第一財經： 中國一線城市情況是這樣的，少數人囤積了很多房子，但有些人一套房子都沒有，房地產分配不均的情況有所發生。對此您怎麽看？

田村清彥：政府或許可以多建一些保障房，來滿足這些人的需求。如果政府能夠提供條件相對不錯的保障房，並且提供一些補貼，或許能夠改善這種分配不均，雖然這種政府幹預某種程度上確實擾亂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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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借貸市場亂象再生：裸照做借條 不還就曝光？

借款人裸體手持身份證拍照，並以此作為借條，如果到期不還款，放貸人就公開裸照。近日，有媒體報道稱，在大學生貸款市場上，存在這種所謂“裸條”的借貸模式，而且，借款人多為女大學生。

一位女大學生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其在借貸寶平臺上貸款5萬元創業，被逼拍裸照做抵押，不還款的話就會把照片發給家人，甚至在網上公開。

由於矛頭直指借貸寶，昨日，借貸寶對外回應稱“裸條事件”系放款人自行采取的非法催收手段，與平臺完全無關。

那麽，這種“裸條”的借貸模式究竟是一場荒誕的鬧劇抑或另有隱情?

“裸條”風波

根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一位女大學生李麗（化名）自稱今年2月因為創業註冊了一家網絡借貸平臺，並上傳身份證、學生證以及家庭信息和聯系方式。第一次通過該平臺借款500元，周利息30%，因為沒還上，所以借新還舊，周息仍為30%。利滾利後，她總欠款達5.5萬元。

借款方多次向其催款，李麗表示想再次借新還舊。此時，借款方要求李麗手持身份證拍裸照作為抵押。無奈之下，李麗只得照做。很快，新的還款日到了，李麗仍還不上。對方表示，不還款的話就會把照片發給家人甚至在網上公開。李麗稱，身邊很多女同學都被卷了進來。

（圖片來自網絡）

據了解，在一些借款QQ群里，會有人不定期發布這種“裸條”借款信息，有閑余資金者可以選擇接單。而裸照往往作為借款人的增信手段。

（圖片來自網絡）

之所以借貸寶會中槍，也是因為其特有的P2P模式為借貸雙方提供了交易土壤。

根據借貸寶官網介紹，借貸寶首創熟人間單向匿名借貸模式（即借款人實名、出借人匿名），通過互聯網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機制，實現直接金融交易；利用熟人之間的天然關系，極大程度的減少甚至消除信息不對稱；還利用熟人圈的聲譽機制和信息收集便利，實現對惡意欠債者的天然約束與高效催收。

“這種熟人借貸模式，也給了借貸雙方極大的操作空間，比如借貸雙方在QQ或微信等其他渠道事先商量好金額、期限、借款模式、利率，甚至擔保模式、風控手段等，再通過平臺借款，出現這種裸條也就不奇怪了。”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報記者說。

本報記者在QQ上通過關鍵詞“借款”搜索相關群時，跳出來的一半結果是與借貸寶相關的QQ群。

（圖片來自網絡）

2008年的夫妻“裸條”

按理來說，借錢給熟人應該更放心，但如果兩個人僅僅是通過QQ或微信認識不到5分鐘就可以借錢給對方，那麽，一個強有力的擔保會變得非常重要。如果從這個角度分析，“裸體+手持身份證”倒是一種具有震懾力的擔保模式。

廣東南方金融創新研究院秘書長徐北對本報記者表示：“裸條”事件持續發酵，開始大家都是抱著一種獵奇的心態去“圍觀”這件事情，而事實上，這種所謂的風控手段在我國北方已經流行過很長一段時間了。

“這種‘裸條’的模式在2008年、2009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但早期是這樣的：在民間高利貸領域，涉及到大額借款時，放款人可能會要求借款人夫妻雙方均裸體手持身份證拍照，並將照片和存有照片的數據卡封存到一個信封里，如果最終借款人到期償還了借款，信封歸還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無力償還，那麽放款人會威脅將照片公開。”

“如果僅僅是裸體也就罷了，關鍵是還要手持身份證，身份證有著借款人詳細的個人信息，一般借款人都非常害怕個人信息通過這種極端方式被人們尤其是熟人看到，所以，會想方設法還錢。”徐北說，當時有人還戲稱這是最早的人臉識別。

