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2017年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上表示，“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大規模、長期使用，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實踐的鮮明特征之一。可以說，這是全球金融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重大實驗。”
陳雨露強調，從政策效果看，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非常規貨幣政策極大地穩固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內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來一段時期，有關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路徑、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等課題，亟待各國央行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以下為演講全文：
各位來賓、各位專家：
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中央銀行研究。大體而言，2008年以來，世界範圍內的中央銀行研究，主要圍繞四大主題展開：一是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二是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三是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四是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第一個主題，關於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問題。
本輪金融危機之前，有效市場假說是宏觀經濟學刻畫金融行為的普遍前提，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都是這樣。在此假定下，金融因素沒有被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上世紀七十年代信息經濟學的發展，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開始被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中，以反映金融因素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現在看來，由於並沒有內生化地將金融因素系統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當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被系統低估了。
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央行研究人員達成了重要共識，即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理論框架。其中，引入金融市場波動順周期性和“超調”作為金融行為範式的基本假定，是近年來宏觀經濟學認識論上的一個很大突破。現在，通過金融加速器機制、抵押品約束機制或構建特定金融部門生產函數等方式，將金融因素、金融周期植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等宏觀經濟學主流研究框架的成果不斷湧現，大大增強了模型對現實(特別是金融危機)的解釋能力，為宏觀政策評估提供了更為可靠的依據。人民銀行系統的研究人員在中國較早開展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也是構建DSGE模型並針對中國問題開展研究的引領者之一，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時，我們認識到，DSGE模型屬於結構化分析方法，對經濟結構更準確的刻畫是DSGE模型方法和宏觀經濟分析發展的重要方向。除了系統性地引入金融因素外，還可能需要考慮異質性微觀主體、開放條件和通脹動態機制等因素。與此相關的一攬子問題都等待我們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
第二個主題，關於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全球實驗及其正常化。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大規模、長期使用，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政策實踐的鮮明特征之一。可以說，這是全球金融發展史上史無前例的重大實驗。從概念上看，非常規貨幣政策措施主要有兩大類型：第一類是在嚴重沖擊之後，中央銀行為恢複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功能以及緩解金融體系脆弱性等方面的政策。第二類是在利率接近零下限情況下，通過對前瞻性指引或者大規模資產購買，為經濟活動提供支持的一系列政策。
從政策效果看，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刻，非常規貨幣政策極大地穩固了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走出低谷的信心，短期內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質疑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弊端。未來一段時期，有關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路徑、退出策略，以及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等課題，亟待各國央行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在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應對負面沖擊方面，中國的政策實踐非常豐富，也很有自身的特點。一是在貨幣政策目標選擇上，強調突出價格穩定，並統籌兼顧金融穩定等其他目標;二是始終註重短期調控政策與中長期金融改革相結合，重視金融體系“在線修複”。三是高度重視結構性改革的基礎性作用，將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相互結合。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框架。在貨幣政策操作上，註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這些政策實踐，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中國央行正在進行階段性的總結和提煉。
