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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矽谷的14條面試建議，幫你發掘世界上最好的增長黑客

徐勇 2016-11-15 11:08

增長是一個新興的領域。不論是面試官還是求職者， 都很難找到一本制勝面試內參。然而這一領域的人才和團隊在幫助企業實現增長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一群 “增長黑客”。因此，Susan 從她的同事那兒收集了一些面試增長求職者時會用到的問題，這里挑選了一些和大家分享。他們分別是：

Shawn Clowes（任職於 Atlassian，軟件開放平臺）

Elena Verna（任職於 SurveyMonkey，在線調查問卷 SaaS）

Nick Soman（ 任職於 Gusto，HR SaaS）

Brian Balfour（ 任職於 Reforge，之前供職於 Hubspot，市場營銷 SaaS）

Andrew Chen（任職於 Uber）

/ 01 /開腦洞的面試題

優秀的增長黑客不僅需要有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能力，也需要根據數據和量化指標進行產品的快速叠代。如果求職者只是去網上搜索答案，他將錯過一個展現獨特數據分析能力與創造力的機會。

開腦洞的面試題會幫助你沖破思維定勢，激發出獨創性的解決方案。 如果面試題目沒有給你帶來思考上的興奮感，那這個職位本身也很可能枯燥無味、乏善可陳。

▌金門大橋

假設你明天會加入增長部門，參與金門大橋的收費系統項目。但不幸的是，最近該系統丟失了所有的交通流量數據及收費數據，現在老板希望你用 15 分鐘時間，對一周的過橋費收入做出預估。 註意，你現在沒有任何歷史收費數據，只有一張金門大橋的設計圖，你該怎樣估算出金門大橋一周的收入呢？

這是 Elena Verna 當年參加 SurveyMonkey 面試時遇到的一道很特別的面試題，也是她現在面試別人的必考題。

相比於直接給出所謂的 “正確” 答案，Elena 希望候選人可以展示出他們如何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通過這道題，面試官可以看出求職者在沒有任何數據的情況下，是否願意打破常規，去解決一個開放性的問題。 如何根據自己的一些寬泛的知識去做預測呢？關鍵的變量有那些？橋的長度？汽車的長度？車的重量？允許的交通量？在有限的 15 分鐘內，我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挖得多深？

Elena 認為這種問題沒有正確答案，主要是考察求職者在面對不確定因素時的思考過程，也可以發現求職者是否樂於挑戰一些尚未解決的困難。

▌駭客城市

“你如何為一個城市設計增長方案？”

為公司招聘增長職位的候選人就像做投資，風險與收益並存。因此，增長團隊在招兵買馬的時候，需要對求職者的思維方式及工作作風進行考察。面試官甚至需要另辟蹊徑，才能甄別出優質人選。

Nick Soman 提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來考察求職者對增長的思考，這需要求職者脫離那些流傳甚廣的模板型答案，給出自己的理解。

這道題看上去和具體技術或產品沒什麽關系，但實際上極大地仰賴候選人在技術或產品上的經驗。你會怎樣為這個城市吸引居民呢？ 如何吸引這個生態系統中需要的人和資源？有哪些機制可以促進城市的增長？求職者在沒有固定模板的情況下，從零開始設計增長方案。這一思考過程將在面試官面前展露無遺。

▌你是 “小白鼠” 型用戶嗎？

你手機上最近裝了那些 Apps 呢？

當你剛拿到一臺新的工作電腦時，有哪些應用是你迫不及待要安裝的？

作為用戶，你有沒有思考過自己和 Snapchat 的關系呢？你有沒有試圖打破與 Facebook 的心理依賴呢？一些的小眾產品的體驗如何？

人如其食。我們使用的產品，以及我們與這些產品的交互方式，可以很大程度地反應出我們將如何創造和增長自己的產品。

Shaun Clowes 希望了解求職者在工作的時候使用哪些產品。 作為面試者，他希望看到求職者如何分享一款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產品。

求職者的回答可以反應出他們對業界動態的關註程度，以及他們是否喜歡探索一些與眾不同或有些類似的事物，還可以看出他們是否樂於做 “小白鼠”，體驗市場上的新產品。

▌即興頭腦風暴

為增長崗位準備面試時，你一定提前準備很多功課，比如瀏覽增長業務的核心環節，做 “漏鬥分析”，對業務發展也有了些成熟的想法。但是，我們該如何挖掘業務上更進一步的突破點呢？

Nick Soman 會對求職者來一個即興頭腦風暴：

3 分鐘內你可以想出多少點子？ 假定你想出了 5 個，那我會很希望你可以想想有沒有第 6 個，第 7 個。

Nick 希望看到求職者走出他們的舒適區，拓展頭腦中既定的想法，臨場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Nick 並不贊同追著一個問題一直問，因為他想看到求職者思維的廣度，盡可能多地提出想法，並能客觀地去衡量這些想法的優劣。

▌你有過失敗的經歷嗎？

如果你的增長模型從來都沒有失敗過，那很可能是你的實驗設計本身有問題。增長實戰其實是在失敗中求索，而這些失敗的經歷往往讓人受益匪淺。

Andrew Chen 說，你經歷過的失敗的災難程度會比其中的細枝末節更能說明問題：

我最喜歡的一個問題，並不是問求職者如何處理增長問題，而是讓他們談談他們經歷過的最大的挫敗是什麽，職業上或者個人生活中的經歷都可以。從求職者對挫敗的描述中，你會意識到這算不算一個有意義的挫敗，並了解他們處理挫敗的方式。

比如，一個經歷尚淺的人一般不會遇到大的挫折。他們在描述的時候可能會說： “我之前搞砸過一個項目……”。但作為面試官，我們可能更希望聽到 “我之前曾試圖說服公司董事會采納某個決策，大家思考再三後聽取了我的建議，可最後決策失敗，公司垮了，員工都被解雇了” 或者 “我離開家人和朋友，從 A 搬到了 B， 一切重頭再來” 給人的感覺完全不同。

求職者曾經的失敗經歷有助於面試官了解他們更看重那些事情，以及他們從挫敗中恢複的能力。

/ 02 /大多數面試都忽略了什麽？

▌善於捕捉機會，而不是盯著風險

很多面試官都試圖了解求職者的弱點，但 Elena Verna 更想去了解求職者的優勢。實際上，對於一個公司來說，在實現業務增長的前期和中期，將自身的獨特優勢發揮到淋漓極致，比修補已有的劣勢更加重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公司，往往在產品和用戶上具有壓倒性優勢。

打造增長團隊的過程也是這個產品發展軌跡中的一個縮影。Elena 認為：

很少有負責增長部門的領導會註意到求職者的發展潛力，並告訴求職者，“我會根據你的長處為你安排適合你的工作，以便你可以在適宜的舞臺上發揮自己的才能。”

