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安理會於2016年11月和2017年3月先後通過決議,呼籲各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將於5月14~15日應邀在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些都表明聯合國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視。
就“一帶一路”倡議的話題,聯合國副秘書長兼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下稱“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執行秘書沙姆沙德·阿赫塔爾(Shamshad Akhtar) 日前在北京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接受了第一財經專訪,她表示,聯合國亞太經社會能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特定作用,其參與“一帶一路”的一個舉措是探討“一帶一路”如何加速和強化一些已有的次區域倡議。
曾在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擔任高級職務的阿赫塔爾,有在國際組織和開發機構豐富的任職經歷。目前,她格外關註“一帶一路”下六大經濟走廊的建設,認為雖然有的走廊是雙邊項目,但仍然能令多方受益。
比如,對於中巴經濟走廊,來自巴基斯坦的阿赫塔爾有自己的觀察。她強調中巴經濟走廊不僅是中巴兩國受益,同時能讓阿富汗和中亞國家受益。
阿赫塔爾強調:“一旦雙方有共同的利益,無論面臨怎樣的困難和複雜性,都會自動產生可以談判的合作空間。中國和其他的合作夥伴將能夠探索出符合實際需要的有效走廊。”
沙姆沙德·阿赫塔爾
“一帶一路”推動已有次區域合作
第一財經:您如何理解“一帶一路”倡議?
阿赫塔爾:“一帶一路”倡議廣受歡迎,一些“走廊”的開發已經啟動,但因為“一帶一路”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多個行業,可能覆蓋其他的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倡議,比如在亞洲就有東盟共同體,它的目標也是實現同樣的事情。
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參與“一帶一路”的一個舉措就是探討“一帶一路”如何加速和強化一些已有的次區域倡議。例如,如果要開發的交通網絡專註於解決東盟地區的公路或鐵路缺失環節,走廊開發將腹地聯通至港口,在這個過程中,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就能發揮特定的作用。
首先,我們能夠接受“一帶一路”參與國和中國的委托來進行分析工作,從多邊的角度提供獨立建議,包括如何推動“一帶一路”的多邊合作,如何在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的平臺上進行雙邊和多邊合作的談判。
其次,我們有交通、能源、通信、貿易與投資等不同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能夠共同推動“一帶一路”。“硬”基礎設施外,我們還會加強政策等“軟”基礎設施的聯通,各國也需要作出相應的政策改變。比如,減少關稅壁壘將促進中國和“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經濟增長,采用電子跨境貿易協定能夠減少貿易的時間和成本。有了這樣互聯互通的“走廊”才能將經濟效益最大化。
雙邊經濟走廊令多國受益
第一財經:“一帶一路”率先受益的國家是東南亞和南亞。您在聯合國工作,如何評估這些地區的國家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中國應該更關註合作夥伴的哪些需求?
阿赫塔爾:第一,大家都對“一帶一路”倡議很興奮,因為所有國家都能從“走廊”的開發中獲得發展。整個“一帶一路”有六個經濟走廊,即使只聚焦於一個“走廊”的發展,也不意味著只有這個國家能獲益,更多的國家能自動得到幫助。比如中巴經濟走廊,它不僅令中國和巴基斯坦受益,實際上會幫助像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等內陸國家利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出海。
第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加強某些要素是很重要的,例如,在進行某項基礎設施項目時,我們必須尊重項目的社會環境保障,同時還應該著眼於與“走廊”相關的有利環境和政策,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優勢。
第三,建設“一帶一路”不僅僅是鋪設道路網,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的聯通,要有信息通訊連接和沿經濟走廊的工業化,這樣可以在道路網上獲得更高的使用頻率。
我認為我所代表的聯合國亞太經社會是一個中立的平臺,它不偏袒任何國家。在我們的平臺,我們已經在亞太地區的多區域合作和一體化方面進行過多次討論,那不是“一帶一路”,是已有的區域合作和一體化,所以我們正在開展的是與亞洲互聯互通有關的工作。我們目前正在促進東盟地區電網的聯通,“一帶一路”倡議很重要的作用是參與國對一些區域倡議的參與更加緊密了,因為“一帶一路”對一些已有次區域一體化倡議的推動增強了參與國的信心。
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的工作也同樣適用於所有60個國家,“一帶一路”成員與聯合國亞太經社會成員高度一致,我們可以協同中國建立合作夥伴關系來推動“一帶一路”具體政策的落地。可以通過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的平臺來推動政府間會議討論“一帶一路”,也能增強參與國對“一帶一路”建設的信心。但這並不是說聯合國亞太經社會將代表中國政府,我們會進行獨立的分析,並且邀請各方參與討論。
瓜達爾港
前期調研與風險評估十分必要
第一財經:您是巴基斯坦人,您怎麽評估中巴經濟走廊?有人認為風險太高,有人認為中巴經濟走廊的實踐難以複制到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阿赫塔爾:事實上這里涉及到幾個問題。
