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於9月5日晚間落下帷幕,經貿投資領域已經達到了會前所期望的突破。但真正的重頭戲——中美BIT談判及相應的國內改革步伐才剛剛開始。
本次G20公報中的經貿成果部分的內容,基本延續了7月在上海舉行的G20貿易公報第25條中所寫,“我們核可7月9日至10日在上海成功舉辦G20貿易部長會議的成果,歡迎設立貿易投資工作組。我們承諾進一步加強二十國集團貿易投資合作”。
一位參與磋商的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這是一份帶有很長附件的公報,除了目前發布的公報主體部分,之後還會發布完整附件。相比之下,貿易和投資部分較為簡練。內容上保留了7月在上海召開的G20貿易部長會議的成果清單。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致閉幕辭時說,我們決心重振國際貿易和投資這兩大引擎的作用,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我們共同制定《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繼續支持多邊貿易體制,重申反對保護主義承諾。期待在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下,世界經濟將重新煥發活力。
這份成果顯示了各國改善全球經濟增長、貿易與投資的決心。正如公報首頁上所說,“繼續努力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義,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確保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增長提供惠及更多人的機遇、得到公眾普遍支持。”
但《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畢竟是非約束性的,距離真正可落地的實際政策,還有一些距離。
真正讓人期待的與中國國內改革直接密切相關的是,在本次會議期間,距G20杭州峰會開幕還有數小時的時候,中國商務部公布消息稱,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雙方交換了第三次負面清單改進出價,還就文本遺留問題進行了深入談判,並在重要議題上達成共識。
習近平3日在杭州會見前來出席G20杭州峰會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時強調,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中方將堅持穩中求進的宏觀經濟政策總基調,紮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將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歡迎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並繼續為其提供良好營商環境。希望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爭取早日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雙邊投資協定。
同一天,與外資準入便利化、擴大貿易開放相關的信息在G20場外不斷釋放。
3日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修訂涉外商企業對華投資的四部法律,核心內容是把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審批改為備案,就是說對外商投資企業,今後在負面清單之外的行業內進行投資,不需要審批改為備案即可。
中國商務部當天下午公布了《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備案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暫行辦法也擬於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在G20發布會上解釋稱,商務部做這個修改是基於中國在四個自貿試驗區里面的成功實踐。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指出,四部法律進行修改,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對我國管理體制的一次重大變革,體現了“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的精神,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
8月31日,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稱,近日,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陜西省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這代表著自貿試驗區建設進入了試點探索的新航程。