知道別人的弱勢是好的，但我也希望更多地挖掘出他們的優勢。增長團隊的管理者需要確保員工的個人優勢與他所在的職位要求相吻合。

招聘中很常見的情形是為了招一些人來解決業務上出現的特定問題。這些人在剛開始的時候可以很有效地提升業務， 但僅僅根據某個特定的職位需求來評定候選人並不是明智之舉。毫無疑問，他們可以幫助你解決燃眉之急，但長期來看，他們並不一定是優質人選。

所以，找到一些樂於從事增長業務，並有成長潛力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仔細想想你對這些求職者一年內的成長有什麽期待。善於捕捉他們會給團隊帶來的長期收益，而不是盯著眼前要解決的燃眉之急。

▌問問為什麽？

我們中的大部分都不是專職面試官。我們通常對自己所在的領域，或者說對增長營銷這個寬泛的領域比較了解。但在構建增長團隊的時候，我們也需要去了解一些我們所不熟悉的東西。

許多面試官都沒有深入挖掘求職者的經歷，這對於公司和求職者都不是好事。這不利於公司發現合適的人選。求職者也很難有機會展示出自身的亮點。

Shawn Clowes 會在面試的最後問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大多數的面試官會問你在過去做過的 X 項目，求職者的回答也停留在表面 “我們做了 Y，達到了效果 Z。”

對於這種回答，面試官可以多問幾個問題，比如說：

“當你說 “我們” 的時候，這個項目有多少是你貢獻的？有多少是其他人貢獻的？”

“你在項目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還是僅僅重在參與？”

有時候一些答案像是事先排練好的。雖然求職者給出了正確的答案，但如果你探查一下，就會明顯地發現項目創新性不夠、技術點不深、或者求職者並沒有參與太多。這時，一個最好的方式是問他們：“為什麽？”， “你為什麽這麽做呢？”

你可以對於面試者的每個回答都追問一句為什麽。更深入地理解問題也是增長職位需要的品質，但很多面試官都沒有註意到這一點。

▌只會紙上談兵？

怎樣知道面試者在增長方面有真才實學，還是只會紙上談兵，玩一些概念遊戲呢？

增長職位舉足輕重，但招聘團隊很難具體有效地測試候選人的能力。你沒法根據求職者的 GitHub 記錄，或者從他們工作中的其他因素來推斷求職者的能力。即使他曾經供職於一個優秀的團隊，或者可靠的公司， 或者他們處於某個熱門的行業中，也很難證明該求職者在增長工作上的能力。

Andrew Chen 會做一個測試來檢驗求職者是否只會紙上談兵，還是真正懂得增長的精髓。

“我會讓求職者在白板上寫寫畫畫。比如，我會問他們 “YouTube 是如何做增長的？”

“我希望看到你畫出用戶進入 YouTube 頁面並與之交互的整個流程，並根據你的觀察解釋一下此流程怎樣起作用。接著，我會問：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嗎？我希望求職者可以即時地回答這些問題。”

“這種練習會展現出你對一些細節的思考，也表明你真正掌握了你所做的東西，而不只是紙上談兵。我希望你不只是懂概念，而是對整個過程有深入的理解，並能應用到你將面臨的其他任何項目中。

/ 03 /向面試官提問

面試快結束的時候，面試官會經常問一句 “你還有什麽問題想要問我的嗎？” 這其實也是對你的理解能力和深度分析能力的測試。

一般，求職者的提問會圍繞企業文化，項目總體情況，抑或是業務中的量化指標設計，但優秀的求職者往往會繞過職位表層，提出一些精妙的問題。

▌增長軌跡

不同的業務對增長團隊的定義會存在顯著的差別。一些增長團隊僅僅關註整體業務的增長，而有些團隊則更關註產品戰略和產品研發。

Elena 希望求職者看待增長時有長遠的眼光和創新的視角。

求職者可以問：“對於貴公司來說，增長具體指什麽？” 求職者需要去了解這個增長團隊是否需要負責量化指標的設計，以及是否還參與其他業務。

另一個很棒的問題是，“我們的團隊是怎樣順應公司業務結構的發展呢？”。很多目光短淺的求職者只是想知道他們接下來的幾個月會做什麽事情，但更應該關心的是增長的整個發展軌跡。

▌探討量化指標

作為一名增長職位的求職者，你是來破舊立新，還是精益求精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會涉及到對業務量化指標以及對團隊文化的了解。

當談到量化指標的時候，大多數求職者不會深入詢問具體細節。但 Brian Balfour 認為，這也是可以甄別出優秀求職者的地方。

現在的用戶留存如何？ LTV（life time value）如何？ 下跌最大的指標有哪些？

如果一個增長職位的求職者連這些基本問題都提不出的話，絕對會令我震驚的。

但僅僅提出這些問題還不夠，你需要問一些更具體的問題，直到你的面試官說：“你問的太具體了，我們沒法兒在面試時回答你。”

你應該盡可能地去得到更多的信息。這不僅會幫助你了解你將從事的事情，也會展現出你知道如何為這個公司的增長出謀劃策。

▌公司文化也很重要

增長速度一部分取決於策略設計，一部分取決於具體實施。即使有了好的策略和指標，公司的執行文化也可能會為增長帶來阻礙。雖然實現業務的成功增長是個技術問題，但最根本的還在乎人。

Brian 希望看到求職者有意識去了解增長團隊和其他團隊的關系，如核心產品團隊、市場、銷售、行政團隊等。

這時，求職者可以問，“如果我想在這款產品上做一些改進，流程大概是怎樣的呢？”

接著可以問， “我自己或者我們的團隊有自主權去推動這個改進嗎？

做出改變通常需要協商。 你需要問問面試官，這通常也是他們可能會問你的, 比如 “如果我有一個新點子，我們會如何討論要不要采納它呢？” 

比起直接問他們 “XX 流程是怎樣？” ，上述問題更能幫助你了解團隊的做事風格。

你會發現當他們談論某些點的時候會不太愉快。這也是公司里可能會出現沖突的地方。

當然，沒有一家公司是絕對完美的。但提前了解這些缺陷會比事後驚訝好很多，也可以幫助你從一開始就為這些做好準備。

▌半年規劃

了解公司在最初的 6 個月時間內對你的期待，會保證你在變幻莫測的環境中仍能有效地產出。當你在跑實驗，或者處理之前沒有解決的問題時，Andrew Chen 認為：

你應該問問：“如果我加入你們的團隊，在最初的 6 個月，我會負責什麽任務呢？”

你必須對這 6 個月有一個良好的規劃，比如你需要做哪些實驗，預期目標如何，這樣你在第一天就會對任務足夠清晰。

▌實現增長所需的資源

增長有很多不同的風格，不同團隊實現增長所需要的資源會有較大差異。 這門學問之所以很有趣，也是因為它足夠多樣化。

Andrew 希望求職者問：

“會有專門的工程師、設計師負責這些事情嗎？我們是否需要一個來自其他部門的人一起來策劃增長方案呢？”

