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彷彿突然之間就成為這個寒冬裡最熱的詞語。
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位官員紛紛表示如果制度實行，便願意公開自己的財產狀況。
從1987年首度提出動議到現在，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的這項制度，歷時20餘年，在29地進行了試點卻始終未能在中國真正推行。
不過，2013年1月22日，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說，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顯示了堅定的制度反腐決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觀念的進步、新技術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官員們站了出來，對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說：我願意。
他們的聲音，儘管依然微弱，但已開始在整個體制內外激盪。
而對於官員資產問題最敏感的核心——那些無人知道確切數字的存量資產，如何處置始終爭議巨大。其中最大膽但爭議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時點為準，此後官員財產公開申報，此前官員資產只要退贓甚至只要申報則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違法？是否會成為貪官的集體洗白？會不會造成反覆特赦？反對特赦者或認為這明顯有違公平法治，有損人民利益，不應實行；或認為恰恰應在反腐聲浪正高之時推行全面反腐。而贊成特赦者則認為，用一些已經難以追回的損失去換一個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價，只要能從此依法懲治。
類似的難題，曾同樣擺在1970年代的美國、香港與1990年代的日本、韓國面前。因為各國傳統沿格、政治制度與社會土壤均不一樣，每個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徑。而最後的結果是，240年前誕生於瑞典的這項制度，迄今已有上百個國家實施。
南方週末特製作本期專題，聚焦官員財產問題。
廳級幹部「曬家產」
「我們一家三口，目前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紀委分的樓梯房，面積約74平方米，那個位置的二手房市場價格，約每平方米1萬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還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於五羊新城，後來以四千多元／平方米賣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廣州市「兩會」上，這段袒露家底的陳述，讓廣州市政協副秘書長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當下，「家產」往往是一個官員最敏感的「隱私」。如此坦白道來，讓這位一口濃重湖南鄉音、留著稀疏長發的小個子官員，成為媒體蜂擁尋找、網民爭先喝彩的對象，並被冠以「財產公開第一官」等閃亮頭銜。
其實，范松青並不是真正意義的「第一人」。不過，在南方週末記者所瞭解的個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級別最高的一個——副廳級。
對現年58歲、官場生涯已至尾聲的范松青而言，這個頗具英雄主義色彩的舉動，來得有點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報到參加廣州市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的政協委員范松青，帶上了一份當天才最終定稿的提案——《關於廣州市率先試行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的建議》。
公開官員家庭財產的做法，在國際上被稱為「陽光法案」，兩百多年前發端於瑞典，先後已在上百個國家實施，向來被認為是政府遏制腐敗、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國，這項制度卻始終並未實行。
其實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要求官員向本單位的組織人事部門申報各項個人收入，相關材料再由單位統一上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如不實申報，由黨組織、行政部門或紀檢部門處理。之後十幾年，中央出台過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斷擴大申報群體和事項範疇。
但這些經年累月的申報材料，都是「專人保管」，有關文件對查看這些材料的權限作了詳細規定──只有「黨委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檢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調看。
就連參與申報的官員，也普遍認為這是「年復一年的走過場」。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隨這些年腐敗現象的惡化廣受垢弊，因此外界對公開的呼籲聲漸強。
在2007年進入政協之前，范曾在廣州市紀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對此關注已久。他決定今年的提案就做這個，「一方面，十八大之後國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網上又不斷爆出『表哥』、『房叔』之類的醜聞，我感到官員財產公開已經到了不得不推的時候了。」
剛來到簽到處，這份切中時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記者。有人問，「既然你願意帶頭公佈財產，不如通過報紙做個表率，先公佈一下家庭房產情況。你有幾套房？」
儘管這個問題讓范松青覺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會，還是微笑著說出後來四處流傳的那番話。開了這個頭，他在後來的採訪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盤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個遇到這種問題的官員，絕大多數官員的回應方式都是「打太極」。但范是個「非典型」官員：他早年當過兵，退伍後從家鄉的公務員崗位上，考進了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畢業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黨校任教——這算是個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請調入《零陵報》做記者，並且一干六年，成為當地僅有的三個高級職稱記者之一。後來舉家搬至廣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從事的是政策研究類工作。
「在我所從事過的四個職業——士兵、記者、教師和官員，最喜歡的是記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記者生涯寫過的文章整理成冊，自費出了本書。當年輕記者把錄音筆伸向他的時候，這段「憶往昔」的情結，也推著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當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體走紅，他所在的大學同學QQ群裡群情沸騰，大家給他奉上了各種炙烈的褒獎。其中一位現任廣州市某高中校長的同學表態說：「老范做了第一個公開財產的官員，我願意做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校長。」
這些話讓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條條摘錄下來，保存在電腦裡。
「我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蘇省宿遷市某縣科技局副局長劉信禮（化名），躺在被窩裡刷微博時，在手機上看到了關於范松青的新聞。
他馬上轉發，並附言「我也願意成為江蘇省宿遷市公務員財產公示第一人」，寫完這句話，重重打上了感嘆號。
在中國的行政級別體系裡，劉處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級幹部。
他所在的縣，本身就是一個官員財產公示的試點地區，不過公示對象只涉及「新提拔為科員級職級」的幹部，公示地點在「縣政府辦公室公示欄」——在全國目前已有的十多個試點地區中，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只對「新任的科級幹部」作要求，而申報和公示的地點要麼就是單位大院，要麼就乾脆只是向組織申報。
這種公示劉並不滿意，他說，「他們在四樓（縣政府辦公室所在樓層）搞，我在三樓都不知道。」
劉選擇了微博作為自己表達公開財產願望的平台。1月20日，劉又在微博上重複表態了好幾次，強調要借此「為清廉幹部正名、與無恥貪官切割」，其中一條微博，被網友轉發了幾千次──這是他開通微博以來，轉發數最多的一條。
自從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強烈推薦」他開了微博，一向自認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劉信禮，到現在已累計發佈了3.3萬多條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條。他在微博上給自己貼的標籤是「追求真理、拷問真相」。他說，「我開微博就是為了對社會熱點發言，不是為了玩。」他的微博內容，幾乎都是在針砭各種時弊，腐敗自然是關注重點。
讓劉信禮對公開財產如此上心的另一層原因是，他和在當地法院從事經濟審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腳乾淨」，但妻子的崗位「被人家認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貪腐幹部背黑鍋」。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包括范松青在內的一些官員在表態時，都加了上級或組織出台政策之類的前置條件，但自己比之更進一步，倡導的是「無條件的獨立公開」。
不過，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縣裡一位領導的電話，「很客氣，談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紀律」。劉忙解釋說，自己沒有說違反紀律的話，並請領導親自上微博查看，但對方回覆說「我從來不上微博」。