第三個主題，關於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性風險防範。
國際清算銀行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觀審慎的理念。危機以來，各國央行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目前，中央銀行宏觀審慎政策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主要有兩大分支。一是從系統性金融風險形成機理的視角，將“外部性”作為切入點來構建宏觀審慎政策的理論框架。二是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以及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同時，宏觀審慎政策的實踐發展非常快，基本形成了包含目標、評估、工具、政策實施與傳導、治理架構等在內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中國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04年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分類開展信貸政策，這都體現了宏觀審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人民銀行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並在2015年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當年又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範疇。現在，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今後，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信息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第四個主題，關於金融發展的新理念及其實踐。
2012年召開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第一次明確指出，要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以後，中國人民銀行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上多次強調該理念。目前，這一理念已經成為全球共識。
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途徑和方式很多，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人民銀行將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貫穿於金融改革發展穩定的全過程，尤其是在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FinTech)等領域，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和有益創新。
一是積極推廣綠色金融理念、方法和產品。發展綠色金融，旨在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將生態環境影響的外部性內生化，以達到降低汙染性經濟活動的目標，促進經濟綠色發展。人民銀行一直致力於推動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取得了顯著進展。第一，牽頭有關部門聯合發布《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了中國綠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頂層設計。第二，綠色債券政策法規和市場機制建設不斷完善，市場規模躍居世界第一。第三，積極推進綠色金融國際合作。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綠色金融首次納入2016年G20領導人杭州峰會議題並正式寫入峰會公報，發展綠色金融成為全球重要共識。未來，進一步推動綠色金融理論和實踐發展，一方面要加強金融領域的環境風險分析，另一個方面要提高公共環境信息數據的可得性。
二是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經過長期理論爭辯和政策實踐，普惠金融已形成全球共識。當前，很多經濟體采取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積極推動普惠金融發展，中國的經驗得到了廣泛關註。長期以來，中國央行按照“廣覆蓋、低成本、可持續”的原則，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深化金融機構改革，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引導金融資源向普惠金融領域傾斜，著力提升金融服務的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特別是，在中國政府的積極推動下，G20領導人杭州峰會通過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這是2005年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理念以來，國際社會就利用數字技術促進普惠金融推出的第一份高級別指引性文件，填補了這一領域的重要空白，必將有力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國際實踐。在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過程中，如何實現市場化原則與有效監管的統一、個人隱私信息有效保護與適度利用的統一、風險控制與充分供給的統一、線上與線下的統一，都是有待回答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
三是積極穩妥發展金融科技。近年來，以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金融科技發展迅猛，正在快速運用於信貸、支付清算、財富管理、保險業等領域，金融與科技的融合達到了新的廣度和深度。金融科技已經成為金融業重要的發展趨勢。其中，區塊鏈技術開發與數字貨幣的發行、使用與國際監管是當前研究的重點和前沿領域，部分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正積極探索區塊鏈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人民銀行推動的基於區塊鏈的數字票據交易平臺，走在了區塊鏈技術實際應用的全球前列。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區塊鏈技術等金融科技對個人資產安全、隱私保護、全球金融穩定以及對全球金融治理架構的影響。
