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價難保——醫藥股還能買嗎？

藥審逼迫“曲線救國” 藥價虛高被指是“偽命題”

藥審逼迫“曲線救國” 藥價虛高被指是“偽命題”

第一財經日報 王蔚佳 2015-03-05 06:00:00

“現在主流媒體還在講藥價虛高，我覺得這個不能籠統而論，要充分調研有哪類高哪類低，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很多藥的價格都已經虛低了。”代表委員呼籲加快醫療體制機制改革。

“絕大部分限價放開”，“絕大部分不會漲價” 發改委放手藥價

2015年6月1日起，國家發改委將取消“絕大部分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

這是5月5日出臺的藥品價格改革意見所正式宣布的。該意見稱，要“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

中國的藥品價格管制政策曾幾經變遷：19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中，藥價曾被徹底放開；但到1997年前後，價格飛漲，市場混亂，政府因此重新收緊管制之手，並從徹底的政府定價，演變成政府指導價（最高零售限價）——2000年，當時的計委發布《關於改革藥品價格管理的意見》。從這個文件發布至今，藥品最高零售限價管制已實行15年。

現在，這個被重重管制的市場重新放開，坊間戲稱為藥價“裸奔”。藥價是否真的再無管制，是否會一路上漲？

“絕大部分”是多大

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此次取消最高零售限價的“絕大部分”是多大？

先看看國家發改委在6月1日前的權力範圍有多大。

“大頭”是醫保目錄內藥品。從2000年開始，在中國境內銷售的藥品，只要進入醫保目錄，需要醫保報銷，最高零售價都歸國家發改委管。

由於中國的體制現實是社會醫保一家獨大，一種藥品要想真正打開市場，進入醫保目錄就至關重要，特別是生產廠家眾多的普藥。

這部分藥品有多少，影響到多少藥品生產企業？因為藥品市場極為分散，又是多頭管理，統計口徑不一，外界難以統計具體數字。但沒有疑義的是，國家醫保目錄和地方增補品種占藥品市場的“大頭”。

另外一小部分藥品，是醫保目錄之外的一些獨家生產品種（也有一些獨家品種出於市場考慮，放棄單獨的高定價而進入醫保目錄）。這些獨家品種（包括專利藥）也受最高零售限價政策的管制，但實際利潤空間比醫保目錄藥品更大。

根據醫藥數據統計自媒體醫藥魔方的統計，自2000年以來，國家發改委共發布過21批單獨定價藥品，共2669項。僅以其中的355個中藥產品為例，便涉及125個品種（含劑型統計），96家企業。

刨除這些，價格受國家發改委管制的藥品，還包括一些具有公共衛生性質的藥品，比如血液制品、麻醉藥品、一類精神藥品、國家統一收購的計生藥具和國家免疫規劃疫苗。

種種相加，目前受到價格管制的藥品，占到藥品市場的絕大多數。至於具體數字，官方從未公布過相關數據，市場機構也難以詳細統計。

國家發改委取消絕大多數藥品的最高零售價限制，讓市場自主定價。但上限放開之後，大量藥品依然會被招標價等捆住，藥價並不會大幅上漲。

現在，國家發改委放權了。從6月1日開始，只有麻醉和國家一類精神藥品依舊實行最高出廠價格和最高零售價格管理，理由是“此類藥品目前實行嚴格的生產流通管制、臨床使用規範、價格和市場穩定。”

除此之外，國家發改委將不再給任何藥品制定最高零售價。

藥價不會“裸奔”

國家發改委放手之後，“絕大部分藥品”真的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自己定價了嗎？

當然不可能。文件明確表示，取消藥品政府定價，並不是放棄政府對藥價的監管。這意味著，不同類別的藥品價格形成中，政府之手還是要不同程度地體現。

究竟怎麽體現，則分為三大類。

首先是醫保目錄內的藥品。文件說了，凡是由醫保基金支付的藥品，要由醫保部門制定一個醫保支付價格，對藥品交易價格進行調控。

醫保目錄之外的獨家專利藥品，則要由一套新建的機制——公開透明、多方參與的談判機制形成。

醫保目錄外的血液制品、國家統一采購的預防免疫藥品、國家免費艾滋病抗病毒治療藥品和避孕藥具，則通過招標采購或談判兩種方式形成價格。

人社部“接盤”

放開限價之後，藥價將會如何？

先來看作為大頭的醫保目錄內的藥品：一句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成為“接盤俠”，扛起制定醫保支付價的大旗。

時間表也很明確——5月9日，國辦發布《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4年工作總結和2015年重點工作任務》，要求人社部在今年9月底前制定藥品醫保支付標準管理辦法。

什麽是醫保支付價？

先看看現在醫保是怎麽支付的。除了上海、浙江、重慶等試點城市，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醫保支付價，實際就是招標確定的進貨價（實行了藥品零差價政策的地方，醫保直接按招標價買單，沒實行的地方，按照招標價加成15%買單）。

過去，這個買單價跟國家發改委的最高零售限價之間的唯一關系，只是前者必須在後者之下。

對於社保部門來說，真正的關鍵是招標價而不是最高零售限價。招標主要是由衛計委負責。由各地衛計委主導的藥品集中招標采購，一方面圈定藥品品種和入圍企業，另一方面確定醫院采購藥品的進貨價（即招標價）。

如果藥品招標不進行大變革，社保部門也可以不必再制定一套新的遊戲規則。但這種政府主導的藥品招標，因交易雙方缺乏競爭機制，以及灰色交易和腐敗叢生，一直飽受批評。

最近的政策風向已經預示著改變。

一些地方的試點，在不廢除藥品招標采購制度的前提下，試探著調整。例如重慶的“藥交所”模式，藥品招標實際變成了一個醫院和藥企達成交易的平臺，不同質量層次的藥品有不同的成交價格。

如果類似方式在更大範圍內推開，也就是藥品招標發生大變革，那麽社保部門就難以默不作聲了。因為即使是同一種藥，不同質量藥品的進貨價也可能不一樣，社保部門究竟怎麽支付，是取各個醫院成交價的均值，還是中位數價格作為支付價格？高出和低出這個價格的部分怎麽辦？這些問題將次第出現，屆時，社保部門就不得不建立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

如果真到了這個局面，社保部門可能將面臨和發改委此前一樣的困境：僅憑幾個政府部門的職員，怎麽能發現真實的價格？

對此，人社部一直未給予回複。

一位接近人社部醫保部門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關於醫保支付價的研究，社保部門的學術團隊已經研究了好幾年，但官方的方案一直沒有定論。

