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的現象在各地屢屢出現,已經到了監管部門必須下狠手的地步。
今天(11日)一早,在生態環境部二樓多功能廳,被約談的對象罕見地多。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坐在第一排的被約談地方官員就多達12名之多,在他們後面,還有三排地方官員。這是記者見到的自環保約談有史以來,最大的陣仗。
當日,生態環境部集中約談廣東省廣州、江門、東莞,江蘇省連雲港、鹽城,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和浙江省溫嶺等7市政府。
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副主任劉長根在約談會上要求各地,加強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處置能力建設,嚴厲打擊非法轉移傾倒行為,依法問責相關責任人員,切實壓實責任,加快解決問題。
非法轉移傾倒危廢時有發生
“生態環境部近期組織系列專項督察,發現廣州等7市在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監管方面問題突出。”劉長根對大家說。他一一列舉了7市存在的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問題。
廣州市日常監管不到位,對群眾舉報問題查處不力,導致非法轉移傾倒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等問題時有發生。海滔環保公司是全市生活汙泥主要處置企業,但處理設施不正常運行,長期非法轉移傾倒汙泥,僅今年3月就向增城區碧桂園陳家林工地非法傾倒未經處理汙泥3000多噸,嚴重汙染環境。蓮港船舶清油公司於2017年9月和2018年4月兩次非法轉移約40噸廢油等危險廢物,甚至為應對督察臨時編造臺賬記錄。金冶環保處置公司將水淬渣等危險廢物作為一般固體廢物長期送至水泥廠非法處置。
另外,2017年5月,廣州南方堿業公司將1700多噸白泥非法運至廣西貴港市傾倒;2017年6月,番禺區一首飾廠將產生的危險廢物違規交由私人並非法轉至廣西賀州市處置。
2018年4月督察還發現,廣州市對中央環保督察交辦有關問題整改不力。中央環保督察組交辦的新塘環保工業園廢水汙染、在二期用地非法傾倒汙泥,以及廣州綠由公司超標排放等問題,均沒有查實情況、整改到位。新塘環保工業園盈隆汙水處理廠氨氮排放濃度高達60.3毫克/升,超標5倍,且在線監控數據嚴重失真;廣州綠由公司焚燒熱解爐急冷塔長期不正常運行,不僅煙塵超標排放,而且其他環境問題也十分突出。
督察發現,江門市長優實業公司2015年10月至今非法轉移危險廢物約2.1萬噸,其中0.45萬噸非法傾倒至陽江市。2018年3月,在有關方面查獲該企業向廣西藤縣非法傾倒危險廢物後,江門市仍未引起足夠重視,直至5月3日生態環境部專項督察時才啟動相關調查。
鶴山安栢電路板廠沙坪分公司含銅廢液(屬危險廢物)網上申報量遠低於實際產生量,大量含銅廢液去向不明,僅初步查實,該企業就已非法轉移含銅廢液約1400噸。江門市福恒汽車銷售公司、俊豪陶瓷、嘉俊陶瓷、勵福環保等企業均存在非法轉移或擅自焚燒廢機油或煤焦油等危險廢物問題。督察還發現,江門市危險廢物處置能力不足,每年約1.5萬噸危險廢物需焚燒或填埋,但目前全市尚無焚燒、填埋設施。
有地方政府的調查流於表面
劉長根介紹,東莞市2016年9月有400噸生活垃圾經由該市廈崗碼頭裝船,運往廣西藤縣潯江河段非法傾倒,傾倒點位於藤縣飲用水源二級保護區內,導致水源超標,不得不暫停供水。經查實,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東莞市鴻海潤滑油經營部將廢酸油渣等危險廢物非法運至來賓市境內隨意堆放或挖坑傾倒掩埋;從2016年6月起,東莞市一些企業將大量廢濃硫酸非法轉至沒有處置資質的欽州市天錳公司處理。督察還發現,東莞市對群眾多次舉報的海滔環保公司非法轉移傾倒汙泥問題重視不夠,在沒有深入調查的情況下,即認定群眾舉報不實,導致有關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