首先是中巴經濟走廊是否可複制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印是亞洲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巴基斯坦有著長期堅固的合作關系,但同時,印度與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和斯里蘭卡等區域內國家也有長期合作關系。所以我不認為有什麽不對的,因為“走廊”將是特定優勢的發展,但也涉及複雜的交易。這體現了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尤其是當你面對一個複雜而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時。
很明顯,對於任何雙邊項目,巴基斯坦和中國有充分的時間評估其經濟價值,適當的前期調研與風險評估十分必要。我們聽到絲路基金、渣打銀行都強調增加金融支持的重要性。我並不具體了解中巴經濟走廊的細節,但我確信巴基斯坦政府需要對中國和其他參與走廊建設的機構作出承諾和保障,從而獲得走廊建設的融資。
至於可複制性,我認為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很多國家和巴基斯坦一樣,都面臨能源基礎設施短缺的問題。所以很多國家都非常渴望得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一旦雙方有共同的利益,無論面臨怎樣的困難和複雜性,都會自動產生可以談判的合作空間。我認為中國和其他的合作夥伴將能夠探索出符合實際需要的有效“走廊”。
全球多個國家12日遭受一種勒索軟件的攻擊,受害者包括中國一些高校和英國多家醫院。據了解,這種勒索軟件是不法分子利用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網絡武器庫中泄漏出的黑客工具。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網絡安全公司360首席安全工程師鄭文彬稱,電腦被這種勒索軟件感染後,其中文件會被加密鎖住,支付黑客所要求贖金後才能解密恢複。據悉,勒索金額最高達5個比特幣,目前價值人民幣5萬多元。
據鄭文彬介紹,中國此次遭受攻擊的主要是教育網用戶。這種勒索軟件利用微軟“視窗”操作系統445端口的漏洞,國內一些網絡運營商此前已封掉了該端口,但教育網並未設限。微軟此前已發布相關漏洞補丁,但一些沒來得及更新的電腦就會被攻擊。鄭文彬說,此次傳播的病毒以代號ONION和WINCRY的兩個家族為主,監測顯示國內首先出現前者,後者在12日下午出現並在校園網中迅速擴散。
英國多家醫院的網絡當天也受到攻擊,有醫院因此取消手術,用救護車將病人緊急轉往其他地方。英方稱罪魁禍首是惡意軟件“想解密”(又稱“想哭”)。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就此表示,這次襲擊不是專門針對英國,而是一場波及整個世界的網絡襲擊的一部分。
西班牙國家情報中心12日證實,西班牙多家公司遭受了“大規模”的網絡黑客攻擊。該國電信業巨頭西班牙電信總部的多臺電腦陷入癱瘓。
俄羅斯網絡安全企業卡巴斯基實驗室12日發布一份報告說,當時已發現全球74個國家和地區遭受了此次攻擊,實際範圍可能更廣。該機構說,在受攻擊最多的20個國家和地區中,俄羅斯所受攻擊遠遠超過其他受害者,中國大陸排在第五。
卡巴斯基強調,這次網絡攻擊所用的黑客工具“永恒之藍”,來源於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網絡武器庫。今年4月,黑客組織“影子經紀人”在網上披露一批美國國安局的黑客工具,其中就包括這個漏洞工具。
美國國土安全部12日發表聲明稱,已獲悉上述勒索軟件影響全球多個實體。但是,聲明除介紹勒索軟件的定義、微軟已針對這個漏洞發布補丁、提醒用戶應安裝補丁外,沒有說明更多情況。
今年3月,“維基揭秘”網站披露了一批據稱是來自美國中情局的黑客工具,批評中情局對其黑客武器庫已經失控,其中大部分工具“似乎正在前美國政府的黑客與承包商中未被授權地傳播”,存在“極大的擴散風險”。
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主辦的國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臺(CNVD)曾在4月16日發布公告,對國外黑客組織--影子紀經人(Shadow Brokers)披露的多款攻擊工具進行了通報和預警。而此次爆發的勒索病毒“永恒之藍”僅僅是其中一種,針對445端口的漏洞攻擊工具,還有“永恒浪漫”(ETERNALROMANCE)“翡翠纖維”(EMERALDTHREAD)“永恒冠軍”(ETERNALCHAMPION)等總共7個。安全工程師鄭文彬解釋,簡單來說這些攻擊工具就是黑客組織將美國安全局的網絡攻擊武器給披露出來了,它本來是針對特定目標的武器,但上個月國外的黑客組織就把這個武器給披露出來了,這樣所有人都可以去看和用這個武器。
原本被當做武器的工具遭遇泄露,然後制作成蠕蟲病毒,威力可想而知。但是專家分析此次國內高校校園網、教育網成為主要攻擊目標,445端口未封閉也成為主要原因之一。有分析指出,微軟視窗系統的445端口是一個毀譽參半的端口,有了它我們可以在局域網中輕松訪問各種共享文件夾或共享打印機,但也正是因為有了它,黑客們制作的各種病毒也有了快速傳播的機會。
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出名的“震蕩波”病毒及後續變種就曾利用445端口進行過大面積攻擊,傳播速度甚至超過了2003年肆虐全球的“沖擊波”病毒。為了在最短時間內把免費的病毒專殺工具送到用戶手中,當時北京市公安局等還聯合安全公司發放50萬張免費的應急救援光盤。2006年肆虐全國的熊貓燒香蠕蟲病毒,也是通過攻擊445端口在局域網內瘋狂傳播。
根據國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臺(CNVD)秘書處普查的結果,互聯網上共有900余萬臺主機IP暴露445端口(端口開放),而中國大陸地區主機IP有300余萬臺。
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表示,目前,安全業界暫未能有效破除該勒索軟的惡意加密行為,用戶主機一旦被勒索軟件滲透,只能通過重裝操作系統的方式來解除勒索行為,但用戶重要數據文件不能直接恢複。
我們春節後在各地調研中遊行業後發現一個普遍現象:大企業經歷了行業集中度提升和資產負債表修複之後,產能利用率上升但是資本支出意願下降,這和2010-11年的大規模擴產能形成反差。
我們接著分析了中遊行業的A股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財報數據後發現:行業集中度提升之後,企業的資本支出增速下降可能是周期行業的共同歸宿。
但是,關於中國的周期行業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未來,我們仍有很多未知:
-過剩產能的市場化出清、行業集中度從提升到穩定的過程需要多久?
-成為剩者為王的行業在資本支出和研發支出上有什麽特征?
-產能利用率提升是產能周期開啟的標誌嗎?