新設的7個自貿試驗區,將繼續依托現有經國務院批準的新區、園區,繼續緊扣制度創新這一核心,進一步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在更廣領域、更大範圍形成各具特色、各有側重的試點格局,推動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近年來,中國不僅在多邊貿易方面大步前進,在直接對外投資(FDI)方面也大幅上升。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投資威脅論”的聲音此起彼伏,不乏觀點認為中國對外投資出口擠占了他國的市場份額和就業崗位。在眼下的美國大選期間,“對華強硬”的情緒似乎也愈發強烈。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近期,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ank Paulson)撰寫了“闡明中國在美投資”,表明應“繼續支持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完成”, “中國的FDI很可能繼續大幅增長,成為中美之間又一重要而有益的經濟紐帶。這一紐帶發揮其最大作用是可以支持美國就業,甚至貢獻工作崗位。”保爾森認為,許多工作流失並非由於貿易,而是由於科技進步迅速、生產效率提升所致,在美國、中國都是如此。
保爾森也認為,由於中美之間的文化和法律法規差異、對目標市場與機遇的理解不同、政治動態和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中國在美投資可能仍會面臨一定挑戰。“中美BIT的最終完成將提高跨境投資規則和相關機構的可預測性。”
“‘全球化’很容易就被美國用作解釋當前眾多問題的‘替罪羊’,這比起解釋例如教育、基建、稅收、匯率政策、信息化等更複雜的細節要容易得多。”美國黃氏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白永輝教授(Jean-Marc F. Blanchard)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美兩國其實都不會反對達成BIT協定,但問題在於雙方如何滿足各自的需求,美國希望的是建立在負面清單上的市場準入、提升透明度等。”
中國對外投資增速迅猛
早在2014年,中國的對外投資總額為1160億美元,略超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不過,直到近十年,中國投資才開始多元化發展,投資重心從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轉向了發達市場。
不同於“中國投資威脅論”,保爾森認為,中國在美投資開始維持或創造當地就業崗位。在一些項目中,中國投資人為美國企業提供成長資本、幫助其擴大產能。對於另一些項目,通過與中國投資人成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一些美國企業發掘了中國市場的新商機。此外,中國市場的規模與容量可觀,創新性的美國初創公司得以快速量產新產品,降低新興技術成本。“從這一意義上,中國投資將造福於面臨激烈全球競爭的美國中小企業、制造商、初創公司、農民和農場主。”
保爾森認為,宏觀經濟推動力的變化、外匯儲備的積累、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品牌建設與加強創新等是主要推動力。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中國現行的增長模式正在失去動力,迫切需要進行經濟再平衡,減少對固定資產投資、出口與高能耗工業化的依賴,提升經濟附加值與科技含量,提高服務業的經濟地位,從而打造一個以中產階級和消費者為導向的經濟體。”
201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頂峰,約四萬億美元。政府註資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並且允許部分國企使用外匯儲備在海外投資更高回報的資產。另外,中國也設立了對外投資的專項基金。
其他因素也導致了中國資金流向美國市場。例如,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交通運輸成本相對昂貴,對於一些行業來說, 在終端用戶與消費者市場附近成立制造樞紐和供應鏈更符合企業的經濟利益。農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迄今為止,中國在美最大規模的交易之一就發生在這一行業,即2013年雙匯對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的收購。
保爾森認為,雙匯投資案凸顯了中國FDI的另一動機: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國內投資企業正在學習如何管理國際性業務。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公司完全可以借助知識轉移,向全球最佳實踐靠攏。”
此外,隨著中國意識到自己缺少全球性品牌,建立國際品牌、增強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創新能力等目標對中國投資者來說變得緊迫而重要。
中國對美FDI仍面臨挑戰
雖然態勢一片大好,但中國直接投資依然面臨著挑戰與阻礙,未能發揮全部潛力。保爾森熱認為,其中一些問題不可避免,但也有美國政府出於國家利益考慮而施加的阻力,其中有一些則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在他看來,中國絲毫不能忽視這些障礙和阻礙帶來的影響。關鍵性挑戰包括以下幾點。
• 觀念差異:無法達成一致
雙方的誤解是一項根本性挑戰,這也並非意料之外,因為大多數潛在的中國投資者並不充分了解美國市場,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民企。保爾森認為,更讓未來外資環境堪憂的,是美國國內日益增長的公眾情緒,這些情緒被兩黨的一些政客進一步利用並強化。
對於交易雙方,特別是涉及中國投資者的交易,處理和緩解政治顧慮顯得愈發重要。中國投資者的確還需要學習適應,不僅是處理在聯邦層面的政治問題,還需要應對投資所在地的本土政治。這並非易事,也不存在萬全之策。保持高度透明,嚴格遵守交易的法律流程與規範是一切中國投資者都必須遵守的基本前提。