這一方面因為招標改革並未確定，另一方面則因中國的社保依舊是地方統籌，具體的基金情況、支付標準，各地均不相同，社保部門難以制定一個全國統一價。

因此，如果藥品招標的改革變動不大，國家發改委的此次放權對醫保目錄內藥品的影響實際就非常有限。

國家發改委的答記者問也明確說，由於有招標采購和醫保控費機制的綜合制約，加之對市場交易價格監測監管工作的強化，將正面引導市場價格秩序，“絕大部分藥品市場交易價格不會上漲”。

獨家品種：談出的未來

可能受影響較大的，是醫保目錄外的獨家品種，包括專利藥。

這些藥品在國家發改委定價的年代里，享受著極高的價格保護。一個藥品，如果能擠進單獨定價品種的名單，就會比一般仿制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高出不少。以抗癌藥奧沙利鉑為例，50mg規格的註射劑，進口零售價是2880元，國產零售價格是293元，堪稱高價。

在高價藥高回扣的戰場上，這些藥品騰挪空間大，牢牢占據著三甲醫院市場。至於誰能拿到獨家品種的單獨定價“特權”，則充滿奧妙。根據醫藥魔方對2000年以來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所有最高零售限價文件的統計，像複方丹參片、牛黃解毒片這樣的一些藥品品種，生產廠家高達五六百家，卻只有幾家進入單獨定價名單。

這些藥品的價格如何確定，是此次的真正變革所在。

目前的文件如此描述：“建立公開透明、多方參與的談判機制形成價格。”但具體如何，文件和國家發改委就此答記者問中，均未明確說明。

據此前媒體公開報道，國家衛計委藥物政策與基本藥物制度司副司長透露，衛計委正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談判的方案，今年要選擇一些臨床必需、價格比較昂貴、社會比較關註的重點藥品開展價格談判。

據其透露，獨家生產的藥品在國際上有不少成功的談判經驗，但對中國而言，前期的工作基本是空白。至於談判的方式，可以由專家出面談，可以委托省里談，可以跨區域聯合談，也可以搞一個專業領域來談判，但這是一個全國統一的談判價格。

一些地區的試點也在推進中。2014年，浙江省人社部門在各地和部分權威醫療機構推薦、臨床專家遴選的基礎上，將31個藥品納入全省大病保險特殊用藥談判範圍，邀請生產廠家參與談判。

談判究竟會談出高價，還是會降低現有藥價水平？

如果真正進入市場，升降都是正常。不過，不少人士估計，從中國改革的現實背景下來看，為了改革的平穩過渡，至少方案實施的初期階段，政府並不會希望藥價出現大幅度上漲。

【第一爭議】藥價漲十倍合理嗎？

從2015年6月1日起，除麻醉藥品與第一類精神藥品外，一律取消藥品政府定價，實現市場定價。一些媒體發現，心臟病常用藥“地高辛片”，原來零售價是6.7-6.8元/瓶（0.25mg*100片），現在已漲到55-68元/瓶，為原價的10倍左右。其實調價早就發生了，從2014年國家發改委取消低價藥最高零售限價後就陸續調了。價管一取消，藥價漲十倍，這合理嗎？反對者認為藥品很特殊，是用來救命的，支持者認為價管導致救命藥缺貨才要命，孰是孰非？

正方：

地高辛片什麽時候調的價不是問題。在國家取消對藥品的價格管制之後，一種藥品的價格調高了整一個數量級，也太任性了吧？這才是問題。地高辛片主要用於治療先天性心臟病和慢性心功能不全，屬於低價藥品。低價藥品政策有助於“減輕患者總體醫藥費用負擔”。有了地高辛片這個榜樣，以後幾塊錢一瓶的低價藥，市場上將難得一見，患者的負擔又加重了。

反方：

就拿漲價後68元/瓶的地高辛片來說，規格為0.25mg*100片，劑量為每次口服半片至兩片，每日一次。如果每天只服半片，每天只要三毛四分，一瓶能吃半年多。就是每天服兩片，每日費用也僅1.36元，一瓶能吃近兩個月。普通中國人承受不起嗎？2014年國家發改委放開低價藥價格的同時，設定低價藥日均費用標準為西藥不超過3元。1.36元不到3元的一半。

正方：

上海信誼藥廠回應說，從2014年9月份起，地高辛片原料價格從7.5萬元/公斤逐步漲至2015年1月40萬元/公斤，價格與成本倒掛；為此，信誼調整了出廠價，將規格0.25mg*30片的瓶裝地高辛片出廠價格從2.4元/瓶調至8.31元/瓶。折算成100片裝，相當於出廠價從8元/瓶調至27.7元/瓶，到患者手里居然是68元/瓶。應該擠擠流通環節的水分，減輕患者負擔。

反方：

100片裝的地高辛片出廠價27.7元/瓶，零售價55-68元/瓶，出廠價占零售價之比為40.7%-50.4%，這個比例在合理範圍之內，不過分。零售加價要支付物流、鋪租與人工等成本。不要總以為哪個環節有暴利。只要是自由競爭，所有的環節都只有平均利潤。放開藥品價格，讓生產與流通環節有合理的利潤是好事。讓人有錢賺的供給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供給。

正方：

其一，藥品很特殊，是用來救命的，如果人家沒有錢等著救命，你賣很高的價錢就很不人道。所以廠家與醫院不能唯利是圖，應該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維持一定數量的常用低價藥品，是政府惠及民生的重要舉措。其二，藥品的需求是沒有彈性的，為了救命，患者如果有錢可能出多少錢都願意。所以適度限制藥品的價格，會讓廠家少賺一點，但廠家不至於不賺錢。

反方：

就拿地高辛片來說，國內有生產批文的企業一共有11家，但目前只有兩家在生產。2012年，救治心力衰竭的低價藥品西地蘭註射液缺貨，有生產批文的企業共有6家，但當時只有1家企業在生產。原因都是一樣的：原材料與人工等成本大幅上漲，但藥品定價長期被鎖死。價格管制看起來很美，藥價低得驚人，但企業無利可圖不願生產了，真要救命時缺貨才要命。

【點評者說】政府放開藥品價格管制是明智之舉。對於價管，藥企能繞就繞過去，例如對同一種藥品，停止生產在價管範圍內的劑型，改而生產不在價管範圍內的劑型。2005年國家食藥監局批準的藥品申請數量達11086個，其中新藥1113個、改劑藥1198個、仿制藥8000多個，足以秒殺美國FDA。不能繞的話，那藥企就只好減少甚至停止生產該種藥品。價管的新常態就是難買與缺貨。翻看取消價管前的新聞，幾乎每年媒體都會報道某些低價藥缺貨。

國家藥價談判不可承受之重：“腰斬價”誰來買賬?