掛了電話，自覺「不能只表態，沒行動」的劉信禮考慮再三，又發了一條微博——蘇北某縣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夫妻公務員，孩子讀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購買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錢用具是15年前為孩子買的兩萬元珠江牌立式鋼琴……「他說，為了減輕當地壓力，特意隱去了自己所在縣的名稱。很快，他又接到了電話。壓力之下，儘管贏得網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擁轉發，他最終刪除了這條微博。但連日來，他並沒有停止在微博上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呼籲。
一位體制內的朋友通過留言說了很多讓他感動的話，這個朋友之前買房時曾向他借錢，他沒錢借，後來想到這事心裡總有點彆扭，擔心對方以為他「有錢」。「這下倒也坦蕩了。」他說。
村官、副處與副廳
其實，公開曬家產的官員，最初是從最小的村官開始的——在中國，可以說沒有比村委會主任更小的「官」了，這個職位甚至都不屬於公務員編制範疇。
在南方週末記者所查到的公開資料裡，第一個公開財產的是位「村官」，名叫許坤，他原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白虎頭村的民選村委會主任。
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之後，35歲的許坤帶領村民為土地拆遷糾紛，艱難斗爭了近兩年。正是在此期間，2009年4月，他在網絡論壇發帖說，「帶個頭吧，趁我還是『官』時公佈自己的財產」。
在這個帖子裡，他羅列了包括摩托艇、家電、存摺、戒指、家具等總計四萬元的19項家當。
許坤的用意，除了自證清白，也與當時的土地糾紛訴求有關。當時附在個人財產清單後面的，還有諸多當地的拆遷文件。
不過，此後兩天，許坤就被開除黨籍，一年多後因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被逮捕，後來獲刑四年，現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師鄭建偉稱，雖然獲刑時被指控的情節與此無關，但許坤公佈個人財產等「出格」行為，不排除對此有影響。
這時候，新疆阿勒泰地區試點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正引發全國熱議。迄今為止，阿勒泰的試點都是所有試點中「最徹底的」。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縣處級及以下公務員都必須在網上申報財產狀況，公眾可以隨時查看。這引起了媒體的蜂擁報導，也由此製造了近年裡關於這項制度的一輪小熱潮。
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曬出了家當，儘管他與許坤並不相識，也從不知曉許的事情。
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許昌下轄的長葛市坡胡鎮侯莊村的村委會主任。他在博客上曬出了縣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電腦、電視等等。
2008年時他為瞭解網絡以幫助兒子戒除網癮時學會了寫博客，過去就喜歡舞文弄墨但罕獲發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發表」的感覺，幾年下來已寫了近兩千篇博客。
58歲的侯俊卿，不是「刺頭」，而是政府的座上賓。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國有和集體企業裡工作，2008年當選村委會主任。
這一年，由於他積極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提供立法建議，被邀去省裡參加新聞發佈會，「和幾位省裡領導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還因為許昌打造旅遊城市建言，被「市裡接去開座談會」。
侯俊卿說，自己的動因，來自「社會調研」──他把平日裡和人們對時事的交流，都視為是自己的社會調研。調研結果是，不論農民、教師、工人，普遍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於是，在新聞裡看到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方面的新聞後，他萌生了「帶頭公佈」的念頭。
有了想法後，他在家裡糾結了半個月，「怕領導給穿小鞋」——在小學當老師的妻子一度也不讚成，擔心對自己的考評有「負面影響」。
但決心最後戰勝了顧慮。侯俊卿對自己說，「萬馬奔騰，必有一馬當先，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沒必要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就這樣，他「心一橫」，把寫好的博客貼了出來，他給自己這個行為的價值，定義為「打響基層反腐第一槍」。
在他看來，這和自己過去積極建言人大、政府一樣，是「為國排憂解難、為百姓造福」的一種方式。
「很多粉絲支持我，中國的、外國的都有，還有河南媒體、北京媒體、香港媒體都來找我採訪，」侯俊卿說到這些，頗為興奮。
而且，讓他放心的是，始終沒有有關部門的任何人就此找過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沒有受影響。
范松青被報導之後，喜歡看報的侯俊卿也第一時間看到了新聞。「心裡非常激動，也為當初的決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說。
這兩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現在當時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小熱潮中。此後，願意公開的官員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時，曬家產的官員級別提升到了「副處級」。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漢壽縣政法委副書記張天成。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嚴格意義上，我的級別應該叫做『享受副處級待遇』」。
張天成也選擇了微博。在微博上，這位崇尚屈原的基層官員，喜歡抨擊時弊，偶也吟詩作賦。他的微博名「洞庭漁夫」，就取自屈原的《漁父》，在這首詩裡，「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應一位網友「你敢公開收入麼？呸」的質疑時，他說自己「沒什麼不能見天的」，並承諾週末之前公佈財產，請網友審查，「也給社會吹一絲絲清風」。
第二天一早，張天成一口氣發出八條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況、工資、福利、房產等作了詳細的列舉，甚至把自己受過「嚴重警告」處分的情況也寫了進去。
這是目前為止所有公開曬家產的官員裡，寫得最詳盡的一位。
曬家產的官員在副處級別上並沒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個月，范松青又把級別拉高到了「副廳級」。
「守護我的寧靜」
相比較中國數百萬的公務員群體，曬家產的官員名單雖不斷增加，級別不斷上升，卻始終只是寥寥個案，其中兩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務員編制裡。
這個小小的群體，外在獲得的是公眾巨大的掌聲，內裡卻正承受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協分組討論會上，范松青再度談起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話題時，有人揶揄道，「你不動產只有一套，但無形資產很多嘛，你的書現在賣多少錢呀？」這讓范有些尷尬，那本書不過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費結集，明眼人不難看出，並無市場價值可言。
接著又有人問，你一個廳局級幹部，怎麼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費力解釋一遍自己這些年有關房子的故事——這些事情，在這些天裡，他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
身邊的一些目光和話語，讓范松青坐立不安。「兩會」那幾天，他幾乎謝絕了所有的社交活動，有空就待在房間看媒體報導和網上的評論，有時一天就只吃一頓飯，凌晨一兩點才睡。
好不容易政協會議閉幕回到家，妻子的臉色也不好看了，「你一個局級幹部，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你還好意思曬？」
「兩會」結束後，范松青決定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他的理由是──「兩會」期間，政協委員的言論是受保護的，「之後再談就不合適了」。
劉信禮這些天則更難過。
在刪掉自己曬財產那條微博的晚上，英語教師出身的他，用英語發了條微博，意思是「未經允許，官員不能向公眾公佈自己的財產」。選擇英語表述的原因是「縮小知曉面」。
不到二十分鐘，妻子單位的領導打來電話，言談中就問起這條微博。這個反應速度讓劉頓時感覺到壓力。幾天之後，他仍接到電話，「老朋友」建議他不要再談論這個話題。
曾被評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說他不想好好過日子了。
劉說，他和妻子的分歧，在於妻子不相信官場腐敗面前個人的力量，但喜歡《基督山伯爵》和《三個火槍手》的自己，「相信世間有俠義，而我要做那個俠義之人」。
更早之前曬了財產的張天成，事後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初時一度張揚試水意義，後來則反覆強調這是「個人行為」。
2013年1月25日，當南方週末記者聯絡張天成時，他強調「自己曬的東西本是私貨」，並不願再多談此事，只希望「守護我的寧靜」。
後有來者
後來者，正在他們的鼓舞下出現。
上海社會主義學院人事處副處長、黨總支書記徐劍鋒，就是躍躍欲試者之一。
搞政治學研究出身的徐劍鋒，十年前就從學術界的討論中開始關注官員財產公示的問題。這些年，他就這個問題，在報刊上發表過「比較尖銳」的文章。
「我也在考慮，2013年適當的時候，在微博上公佈自己的家庭財產。」這位副處級官員說，正在大學學習法律專業的女兒，也對自己很支持。
「現在的年輕人，接觸的信息多，對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們知道什麼是文明和落後。」徐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女兒告訴他，不僅你應該公佈，所有官員都應該如此。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人民法院副院長趙耀彤則對這些勇敢者「滿心尊重和羨慕」。他早就想公開家庭財產，尤其是「被人給氣著」的時候。
讓他氣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職務比我還低的人，過的那是什麼日子」，以及「被人說，你一個法院副院長，肯定如何如何」。