▌容易實現的小目標，比如 “迄今為止網站主頁改版了多少次？”

最好的求職者會希望了解他們有多少空間發揮個人的影響力，他們能掌控的範圍有多廣、多深。比如，Andrew 會想知道有多少容易實現的小目標已經被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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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建議中國與東盟建立勞動力自由流動示範區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東盟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人口，中國應與東盟建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示範區，彌補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沿海勞動力短缺。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26日在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上作出上述建議。

對於沒有合法身份的一些外籍家政人員，他建議可以通過人力資源的互動，放寬中國的簽證。

關於引進外籍家政人員的試點此前已在上海有所放開。去年，為了更好地引進海外人才，支持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上海公安在原公安部發布的出入境新政基礎上進行了細化規範，推出的10項細。其中規定，外籍人才無論在上海進行創新創業、長期居留或是申請“綠卡”，都將獲得更多便利支持；除此之外，新規也明確，外籍高層次人才家庭可以聘雇1名外籍家政服務人員，這意味著“菲傭”來上海從事家政服務將成為可能。

目前中國正處於快速老齡化的過程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2000年進入人口老齡化，60歲老人1.29億，占總人口10.46%，2015年2.22億，占總人口16.1%，15年當中增長了近1億人。

而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中國的老人存在突出的健康問題。2.2億老年人中，有1.5億患有各種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萬，完全失能老年人近1000萬人，預計2050年失能老人將達到9750萬。此外，三分之一以上的老人患有不同的心理疾病。老年人的健康服務需求巨大，家庭照料負擔嚴重。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中國家庭日益小型化，使得家庭的養老照料等功能弱化，這意味著，越來多的老人照護需求將會面臨照護人員不足的問題。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自2012年開始，已經連續四年出現勞動力總量減少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盡管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6到59歲）總量依然高達9.15億人，但已經出現明顯的勞動力年齡老化，青壯年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現象突出，勞動力價格持續上升。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2015年，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總額已經達到4700多億元，到2020年，雙方貿易額將突破1萬億元。王輝耀認為，在商貿合作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口合作將是中國一帶一路和東盟合作最大的增長點。

他介紹說，目前廣西有上萬越南的技術勞工，東南沿海也有一些菲傭，在深圳也經常發現來自不同國家的勞務人員。這些勞務人員當中很多沒有合法身份，王輝耀建議，中國可以放寬簽證，通過合法的途徑引進勞動力，彌補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沿海勞動力的短缺。

在文化教育交流上，目前中國在東盟留學的人是12萬，東盟在中國留學生為7萬。王輝耀表示，在留學教育上，中國對東盟有很大的人才流動赤字。他建議，中國應該推動中國和東盟的大學建設，更多吸引東盟國家的年輕人來中國留學，這也是“一帶一路”的具體工作之一。

“閨蜜幹政”醜聞進入關鍵時刻：樸槿惠被建議“有序下野”

最近，韓國總統樸槿惠很忙，忙著應對細節不斷被曝光的“閨蜜幹政”醜聞。

隨著越來越多醜聞細節不斷被證實，無論是樸槿惠本人、韓國朝野還是當地民眾的腳步也都深陷其中。一邊是韓國民眾通過更大規模的遊行，向樸槿惠抗議；另一邊，韓國在野黨、檢方，甚至部分執政黨議員也開始向樸槿惠施加壓力。

無論是對於要“守護國家政治穩定”的樸槿惠，還是“彈劾樸槿惠以維護國家正義”的在野黨和民眾來說，本周彈劾案的成功與否，將成為整個局勢的關鍵。

據韓國SBS電視臺報道，韓國三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國民之黨和正義黨達成協議，就樸槿惠彈劾一事達成一致，並開始草擬彈劾樸槿惠的決議案，並計劃在本月29日協商後擬定草案終稿，爭取在12月2日表決通過。

親信建議“有秩序下野”

本周，樸槿惠的彈劾事宜也進入了關鍵一周。

韓國的在野黨黨首通過各種方式，紛紛表達彈劾案通過的決心，並要求執政黨議員“為了反省醜聞所帶來的影響”，也參與到彈劾樸槿惠的隊伍中。

據韓國有關法律規定，要在國會通過彈劾案，需要全體議員的2/3，即200名議員同意才可通過。不過三大在野黨在內，再加上傾向在野黨的無黨派人士，在韓國國會的議席僅為171個議席，因此，還需要執政黨的29名議員投贊成票，才能通過彈劾案。

對此，作為執政黨內非樸槿惠親信派的代表人物，新國家黨前黨首金武星公開表示，將帶頭贊成彈劾樸槿惠，並不惜自己“放棄總統大選”，以換得樸槿惠的下臺和國家的穩定。包括京畿道知事南景弼（音譯）等多名非樸槿惠親信的執政黨要員紛紛宣布退黨，以推進彈劾案。

此前極力擁護樸槿惠，並反對樸槿惠退黨等主張的執政黨部分元老級人物，近日表示“贊成彈劾（樸槿惠）的執政黨議員遠沒有在野黨主張的‘60名’之多”；部分親信和參謀甚至表示，“相較於被彈劾，不如自己下野”。他們表示將勸告樸槿惠：“在彈劾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對民眾發表聲明，提出逐步退出總統職位的規劃，並有秩序提前下野。”

對此，韓國青瓦臺內部的一位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證實了上述看法，“雖然下野與否是總統決定的事情，內部的確也有參謀人員建議樸槿惠采取‘有秩序下野’的方式。”

這位人士也表示，樸槿惠正在思考下一步對策，不排除會再次對外發聲。而第一財經記者也發現，近日樸槿惠再次停止了所有政治活動，並不再主持國務會議。

此前，韓國前國會議長等政治界、宗教界元老更是直接給出了時刻表，稱“考慮到此後的政治日程，樸槿惠在明年4月以前下野比較合適”。他們甚至表示願意親自會見樸槿惠總統，以勸誡並表達看法。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韓國在野黨的議員則向第一財經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現階段看來，樸槿惠被彈劾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據現在的分析，在執政黨非（樸槿惠）親信派表示參與彈劾進程的情況下，議席數超過200席幾乎是確切且可以預料到的事；雖說彈劾投票是不記名投票，不過如果真的發生了否決的情況，在野黨、執政黨將雙雙受到來自民眾的質疑，現有的混亂將更加劇。這對於已經幾近癱瘓的韓國政壇來說，誰都承受不起這種罵名。”他說道。