今年5月，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公布，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非小細胞肺癌靶向治療藥物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3種藥物價格降幅均超50%，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人社部等7部門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國家談判藥品的集中采購工作。

然而，根據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數字，截至7月中旬，全國僅有14個省份出臺國家談判藥品執行文件，21個省份將談判藥品納入各類醫保合規費用範圍——全國仍有近三分之一省份未將降價藥品與醫保對接。

“接不上”的醫保

“其實我們現在給病人用非一線藥物（一線藥物即臨床首選藥物）就是碰運氣，也不知道病人多久就會（產生）耐藥（性）不能用了。”呼和浩特市第二醫院慢性肝病科主任薩如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5月20日開始，薩如拉的很多患者就一直等著內蒙古當地宣布替諾福韋酯進入醫保報銷的消息，這個在目前國內臨床上公認的慢性乙肝一線治療藥物在當天宣布進入了國家藥價談判名單，降價67%，降價後的價格甚至成為了全球最低價。

“降價前患者一個月的治療費用大概在1500元，很多人用不起只能用其他的替代藥，但是耐藥性問題嚴重。國家公布的降價後費用大致是500元，這就意味著，大部分以前用不起這個藥的患者現在就可以用了，對患者和我們醫生來說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薩如拉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然而，3個多月過去了，薩如拉和她的患者們還沒有得到替諾福韋酯進入當地醫保的消息——沒進入醫保，就意味著，大多數患者依然要被擋在1500元/月的治療費用門外，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其他藥物，並承擔耐藥的種種風險。

這並不是內蒙古一地的個別情況——事實上，在5月20日國家公布的首批三種藥品降價後，即便截至目前，全國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省份將價格已經“腰斬”的藥品擋在醫保門外。

根據國家衛計委最新統計數字，截至7月中旬，全國僅有14個省份出臺國家談判藥品執行文件，21個省份將談判藥品納入各類醫保合規費用範圍——近三分之一省份未將降價藥品與醫保對接，而已經對接的三分之二省份中，絕大多數省份也僅選擇了一種或兩種藥物付費報銷。

參差不齊的全國“對接”狀況下，就出現了同一種疾病用藥，遼寧的患者490元就能買到，而吉林的患者則需要付費1500元。而懸殊的價格對比之下，對需要長期用藥的肺病患者來說，乘火車甚至打“飛的”跨省買藥也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公開信息顯示，最近，河南的乙肝患者聽到安徽省藥價降低，就買火車票到合肥購藥，來回將近300元的路費，則由其乙肝病友們分攤。某省衛計委藥政處的一名工作人員也曾透露，湖北有一位患者甚至坐飛機去最早開始降價的雲南買藥，因為“即便算上飛機票還是便宜”。

“自從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公布後，我們在臨床上收到很多慢性乙肝患者的問詢，他們迫切地想知道何時可以用談判的價格購買到替諾福韋酯，以及治療費用何時可以得到醫保報銷。作為一線臨床醫生，我們深深體會到患者急迫的心情，非常期待患者能夠獲得最佳治療方案，同時減輕疾病負擔的心聲可以盡早實現。“北京佑安醫院肝病科陳新月教授表示。

難解決的“協調”

“這是政策執行之初就預料到的問題，只不過一直沒找到解決的辦法。”有接近衛計委方面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各地財政水平懸殊，當地政府有自己的考慮和花錢的優先順序，靠政府強推也不行，地方也有自己的現實困難。”

而在他看來，這其中更有衛生系統與人社部門之間長期的協調問題現實存在——“出錢的是人社（部門），有沒有錢，有多少錢，兜不兜得住(底)他們說了算，其他平級部門也只能協調，沒辦法強推。”他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8月3日，人社部主管的《中國醫療保險》雜誌在其微信公號中發表標題文章《談判藥品全面納入醫保，別操之過急》，強調醫保政策“真沒必要著急抹平”。

該文表示，“一個藥品是否納入醫保，看起來非常簡單，背後卻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評估過程。畢竟，醫保資金是有限的，每年的醫保報銷額度與醫保資金必須要達成大致平衡，醫保體系才可能得以正常維持。如果不對一個藥品進入目錄後可能產生的醫療費用做出充分評估，就貿然改變醫保目錄，對醫保的資金安全顯然不大有利。所以，醫保部門在執行過程中不那麽積極，是可以理解的。”

“最為關鍵的是，除了醫藥體系的地方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也緣於醫保管理體系的多頭化。在城鄉醫保還未整合的省份，新農合是衛計委系統主管的醫保基金，而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的管理權在人社系統。由此可以看到，藥價談判遇到阻力的真正原因，在於負責砍價的和負責買單的不是同一個人。具體地講，負責砍價的是衛計委，但負責買單的卻是人社部門。”對這一問題，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食品藥品監管局黨委書記撰文公開指出。

但現階段各地並不相同的決策背後，依然有其複雜的考慮和現實的推動力。

6月3日，雲南省衛計委出臺文件稱，針對國家衛計委發布的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要求各地在6月中旬前，落實新農合及大病保險醫保報銷並掛網集中采購，成為國內首個落實國家談判藥品集中采購的省份。

作為癌癥高發區之一，雲南目前的平均發病率高於全國平均發病率，特別是女性肺癌發病率較高。

來自雲南衛計委的信息顯示，雲南省大部分地方屬邊疆貧困地區，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情況突出——全國慢性乙肝患者約3000萬，雲南省有超過30萬，因治療費用問題，很多乙肝患者沒有及時就醫，地方負擔也因此異常沈重。