• 投資政策影響兩國市場
中國
中國的資本賬戶尚未完全放開,中國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海外時,交易成本依然偏高。若這一障礙能得以解決,僅此一項就能幫助更多中國資本流向美國等其他市場。
此外,若中國對外投資的審批流程能進一步簡化, 公司將對投資項目擁有更大的管控與決策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政府的依靠。“中美BIT若能完成,不僅會有助於中國市場打破壟斷,經濟事務上的積極進展也會鞏固兩國間的互信。”保爾森稱。
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私人投資者正投資海外,但國企在融資和政策環境上(例如外匯儲備的獲取)依然享受優惠政策。大型國企有許多為海外投資融資的辦法,民企可能被擠出局。
美國
外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
中國投資者和政府時常將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審查看作是投資交易的重大阻礙。2012-2014年間,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的所有案件中中國占19%,緊隨其後的是英國(15%),加拿大(11%)與日本(10%)。尤其是被視為關鍵性基礎設施與技術的行業,包括能源、電信、信息技術與國防等,都有可能導致該委員會的介入。
保爾森認為,在收購流程的早期, 中國投資者就應當明確潛在的國家安全問題,進行徹底盡職調查,尤其是在當前環境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範圍似乎在不斷擴大。為了以開放的姿態正確完成流程,投資者必須聘請經驗豐富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需要熟知國家安全問題可能帶來的影響,了解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動態,清楚如何與相關的議會委員會打交道。
與州市一級合作
美國體系呈現去中心化特征,各州州長或者更低一級的各市市長在招商引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們的職權不同於中國地方政府。美國州長與市長可以提供優惠稅收政策,簡化行政上的繁文縟節,甚至幫助投資項目選址。大多數時候,州長與當地政府官員並不直接參與交易,也無法為項目動用大量的州資源。考慮到投資所在地的社區可能從未接觸過中國投資,與州市一級的官員和其他當地利益相關方攜手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積極與美國媒體溝通
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的媒體風格主動,有時甚至有些攻擊性,中國投資者應對這樣獨立私營媒體的經驗缺乏,使得與美國媒體打交道也成了難題。在整個交易期間,周密與積極的溝通戰略必不可少,投資意圖、項目如何融入和造福當地經濟都需要加以闡述。當然,這不僅限於地方層面,在聯邦層面,積極主動的溝通戰略需要同步展開,以保持高度透明,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化解讀。
中美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
盡管存在上述挑戰,但保爾森表示,考慮到赴美投資強大的經濟動力與中美經濟的互補性,中國資本依然會繼續尋求美國的投資機會。而且即使大多數情況未必如此,許多時候,接受中國資本也符合美國利益。但為了真正激發這一潛力,爭取中國資本,美國需要積極與其他發達市場競爭,同時,不管當前政治風向如何,都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兩國政府都應當:
• 保持經濟開放,接納外國投資,克服國內選民與利益集團的政治施壓。
• 避免設立外資完全禁入的行業,國家安全審查須公正透明。
• 在投資項目中避免報複性行為擡頭。
• 繼續支持中美BIT的完成。
保爾森認為,為提高投資的成功幾率,牢記以下原則大有裨益。
• 所有的收購都存在政治因素,獲得收購或新建工廠所在地所有利益相關方及社區的支持總是有益的。
• 對於狀況良好的美國公司,任何外國投資者的收購都會面臨政治阻力。另外,美國公眾通常不喜歡政府所有或控股的公司。中國國企的收購將會受到更嚴密的審查。
• 除了盡可能保持信息透明,建議外國投資者聘請高水平的金融、法律與溝通顧問。
• 幫助當地經濟保留或創造就業的收購項目,更容易獲得被收購方與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
• 在美國市場運營的中國公司與收購項目將成為美國了解中國的窗口。
最後,保爾森也強調,任何收購美國公司的外國買家必須牢記以下兩條準則。首先,收購必須根植於經濟考量,避免出價過高。最佳的收購應當提供協同效應,以使買方促進美國公司與員工發展,比如提供新的市場機遇,或進入買家所在國市場的機會。收購完全不相關行業的公司時,買家僅起到出資作用,此類項目幾乎註定失敗。
此外,交易完成並不是故事的尾章,收購後留住人才是關鍵,包括如何安排薪酬體系與職場晉升機會,激勵管理團隊。
20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就遼寧鴻翔實業發展公司涉嫌協助朝鮮核項目的問題答記者問,他表示中方反對朝鮮發展核武器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中國有關部門正在依法對遼寧鴻翔實業發展公司的經濟犯罪等違法行為進行調查處理,並已於近日公布了相關消息。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中美兩國正合作調查涉嫌協助朝鮮發展核項目的公司,其中就包括和朝鮮有密切貿易往來的遼寧鴻翔實業發展公司。你能否證實有關情況?
