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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極右翼遭突查，“最危險女人”勒龐陷空餉門

就在法國極右翼勢力民調領先的關鍵時刻，當地時間周一晚，瑪麗娜·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總部突然遭到了警察的搜查。此次搜查的目的是為了查證勒龐是否不當使用了歐洲議會的資金以用於支付與法國政治有關的黨內活動。

來自歐洲議會的調查人士稱，勒龐於2011年10月~12月期間曾謊稱她的警衛員萊熱(Thierry Legier)是歐洲議會的助理，從而動用歐洲議會資金向他支付了超過4.15萬歐元(約合人民幣30萬元)。除此之外，2010年12月~2016年期間，她還以同樣的理由用歐洲議會的資金向她在法國的助理格里澤(Catherine Griset)支付了接近29.8萬歐元(約合人民幣217萬元)。

要真正成為歐洲議會助理，上述兩位必須要身體力行地在歐洲議會於布魯塞爾、斯特拉斯堡或盧森堡的辦公室里真正工作過。

早在去年12月，法國調查機構就啟動了上述關於議會資金的調查，而昨天晚上的警察突襲則是收集證據的行動之一。

周一晚的突然搜查後，國民陣線立即發布聲明稱，此次突襲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勒龐取得進步時，幹擾她競選總統的平穩進行”。

歐洲反欺詐辦公室堅持要讓48歲的勒龐返還上述這筆總計34萬歐元的款項。但勒龐拒絕了。在今年1月底的最後期限過後，這筆錢就會從她歐洲議會議員的工資里扣除。與此同時，從2月開始，她在歐洲議會的工資也將會減半至約3000歐元，大部分補貼和話費也將被凍結。在此案中，勒龐預計將每個月損失7000歐元。

“我正式抗議這一來自政治競爭對手的片面且非法的指控……沒有證據也沒有等到法院的判決。”勒龐對媒體表示。

根據周一的最新民調，勒龐領先馬克龍和菲永7個百分點。盡管很可能在第一輪勝出，但按照最新模擬的第二輪民調，勒龐將分別以16個和12個百分點的差距落後於馬克龍和菲永，從而以失敗告終。

在這場法國大選中，勒龐成為了第二位因“空餉門”而遭到調查的候選人。

就在此前，民調一度以20%左右的優勢領先的右翼候選人、前總理弗朗索瓦·菲永就因“空餉門”醜聞而聲譽重創，將領先位置讓給了勒龐和後起之秀——獨立候選人馬克龍。1月下旬，法國諷刺性周刊雜誌《鴨鳴報》爆出，菲永的英國籍太太佩內洛普，在1998年~2013年期間，以菲永秘書(議會助理)的名義，從國庫領取了約83萬歐元工資，雖然法國的法律並不禁止雇傭家屬為議員工作，但目前並無證據顯示佩內洛普真正在此職位上工作過。雖然菲永也表示這些調查都是為了“毀了”他而非出於公正，並努力配合調查，但根據民調的表現，他至今仍未從醜聞中走出。

而在國民陣線內部，除了勒龐，此前還有三位成員被歐洲法院勒令償還非法使用的資金，其中就包括勒龐的父親。老勒龐曾被指控不當使用了60萬歐元的資金。

禍不單行！法國最危險女人因發涉恐暴力圖片被取消豁免權

被稱為“法國最危險女人”的法國總統候選人、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最近負面新聞不少。

收到巴黎檢察院的申請後，歐洲議會於當地時間2月28日投票決定，取消法國總統候選人、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作為歐洲議員的刑事豁免權。這意味著，法國檢方將有權對勒龐此前受到調查的行為進行起訴並定罪。

2015年12月，勒龐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布了３張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的血腥圖片，其中一張是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遭斬首的圖片。她還在推特上配上文字：“達伊沙（‘伊斯蘭國’的稱呼）就是這個！（Daesh is THIS！）”

法國檢查機關迅速以法律禁止散播暴力圖片或涉恐信息為依據對勒龐的行為展開調查。但礙於勒龐作為歐洲議員的豁免權，無法采取實際行動。

根據法國的法律，對於勒龐這樣散播暴力圖片的違法行為最高面臨3年監禁和7.5萬歐元（約合人民幣54萬元）的罰款。

歐洲議員享有豁免權以保護自己的言論自由權，但這個豁免權保護的是他們在與歐洲議會相關工作期間的言論自由，在收到議員所在國檢方的要求後歐洲議會可以投票撤除。

勒龐豁免權的取消仍然需要在今天（本周四）的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最終確認。不過在歐洲議會投票表決後，今天的確認更多是走一個形式。在投票中，共18名歐洲議員投了贊成票，另有3張反對票，無人棄權。

歐洲議會的知情人表示，取消勒龐的豁免權並不意味著她一定有罪，只是允許檢方采取行動。

周二歐洲議會的投票事宜和此前勒龐陷入的“空餉門”並不相關。上周，勒龐所領導的國民陣線總部突然遭到了警察的搜查，原因即涉嫌和中右翼候選人菲永類似的“空餉門”。

據歐洲議會的調查人士稱，勒龐於2011年10月~12月期間謊稱她的警衛員萊熱(Thierry Legier)是歐洲議會助理，從而動用歐洲議會資金向他支付了超過4.15萬歐元(約合人民幣30萬元)。除此之外，2010年12月~2016年期間，她以同樣理由向她在法國的助理格里澤(Catherine Griset)支付了接近29.8萬歐元(約合人民幣217萬元)。

盡管勒龐和菲永都陷入了醜聞，法國大選的角逐還在繼續。3月1日被法院傳喚的菲永也在今天誓言還將繼續抗爭，不會退選。但隨著獨立候選人馬克龍的持續發力，馬克龍的勝券不斷加大。根據最新民調，勒龐仍然會在第一輪選舉中勝出，但將在5月7日的最終選舉中敗給馬克龍。

專家談天津兩幼童墜樓事件家長應預見危險，並盡到註意義務

天津南開區大悅城。（視覺中國/圖）

“作為一名成年男性，孩子的父親應當預見可能發生的危險，並對這種危險盡到註意義務。”

2017年2月27日晚21時許，天津市南開區大悅城商城內，一對兄妹從4樓的共享空間處墜落至地下一層，當場身亡。

據媒體公開報道，有目擊者稱，大人抱著兩個孩子在護欄上，一個孩子沒站穩掉下去了，大人想要抓住孩子時另一個孩子也掉下去了。現場民警也表示，事發時兩名幼童均由家長抱著，家長失手導致慘劇發生。