站在宏觀的角度上,產能過剩行業正在經歷的出清是中國經濟轉型的縮影。雖然過程有起伏,但整體上中國經濟正在從重資本、重投資、政府導向的舊模式向重技術、重消費、市場導向的新模式轉型。
研究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周期行業和他們的未來,我們自然想起了30多年前經歷過類似工業轉型的美國和日本。了解美日過剩產能出清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對中國周期行業的未來做出大方向上的判斷。
上世紀80年代之後,內外困境迫使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經歷了漫長的產能出清。在此期間,雖然並購重組加速了行業出清,但行業的集中度從提升到穩定前後經歷了近20年。
在美國化工業的產能出清過程中,產能利用率回升並不是產能新周期開啟的標誌,實際上兩者前後差了5年。而日本鋼鐵業數據表明在淘汰產能剩者為王的過程中,企業對用於技術升級的研發支出的重視,超過了用於新設備廠房的資本支出。
日本1980年代鋼鐵去產能
日本鋼鐵行業的興衰與經濟增長相伴而生,伴隨神武景氣、巖戶景氣、伊奘諾景氣的連續三次“合理化運動”,日本鋼鐵業在短短三十年間就站上了世界巔峰。然而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日元實際有效匯率短短7年間就從1971年的59快速升值到1978年的110。1973年,日本GDP增速(不變價)從10%高位回落,1974年GDP就成了負增長。
連續的內外部沖擊沈重打擊了鋼鐵業的需求,鋼鐵行業面臨著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產能過剩。以產量為標準,日本鋼鐵行業的巔峰出現在1973年,粗鋼產量達到1.2億噸,占世界比重達到17%,此後日本鋼鐵產量開始出現下滑。
為應對產能過剩的狀況,日本政府適時地推行“減量經營”政策,這是制造業從戰後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高附加值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轉折點。對於鋼鐵等原材料工業,除了生產合理化外,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及各種限制措施來削減其生產能力,比如企業關停、破產、兼並、裁員等。日本鋼鐵工業從業人數和企業個數相繼在1970年、1975年之後出現了大幅下滑。
1975年後日本鋼鐵工業企業個數大幅下降,但鋼鐵行業的集中度(CR4)並沒有出現提升,相反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可見在產能過剩的初期,行業主要面臨的還是去產能的壓力,此時大型鋼企面臨的轉型壓力更大,直接表現為產量的大幅下滑,日本前四大鋼鐵公司產量由1973年的8420萬噸銳減至1983年的5900萬噸,降幅為29.9%,而同期日本粗鋼產量的降幅只有16.6%。1975年-1990年,日本大型鋼企去產能的幅度遠超過小企業,因此行業集中度在這一時期不升反降。
20世紀90年代,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加上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經濟陷入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實際經濟增長降至1.0%。此時的日本鋼鐵業進入產能出清的加速期,在90年代日本內需不足的情況下,日本鋼鐵業通過進一步合並工廠集中產能,以及對生產設備進行集約化改造,在共享能源資源、優化利用運輸基礎設施,以及鋼廠之間互用副產物廢料等方面,有效地發揮協同效應,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大大增強。
2000年前後日本鋼鐵行業掀起了兼並重組的浪潮,隨著日本鋼管(NKK)與川崎制鐵合並為日本鋼鐵工程公司(JFE),新日鐵和住友金屬合並為新日鐵住金,日本鋼鐵行業集中度快速上升。2000年之後,經過企業中長期的並購重組、優勝劣汰等方式淘汰落後產能,大型鋼企盈利改善,行業利潤率明顯提高。鋼企通過並購重組和全球化實現階段性擴張,日本鋼鐵行業的集中度(CR4)在2000年之後出現了顯著的提高,逐漸形成剩者為王的格局。
與此同時,日本鋼鐵行業集中度提升的過程中,行業資本支出(CAPEX)的增速和單位產出的CAPEX卻開始下滑,說明日本鋼鐵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和生產效率有所提升。另一方面,CAPEX的下降速度超過R&D支出的下降速度,說明企業在優勝劣汰、剩者為王的過程中,對R&D投入的重視超過了CAPEX投入。
美國1980年代重化工去產能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了美國經濟長達十年的滯脹,在1970―1980年的十年間,美國財政赤字劇增,通脹快速上升,美國1975年的實際工業生產總值相比1973年下降了14%。
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和歐洲的出口保持了相對高速增長。日本工業進行了產業調整,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日本對美國工業品出口大幅增加,全面沖擊了美國工業。西歐戰後重建,到了1979年歐共體的GDP已超過美國。由於西歐、日本的崛起,20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出現經常賬戶大額逆差。
一面是迅速擴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另一面是油價上漲的輸入性通脹,7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經歷了兩次嚴重的產能過剩,第一次主要集中在鋼鐵工業,第二次在傳統重化工業。初級金屬、化工業等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在1982-83年大幅下降,達到二戰之後的最低點。
當時美國政府主要依托市場調節機制化解產能過剩。1980年以後,里根政府采取減少國家對企業幹預,奉行“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
1980-85年,美國通過降低通脹率,大幅度減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縮減政府開支,通過創新驅動產業發展化解產能過剩,重視產業競爭力提升,鼓勵企業加快兼並重組,依托市場調節作用化解產能過剩。
1985-90年,美國掀起了經濟史上的第四波並購潮,加上里根經濟學一系列政策的推動,化工行業兼並重組也相當活躍,一些生產效率低和過時的工廠倒閉,重化工制造業產能過剩逐漸緩解。