趙耀彤的職位，級別不高，權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尋租的機會，不用尋，都是送上門的。」趙耀彤說，先前這些公開家庭財產的官員，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門」裡，可自己不一樣，如果勇敢公佈出來，又有更深層次的價值。
他說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個兒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況卻讓他無比糾結。
趙耀彤的妻子在一個眾所周知的肥缺機關，福利優厚。
「作為家屬，我算是沾了媳婦單位的便宜，卻因為自個公佈家庭財產的主張，把人家單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麼人呢？」趙耀彤覺得沒法過道義這一關，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勸他打消念頭，而妻子已經放話出來，「你公開，就離婚」。
「也許有一天，我會豪氣衝天地上微博捅出來。」趙耀彤並沒有放棄。
像這樣的想法，這樣的議論，越來越多地出現官員們的飯局上。2013年1月25日，廣州一家偏僻餐廳的包房裡，七位多年好友正對此熱烈討論。他們大多都不到40歲，其中有兩位處長，三位副處，一位科級，另外的一位則在2011年離開政府下海經商。
「我們過得太累了，連兄弟吃飯都躲在這裡。誰不想陽光生活？」其中一位副處長說。他們全都願意公開財產，但有趣的是，誰也不願意像那些公開曬家產的人一樣主動站出來——「都怕槍打出頭鳥，但我們都在等那聲號令槍」。
不只是在飯桌上，在各地陸續舉行的「兩會」會場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官員不再迴避這個問題。
珠海萬山鎮副鎮長王勝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廣州「兩會」稍遲的珠海「兩會」現場，他向現場記者公佈了自己「兩套房、一部車」。
當時，現場記者提出這個問題，同在一個會場的多位官員都以「還沒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絕回答，而王勝選擇了實話實說。
這個水產養殖專業畢業、42歲的書生樣幹部，長期來專心於鑽研自己分管的「漁業」領域，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這個議題並未關心。
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義」，只是被問起來，就實話實說，無需隱瞞，也不怕查證。在接受採訪時，他也不憚於主動提及過去被紀委約談的經歷──在一次處理漁業糾紛時，一方懷疑他收了好處而舉報，紀委查了自己半個月，沒有發現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王勝幸運地得到了自己領導的寬慰──「不要有思想負擔」，而妻子也沒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護自己」。
王勝遇到的場景，也出現在安徽省「兩會」上，儘管很多官員也是在強調要「等組織統一行動」，但銅陵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劉晶璘、滁州市琅琊區委書記高懷忠、滁州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劉茂松、全椒縣委書記盛必龍、懷寧縣教育局副局長陳新等人，都大方地對記者詳細道出收入和家產情況。
毫無疑問，這樣的星星之火，將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體制內自覺推動政策的行為，」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官員主動公開了財產，我們離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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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我因為《我是歌手》或《中國好聲音》的投資規模，與台灣節目有二十倍以上差距而大感詫異，並欣羨前者獲利時，其實你沒想到，差距的並非金錢，而是一開始的賺錢腦袋。 《我是歌手》首季總收益人民幣三億元，除去投資成本人民幣八千萬元（約合新台幣三億八千萬元），淨賺人民幣二億二千萬元（約合新台幣十億六千萬元），投資報酬率約二．七五倍，這僅是單一節目靠廣告滾出的效益；若擴展成選秀產業鏈，一樣從節目出發，衍生出鈴聲下載到演唱會商機，投資報酬率可能突破十倍，已經顛覆既有商業模式的創新，就是去年下半年火紅的《中國好聲音》。 去年，中國買國外版權的節目就有三十個，僅《中國好聲音》被看見。第一季，節目製作費高達人民幣八千萬元，廣告收入就達人民幣三億元（約合新台幣十四億元）。第二季的《中國好聲音》即將於四月三十日登場，節目還沒開始，廣告總額已達人民幣十億四千萬元（約合新台幣五十億元），超過浙江衛視原本預期七五％之多。 緊密綑綁式合作，激出潛力 若依照當時產業的合作邏輯，這節目根本很難問世。在中國，多是電視台出資、製作方負責內容的合作邏輯，製作方一拿到預算款，會先把二○％利潤扣除，保障利益。但是，「內容就不會好，餅就不會做大，」兼具製播兩方角色、浙江衛視頻道副總監杜昉分析。這個團隊選擇用「對賭」的模式，希冀去闖出新路。如果贏，就是雙贏，甚至多贏，大家一起把餅做大；若輸，全部人就一起分攤風險。 這個被稱為「緊密綑綁式的合作關係」指的是，燦星負責內容製作，浙江衛視負責整體運作、技術支援和廣告行銷。若《中國好聲音》每週收視率超過二％，燦星可參與浙江衛視利益分成；若沒有達到，廣告商損失由燦星單方負擔。 沒有退路，逼得製作方只能將節目做得更好，第二集收視率逾二％，瞬間廣告喊價成了賣方市場。只播映兩集，人民幣八千萬元的製作成本已經回收。第一季十三場節目，廣告總額上看人民幣三億元，這沒有包括二次剪輯再賣給地方城市電視台的版權收益。 同時，從播映方、製作方、到節目內的角色，如導師、選秀者等合作單位，每個資源都依照比例共享利益，也就是說，導師和選秀者都是「自己的股東」。他們清楚，眾志成城，環環相扣，才能把餅做到最大。這是中國第一次改寫製作與播映方合作模式的創新，但製作單位的企圖還不止於此。 衍生商品見商機，賺飽荷包 他們要把這些「好產品」變成產業。在台灣，選秀節目的獲利來源，大致就是廣告。但是，《中國好聲音》在選秀籌備時，就發想所有衍生商機開發的可能性。 節目剛進入製作階段，他們就與中國移動合作，有計畫性的將選手們演唱過的歌曲，製作成鈴聲讓人下載，每集選秀內容也錄成CD販售；同時，一開始就簽下選手們的經紀約。節目結束後，快速的將選手們推向各種商業活動，如代言、演唱會等，透過商業演出變成利潤來源。 《中國好聲音》第一季結束了，但「中國好生意」卻才要開始。 去年九月二十一日節目結束後隔週，選秀者在澳門舉辦第一場演唱會，四十分鐘完售，票價原本約人民幣六十三元，被炒到兩千元。而節目進行時，前四名入圍者代言的打包價約人民幣六十萬元；節目結束後，前兩名的代言費用已攀升到每人約人民幣一百萬元，增漲超過五倍。每位歌手保守估計創造人民幣一千萬元收益，而整體供應鏈的利益，將超過人民幣十億元。 產業鏈拉長變寬，長遠獲利 串接產業面的各種腦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那又是怎麼辦到的？「大步快跑，讓合作各方成為資源整合的每一個『分子錢』（編按：產業鏈上生產者按收益比例分成）。彼此有收益，合作就能持續，產業鏈才會拉長又變寬，」杜昉為中國選秀商業模式創新下了註解。 「即使節目虧了，但產業鏈不會虧，五年回收是成功的，要能投得起、等得起。顛覆不僅在於模式本身，而是要開啟一扇產業大門。」《中國好聲音》製播方、燦星製作董事長田明說。 台灣擅於做精，改良品質，但中國創新的可能，是在先想著如何做大的動力下產生，越捨得讓各方分利，贏得越多！ | ||||||
【導讀】Zara平均每件服飾價格只有LV的四分之一，但是，打開兩家公司財報，Zara稅前毛利率比LVMH集團還高，達到23.6%。
把消費者聲音化成數字
走進店內，櫃檯和店內各角落都裝有攝影機，店經理隨身帶著PDA。當客人向店員反映：「這個衣領圖案很漂亮」、「我不喜歡口袋的拉鏈」，這些細微末節的細項，店員向分店經理匯報，經理通過Zara內部全球資訊網絡，每天至少兩次傳遞資訊給總部設計人員，由總部作出決策後立刻傳送到生產線，改變產品樣式。
關店後，銷售人員結帳、盤點每天貨品上下架情況，並對客人購買與退貨率做出統計。再結合櫃檯現金資料，交易系統做出當日成交分析報告，分析當日產品熱銷排名，然後，數據直達Zara倉儲系統 。
收集海量的顧客意見，以此做出生產銷售決策，這樣的作法大大降低了存貨率。同時，根據這些電話和電腦數據，Zara分析出相似的「區域流行」，在顏色、版型的生產中，做出最靠近客戶需求的市場區隔。
以線上店為實體店的前測指標
2010年秋天，Zara一口氣在六個歐洲國家成立網絡商店，增加了網絡巨量資料的串連性。次年，分別在美國、日本推出網絡平台，除了增加營收，線上商店強化了雙向搜尋引擎、資料分析的功能。不僅回收意見給生產端，讓決策者精準找出目標市場;也對消費者提供更準確的時尚訊息，雙方都能享受大數據帶來的好處。分析師預估，網絡商店為Zara至少提升了10%營收。
此外，線上商店除了交易行為，也是活動產品上市前的營銷試金石。Zara通常先在網絡上舉辦消費者意見調查，再從網絡回饋中，擷取顧客意見，以此改善實際出貨的產品。
Zara將網絡上的海量資料看作實體店面的前測指標。因為會在網絡上搜尋時尚資訊的人，對服飾的喜好、資訊的掌握，催生潮流的能力，比一般大眾更前衛。再者，會在網絡上搶先得知Zara資訊的消費者，進實體店面消費的比率也很高。Zara選擇迎合網民喜歡的產品或趨勢，果然在實體店面的銷售成績，依舊亮眼。
這些珍貴的顧客資料，除了應用在生產端，同時被整個Zara所屬的英德斯(Inditex)集團各部門運用：包含客服中心、行銷部、設計團隊、生產線和通路等。根據這些巨量資料，形成各部門的KPI，完成Zara內部的垂直整合主軸。
Zara推行的海量資料整合，獲得空前的成功，後來被Zara所屬英德斯集團底下八個品牌學習應用。可以預見未來的時尚圈，除了檯面上的設計能力，檯面下的資訊/數據大戰，將是更重要的隱形戰場。
有了大數據還要迅速回應、修正與執行
H&M一直想跟上Zara的腳步，積極利用大數據改善產品流程，成效卻不彰，兩者差距愈拉愈大，這是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是，大數據最重要功能是縮短生產時間，讓生產端依照顧客意見，能於第一時間迅速修正。但是，H&M內部的管理流程，卻無法支撐大數據供應的龐大資訊。H&M的供應鏈中，從打版到出貨，需要三個月左右，完全不能與Zara兩週相比。
因為H&M不像Zara，後者設計生產近半維持在西班牙國內，而H&M產地分散到亞洲、中南美洲各地。跨國溝通的時間，拉長了生產的時間成本。如此一來， 大數據即使當天反映了各區顧客意見，無法立即改善，資訊和生產分離的結果，讓H&M內部的大數據系統功效受到限制。
大數據運營要成功的關鍵，是資訊系統要能與決策流程緊密結合，迅速對消費者的需求作出回應、修正，並且立刻執行決策。
其發言錄音整理如下：
湖南衛視在今年第一季度推出的《我是歌手》可以說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第二季度推出的《中國最強音》就打了一些折扣，這個我們台內都很清楚，而7月份以來推出的《快樂男聲》目前在《中國好聲音》等節目的競爭之下可以說是收視前景未明。如今我們評定電視節目的標準還是傳統的收視率，那麼我試圖通過湖南衛視自己以及其他台節目對比來透視分析電視節目的高收視。什麼樣的節目是高收視的節目，怎樣才能做出高收視的節目?