有媒體現場測量了商場4樓事發處的玻璃防護圍欄，高度約1.3米。

類似慘劇，並非第一次上演。

2012年12月31日，北京一名1歲2個月的女童從14層樓道的窗臺上墜落，掉在3層平臺上，因顱腦損傷死亡。女童父親楊某稱，事發時窗戶是開著的，女兒面朝窗外。“我左手扶孩子，右手拿著超市打開的孩子沒喝完的酸奶，之後我想吐口痰，就把頭扭向右邊，再回頭就發現孩子沒了。”楊某表示，以前也把孩子往窗臺上放過幾次，也沒出事。他承認這個舉動很危險，但他認為自己站在孩子身後又用手扶著，完全可以避免危險情況的發生。

2014年6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楊某有期徒刑6年。法院認為，楊某未盡到監護責任，將年幼的女兒放置於明顯的危險環境之中，造成年僅1歲多的女兒從幾十米高空墜落致死，後果嚴重。由於犯罪情節並非較輕，不符合減輕或緩刑條件，且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特殊關系亦不能作為減輕楊某罪責的法定理由。

楊某不服提起上訴。2015年7月，北京三中院維持原判。

“回到商場的案子。父親對孩子是有法定的監護責任的，這不僅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確保子女的人身安全，這是最基本的內容。”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姚建龍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從目前警方、媒體披露的情況看，此次事件已不是簡單的監護問題。作為一名成年男性，孩子的父親應當預見到可能發生的危險，並對這種危險盡到註意義務。

姚建龍認為，在類似案件中追究家長的法律責任，大致可以分為三個角度。第一個是民事角度，依據《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可以適時剝奪家長的監護權、另行指定監護人。但本次事件中，兩名孩子均已死亡，此責任很難追究。第二層是行政責任，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也有關於監護的規定。在一些後果較輕的案件中，可以適用治安拘留等行政處罰。

“而這個案子造成兩個孩子死亡的嚴重後果，我個人認為可以從刑事的角度去評價。可能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至少是疏忽大意的過失。”姚建龍說，至於這名父親如何傷心、家人要如何應對等，那是道德層面的問題。而法律評價只看行為，不看道德。

楊曉渡:企業家掌握財富後謀求政治權力很危險

“有些企業家特別願意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里面有兩種不正常的情況，”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3月18日表示，一種是資本希望求得特殊照顧，而這有違市場公平;另一種是掌握經濟財富之後希望謀求政治權力，這非常危險。

政商關系如何界定，是一個敏感又重要的議題。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門設立“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的會議環節，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及多位企業家參與討論。

楊曉渡表示，中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有其自身努力的內在因素，同時也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環境。中國企業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決不允許將此作為腐蝕官員、腐蝕社會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用來圍獵政府官員，汙染政企關系，企業財富決不能用於突破法律約束的領域。

他認為，當前要營造的是“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要防範權力對金錢的尋租，避免金錢對權力的腐蝕，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在這場討論會上，還有泰康人壽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陳東升，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等企業代表。

參與“政商關系”、“反腐敗”話題的討論，對企業家而言亦十分敏感。陳東升就在會上帶有調侃意味地表示，與楊曉渡同臺討論“需要底氣”。

“企業的生意有三種，與政府的生意、與企業的生意、與消費者的生意，這其中與政府的生意容易出現腐敗，與企業的生意也可能會出現腐敗，但是與消費者的生意，腐敗的機會幾乎是零。”陳東升說，經營企業可以選擇商業模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是“與消費者的生意”。

他認為，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持續的投資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平均化，企業賺錢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逐漸進化到依靠創新、並購整合來賺錢。“走的長的企業家，一定是堅持市場化道路的企業，”陳東升說，做企業是跑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但很多企業家忘了這一點，許多人想當“百米冠軍”。

陳東升總結，過去有很多企業倒掉，倒掉的企業主要有兩類，一種是追求高速增長倒掉了，一種是官商勾結倒掉了。只有堅持走專業化、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的道路，才能走的長。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企業家內心的價值觀也很重要。”陳東升說，自己並不是為了發財“下海”，而是為了做一個好企業、一個代表民族驕傲的企業。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劉永好表示，如今政商關系已經出現變化，“權勢人物”在收手。

“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在講，過去有的投資機會被有權勢的人物拿走了。現在反腐敗情勢下，權勢人物不再碰這些機會了，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他認為，民營企業家追求基業長青，至少要做到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企業家精神，拼搏、創業、激情、活力，會用人;二是要有底線意識，這對商人而言非常重要;第三就是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

苗圩：社會資本避實就虛的現象必須得改 以錢生錢很危險

據央視財經報道，工信部部長苗圩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社會有大量的資本找不到投資的方向。制造業又需要大量的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需要大量的投資又找不來錢，所以社會資本避實就虛的現象必須得改變。“而且，我們銀行資本很多並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而只在體外循環，以錢生錢，這種運行模式是很危險的，這就是泡沫，如果不改變這種現象，盡管短期內銀行的效益會非常好，但是積累起來這就是一個系統性的風險。”

而當富士康科技集團創辦人郭臺銘問及“我們有6萬個模具的基礎工人，可現在都是用大數據、雲計算來算這些模具。我想這些人才如果不下基層政府有沒有什麽政策可以鼓勵跟獎勵”時，苗圩回應稱，教育體制要改革，現在需要大部分的人才還是適用型的人才，更多的能夠到工廠去、到車間去，能夠直接從事生產線方面的技術和管理工作。所以，在教育體制上一定要進行改變，要加大職業教育的培養力度，中國不需要800萬畢業生都去做工程師、科學家，去研究。如果沒有一批掌握了高技術的工人，中國要想建成制造強國，這也是一句空話而已。

外交部長王毅：半島危險局面值得高度警惕

據新華社消息，外交部長王毅14日在北京與法國外長艾羅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在回答中方如何看待當前半島局勢時，王毅表示，最近一段時間，美韓和朝鮮針鋒相對、劍拔弩張，大有山雨欲來之勢，這種危險局面的確值得我們高度關註和警惕。