周息高達30%的“超高利貸”

另外，值得註意的一個信息是，據這位女大學生透露，其500元借款的周利率高達30%，而本報記者了解到，即便是在民間高利貸領域，這個利息也是高得離譜。

一位民間高利貸者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在該領域，他聽說過的最高月利率20%，而且這類借款人一般是在窮途末路的情況下，正常的話，個人為月利率8%~10%，企業因為抵押物更加充足，所以月利率為5%~6%。

“周利息達到30%確實沒聽說過，這也太黑了。”他說。

對比同樣提供消費貸款的正規機構，目前微粒貸借款日利率為0.04%，按照單利計算，周利率不過0.28%，螞蟻金服旗下的借唄日利率為0.03%，也就是借1000元1天利息0.3元，單利計算周利率0.21%。

“借款利率太高了，目前，大學生消費貸款的實際利率大多達到年化20%以上，加上這塊領域缺乏監管，很多機構或平臺肆意添加高額的罰息和滯納金，最後實際利率遠遠超出監管要求的4倍基準。”徐北說。

在他看來，如今所謂的“大學生消費借貸”已經到了一個尷尬的節點，市場越來越飽和，負面消息也越來越多，整個市場亟待規範。

哈佛大學“中國通”教授：中國房地產沒有日本那麽大的泡沫

過去一年多，深圳新房均價從3萬元/平方米漲到了接近5萬元/平方米，已經大大超出普通階層的購買力，但大量資金還有繼續流入一線房地產的趨勢。

同時，中國經濟正進入L形發展階段，東部和東北、中西部地區經濟運行分化趨勢明顯，中國正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

在此背景下，6月11-12日，2016年中國留美經濟學年會將在深圳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舉行。在此次會議上，第一財經專訪了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榮譽退休教授Dwight Perkins，他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現為費正清中心)副主任、經濟系主任、哈佛國際發展研究院主任。過去三十年，Dwight Perkins和很多知名經濟學家比如林毅夫保持了良好的關系，並對中國經濟保持密切關註。

Dwight Perkins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緩慢增長階段，目前最需要處理的是產能過剩問題。但中國目前的房地產問題並不像日本當年的泡沫。中國的經濟增長或許與中國推動改革的步伐有關，當改革進度快的時候增長率就會加快，反之則減緩。

中國進入緩慢增長階段

第一財經：您認為中國經濟現在正處在什麽階段?

Perkins：我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了趕超期，進入了一個緩慢增長的階段。中國社會在進步，需要更多有效的資源，也需要更有效率的制度。簡單經濟增長模式已經結束，如今保持經濟增長需要服務業發展，如果中國能夠做到這些，稍微放慢腳步，就能夠保持GDP的增長。然而即使進行改革，中國也很難再次回到8%或9%的增長率，我甚至懷疑中國是否能穩定在6%的增長，但十年內即使是4%或5%也算是不錯的成績。

第一財經：您認為這種緩慢增長是否會成為中國發展的問題?

Perkins：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這個問題。如果你只是想人為提高增長速度，就容易有更多的問題出現，這些問題最終會導致增長率放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會導致像2007、2008年這樣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在當時很好地躲避了這場危機，但犯了一些錯誤，我認為它所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過量投資，造成如今產能過剩的局面，尤其鋼鐵、石油等領域。

當然，中國政府正在試圖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然而企業並不這樣認為。經濟刺激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它迫使地方政府做出一系列額外投資，地方政府並沒有那麽多資金，於是又導致了債務問題。當然，地方政府不會破產，因為中央政府會支援它們，比如央行會印鈔票，或者找到其他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產能過剩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政府可以關掉那些虧損企業，使他們的產能回到需求線上，但是這並不是無代價的，一些工人可能會失業。不管是關掉那些虧損企業，還是讓他們繼續虧損運營，都會導致更多的問題。