“這次國家談判結果出來後，據初步測算，如肺癌的靶向藥物吉非替尼（商品名：易瑞沙），談判前每位患者年治療費用約18萬元（不含慈善贈藥），談判後降到8.4萬元。乙肝用藥替諾福韋酯（商品名：韋瑞德），年治療費用1.29萬元，談判後降價後為6762元，提高了乙肝、肺癌患者用藥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雲南省衛計委副主任鄭進在6月3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鄭進表示，雲南省采購出讓中心要在6月中旬前將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在藥品集中采購平臺集中掛網，並按要求定期統計用藥數量和金額，報國家藥管平臺。在2016年~2017年的采購周期內，不再另行組織談判議價。各級醫療機構要根據診療需求，按掛網價格或相關政策規定，同等條件下要優先采購和使用談判藥品。鼓勵其他醫療機構和社會藥店在網上直接采購。各地要在6月中旬前將談判藥品納入當地新農合及大病保險合規費用報銷範圍（含基層和縣及縣以上），做好相關報銷政策銜接。同時醫療機構從交貨驗收合格到付款的時間不超過30天。

據悉，6月15日政策正式實施後，半個月內，雲南乙肝藥采購了827盒，給患者省下了80多萬，吉非替尼也采購了132盒，省下了34.87萬元。

藥企“降價實驗”

事實上，作為進一步提高公眾用藥權益的價格改革探索，藥價談判制度的本意就是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把價格較高的專利藥品和獨家生產藥品價格降至合理區間，這也是國際通行做法。

因此，《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號]提出分類采購的新思路，要求對部分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建立公開透明、多方參與的藥品價格談判機制。

2015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衛計委等16個部委（局）建立部門協調機制，組織開展了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工作，建立了藥品價格談判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組織專家全面梳理國內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狀況，根據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藥需求，以問題和目標為導向，組織專家充分論證，遴選價格高、疾病負擔重、患者受益明顯的治療乙肝、肺癌、多發性骨髓瘤等專利藥品作為談判試點藥品。成立談判小組和監督小組，制定談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談判和監督工作機制。

2015年11月下旬，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試點正式啟動，談判小組先後與乙肝、非小細胞肺癌專利藥品相關企業進行多輪談判。國家衛計委官網公布，此次藥價談判，按照“一藥一策”的思路，研究細化了每種藥品的談判流程和策略。除了談判小組外，還設立了監督小組，談判全程進行錄音錄像。

2016年5月17日，首批談判結果向社會公布，替諾福韋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種談判藥品降價幅度分別為67%、54%、55%。

“藥企能夠多大程度壓低價格，決定於談判的藥品是否能夠進入醫保體系，每年政府的采購量能有多少。政府采購越多，藥企就更願意把價格放得更低一些。藥企能夠接受和政府談判最大的原因還是為了開拓市場。”北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要真正讓老百姓享受到藥價談判後原研藥降價的優惠，關鍵還是在於這些藥品能夠進入醫保體系。

而對藥價談判主體的跨國制藥公司來說，在此時選擇降低藥價換取醫保覆蓋的更大範圍市場，可能也是“適應變化”的明智選擇。

《亞洲制藥新聞》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10家主要跨國藥企的銷售額平均增長11%，相比2014年全年的平均增長率低了1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國醫藥企業利潤率在2014年下滑至5.3%後，2015年第一季度已回升至6.9%；利潤水平在2015年初迅速升至26%。

“國家主管部門首先要的是降價，這也是公眾對於醫療服務最明顯的感受;而跨國制藥公司這幾年在中國的日子普遍不如以前，增長放緩、優待政策取消，來自國內產品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以前那種黃金時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要繼續生存就必須適應變化。”有接近國家醫保談判方面的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但目前藥價談判在各地的執行情況顯然並不足夠讓更多的企業積極加入。

“我們其實一直在關註第一批參與（藥價談判）企業的動向，現在來看，企業最擔心的醫保銜接問題確實還沒有解決好，如果我們一個省一個省地去跟醫保部門談，也根本不現實。”昨日，有積極關註藥價談判的某制藥公司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針對醫保銜接問題，4月25日，國家衛計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7部委聯合發文《關於做好國家談判藥品集中采購的通知》要求，完善醫保支付範圍管理辦法，做好國家藥品談判試點與醫保支付政策銜接。

5月17日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於公布國家藥品價格談判結果的通知》又指出，已將談判藥品納入當地醫療保險合規費用範圍的地區，要進一步鞏固完善醫保制度和支付方式;尚未確定的地區，要抓緊做好與相關醫保政策銜接;確有困難的地區，可首先從大病保險（重大疾病保障）做起。

然而，承擔付費的人社部門對這兩份衛計委發出的文件並未做出任何回應。

也因此，在現有政策遭遇“波折”的時候，一些企業轉而開始尋找新的解決路徑。

8月25日，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宣布，即日起，主動將其旗下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靶向藥物厄洛替尼（商品名為特羅凱）降價30%。

公開信息顯示，以特羅凱為代表的TKI類藥物是EGFR突變型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標準治療特——由目前的研究數據看，其無進展生存期是所有一代TKI里最突出的，肝肺安全性也有獨到之處，較少出現肝臟損傷和間質性肺病。該藥上市十年來，已惠及超過11萬肺癌患者，顯著延長了他們的生存期，有效改善了患者生活質量。

也因此，降價消息一出，在市場和患者中引發廣泛關註。

來自羅氏方面的信息顯示，特羅凱目前的售價約為4600元/盒7片（150mg），降價後每年可為接受該藥治療的患者節約藥費2萬多元。

“羅氏充分理解和認同國家通過建立藥品價格談判機制，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降低廣大患者用藥負擔、提高藥品可及性，羅氏始終以積極的合作態度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參與由國家衛計委牽頭組織的國家醫藥價格談判。”羅氏在回複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代理大洗牌，藥價仍難降藥品“兩票制”落地安徽

鄭州一家醫院的藥師正在藥房整理藥品。兩票制落地後，藥價並沒有因流通環節減少而降低。（視覺中國/圖）

安徽模式被寄予厚望——以藥品生產企業為抓手，徹底擠掉掛靠、走票，並大量淘汰依靠上述違規行為牟利，且威脅藥品安全的小型批發企業。

“藥價虛高的根源，並不在流通環節過多，而在於政府醫療服務價格的行政管制。”

進入11月，合肥的醫藥代理商何琳越發焦慮。七年前，眼瞅著一位親戚通過掛靠公司的方式代理廠家臨床品種，做起了醫院銷售，且經營利潤可觀，她也跟著入了行。

按照藥品管理法的規定，何琳本沒有資質參與藥品經營——只有獲得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範（GSP）認證的企業，才可進行藥品的批發、流通和零售。但在親戚的幫助下，她成功借用到一家有證企業的票據和證照。每月繳納一定比例的“管理費”後，她的藥品銷售行為合法化了。