一、《快樂男聲》PK《中國好聲音》，能留得住觀眾的節目才是高收視節目。
以7月19日晚播出的《快樂男聲》(下稱《快男》)和浙江衛視播出的《中國好聲音》(下稱《好聲音》)為例。19:35湖南衛視電視劇《天天有喜》收視喜人超出浙江衛視很多，但當21:15浙江衛視的《好聲音》一開播，收視馬上超過了湖南衛視，超出近乎同時段的《快男》並直到結束。
《好聲音》為什麼會出現如此高的收視率呢?《快男》與《好聲音》的真正差距在哪裡呢?我們從29城的收視時長分佈上發現，40%的觀眾收看了5分鐘的《快男》，但收看10分鐘節目只有9.8%，而堅持收看整個節目的僅4.9%;反觀同時段播出的《好聲音》，收看5分鐘的有17%的觀眾，堅持收看80分鐘以上節目的觀眾達到了24.4%。而從一些城市的數據來看，在杭州，25.4%的觀眾收看了整期90分鐘的《好聲音》，在西安這一數值高達28.3%，在南昌，有36%的觀眾堅持收看了85分鐘以上的《好聲音》。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收視差距在於收看時長，《好聲音》的高收視是由長時間收看，堅持到最後的觀眾帶來的，能不能留住觀眾才是高收視的根本。
二、高收視節目定性模型分析。
收視率是對觀眾時間的佔有和切割。收視率=到達觀眾人數*人均收看時長。雖然現在網絡分流了大批的觀眾，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權威的全媒體收視率統計，這些網絡收視都還沒有辦法變成數據和資產，我們目前談論的收視率還是只能侷限在傳統的收視率數據之下。
我認為決定節目收視率的觀眾有三類:節目核心觀眾、時段主體觀眾和市場廣譜觀眾。由此高收視節目可以描述為:
1、核心觀眾想看。比如說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今年7月11日已經開播16週年，這樣一檔老牌節目如今在市場上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對中小學生的依然吸引力非常大，這些中小學生就是節目的核心觀眾，他們其他節目可以不看，只看《快樂大本營》。
2、主體觀眾願意看。時段不一樣主體觀眾也不一樣，比如，上午的主體觀眾是中老人，中午人群就比較放大，下午年輕的家庭主婦是這個時段的主體觀眾，黃金時段人群比較雜，更晚間就是白領、高知這批人群。
3、廣譜觀眾可看。
高收視節目的模型:
1、想看——期待、守候(必看)
2、願看——喜歡、吸引(愛看)
3、可看——不反感、不排斥
目前來看，《好聲音》收視好於《快男》，實際上就是想看《好聲音》的人大大超過了《快男》的人。
仍然還是以7月19日近乎同時段播出《快男》與《好聲音》為例，《快男》的收視率呈倒金字塔形，年齡越低收視越好，隨著年齡的增長遞減。年齡越大收看《快男》的人越少，實際上45歲以上的人已經基本不看《快男》。《快男》這個節目在這個時段播出，結果就是排斥了一部分主體觀眾和一部分廣譜觀眾，只有比較少的核心觀眾對他感興趣。而與此相反，《好聲音》它對45歲以上的觀眾吸引力非常大，對4到55歲間的觀眾都吸引力都非常大。同時《好聲音》也非常適合全家一起收看，還有一部分中學生觀眾也是被全家一起帶入收看。
那麼反之，我們就能總結出低收視節目的通病就是:
1、缺乏核心觀眾——泡沫型節目。
2、背離主體觀眾——邊緣型節目。
3、排斥廣譜觀眾——小眾型節目。
有這樣的高低兩種極端節目的模型以後，我們自己就能夠去評判、去研究和分析自己的節目。比如湖南衛視《娛樂無極限》是一個10多年的老娛樂資訊類節目，它的收視率一直很低。它的核心觀眾就是13歲以下的女孩子，要看明星的動態，但是因為要讀書沒有時間上網所以通過看電視。它就屬於一個小眾型的節目，像這些節目湖南衛視都有。
三、做節目就是做觀眾，做觀眾就是要做家庭觀眾、做共同的收看體驗。
從《快男》到《好聲音》的收視數據分析，到高、低節目收視模型，我認為，做節目就是要做觀眾，做觀眾就是要做家庭觀眾。
電影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社交媒體，讓親戚朋友一起來體驗一個故事、一類情感。目前電影這一個塊做的非常好。而個人終端，移動PC以後將會向私人去發展，它是一個個性化的媒體，很難想像一個ipad、一台電腦一家人圍坐著去看。那麼在社交媒體和個人媒體之間有一個巨大的空擋就是家庭觀眾，有人說和家人在一起就看電視，所以我們說做電視就是要做家庭觀眾。
我們從2003年開始做《超級男聲》(後改名為《快樂男聲》)，10年來我們由於有路徑依賴、能力依賴和經驗依賴，導致我們對市場的變化敏感度不夠。按照原來的套路來做節目，使得今年我們的《快男》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反而在2010年下半年到2012年，湖南衛視創新力度不太強、創新成功力低的2年半的時間裡，《中國達人秀》、《夢想秀》、《好聲音》等等節目已經熏陶和調教了市場觀眾的耳朵、眼睛和趣味，所以湖南衛視下一步要調整《快男》，不能丟掉核心觀眾的同時也要更多的觀眾都想看。
同樣湖南衛視的另一個節目《我是歌手》，在今年上半年算是比較成功的節目，總決賽29城收視率達到4.3、份額12.36%，同時段排名第一。但同時《我是歌手》節目也存在模式張力有限的不足，它的核心賣點在內容，韓國原版第二季已經基本上做不下去了，所以我們的第二季節目需要補充和開闢新的內容看點。目前已經在策劃，下一季會有改變。但是節目上一季留給大家的核心感覺、體驗還是會保留。
四、探索觀眾體驗。
從觀眾體驗出發，我認為由低到高有5個層面，分別是:
1、基礎體驗——能看，觀眾具有對內容基本的「譯碼能力」和「譯碼動力」。(輕鬆原則)
2、直觀體驗——看爽，觀眾被引導到衝擊感、舒緩感等聲畫享受。(本能原則)
3、代入體驗——看進，觀眾被喚起思考、判斷或記憶。(切己原則)
4、營養體驗——看值，觀眾被啟迪確立或增強某種價值觀念，某種知識或技能。(社會原則)
5、刷新體驗——看驚，嶄新的視角或豐富度，顛覆既有的觀念、方向、認知，讓觀眾產生滿足，幸福感。(卓越原則)
我認為一檔高收視的常規節目最起碼要進到第3層面，而一檔高品牌常規節目則要進到第4層面，高影響大型活動和周播劇則要滿足到第5個層面。
從觀眾體驗來說《中國最強音》一直是我們心中之痛。第一期節目質量可以說比我們一些縣市台的節目還差，但由於收視慣性和觀眾的期待，節目首期的收視卻很好，同時段排名第一。正是首期的高收視卻為我們埋下了惡根。體驗了第一期節目的人他後面節目就不看了。可說因為首期體驗太差，第一期進來了多少觀眾就趕走了多少觀眾。之後收視一直不好，直到最後決賽第15期，它的收視才回到第一。這使得我們後面要在觀眾體驗方面下大功夫。
我認為，瞭解觀眾體驗首先是輿情，第二是反饋，第三是社交媒體的整合分析。為此，我們與很多公司進行了合作，比如通過《快男》、《好聲音》等在網絡微博上的「詞云圖」，瞭解觀眾在提到節目時都會提到哪些詞語，可以說這些詞語就是普通觀眾的一個群像。
觀眾體驗我們應該考慮的是節目生產問題和節目傳播的兩方面的問題。《中國最強音》在生產環節，除了第一和第四期問題比較大外，其他期在節目製作方面都處中上水平，包括我們的《快男》前面6期海選在業界也是好評如潮，但是這只是生產者的角度，他沒有考慮接受者的角度。
我們做觀眾體驗就是要把節目生產的邏輯和節目傳播的邏輯打通。這方面，湖南衛視的金鷹劇場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從觀眾體驗出發安排的《隋唐英雄》、《陸貞傳奇》等電視劇收視率都是高居榜首，晚間劇場上半年高居全國第一，由此帶動後晚間時段也是全國第一。
所以我們說，不管是通過有線、無線、衛星、網絡、移動終端哪種傳播渠道，最後接收者還是個人，傳統電視最後都必將萬法歸宗於觀眾體驗。
眾所周知，今年的中國好聲音是搜狐的菜，網絡獨播權在搜狐手中，更是張朝陽重打視頻戰役的核彈。
今年好聲音播出期間，每週五晚上，無論張朝陽有多忙，都要守在電視前看這節目，搜狐視頻還有現場點評、現場訪談。
對搜狐這樣重要的合作項目，怎麼就易主落到騰訊手中了呢?