1981年,杜邦公司以80億美元收購大陸石油公司,完成了美國並購史上最大規模的合並,大陸-杜邦合並後的銷售額達到320億美元,成為美國第七家最大的企業和世界最大的化學企業。隨著並購重組的活躍,美國化工行業集中度自90年代起開始提升,化工行業競爭格局得到持續優化,企業利潤率也從80年後期開始持續改善。
和日本鋼鐵業一樣,美國化工業在集中度提升之後資本支出(不變價)及其增速在80年代開始下降。美國化工行業單位產出的資本支出在80、90年代大幅下降,由70年代的0.037美元下降到80年代的0.016美元。這是因為在並購後公司業務的協同效應下,企業資本支出的意願下降。
以杜邦公司為例,杜邦公司80%的產品原料是石油,收入的70%來自石油制品。石油危機直接導致杜邦的成本上升了36%。杜邦並購大陸石油後獲得了穩定的原料供應基地,使其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行業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資本支出下降。
盡管1982年美國化工行業的產能利用率開始反彈,但是一直到1987年化工行業的資本支出才開始反彈,前後相差5年。
以史為鑒:日美經驗給中國周期行業的啟示
從80年代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產能出清的經驗中我們發現,行業的集中度從提升到穩定經歷近20年,這意味著中國過剩產能的完全出清可能也不是短時間的過程。在市場出清的過程中,行業內企業的並購重組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行業集中度顯著提升。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都在過剩產能出清後形成剩者為王的競爭格局,並迎來了行業利潤的持續複蘇,但單位產出的資本支出和資本支出的增速雙雙下降,可能是周期行業的歸宿。
80年代的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經歷過的集中度提升、利潤修複和資本支出下降等現象,也發生在中國的周期行業去產能過程中。例如中國造紙行業的集中度(CR8)從2013年的78.5%提升至2016年的84.4%,利潤從3.41億元提高到45.87億元,但資本支出從90.2億元下降到68.5億元。中國化纖行業的集中度(CR4)從2013年的20%提升至2016年的40.5%,利潤從-5.63億元提高到 27.56億元,但資本支出從86.7億元下降到48.6億元。
借鑒美國化工業的出清和轉型歷史,在經濟發展模式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過程中,產能利用率反彈不是產能擴張的標誌,周期行業的產能新周期可能不會很快到來。1982年美國化工業的產能利用率就開始反彈,但一直到1987年美國化工業的資本支出才開始反彈,前後相差5年。同樣,現在的中國制造業經歷了資產負債表的修複和利潤的複蘇後,雖然產能利用率在提升,但產能沒有擴張。
日本鋼鐵業在淘汰產能過程中,企業更加重視用於技術升級的研發支出而不是用於設備廠房的資本支出,這也是從歷史角度看經歷一輪又一輪優勝劣汰最後剩者為王的企業的特征。在中國過剩產能出清的過程中,註重研發投入和產業升級的企業更有可能在行業殘酷的淘汰中生存下來,成為龍頭。
(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我們春節後在各地調研中遊行業後發現一個普遍現象:大企業經歷了行業集中度提升和資產負債表修複之後,產能利用率上升但是資本支出意願下降,這和2010-11年的大規模擴產能形成反差。
我們接著分析了中遊行業的A股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財報數據後發現:行業集中度提升之後,企業的資本支出增速下降可能是周期行業的共同歸宿。
但是,關於中國的周期行業特別是產能過剩行業的未來,我們仍有很多未知:
-過剩產能的市場化出清、行業集中度從提升到穩定的過程需要多久?
-成為剩者為王的行業在資本支出和研發支出上有什麽特征?
-產能利用率提升是產能周期開啟的標誌嗎?
站在宏觀的角度上,產能過剩行業正在經歷的出清是中國經濟轉型的縮影。雖然過程有起伏,但整體上中國經濟正在從重資本、重投資、政府導向的舊模式向重技術、重消費、市場導向的新模式轉型。
研究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周期行業和他們的未來,我們自然想起了30多年前經歷過類似工業轉型的美國和日本。了解美日過剩產能出清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對中國周期行業的未來做出大方向上的判斷。
上世紀80年代之後,內外困境迫使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經歷了漫長的產能出清。在此期間,雖然並購重組加速了行業出清,但行業的集中度從提升到穩定前後經歷了近20年。
在美國化工業的產能出清過程中,產能利用率回升並不是產能新周期開啟的標誌,實際上兩者前後差了5年。而日本鋼鐵業數據表明在淘汰產能剩者為王的過程中,企業對用於技術升級的研發支出的重視,超過了用於新設備廠房的資本支出。
日本1980年代鋼鐵去產能
日本鋼鐵行業的興衰與經濟增長相伴而生,伴隨神武景氣、巖戶景氣、伊奘諾景氣的連續三次“合理化運動”,日本鋼鐵業在短短三十年間就站上了世界巔峰。然而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日元實際有效匯率短短7年間就從1971年的59快速升值到1978年的110。1973年,日本GDP增速(不變價)從10%高位回落,1974年GDP就成了負增長。
連續的內外部沖擊沈重打擊了鋼鐵業的需求,鋼鐵行業面臨著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產能過剩。以產量為標準,日本鋼鐵行業的巔峰出現在1973年,粗鋼產量達到1.2億噸,占世界比重達到17%,此後日本鋼鐵產量開始出現下滑。
為應對產能過剩的狀況,日本政府適時地推行“減量經營”政策,這是制造業從戰後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高附加值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轉折點。對於鋼鐵等原材料工業,除了生產合理化外,政府通過行政指導及各種限制措施來削減其生產能力,比如企業關停、破產、兼並、裁員等。日本鋼鐵工業從業人數和企業個數相繼在1970年、1975年之後出現了大幅下滑。
1975年後日本鋼鐵工業企業個數大幅下降,但鋼鐵行業的集中度(CR4)並沒有出現提升,相反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可見在產能過剩的初期,行業主要面臨的還是去產能的壓力,此時大型鋼企面臨的轉型壓力更大,直接表現為產量的大幅下滑,日本前四大鋼鐵公司產量由1973年的8420萬噸銳減至1983年的5900萬噸,降幅為29.9%,而同期日本粗鋼產量的降幅只有16.6%。1975年-1990年,日本大型鋼企去產能的幅度遠超過小企業,因此行業集中度在這一時期不升反降。