憑著這份工作，這個40歲不到的女子已擁有上百萬積蓄。但眼下，她卻感嘆，“好日子一去不複返啦。”

掀起波瀾的，是一項名為“兩票制”的新政。10月8日，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六部門聯合發文：安徽將在全國率先執行藥品采購“兩票制”，並明確自2016年11月1日起執行。

按照《安徽省公立醫療機構藥品采購推行“兩票制”實施意見》，藥品在到達消費者之前，至多只能開兩次發票。其中，藥品生產企業到經營企業開具一次，經營企業到公立醫療機構開具一次。

這讓何琳陷入進退兩難——退出市場，多年積累起來的人脈、渠道、品種資源都將付諸東流；但若是像之前那樣，借助一二級代理公司開票，又不符合“兩票制”規定，藥品肯定無法銷售。

“減少層層加價，降低虛高藥價。”安徽省食藥監局藥化流通監管處處長米華陽表示，推行“兩票制”的目的，就是深化藥品流通領域改革，壓縮中間環節，嚴厲打擊“掛靠”“走票”等藥品購銷中的違法違規行為，保障用藥安全。

嚴查“掛靠”“走票”

“無論是生產企業、流通企業還是公立醫院，兩票制沒有一點緩沖的余地。”滁州一家藥品批發配送企業的負責人張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10月12日，公司就收到了當地明光市中醫院發出的通知。文件規定，實施“兩票制”後，所有配送至醫院的藥品必須附上生產企業的發票複印件，並且不得出現藥品斷供的情況。

考慮到偏遠地區藥企的物流困難，安徽“兩票制”並沒有一刀切——經營企業將藥品銷售到偏遠山區的基層公立醫療機構，允許在“兩票制”的基礎上再開一次藥品購銷發票，以保障基層藥品有效供應。

“從食藥監總局來講，我們堅定不移地支持兩票制。在今後的監管中，我們也會按照兩票制的要求履行監管。”在10月29日的一場醫藥企業家年會上，國家食藥監總局副局長吳湞的表述，透露出一個信號：食藥監部門牽頭落實“兩票制”的安徽模式，可能被複制並推廣。

安徽食藥監部門的核心任務，是將“兩票制”納入飛行檢查和日常督查中，對違反藥品管理相關規定的行為，依法進行查處。

安徽模式也被寄予厚望——以藥品生產企業為抓手，徹底擠掉掛靠、走票，並大量淘汰依靠上述違規行為牟利，且威脅藥品安全的小型批發企業。

目前，國內藥品市場不到2萬億元規模，卻有1.2萬家批發企業。其中，80%的銷量集中在前100家，剩余的企業年平均銷量只有兩三千萬元。“批發企業的利潤率為1%，如果管理稍有放松，那就得虧。”但吳湞卻發現，這些企業不僅活著，而且活得“很瀟灑”。

在業內，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張亮透露，在安徽全省四百多家藥品經營企業中，不少小企業就以掛靠、過票為生，“這並不是個別現象。”

明知違法，但在收取“管理費”後，提供掛靠的經營企業對代理商幾乎毫無約束，甚至連代理商買賣的藥品都不聞不問。假藥由此流入正規渠道。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份二審刑事裁定書顯示，2011年，業務員王中軍掛靠在浙江九欣醫藥下開始藥品經營，每年按藥品銷售總額的3%，向九欣醫藥交納管理費，對方則提供藥品所需的資質證明、購銷憑證，甚至還專門為其設立了“普藥一部”。

“普藥一部”成立後，王中軍聯系購銷渠道，以九欣醫藥的名義，向多家制藥企業購進藥品，並銷售給杭州各大藥房，從中賺取差價。

在得知王中軍采用該方法經營藥品後，陳俊等人和王中軍商定，通過“普藥一部”，以王中軍的名義，采用上述同樣的方式經營藥品，獲利後再與王中軍結算。

從2011年5月至2012年8月案發，王中軍等人通過“普藥一部”銷售的藥品金額累計達四百六十多萬元，尚未銷售的庫存藥品貨值金額累計達三十余萬元。其中，利用掛靠經營違法購進的“呋麻滴鼻液”，經過深加工，可提取麻黃堿煉制冰毒。

流通企業大洗牌

統計數據顯示，安徽全省縣級以上的公立醫院多達728家。全省同時執行“兩票制”，醫藥配送企業首當其沖。

“沒有競爭力和覆蓋力的醫藥配送企業，要麽被兼並，要麽倒閉。”資深醫藥代理人方圓說。為了效率最大化，生產企業更青睞終端覆蓋廣、資金實力雄厚的配送企業。他亦感受到了企業面臨的嚴峻挑戰，“這個行業越來越不好做了，我正糾結要不要轉行。”

作為國家新醫改的試點省份之一，2015年以來，安徽實施了藥品“帶量采購”，價格下降之余，還遴選出了配送商，對藥品集中供應。

雖然現有的配送格局暫時不會改變，但很多中小型配送企業加緊進貨壓貨，以最大限度維持和醫院的配送關系。“我們一直在和醫院積極溝通，保證品種供應。”陳恕感嘆，無論是企業還是廠家，要做的事太多了。

陳恕是皖東地區某市級醫藥公司的負責人。自從4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明確要求醫改試點省份推廣“兩票制”，這三個字無時無刻不在沖擊他的神經。最近半年，微信里突然冒出了很多“醫藥企業兩票制交流群”。打聽相關信息，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課。

陳恕所在的這家市級醫藥公司具有五十多年的歷史，曾經覆蓋了周邊十幾個縣市的市場。但如今，公司既沒有省級公司的品種資源，也沒有縣級公司的終端網絡，就連市區的業務也在慢慢萎縮。“兩票制”沖擊之下，公司業務更頻頻告急。

在分析了企業的優勢和劣勢後，他和經營班子得出了結論，“弱小的身軀是無法與大佬抗衡的。”盡管公立醫院一直是公司的主項，但為了生存，公司不得不忍痛割愛，在維持醫院總量的同時，調整產品結構，將工作重點轉向“兩票制”尚未涉及的藥店和診所。