嬛嬛姐從視頻行業內部人士處獲悉，「易主」的背後是因為版權費用大幅上漲，竟然翻到兩倍。「至少在2億元，有可能最後就是2.5億元」，這位知情人士稱，搜狐方面權衡再三，最終放棄，而當下正值騰訊視頻發力,於是中國好聲音的網絡獨播權花落騰訊。
騰訊視頻的確很高大上，而且很有錢。在視頻網站的影視劇爭奪中，「天價」就是騰訊創造的，《宮鎖珠簾2》的獨家網絡版權，價格高達一集170萬。
但是，搶奪《中國好聲音》這2.5億，騰訊花得值不值?
中國好聲音的確很火，已經成了企業宣傳的重要平台。明年已經是中國好聲音的第三季，會不會再有新驚喜以保持人氣?會不會有如《快樂男生》這樣的節目分走《中國好聲音》的注意力?這些都是未知數。
這麼來看，騰訊這錢花得值不值，還要看浙江衛視給不給力。如果像去年中國好聲音第一季那樣，再找出有特點的人氣選手，如吳莫愁、李代沫，好聲音還會吸引更多關注。
當下，視頻網站的競爭太激烈了，「燒錢」一詞雖然用濫了，但能形容這行業的競爭瘋狂，只有這個詞最形象。
如，熱播節目《爸爸去哪兒》與湖南衛視另外四檔節目《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百變大咖秀》、《我們約會吧》合計打包價為2億元賣給愛奇藝。樂視網花費過億元買下2014年《我是歌手》第二季獨家版權。
在這個行業，燒錢與拼爹，可以算成同義詞。
誰能不燒，誰取不拼?
不過，從騰訊視頻的重量級出手中，倒是可以看出，騰訊視頻的發力。
下面分享幾條騰訊網絡媒體事業群總裁、集團高級執行副總裁劉勝義演講中的乾貨：
在中國，互聯網和現實生活的融合已經到了無縫融合的境界，具體到在線視頻領域，可以清晰看到三大趨勢：「移動化」、「多屏幕化」及「互動化」。
1、視頻用戶需求的第一個聲音是「移動」。今天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移動無線互聯網大國，在中國有將近4億移動端用戶。他引述三週前馬化騰(微博)在WE大會的觀點稱，「移動互聯網不是互聯網的延伸，它是一個新的起點。」
微信這個產品很好地印證了騰訊公司在移動互聯網的佈局。他同時透露，騰訊視頻APP在蘋果商店的娛樂類榜單第一。
2、屏幕化。去年中國城市平均每個網民的家庭中都有4.68個屏幕，屏幕已經是完完全全地替代了紙張。多屏化的年代帶給機會是應該多去思考用戶想怎麼去享用視頻、想怎麼去看電影?
3、互動。當視頻分享能夠慢慢變成潮流的時候，平台方應該需要瞭解用戶內心深處的需求。他笑稱，中國網民在互動、互享內容方面已全世界領先，是真的屬於「比老百姓還老百姓的習慣」。
目前在線視頻目前已經是中國網民上線時間最長的業務，比中國互聯網第二大業務產品SNS大6倍，並預測在2016年整個中國視頻用戶會發展到近7億。
據騰訊方面稱，騰訊的下一步就是要把微信、微博、微視這些內容在視頻平台上更好地打通。當用戶在享用騰訊視頻內容的時候，是多方面的入口享用，包括把騰訊新聞客戶端、微信朋友圈、微博、微視平台打造四位一體，全面拉動騰訊視頻用戶量和內容播放量。
看見沒，朋友圈的能力已經被騰訊拿來先做成媒體了。
不過，再說句我自己最真實的體驗：我是周星馳的擁躉，春節的時候去電影院看了星爺最新的《西遊降魔篇》，很喜歡，然後有一天，我突然在QQQ彈窗裡看見騰訊視頻正在獨家首播這部電影，於是，我就去騰訊視頻又看了一遍，因為太喜歡星爺的電影。為看這個電影，我還花了5個Q幣呢。
事實上，這個真實案例可以說明兩件事，一是騰訊視頻的發力，二是騰訊在視頻領域的發力可以結合起騰訊的綜合資源，就比如上面的QQ彈窗。
如是這樣，騰訊視頻在「一有財、二有資源」的情況下，能不能做好呢?這還是個懸念，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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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業者反彈，五月二十日，《保險法》修正案依然強勢通過；未來壽險業對被投資公司的董監改選案，將沒有投票權，金管會鐵了心修法，就是不願看到「上市櫃公司被壽險業買光光」的亂象。 撰文‧張舒婷 五月二十日早上，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保險法》修正案，確定保險業持股單一公司維持一○％現況，但未來保險業投資單一公司，就是「純財務性」投資，不得參與董監改選投票。保險業在行使股東權利時，亦不得與被投資公司或第三人以信託、委任或其他方法進行股權交換或利益輸送。 事實上，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曾多次公開表示，目前壽險業有超過十五兆元資金，且以平均每年增加一到兩兆元的速度成長，若業者不斷加碼投資，可能不久後，許多上市櫃公司都將成為壽險公司可控制的轉投資公司，這個現象，恐怕「不符合社會期待」。 金管會統計，目前壽險業者持股比重超過五％的上市櫃公司，共有八十一家，其中近三十家今年股東會將進行董監事改選。也就是說，原本這些公司若掀起經營權大戰，且壽險公司「選邊站」的話，極有可能決定公司經營權花落誰家。 殷鑑不遠！ 金管會急推「中信金條款」政府大動作修法固然其來有自，二○○四年，中國人壽投資開發金控，最後協助中信辜家取得開發金的經營權；去年也曾發生國寶人壽差一點拿下龍邦國際的經營權大戰，最後還是金管會出面才制止。 而近期最受矚目的案子，當然是南山人壽投資中信金控一事；據瞭解，南山人壽持股中信金四．八九％，是法人第一大股東，讓中信辜家高度警戒；因此，這次金管會在今年股東會旺季已起跑一半，卻急呼呼修法並趕在今年執行，也讓業界戲稱為「中信金條款」。 「拿保戶的錢去投票進行董監改選，決定許多上市櫃公司由誰主導經營，這樣究竟適不適合？我認為很有爭議。」前金管會委員、交大財金所教授葉銀華如此表示。未來，這股「保險業」的影響力，自然是不復以往了。 但另一方面，這次修法一通過，可能引起的業者強烈反彈，可以想見。事實上，早在五月六日，長期茹素、個性溫和的國泰金控總經理李長庚，就罕見地在上百名法人代表和媒體記者面前，抨擊金管會政策，只因為曾經有業者利用壽險資金搶奪公司經營權，竟然主張修法廢除所有壽險資金的投票權，「因噎廢食，就要大家以後都不要吃飯了！」業者不爽！ 雙重標準 與國際脫軌 不只國泰人壽，另一家知名壽險業的一級主管也抱怨：「其他先進國家的保險業都可以拿保戶的錢來投資，為何只有台灣不行？而且按照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規定，外資來台灣買股票可以行使投票權，但全台的保戶卻不能，為何要對內資外資雙重標準？這個政策顯然與國際脫軌！」金管會保險局官員聞言後，卻反問：「國外的壽險業者投資公司，通常不會去投票，更不會涉及經營權，但台灣的壽險業呢？」葉銀華指出，國外雖無類似限制，但因國外的壽險業者投資其他公司，都是純財務投資，即使持股可能超過五％，也只是純外部股東；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也說，國外壽險公司的背後股權普遍分散，基本上就是以專業經理人的思惟來經營，而台灣的壽險業，多半是家族企業，背後被單一大股東主導；兩者從股權結構到經營思惟，確實不太相同。 在雙方拔河的過程中，為了拉近官方與壽險業者的差距，有業者退而求其次建議，金管會可採取「限制」而非「禁止」，也就是規定保險業行使投票權時，只能支持被投資公司的既有經營團隊，若不支持則直接棄權。 不過，針對這個提議，保險局官員回應：「這樣還是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壽險業每年五％、一○％買進上市櫃公司股權，未來把上市櫃公司買光光了，對整個資本市場來說，是不健康的。」如今修法已通過，更凸顯主管機關與壽險業者看待此一政策，有極大落差；壽險業者認為，正是因為慎重地管理保戶的錢，才更需要以「投票權」來確保保戶權益，未來一旦失去投票權，反而使這些資金成為「啞巴錢」，保戶權益被漠視；在主管機關眼中，此修正案是為了防堵壽險公司拿保戶的錢，直接干涉被投資公司經營權，是為了捍衛保戶的權益。 雙方都拿出「保戶權益」為盾牌，但無奈修法迅速三讀通過，情勢底定，未來，壽險業者雖然被取消董監改選的投票權，但對其他議案仍可行使投票權；保險局官員私下指出：「有業者說，修法通過，會使董事會無法運作、甚至連股東會都不用開了，根本是危言聳聽，因為持有（股份）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勢力了！」由此可見，即使壽險業者的投票權被取消，但主管機關仍忌憚手握大筆資金的業者，勢力太過龐大，成為資本市場背後的巨獸。至於日後壽險業者對被投資公司還能發揮多少影響力，從今年開始，勢必成為股東會焦點之一。 十年內，上演三次經營權大戲——壽險業資金影響公司股權結構事件 事 件 內 容 2013年 南山人壽插旗中信金 傳出南山人壽對中信金控的持股拉高，威脅到中信辜家的經營權。 結果：目前南山人壽並未再加碼。 2013年 龍邦集團和大股東國寶人壽爭奪經營權 龍邦進行董監事改選，國寶人壽罔顧金管會警告，參與董監事投票。 結果：火速遭金管會重罰，不但被禁止投資股票、海外基金等高收益商品，更不得介入股東會表決投票。 2004年 中國人壽投資開發金 中信辜家持續透過旗下的中國人壽，大舉買進開發金股票。 結果：遭輿論強烈抨擊，動用保戶的資金購併公司，漠視保戶權益。 | ||||||