督察發現,連雲港市中央環保督察整改不力,針對督察指出的灌雲、灌南兩縣化工園區危險廢物貯存量多、環境風險大的問題,江蘇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確要求在2017年底前減少危險廢物庫存。但督察發現,兩縣化工園區危險廢物貯存量不降反增,2017年貯存量是2015年的2倍。針對中央環保督察組交辦的灌雲縣紫燕化學公司偷埋危險廢物問題,連雲港市調查工作流於表面,直至2018年5月4日生態環境部專項督察才查出該企業非法填埋大量黑色油泥,且區域環境已受到明顯汙染。
督察還發現,華通化學公司將約2.2萬噸化工殘液通過罐車非法轉至無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鹽城銀天源制鎂公司;立本化工、多金化工、天辰化工、潤成峰醫藥化工、利海化工、環海化工、泰樂化學、環達貿易等8家企業將約9000噸危險廢物非法轉至無危險廢物經營資質的江蘇永大新材料科技公司處置,嚴重汙染周邊環境;天和化學公司在廠區非法填埋工業固廢,經現場挖掘,填埋區域已受到嚴重汙染;亞邦染料、鳳蝶化工、致誠化工、嘉隆化工等企業危險廢物或露天堆存,或超期貯存,甚至滲濾液直排環境。
督察發現,鹽城市輝豐農業公司(002496.SZ)作為上市公司,長期非法處置和違規貯存危險廢物,群眾對此舉報不斷,甚至通過律師公開致函市委、市政府,要求查處企業違法行為。但鹽城市始終沒有開展深入調查,並多次以群眾舉報不實了結案件。2018年4月,根據群眾舉報,江蘇省環保廳查實該市濱海縣化工園區尚萊特醫藥化工、三甬藥業化學、永太科技、中正生化、世宏化工等5家化工企業以托運園區生活垃圾為名,非法傾倒並填埋化工廢料,並已從該區域挖出化工廢料和受汙染土壤近400噸。
特別是鹽城市對中央環保督察交辦問題查處不力。2016年7月至8月,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後,先後兩次交辦輝豐農業公司汙染問題,但鹽城市在查處過程中避重就輕,僅就企業環境管理提出整改要求,未對非法填埋危險廢物等問題開展針對性調查,導致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
危廢處置能力不足問題突出
督察發現,包頭市危險廢物處置中心是內蒙古西部地區最大的危險廢物處置企業,但該企業自2011年建成後一直無法運行,當地未采取有力措施推進整改。2016年7月,中央環保督察組專門指出這一問題,並要求地方攻堅克難,切實加快問題解決。為此,內蒙古自治區督察整改方案將其作為重要整改任務,明確要求2017年12月底前完成整改,但截至目前該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溫嶺市非法掩埋生活垃圾,汙染嚴重,影響惡劣。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期間,先後兩次交辦溫嶺市城東街道雞鳴寺廊沿河大量垃圾違規堆放和臭氣擾民問題,溫嶺市雖然及時組織整改,但在未完成垃圾清運,且群眾仍在不斷舉報情況下,即上報整改辦結,工作不嚴不實。現場督察發現,在清運垃圾過程中,當地沒有加強協調監管,對企業偷工減料行為查處不力,導致約5000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掩埋,造成環境汙染。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一些地方非法轉移傾倒危險廢物的問題突出,一方面是由於環保督查力度不斷加大,環境稅征收,一些企業為逃避處罰和減少成本,想方設法通過非法手段轉移危險廢物。另一方面是由於危險廢物處置能力不足。危險廢物處置的地方不均、品種不均、能力不足。“除了加大打擊力度外,更需要地方加大危險廢物的處置能力建設。”生態環境部土壤環境管理司副司長周誌強說。
廣東省環境保護廳副廳長李暉在約談會上反映,“有些危廢處置企業將處置價格提到每噸2萬元,加大了違法者的沖動。而對於危廢處置價格,按照國家規定是應當受到政府部門監控的,現在這項政策落實不到位。”