陸慷說,你也知道,中方反對朝鮮發展核武器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在推動半島無核化方面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一直認真執行安理會第2270號決議,履行自己在防擴散出口控制等方面的國際義務,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至於你提到的有關企業,中國有關部門正在依法對其經濟犯罪等違法行為進行調查處理,並已於近日公布了相關消息。”陸慷繼續道。
據悉,9月15日,遼寧省公安廳官方微博通報,長期以來,丹東鴻祥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及相關責任人在貿易活動中涉嫌嚴重經濟犯罪。公安機關在掌握確鑿證據後,於近期對該公司及相關責任人立案調查,目前相關涉案人員正在接受警方調查。
遼寧省公安廳官方微博“平安遼寧”截圖
此外,還有記者就朝核問題提問,李克強總理、王毅外長和朝鮮外務相李勇浩都在紐約參加第71屆聯合國大會系列高級別會議。中方是否利用這一機會與朝方進行雙邊會談,要求朝鮮放棄核開發計劃?
陸慷表示,李克強總理出席第71屆聯合國大會系列高級別會議期間,同聯合國秘書長及有關國家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晤。王毅外長在此期間也同其他國家外長舉行了會晤。有關會晤消息,我們都會及時發布。
轉基因重大產品產業化,是“十三五”期間中國要推進的工作之一。但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的科研實力跟國外仍然存在相當差距。
日前,在全國媒體記者轉基因報道研修班上,中國工程院院士、“轉基因重大專項”總工程師萬建民稱,當前,中國在轉基因原始創新能力、研究能力處於第一方隊相對偏後的位置,可能超越了日本,接近歐盟,但是跟美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以1980-2014年批準轉基因專利數為例,美國以6023項位列第一,占全部授權專利的44.0%,中國為2812項(20.5%)位居第二,但是數量明顯少於美國。不過,跟為列第三的日本(10.5%)已經存在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
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所研究員黃大昉提到,我國轉基因水稻、玉米、棉花這些作物上,水稻和玉米的抗蟲性狀等方面的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的準備上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他認為,這是可以和跨國公司相抗衡的。但是也應該承認,我國的整體水平跟美國存在差距,特別是在產業化的推進上,中國是滯後的。
在產業化方面,中國存在的不足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資金投入的不足。
農業生物領域科學家張世平稱,跟國際跨國公司相比,中國的劣勢很明顯。因為他們起步很早,前幾年的專利都壟斷在前六家跨國公司手中,而且他們的科研資金、人才投入非常充足。還有,跨國企業長期在全球各國布局。
以先正達為例,公司每天的預算都有2000萬,在科研的長期積累和資金支持方面,中國肯定處於劣勢。因為中國的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央政府投入只有100多億,而且是13年的總預算,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只有200多億。頂多是先正達這一家公司一千天的預算。
二是知識產權保護起步較晚,專利申請方面的人才奇缺。
萬建民稱,過去所有的育種專家都希望把培育的品種或者基因無償提供出來,認為這是對社會的貢獻。如今來看,假如沒有知識產權保護,那麽重大的成果就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因此必須由市場機制來推動這些成果的使用。這就使得科學家的知識產權的意識越來越強。
令人遺憾的是,在跟國際接軌的同時,外國會以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施壓。
當前,中國在國際上受保護的專利數量並不多。而且中國的專利水平保護低,範圍小。不過,同樣的專利,如果讓專業人士來申請的話,專利所覆蓋的範圍會更廣,這樣讓其它人侵犯專利的範圍就更小。正是因為這方面的人才缺乏,導致我國申請的時候往往只申請一方面,很多方面都丟了。