在他看來，“估計青瓦臺方面曾經認為，隨著時間的流逝，支持樸槿惠的保守人士將集聚；由於在野黨需要執政黨部分議員的支持來彈劾總統，因此會花費較長時間達成了一致，可能做出拖延的戰略。在（樸槿惠）拒絕下野的同時，在野黨會屢次變卦。這個預測，理論上是正確的。不過，樸槿惠政府似乎是小看了民眾的作用。正是民眾不斷地發出呼聲，使整個事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性質上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檢方或難以當面調查樸槿惠

本月26日，韓國首都首爾的初雪仍然未能擋住韓國民眾的示威遊行。當天晚上的遊行聚集了1500余個市民組織、150萬人次。若包括全韓各大城市的遊行規模，再次刷新了韓國憲政史上“反對樸槿惠”遊行的參加人數。

另外，韓國民調機構“蓋洛普韓國”本月25日公開的調查結果顯示，樸槿惠的支持率已經從前三周的5%跌至4%，創韓國總統同期支持率的新低。事實上，在民眾的遊行中，青瓦臺也似乎沒有閑著：樸槿惠政府仍然在推出一系列政策。

23日，韓日兩國在在首爾簽署了《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根據這份協定，韓國和日本不需要經過美國，即可互相交換包括朝核、導彈在內的軍事機密。韓國教育部在28日公開三種國定歷史教材樣本。而國定歷史教材，也是樸槿惠政府重點推進的政策之一，對於該教材，部分在野黨和市民團體人士則認為，該教科書嚴重失實，在近現代史方面有右傾之嫌。

與此同時，據韓聯社報道，樸槿惠於28日通過其辯護律師，向檢方表示“總統於29日無法接受當面受查”。此前，檢方曾將樸槿惠接受當面受查的“時限”定為本月29日。

檢方有關人士雖然多次表示“手中掌握樸槿惠幹政的有力證據”。甚至有一位檢察官稱：“當聽到有關錄音帶以後，我們都對樸槿惠的無能表示十分憤怒”。不過檢方人員也承認，獨立檢察官人選敲定在即，過了29日“時限”後，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檢方就難以當面調查樸槿惠。

增值稅率簡化提上日程，學者建議基本稅率9%或10%

在完成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5000億元減稅目標，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承諾後，財政部開始考慮啟動增值稅立法，而簡化增值稅稅率提上日程。

現行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四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但為了減輕企業稅負，確保5月1日營改增全面順利推開，財政部沒有簡並稅率。

“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並，優惠政策要優化。”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近日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對於呼聲較高的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史耀斌在會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目前學界對簡化增值稅稅率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表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也有專家建議我國增值稅稅率設在11%或12%等。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17%增值稅稅率並不低，未來有下降空間，但稅率大幅下調意味著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因此未來增值稅率簡化需要統籌考慮現代稅制和財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估計一兩年內增值稅稅率不會大動。”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服務的主管合夥人李軍對第一財經稱。

下一步簡化稅率

5月1日，隨著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1000多萬戶納稅人實行營改增，營改增全面推開。當時李克強總理承諾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也已兌現。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納入營改增試點的上述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稅負下降14.8%，今年前10個月營改增累計減稅3717億元，全年能實現減稅5000億元以上。

營改增實際操作中的一些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營改增補丁文件超過40份，這解決了不少行業營改增面臨的實操問題。

隨著營改增順利平穩推進，營業稅徹底告別歷史舞臺，而增值稅改革卻剛剛開始。

在12月2日的國務院新聞辦全面推開營改增吹風會上，史耀斌表示，今後要根據經濟的發展、改革的需要、立法的要求進一步推動增值稅改革，比如要簡並稅率的檔次。

李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際上其他采用增值稅的國家稅率檔次一般就一兩檔，而我國目前增值稅稅率和征收率加起來有7檔，除了四檔增值稅稅率，還有適用於小規模納稅人的三檔增值稅征收率5%、3%和1.5%。檔次過多帶來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問題，不利於公平競爭，不利於充分發揮增值稅中性作用。

他舉例說，一家電視生產服務企業如果要送電視上門服務並安裝調試，售賣電視適用17%增值稅稅率，電視送到用戶家里如果按運輸適用11%增值稅，如果按派送則適用6%增值稅，對電視進行安裝調試適用6%增值稅。對於企業來說這幾項服務是按單獨業務來確定相應稅率，還是作為混合銷售按17%來征稅，不同的企業策略不同，但類似業務帶來稅負不等。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也認為，目前增值稅稅率需要統一，因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差異較大會造成矛盾。

“比如一家餐廳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餐廳還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其實增值稅稅率層級過多早已被官方意識到，但是當時考慮到經濟下行壓力下，營改增要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因此在全面推開營改增時采取了暫不簡並稅率的舉措，以確保營改增進展順利。而經過7個多月的改革後，營改增順利推開，簡並稅率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稅率下調或成大趨勢

隨著營改增完成，增值稅成為中國第一大稅種。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國內增值稅收入達32896億元，占全國稅收收入比重約28.9%。

在中央今年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以及稅制改革降低間接稅（以增值稅為主）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的大背景下，業內預期未來增值稅稅率將下調。

楊誌勇表示，增值稅改革和積極財政政策所要求的減稅聯系起來，更好的戰略選擇可能是直接降低稅率，而不是其他。現行的17%、11%兩個基本稅率，13%和6%兩個低稅率，5%、3%、1.5%三個征收率並行的做法讓增值稅制過於複雜，且留下了行業避稅的漏洞。特別是，技術進步讓許多行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再強調行業稅負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此，應盡可能縮短營改增全面試點的時間，通過增值稅立法，讓應該免稅的商品和服務盡可能免稅，讓增值稅稅率結構進一步簡單化。

“考慮國情和中國處於亞太地區的實際情況，合理的增值稅稅率應該是兩檔稅率，即10%的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楊誌勇對第一財經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認為17%的增值稅稅率不符合學理，因為從效率角度講彈性低的稅率應該是高稅率，彈性高的稅率應該低一點。從公平角度講，生活必需品的稅率應該低一點，目前增值稅的政策不利於公平。

他建議，完成營改增之後應該將現行增值稅一般稅率從17%降到9%,而對生產汙染產品的企業稅率可以提高到30%，這樣可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而普通家庭也沒有太大負擔，但汙染企業稅負上升。

李軍稱，從我國增值稅改革縱向角度來看，隨著近些年機器設備、采購服務等可以納入進項抵扣，企業增值稅稅負逐步降低。但從與其他國家增值稅體制縱向比較來看，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並不低，從提高企業競爭力來看，增值稅稅率有進一步降低空間，當然考慮到財政收入的穩定，增值稅稅率也不宜過低。

國合會建議中國政府重啟綠色GDP核算 加速綠色稅改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簡稱國合會)2016年年會將向中國政府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其中包括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這一系列政策建議計劃在9日的年會上討論通過。

國合會於1992年由中國政府批準成立，本屆國合會主席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國合會作為高層政策咨詢機構，主要任務是就環境與發展領域的重要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供決策者參考和采納。