各位同仁，世界經濟百年變局對現有宏觀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提出了許多宏大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更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國央行的研究團隊願與學界的同仁們一道，一方面借鑒經典的國際學術規範和敘事方法，另一方面堅持自己的民族表達，加強對世界性經濟金融理論問題和政策實踐問題的研究力度，把中國政策實踐中的方法論和思想內核挖掘出來，講好“中國故事”，共同推動我國經濟金融的學術繁榮。
謝謝大家!
編者按：全國政協昨天在北京召開“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多位委員在會上發言。在全國努力“打好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背景下，本次會議傳遞出來的信息受到高度關註。來看看眾位委員都說了些啥？
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
全國政協常委 尚福林
目前我國金融形勢總體穩定、金融風險總體可控，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但從調研情況看，未來一段時間金融風險仍然易發多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壓力較大。建議：
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結合金融業發展規律和特點，探索匹配高質量發展的績效考評體系，優化“政府引導+市場運作”支持基礎性、戰略性創新等金融服務機制，推廣政府主導建設擔保體系等做法。
創新方式方法穩妥降杠桿。狠抓結構性去杠桿這個關鍵，扭住處置“僵屍企業”這個“牛鼻子”，盡快完善司法處置、稅收優惠、工商註銷等配套政策措施；建議積極探索推動國有企業母子公司聯動債轉股、債轉優先股、“償債+債轉股”等市場化債轉股實現方式。
把防控房地產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探索“慢撒氣”方式化解房地產泡沫。建議嚴格落實需求側管理政策，為深化房地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時間窗口”。進一步加快健全推動房屋長租市場發展的配套政策機制，完善扭轉土地財政依賴的制度辦法，暢通房地產多主體供應渠道。
引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穩步下降
全國政協常委 胡曉煉
無論從杠桿率的當前水平還是歷史變化看，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貢獻均在一半以上，且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問題在國際比較中也十分突出，這既有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也有結構性因素的原因。為穩步降低非金融企業杠桿率，要對杠桿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時采取有效措施，遵循穩中求進的原則，積極穩妥地推動企業“去杠桿”。
一方面，壓縮存量債務和減少新增債務，在分子端做減法。一是在清除占用大量無效信貸資源“僵屍企業”的同時，防止過剩產能“一面清，一面出”，循環往複出現。二是重視企業境內負債、境外運營問題。三是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四是推動社會融資結構向股權融資格局轉變。
另一方面，創造適宜的宏觀環境和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分母端做加法。一是宏觀政策要中性適度。既不能搞強刺激，也要避免“去杠桿”進程過於激烈。二是提高新增負債對應的資產質量。在降杠桿的過程中，除了解決數量問題，更要重視質量問題。同樣的負債由於產出的質量和效益不同，風險也不同，債權人和債務人都應著力提高新增負債對應資產和項目的效益，把好風險關，從追求規模、速度等短期行為，轉到質量第一，效益優先。
有效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 王一鳴
我國房地產市場已從總量供不應求轉向供求總體平衡、結構性區域性矛盾更趨突出的新階段，供需形勢和面臨矛盾的新變化，使潛在風險進一步積累。當前，要加快健全與長效機制對接的基礎性制度，逐步調整退出與長效機制不適應的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完善住房租賃制度。以人口凈流入多的大中城市為重點，加快培育住房租賃市場特別是長期租賃市場，發展一批專業化的住房租賃企業。研究租房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和租賃企業稅收減免政策，以及建設租賃住房的土地出讓金由一次性收取改為按年收取，促進租賃市場發展。
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加快研究設立國家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為居民合理住房消費提供長期穩定的低利率資金支持。
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堅持購房首付的底線，堅持差別化購房信貸政策，建議采取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反向調整的辦法，有效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完善住房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嚴格限制資金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拓寬居住用地供應渠道。積極研究在權屬不變、符合規劃條件下，非房地產企業依法取得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實施辦法。
統籌監管金融基礎設施
全國政協委員 陳雨露
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已取得顯著成績，逐步形成了涵蓋全國性、行業性、區域性市場和互聯網金融新業態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與此同時，在跨市場交易日益活躍、外部網絡安全挑戰加劇的新形勢下，我國金融基礎設施領域在建設與監管方面缺乏統籌的問題日漸突出。為此建議：