“公司內部始終不乏反對的聲音。”陳恕坦言，但只有在市場的夾縫中尋找到暫時被大公司所忽略的板塊，才有希望換取毛利的增加和現金流的暢通。

“兩票制”影響下，藥品生產企業的營銷策略也悄然轉型。

安徽永生堂藥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治忠介紹，由於自建銷售隊伍成本很高，大多數中小型制藥企業以往大多采用“底價開票”模式——生產企業以較低的出廠價，將藥品銷售給大包商，而後再層層轉包，最終銷售給終端客戶。大型藥企通常采用“高開模式”——擡高出廠價，通過獨家經銷商向終端推銷。“兩票制”實施後，中小型生產企業被迫由“低開”轉為“高開”。

對於原本就采用自營模式的企業，按照現有的藥品供銷模式，必須在每一個市縣都派駐商務人員，負責藥品的發貨和匯款。“原本可以外包給代理的工作量，被加註到了藥企身上，管理成本肯定會增加。”王治忠說。

撼動虛高藥價難

醫藥流通行業的集中度雖然大幅提升，但出臺“兩票制”的另一個考慮，即降低藥品價格虛高的作用，似乎並無法顯現。“在短期甚至中期內，我並不樂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的觀點，也是不少業內人士的看法。

2014年底，財政部廈門專員發布了一份關於福建“兩票制”實施情況的獨立調研報告。報告以國藥控股星鯊制藥（廈門）有限公司生產的維生素D滴劑為例，其成本價為每盒2.4元。在實行“兩票制”的福建和不實行“兩票制”的湖北，中標價相差不大，都接近27元。不過，兩地的出廠價差卻大得離奇——福建為每盒24.7元，湖北僅為4.7元。

在非“兩票制”地區，藥品從藥廠到醫院終端不限定物流層級，藥廠會根據物流的經濟性與營銷策略，考量藥品的物流路徑。而在福建，由於“兩票制”的規定，選擇只有兩種——藥廠直接配送，或是委托唯一一家藥品經營企業配送。

不過，無論物流層級如何，醫院最終只能按照政策規定，以約27元的中標價購進藥品，然後再以順加15%或零差率賣給患者。顯然，藥價並沒有因流通環節減少而降低。

報告特別提及，星鯊制藥以咨詢費、銷售折扣等各種方式，支付給各類代理商作為銷售傭金，用於“藥品推廣”，銷售傭金占零售價格的比重約為59%。

“藥價虛高的根源，並不在流通環節過多，而在於政府醫療服務價格的行政管制。”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認為。政府行政定價制度，讓大宗醫療服務項目的收費標準遲遲未獲提高，多開藥、開貴藥，成了醫務人員沒有選擇的“選擇”。

“以藥養醫”的模式下，藥品供應商需要從藥品費用中為醫生預留回扣。然而，該部分無法開具發票，需要通過“倒票”洗出這部分現金。

在“底價開票”模式中，回扣一般從流通環節預留，醫藥代理商主要通過過票完成；而在“高價開票”模式中，回扣一般從醫藥企業預留，通過虛開交通、餐飲、咨詢、會務等費用洗出現金，並逃避所得稅。

“兩票制”推行後，在流通環節洗錢的“低開模式”無法運作，但“以藥養醫”的存在，將迫使加價環節上移。“藥企能名正言順地擡高出廠價，抹去因流通環節過多而產生的藥價虛高，維護省級藥品集中采購的合理性。”朱恒鵬說。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何琳、張亮、陳恕均為化名）

公立醫院藥品采購要實行“兩票制” 虛高的藥價能降嗎？

近期，中辦國辦轉發《意見》，要求公立醫院藥品采購逐步實行“兩票制”，即生產企業到流通企業開一次發票，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開一次發票。之前國辦印發的醫改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也提出，綜合醫改試點省份要在全省範圍內推行“兩票制”。

藥價虛高受詬病已久，在流通環節實施的“兩票制”能帶來什麽改變？能否降低虛高藥價？

壓縮代理銷售層層加價環節

據人民日報報道，近日，福建省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下發通知，明確藥品耗材供貨生產企業和配送企業不執行“兩票制”，將進入“黑名單”，被取消供貨或配送資格。福建可看作是全國真正實行“兩票制”最早的省份。

至今，已有12個省份出臺了實施“兩票制”的相關政策，其中福建、安徽、陜西已正式落地。

“兩票制”為何如此受關註？從藥企來說，“兩票制”改變了流通環節利益分配格局。在我國，藥品銷售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自主銷售，一是代理銷售。一部分大藥企有自己的銷售渠道，可以直接售藥到醫院、藥店等終端。大部分生產企業采用代理銷售模式，經過層層代理，最終銷售到醫院或零售藥店等，再賣到患者手中。代理銷售模式中，從生產企業到醫院或藥店，經過了層層代理，層層加價，中間經過三票、四票甚至更多票，出廠價與最終銷售價格之間相差巨大，“掛靠”“走票”等違法違規現象普遍存在。

“兩票制”針對的就是代理銷售模式，壓縮中間的多票環節，讓生產企業自主配送藥品，或僅選擇一家配送企業，直接供貨到醫院。有強大配送能力的大流通企業無疑將勝出，多如牛毛的中小代理商或淘汰或轉型。“兩票制”實施之前，渠道、終端由代理商一手把控，不少藥品生產企業並不掌握終端情況。“兩票制”後，藥品生產企業將對配送環節負責。浙江甚至要求實行“一票制”，由藥品生產企業直接負責配送。

某些偏遠地區允許多開一次發票

據國家食藥監總局統計，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國共有藥品批發企業13508家，其中前100位藥品批發企業主營業收入占同期全國醫藥市場總規模的68.9%。藥品流通領域小、散、亂現象可見一斑。

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毛宗福分析，“兩票制”若執行到位，藥品流通行業將發生大變革，很可能全國只剩下一些大流通企業，流通企業集中度大大提高，“過票洗錢”現象消失，藥品虛高價格降低，流通環境得到凈化。整個流通環節變得簡單透明，監管也更加方便。

然而，北京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史錄文認為，“兩票制”雖然可以縮短多余的流通鏈條，消除多余的加價因素，但是能不能執行到位，取決於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往往較發達的地區，配送企業網點較齊全，能夠“一票”就配送到位。而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藥品流通企業往往較多，小散亂情況更加嚴重，藥品很難“一票”配送到位。比如新疆、西藏、青海等地方，實施“兩票制”可能比較困難。

商務部有關報告顯示，全行業只有3家年銷售規模超千億元、1家年銷售額超500億元的全國性藥品流通企業，24家年銷售額過百億元的區域性藥品流通企業。而配送對象多而散，數量超過120萬家。這些大流通企業如果要建起完善的藥品配送網點，包括把網點延伸到較偏遠的地區，成本較高，也需要技術手段、供應鏈管理方式的創新，挑戰企業應對能力。