王毅表示，中國一貫堅決反對任何加劇局勢緊張的言行。歷史一再證明，武力解決不了問題，對話才是唯一出路。在半島問題上，不是誰放出的話更狠，誰揚起的拳頭更大，誰就能贏。一旦真的發生戰亂，結局只會是多輸，沒有誰能夠成為贏家。為此，我們呼籲各方不管是在口頭還是行動上都不要再相互刺激，相互威脅，不要把事態搞到難以挽回和不可收拾的地步。不管是誰，如果要在半島生戰生亂，那就必須為此承擔歷史責任，為此付出相應代價。

王毅強調，中國人常說“危”中有“機”。在半島緊張加劇之際，我們也註意到，包括重啟對話談判在內的一些理性聲音開始回歸。這正是我們努力尋找和應該抓住的機會。中方已經提出了“雙軌並進”思路以及作為啟動對話第一步的“雙暫停”倡議，中方願將此進一步細化，適時提出可操作的具體方案。同時也願以開放態度，接受各方的有益建議。複談的方式也可以靈活，只要是對話，正式或非正式，一軌或二軌，雙邊或三方、四方，中方都願給予支持。

馬斯克的“腦機融合”比人工智能更危險

（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無論是馬斯克之流的AI腦機接口派還是VR領域的直接輸入派，都沒回答過這樣一個致命的問題：“你們知道如何防止人類的自我意識被徹底抹除嗎？”

弄好了我們接近神仙，弄不好呢，馬斯克還沒來得及做的事，被虛擬現實大牛搶先了。一旦大家腦部被插，無論是在VR還是AI領域的人幹的，可能結果就是人類文明終結。

馬斯克和霍金都在預警人工智能對人類的極大威脅，馬斯克還宣稱有了應對措施：先把人腦與人工智能融合。他還說幹就幹，成立了新公司。

但我的預警卻是：馬斯克要做的事對人類的威脅，比人工智能的威脅要大得多。我們要聯合起來，堅決抵制！

致命的問題

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成立的新公司Neuralink要把人腦與計算機直接融合。馬斯克宣稱，人類社會即將全面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為了避免被新物種——超人工智能威脅甚至消滅，人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將自己的大腦與AI融為一體。

無獨有偶，我最近在很多場合做演講談到VR（虛擬現實）的未來發展，期望頭盔越來越小越來越輕變成一般眼鏡的樣子，就經常有業界人士接茬說，以後哪里需要眼鏡，接到腦中樞就是了。

馬斯克希望“腦機界面”能進行人類意識的實時翻譯並將之轉化為可輸出的電子信號，從而可以連接並控制各種外部設備，用他的話說就是“當你的念頭一閃而過時，電視機或車庫門便自動打開了”。初一看，這里說的是人腦控制信號的輸出，但是所有的控制都需要信號的反饋，也就是說，在設計輸出的接口時同時還要設計輸入的回路，才能實施控制。

但是，無論是馬斯克之流的AI腦機接口派還是VR領域的直接輸入派，都沒回答過這樣一個致命的問題：“你們知道如何防止人類的自我意識被徹底抹除嗎？”

信息與信號的分離或混淆

我們的自然感官，主要是讓我們接受認知性的信息，而不是讓外來的控制信號隨便侵入，這就為保護和維持我們每個個體的主體地位打下了基礎。有鑒於此，我們必須要堅持如下三條初始狀態的“非對稱原則”：

1.從客體到主體這個方向，信息越通暢越好，控制信號阻滯度越高越好。

2.從主體到客體這個方向，控制信號越暢通越好，信息密封度越高越好。

3.以上兩條的松動調節，以最嚴苛的程序保證以各個主體為主導。

那麽，如果現在放開搞“腦機連接”，危險在哪里呢？對照以上原則，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方面的可能風險。

其一，由於現今人類對自己的大腦與自我意識的關聯的認識還非常有限，也對認知性智能與自由意誌之間的關聯的認識基本為零，在這樣無知的前提下貿然實施大腦直接幹涉，很有可能將人類的自我意識（或曰“靈魂”）嚴重破壞甚至徹底抹除。

其二，就算沒有抹除，在作為認知材料的“信息”和控制人的行為的“信號”之間不能做到基本分離的社會和技術條件下，有了繞過人的自然感官直接刺激腦中樞的技術手段，將給一部分人控制另一部分人提供極大的方便，對人的自由和尊嚴構成嚴重的外來威脅。

其三，當人們還沒達成法律共識將腦機接口的信息和信號的流向設置權完全賦予同一主體之前，一個人由於可能直接被外來意識控制所帶來的損失，比他可以直接控制外部設備所帶來的方便，或許要大得多。

以上幾條不同層面的風險，哪一條都足以構成我們聯合抵制馬斯克等人的“腦機融合”項目的充足理由。

被誇大的人工智能的威脅

當今，滲透到人類生活各個層面的互聯網、飛速運轉的計算機、海量儲存能力的雲儲存以及時下大熱的虛擬現實與人工智能等新興科學技術，將人類拋進一個既似熟悉又還陌生的環境中。人們熟悉的是，以往傳統生活模式中的基本事務的處理在這些技術的協助下變得更為方便快捷，而陌生的是，在如此快速的技術叠代下，人們對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界限的感知變得越來越模糊、對人類與機器的關系的把握越來越恍惚、對人類社會既定的規範制度的有效性的判定也越來越迷茫。以2016年阿爾法圍棋（AlphaGo）與李世石的博弈為例，圍棋世界冠軍、職業九段選手李世石以4：1的總比分落敗於一款人工智能圍棋程序，過後不久，AlphaGo更以Master為賬號橫掃所有人類頂級對手。這樣的結果，讓不少觀者開始憂心忡忡，甚至擔心發展到具有“人類意識”的人工智能會不會統治甚至毀滅人類社會。馬斯克、蓋茨、霍金這些偶像級的大人物，都在發出警示。

而馬斯克還即刻付諸行動，要將人類每個個體先用AI全面武裝起來，以對抗壟斷AI的假想的邪惡勢力。但是，從上文我們已經看到，如此具有行動力的人，卻有著一個思想力上的致命傷，對人的自我主體意識問題缺乏思考，從而成為了一個危險人物。