加快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針對清算機構、金融資產登記托管機構、交易所或交易平臺、交易報告庫等各類金融基礎設施的不同特點，制定分類統一的監管標準。同時，進一步完善支付、征信等領域金融基礎設施的監管標準，提高監管效能。
完善分層分類的監管安排。根據金融基礎設施的系統重要性程度和業務種類實施分層分類監管。當前的重點工作是強化互聯網屬性金融基礎設施監管。要根據互聯網金融整治及長效機制建設的分工，適時進行監管並調整優化。
統一實施準入管理。對現有金融基礎設施，應進行重新評估認定，合格的予以發放業務牌照，不合格的則限期整改或停業退出。
防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 肖鋼
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是指沒有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但又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擔最終償還責任的債務。這部分債務形式多樣，透明度差，已經成為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點。建議：
明確界限，盤清底數。制定統一口徑，甄別核實隱性債務。及時回應地方疑惑，消除地方顧慮，協調解決債務甄別中存在的細節問題，加強督促檢查，確保數據完整、準確、可比。
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制定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行動計劃，分類施策，多措並舉，穩妥實施，對新增項目，要有保有壓，及時調整。對歷史存量資產，研究如何變成產權，成為今天的資本。把已建成項目的未來收益變成今天的投資，把經常性國有資產運營收入變為地方長期的綜合財力。
堵塞後門，開啟前門。深化地方投融資體制改革，地方舉債必須由地方人大審議批準，增強透明度和約束力。強化預算內外約束，嚴禁違規融資、變相舉債，嚴肅紀律問責。要加大對財力薄弱的欠發達地縣基礎設施的支持力度，結合扶貧攻堅、鄉村振興、江河治理、公共事業發展，增加省級財政專項補助和轉移支付，采取傾斜、捆綁方式，有些項目由省里承擔還本付息責任，切實避免馬太效應，促進地區協調發展。
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迫在眉睫
全國政協委員 周延禮
互聯網金融業態的推陳出新對於金融服務方式創新、滿足社會多元化投融資需求、提升金融普惠性水平、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等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帶來一些不規範經營和金融違規行為。隨著我國金融科技應用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迫在眉睫。建議：
加強對互聯網金融交易的監管。當前，金融監管要把市場行為監管放在突出的位置，嚴厲查處違法違規行為，重罰損害消費者的行為，關停金融詐騙機構並繩之以法，真正讓監管者“長牙齒”，讓違法者聞風喪膽。
加大對互聯網金融市場監管力度。要把監管資源向發現風險、防範風險、處置風險傾斜。重點解決監管部門的“數據、算法和計算能力”不足的問題，建議加大對監管部門的大數據監管平臺建設的投入，提供從大數據存儲、清洗、脫敏、計算到呈現監管一體化大數據監管平臺工程。
發揮監管科技作用精準監管。要提高監管人員的技術和能力水平，嫻熟地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改進監管方式。金融監管部門要加快金融監管科技建設的步伐，在大數據金融安全監管平臺的基礎上，構建數字金融、數字社會頂層設計。
夯實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基礎
全國政協委員 楊德才
為防範化解證券市場重大風險，夯實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基礎，必須做到有法必依，用具體措施強化“公開、公正、公平”原則的底線。
要對任何時期的虛假上市重組行為公開追溯信息披露、追溯處罰，鼓勵有效融資；修改懲罰條款，提高虛假陳述、造假者及相關機構的違法成本；規範新三板市場實際上運行的註冊制上市制度，提升其管理效率與能力。
加大擬上市公司和已上市公司的信用建設及其監管力度，嚴肅信息披露，嚴懲失信行為，盡快構建有針對性的足額賠償機制和對失信者的信用懲戒機制。
厘清監管部門職能、“國家隊”基金職能與調控行為的邊界，運用大數據追查內幕操縱行為，依法加大打擊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進一步完善退市標準流程，嚴格依法執行退市制度，去除“僵屍公司”，有進有出，逐步把我國上市公司數量維持在合理的動態水平。
應重視控制金融風險源頭
全國政協委員 楊成長
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各級政府將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當前重要任務，積極開展自查自糾和系統防控工作，但我們在調研中也發現存在著一些問題，值得高度關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重視管控金融風險的市場表現，不重視控制金融風險的源頭。一些地方政府很重視當地的房價穩不穩、市場利率高不高、政府債務率高不高、是否存在互聯網金融機構跑路情況以及銀行壞賬率是否下降等問題，認為只要這些方面穩定住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但是對於什麽是系統性金融風險源認識不到位，基本上圍繞著當前金融市場上已經存在的不正常現象采取措施，沒有做到徹底根治、刮骨療傷。
重視金融市場的風險，不重視實體經濟領域的風險源。許多地方政府簡單認為，系統性金融風險主要是金融市場問題，防控工作也主要由金融監管部門來承擔，不太重視實體經濟領域內蘊藏的金融風險源。
重視對金融風險的靜態測算，不重視金融風險的動態演變；重視單領域金融風險，不重視金融風險的傳導性。由於各種短期靜態測算和情景模擬都存在明顯缺陷，無法預測金融市場出現異常變化對社會預期的巨大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防風險要立足長效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 劉世錦
當前，地方債務面對的既有短期問題，需要救火補窟窿，更重要的是長期問題，在治標的同時還要治本，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質量發展要求，加快這一領域的長效制度建設。建議：
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調整政績觀，不再搞GDP掛帥。擴大地方債務規模，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支撐比較高的GDP增長速度。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入高質量發展，在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的情況下，人為擡高增長速度，必然以超出償還能力的規模籌集資金，加大財政金融風險。