記者查看了各省出臺的有關文件，發現各地確實考慮到了地區差異，比如安徽明確，藥品經營企業將藥品銷售到偏遠山區基層公立醫療機構的，允許在“兩票制”的基礎上再開一次藥品購銷發票。

還需同步調整醫療服務價格

“兩票制”縮短了流通環節，藥價就降下來了？實際上，醫院采購價格在政府集中招標中已確定，實行零差率的公立醫院按中標價采購。在新一輪的集中招標中，中標價會不會因“兩票制”下降，需要看下一步的政策規定。

國家已明確，所有公立醫院都要實施零差率，那麽有些地方再配合實施醫保支付價，會不會起到降藥價的作用？毛宗福認為，醫保支付價非常好，但要把以藥補醫的怪圈扭轉過來，才能很好地執行醫保支付價。

事實上，以藥補醫在我國公立醫院仍然是主導模式。統計顯示，醫院藥占比仍在四成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光靠“兩票制”難以撼動高藥價。“必須強調‘三醫聯動’，在推行‘兩票制’同時，同步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體現醫務人員勞務技術價值，回歸醫療服務的價值規律。當醫院不需要從藥品中獲取收入，而是有合理的收入渠道，藥價自然就在競爭中降下來了。”毛宗福說，他去三甲醫院看骨外科專家，掛號才30元，勞務技術價值被扭曲。

史錄文強調，即使兩票制讓藥價降下來了，但醫療費用不一定能降下來。如果不能建立促進醫院和醫務人員主動回歸醫學規律的體制和機制，醫院為了發展，也會有辦法獲取不合理收入。所以，仍要強調公立醫院體現公益性的科學合理的經費收入，才能徹底杜絕“按下葫蘆浮起瓢”現象。

毛宗福認為，接下來政策會不斷完善，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到合理區間，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加強監管。只要改革以“三醫聯動”的方式推進，扭轉以藥養醫的體制，藥企逐步改變小散亂的惡性競爭局面，藥品最終會回歸合理價位。

英國重罰輝瑞近1.07億美元 因哄擡抗癲癇藥價格

12月7日消息，據BBC報道，由於制藥巨頭輝瑞和弗林制藥公司(Flynn Pharma)將抗癲癇藥物的費用提高達2600%，英國競爭監管機構周三表示，已對輝瑞公司開出創紀錄的8,420萬英鎊(1.0654億美元)罰單。

競爭與市場管理局表示，制藥公司輝瑞和經銷商弗林制藥公司違反了競爭法，他們增加了英國約48000名患者使用的藥物的成本。這些特效藥的價格上漲已經使納稅人多花費了成千上萬英鎊。

監管者稱，輝瑞的這一舉動致使英國患者藥品支出成本從2012年每年約200萬英鎊上升到2013年約5000萬英鎊，這遠遠超過輝瑞在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費用。

輝瑞公司被罰8420萬英鎊，而Flynn Pharma被罰款520萬英鎊。CMA還命令兩家公司降低其抗癲癇藥的價格。CMA的Philip Marsden說：“這些公司故意利用藥物去品牌化提供的機會提高藥物的價格，而這種藥物恰恰是被成千上萬的患者所依賴。”

輝瑞表示對此將提出上訴。

央視曝有醫生拿回扣占藥價30%-40%

12月24日下午，據央視新聞報道，上海市衛生計生委對央視報道上海有關醫院工作人員收受回扣一事作出回應。上海市衛生計生委表示，獲悉央視報道有關醫院工作人員收受回扣後，上海市衛生計生委高度重視，當天上午即要求相關辦醫主體和醫院進行查核，並對違規人員依法依規予以嚴肅處理。同時，舉一反三，加強面上排查和整治，狠剎收受回扣的不正之風，堅決維護患者的權益。

據央視上午報道，在大城市的醫院里，長期存在一些不看病的“特殊患者”，他們不僅和醫生熟悉，而且神通廣大，能和醫生進行某種交易。他們究竟是什麽人，與醫生之間存在什麽樣的利益呢?記者歷時8個月，調查了上海、湖南兩地的6家大型醫院，終於揭開了秘密。

上海某知名醫院每年的門診量超過400萬人次，在國內享有很高的聲譽。央視記者發現，這家醫院幾乎每天都有上百個“特殊患者”前來就診。這些所謂的“患者”手中都沒有病歷，出現的時間也有一定的規律，一般都是醫生中午或下午下班前1個小時左右。更為奇怪的是，這些所謂的“患者”在1個小時內，要進兩三個診室。記者註意到，這些所謂的“特殊患者”互相都比較熟悉，對不認識的人都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在診室沒有患者情況下才進入，而且還要把門反鎖上。

記者調查發現，這群所謂的“患者”其實就是醫藥代表。醫院保潔人員透露，這些醫藥代表除了向醫生推銷藥品，還和醫生有“私事”要做。記者發現，這些醫藥代表無一例外都在和醫生聊著用藥量的話題。除了普通門診，各專家門診也有不少醫藥代表出入，談論的同樣是醫生用藥量的話題。

統計醫院各科室的實際用藥情況在業內稱為“統方”，也就是核算每名醫生一個月的用藥量。那麽，醫藥代表“統方”的目的是什麽呢?在進一步的調查中記者了解到，醫藥代表代理的每種藥品，一般有十幾名甚至上百名醫生使用，而一天平均只能找到3到4名醫生，因此醫藥代表幾乎天天都到醫院蹲守，對各個科室進行“統方”。

據報道，泌尿科專家門診的一名醫生，竟然聲稱一個月內通過開處方藥，就能幫醫藥代表賺到買手機的錢。醫生開出處方後，只要患者購買了藥品，醫藥代表就能獲取近10%左右的提成。這也就是醫藥代表幾乎天天往醫院跑，希望醫生多開藥的重要原因。

醫藥代表送給醫生的信封里裝的就是藥品回扣，業內也叫份子錢。央視記者隨後又對醫院的另外一個診室進行了調查，發現這個診室的醫生，同樣也收到了醫藥代表送的藥品回扣。

這名醫藥代表介紹，他代理的一種治療過敏性鼻炎的藥品標價是129元，給醫生的回扣是45元。也就是說，藥品回扣占到了藥品價格的35%左右。醫藥代表稱，“自費的嘛，也是差不多自費的30%，最少是30%、40%、45%。”