中國房地產問題和當年日本不同

第一財經：除了產能過剩，中國似乎還面臨房地產市場投資過熱的問題，股市低迷，實業投資低迷，但是房價高漲。很多人擔心房地產市場泡沫會在近幾年破滅。

Perkins： 是的，北上廣深的房地產市場太火，但是許多二三線城市卻並不如此。這四大一線城市只是特例，人們都想在那里居住工作，蜂擁而來的年輕人推高了房價。如果政府真的能夠采取措施解決住房供給，住房的數量將會增加，但房地產在中國並不能成為一個經濟增長點。或許在深圳這樣的城市人們可以通過炒房來賺錢，但是大部分地區並不能。我不知道深圳的房價瘋漲何時會降溫，人們只要認為房價會繼續漲，就會繼續投資，但是如果房地產有泡沫，而泡沫持續漲大，遲早會破。如果你想要了解房地產泡沫的極端例子，那就去看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那時候，東京的房子瘋狂上漲，但最終泡沫破滅了，當然，我認為中國目前並不是日本當年的情況。

第一財經：所以您認為中國並不用擔心房地產問題?

Perkins：如果你要做房地產投資，你當然要擔心，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房價上漲何時會停止;但如果你只是買房用來居住的話，那要擔心什麽呢，如果你承擔不起這個城市的房價，那就換一個城市。

第一財經：您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房地產問題跟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相似嗎?

Perkins：現在為止還沒有到那個程度。中國的房地產還沒有那麽大的泡沫，只是需要一些結構性的改革。日本當時有很多公司瀕臨破產，但政府相信他們最終會恢複運營，所以並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2000年之後，日本社會出現了老齡化，使問題更加嚴重。現在中國面臨著人口增長率下降、老齡化、勞動力問題，但和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國房地產並沒有像日本當時那樣的泡沫。

日本很早以前就完成了交通系統的建設，中國已經很接近日本的程度，但還沒有達到。中國高鐵投資的回報率不高，首先要提高回報率。二三十年之後，如果中國依然能夠保持4%至5%的增長率，甚至是6%至7%，我將會非常驚訝。增長率或許與中國推動改革的步伐有關，當改革進度快的時候增長率就會加快，反之則減緩。

第一財經：看來現在中國政府的改革十分重要。

Perkins：出口增長的繁榮期已經過去了，我也並不認為它會重返繁榮，隨著貿易增長它有可能還會增長，然而並不會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改革的重點是要刺激個人消費，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養老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但最終政府需要做的是提高居民收入。不平等問題意味著居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作了儲蓄，居民消費很少。中國政府的投資可以用來改善環境問題，為城市居民提供高質量的生活。這是一個巨大的投資領域，需要發展新的清潔能源。

人民幣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貶值

第一財經：近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接連創逾五年新低，引發市場對人民幣啟動新一輪貶值的擔憂。您認為人民幣繼續貶值將會對中國經濟帶來什麽影響?

Perkins: 如今人民幣有更大的可能會有一些貶值，而不是重新估值。談到影響，一些企業如果要在中國繼續經營，可能會經歷緊張的幾年，很多出口導向型和勞動密集型公司會逐漸離開中國。人民幣大幅貶值對中國乃至全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我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你可以想象大量的資本外逃，外匯儲備急速下降，人人開始轉移資產是怎樣的一種情況。當大公司意識到人民幣短期內不會升值，將手中的資產換成美金，也有一些人通過不合法的手段進行資本轉移，但這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在於外匯儲備的再平衡。雖然有資本外流，但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貶值。

我認為中國央行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如果資本管制太放松的話，國際貨幣市場就會出現動蕩。中國在現階段依然是一個資本管制國家，雖然國際上有讓中國放松管制的壓力，但至少在中國資本市場完成改革之前，中國需要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以防止大規模非理性的資本外逃風險。

第一財經：很多人認為美國已經走出了經濟危機，您怎麽看?

Perkins: 美國正常的經濟增長率應該是2%到3%，因為我們是發達國家。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確實已經走出了衰退期(比歐洲和日本的情況要好)，但現在2%的經濟增長率依然低於預期，而且美國有可能會經歷下一個衰退期。社會不平等問題在美國很嚴重，貧富差距令社會變得越來越緊張。我並不認為中國有經濟危機，6%的經濟增長率是非常正常的，危機在於人們習慣了9%、10%的增長率而不能適應它的下降。我認為中國能夠維持5%的增長率就已經很好了。雖然政府可能並不這麽認為，人們總是希望自己的收入每年都會翻倍，但這是不現實的，收入當然應該持續增長，但不可能以那樣的速度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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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大學教授講述親歷的房產泡沫：新宿工作室價格曾一天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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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房地產市場牽動著每個人的神經。