馬斯克在哲學界有個同道，這就是尼克·博斯特姆（Nick Bostrom）教授。他相信無論只有智能的AI還是具有自主意識的AI，都完全是由計算來實現的。由此他還做出了一個逆天的判斷：我們人類的意識，在接近100%的概率上，不是真實存在的意識，而是被計算機模擬出來的“假意識”。但是，第三人稱世界的對象可以分真假，第一人稱世界中的意識何以分真假？博斯特姆基於自然主義的計算主義使他陷入到虛妄的境地之中。更為嚴重的是，大企業家馬斯克之流也循著這個思路前行的話，就會徹底忽略“腦機連接”項目最致命的危險。

筆者經過多年的獨立研究，加上近來與美國量子物理學家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的討論，筆者已經得出結論，物理主義和計算主義對人類意識的解釋是誤入歧途的，因為這些解釋者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整一性投射謬誤”（Fallacy of Unity Projection）之中不可自拔（見《哲學研究》2015年第6期筆者發表的論文）。筆者得出的結論是，以計算機模仿神經元網絡的方式造出來的人工智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識，只有按照某種非定域原理（比如量子力學）建造出來的人工系統，才有可能具有第一人稱視角的主觀世界和自由意誌。所以，除非有人以確鑿的證據向我們證明如何按照非定域原理把精神意識引入某個人工系統，不管該系統的可觀察行為與人類行為多麽相似，我們都不能認為該系統真的具有了精神意識，該系統都還是屬於工具性的“弱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是在特定領域類似、等同或者超過人類智能/效率(不具備自我意識)的機器智能。就目前已廣泛應用的人體識別、機器視覺、自動駕駛、機器深度學習等AI技術而言，都屬於擅長單一活動的弱人工智能範疇。可以“戰勝”李世石一百次的AlphaGo也不例外。AlphaGo的工作原理是訓練多層符號化的人工神經網絡進行“深度學習”，這種“學習”，實質是將大量矩陣數據作為輸入，通過非線性激活方法取權重，再產生另一個數據集合作為輸出，調整權重分配，反複叠代逼近期望值，直至滿意，就把權重矩陣固化下來，從學習狀態轉到工作狀態。本人與斯塔普的研究表明，這樣的學習過程，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機會讓“自我意識”湧現。

以雷·庫茲韋爾為代表的未來學家認為“智能爆炸”正在發生，但他們並沒有論證過人類的自我意識和人類的智能的分別在哪里，也就無法揭示這種所謂的“智能爆炸”到底是福還是禍，從而所謂的“樂觀”還是“悲觀”的區分都顯得膚淺和不得要領。雖然我們在這里沒法展開系統的論證，分析一下這種威脅論的直接起因，還是可行的。

首先，人工智能可以通過“學習”無窮叠代改進其“能力”，而這種權重分配為何能達到這個能力，卻是一個無人可以破解的黑箱內的矩陣狀態。這樣的事態，聽起來就會引起大家的心理恐慌。此種危機意識是人類自己將“對未知領域的不確定和不可控性”“對未知領域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與“缺乏學理根據的科幻想象”糅合之後的產物。也就是說，這種危機感類似於被迫害妄想癥，而問題癥結不在於人工智能這項技術，而在於有這種意識的人群本身。因為在沒有完全弄清楚人工智能與自主意識的問題之前，將人工智能擬人化或主觀賦予其行為動機都是出於人們臆想的焦灼和恐懼，所以這種威脅實屬“人為”而非“機為”。

其次，以馬斯克為代表的一部分人擔憂，如果懷有惡意的個人/組織/集團/政府率先掌握了超人工智能技術並用其實現自己的邪惡計劃，那麽人類的處境將會變得岌岌可危。這類危機來源圍繞的仍舊是人的動機，關涉的依然是人與人之間的操縱與被操縱的“政治”問題，而無關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征服”的意圖。只要不脫離人際間的關系，看似由人工智能所導致的控制危機實質上就仍然屬於人類自古以來一直都在面對的統治與被統治的話題。這與黑幕後的政客或極端恐怖分子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本質上是一樣的，也與我們造了大壩卻對其後果難以預測和把控的情況相差無幾。所以，人工智能這項新型技術可能會對我們過往經驗構成嚴峻挑戰，但並不會產生完全不同類型的新問題。也就是說，人們擔心的“智能爆炸”所引發的後果並不是一個新難題，而是一系列老問題的疊加。

再次，對於人工智能技術的焦慮還來自另一類認為它將取代人類勞動力，從而造成大量人類失業的威脅。這類憂慮,實則是對人類內在價值的誤讀。其實，“不勞而獲”只是在有人“勞”另有人“獲”時才是壞事，而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不勞而獲”，正是所有技術進步的應有目的。人類謀生所需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被機器替代是必然的趨勢，而這正是我們所有經濟發展技術創新所謀求的主要目標。由此看來，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勞動，我們應該拍手叫好才是。只要我們的分配制度與人類勞作的關系理順了，人類並不會因為失業就喪失了生活的意義，反而這讓人們有更多的機會去使其內在價值大放異彩，直接謀取生活的意義。

所謂人類生活的內在價值，是與其外在價值或工具價值相對而言的。比如，單從一個人來說，為了購買食物讓自己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從事一份枯燥乏味的工作，這種工作並沒有任何獨立的價值，其價值完全是工具性的、附屬於生存需要的。另一方面，內在價值卻是非工具性的。或許哲學家們在幾千年的爭論中還未能將具體哪些是人類的內在價值給出一個精準的劃分和描述，但諸如幸福、自由、正義、尊嚴、創造等這類基本內在價值是鮮有否定的。這些價值不是為了其他價值或目的而存在，它們本身就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失去這些價值訴求，人們生活所欲求的全部內容將不複存在。而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勞動力從事基礎工種的勞動，恰恰是將人類從勞作謀生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讓人們投身到藝術、認知、思想、情愛、創造等實現人的內在價值的活動中去。

最後，正如最近大熱的科幻劇集《西部世界》和《黑鏡》系列所隱喻的那樣，部分人認為人工智能的“覺醒”才是對人類最致命的威脅。他們害怕人工智能發展到具有自由意誌和自主意識的強人工智能階段後，會擁有跟人類一樣的“人性”腹黑面而與人為敵。但是，正如以上所說，現今馮·諾依曼框架下的二進制計算機的工作原理依賴經典物理學的“定域原則”，永遠不可能“覺醒”，而只有以“非定域原則”為構架的計算機(比如量子計算機)才有可能產生自我意識。所以，在現今神經網絡人工智能獨領風騷的情況下，這種擔心完全多余。