田明：我們有一個思路就是實際上燦星只做有產業鏈的節目，我們對那些只有收視或者話題缺少產業的產業鏈支撐的節目是第二選擇，因為我們是個社會化的製作公司，所以選秀類的節目是我們的重點，因為整個文化創意產業和娛樂行業一定要新陳代謝的，一定需要新的人才新的作品。
但你新的人才從哪來呢?其實選秀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有影響力的一個路徑，在全世界範圍內這個路徑都已經被認為是成功的，尤其你比如說音樂產業，其實整個音樂產業華語音樂還很低迷，很多人唱片工業的那些老的從業人員他其實看到媒體還有一種反感和恐懼，實際上電視媒體能夠幫助你推陳出新的，用得好就是能夠提升你，但是可能網絡媒體就快速的消費了音樂，但是我們覺得我們是有這樣的能力來推動整個音樂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們做了《好聲音》、《好歌曲》，強化音樂產業的產業鏈，我們正在跟格萊美談，要做格萊美中國，我們還做全球華語音樂榜中榜，我們首先想定義華語電視音樂節目的標準，進而進一步我們想定義華語音樂的標準，這樣你能夠融入產業，推動產業的發展。
其實當大家一哄而上去做這個歌曲類的或者是這種明星戶外真人秀的時候，我們短期內不會涉足，因為它沒有產業鏈，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們下面的夢想強音，等就是好聲音的業務關聯兄弟公司，已經獲得了21億的市場估值，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面，所以就說明產業鏈的價值是巨大的。
您說到這個產業鏈能不能給我描繪一下，未來燦星會構建一個什麼樣的音樂產業?
田明：燦星做了《好聲音》之後，燦星把衍生的業務授權給夢想強音這家公司，夢想強音這家公司有四個目標：第一個目標做華語音樂人才的入口，這一點我們已經做到了，我們有《好聲音》、《好歌曲》，每年有音樂人、唱作人都進入，我們是中國每年有幾十個音樂人簽約到夢想強音，它是中國新鮮的華語音樂人才的入口。
第二個目標我們要成為華語音樂內容的門戶，這個我們做了一半，我們已經每年出十張唱片，今年要出三十張唱片，當大家走向低谷的時候，《好聲音》的唱片層出不窮。然後第三個目標我們要成為中國最大的音樂平台，這是企圖心，平台就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現場的音樂，我們會做幾百場的演唱會和群演，我們會做音樂節，會做live house，這都是現場音樂的實現模式。
作為平台的話，平台它是華語流行音樂的平台它需要你一個是現場音樂，一個是數字音樂，現場音樂我們要做巡演、演唱會、音樂節還有live house，就是現場表演的這種live house，數字音樂，我們就是想跟大的數字音樂的平台來合作，推動音樂的發展和收費，成為音樂的一個最大的內容和渠道的整合。今年我們跟蝦米簽了一個最大的數字音樂版權的合約。
我是想說最近可能看到綜藝節目比較多，然後競爭比較激烈化，我們看到像您剛剛說的戶外真人秀還有這種演藝類的節目，包括這種歌曲類的，所以你覺得《好聲音》在第三季會不會遭遇一種非常激烈的這種綜藝節目對抗。
田明：沒有對抗，就是現在我們沒有對手，只有自己超越自己，因為從模式上形式上已經沒有音樂選秀了，去年19家，今年只有我們獨家進行，其他的音樂歌唱節目像《我是歌手》什麼的也不算選秀，就是我獨家經營，我就應該成為內容的門戶，人才的入口。
那那個牌照拿到的話對你們的意義是不是比較大？
田明：是，牌照對誰都有意義嘛，但關鍵靠內容。因為得看你的節目有什麼樣的追求和價值觀，你的團隊是什麼樣的信仰，我覺得從我開始，到總導演金磊，到我們整個導演團隊，我們其實真正由衷地想推動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也想通過音樂娛樂節目來表達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自強，這不是個口號，我們在把它融入到節目的每一個細節裡，因為你有這樣的追求你的整個節目你的整體品質就會高，要取法其上。
其實我看就是《好聲音》學員走出來以後，可能我們能看到他後續的動作並不是特別多，你們對學員未來的這種規劃是什麼樣的?
田明：我們的商業模式實際上已經有了，一個是巡演，我現在每年有一百多場的巡迴演唱會，這是中國肯定是最大的;然後有《好聲音》的音樂節;我們還做了《好聲音》的電視劇、電影，這些都是嘗試，接下來我們要搞live house，可以駐場演出的。
這個live house和我們現在看到的已經有的那種形式，有什麼不一樣?
田明：你看到劇場是一種表演形態，酒吧是一種表演形態，但一種形態就是太業餘，一種形態又過分拘謹，劇場的形態是沒有收入的，那酒吧的形態又特別的鬧騰。我們想尋求一種結合點，又有專業的音樂和內容，又能夠有很好的收益，我會在全國迅速推開。
大概你覺得這個live house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規模?
田明：我推肯定一百多家，現在跟大連萬達有合作，它一百多家大歌星ktv已經跟我結合了，我如果要做一百家live house，就是每個萬達廣場做一家，跟我合作的都是最大品牌，那麼全國迅速鋪開就是一百多家。
然後我有足夠多的人力資源，專業人才，演唱人才，我也有品牌，也有客戶，市場資源，那我只要跟這個線下一對接，就迅速推開了。這也是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接下來我們如果做互聯網好聲音，做一個音樂分享網站，它也是能夠帶來巨大收益的。
佔據互聯網娛樂內容的入口
我看《好聲音》今年是跟騰訊視頻來做這種獨家的合作，在新媒體合作上未來還會有一些新的嘗試嗎?
田明：新媒體的合作是方向。我一直說燦星不能簡單的理解成為是一個電視內容公司，燦星一定是一個視頻娛樂內容的製作公司，我不只簡單的面向電視，我是面向全媒體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把自己定位一個電視人，我們覺得互聯網應該是方向，但是互聯網的這個方向結合點在什麼時機上面，我們還在摸索。
我們現在是跟各大視頻網站都有很好的合作，而且我預期未來的這種合作我們的版權價值會日益提高，但是我們會在面向未來會找到一個可能最大的最適合的內容平台，未來我們可能要進入平台。我一直就在說只要有一天我們沒成為平台的擁有者，我們都不能高枕無憂。就是我的內容要尋找最好的渠道來對接，他們這個時機在什麼時機，找什麼樣的模式我們都在探討。
像你們這種比較稀缺的內容應該是他們在爭奪的一個對象。
田明：我覺得內容的這個基因也是不可複製的。我們在說互聯網的基因一定不可複製，我們尊重互聯網基因的同時，我們也自信內容基因也不是你任何你靠投資能解決的事。
對，而且內容基因不是像互聯網基因這麼容易看到效果的，互聯網基因可能大家說得比較多。那你覺得燦星有沒有互聯網思維呢?
田明：互聯網思維我們一直有，我最近在內部開會的時候，剛才講金磊，他們從節目角度講，是用使命做節目。我講的就是我們一定要站在互聯網娛樂內容的入口上，包括音頻和視頻，我是不是中國最大的，最有影響的，這很關鍵。在互聯網娛樂內容的入口上你要有這些人才，你要有這些內容，你有這些影響力，你做不做得到相對的最大影響和相對的壟斷，內容是最不能壟斷的，但我只要在這個市場裡邊我佔到足夠大的份額，我的份額是第一的，那就足夠。
實際上這其實也是一個思維方式。比方我們一直以來覺得互聯網思維它就是一種顛覆的思維方式，其實做節目一直以來也都是一種，我做好的節目一定是要差異化的，顛覆的，與眾不同的，這是一直以來做節目的一個出發點，這是從節目創意和製作角度來說互聯網思維，更多的是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戰略，我們一定是想擁抱互聯網的，是在互聯網裡邊尋找到和我們內容直接相關的這種合作的點和契機，這個可能對我們來說更重要。
您在第三季有目標嗎?