生活在一線城市的人會問，房價還會繼續漲嗎?這樣漲下去，房地產市場會不會崩盤?想買房的人最想知道該何時入手，投資客想知道選擇何時離場才能賺得最多……每個人都希望有人能準確回答這些問題。

事實是，幾乎沒人能夠準確預測市場，否則歷次全球經濟危機就不會發生。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從曾經的房地產危機中吸取教訓和獲取觀察的角度。

1991年日本房地產大泡沫在空前瘋狂後轟然崩潰，隨後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作為東京大學的教授，田村清彥在宏觀審慎政策的討論中頗具聲望，尤其指出人口因素對房地產泡沫及金融危機的關鍵影響。他也曾親歷1991年東京的房地產危機，同時近二十年來保持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註。在6月11日舉行的北大匯豐商學院舉行的留美學者經濟年會上，田村了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

田村清彥表示，房價上漲是不可持續的，長期看來，房價取決於買房者的預期、土地生產率以及政府的長期政策，比如央行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率等(金融政策對樓市十分重要)。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是政府捅破的

第一財經： 近一年來，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高漲，很多人拿目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前夕相比，您對此怎麽看?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的原因是什麽?

田村清彥：近幾年，中國房價上漲的速度確實比較快，甚至快過東京。我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東京過去的經歷。1991年時，身處東京的人並不認為自己處於泡沫之中，甚至連政府也不這麽認為。很多學者當時認為，房價高漲有很多原因來解釋，並不一定是泡沫。但在我看來，房地產價格上漲是不可持續的，何時結束才是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解釋很多過去發生的事，但並不善於預測未來。

在上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迅速，城鎮化影響下，一些中心城市的房價快速增長，金融機構管制放松，出現了很多新的金融工具，導致信用擴張。日本的情形跟中國和韓國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日本的銀行和很多大公司關系密切，比如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之間，就像韓國的壟斷財閥，是一種政府和企業的結合體，掌控了日本商業。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日本和美國簽訂了廣場協議，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這讓很多日本企業的出口遭遇了瓶頸，日本政府需要刺激國內需求。

當時東京政府想要把東京打造成一個像倫敦和紐約一樣的金融中心，所以出臺了很多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日本央行大幅寬松助漲了資產泡沫。

因為日本政府和財閥關系密切，迫使日本銀行降低利率。當時銀行在為金融自由化和市場化做準備。在金融自由化之前，幾乎所有日本公司的資金來源都來自銀行，但市場化之後，這些大企業現在有了新的資金來源，很多資金流入資本市場。銀行發現高利潤時期已經過去了，需要開拓新的利潤點。銀行就瞄準了房地產市場。消費者可以通過房屋抵押貸款向銀行借錢，尤其是一些民營的中小企業(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如今中國的情況很像)。抵押貸款很容易，這引發了一些投機行為，當時賺錢最快的方法就是投資房地產。

中小企業向銀行借錢需要有一定的資產作擔保，但是中小企業的信用並不高，唯一能夠證明信用的方式就是房地產。這就使房地產成為了一個很好的投資領域，泡沫就這樣形成了。後來，銀行不再接受房地產作為抵押，於是就出現了影子銀行。

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和日本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在日本，人們對房地產投資十分瘋狂，東京新宿的工作室價格在一天之內能夠翻倍，今天你買，明天他買，價格高漲，並且形成了一種連鎖效應。股市的高峰在1990年，而房價的高峰在1991年，在這兩年間，資本從股市迅速轉移到了樓市，股價急速下跌，房價迅速上漲。

人們對房地產增長的預期很高，將土地神化，東京房價遠超普通人的承受力。東京市民就給政府施加壓力，讓政府遏制這種房地產泡沫的蔓延。政府調整了土地收益稅，對房地產貸款和土地交易采取嚴厲管制，貨幣供應增速大幅下滑，對影子銀行做出監管措施。這場房地產泡沫實際上是政府捅破的。