那麽，如果基於量子力學我們真的制造出了具有自我主體意識的強人工智能呢？這時我們就要徹底轉變思路了，此時有意識和情感的人工智能也具有與人類對等的人格結構，在社會地位與權利尊嚴等方面應與人類一致。拿它們去買賣，相當於法律上的販賣人口。進一步地，我們必須將它們看成是我們的後代，與我們在實驗室培育試管嬰兒並無本質上的差別。自古以來，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後代超越自己啊，“強人工智能”比我們強，我們慶賀都來不及，還焦慮什麽呢？

總之，按照人文理性的要求，面對自己創造的具有自我意識的強人工智能存在體，我們的基本態度應是接受並認可他們是人類進化了的後代。正如經過上萬年的演變後，躲在山洞里的智人成為穿梭於摩天大廈里的現代人的歷史進程一樣，人類以嶄新的方式繁衍出一種新面貌的超級智能人，這不是滅世的劫難而是人類的跳躍式進化。

但是，目前以Neuralink為代表的科技公司所試圖做的腦機互聯,卻極有可能將人類個體變成徒有人形的機器人，亦即行走的“僵屍”，徹底終結人類文明。如若僅僅出於害怕人類在超人工智能時代到來時不能與AI在勞動力市場相匹敵甚至被淘汰而企圖將人類變成AI，這將是對人類最緊迫且最嚴重的威脅。就像上文所說的那樣，人腦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的最為複雜精巧的東西，在我們還沒有基本摸清其運作原理之前，對其進行任何加工改造都是極端危險的行為。

虛擬現實的顛覆性

著有《未來簡史》的哲學家赫拉利最近在英國的《衛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無需就業就實現人生意義”，宣稱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大多數人變成“不可就業”後，虛擬現實讓人們直接實現生活的意義。他還把人們在VR世界中與生產力脫離的活動類比於古往今來的宗教活動，試圖說明人們從來都是在生產活動之外才找到深層意義的源頭。

赫拉利認為勞作不是生活意義的源頭，與我們以上的觀點不謀而合。但他將人們在虛擬世界中的活動與宗教類比，卻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宗教中，人一般被當成被造的存在，而在虛擬世界中，每個人都可以是世界的“造物主”。他沒註意到，“創造”與“被造”，是相反的。

在VR與物聯網整一起之前，VR只是一個體驗的世界，很多東西並不會在真實社會中直接造成實質性後果。VR和物聯網整在一起就不一樣了，那就是ER，擴展現實，我們此時就可以從虛擬世界操作現實世界中的物理過程，完成生產任務了。這方面我們界定完了以後，就可以討論，到底在現實世界不能幹的事情，是否可以允許人們在虛擬世界中去實現。

有人認為現實世界不許幹的事都是壞事，那可不一定。因為，現實中的自然限制不一定符合人的需求，人為的規矩也不一定是最合理的規矩。比如說孫悟空，還有《山海經》那種古代傳說中的很多東西，我們在現實中就幹不了。但是如果我們看不出這種神仙般的能力有啥不好，或許很好，我們就讓大家high起來啊。再比如說，現實生活中有國界，而虛擬世界中可以沒有國界，沒國界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沒有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不要輕易下結論。一下子從管制角度看，它好像是壞事，但是終極來看也許並不是壞事。是我們制度要適應這種東西，而不是倒過來，讓我們適應已有的制度。這就需要非常嚴格的邏輯思維，對人類社會本性有一種透徹的理解，對我們的生活的內在價值，都要有一些比較深刻的理解，才能想清楚這些我們必須面對的新問題。這就有很多思想資源，有兩千多年來哲學家討論的東西，平時人家不關心這些。現在虛擬世界和人工智能等東西來了，那些東西就變成任何人都要面對的事情。我們立法，和人建立關系打交道，都變成要思考最抽象的哲學問題了，這就要激活大家的人文理性。

VR領域真正的問題，其實是與馬斯克的“腦機融合”項目類似的問題。虛擬現實行業的不少人與馬斯克有類似的危險想法，就是繞過人的自然感官直接刺激腦中樞來給人輸入虛擬世界的信號。經過我們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這是萬萬使不得的。

不同的是，這邊形勢更加緊迫，卻少有人關註。虛擬現實與物聯網的結合是不久後幾乎必然要發生的事情，我已在實驗室中做出了可操作的原型了。做出這個，就是要警示大家，弄好了我們接近神仙，弄不好呢，馬斯克還沒來得及做的事，被虛擬現實大牛搶先了。一旦大家腦部被插，無論是在VR還是AI領域的人幹的，可能結果就是人類文明終結。

“人工智能越來越像人的時候，危險就來了”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15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人工智能越來越像人的時候，危險就來了”  雷德利·斯科特和<異形·契約> 》）

1979年的《異形》缺乏特效，異形由人扮演，出現的鏡頭不多，卻令人神經緊繃。

如今，異形卵可以直接3D打印，各種異形標本模樣千奇百怪。但想把觀眾嚇倒卻越來越難。

英國倫敦的一場電影首映會，常規的明星紅毯變成了“綠毯”。不僅數十米的地毯是綠色的，圍觀粉絲們舉著的海報和雜誌，映著現場閃爍的燈光，都籠罩著詭異的綠意。

2017年5月4日，雷德利·斯科特導演的電影《異形·契約》舉行全球首映儀式。這個系列的科幻驚悚片發生在太空，黑暗中的幽幽綠光是電影的標誌性色調。

1979年，英國導演雷德利·斯科特執導了第一部《異形》電影，成為科幻電影史上的經典。此後，他執導過風格各異的戰爭片、公路片、史詩片、犯罪片。2017年1月，雷德利·斯科特和馬丁·斯克塞斯曾經通過媒體批評美國電影產業的不思進取：過去兩年里，占據北美票房榜前十的電影大部分是超級英雄電影和各種IP電影的續集。斯科特2015年導演的《火星救援》，是榜單中少有的例外。

如今斯科特的電影《異形·契約》，其實也是廣泛意義上的熱門IP續集。

福斯公司邀請全世界數百名記者來到倫敦，大約半數媒體都獲得了時間緊湊的導演專訪機會。滿頭銀發的斯科特年近八旬，坐在錄影棚里接受記者們的“輪番轟炸”，采訪持續了整整一天。這次安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國記者。