生態環境部約談要求,廣州、江門、東莞、連雲港、鹽城、包頭、溫嶺等7市壓實責任,狠抓落實,在推進具體問題整改的同時,不斷強化長效機制建設。按要求制訂整改方案,並在20個工作日內報送生態環境部,抄報省級政府。
參加約談會的官員名單:
矽谷的獨角獸數量增長正在放緩,已經存在的獨角獸企業獲得了大量的風投資金,這導致一些企業估值被高度放大。而高企的利率和市場重回波動的經濟大背景正在沖擊著矽谷的科技泡沫。
近期Villanova商學院教授KeithWright向行業發出警告:“矽谷科技泡沫幾年前就已經達到了頂峰,接下來就是走下坡路。”
Wright教授認為,投資獨角獸的很多風投即將面臨重大的損失,因為獨角獸的估值過高。根據PitchBook截至5月15日的數據,2014年的時候,美國獨角獸新增數量是42個,到了2015年這一數量達到了43個,而之後新增獨角獸數量就再也沒有達到這一水平。2017年,美國新增獨角獸數量為33個,今年預計這一數字將驟減至11個。
截至今年2月底,全球獨角獸總數為279家,Wright教授認為,這已經達到了頂峰。根據另一份美國國家經濟研究辦公室發布的報告,獨角獸目前的估值平均被高估了50%。這份研究報告由BritishColumbia大學的WillGornall教授和斯坦福大學的IlyaStrebulaev教授共同撰寫,他們在針對135家獨角獸公司進行調查後發現,大約有一半獨角獸的估值應該少於10億美元。
目前的一大趨勢是獨角獸企業並不急於上市。在1999年,科技企業在上市前的平均年齡是4年,而今天上市前的平均年齡達到了11年。出現這種差異的最大原因是私募資本的泛濫,這些新進者包括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
更重要的是,這些投資人的目標並不是為了讓獨角獸盈利,而是讓獨角獸的用戶基數變大。另一方面,新的監管規定能夠讓一些股東獲得更多的投票權,這些權益包括對資產以及分紅的權益,這也推升了獨角獸的估值。去年上市的Snap不願意給到股東這些投票權,結果是其IPO之後的股價跌得很難看。
研究人員相信,目前獨角獸的價值評估體系默認獨角獸的所有股票價值都是按照最新發行的股票價值來計算的,這是導致獨角獸整體估值偏高50%的主要原因。而且新的監管規定允許公司在上市前擁有遠遠超過正常數量的股東數,這也意味著企業不用IPO,通過多輪融資就能夠快速地把估值做大,反過來可以再向投資人要更多的錢。
從2014年至今,美國新上市公司的數量分別為275家、170家和105家,這些數字都遠低於2012年的水平。根據佛羅里達Warrington商學院教授RayRitter的統計,在去年新上市的企業中,有76%的企業未盈利就上市,這一水平接近2000年互聯網泡沫時代的水平,當年未盈利上市企業的占比超過80%。
不僅如此,私募市場正在受到目前全球資本市場波動的影響,比如當利率高企使得借貸成本過高的時候,這也將波及所有燒錢速度快過掙錢速度的企業。筆者認為,十億美元的獨角獸並不是經濟安全的象征,恰恰相反,它預示著市場上彌漫著估值過高的風險。
去年以來在美國上市的幾家具有代表性的獨角獸企業的股價目前都不盡如人意。比如去年3月上市的Snap,上市首日股價飆漲44%,不過比起17美元的發行價,現在股價跌到了11美元;另一家高估值的獨角獸BlueApron股價比起去年6月上市時的發行價10美元,目前已經跌到了僅3美元。
企業IPO之後的股價下跌,往往是由於二級市場和一級市場的估值不匹配導致的。《華爾街日報》研究發現,已經上市的獨角獸公司,如果在上市兩年內仍未盈利,那麽公司股價將出現斷崖式的下跌。
不過矛盾的是,這些獨角獸公司並不是停止燒私募資本的錢,選擇上市就能一勞永逸的。如果成長了十年的企業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即使上市了,前景也很暗淡。因為要知道,大型的科技公司已經能夠很快地采用新興技術,同時又能保證已有的競爭優勢。過去這些大公司如果需要花上十年時間進行技術的更叠,現在這一時間段大大縮短了。這也意味著,一旦大公司發展起顛覆性技術,那麽獨角獸能玩的空間就很小了。
所以現在在思考獨角獸上市的問題時,需要問對兩個問題:首先是它們最後一輪融資是在什麽時候?其次是它們是否成功地產生了利潤?增長率又是多少?