對日本樓市來說，1991年是一個轉折點，在那之後人們認為東京無法成為像倫敦和紐約那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於是對樓市的預期下降，需求減少，房價應聲下跌。因此，我認為房價上漲是不可持續的，長期看來，房價取決於買房者的預期、土地的生產率，以及政府的長期政策，比如央行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率，等等(金融政策對樓市是十分重要的)。

房價取決於人們對未來的預期

第一財經： 2015年6月，中國股市大跌，很多錢都湧入房地產市場，一些人對於房價預期仍然看漲，政府對於房地產市場態度也很謹慎。您怎麽看？

田村清彥：是的，這種情況不止是在中國，在韓國、新加坡都很常見。政府其實是想要限制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但真正的問題在於人們的長期預期，政府無法改變普通人的預期。

還有一點就是投資全球化。近幾年，深圳的投資者可能不全來自深圳，也可能來自北京，或者其他城市。這樣就會在全球形成一種多米諾效應，加拿大會有中國的投資者，美國也會有俄羅斯的投資者。樓市的大部分人都是投資者，而不是剛需。這里面還有一種市場的內在聯系，市場經濟活動是短期的，但長期看來它的影響可能會擴大。投資者會考慮在全球的哪個城市投資，可能是深圳，可能是東京，可能是倫敦，並且他們的決策有可能會改變，這樣他們的資產分布在全球不同地方，就會對沖風險。但是長期看來，全球的市場都是相互聯系的，形成一種連鎖效應。

第一財經：您認為中國人口增長率下降，對於房地產市場會有怎樣的影響?

田村清彥：生育率降低在亞洲其他地區也普遍存在，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究其原因，其實並不是因為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而是個人選擇和社會因素決定。在日本，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是25到30歲，但這個年齡逐漸上升，現在大概在35歲左右，因為女性一旦進入職場，就不願輕易離開事業，因此人口增長率就下滑了。巴西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巴西婦女一生平均會生1.89個孩子，但1990年時期大概會生6個(世界平均水平大概是2.2個)，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如果人口增加了，人們對房屋的需求也會增加，那麽實際價格也會上升。在現實中，其他條件並不非不變，所以房價就很難預測。如果人口下降了，住戶也會下降，那麽我們就不需要那麽多房屋。中國的戶口限制對房價也有影響。房價其實取決於人們對未來的預期，這是預測房價的基本因素，也是構成泡沫的一部分。

第一財經： 中國一線城市情況是這樣的，少數人囤積了很多房子，但有些人一套房子都沒有，房地產分配不均的情況有所發生。對此您怎麽看？

田村清彥：政府或許可以多建一些保障房，來滿足這些人的需求。如果政府能夠提供條件相對不錯的保障房，並且提供一些補貼，或許能夠改善這種分配不均，雖然這種政府幹預某種程度上確實擾亂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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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做老師，一邊當老板 大學“商人”

高校老師經商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視覺中國/圖）

“老板和老師並不矛盾。老板也是老師，在企業里手把手教人，動手把自己的創意實現出來。當好老板的同時，也有助於教學。”

“高校對於教師經商的態度不一，可能與每個大學文化理念及學校主管部門的認知有關。但是在不違反國家法律框架，不影響教學科研和指導學生的情況下，教師通過開辦公司等方式，積極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是應該得到允許的。”

一個月前，一起研究生死於導師工廠的消息震驚全國。

2016年5月23日，華東理工大學研二學生李鵬意外死於導師張建雨的工廠里。上海市安監部門對外發布消息稱，張建雨和李鵬攜帶危險物品，至上海焦耳蠟業有限公司違法違規“試驗”，導致爆炸事故發生。

截至目前，李鵬的父母仍停留在上海，不肯回河南老家，他們急切地想知道，兒子究竟如何死於爆炸的。6月20日，在奔走學校及各部門一天後，李鵬的姐夫閆浩斌略顯疲憊地告訴南方周末，“上海市安監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事故調查報告要兩個月才能出來。”

這起悲劇發生後，關於高校教師經商的話題再次引起爭論。高校教師經商是否合規？教師身份對於從事商業活動有何影響？高校教師經商到底該被鼓勵還是被禁止？

“知識本身就是價值”