不過影片在中國上映的時間是6月16日，延後一個多月。內地公映版本的電影，比導演剪輯的原版少了26分鐘左右。

資深影迷對於斯科特電影的刪減並不陌生，在好萊塢大導演中，他幾乎是發行“導演剪輯版”最多的。公映電影被刪減的主要原因，是電影發行公司嫌原版太長。斯科特1981年導演的《銀翼殺手》票房口碑平平，直到1990年代發行導演剪輯版，這部經典科幻電影的價值才被公眾廣泛認知。人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甚至高出斯科特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角鬥士》和《末路狂花》。

斯科特許多電影的主角都是英雄，在異形系列電影中扮演女英雄的是西格尼·韋弗，她因此與史泰龍齊名，是女性動作影星的標誌性人物。西格尼·韋弗已經66歲了。在新片《異形·契約》中，女主角起用了新生代演員凱瑟琳·沃特森。“我看《異形》時還很小，現在只模糊地記得，當時曾經從驚嚇中緩過來。”沃特森說。

不過《異形·契約》中的核心角色不再是人類英雄，而是兩個外形幾乎一模一樣的人造人。它們都由邁克爾·法斯賓德扮演。“我想問的是，報酬是不是雙份。”邁克爾·法斯賓德說調侃自己拿到劇本時的反應。

“演對手戲的搭檔毫無情緒反應，這肯定是我演藝生涯里絕無僅有的，”沃特森調侃法斯賓德飾演的人造人，“你這才意識到自己對‘人類’有太多期待，我微笑時，你也會笑著回應；而電影里即便我們嚇得魂不守舍，看看他，還是面無表情。”

法斯賓德一人分飾兩角的表演幾乎貫穿整部電影。影片結尾，他自己跟自己決一死戰——舊版人造人大衛企圖打敗人類，成為“造物主”，而新版人造人沃爾特忠實地捍衛人類。

電影《異形·契約》中，宇航員們在飛船“契約號”上開會。雷德利·斯科特曾經批評美國的“IP電影”，而《異形》，事實上也是一個廣義上的“大IP”。（劇組供圖/圖）

異形折射新興文化？斯科特：沒想過

1970年，瑞士超現實主義藝術家H·R·蓋傑做了一個噩夢，出現在他夢中的是一個人形蜘蛛一樣的怪異生物。蓋傑推崇弗洛伊德，甚至堅持用文字記錄夢境，噩夢後，他開始把夢中種種怪誕形象畫下來。

1977年，雷德利·斯科特憑借自己的長篇電影處女作《決鬥者》入圍戛納電影節，一鳴驚人。他接手的第二部電影，是一部低成本的科幻恐怖片，斯科特打算把它拍成太空版的“得州電鋸殺人狂”。

電影前期拍攝了七個月，對片中恐怖生物的造型，斯科特一直不滿意。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蓋傑的畫冊。那個取材於藝術家噩夢的形象抓住了斯科特，他邀請蓋傑為自己的電影設計外星恐怖生物。

這個怪物長著昆蟲般的肢體，卻是全金屬外殼。炮彈般光滑狹長的腦袋上，咧著一張血盆大口，細密的鋼牙如同巨齒鯊。電影史上的經典形象由此誕生，它被稱為異形。

電影中的人類最初和觀眾們一樣，對異形一無所知，這種未知放大了異形的恐怖感。片中人物第一次接觸的異形，是一個巨型卵。當人類靠近時，卵頂部的唇瓣忽然張開，一只赤裸的昆蟲肢體彈射而出，蜘蛛形狀的末端牢牢抱住了宇航員的頭。

“抱臉蟲”被送回飛船研究，它的血液落到地上，竟然迅速腐蝕了飛船的幾層地板。被襲擊的宇航員解脫之後驚魂未定，忽然全身劇烈抖動，隨即，異形幼體從他體內破膛而出。異形的出生伴隨的是人類宿主的死亡，血泊中，這個初生的生物如嬰兒般通體粉紅，卻令人不寒而栗。

異形生長速度飛快，它很快站立行走，行動迅猛，倏忽消失在宇宙飛船深處。於是，宇宙飛船成了茫茫太空中幽閉的恐怖空間。如同影片的宣傳語所說，“在太空中，沒人能聽見你的尖叫。”

兩名宇航員在圍剿異形的戰鬥中喪生，更可怕的是此時宇航員內部出現了分歧。艾什為了獲得雇主的賞金，把異形引入眾人逃生的飛船，企圖把它帶回地球。邪惡的人性成了比異形更恐怖的存在。

電影拍攝的1979年缺乏電腦特效，斯科特想要逼真地塑造一個恐怖的外星生物並不容易。異形卵中彈射而出的異形肢體，其實是導演斯科特藏在卵中，用手套著牛的腸衣扮演的；幼年異形破膛而出的場景，則是障眼法，由專人操縱模型，從演員的假腹部里面穿出，同時噴射血漿。成年異形是演員穿上厚厚的異形盔甲扮演的，為此他花了幾個月時間琢磨異形的走路方式——邪魅而妖嬈。

由於技術和預算有限，異形在整部電影中出現的鏡頭並不多。“就像電影《大白鯊》里的鯊魚，不經常出現，”斯科特說，“但是在它閃現的每個瞬間，你的神經逐漸緊繃。”如今，斯科特電影里的異形卵可以直接3D打印，一同打印出來的還有人造人大衛房間里的各種異形標本，因為不同的變異條件，它們的模樣千奇百怪。但想把觀眾嚇倒卻越來越難。

首部《異形》電影上映後大獲成功，以900多萬美元的成本博取了1.8億票房。影評人從電影中解讀出深層隱喻：在當時社會動蕩的美國，異形是人們所焦慮的各種新興異質文化的化身。不過斯科特坦承，自己拍片時並沒有想到這些。

異形從此成為超級IP，此後陸續推出了三部續作，制作預算也提高到數千萬美元。執導這些續作的，都是炙手可熱的大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大衛·芬奇、讓·皮埃爾·熱內。三部續作橫跨18年，花樣叠出，異形的數量從一只變成了老巢里的密密麻麻，出現了母蜂異形、異形狗等新品種。此後的分支電影里，異形還與鐵血戰士打得昏天黑地。在此期間，科幻恐怖片的熱潮漸漸消退。在1992年的《異形3》中，導演大衛·芬奇堅持讓女主角雷普利（西格尼·韋弗飾）與異形同歸於盡，企圖終結這個系列。然而1997年，電影公司又推出了《異形4》，人們用女主角的細胞制造了克隆人，繞著彎子“複活”了這個角色，這也是目前異形系列電影的最後一部。