在今年的《國合會2016年年會給中國政府的政策建議草案(討論稿)》中，起草組表示，“綠色核算體系的建議在過去十年里曾被多次提出，但迄今為止進展有限”。

起草組認為，當前“應改革傳統國民經濟核算系統，納入生態環境價值評估，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開展全面的環境成本核算以彌補過度依賴GDP的政策缺陷，將綠色核算應用於生態補償制度安排、幹部考核以及落實‘十三五’規劃相關生態環境工作中去。”

綠色GDP，就是把經濟活動過程中的資源環境因素反映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將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退化成本、生態破壞成本以及汙染治理成本從GDP總值中予以扣除。其目的就是要彌補傳統GDP核算未能衡量自然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的缺陷。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編撰的歷年綠色GDP核算報告，絕大多數沒公開。攝影/章軻

我國綠色GDP的研究始於200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開展綠色GDP核算的研究工作。2005年，北京、天津、河北、遼寧等10個省、直轄市啟動了以環境汙染經濟損失調查為內容的綠色GDP試點工作。

2006年9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了《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該報告是我國第一份經環境汙染損失調整的GDP核算研究報告。但後續的報告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質疑而流產了。一些官員對綠色GDP避而不談，甚至“談綠色變”，認為綠色GDP的說法很不科學，也沒有國際標準和通用的方法。

但這項研究一直在開展。研究結果顯示，2004年，全國狹義的環境汙染損失已經達到5118億元，占到全國GDP的3.5%;2008年的環境退化成本為8947.6億元;到2009年，環境退化成本和生態破壞損失成本合計13916.2億元，較上年增加9.2%，約占當年GDP的3.8%；而到了2010年，全國環境退化和生態破壞成本合計15513.8億元，約占當年GDP的3.5%。

在31個省市區的核算結果中，海南省環境汙染損失最少，占GDP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幾。而河北省就比較差，占GDP的7%左右。如果按綠色GDP核算方法扣除的話，河北省的GDP幾乎是零增長或負增長。

去年3月，環境保護部曾對外宣布建立綠色GDP2.0核算體系的研究計劃。第一階段(2014-2015年)，聯合各相關部門與研究機構，開展國際經驗學習借鑒、核算框架體系構建、技術規範研究及全國層面環境容量核算、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初步建立政策應用體系，形成核算技術支撐能力，組織建立綠色GDP核算的相關技術規範。

第二階段(2016-2017年)，為了檢驗綠色GDP2.0核算方法的可行性，選擇不同地區開展試點工作，試點內容包括環境成本與環境效益核算、環境容量核算、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以及經濟綠色轉型政策試點。不同地區根據其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特征不同，可選擇不同的試點內容。

國合會上述建議草案還提出，利用3-4年時間，將生態文明理念、原則和規範納入憲法之中，建立生態文明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基礎和體系。強化國家和地方層面的幹部考核制度，理順環境事務管理的行政交叉矛盾。推進省市間的綠色競爭。更多地利用生態文明理念指導農村土地管理和水資源利用，配合最近發布的綠色金融體系指南，建立相關機制，限制高汙染、高能耗企業融資渠道，確保綠色標準得到嚴格遵守。

同時，加速綠色稅收改革步伐，開展符合綠色發展理念的補貼政策改革，取消對化石能源不當補貼。通過綠色信貸、差異電價水價、強制環境責任保險、專項獎勵基金等辦法支持環境績效好的企業。

國合會建議，註重運用新的技術、管理和實踐提高傳統工業部門運行效率，通過規制、稅收、關稅、出口限制等政策，提高中國現有工業體系效率和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產業升級，提升競爭力。在傳統制造業綠色化改造基礎上，通過加強監測，推動企業信息公開，培育企業社會責任。通過綜合規劃，協同控制氣候變化和空氣汙染物，如實施短壽命氣候汙染物(SLCP)控制措施，采取控制室內空氣汙染的環境健康措施。

國合會還建議完善刑法中對於環境犯罪的規定，結合中國環境保護現實需求，建議增加水環境汙染罪和汙染海洋罪等新罪名，增加危險犯的規定，防患於未然，把環境犯罪遏制在危險狀態剛剛露頭之際，發揮刑法懲治危險犯的先期屏障作用，並提升《刑法》中對於環境汙染罪的法定刑配置，至少配置到最高十五年有期徒刑，甚至無期。

劉永好詳解新希望走出去“三部曲” 建議企業聯合求發展

10日，在第十八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新希望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劉永好稱，新希望在海外投資發展將近20年，走過三個階段，從簡單的走出去建工廠，到跟國內外的企業聯合求發展，再到通過基金參與國際並購。

他認為，中國的企業應該走出去，而且必須走出去，這其中的邏輯是基於國內的消費結構升級轉型，需要中國企業在全球重組資源。

劉永好說，創建於1982年的新希望集團，30多年來從養鵪鶉、養雞，養豬，做飼料，到做食品一步步走來。在1997年，開始考慮將飼料通過邊貿賣到越南，於是投資在當地建了第一個工廠。不過，結果並不好。原因在於邊境貿易到越南的一些中國產品質量不行，影響到對方的判斷。

為解決這一問題，他說，先讓農民用，等養好了再付費。經過兩三年的努力，新希望的產品在當地成了優質的產品。通過中國企業的努力、產品質量，為中國制造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將近20年的海外投資發展道路，在劉永好看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簡單的走出去。比如公司到國外買地、建工廠，然後派人去生產、運營、管理產品，在當地市場銷售。這一階段主要是借助公司的品牌、質量、能力，才取得一定的進步。不過這條路逐漸走不下去了，因為面臨跟當地企業直接競爭。

為此第二階段，新希望開始考慮聯合求發展。

他說，前幾年到澳大利亞考察發現，澳洲的肉蛋奶食品市場很穩定，而且質量非常好。考慮到中國的消費結構升級，最需求的是安全、多樣化。於是就考慮走出去跟澳大利亞的企業合作，不但在當地投資，還將當地優質安全的農產品、食品運回國內，同時中國企業還能夠學到澳大利亞安全的生產標準、方法、措施，以此來提升中國食品安全的能力。

為此，中澳兩國企業家推動成立了“農業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計劃”這一非政府組織，旨在推動兩國食品和農產品的交流，來提高食品安全的能力，共同推動中國食品安全的進步。劉永好稱，在這一格局下，新希望做了很多投資，比如收購牧場，聯合建立奶牛基地、肉牛屠宰基地，將澳大利亞優質的肉牛和中國市場、美國食品公司結合起來，在中國組建了專門生產高檔肉食品的公司，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