2015年8月，在南京農業大學西門口，有一家名叫“南農大·黃教授”品牌的鹵菜店突然火爆起來。第一次光臨的人總會問：誰是黃教授？

黃教授名叫黃明，是南京農業大學食品科技學院的食品學教授。在南農大，黃明的名氣可不小，他曾是該校轟動一時的“教授創業”第一人。

黃明涉足商業始於2009年，當初的目的是為了“學以致用”。“我們搞食品研究的講究接地氣，我希望能把食品加工技術盡快應用於市場，轉化成人們需要的安全食品。”黃明告訴南方周末，由於高校實驗室條件有限，當年他特意收購了一家瀕臨破產的小工廠用於做中試實驗，沒想到以此做出來的產品參加展會走紅。

這之後，黃明萌生了將產品推向市場終端的想法。經過幾年發展，工廠小有規模。2013年，黃明創立了南京農大肉類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產肉類加工產品。

位於南農大校門口的鹵菜店，就是黃明公司的一個門店。在開業第一個月，鹵菜店銷售的熟食產品綠色營養，許多人慕名而來，每天有800到1000人光顧，當月營業額達到了20萬，黃明自稱：“這相當於教授一年半的薪水。”

和黃明一樣，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教授官寶紅經商的原因，也在於想轉化科研成果。官寶紅告訴南方周末，“我是工科教師，原希望與人合作轉化我的科研成果和專業特長，但在遇到挫折或冗長的談判後，決定自己牽頭創業。”

四川成都電子科技大學青年教師朱曉章之所以決定開公司，源於一次創業大賽。2014年中旬，即將博士畢業並留校任教的朱曉章，憑借可在三維空間實現10厘米精準定位的“鷹眼”項目，獲得了510萬天使投資。

投資人的認可和學校的政策支持讓朱曉章決定開辦公司。2015年2月，公司成立，初創團隊包括老師，在校博士和碩士生，還有從其他公司聘請的專業人員，一共30人左右。經過一年多發展，公司規模越做越大，目前已經過三輪融資，估值已經超過2億。與此同時，公司的核心技術指標也提升了10倍——空間定位精度由10厘米變成1厘米，達到世界領先，而且年內有望實現芯片化，定位系統成本也會降低二分之一左右。

在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看來，通過經商可以將個人興趣愛好付諸實踐。江紹雄說：“知識本身就是價值”，他之所以創立廣告公司，並打造“艷遇中國”品牌的目的是，希望能把獨特的民族文化融入到生活，以反常識的方式實現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混搭。

除了開辦公司外，高校老師們也會到企業兼職，擔任專家顧問。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穆建剛是一家咨詢公司的首席專家，平時他會帶領一個研究小組，為企業提供管理咨詢、營銷策劃、形象設計傳播、廣告創意等，他告訴南方周末，“這些工作都與教研的專業相關，目的是做到產學研一體化。”

“高校老師開辦公司以理工科教授居多。相對於其他人文社科，商學院的老師經商的機會也比較多。”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建華對南方周末分析，高校老師的經商領域一般與專業相關，除了為增加收入外，老師們的另一個目的也是希望能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

引來的非議

如果不是開公司，電子科技大學的朱曉章大概會和其他青年教師們一樣，專註於走學術之路。如今作為公司負責人，本學期他只給本科生教夠68個課時的《Digital Logic》，其他時間他幾乎都在公司里。

和其他創業公司一樣，朱曉章的壓力也很大，他一天經常睡不到6小時。但朱曉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高校老師的這個身份給他創業帶來了不少優勢。朱曉章發現，高校的老師一般表達能力比較強，當與客戶、合作夥伴做技術交流時，能夠清楚地把自己的產品講出來。此外，由於高校老師本身的學術背景，被質疑產品質量的情況就會少很多。

“而且在研發過程中，如果遇到技術困難，學校里各個方向的專家都有，容易獲得咨詢和指導。”朱曉章對南方周末說，“來我們公司打工的學生也收獲不少，他們能在公司研發團隊中同時獲得學校教授和企業資深工程師等多方面的能力培養。”

南京農業大學教授黃明也認為，“教授畢竟經過很多科研的鍛煉，有一定知識深度，做的東西比較專業，又能夠解釋清楚，所以比較容易被客戶接受。”