20世紀90年代,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加上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經濟陷入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實際經濟增長降至1.0%。此時的日本鋼鐵業進入產能出清的加速期,在90年代日本內需不足的情況下,日本鋼鐵業通過進一步合並工廠集中產能,以及對生產設備進行集約化改造,在共享能源資源、優化利用運輸基礎設施,以及鋼廠之間互用副產物廢料等方面,有效地發揮協同效應,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大大增強。
2000年前後日本鋼鐵行業掀起了兼並重組的浪潮,隨著日本鋼管(NKK)與川崎制鐵合並為日本鋼鐵工程公司(JFE),新日鐵和住友金屬合並為新日鐵住金,日本鋼鐵行業集中度快速上升。2000年之後,經過企業中長期的並購重組、優勝劣汰等方式淘汰落後產能,大型鋼企盈利改善,行業利潤率明顯提高。鋼企通過並購重組和全球化實現階段性擴張,日本鋼鐵行業的集中度(CR4)在2000年之後出現了顯著的提高,逐漸形成剩者為王的格局。
與此同時,日本鋼鐵行業集中度提升的過程中,行業資本支出(CAPEX)的增速和單位產出的CAPEX卻開始下滑,說明日本鋼鐵企業的產能利用率和生產效率有所提升。另一方面,CAPEX的下降速度超過R&D支出的下降速度,說明企業在優勝劣汰、剩者為王的過程中,對R&D投入的重視超過了CAPEX投入。
美國1980年代重化工去產能
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了美國經濟長達十年的滯脹,在1970―1980年的十年間,美國財政赤字劇增,通脹快速上升,美國1975年的實際工業生產總值相比1973年下降了14%。
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和歐洲的出口保持了相對高速增長。日本工業進行了產業調整,國際競爭力顯著提高,日本對美國工業品出口大幅增加,全面沖擊了美國工業。西歐戰後重建,到了1979年歐共體的GDP已超過美國。由於西歐、日本的崛起,20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出現經常賬戶大額逆差。
一面是迅速擴大的經常項目逆差,另一面是油價上漲的輸入性通脹,70年代後期美國經濟經歷了兩次嚴重的產能過剩,第一次主要集中在鋼鐵工業,第二次在傳統重化工業。初級金屬、化工業等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在1982-83年大幅下降,達到二戰之後的最低點。
當時美國政府主要依托市場調節機制化解產能過剩。1980年以後,里根政府采取減少國家對企業幹預,奉行“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
1980-85年,美國通過降低通脹率,大幅度減稅,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縮減政府開支,通過創新驅動產業發展化解產能過剩,重視產業競爭力提升,鼓勵企業加快兼並重組,依托市場調節作用化解產能過剩。
1985-90年,美國掀起了經濟史上的第四波並購潮,加上里根經濟學一系列政策的推動,化工行業兼並重組也相當活躍,一些生產效率低和過時的工廠倒閉,重化工制造業產能過剩逐漸緩解。
1981年,杜邦公司以80億美元收購大陸石油公司,完成了美國並購史上最大規模的合並,大陸-杜邦合並後的銷售額達到320億美元,成為美國第七家最大的企業和世界最大的化學企業。隨著並購重組的活躍,美國化工行業集中度自90年代起開始提升,化工行業競爭格局得到持續優化,企業利潤率也從80年後期開始持續改善。
和日本鋼鐵業一樣,美國化工業在集中度提升之後資本支出(不變價)及其增速在80年代開始下降。美國化工行業單位產出的資本支出在80、90年代大幅下降,由70年代的0.037美元下降到80年代的0.016美元。這是因為在並購後公司業務的協同效應下,企業資本支出的意願下降。
以杜邦公司為例,杜邦公司80%的產品原料是石油,收入的70%來自石油制品。石油危機直接導致杜邦的成本上升了36%。杜邦並購大陸石油後獲得了穩定的原料供應基地,使其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行業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資本支出下降。
盡管1982年美國化工行業的產能利用率開始反彈,但是一直到1987年化工行業的資本支出才開始反彈,前後相差5年。
以史為鑒:日美經驗給中國周期行業的啟示
從80年代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產能出清的經驗中我們發現,行業的集中度從提升到穩定經歷近20年,這意味著中國過剩產能的完全出清可能也不是短時間的過程。在市場出清的過程中,行業內企業的並購重組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行業集中度顯著提升。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都在過剩產能出清後形成剩者為王的競爭格局,並迎來了行業利潤的持續複蘇,但單位產出的資本支出和資本支出的增速雙雙下降,可能是周期行業的歸宿。
80年代的日本鋼鐵業和美國化工業經歷過的集中度提升、利潤修複和資本支出下降等現象,也發生在中國的周期行業去產能過程中。例如中國造紙行業的集中度(CR8)從2013年的78.5%提升至2016年的84.4%,利潤從3.41億元提高到45.87億元,但資本支出從90.2億元下降到68.5億元。中國化纖行業的集中度(CR4)從2013年的20%提升至2016年的40.5%,利潤從-5.63億元提高到 27.56億元,但資本支出從86.7億元下降到48.6億元。
借鑒美國化工業的出清和轉型歷史,在經濟發展模式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過程中,產能利用率反彈不是產能擴張的標誌,周期行業的產能新周期可能不會很快到來。1982年美國化工業的產能利用率就開始反彈,但一直到1987年美國化工業的資本支出才開始反彈,前後相差5年。同樣,現在的中國制造業經歷了資產負債表的修複和利潤的複蘇後,雖然產能利用率在提升,但產能沒有擴張。
日本鋼鐵業在淘汰產能過程中,企業更加重視用於技術升級的研發支出而不是用於設備廠房的資本支出,這也是從歷史角度看經歷一輪又一輪優勝劣汰最後剩者為王的企業的特征。在中國過剩產能出清的過程中,註重研發投入和產業升級的企業更有可能在行業殘酷的淘汰中生存下來,成為龍頭。
(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時代使命。
來源 | 老俞閑話(ID:laoyuxianhua)
作者 |
問題:俞老師好,我們一直都在說60後、70後、80後 、90後,基本上60、70、80後是在中國社會從貧窮走向富有中走出來的。但到了90後和00後,他們明顯跟前輩們不太一樣,生活過得更加輕松、自如。 請問您對90後、00後是如何看待的?