此外，他說，針對中國消費結構升級，需要高端動物蛋白，比如牛肉、羊肉、水產品，特別的龍蝦、對蝦。不過，由於資源約束，中國缺乏足夠的土地、清潔的海洋，所以中國企業就可以在澳大利亞、東南亞，以及全球來組織供應這些資源。 目前正在浙江舟山建立“中國澳大利亞現代產業園區”，準備打造成一個高端動物蛋白的保稅區、加工物流基地，跟中國市場結合。

到了第三階段，新希望通過跟國際巨頭成立產業基金，借助熟悉中國市場、中國產業的優勢，來管理產業基金。然後通過基金進行國際並購，以此來參與國際合作。

他特意提到，到澳大利亞投資不是去簡單買別人的牧場、別人的土地，而是跟當地最優秀的牧場聯合組建新公司，再去收購優秀的大型奶牛場，通過這樣聯合求發展的方式，既減少了投入的現金，又增加了所在投資國對中國企業的認同，對中澳兩國都非常有利。

馬化騰：建議通過大數據對抗電信詐騙黑色產業鏈

2016年12月14日，在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的指導下，由公安部刑偵局、騰訊安全主辦的“守護者反電信網絡詐騙聯合大會”在北京舉行。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出席會議並致辭。

針對今年反電信網絡詐騙的嚴峻形勢，在談到“社會共治 安全連接”的大會主題時，馬化騰表示，今年騰訊成立了騰訊安全聯合實驗室，也推出了鷹眼系統和麒麟系統，輸出了騰訊在過去十多年來對抗網絡黑產的能力，聯合公安、電信、銀行等部門共同發起守護者計劃，共同打擊防範電信網絡詐騙。在這個過程中騰訊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騰訊模式”，這也是一套“社會共治”的模式。

馬化騰指出，當前整個網絡已經發展到了一片“深水區”，在騰訊看來已經沒有什麽參照物了。因此，騰訊呼籲運營商、銀行、網絡服務商等有大量數據的企業，可以通過大數據的方式，與這些黑產分子對抗，並建議由國家牽頭搭建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臺，大家把各自的數據放心地放在里面進行處理。拿出更多的勇氣和創新的精神，為全球網絡安全治理貢獻一個具有借鑒意義的中國樣本。

以下為馬化騰致辭全文：

尊敬的曾海燕政委，李偉司長，陸建文副局長，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

剛才主持人說我比較少參加具體業務的大會，坦白講確實是這樣的。但作為安全領域和我們安全部門同事的哪怕再小的成績，我都會毫不吝嗇的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轉發，以至於其他部門的同事說我為什麽不幫他們轉發朋友圈，我是有選擇的，安全對整個互聯網和整個社會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所以我對此特別的關註。

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和大家在這個場合一起共同探討網絡安全的話題。這次大會也是我們舉辦的所有的互聯網安全會議中跨度最大的，橫跨銀行、公安、電信運營商、管理以及互聯網企業等五個方面的安全專家齊聚一堂，共同探討當前比較嚴峻的網絡安全問題和電信詐騙問題。在此我代表騰訊對大家的到來表示誠摯的敬意以及衷心的感謝。

2016年即將過去，今年是整個網絡安全的一個里程碑。在這一年我們看到了執法機關、運營商、銀行、互聯網企業等社會各界向電信網絡詐騙等黑產犯罪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攻勢，在跨境打擊、行業聯合、重點區域整治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上個月剛好是騰訊18歲的生日，我當時在朋友圈發了一個消息，18歲了，成人了，我們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今年騰訊成立了騰訊安全聯合實驗室，剛才主持人也介紹到了鷹眼系統和麒麟系統，我們輸出了騰訊在過去十多年來對抗網絡黑產的能力，聯合公安、電信、銀行等部門共同推出守護者計劃，共同打擊防範電信網絡詐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騰訊模式”，這也是一套“社會共治”的模式。

剛才在臺下與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絡安全管理局的陸局長也在討論，能不能把過去互聯網這麽龐大的海量大數據應用在電信網絡上，目前相對來說有一定的條塊分割場景，我們覺得這里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和可能性。

為什麽要談共治?我們今天面對的不是簡單的上、中、下遊產業，我們面對的黑產已經充分的分工細化，而且是非常成熟的產業鏈，如果我們不用產業鏈合作來對抗這些黑色產業鏈，我們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我們觀察到這些黑產的違法犯罪人員掌握先進技術非常快，會很快用“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的方式來實施詐騙。剛才陸局長說黑產詐騙有四個環節，一是劇本，他們還需要有創意的人才編劇本;二是個人信息，最近網上又在傳700元可以買到任何人的最近信息，非常恐怖;三是通過通信的方式和你聯絡，不管是網絡還是電信的方式;四是通過銀行的轉帳把你的錢騙到手。可以看到這四個環節是全方位的、非常嫻熟的整合了。而我們正義的一方如果還是繼續分散、各自為政的話，那是遠遠抵擋不了這樣一種黑產勢力的。

我們註意到，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數據方對數據共享存在著很多存疑和擔心，我的數據一旦共享出去了，安全怎麽保證?前不久，全國人大代表來騰訊參觀我也介紹到，騰訊在過去十多年海量數據運營過程中很有經驗，這里我也呼籲，運營商、銀行、網絡的這些服務商有大量的數據可以通過大數據的方式，與這些黑產分子對抗，我相信可以下降一個數量級甚至兩個數量級的詐騙成功率，從技術角度分析這完全可以做到。但為什麽推動不了，這里面存在很多數據的擔心和整合的問題，我推薦能不能由國家牽頭搭建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臺，大家把各自的數據放心地放在里面進行處理。

今天的網絡對抗不是一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企業能夠應對的，我們希望以這種共治的方式，大家一起把能力貢獻出來。

整個網絡已經發展到了一片“深水區”，我們看來已經沒有什麽參照物了，所以，希望大家有更多的勇氣和創新的精神，為全球網絡安全治理貢獻一個具有借鑒意義的中國樣本。

謝謝大家。

昆明欲打造大健康城市 專家建議做減法找到核心競爭力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

今年8月，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10月，《“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下稱《綱要》正式對外公布。

12月14日，在昆明大健康國際高峰論壇上，衛生部原副部長、中國保健協會榮譽理事長、中國衛生監督協會會長張鳳樓稱，本次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的召開具有歷史意義，這是時隔20年後第二次如此高規格召開的衛生健康方面的會議。上一次會議召開於1996年12月，當時還稱作“全國衛生工作會議”。

“中心”的轉變

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樹立大衛生、大健康的觀念，把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

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項目改善辦公室主任於小冬表示，“大健康”是指身體和心靈都要健康，是廣義全面的健康，這也是現代的健康觀。而“大醫療”是指已病和未病同治，保健醫學和治療醫學並重。

之所以會出現中心的轉變，上海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神經外科教授徐偉民解釋稱，目前95%以上的醫療經費都提供到5%的臨床醫療上。全民醫學教育，研究的內容、醫療行政管理體制都以治病為中心，這樣很自然會出現過度醫療、過度用藥、過度手術的情況。