萬建民提到,國外跨國公司的法規部門都有大量的專家從事轉基因產業化方面的法規研究。目前的人才引進政策中,沒有將這方面的人才納入。
三是生物育種產業化程度低。
跟國外研發體系以企業為主體不同的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研究力量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與市場需求是脫節的。萬建民提到,這些科學家不是以盈利為目的進行研究,是以個人的貢獻來考慮的,對市場需求的了解跟公司相比存在差距。
林祥明更是直言,科學家不能太任性,不能過分按照個人興趣去做科研。他認為,如果在市場中沒有產生價值,即使很多東西處於領先,但是並沒有意義。以目前已經頒發安全證書的7種作物為例,除了4個證書尚在有效以外,其中有3個已經作廢了,在實踐過程中也沒有商業化。
盡管存在不足,但是中國本土企業也有自身的優勢。
張世平認為,跨國企業涉及的研究領域很廣泛,但是國內企業可以將研究方向收窄。同時,開發出針對本土市場、環境的產品。比如,在中國,亞洲玉米、東方黏蟲是對國產玉米危害較大的蟲害。那麽國內企業開發出對應產品,將會很快占有市場,而且還能擁有相應專利。此外,國內成本較低也是優勢之一。
在未來轉基因技術產業化的過程中,萬建民認為,阻力首先來源於產品本身,即是否有好的產品,能夠打敗國外、能夠打敗傳統的產品,其次才是社會能不能接受,再然後才是國家對轉基因采取的政策。
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6日表示,奧巴馬政府將盡力在本屆任期內完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雅各布·盧當天在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舉行的對話會上說,今年中美雙方在戰略與經濟對話、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期間就雙邊投資協定進行了密集磋商,目前談判仍在進行中。他認為,要最終完成談判,雙方必須在雙向市場準入領域交換有意義的出價,達成高質量的投資協定。
雅各布·盧表示,盡管奧巴馬政府本屆任期所剩時間不多,但現在是推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的最佳時機,奧巴馬政府將繼續在余下任期內盡力推進談判,即便不能完成談判,也會盡可能地接近完成談判。
中美雙方於近期交換了第三次負面清單改進出價,確認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取得重大成果。雙方同時承諾將進一步推進談判,以達成一項互利共贏、高水平的投資協定。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擔任奧巴馬總統國際經濟事務特別助理的羅里·麥克法誇爾告訴新華社記者,他預計在奧巴馬離任前可能還會有超過一輪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因為盡可能地接近完成談判符合中美雙方利益,這樣也可以讓雙邊投資協定至少達到美國參議院審議的標準。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認為,在當前的美國政治環境下,中美投資協定要獲得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批準將非常困難,但這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雅各布·盧在當天的對話會上還表示,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有助於激勵中國進一步推動經濟和匯率改革,中國需要繼續落實經濟改革議程。
2016年又將成為綠地投資(GFI)在全球瘋狂湧動的一年。
英國《金融時報》針對今年1~6月的調查顯示,以印度、中國、印尼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在吸引外資,尤其是吸引綠地投資方面,將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傳統發達市場擠出了排行榜的前三。
綠地投資又稱創建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等投資主體在東道國境內依照東道國的法律設置的部分或全部資產所有權歸外國投資者所有的企業。