田明：第三季我們希望能夠超越前兩季，因為超越前兩季我覺得是必然的，因為競爭環境也客觀環境造成就我們獨家經營了，然後我們在這一季希望更多的在產業鏈上面，在音樂的商業模式上有新的突破，比如我們今年視頻獨家跟騰訊，音頻我們也找到一家獨家的戰略合作夥伴，音頻我們這樣賣出去之後其實也意味著我接下來的唱片，接下來的戰略合作我也會日益清晰。
這個倒挺有意思的，原來音頻都是感覺免費，不要錢似的，價值很低，但現在國內的這種音頻版權價值也起來了嗎?
田明：去年前年我們的音頻都是幾百萬，然後很少的收費，然後今年我們可能有幾千萬的收入，收入只是一方面，關鍵是看清了戰略，我會有跟怎麼樣合作夥伴深耕我的內容，然後我接下來的唱片接下來推的新作品我就有商業路徑了。
其實你們還有一個合作路徑就是跟影視這塊的這種拓展。
田明：對，我們未來一定要做電影電視劇。
去年《爸爸去哪兒》和大電影的這種合作，這種模式挺成功的。其實我特別想問，可能這個問題不太禮貌，你看《好聲音》的這個電影就不是特別成功?
田明：沒啥禮貌不禮貌，我剛才其實本來自己想講的，就是我們覺得我必須要做音樂電影的嘗試，音樂電影本身就小眾，然後在製作上面我們也比較沒有大製作，本身沒投入，但是這個從商業上我是成功了，我嘗試了音樂電影，推出了我的新人，讓我的人登上大螢幕，然後我還盈利，就是我們有植入廣告覆蓋我的成本，這是我的成功，但是在製作上在故事上確實有很多值得總結的，但我認為總體在我的戰略上面它是對的，接下來我們做的音樂電視劇有很高的品質，你也關注一下。文/苗正卿
在北京蘋果社區B座15層的新工作室中，Jing.fm創始人施凱文每天工作後都會在新領養小貓辛巴的陪伴下，悠然地彈會兒吉他。在這間包豪斯設計風格的工作室中，施凱文正開始自己的第五次創業。與此前四次不同，這回施凱文將不再觸碰「聲音生意」。
這並非是由於Jing.fm的失敗。相反，在徹底退出Jing.fm數月後，依然有客戶打電話給施凱文，尋求在Jing.fm平台上的深度合作，其中不乏寶馬這樣的國際品牌。這顯然不是一個創業失敗而憤然轉行的老劇本，只是施凱文意識到，憑藉自己十幾人的小團隊已無力讓Jing.fm在即將到來的移動電台市場混戰中勝出，通過出售公司讓Jing.fm獲得有更雄厚實力集團的支撐，已成為這位創始人為自己一手帶大的「孩子」所能做的最後事情。
這或許是目前移動電台市場商業邏輯的一個縮影。
最近幾年，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移動互聯技術的進步，移動電台的聲音生意正在悄然興起，電台這種傳統的媒介形式，正在借助智能手機的普及迎來新生。
來自賽立信媒介研究的數據顯示，儘管收聽廣播的人群正在日益減少，但通過移動端收聽廣播的人群比例卻在不斷提升。截至2013年年底，通過手機終端收聽廣播的聽眾數已佔全國廣播聽眾數的47.8%，比2011年同比增長近18%，通過收聽移動電台提供的個性化音頻內容已經成為許多用戶打發車上時間、起床與臨睡前時間的選擇。「與用眼睛看手機相比，移動電台實現的是一種聲音『伴隨』狀態，你可以繼續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你喜歡的聲音內容則會一直伴隨著你。」施凱文如此描述用手機「聽內容」的優勢。
另一方面，通過用戶所收聽內容而進行的後台精準用戶數據分析，對廣告商與品牌商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現在，隨著技術的成熟，聲音市場正在越來越多地被廣告商與品牌商關注，大量企業開始嘗試在移動電台上投放廣告。
火熱的市場，已經讓這個圍繞手機終端的聲音江湖愈發動盪。2012年以來，Jing.fm、優聽、喜馬拉雅、考拉FM、荔枝FM等紛紛加入這場角逐，各家電台紛紛在內容體驗和技術升級上施展拳腳，一場圍繞用戶數量及盈利模式探索的戰爭正在打響。
這顯然不會是一場人人都能堅持到底的戰爭，起碼已有離開者。只是比起施凱文的「人已不在江湖」，更多移動電台從業者依舊堅信，在這個新興市場他們將找到存活並成為巨人的秘訣，從而成為守望到最後的那一個。
用戶量之戰
對於各家移動電台而言，剛剛結束的世界盃是搶佔用戶量的一個黃金機會。易觀國際的統計結果顯示，在世界盃開始的6月份，中國移動電台月均活躍用戶總數和收聽時長總時數均創下史上單月數據最高。以專為世界盃開設了22檔新欄目的考拉FM為例，6月份單月用戶總量較5月份環比增加34%。
「目前，移動電台成功與否的判斷標準有三點，第一是用戶量，第二是用戶量，第三還是用戶量。」在離施凱文新工作室6.6公里外的雍貴中心一層咖啡廳，考拉FM總編輯魏成對《財經天下》記者講述著一場圍繞提高用戶量而即將開啟的內容瘦身運動。
在魏成的規劃下，考拉FM要進行內容減法，把內容庫中近300萬分鐘的節目做瘦身。
與咖啡廳同樓的三層，考拉FM剛剛將自己的辦公區擴大一倍。在新辦公區內，考拉FM創始人俞清木的辦公室很好辨認，那是唯一一個透過玻璃窗能看到大量汽車模型和一個碩大收音機模型的屋子。俞清木的另一個身份是車語傳媒董事長兼CEO，在2007年創辦車語傳媒前，俞清木是搜狐網汽車頻道主編，魏成是俞在搜狐網的老同事。
今年年初，魏成在俞清木的說服下加入老搭檔團隊。俞清木對魏成的要求很簡單，希望更改考拉FM此前給人留下的「段子台」印象。魏成還記得，俞清木曾向自己抱怨：「再這樣下去，考拉FM就成個段子台了，我們難道真要做段子台嗎?」俞清木的邏輯是，考拉FM賴以起家的段子、脫口秀節目已經成為眾多移動電台App逐鹿的內容市場，單純依靠這些內容不僅將陷入同質化競爭漩渦，更與考拉FM的整體規劃相悖。「我們是要做用戶想聽的內容，不是所有人都想聽段子和脫口秀。」在俞清木看來，若想為用戶提供真正需要的內容，首先要實現內容的多元化。
在這樣的邏輯下，魏成的團隊根據節目收聽量進行甄選，留下人氣高的節目，對人氣較低的節目進行調整。「說到底，現在的移動電台市場，爭奪的就是人氣，而人氣來自對內容的用戶體驗，你得根據他們的需求去做節目。」魏成說。
施凱文對此感同身受，他稱，「人氣或者說活躍用戶量是移動電台存亡的關鍵」。每次廣告商尋求與Jing.fm合作，首先看中的便是用戶量，對投資方而言，一個移動電台活躍用戶量的高低是決定投資與否的關鍵。
「大一些的投資公司都會有專門的子公司或團隊收集移動電台的真實用戶量數字。」施凱文為《財經天下》週刊展示了一個筆記，那是參加一次投資方閉門會議時記錄的調研數據。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用戶量數字與許多移動電台對外宣佈的數字大相逕庭。施凱文的解釋是，投資方不會輕易聽信移動電台自己給出的數字，會自己秘密調查掌握真實數字。在這樣的情況下，追求更高的用戶量是每個移動電台的當務之急。
「Jing.fm幾乎沒有植入過一次廣告，為的就是不想因為這樣的行為降低用戶體驗。」施凱文至今依然堅信自己當初不植入廣告的戰略是正確的，在他看來，眼下還不是移動電台謀求盈利的時候，提高用戶量才是現在最應該做的。
「這類似一場新圈地運動。」艾瑞諮詢高級分析師張增節認為，在這場移動電台的新圈地運動中，用戶量是與廣告商、投資方談判的籌碼，「誰能挺住，在這一段時間佔據了最多用戶，誰就贏了」。
無疑，這對移動平台的內容吸引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對它們而言，內容吸引力絕不僅僅是一個內容質量高低的問題，硬幣的另一面，是如何通過技術強化用戶體驗從而增大用戶量。
蜻蜓FM CEO楊廷皓在加入蜻蜓FM前曾在微軟就職6年，在HULU就職4年，是一個十足的技術控。在還未加盟蜻蜓FM前，他就通過朋友瞭解到了蜻蜓FM這款電台平台應用。
「當時，我覺得必須通過技術加強用戶體驗。」首次接觸蜻蜓FM，楊廷皓感覺這是一個很好的點子，3000家兩岸三地電台已經為蜻蜓FM構成了一個優質內容庫，但在技術層面，當時的蜻蜓FM比較薄弱。在加盟蜻蜓FM前，楊廷皓已經為蜻蜓FM制定了一個技術路線圖。「目前的網絡環境還不是非常成熟，所以我就從這個切入點來進行技術革新。」
與許多後起移動電台發力推薦算法不同，蜻蜓FM將技術研發鎖定在音頻質量上。「一個是同質量情況下的音頻大小問題，一個是在網絡狀況不佳情況下的流暢體驗問題。」楊廷皓說。
但技術路徑並不是唯一的發力點。俞清木最近完成了一筆重要引援：說服馬來西亞籍音樂人林華軒加盟，出任音樂中心總經理。俞清木的打算是，依靠林華軒進行考拉FM音樂內容質量的升級，對平均46%以上被收聽內容為音樂產品的考拉FM而言，音樂產品市場丟不得。
2013年9月，俞清木飛赴南京，第一次與林華軒接觸，他幾乎只問了林華軒一個問題：「現在做移動音樂產品的App這麼多，考拉FM如何脫穎而出?」這也是很多移動電台企業最關心的問題，在同質化內容日益增多的時候，自己的產品如何體現差異化?