就像英國清教徒開辟“新大陸”

斯科特執導的第一部《異形》前傳是2012年上映的《普羅米修斯》。電影解釋了《異形》電影中異形卵的來源，也揭示了片中人類的起源——被稱為工程師的造物主。而人類創造了人造人，為自己服務。《異形·契約》是第二部前傳，人造人進一步取代異形，成為了電影的主角。

這是斯科特熟悉的主題。1979年第一部《異形》電影中就有了人造人。“在現實中，你只要看看2001年，那時我們才造出廉價的人工智能，一個長眼睛的盒子。”斯科特說。

1981年斯科特執導的《銀翼殺手》，更是關於人造人的經典電影。影片敘述了2019年一些人造人不甘心只有4年壽命，企圖襲擊人類，修改自己的命運。這部電影在世界科幻電影史上排名第二，僅次於庫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遊》。當“銀翼殺手”德克（哈里森·福特飾）消滅叛變的人造人時，似乎只是清除沒有生命的工具，但是他們的掙紮和哀嚎又分明像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人類。

《異形·契約》中的人造人大衛，也萌生了推翻人類主人的意識。電影開場，一艘人類飛船飛向殖民星球，飛船上的十幾名人類宇航員是成雙結對的夫妻。這種組合是刻意安排的，以便在殖民星球上繁衍後代。“歷史上英國清教徒孤筏重洋去開辟‘新大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是夫妻，”斯科特說，“異曲同工。”

開場的音樂選了瓦格納歌劇《萊茵的黃金》第四場的《眾神進入瓦爾哈拉殿堂》。“這段交響樂是關於創造的，很適合放在電影開場，”斯科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畫面中是人類向一個星球輸出DNA的儀式，這本身就是一場最宏大的創造。”

人類飛船在去殖民的路上發現另一個星球的生命信號，臨時決定去看看，卻在那里發現了人造人大衛。大衛利用這些人的肉體，孵化出變異的異形。

經過慘烈鬥爭，幸存的人類逃離這個星球。沒想到大衛跟上了飛船，反客為主，控制了這艘殖民飛船的主導權。此時，《眾神進入瓦爾哈拉殿堂》的音樂再度響起。“電影最後大衛活了下來，我覺得這也是關於創造的，最高層次的創造。”斯科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大衛相信自己是造物主，他毀滅了之前的種族，創造了新種族。這種認知和揮霍是上帝式的，我覺得瓦格納很接近這種上帝式的音樂。”

如今，電影中的人造人很可能成為現實。“要創造那樣的人工智能，花費高達200億英鎊，”斯科特對此充滿警惕，“當你真的不斷嘗試，把人工智能造得越來越像人的時候，危險也就來了。如果你想制造有情感的人工智能，情感是危險的。你不能賦予它們情感，不能讓它們學會沮喪或者發脾氣。”

斯科特宣布在18個月之內拍攝《異形·契約》的續集。根據他的計劃，至少還要拍兩部前傳電影，才會接上1979《異形》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拍了《銀翼殺手》，那就像是一個預言，關於我們未來的走向。《異形》也是這樣，電影關註和討論的是一架飛行器上的神秘故事。但是到了今天，這樣的故事已經不再是神秘，而是貼近現實的。”斯科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人類也許能在2025年或者2027年登陸火星。我覺得那時人們會嚴肅地看待飛向火星這件事。也許火星會成為人們探索深層宇宙空間的開始。”

雷德利·斯科特幾乎是發行“導演剪輯版”作品最多的一位好萊塢導演。《銀翼殺手》上映時票房不佳，“導演剪輯版”卻被認為是影史經典。（資料圖/圖）

亞馬遜最安全，蘋果最危險

矽谷密探 2017-07-26 14:48

來源 | 矽谷密探（ID:guigudiyixian）

作者 | 矽谷密探

為什麽亞馬遜護城河比蘋果更高？且看分析。

我們的理由是：亞馬遜的核心競爭力是運營效率，而蘋果最核心競爭力是產品的差異化。

亞馬遜是靠賣尿布、紙巾等標準化商品和雲服務來賺錢，是以規模化的方式來提升競爭力，解決了物流、倉儲等棘手的問題。

亞馬遜的護城河在於，電商和零售上面運營效率的提升都有巨大門檻，想靠錢砸出一個亞馬遜同樣需要燒掉幾百億美元。而亞馬遜憑借其強大的運營效率，基本每進入一個新行業和新品類（尤其是零售）都寸草不生，競爭對手被亞馬遜無情的碾壓。

蘋果靠的是垂直整合一體化集成，在後PC時代，蘋果關註軟件和硬件的細節和創新，推出了iPod，iPhone，MacBook 和 iPad 等一系列改變世界的產品。 

而蘋果本質是硬件公司，硬件收入一直超過總收入的80%，大部分時間超過90%。所以蘋果則需要一直保證新的產品依舊受到追捧，才能保證高利潤率，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踩在了浪尖，能否在下一個代際更替的時期依舊站在風口上是個很大的調整。 

一家賣標準化服務，一家賣差異化服務

亞馬遜和蘋果看起來是兩家完全相反的公司，亞馬遜在大部分業務上都是低毛利，賣的都是無差異化的商品(commodity)，而蘋果是高毛利的公司，賣的是有差異化的產品。

如果說亞馬遜賣的主要是無差異化的商品(commodity)，背靠的是其強大的標準化服務(service)，那麽蘋果賣的有差異化用戶體驗的產品(product)，背後關鍵字是“整合”(interegration)。

兩家核心競爭力的不同帶來了很多有趣的顯現。

一家喜歡開會，一家不喜歡開會

蘋果前員工、科技作者Ben Thompson回憶到，在蘋果公司開會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大家會在開會中解決一些難題。而亞馬遜則是一家討厭開會的公司，如果很多事情需要開會來解決，說明他們的流程有問題。