筆者認為,不管怎樣,市場的價值評估體系是非常公平的,獨角獸的估值是否偏高,很快就會被市場檢驗出來。
在“唯規模論”的年代,中國房地產行業飛馳電掣站在時代的風口。自2015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步入有史以來最瘋狂的一輪上漲,此輪牛市已然在一二三四線城市之間輪動著漲了整整三個年頭。
三年狂歡,已然讓人們習慣了歌舞升平而忘記了海平面下潛藏的冰山,直到它露出崢嶸的一角。
“我們要求每年的增速是100%,所有人都在迎著壓力追求規模。”一位房企高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的確,在過去的兩三年時間內,規模成為地產大佬們較勁的角鬥場,“DOUBLE”成為他們的口頭禪——誰無法做到翻倍,就不足以在行業里占據一席之地。這使得翻倍增長這種原本常見於小企業身上的戲碼,卻在中國巨無霸房企身上頻繁上演。
但是,真正的車手都明白一個道理:過快的速度之下,再可靠的賽車都有可能暴露於失控的風險之中。同理,對於速度的迷戀也曾讓無數企業家和商業帝國轟然倒塌。
“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當行業步入新一輪調整周期,是時候對過往的瘋狂進行一番反思。
施工進度趕不上銷售速度
若說過去三年最讓開發商們稱道的數據是什麽,那必然是“銷售金額”無疑,因為在它的光環之下,其他數據都顯得黯然失色。
以億翰智庫的統計數據為例,2017年TOP100房企總銷售金額74390億元,較2016年TOP100房企的51618億元同比增長44%。然而同期上市房企營業收入TOP100營收總額為3.35萬億元,同比上漲16%,且增速較2016年的28%明顯下降。(雖然TOP100房企的統計樣本有所不同,但考慮到國內100強房企中多數為上市公司,數據的對比具有較強的參考意義。)
鑒於房地產行業的預售制度,已售商品房中唯有交付使用部分才可以計入營收。按照一般邏輯,營收增長幅度應與銷售增長幅度存在高度相關性和一致性,但過去兩三年中,房地產企業營業收入增長幅度明顯滯後於銷售增長幅度,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工程施工跟不上銷售的節奏。
“對於地產商發展而言,通常有兩個杠桿。一個是財務杠桿,一個是經營杠桿,在財務杠桿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地產商都開始通過增加經營杠桿來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規模。”北京貝塔咨詢中心合夥人、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杜麗虹告訴記者。
對於經營杠桿而言,很重要的就是加快周轉,即提升施工進度以與銷售進度相匹配,以實現資金的更快回流。因此,許多房子都將快速開發快速周轉奉為制勝寶典之一。
過去,萬科曾經是以周轉取勝的代表,而如今,這方面的標桿當數碧桂園。在碧桂園的項目管理體系內,要求三四五線城市新獲取項目原則上均按照“456”原則進行操作,即4個月開盤、5個月資金回正、6個月資金再周轉。
快速周轉給碧桂園帶來了業績的激增。2017年碧桂園合約銷售額5508億,一躍成為國內最大的地產開發企業。不過,隨著該公司規模的擴大,局部區域和城市在追求速度的進程中逐漸暴露出意料之外的問題。