其實，這麽高比例的藥品回扣返給醫生，並不僅僅在上海發生。記者隨後又來到湖南長沙進行調查，在長沙的一家知名醫院，一名醫藥代表向記者透露，他們返給醫生的藥品回扣，比例高的也在40%左右。

據業內人士透露，藥品的中標價越高，回扣的空間就越大，就越能激勵醫生多開處方，藥品的銷量也就越高。藥品的回扣一般至少要在中標價的20%以上，才能保證有一定的銷量。

醫藥代表介紹道，醫院藥品采購目錄里有兩種藥，這兩種藥都是用於治療同一種疾病，一種零售價20多元每盒的藥品回扣5元，比例為25%;另一種30多元每盒的藥品回扣只有4元，比例為13%。相比較而言，醫生一般只開回扣比例高、金額大的藥品。

醫藥代表和醫生之間的藥品回扣現象令人觸目驚心，部分藥品的中標價與市場價相比高得離譜。藥價虛高，不但加重了患者的藥費負擔，也讓政府的醫保資金不堪重負。其實近年來國家已采取多種措施降低藥價，專家認為，藥品回扣這一頑疾，問題表現在流通領域的“藥”，其根源卻在“醫”。

預警特朗普藥價改革 藥企巨頭聯手提價

對於美國人來說，當選總統特朗普正式就職後，或許救命藥的價格會越來越貴。這似乎與特朗普的競選承諾背道而馳。競選期間特朗普放言要降低藥價，如今面對的卻是制藥巨頭的“不聽話”。

2017年伊始，趕在特朗普正式就職美國總統前，美國的一些制藥巨頭聯手擡高藥價，在捍衛公司利潤的同時，擺出一副與特朗普競選承諾對著幹的態勢。

集體漲價

在這波藥品漲價潮中，不乏制藥巨頭的身影。

比如，全球生物科技行業巨擘百健艾迪(Biogen Idec)對於治療多發性硬化癥（一種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的三種藥品分別提價8%；阿索爾達治療公司（Acorda Therapeutics）也將旗下治療硬化癥的緩釋片Ampyra提價了9.5%；梯瓦制藥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緊隨其後，將多發性硬化癥藥物Copaxone提價8%。

不僅僅是治療硬化癥的藥品漲價了，就連普通的治療關節炎的藥品也在這波漲價潮中水漲船高。百時美施貴寶（BMS）公司治療關節炎的藥物就比去年漲價了6%。AMAG制藥公司對兩款治療腎臟疾病的藥物分別提價4%和5%。

而漲價最瘋狂的要數用於舒緩急性過敏癥狀的註射劑EpiPen。美國制藥公司邁蘭（Mylan）自2007年買下了該藥的所有權後，10年間，該藥的價格從最初的100美元兩支飆升至最近的600美元兩支，價格飈升了6倍。

對於這波漲價潮，藥企巨頭紛紛給出了自己的理由。阿索爾達治療公司就在聲明中指出，Ampyra緩釋片是公司目前在市場中唯一競爭性較強的藥品，其中40%的銷售額都投入到了研發領域。梯瓦制藥公司也表示，Copaxone被證明是治療硬化癥非常有效的藥品之一，稍作提價也在情理之中。

早在競選時，時任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就表示，一旦勝選美國總統，將對醫藥行業進行改革，當務之急就是降低藥價。特朗普在勝選後，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就直言不諱地指出：“我不喜歡當前的藥價。”此言一出，美國的醫藥及生物科技板塊隨即發生劇烈動蕩，股價紛紛下跌2~3個百分點。

有分析認為，在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前，藥企巨頭抓住了這一時間窗口，先發動一波提價，再觀望特朗普政府究竟會對藥價采取何種打壓措施。目前，特朗普團隊陸續公布的新政措施中，尚未提到藥價過高的問題。他們只是表示，新政府將改革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目的是將重點更多地放在患者對創新醫療產品的需求上。

調控藥價？

一直以來，藥價貴，是美國社會最具爭議、也是最敏感的話題之一。一方面，美國藥品市場上的藥品價格不是由政府直接決定的。此前，美國歷屆政府對藥品價格的幹涉相當少。沒有全國性的價格控制，沒有全國性的藥品目錄，沒有消費者費用共付的統一政策，美國藥品價格更多是由市場供需總體趨勢來決定，由藥品企業來進行定價。

另一方面，消費者醫療保險的等級不僅影響其在選購醫療藥品上的花費，同時也為藥價走高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美國消費者息息相關的“奧巴馬醫改”（Obamacare）賦予了醫生開具價格高昂的藥品的權力。據美國媒體報道，藥價回扣能占據一位腫瘤醫生收入的30%。此外，即便被視為已“包羅萬象”的“奧巴馬醫改”也沒有強制性地覆蓋所有藥品，比如EpiPen。因此，漲價的沖擊對普通美國家庭來說，負擔不小。

目前，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正就“奧巴馬醫改”的廢存大打口水仗。對於民主黨籍總統奧巴馬而言，醫改顯然是其希望保留的為數不多的政治遺產之一。但是，在國會參眾議院都已占據優勢的共和黨顯然不會對奧巴馬的這一政治遺產放行。全盤修改，甚至廢除“奧巴馬醫改”都是共和黨以及特朗普團隊可能的考慮。

特朗普的總統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表示，當選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將著手廢除“奧巴馬醫改”。彭斯將在當地時間1月4日會見國會共和黨人並探討取締“奧巴馬醫改”的細節。面對共和黨人的來勢洶洶，總統任期只剩下十多天的奧巴馬目前正與民主黨商量，如何阻止共和黨破壞自己心血的方案。

一旦如特朗普及共和黨人所願，“奧巴馬醫改”被廢除，特朗普團隊表示，“特朗普醫改計劃”將取而代之。盡管“特朗普醫改計劃”的細節尚未完全公布，但根據其在競選時的提議，也可一窺究竟。比如，要求所有醫療服務者提高價格透明度，特別是醫生和診所、醫院這類醫療機構，從而讓個人可以選擇價格最優的醫療檢查和服務。在藥品價格方面，特朗普建議，廢除藥品流通環節的障礙，以降低藥品價格。在特朗普看來，雖然藥企都是私營企業，但提供的卻是公共服務，如果允許消費者從其他國家選購安全可靠的藥品，或許能加大藥品領域的競爭，能擴大普通美國人的選擇範圍，達到降低藥價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