蘋果在喬布斯時代就有每周一早上九點整由喬布斯親自主持的ET（Exective Team）會議，以及「直接負責人」（Directly Responsible Individual）制度等，就是強大的證據。

而亞馬遜是極其不喜歡開會的公司，據說亞馬遜內部開會不用PPT而是寫文檔。

一家是搞神秘主義，一家是“美國富士康”

蘋果是出了名的喜歡搞神秘主義，保密是蘋果的文化之一，它不只是一項條規，而是工作本身。蘋果采取的保護其創造性的措施在矽谷是絕無僅有的。蘋果的保密政策已經延伸到了包括對博客、約會聊天、和自己的配偶說話。

蘋果是那種能讓員工幾乎虔誠地為工作奉獻的公司。世界上能做到這一點大公司為數不多。絕大多數員工，不論他們的工作簡單還是複雜，他們都能真正感覺到自己在改變這個世界。 

可以想象的是，保密性是其差異化競爭的必然要求。如果好的設計產品還沒有上市就被競品抄走了，還有什麽差異化可言？

亞馬遜則被人調侃為“美國富士康”，《紐約時報》一篇描述亞馬遜公司文化的報道曾引起軒然大波。在這篇報道中，亞馬遜是一家實行不人道的精英管理的公司，員工哪怕顯露出一點點弱點，都會遭到商業車輪的殘酷碾壓。

對亞馬遜公允的評價是，亞馬遜從制度上就是設計成鼓勵赤裸的競爭的，就極端追求以最小的代價， 達到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質量， 要求更快， 更多， 更好， 更便宜。

畢竟亞馬遜是以運營驅動的公司，不計代價的“壓榨”大家來提升運營效率，基本是成功的運營型公司的不二選擇。

亞馬遜內部員工流動性比較高，如同把內部服務設計成標準化的接口，員工也是可以被替換的一個組件，但是在亞馬遜工作的使命感比較強，在亞馬遜工作一段時間後對個人能力都會有非常大的提升。

亞馬遜是家收稅公司

亞馬遜在工程上做的最牛的一件事就是著名的面向服務的架構。在2002年的一聲炸雷中，亞馬遜CEO，這個具有工程師背景的貝索斯，下令內部技術服務的“接口化”管理：

所有小組必須開放程序功能模塊與數據並提供接口

所有小組的模塊通訊必須通過這些接口

所有模塊間不能有其它通訊形勢

所有模塊的設計需考慮到將來可以把接口開放給全世界

不這麽做的人就滾蛋

得益於此，亞馬遜也成為全球最大的雲計算服務提供商。AWS 的本質其實是把亞馬遜內部的基礎服務開放出來。亞馬遜把 AWS 雲服務開放出來其實一點都不驚訝，亞馬遜長期以來的策略都是不斷把內部服務開放出來給第三方用戶和商家。

亞馬遜從最早的賣書的網站，逐步拓展到全品類，並且開始提供第三方服務，允許其他品牌方在亞馬遜上銷售產品，後來又將自己的物流和存儲等服務開放給第三方。到後來又將互聯網基礎服務開放出來，成為 AWS 。 

大量初創公司使用 AWS 產品的服務，就如同向亞馬遜交稅，大量的商家使用亞馬遜的電商平臺，也是在向亞馬遜交稅，而交稅的原因是使用了亞馬遜強大的基礎設施，從這點上看亞馬遜就像是政府。

說句題外話，亞馬遜所在的城市西雅圖，一直都盛產“壟斷性”公司，比如波音、微軟、星巴克都誕生於此。而亞馬遜也靠著超大規模成了“壟斷”的政府。

( 圖片來源：Ben Thompson )

值得註意的是，亞馬遜選擇的最早的切入點書籍就是一種典型的標準化的產品，亞馬遜也早在1997年在提交的S1文件里把亞馬遜的使命描述成提供產品和服務。“Amazon.com’s objective is to be the leading online retailer of information-bas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th an initial focus on books.”

回到開會那個問題，如果已經是接口化的管理，還經常要開會來討論接口，那肯定是接口有問題的，亞馬遜當然不喜歡開會，這一點都不奇怪。

蘋果本質是家產品公司

Apple 是做硬件產品為主的公司，它的企業文化里面就非常強調註重設計、強調註重細節。蘋果證明了“真正的好產品能夠賺大錢”。

所謂的“站在科技與人文的交叉路口”，那麽不論是科技還是人文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用戶，給用戶極致的產品體驗。

蘋果的用戶忠誠度算是世界一大奇跡，用完蘋果產品切換到其他產品都非常的費勁，而習慣了用其他產品再切換到蘋果往往卻沒那麽難。 

（來源：Business Insider）

蘋果的成功說明了科技產品的核心是人，蘋果如同一個神奇的工匠，能用科技產品讓普通人變得很 Cool。

既然是最重視產品，既要軟件和硬件結合，又重視設計，還需要把所有的硬件組件集成起來，需要協調各種資源，所以蘋果當然要開會。

所以在企業文化上沒有正確答案，沒有好不好，只有合適不合適。

一切以用戶為中心

雖然兩家公司企業文化迥異，但是在一點上他們極其的相似：以用戶為中心，這也是成功的關鍵。

在對待用戶上面，亞馬遜的公司使命是全力成為全球最以客戶為中心的公司，主要為三類客戶提供服務：消費者、賣家和開發者。所以亞馬遜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著“客戶”這一原則展開的。

有些事情永遠都不會改變的，比如說顧客永遠都希望更低的價格，更多的選品，更大的便利。從客戶忠誠度上，消費者和賣家都離不開亞馬遜，而開發者也大體如此。

而蘋果以人為核心的產品設計更是如此。蘋果的大多數產品，有時候你覺得它有很多缺點或者看上去不怎麽樣，就是特別好用，這是蘋果的秘密武器。

政府 v.s 工匠

亞馬遜的護城河在於運營效率和規模效應，而蘋果的護城河在於極致的的產品體驗以及背後強大的設計、生產、售後等服務體系。

亞馬遜就像是政府，當然也有被顛覆的可能，但只要大家需要買東西，亞馬遜就不會過得太差。

蘋果就像一個工匠，最大的挑戰在於電子產品的“代際更替”，當然你也可以認為蘋果對用戶體驗的追求適用於任何產品。

元芳，你怎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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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越來越近，你的工作會被取代嗎？這幾種職業最危險！

（來源：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