7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人民政府官方微博稱,7月26日23時至24時,六安城區降雨量達70毫米/小時,短時風速7級左右。23時40分許,金安區碧桂園·城市之光建築工地發生一處圍墻和活動板房坍塌,造成6人死亡、10人受傷的重大安全事故。
在此之前的6月24日,該公司上海奉賢項目發生的坍塌事故造成多名人員傷亡,並被安監部門認定為生產安全責任事故。根據安監部門報告,該項目“存在任意壓縮工期,隱瞞危險性較大的工程不上報”等違規行為,對事故發生負有責任,建議給予行政處罰。
曾經,依托於工程進度的高周轉是碧桂園傲視行業的核心競爭力,但隨著潛藏的問題浮出水面,該公司已開啟了內部整改和反思。日前,碧桂園發布通告稱,正要求全國數百個在建項目停工整頓。
對於發生事故的上海區域,碧桂園也作出了“上海區域內項目全部主動停工整頓,全面排查,完善安全管控措施;上海區域及項目管理團隊深刻反思,積極配合政府調查事故原因,協助後續處理;暫停該項目總承包單位中天三公司、監理單位相關投標資格,責令總包、監理單位立即更換該項目負責人,並對相關責任人作嚴肅處理”等整改和處罰措施,以防範事故的再次發生。
如果說事故是高周轉擴張負面影響中的極致案例,那麽快速擴張所帶來的房屋質量低劣引發的維權事件,則是房地產行業當下的普遍現象。
在北京,龍湖長城源著因為精裝修問題同樣引發業主維權,曾經的“豪宅專家”,在今年以來陷入多次維權困局。在成都,日前更是爆發業主集體維權行動,幾百名業主出現在成都房管局門口進行維權,包括中海、華潤、萬科等品控水平較高的地產商遭到業主控訴。
早在今年6月末,成都多位業主前往中海錦江城,因為得知該樓盤有領導視察,希望將投訴材料交給相關部門領導。央企華潤也面臨類似局面。華潤龍灣禦府在面臨業主裝修維權後,部分業主投訴到市房管局等渠道,但華潤方面沒有進行任何聯系;又在後期投訴到了中央巡視組、房管局、市建委,之後華潤3個樓盤業主進行聯合維權。
“最近兩年地產的規模擴張讓很多地產商都忽視了產品打造,很多新產品質量甚至沒有之前好,其他行業的產品是一代一代升級,可是地產行業的產品卻出現很多降級。”一位地產高管告訴記者。
事實上,在房地產企業內部最擔心的時刻便是樓盤交付階段,因為銷售口的同事天花亂墜一番承諾後,到交付環節許多細節無從兌現,從而引發房企在業主中間的信任危機。
如果說,房屋質量和房企規模構成一對隱喻,那它體現了這個行業極致的兩面性。在悲觀者看來,規模的發展出現巨大的泡沫,無論多麽膨脹都無法掩飾產品的空虛。而在樂觀者看來,發展過後總是脆弱,這是高速發展必然的代價。
杠桿擴張埋下財務安全隱患
作為最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房地產在高速擴張的進程中,離不開資金方的支持和匹配。因此,在極致的經營杠桿之外,房企的財務杠桿往往也會用到極致,其資產負債率在行業規模擴張的同時不斷上行,已經達到了2005年以來的最高點。
Wind數據顯示,2017年A股136家上市房企負債合計超過6.58萬億元,同比增長34%,平均負債率達到79.1%。136家房企中,有35家資產負債率超過80%紅線,占比接近26%。
即便扣除房地產企業流動負債中包含預收賬款這一科目的因素,行業的實際負債水平仍然處於較高的狀態之中。億翰智庫采用“凈負債率”這一指標度量上市房企的債務水平,顯示“2017年,上市房企整體平均凈負債率達到79.43%,較2016年同比上漲19.42個百分點”。