生命就是代代相傳的過程。我們永遠阻擋不了時間的前行,我們也阻擋不了每一代人變得成熟和走向衰老。我是60後,已經50多歲了,我的孩子是90後和00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每一代人又都有每一代人的時代特征。
常常有人說90後、00後生活真輕松,我們創造了社會財富,經歷了很多動蕩,但讓後一代人享受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其實,我認為人類本來就應該這樣的。前一代人就是為了後一代人更加幸福而努力的。否則,我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麽?父母都希望子女幸福的。
上一代人希望下一代人比自己做的更好,否則這個社會也就不可能變得越來越好。其實並沒有哪一代人比另一代人過得更好這樣一種說法。我們認為90後、00後比我們過得更好,但可能只是從表面的物質生活、高科技享受等方面來說的。人生除了這些表面的東西以外,還有很多深刻的東西。例如,一個人的成熟度,對社會的理解,人生經歷等,加起來才構成一個完整的人。
像我這樣的60後,從小生活在很苦逼的環境中,青年和中年遇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斷有各種事情出現,也常常讓我們無所適從。但在這樣的一種時代變革中,我們學到了很多的智慧和人生經驗。我們可以用這些智慧和經驗來幫助後幾代人的成長,並且我們也會覺得為這個社會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時代使命。60後、70後的時代使命明顯與90後、00後是不一樣的。60後、70後的時代使命可能是推動著中國從一個舊時代走向一個新時代。而90後、00後,則是在這一新時代中將中國推向一個更加全球化、世界化的時代。
中國代與代之間的了解是遠遠不夠的,代溝也非常嚴重。60後理解90後、00後有一定的困難。原因非常簡單,他們生長的環境、語言體系、交往規則、對文化傳統的繼承都與我們老一代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這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所寫的九斤老太的故事:九斤老太會說一代不如一代。當然,60後大部分人不會覺得90後、00後跟我們相比是一代不如一代。但依然有一些人覺得新生代遠遠不如我們那一代的。
兩代人好像是來自於兩個星球,主要是由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種原因,傳統的斷裂。中國的傳統斷裂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跟過去舊的封建社會傳統徹底告別。不過,從這時起一直到解放前,老百姓還是保留了日常生活中舊的道德水準和行為特征。解放後,經過一系列沖擊,中國人傳統的行為特征、道德體系出現了崩盤。今天的社會,60後、70後的人由於跟過去老一代人一起生活在比較封閉的環境之下,還是繼承了一些中國傳統的道德情操和行為體系。
但新一代人,尤其是90後、00後,他們已經完全出生在新時代,對過去中國傳統中應該維持的那種行為特征完全沒有了解,而且家庭也不傳遞這樣的特征。例如,吃飯的時候必須是老人先上桌,小孩原則上不能上桌吃飯,不能先動筷子,或者吃飯的時候嘴巴絕對不能響,不能搶桌上的好東西吃等等這樣的行為在90後、00後看來不用必須遵守。
第二個原因,文化沖擊帶來的代溝。我們老一代人實際上還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性,而新一代人迅速被西方的文化沖擊。他們出生在中國已經全面擁抱西方文化的環境下。現在的孩子們出去吃飯大多數都會是AA制,而在60後、70後看來這是對個人的一種侮辱。這是文化沖擊所帶來的不同。文化沖擊,帶來了行為體系不同、對事情的理解的不同和立場的不同。
第三個原因,社會轉型。我小的時候,中國還是個農業社會,後來逐漸轉化成了一個工業社會、商業社會。現在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占到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接近60%)。大部分的90後、00後,尤其是有影響力的90後、00後,都是從小出生在這樣的城市中,所以對農業社會、對中國的封閉形態已經完全沒有概念了。
盡管中國部分意義上還帶有一定的封閉性,但整體上已經是開放型社會了。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帶來的混亂,在過去40年中已經逐漸過去了。這就意味著90後、00後出生的時候,他們實際上面對的是一個逐漸開始變得有秩序的新型社會。所以,讓他們來理解老一代人對於社會的看法是不容易的。
90後、00後是比較幸運的一代人,因為他們身上的負擔很輕。他們出生在新時代,既沒有傳統的負擔,也沒有中國轉型混亂的現實帶來的迷茫,更沒有思想上限制的負擔。他們一出生,就生活在日新月異的高科技生活中。高科技所帶來的生活享受,使他們能夠更直接、更加無障礙的與時代對接。他們在使用電腦、手機方面,與我們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概念上。我們將它們當作一種外在的工具使用,而90後、00後卻把它們當作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使用。
90後、00後出生的時候中國相對比較繁榮。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從小並沒有吃過真正物質上的苦,通常又都是獨生子女,比較容易被父母所呵護。因此,說是在糖水中長大的一代也不為過。但這樣的成長也有很大的不足。
我們都知道生活不可承受之輕,他們從小沒有太多的生命負擔,以致生命有種輕飄飄的感覺。他們的成長是比較晚熟的,甚至未來一輩子都不一定會成熟。我們常常看到90後到了20歲左右,思想還比較幼稚,對於社會的了解也非常有限,通常比較沈溺在自己個人主義色彩中。這意味著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利用中國當前大發展的機會來深刻地了解這個時代,而只是變成了這個時代的浮萍,隨風飄蕩。
當然,不論是90後、00後有什麽樣的問題,他們畢竟是新的一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在新一代的成長中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希望後一代永遠比前一代好,而且這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毛澤東曾經說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到底是你們的。你們就像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