建立地方債務全面審計、信用評級和向地方人大報告的制度。要健全相應的會計準則、風險控制、信息披露等制度，由第三方機構定期審計，進行信用評級。
把地方公益性國有資本與地方債務一並管理。我國地方政府有一塊國有資本，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上可以有更大的作為空間。這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但也可能成為風險的來源。下一步可以考慮把公益性國有資本債務管理納入地方政府債務管理體系。
切實解決地方政府和國資國企的預算軟約束問題。除了法律、政策規定外，一定要下決心拿出一批案例，打破剛性兌付，相關人員承擔責任，即使付出較大代價、面臨困難局面，也要有戰略定力。
避免國有企業過度負債
全國政協委員 盧春房
今年2月末，全國國有企業負債總額已經超過106萬億元。過高的負債率會導致財務費用快速上升、企業信用評級下降、融資困難。建議企業和政府雙管齊下，綜合施策，化風險於未發。
對企業而言，就是要提高效益。一是加快改革。國企改革關鍵是要“瘦身健體”。要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重大投資、經營決策按程序辦理，避免個人說了算，造成重大決策特別是投資決策失誤。二是大力實施管理創新。實施全面預算管理，完善以收入、盈虧為核心的預算目標管理制度，提升預算編制水平，推進財務預算和業務預算有效融合。三是積極推進技術創新。四是加快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
對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保資金不斷鏈。一是政府出臺新的政策時，要評估對一些行業或國有企業的影響。目前房地產、煤炭、鋼鐵、建築行業負債率高，對政策的敏感度高，更應慎重。二是對國有企業分類施策。對於“僵屍企業”，采取其它企業收購或兼並重組措施為宜，盡量少破產。對於負債率很高且發展前景不好的企業，可比照“僵屍企業”的方法處理；而發展前景好的企業可采取債轉股、發行企業債券、上市直接融資等方法減輕債務負擔。
打贏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
全國政協委員 王冬勝
我國金融形勢總體是好的，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仍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面對金融風險的累積和金融創新的快速發展，近年來國家在監管金融創新、彌補監管疏漏和空白，消除監管套利空間，化解防範風險等方面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此基礎上，我對國家防範金融風險提出如下建議：
加強跨部門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建設。這樣既凸顯保障金融安全、防範金融風險的重要性，又有助於通過強有力的領導推進跨部門協調，彌補跨市場、跨行業、跨區域監管漏洞所帶來的風險，從而盡快形成一個統一、協調、高效的金融監管體系。
大力提高政策透明度，有效引導市場預期。目前各部委均有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政策、信息披露及引導市場預期方面已有明顯提升，但仍有必要進一步提高政策、信息披露的及時性、有效性和權威性。建議由權威人士通過舉行定期、不定期新聞發布會，與市場參與機構及投資者進行直接溝通，及時、有效說明一項監管政策的出臺背景、實施步驟等情況，以顯著提升引導市場預期的實際效果。
引導資金流向核心高科技產業
全國政協委員 金李
隨著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推進，資金從炒作房地產等虛擬投資退出。這些資金如果不加以妥善引導，可能會沖擊金融市場，帶來其它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如果能夠把強大的民意支持轉化成對核心高科技的長期投資，可以兼顧化解金融和實體風險，也使得千家萬戶的長期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更加高度一致。為此，建議：
發行支持高科技的長期特別債券，補充國家投入。其中一部分通過可轉換優先股形式實施，即允許投資者在一定條件下轉換成對成功投資項目的股權。這樣既可以共享成功的回報，也可以提升社會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例，降低杠桿。
政府投資於市場化運作的引導基金，由它們轉投於核心高科技企業。一旦某項研發取得成功，政府以較低收益平價退出。政府的讓利可以提升基金收益，提升其投資意願。另外，建立合理的風險補償機制，增加國企承擔投資風險的能力。
鼓勵核心技術和應用開發企業相互持股，打造榮辱與共的生態體系。對符合條件的核心技術，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支持其它開發機構進行配套的應用性開發。通過政府采購和對企業用戶采購進行補貼等方法，提升早期用戶對國產技術的使用積極性。
防風險宜宏觀微觀雙管齊下
全國政協委員 李曉鵬
結合金融控股集團管理實踐，我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談一談對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認識。
從宏觀上看，頂層設計要處理好四個關系。一是處理好中央和地方金融事權的關系，中央加強對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十分必要，須嚴格限制地方金融事權，金融、準金融機構的準入和監管規則制定等事權由中央統一負責；二是處理好混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關系，應重點彌補分業監管導致的監管碎片化缺陷，以綜合監管適應綜合經營，加強監管的統籌協調，讓金融監管跟上金融實踐的步伐；三是處理好產融結合的關系；四是處理好防範風險和深化改革的關系。
從微觀上看，金融機構需要築牢四堵防火墻。一是築牢戰略防火墻，始終以國家政策和市場價值為導向，制定清晰的戰略目標，明確戰略方向、功能定位。二是築牢體制防火墻，建立總部適度多元、子公司專業化經營、事業部相對獨立的管理體制。三是築牢制度防火墻，通過健全完善風險限額、客戶集中度、資本充足率等管理制度，對財務杠桿比率、行業與客戶授信比例進行控制，有效規避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四是築牢信息防火墻，加強關聯交易信息披露管理，嚴格履行關聯交易額度審批要求，加強品牌信息的資源整合，嚴格客戶信息管理。
化解地方隱性債務風險避免急剎車
全國政協委員 劉尚希
當前地方政府性債務就如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顯性債務，而水面下的就是隱性債務。