比如7月6日晚間,金科地產披露其2018年度累計新增借款情況,顯示截至 2018年6月末,公司合並口徑下(下同)借款余額為781.49億元,較2017年末借款余額 677.16億元增加104.33億元,增加金額占2017年末經審計的凈資產223.66億元的 46.65%。激增的債務,讓金科負債率不斷提高,截至2018年3月31日,金科負債率86.22%。
負債比率上升,房地產行業整體債務總額也水漲船高,償債壓力逐漸顯現。據申萬宏源統計,包含公司債、企業債、中期票據及定向工具的地產產業債務,2018年全年到期量總計為1949億元,其中三四季度為到期高峰,到期量分別高達932億、698億元。接下來2019年、2020年到期量更加龐大,每年增量都在1000億以上。
償債高峰到來,然而新的融資卻略顯青黃不接。同策研究院數據顯示,2018年5月40家典型上市房企完成融資金額折合人民幣共計451.17億元,環比4月的769.12億元減少了41.34%,融資總額創近1年(2017年5月至今)來最低,情況實在不容樂觀。
外部融資環境收緊和市場下行的雙重壓力下,開發商手頭寬裕的局面開始發生改變,很多企業都開始加速自己的周轉和回款,現金流成為房企最大的痛點。“我們項目要求保現金流和回款,即便最後測算項目收益為負,我們都會考慮先銷售。”一位TOP10地產商高管在一次閉門會議上告訴記者。
恒大是打響降價促銷第一彈的房企,早在今年3月,恒大就宣布將開始最高8.8折優惠的賣房活動。為了保證銷售,恒大當時在內部實行“全民營銷”,各個區域要求員工帶自己的親戚朋友參與看房。“這是恒大一貫的做法,一般資金吃緊就會選擇降價促銷,開始走量。”一位地產城市總評價。
在周期的調控下,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在面臨暴風雨的考驗。不久前,一家TOP30房企被曝出旗下投資公司針對在職員工以基金購買形式推出一個投資產品。最低100萬,每次增加50萬,利率18%。而購買300萬以上,利率20%,每季度結息一次。
“即便外部融資,房企的信托成本也會超過15%,這家房企我們嘗試幫他們融資,但是資方還是很謹慎,不願意出錢。”一位金融人士告訴記者。
資金鏈的危機正悄然逼近,留在資金壓力大的房企手中的牌已然不多。7月,華夏幸福公告,與平安資管於2018年7月10日簽訂《股份轉讓協議》,約定華夏控股通過協議轉讓方式,向平安資管轉讓58,212.45萬股公司股份,占公司總股本的19.7%。轉讓價格確定為23.655元/股,較上一日收盤價24.9元折讓5個點,轉讓價款共計137.7億元。
本次權益變動前,華夏控股與一致行動人鼎基資本合計持有華夏幸福184289.31萬股,持股比例為62.37%。權益變動後,華夏控股及鼎基資本持股比例為42.67%,平安資管持股比例為19.88%。從交易價格看,23.655元的成交價,雖然僅比上一日收盤價折讓5%,但相對於華夏幸福年內高達近45元/股的價格而言,顯得十分便宜。
這意味著,華夏幸福的大股東失去絕對控股權。此前,平安入股碧桂園、旭輝,占比均為10%左右,且均是房企通過增發新股方式讓平安入場。華夏幸福的股權直接轉讓,被市場解讀為其資金緊張的表現之一。
“平安的資管計劃有退出時間,我們一段時間股價下跌,就是因為平安的資金退出。”綠地控股董事長、總裁張玉良此前同記者交流時曾提到。
杜麗虹也表示,資金從來不雪中送炭,只有錦上添花。“我們統計發現地產公司有58%的債務需要續借。”但當下的宏觀金融環境下,房企續借債務並不容易。多位金融人士告訴記者,上述地產商因為較高負債,目前資方均持有謹慎態度,對於上述地產商而言再融資難度進一步增加。
高增長背後潛藏的管理失控
房地產企業擴張的負面影響中,還有一個因素是容易被外界所忽略的,那便是企業內部管理問題。事實上,當市場急速狂奔之際,許多公司根本無暇在內部管理上下功夫,從而導致亂象叢生。