面對年輕人這樣的八九點鐘的太陽,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他們未來一定會創造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因為這是不可轉移的規律。作為我們這樣年齡比較大的人一定要學會兩點:
第一,要學會真誠地支持和幫助年輕人成長。這種支持和幫助不是指手畫腳,不是罵罵咧咧,不是表達對年輕人的負面看法,而是從本質上幫助年輕人更快成熟,更加深入社會,使年輕人能夠更快成長。我個人的使命就是通過自己的資源、學識不斷幫助年輕人成長。當然,年輕人接不接受是一回事,這涉及到了我幫助年輕人的方式、方法問題。
第二,作為過來人,我覺得我們已經為世界創造了財富,並且自己也積累了一定的人生經驗。我們就要學會享受這個世界,不要過多關註年輕人的缺陷,要看到年輕人朝氣蓬勃的一面。我們要學會用自己已經創造的東西來享受這個世界上的精彩。年紀大的人,通常來說都會越來越走向封閉。但我認為一個年齡成熟的人,只有不斷地走向開放,才能夠過上一種自如的、不後悔的生活。
“我聽說我們的機型(P20)發布之後其他廠商在緊急開會,也在反思,也要追趕,同樣我們也不會放松。”4月12日,華為消費者BG負責人余承東在接受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記者采訪時表示,華為P20計劃銷售1500萬部,有望達到2000萬部。
六年前,華為的終端業務可以說還掙紮在生死線上,但六年後的今天,余承東可以輕松地拿手機上的任何一個“技術點”,為外界講述一個“如何趕超蘋果”的勵誌故事。
但在智能手機市場上,希望搶占蘋果、三星份額的不僅僅只有華為,OPPO、vivo以及小米作為國產手機廠商中的“頭部”企業,互相較勁背後是誰都不願意割舍市場蛋糕。“今年的整體市場情況預計和去年差不多,每一家廠商都會謹慎地做些突破,但更重要的是不要犯錯。”OPPO副總裁吳強對記者如是說。
手機玩家減少
工信部旗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發布了《2018年3月國內手機市場運行分析報告》。報告顯示,2018年1~3月,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為8137萬部,同比下降26.1%。其中,國產品牌手機出貨量7586.4萬部,同比下降27.9%。對於今年手機市場的整體走勢,余承東對記者又放出了“預言”,認為隨著競爭的加劇,未來國內頭部企業也許會比現在的四家更少。
“就像飛機制造業,隨著競爭的加劇,市場上存活下來的廠商將會越來越少。”余承東說,“2017年在手機市場整體下滑的情況下,華為出貨量增長了約10%,全球份額突破10%。華為手機在2018年一季度還在保持逆勢快速增長,包括中國市場在內。”
“我們每年投入了10倍於國內同行的研發費用,比它們好一點點都不行,要好一大截。”余承東對記者表示,1500萬部(出貨量)沒問題,2000萬部是有希望的。
余承東表示,華為手機的拍照從落後者到追趕者,再到如今的領先一大截,行業競爭非常激烈,需要大家不斷創新。早在六七年前,余承東就指出手機市場將會進入洗牌期,未來活下來的不會超過4家。
“未來只剩華為一家,從技術發展是必然,因為華為研發投入大。”余承東說,做產品全靠忽悠是不行的,要靠技術創新來領先。“很多人沒用過華為手機,用過了就回不去了。”余承東說,華為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通過品牌營銷,以此進一步擴大自己手機的用戶群。
已開始洗牌
“2018年國內市場會有更加劇烈的震蕩。在這占據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逾30%的市場步入存量市場後,用戶換機需求在目前的技術叠代下比以往更有限,廠商需要加強自身的研發實力來使自己的產品差異化於對手,從而獲得競爭優勢。華為的P20,vivo的Apex以及OPPO新成立的研究院充分體現了目前手機行業科技創新競爭的白熱化。”Canalys分析師賈沫對記者說。
他表示,目前國內智能手機廠商對18∶9全面屏帶來的市場效果過於樂觀,誤判了用戶的換機趨勢,導致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線下比重更大的廠商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庫存問題,而金立因為毫無優勢的產品與定價,再加上跟華為、OPPO、vivo相比更加弱勢的品牌知名度,銷量下滑明顯,失去了渠道商、零售商的信任,從而更加保守地進貨,並且庫存壓力依然很大。
但也有中小品牌廠商發聲,認為目前對於各家國產手機品牌需要承載的壓力都不小。
“我們也會受到頭部品牌的擠壓,對我們來說也會嘗試把產品方面的優勢發揮出來。”努比亞智能手機總經理倪飛對記者表示,這兩年日子不好過,手機廠商都不好過。對努比亞來說,要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的預期,尤其在2018、2019年整體市場下滑的狀態下。
“但整體市場下滑也不代表沒有機會,尤其對我們這樣的小品牌體量比較小意味著市場空間相對來說還是上漲的余地比較大。頭部品牌規模壓力會更大,加上4G、5G的轉換,這個轉換沒操作好的話,很可能會出現類似於大量的4G庫存的問題,又有大量增長的壓力。”倪飛對記者說。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舊動能切換的新階段,曾經一度被貼上低利潤標簽的中國制造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反而給國產機器人企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中國已成為工業機器人密度全球增速最快的國家。在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最新數據統計中,中國的工業機器人密度位於全球排名第23名,政府也不斷通過政策扶持,欲在2020年之前,將中國打造為全球自動化程度前十的國家。
依賴政府補貼
受益於國內龐大的市場需求,國產機器人產業發展迅猛。2017年全年,國產工業機器人產量達到13.1萬臺(國家統計局口徑),同比增長81%。2018年也繼續延續增長勢頭,1、2月份,國產工業機器人產量為18770臺,累計同比增長25%。