徐偉民認為，以治病為中心，並不能徹底解決病因，還會導致看病的費用越來越貴，以至於出現因病致窮的情況，而且慢性病死亡率也在逐漸提高。衛生醫療要想改革，就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這是唯一的方向。

此外，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原衛生部部長、中國老年保健協會原會長李深還提到，大健康除了硬件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推進軟件的建設，比如要推動健康教育，加強人們對健康意識的認識，然後自覺納入到健康管理的體系中，從而跟蹤和幹預健康。當然還要有心理層面的健康，要有道德，不能跟浮躁的社會共振，不能急功近利、失信等。

同時，美國全球醫生組織中國區總代表時占祥還提到，到2020年，國內大概有3億慢性病患者，但現在醫院和社區衛生中心的職責是治療，而非管理。

為了滿足這一數量巨大的群體健康管理的需要，時占祥表示，中國在整個醫療資源供給側應該考慮增加“慢病服務管理中心”，它既非醫院，也非衛生中心，就是要專註於健康管理。而在慢病管理中，需要奉行患者、醫生、社會各有1/3的責任，要把責任和利益分清楚，患者不能完全都靠社會或國家，以及醫生或醫院，而自己卻做不好。

城市要做減法精準定位

《綱要》提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健康領域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就。2015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6.34歲，嬰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分別下降到8.1‰、10.7‰和20.1/10萬，總體上優於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重要基礎。

根據《綱要》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健康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指標為77.3歲，到2030年達到79歲。而健康服務業總規模，也隨之到2020年要超過8萬億元，到2030年要達到16萬億元。

這意味著，在大健康成為國家戰略後，未來大健康產業的潛力巨大。

在本次論壇上，昆明市編制了《昆明大健康發展規劃》並同步對外發布。

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稱，昆明發展大健康產業具有其它地區難以取代的六大優勢，包括生態氣候、經濟區位、交通條件、政策福利等。要順時應勢，把昆明打造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健康之城”。

不過，於小冬認為，昆明要打造健康城市，氣候、生態等天然優勢並非最主要的，還要在三個方面做出表率，才能使得健康城的概念更加鮮活立體。第一要看昆明市民普遍接受和踐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情況;第二要看昆明當地具有特色健康服務業的發展情況;第三要看具有地方優勢的健康加工制造業情況。

此外，他還表示，雲南和昆明發展大健康產業，當前仍然要做進一步精準的定位，也就是要在大的產業集群當中懂得做減法，一直減到自己最具話語權，最具核心競爭力，別人難以替代的那一部分，這才應該是地方今後的主攻方向。

盛松成：建房地產長效機制建議首先改進土地拍賣制度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12月18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表示，長效機制需要聚焦土地供應、土地拍賣制度等。這些調控更加側重於中長期，有助於穩定公眾預期。

控需求也要控供給

盛松成表示，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土地供應緊張、人口遷移等各方面因素，我國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是正常的，但是一些地方出現一定時期內快速上漲，與之前的調控多集中在需求端的短期調控有關。

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舉措，盛松成表示，已經體現了供給和需求相結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同時，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目前，我國的房地產調控主要的策略包括限購、差別化信貸政策等。在今年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調控政策作用下，國家統計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房價走勢明顯趨穩。

盛松成表示，這些舉措往往會立竿見影，但仍需形成長效機制，否則難以有效穩定公眾預期。

土地有效供給仍需有機制配合

對於作為房價基礎的土地價格，盛松成稱，高地價與目前地方政府面臨的GDP考核指標有直接的聯系。因為工業每年都可以有GDP產出，所以地方政府更傾向於把土地用來發展工業而非住宅。

他表述，如果從全球城市對比來看就可以更明顯地發現，我國一線城市用於工業用地的面積要遠遠大於一些國際城市。

盛松成引用數據稱，以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來看，紐約是44%，東京是73%，遠高於北京(28%)、廣州(29%)、深圳(26%)；而工業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則呈現一個相反的格局。北京(22%)、廣州(32%)、深圳(36%)的比重，遠高於紐約(3.9%)、東京(5.1%)。與此同時，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價格的同比、環比增速都顯著高於其他用途地價。2016年三季度，我國一線城市住宅地價同比增長19.02%，環比增長4.70%，高於綜合、商業、和工業用地價格。

盛松成認為，不同用途的地價以及一線城市土地用途的構成，可以看出GDP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線城市的高地價。

而此前房價上漲過快的16個熱點城市，盛松成認為，其住宅用地和新建住宅供應是不足的。

他表示，16個熱點城市中有8個城市住宅用地供應量少於去年同期。其中廈門減少50.2%，上海減少47.5%，廣州減少41.9%，北京減少30.8%。同時，16個熱點城市中有6個城市商品房住宅批準預售面積同比下降。其中北京下降32%，無錫下降27.2%，廈門下降23.6%，深圳下降21.4%。

構建長效機制首先要改革土地拍賣制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如何構建長效機制?盛松成建議說，首先要改進我國目前的土地拍賣制度。

“我國的土地拍賣是價高者得，建議參考上海車牌拍賣的方法，可以去掉最高價，去掉最低價，取中間價格。”盛松成說。

二是他也建議，改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住宅用地供給。

盛松成說，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土地財政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土地出讓金所占比重都接近50%, 有的城市甚至占到了60%以上。在房價構成中，政府所得占房價的六成左右。

盛松成向第一財經提供了一個數據，據初步測算，2016年三季度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8%左右，已接近2007年8.1%的高點，為歷史次高水平。

不過，城市發展的增量空間往往有限。盛松成建議，要盤活存量土地。比如城鄉建設用地範圍內的閑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的土地，具有開發利用潛力的土地，應該被充分挖掘利用。

如果以上海為例，據中信建投此前測算，上海中心城區成片工業用地轉型空間為9000萬平方米，舊住區改造產生的住宅體量約為6000萬平方米。全上海市範圍內住宅的建面空間可達1.6億平方米。如果按照2015年全年上海市住宅銷售面積約2000萬平方米來計算，相當於可供應8年的成交量。

盛松成還建議，我國優質教育、醫療衛生資源較為集中，政府也需要發揮作用，改善資源配置。

“總的來說，就是供給調控與需求調控相結合、長期調控與短期調控相結合，處理好房地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於明年的房地產投資，盛松成表示謹慎樂觀。

他認為，由於今年去庫存效果明顯，所以會催生房地產企業補庫存需求。而樓市調控並未大幅扭轉購房者的買入預期，也因此，明年房地產供給增加的可能性較大，房地產企業資金狀況趨好。

在經過了一系列調控後，我國房地產的去庫存效果明顯。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增速大幅下降。

數據顯示，2016年10月我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僅增1.3%，較去年同期低16.5個百分點;其中住宅待售面積自2016年8月以來負增長。

但這其中也存在不同狀況。盛松成說，一線城市庫存去化程度大，短期內供應難以有效緩解;二線城市房地產銷售火爆引起庫存下降，部分城市新開工面積增速回升，後期庫存緊張態勢有望緩和;三線城市前期庫存較高，目前銷售平穩，去庫存效果不明顯。

專家建議將服務業化列入“新六化” 可有效減霧霾擴就業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當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同時，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少，中國勞動力優勢開始喪失，且資源環境的約束不斷增強。

福建農林大學兼職教授、高級統計師姚美雄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提出，服務業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國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擴大就業、化解產能過剩、抑制房地產泡沫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他建議，中央把“新五化”升級為“新六化”即服務業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以此提高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從“新五化”到“新六化”

第一財經：您提出要把“服務業化”加入“新五化”，升級為“新六化”，是出於什麽考慮?