但是，對於在崗經商的高校老師而言，一方面要保證科研教學正常，另一方面又要花心思經商，為此高校老師經商常被質疑“不務正業”。

黃明經商多年，他身邊就從來沒斷過質疑聲。他最初辦工廠時，有同事就告到校長那里說，“一個教授不在實驗室老老實實刷試管做實驗，而是天天往工廠跑，這種人要開除，降級。”去年黃明在校門口開鹵菜店時，一開張就生意火爆，每天有很多人排隊，有人就嘲諷道：“這是黃老師雇的托兒。”還有人認為，黃明研發鹵菜這些簡單的產品是對教授資源的浪費，“這是小商小販做的生意，與教授的身份不相稱、不配位。”

面對批評聲，黃明並不在乎。他認為，“農業大學本身就該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教授的科研成果應該有所應用，如果不及時轉化，也是資源浪費。此外，食品安全並非小事，如果能夠通過規範和標準化的模式，保障食品衛生安全，這樣不僅能讓人們吃到放心產品，還能對行業起到示範作用。”

對於“教授經商”或“教授商人”的說法，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認為“不太準確”。在他看來，教授經商並非全部以賺錢為目的。“老板和老師並不矛盾。老板也是老師，在企業里手把手教人，動手把自己的創意實現出來。當好老板的同時，也有助於教學。”他告訴南方周末。

不過，江紹雄也認為，“做企業確實需要投入相當的精力，教授們首先應該考慮辦公司與教學是否有雙向好處，如果拿捏不好，不僅傷害員工，還影響到教學。對教授而言，畢竟科研教學才是主心骨。”

在精力分配上，浙江大學的官寶紅教授絕大部分時間以科研教學為主，將公司交由企業團隊運行。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黃明在澎湃新聞的“問吧”里說：“我一天有60%的時間在做教學科研工作，剩下的40%花在了經營生意上。我不認為教授經商就是‘不務正業’。在我看來，教學研究和創業一起進行，才更有利於兩者的結合，避免科研脫離於實際。創業幾年下來，我已經擁有十幾項專利。”

電子科技大學的朱曉章則努力將公司的研發方向和自己的學術科研保持一致。為了更專註於技術研發，朱曉章把面向各行業的銷售及推廣交由行業合作夥伴執行，公司內部也有實業經驗豐富的合夥人負責日常運營和商務合作。

“純粹的教師團隊做企業，雖然技術優勢突出，但在財務分析、市場決策、人員管理，商務合作等方面可能存在經驗不足，有能力互補的合夥人一起盯盤很重要。”朱曉章說。

“導師老板”和“研究生民工”

高校教師經商的另一個重要優勢就是擁有大學生資源。

自研究生一年級開始，南京某大學地理專業的蘇飛只要沒有課，大部分時間都會去導師的公司幫忙。今年剛過完春節，由於項目比較集中，導師親自打電話喊他上班，蘇飛不得不放棄假期，提前回到公司。

這次經歷讓蘇飛真正見識了這個行業的工作狀態：每天蘇飛跟著公司的師兄做項目，設計圖紙，去現場勘探；他幾乎天天加班，有時工作到淩晨兩三點，第二天8點還要照常上班。有一次公司停電，疲憊不堪的蘇飛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著了。由於表現不錯，導師有意讓蘇飛畢業後留在公司上班，但他拒絕了，選擇考家鄉的公務員。

南寧某大學輕工與技術類的研究生馮齊也曾到過導師的農產品公司上班。公司距離學校不遠，沒有課程時，他便騎著自行車去公司幫忙。據馮齊介紹，在公司做的事情就是跟著領導，以公司的名義申請政府基金和項目。因為與自己專業的相關性不是太大，他主要負責搜集農產品行業和政策信息，涉及具體的技術問題則由公司領導去寫。

學生在導師公司上班，一般都有工資。在蘇飛出勤率最高，加班最多的那一個月，他拿到了2000元工資。不過合肥某大學機械專業研究生韓月娥的經歷是，“只有一點點。”在導師的公司上班快兩年的她，每天搭乘公司的班車，“跟正常上下班一樣的”。

自華東理工大學研究生李鵬死於導師工廠的新聞發生以來，關於“導師老板”和“研究生民工”的說法屢屢見諸報端。對於把學生當作廉價勞動力以換取利益的行為，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認為應該“鄙視”，“老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學生如果給予了有價值的創意，應該得到合理的報酬。做人要地道”。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呼籲“導師職權監督制當立”，他建議導師不能超越職權範圍，布置學生做與攻讀學位無關的事，“學生是否願意做，要聽學生的意見，導師要按勞動法規定給學生合法報酬”。