地方隱性債務主要是或有債務。產生大量或有債務是“風險大鍋飯”體制造成的。按照“開前門、堵後門”的思路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實行整改之後，仍產生大量或有債務，這表明“風險大鍋飯”體制依舊。原因一是事權過於下沈，財政責任不清晰；二是財政風險評估機制缺失；三是難以預期，面對上級政府政策、標準等諸多的不確定性，下級政府無法形成穩定預期，就會以機會主義方式行事，隱性債務就是其產物。
債務不等於風險，風險在於債務資金使用低效。防控隱性債務風險，短期看，要控制增量，保持好債務規模與償還能力之間的平衡。而從中長期看，關鍵是用好債務資金。具體而言，應關註以下幾點：一是債務控制不能搞“急剎車”；二是盤點資產負債，分類分層編制可變現資產負債表；三是編制地方投融資項目規劃，努力做到精準融資、精準建設、精準控制風險；四是防範隱性債務風險應與經濟形勢、國際環境的變化關聯考慮。
6月12日，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建設座談會”上表示，在試驗區實踐基礎上，人民銀行正在牽頭制定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評價方案，近期即將發布並試點。
“開展綠色信貸評價，將結果納入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將有利於督促商業銀行在業務發展、風險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更加規範，同時又有利於推動金融機構優化綠色資產配置，增強綠色金融創新動力和環境風險的管理能力。”陳雨露稱。
他還指出，目前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點總體處於起步階段，存在綠色標準界定不統一、金融機構獲取綠色信息困難、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一系列問題。管理部門在綠色金融領域缺乏明確統一的標準和指引，金融機構對於綠色信貸、債券、保險等領域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界定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給相關業務的開展帶來了不便 ，部門間市場主體之間的工作協調、政策對接也需要進一步加強。
綠色信貸業績評價方案即將發布
2017年6月14日，國務院第176次常務會議審定，在浙江、廣東、貴州、江西、新疆五省（區）部分地區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這標誌著中國綠色金融邁入了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的區域探索相互推動、相輔相成的發展新階段。
人民銀行初步評估結果表明，試點總體方案中85%以上的試點任務已經啟動推進。截止到2018年3月末，五省（區）試驗區綠色貸款余額已達到2600多億元，高於同期試驗區各項貸款余額增速2%；綠色信貸資產質量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同期，試驗區綠色貸款不良率為0.12%，比平均不良率低0.94%。
陳雨露回顧道，試驗區建設一年來探索的一些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可以及時提煉，上升到制度層面。一是以綠色項目庫建設為抓手，推動制度建設；二是立足市場化原則，探索多種渠道、多種資源，推動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三是以綠色信貸MPA考核為抓手，構建綠色金融正向激勵機制和風險防範機制。
“部分試驗區積極探索綠色信貸MPA考核辦法，相繼建立綠色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初步形成以資本約束為核心的市場化風險防範機制。”他進一步表示，在試驗區實踐的基礎上，人民銀行正在牽頭制定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評價方案，近期即將發布試點。開展綠色信貸評價並將結果納入MPA考核，將有利於督促商業銀行在業務發展、風險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更加規範，同時又有利於推動金融機構優化綠色資產配置，增強綠色金融創新動力和環境風險的管理能力。
他還提到，部分試驗區積極建立綠色貸款財政貼息和綠色信貸風險補償機制，對於開辦綠色業務的金融機構提供財政貼息和風險補償會大大地增強綠色金融的市場吸引力。
標準統一、信息披露需改善
陳雨露同時指出，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在建設過程當中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試驗區改革創新的重大使命認識有待進一步提升，目前創新試點總體處於起步階段，存在綠色標準界定不統一、金融機構獲取綠色信息困難、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等一系列問題。由於管理部門在綠色金融領域缺乏明確統一的標準和指引，金融機構對於綠色信貸、債券、保險等領域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界定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給相關業務的開展帶來了不便。
除此，部門間市場主體之間的工作協調、政策對接需要進一步加強。“綠色金融不僅涉及到金融管理部門和監管部門，還涉及到財政、生態環境、農業、住建等有關管理部門，參與的主體不僅有金融機構，還包括大量的企業、第三方中介機構等，在一些試點地區部分協調和政策對接不暢的問題顯得比較突出。”
“當前綠色金融發展面臨著一個突出的挑戰，即可持續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一些綠色項目還難以有效內生化，投資回報率不高、市場吸引力不足。”陳雨露指出，如果綠色金融不能體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就意味著需要政府源源不斷地進行投入和補貼，這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違背了綠色金融發展的初衷。
陳雨露表示，未來應緊緊圍繞提升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的這一核心目標，推動試驗區工作向縱深邁近。一是先行先試，大力探索；二是多措並舉降低綠色項目融資成本。
三是註重風險防範，牢牢守住風險底線。他進一步強調，要註重防範綠色金融發展過程當中可能出現的過度覆蓋的風險以及“假綠色”風險，各金融機構要不斷地提高環境和風險管理能力。提升對綠色項目環境效益與成本的定量分析能力，合理控制綠色項目的融資杠桿率。
四是完善體制，共同形成綠色金融有效工作的合力。五是加強評估，總結推廣成熟的經驗，爭取在統一綠色金融標準及促進綠色金融外部性內生化、提高綠色金融商業可持續性、完善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這些關鍵的方面形成更多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