在今年上半年吸引綠地投資的前十位國家中,有8個是新興市場國家。而去年同期的排名中,擠進前十的新興市場國家為7個,而且美國占據排行榜首位。
從總額來看,流入新興市場的綠地投資總額每年也在不斷上升。今年上半年,這一數值為3149億美元,去年同期只有2838億美元。
在一眾新興市場中,印度吸引綠地投資的能力最強,一舉從去年的排名第二超越美國,成為今年上半年的領頭羊。截至今年6月,印度已吸引外國綠地投資約362億美元;排在第二位的中國已吸引300億美元。
印尼的表現也不錯,從去年同期的第五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三位,引資總額也從194億美元上升到283億美元。其中,印尼的金屬、化工以及能源領域吸引力大大提升。當然,傳統建築業的綠地投資吸引表現依舊出眾。
此外,制裁解除後的伊朗也擠進了排行榜的前十,憑借90億美元,將澳大利亞擠出了第十位。
作為中美兩國在清潔能源領域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臺,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CERC)的合作及成果又有了新的進展。
10月17日,由住建部科技發展促進中心主辦的CERC建築節能項目(下稱“CERC-BEE”)一期成果交流和二期任務研討會於在珠海召開。第一財經記者在會上獲悉,二期的工作將圍繞一體化設計施工和工業化建築等五個領域展開,將技術研究成果應用到新建建築,並逐步推廣到既有建築和建築群。
CERC-BEE的合作方向包括:建築能耗監測與分析、建築圍護結構體系、建築設備系統、可再生能源建築應用、高能效建築技術綜合集成、新型照明系統和建築節能市場化推廣機制。
建築節能合作項目分兩期進行,一期的時間為2009~2016 年,二期的時間則是2016~2020年。
擅長一體化設計施工和工業化建築的興業太陽能(00075.HK)是本次會議的承辦方,該公司位於珠海的興業研發樓是CERC-BEE第二期超低能耗示範項目。目前,興業研發樓已獲得國家綠色建築三星級設計標識。
官方資料顯示,興業太陽能是專業從事太陽能技術、建築節能技術及相關功能性新材料研發制造的高新技術企業集團。
記者從興業太陽能獲悉,興業研發樓是多功能太陽能建築一體化圍護結構、智能微電網等方面體現了較高的先進性,具有很好的示範作用,代表了行業的領先水平。
研發樓俯視造型是抽象的兩片“樹葉”,占地面積2302.72平方米,建築高度75.55米,地上層數為17層。它將被打造成華南地區乃至全世界同等氣候區最具代表的綠色建築和超低能耗建築。
興業太陽能總工羅多向記者介紹,該建築充分考慮被動技術的應用環境,結合主動技術提高建築的適用性,共采用了36項綠色建築節能技術:光伏系統每年提供150000千瓦時的綠色電力,這棟超過20000平方米的辦公建築可以實現11%的光伏能源自給。
記者還了解到,會議期間,興業太陽能與美國江森自控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基於在建築能效項目中的友好合作,雙方將繼續攜手。
上述協議的簽署,是中美兩國在清潔能源領域中諸多合作的一個縮影。2009年,中國科技部、國家能源局和美國能源部在京共同宣布成立CERC,旨在促進中美兩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開展聯合研究。聯合研究中心下設建築能效產學研聯盟、清潔煤產學研聯盟及清潔能源汽車產學研聯盟。
CERC成立以來,已在兩國輪流舉行了8次指導委員會會議。2016年7月1日舉行的第八次會議在京召開。CERC成立以來,兩國在清潔煤、建築節能、清潔汽車、能源與水領域的雙邊合作,獲得兩國領導人的肯定和支持。
其中,在2014年11月簽署的《中美兩國元首北京會晤主要共識和成果》和《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均將CERC二期合作列為重要內容。美國能源部長莫尼茲指出,CERC的長期目標是制度化穩定發展,為中美雙方帶來更多的效益和可持續價值。
據新華社報道,10月23日晚,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應約與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通話,就中美經濟關系有關問題交換了意見。
10月23日晚,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應約與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通話,就中美經濟關系有關問題交換了意見。上周日晚間,新華社出了一條通稿,內容只有這麽短短一句話。這背後傳達了什麽樣的信息?