對於大學生來說，到導師公司實習也能獲得工資以外的好處。蘇飛在導師公司實習的最大收獲是，他做的項目最後成為他的畢業設計。由於親自參與實踐，加上導師及公司同事的指導，蘇飛的畢業論文完成得很順利，在盲審時得到了一個“推薦為校級優秀論文”的評閱意見。

馮齊的感受是，剛開始在導師公司里什麽都不懂，帶他的領導一點點教他寫規劃項目，“要先有大框架，然後列提綱。就像蓋房子一樣，先把骨架搭起來，再添磚加瓦，這是一個整體的邏輯。”

是否合規，說法不一

高校教師經商作為一種現象存在已久，至於其是否合規，不同地方的說法並不相同。

在2015年初創辦公司時，電子科技大學的年輕教師朱曉章專門查詢了當地相關政策。2014年11月，成都出臺了《促進國內外高校院所在蓉協同創新若幹政策措施》。通過這一被稱為“成都十條”的政策，朱曉章了解到教師創業不僅不被禁止，還可獲得創業補貼、融資補貼、科創幣等激勵。

朱曉章所在的電子科技大學也出臺政策，鼓勵教師和科研人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創辦“學科性公司”。此外學校還規定，項目主要科研人員轉讓自己技術持股的10%給學校，即可在保留教職的同時，試水創業。經過向校方詳細咨詢，朱曉章放心創辦了公司，在整個公司的股權結構中，學校占比5%左右。

北京也同樣鼓勵高校教師創業。2014年6月5日，《北京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大學教師兼職創業從此名正言順”。文章說，根據1月14日公布的中關村自主創新示範區又一改革破冰政策——《京校十條》，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束縛得以進一步解開。北京市不僅鼓勵高校教師兼職創業、創辦企業，還規定科研人員在兼職中進行的科技成果研發和轉化工作，可以作為其職稱評定的依據之一。

從國家層面看，也在鼓勵高校教師創業。2015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支持教師以對外轉讓、合作轉化、作價入股、自主創業等形式將科技成果產業化，並鼓勵帶領學生創新創業”。

這一政策出臺後，南京農業大學教授黃明非常興奮，“以後可以光明正大地創業了。”黃明向南方周末透露，國家的政策出臺後，不少教授來向他討教經商經驗。有一個生科院的教授，主要研究土壤病態的微生物。以前他只註重理論，想著怎麽發表文章，而後束之高閣，久而久之技術也過時了。黃明在和他交流後，覺得他的東西很有應用價值，建議他把微生物通過工業發酵運用到土壤中，防治枯萎病，然後慢慢把產品轉為商品，將科研轉化成生產力。

然而，即使在國家鼓勵創新創業的背景下，不少高校對於教師經商的態度仍很模糊。華僑大學教授江紹雄說，“教授經商行為應該是默許的吧。對於我開辦公司，學校沒有表態，也沒有幹預。”

據南方周末了解，也有高校明令禁止老師經商。在研究生李鵬死於導師工廠的事情發生後，華東理工大學就對外表示，2007年學校明確規定，教師不允許在校外企業進行實質性兼職，個人也不能作為法定代表人開辦公司。2015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表示，將杜絕“一手辦學、一手經商”現象。

“高校對於教師經商的態度不一，可能與每個大學文化理念及學校主管部門的認知有關。”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楊建華對南方周末說，“但是在不違反國家法律框架，不影響教學科研和指導學生的情況下，教師通過開辦公司等方式，積極將科研成果進行轉化是應該得到允許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擔心，從產學研角度看，教授經商似乎是被鼓勵的，但從現代大學及教授的職責來看，鼓勵教授經商可能會產生大學商業化、教育功利化等問題。

“教授經商問題的核心在於，高校有沒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用以明確和鑒定教授的職責行為，並能夠推進產學研一體化。”他認為，“如果建立了現代大學制度，教授開公司過程中，利用學生作為廉價勞動力的行為也能避免。”

（應受訪者要求，蘇飛、馮齊、韓月娥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