姚美雄：中國對現代化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提高，從“舊四化”到“新四化”，又加上“綠色化”升級為“新五化”。當前，全球經濟正向服務經濟轉變，中國經濟也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把服務業化納入現代化重要組成部分恰逢其時。因此，我建議中央把“新五化”升級為“新六化”即服務業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

從中國的現實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根本癥結在於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同時疊加了人口危機。由於未富先少、未富先老，目前，中國勞動力優勢開始喪失，而且資源環境的約束不斷增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應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大力推進服務業化，加快實現由出口導向、投資拉動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向以內需為主、消費拉動、創新驅動的以服務業為中心的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服務大國轉變，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關鍵的一步。

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無疑需要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然而，僅靠“新五化”同步發展，還難以實現現代化，還必須大力推進服務業化，實現服務業化。

服務業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樞紐和主動力，各種生產活動只有在服務意識的支配下，借助於特定的服務手段、服務工具和服務內容等才能生產出來、銷售出去，從而實現價值。

“新五化”也與服務業化密切相關。如服務業化是實現新型工業化的重要保障，發展先進制造業需要以現代服務業為支撐，強化研發設計、市場營銷等服務環節。沒有服務業化的提升，綠色化就難以落實到位。

第一財經：過去多年，中國的服務業也有了快速的發展。將“服務業化”列入“新五化”，會帶來什麽變化?

姚美雄：服務業化是指服務業由產業支撐轉變成主導產業的過程，是服務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以及服務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

過去多年，中國的服務業確實有了很明顯的增長。根據統計，2015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50.5%，服務業從業人員占整個從業人員比重為42.4%，跟我們自己相比確實是增長迅速，但從國際上看，仍然大大低於發達國家70%以上的份額，甚至比同等收入水平發展中國家低10個百分點左右。

中國要實現產業升級，走向中高端，成為國際大國和強國，必須在研發、信息、文化等服務業領域上發力，成為服務業大國和強國，服務業要由產業支撐轉變成主導產業，以改變目前處於國際分工和產業鏈低端狀態。否則只能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繼續充當打工仔角色，獲取廉價利益，付出的是高昂的汙染環境代價。

體制障礙制約服務業發展

第一財經：您認為，中國服務業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麽?

姚美雄：從總體上看，服務業供給不足、比重偏低、結構落後、質量不高、競爭力差和國際貿易逆差大等問題仍很突出，服務業發展的滯後，成了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瓶頸 ”。

當前服務業發展緩慢，最大制約是體制機制障礙，根源在理論認識上的不足。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只有工業、農業、建築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算作是物質生產部門，服務業的許多領域不創造價值被當作非生產活動，這個理論一直影響到現在。

至今在不少地方、不少部門，服務業還沒有真正被當作一個重要產業來看待，認識上依然存在重產品輕服務，把服務業的不少領域當作公益性、福利性或純意識形態的思想比較嚴重。這直接導致服務業許多行業過於依賴政府的投入，缺乏自我發展機制。

另一方面，政府財力有限，福利性服務事業支出常常不得不讓位於生產性支出，不少服務業領域發展經費捉襟見肘，造成服務業發展緩慢。同時也導致不少地方和部門在發展經濟的思路上，重工業輕服務業的現象依舊，對服務業發展的支持多數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出現了服務業稅負和用電、用水、用氣等高於制造業現象，影響了服務業的發展。

從三大產業來看，目前中國制造業產出已占了世界的20%，眾多低端產業已在全球占據支配地位，一般工業產品供應充足，不少行業還存在嚴重產能過剩現象，進一步發展空間有限。同時，農業的需求彈性較低，農業與工業再保持高速增長將相當困難。

而服務業眾多領域卻供不應求，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後。國際經驗表明，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當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居民消費將由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服務消費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達8000美元，服務業將呈現加快發展態勢。

服務業作為潛力最大的產業能否繼續快速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整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作為中國最大內需潛力所在，服務業化的發展將使中國發展由外在推動轉變為內生驅動，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新動力。

服務業化可有效減霧霾擴就業

第一財經：這幾天北京又是霧霾籠罩，而且不止是北京，全國越來越多的地方空氣質量堪憂。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服務業更有其急迫性。

姚美雄：是的。傳統粗放型增長方式帶來了過度消耗能源資源以及嚴重汙染生態環境的問題，在中國已經集中出現。服務業是“無煙產業”，具有知識密集、技術含量高、能源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特點，是典型的低碳經濟、綠色經濟。服務業的加快發展可以帶動著整個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業態創新，實現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從就業來看，服務業化是是擴大就業的主要渠道。服務業是吸納就業的天然“蓄水池”。與其它產業部門相比，服務業具有就業彈性大、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並存的特點，能夠吸納各種不同素質的勞動者。

中國是人口大國，就業壓力始終存在。近年來，就業市場呈現大學生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並存格局，癥結在於教育與經濟發展脫節。教育實行精英教育，而經濟發展卻長期停留在粗放型增長方式，造成整個社會對熟練技工需求量大，對高端人才需求量較小，尤其是服務業發展滯後，提供就業崗位能力弱。

除了環境和就業外，服務業化也是化解產能過剩和抑制房地產泡沫的需要。產能嚴重過剩和房地產泡沫是當前中國經濟棘手的兩大難題。尤其房地產泡沫已成為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基本矛盾的重要根源，已危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房地產產業鏈長，抑制房地產泡沫，不管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都會導致經濟增速放緩，產生較大規模失業人員和地方財政收入減少。服務業加快發展可以充分吸納因化解產能過剩和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而下崗的人員，並保持經濟增長平穩。

目前，中國服務業無論是在增加值還是在就業上都已超過制造業，超過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第一產業，已經從產業支撐逐步轉變成主導產業，從國民經濟配角轉變成主角。同為國民經濟三大產業，農業、工業在現代化建設中都有具體發展目標要求即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而作為主導產業的服務業卻沒提更高發展目標要求，這亟需調整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