“我們公司招人門檻越來越低,快速發展很多項目總根本沒有足夠經驗,明顯讓項目管理出現失調。”一位TOP30房企中層告訴記者。
據悉,規模擴張過後,行業人才缺口巨大。每個地產商進入一個新城市,就開始瘋狂招聘同行,可是目前主流房企合適的職業經理人有限,因此讓招聘越來越難。
一家房地產企業城市負責人表示,自己作為城市公司董事長被委派到所負責的城市之時,包括他一共去了兩個人,另一人是財務。“連辦公室掃地都是自己上陣。”
尷尬的並非高管,人力資源負責人的壓力更大。“挖人都要升兩級,不到一年人就走了。”一位人力總告訴記者。
專業人才青黃不接,使得房地產企業只能到處挖人,人力成本大幅攀升。地產人網發布的《中國房地產行業薪酬數據報告》顯示,薪酬總額領漲的前十名中,以中小房企的身影居多。而若將維度聚焦在15家重點房企上,融創中國和華夏幸福的漲幅最高和次高:華夏幸福薪酬總額漲幅為70%,融創中國則高達181%。其中,華夏幸福的薪酬漲幅已連續三年保持50%左右。
專業人才不足必然導致公司許多環節業務水平的直線下降,但更讓公司頭痛的是,營銷、投資條線人才流動巨大,進一步帶來管理難度的增加,因為這兩條線的尋租和貪腐空間最大。
據了解,許多房企的內審部門都會查出營銷條線侵吞公司財產,而且屢禁不止。“一個項目營銷總直接貪了6000萬,我們的項目土地價格只有隔壁項目一半,利潤率至少有60%,但是最後測算只有正常的利潤水平。因為那個營銷總貪汙太多,我們直接報案。”一位地產總裁透露。
“我們商業地產總經理離職的原因就是因為貪汙,他向每個品牌要回扣,才可以入駐商場。”一位TOP30地產高管告訴記者。
不過,鑒於人才匱乏,即便是很多有汙點的職業經理人,依舊可以換一家公司接著幹。“我們知道這位營銷總之前的貪汙,但是用人要辨證,這個階段我們就需要狼性的人。”一位地產總裁顯得頗為無奈。因為行業人才缺口大,即便是出現不良記錄的職業經理人,很多地產商依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搶著錄用。
越是浮華的所在,越是光怪陸離。房地產猶如一片燃燒的荒原,在集體的理性被擊穿後,在這個由金錢主導的名利場里,每天都在發生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件,質量問題、茶水費現象屢禁不止。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馬克思曾說:“如果能獲得300%的利潤,資本家就敢冒被殺頭的危險。”
對於這個行業的一些人而言,就希望在規模擴張的爆發期撈上一筆,然後上岸。無論是審計多麽嚴格,依舊無法阻止房企內部尋租的發生。
“房企不應該只看當年銷售情況,而是要關註可持續發展,保證規模、效率、財務等多方面的協同,才能保障未來的可持續性。”北京貝塔咨詢中心合夥人、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杜麗虹說。
不久之前,一家TOP3房企旗下二級子公司在獨立運營並快速擴張後,最終面臨管理失控的困局,而不得不把其中一半的項目劃到其他平級的子公司名下。
在行業過冬之際,企業會變得更加註重內功的修煉。也許,“唯規模論”已經暢行三載之後,終於走到了需要被修正的時間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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