《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多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認為,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已經進入最後時間窗口。此時的通話,有可能會涉及該主題。
公開消息顯示,最新一次談判,即第二十九輪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於9月19~23日在華盛頓舉行。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兩國元首就推進談判達成的重要共識,就協定文本遺留問題和負面清單進行了深入磋商。
前述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補充說,目前雙方還在談判,主要在負面清單上爭取縮短差距,但現在又產生了開放對等原則等新問題。
領導通話說些啥
中美雙方領導人通電話的頻率怎樣,一般都說些什麽?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據公開消息進行了不完全統計,23日晚間的通話是今年以來雙方的第六次電話溝通。其它五次時點的選擇多圍繞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杭州G20峰會等重大事件,話題包括但不限於市場化的匯率、中國支持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性、氣候變化等。
一般來說,涉及雙方領導人通話的消息都非常簡短,很少涉及具體的內容,但往往也預示著未來雙方可能有大動作。
其中值得註意的是,新華社9月2日的電文, 披露內容是最豐富的一次。
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中美雙方經濟工作團隊為籌備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和中美元首會晤保持了高效溝通,做了重要的政策準備。中美率先在峰會前完成二十國集團框架下化石燃料補貼同行審議,有助於推進兩國經濟結構改革,並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
雅各布·盧表示,美方願與中方共同努力,推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和美中元首會晤取得成功。雙方如期完成同行審議,將鼓勵更多二十國集團成員開展這項工作。
在這之後的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杭州先後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交存中國和美國氣侯變化《巴黎協定》批準文書。這一消息刷遍了全球主流媒體的頭條。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與美國財政部長之間通話機制的報道,最早見於2008年。
2008年1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與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保爾森通話,就即將在北京召開的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進行對話。
此後,據媒體不完全統計,2010年~2012年,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的通話次數多達8次。
2013年開始,美國財長由雅各布·盧接任,中方對等進行聯絡的國務院副總理由汪洋接任,之後雅各布 ·盧開始與汪洋進行通話,直到最近這次通話,近4年間,雙方通話次數多達18次。
中美BIT談判箭在弦上
那麽23日晚時點的通話重點內容會涉及哪些?一個不可忽視的內容便是中美BIT談判。
當前已接近奧巴馬任期的尾聲。能否達成中美BIT,成為其政治遺產,也是各方關註的焦點。
聯合國貿發組織秘書長基圖伊(MukhisaKituyi)2013年在日內瓦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中美分別是全球第一、第二大外資吸收國家,也是對外投資的主力。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若能達成,將對全球的投資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高級研究員周世儉亦曾對本報記者分析稱,如果一切順利,雙方在今年秋季達成一致,才能給奧巴馬留下2~3個月的時間去做國會工作,以求最終批準。
自2008年開始,中美BIT已經走過8年。前述消息人士補充說,目前雙方還在談判,主要在負面清單上爭取縮短差距,但現在又產生了新的問題,比如開放的對等原則。
不過,以英國脫歐帶來的“逆全球化”趨勢,以及激戰正酣的美國大選,都給中美BIT最終獲得批準的可能性大打折扣。這一點,從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議題目前在國內大選中被打壓的狀況,便可見一斑。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狀況也同樣不樂觀。就在8月末,法國總統奧朗德稱,TTIP在奧巴馬離任前都不會有最終結果,他表示談判陷入了困局,雙方明顯不夠對等。此前德國經濟部長Sigmar Gabriel也表示,在美國大選前無法達成協定。
中美BIT進展
9月初,距G20杭州峰會開幕之前數小時,中國商務部公布消息稱,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雙方交換了第三次負面清單改進出價,還就文本遺留問題進行了深入談判,並在重要議題上達成共識。
9月3日,習近平在杭州會見前來出席G20峰會的奧巴馬時強調,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將進一步放寬外資準入,歡迎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並繼續為其提供良好營商環境。希望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爭取早日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雙邊投資協定。
同一天,與外資準入便利化、擴大貿易開放相關的信息在G20場外不斷釋放。
9月3日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修訂涉外商企業對華投資的四部法律,核心內容是把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審批改為備案,就是說對外商投資企業,今後在負面清單之外的行業內進行投資,不需要審批改為備案即可。
中國商務部當天下午公布了《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備案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暫行辦法也於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BIT談判自2008年正式啟動,經過多輪談判,雙方在國有企業、知識產權保護、透明度和標準制定等核心議題上仍有分歧。但2013年7月在兩國元首共同推動下,雙方宣布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為基礎進入實質性談判階段。
經不懈努力,雙方於2015年初基本完成了協定文本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的談判。2015年6月,雙方首次交換負面清單出價,開啟負面清單談判。之後,雙方針對各自的負面清單進行了數輪密集談判,並在此基礎上分別於2015年9月、2016年6月和9月三次交換負面清單改進出價。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5日證實,中美將於29日在北京舉行新一輪戰略安全對話會間會。
陸慷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上說,經中美雙方商定,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將與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布林肯共同主持新一輪中美戰略安全對話會間會。雙方將就中美關系及共同關心的戰略安全問題交換意見。有關具體安排正在協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