2017年年報數據顯示,新松機器人、埃斯頓、新時達、拓斯達、華中數控等國內領先的機器人企業分別實現營業收入24.56億元、10.79億元、34.14億元、7.64億元和9.85億元。其中新松機器人凈利潤最高,達到4.48億元,凈利潤率達到18.24%。隨後是新時達、拓斯達,均破億元;凈利潤增速最快的企業為華中數控,同比增長達146.80%,其次為剛上市一年的拓斯達,增速為78.15%。
不過,現階段國內上市公司對政府補助依賴程度較高。
招商證券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新松機器人、埃斯頓、拓斯達以及新時達四家上市公司的政府補助占凈利潤的比例高達30%。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盡管2017年大部分機器人企業都實現了快速增長,但是部分企業利潤基本來自於政府補貼。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地方政府熱情高漲,其發展目標加起來已經遠遠超過國家層面的規劃目標。
從國家到地方,機器人產業更加迎合未來經濟目標,顯然這是機器人企業獲得政府巨額補貼的原因之一。以廣東為例,廣東佛山市經認定的機器人本體制造培育企業,補助50萬元;經認定的機器人系統集成培育企業,補助30萬元;突破機器人本體制造重大技術瓶頸的骨幹企業,每年最高補助800萬元。東莞產機器人投入占項目總投入50%以上的,單個項目最高資助更是高達600萬元。
工信部統計的數據顯示,我國涉及機器人生產的企業已逾800家,其中超過200家是機器人本體制造企業,大部分以組裝和代加工為主,處於產業鏈低端,產業集中度低、總體規模小。而這些公司之所以可以存活很大程度上與政府目前熱衷成立的各種產業園和各種形式的政府補貼有關。
價格優勢不再利潤收窄
這些“徒有其表”的機器人企業不僅推升了整個行業的泡沫,同時也拉低了整個行業的利潤率,進而形成某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
在新松機器人總裁曲道奎看來,雖然行業火爆,但是國內機器人企業仍然前路漫漫。
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巨大的市場卻並未孕育出中國自有的可與工業機器人領域“四大家族”(發那科、安川、ABB和庫卡)比拼的機器人企業。
目前,國內工業機器人營收規模最大的新松機器人,在2017年的營收僅為24.56億元人民幣,換算成美元僅為3.86億美元。
反觀“四大家族”中營收規模最小的庫卡在2017年的機器人板塊營收也達到了12億美元。而發那科在2017年的合並凈利潤就已經達到105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由於高端市場遲遲無法突破,目前國產機器人行業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就是國產機器人企業的利潤正在收窄。其中的原因,據記者多方采訪後得知,這主要是因為以前國產機器人企業靠價格優勢占領產業鏈低端的生態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在核心技術尚未趕上“四大家族”的同時,快速下降的機器人制造成本正在威脅著中國機器人企業之前的立足之道。
據了解,工業機器人在10年前銷售均價在50萬左右,現在價格是四大家族機器人售價在15萬~20萬,埃夫特、埃斯頓等國產機器人價格略低於四大家族,經濟型的純國產機器人終端銷售均價約8萬。
有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未來隨著減速機等零部件國產化,工業機器人均價估計會降到5萬元以內。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國內機器人企業強調自身的優勢更多還是從“性價比”的角度來考慮。
雙環傳動機械研究院院長張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考慮到進口關稅、運輸以及生產等成本,該研究院生產的減速機價格相較於國外進口的大概可以減少20%~30%。顯然目前大部分國產機器人企業仍以組裝和代加工為主,靠“性價比”而非核心技術來打開市場,處於產業鏈較低端的現狀。
《2017-2022年中國機器人行業發展態勢及投資決策分析報告》顯示,雖然我國機器人行業的營收和凈利潤增長勢頭明顯,但是毛利率和凈利率近年來都有走低趨勢。其中毛利率在2010年到2016年之間從40.89%下滑至34.53%,而2017年前三個季度的毛利率為31.65%。凈利率的下降趨勢更為明顯,2017年前三個季度的凈利率僅為12.34%,而反觀2010年的凈利率卻高達 23.24%。
庫卡工業徠斯機器人(昆山)有限公司銷售副總裁鄒濤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在減速器、伺服機等核心零部件技術上的差距,國內廠商往往對國際廠商的依賴度非常高,采購溢價十分嚴重,這直接束縛了中國工業機器人產業的進一步突破。中金公司研究報告認為,目前工業機器人產能方面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高端能力不足,低端領域低水平重複建設、盲目發展。
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會長王瑞祥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機器人產業基礎還比較薄弱,特別是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弱,核心技術缺乏,這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機器人產業發展的瓶頸。
據新華國際官方微博報道,應美國政府邀請,習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率領中方經貿團於當地時間15日下午抵達華盛頓。
據了解,此次中方代表團成員來自各主要經濟部門,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寧吉喆、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廖岷、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羅文、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等。
據了解,在中方代表團抵達前已有中方工作組於上周抵美,與美方有關部門進行了密集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