林華軒給出的答案是，通過有考拉FM自己特色的曲目編排及用戶數據分析，為用戶提供定製化內容服務。但林華軒此時的疑慮是，特色編排可以通過優秀DJ的加入而完成，而精準的用戶數據分析並非易事。
在此之前，林華軒曾操盤過近十家內地類型化電台，每年他的團隊都要花近百萬元請專業諮詢公司進行用戶行為分析研究，以制定與用戶需求更加契合的內容服務。但是，高價買來的調研數據往往不夠全面甚至可能有很大水分。「錢花了，買來的數據卻可能對我們幫助不大，但不買數據又不行，不知道用戶在想什麼是沒法做出好節目的。」林華軒說。
這正是俞清木最終打動林華軒的地方。在首次邀請林華軒參觀考拉FM公司時，俞清木為他展示了考拉FM的用戶行為分析數據平台，這個早在考拉FM創立便已開始研發的技術平台，能夠通過用戶簡單的上滑下滑行為分析出用戶對於音頻內容的喜好。
其實，通過用戶行為分析進行定製化內容推送並非考拉FM的獨門秘籍，專一提供音樂服務的豆瓣FM與Jing.fm都有用戶數據分析能力，且各不相同。豆瓣從2006年上線伊始，就開始運用推薦算法技術。據豆瓣音樂副總裁劉瑾介紹，目前豆瓣FM已經可以做到將用戶在一首歌5秒時跳過的行為與在10秒時跳過的行為進行區別分析，以總結共性規律。而Jing.fm更是在用戶行為分析的基礎上，加入了輸入關鍵詞推送定製音樂的搜索功能。
市場熱，盈利難
市場的風生水起，讓各家移動電台在內容與技術上紛紛亮出殺手鐧，但這種火熱背後一個難以掩蓋的問題是，目前尚無一家移動電台實現盈利。
最近，俞清木的辦公室中經常出現些穿正裝的人，他們在公司內異常顯眼，因為以85後員工為主體的考拉FM中，休閒裝大行其道。這些身著正裝者，大多來自各個投資機構。
兩年前考拉FM醞釀創立的時候，投資方最常問的問題是：「什麼是移動電台?」如今他們的問題換成了：「競爭這麼激烈，你們要怎麼贏?」
隨之而來的是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艾瑞諮詢高級分析師張增節把2013年視為中國移動電台市場的分水嶺，「2013開始，移動電台市場進入了混戰期」。通過一年的觀察，張增節發現，與移動電台用戶量激增同時出現的是，大多數移動電台用戶都不會只在手機上安裝一款電台App。「幾年前只有一兩個，如今移動電台App很多了，用戶已經開始比較選擇了。」張增節認為，這對移動電台企業而言可能並不是好消息，「用戶可能只給你的App一次機會，反正市場上還有很多選擇。」
與市場競爭激烈並存的問題是，移動電台這種年輕的聲音生意該如何賺錢。「方法普遍只有兩種，一種是植入廣告，一種是VIP增值服務。」張增節分析稱，前者主要是App進入前的開屏廣告頁面、應用最下角的Banner宣傳以及音頻廣告植入;後者指的是，用戶若想聽無廣告或更高質量的音頻便要付費增值訂閱。
這兩種看似簡單的盈利模式，在操作層面上卻並不簡單。以劉瑾的豆瓣FM為例，在廣告層面，廣告商更多的是與整個豆瓣公司進行合作，只是在合作中涉及豆瓣FM產品，很少有專門為豆瓣FM前來尋求合作的廣告商。
一個讓劉瑾感到無奈的細節是，目前許多廣告商對於在移動電台上進行專門廣告投放，還會遇到產品與廣告投放效果以外的其他阻力。「許多廣告商聽了豆瓣FM的介紹後，會問到底是該算作互聯網廣告，還是廣播廣告?」因為大多數廣告商會根據投放媒介形式進行財務預算，而移動電台這種「混血」身份讓他們在財務上難以進行精準把握。
廣告商為移動電台「難定性」背後的邏輯是，目前在移動電台領域，沒有一個第三方機構能夠出示可信的統計報告。廣告商在進行財務預算時，需要在流程上引用第三方權威機構數據來說明投放效果，在傳統電視台、傳統網站、傳統廣播等成熟媒介，這個問題並不存在，而年輕移動電台市場尚未被第三方權威機構鎖定在調研的瞄準鏡中。
這也是張增節的煩惱。他一直希望能夠調研出一份詳細的移動電台研究報告，但是市場上數量繁多的移動電台應用無疑增大了難度。「目前，沒有哪個諮詢公司有能力把移動電台市場的數據研究清楚。」
「其實我更願意移動電台早日實現向用戶收取增值費，而不是依靠廣告植入。」在俞清木看來，植入廣告尤其是音頻廣告是非常傷害用戶體驗的，但目前中國音樂市場並不成熟，願意訂閱增值服務的用戶少之又少。
劉瑾的豆瓣FM也提供增值付費服務，用戶可以得到無廣告且更優質的音頻內容，「但訂閱這樣服務的用戶數太少了，對豆瓣FM而言可以忽略不計」。
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是，目前各個移動電台在廣告領域的合作深度不同，有的電台幾乎沒有任何植入廣告，而有的電台已經有了不少嘗試性的廣告合作投放。「現在同質化內容服務很多，有的沒有任何廣告，而有的做了廣告嘗試，用戶可能會因為厭煩這些嘗試性廣告而放棄整個應用，而若沒有嘗試性廣告又不好去和廣告商談合作。」劉瑾認為，這說明現在整個行業處在一種摸索狀態，大家都知道最終的目的地在哪裡，但是該怎麼去做還沒有人真正想清楚。
「移動電台還遠不到談盈利的時候。」楊廷皓的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俞清木也覺得現在移動電台盈利「火候未到」。
然而，在廣告收入並不被看好的同時，版權、服務器費用等一系列成本卻在一直上漲，難以盈利的移動電台已經成為燒錢大戶。
在施凱文心中，2013年是一個遺憾。讓Jing.fm一下子進入寒冬的，正是2013年出現的中國音樂商業史上版權費用的最高峰，對於專做音樂內容的Jing.fm而言，每個月平均近百萬元的版權費用，讓這個十幾人的小團隊難以承受。而為了用戶體驗，拒絕了各種廣告合作的Jing.fm此時幾乎是一個依靠投資人支撐的淨虧戶。
擺在施凱文眼前的選擇有兩個，一是繼續找投資人融資，二是將Jing.fm出售。當時，Jing.fm已經擁有月均50萬的活躍用戶量，按照施凱文自己的話來說，「50萬的用戶量其實很尷尬，不大也不小」。施凱文所謂的尷尬，是指50萬的活躍用戶量雖然不小，但不足以激勵投資方進一步支持Jing.fm進行版權購買，而想要維持並提高用戶量又必須進行版權投入。「對投資方而言，在這種盈利情況並不明朗的狀況下，是不值得繼續投入的。」
施凱文陸續找了多個投資人，但他們似乎也都關注到了Jing.fm的困境，往往第一個問題就問：「版權問題你們要怎麼解決?」這幾乎是施凱文決定離開江湖的直接原因。
事實上，版權費用問題並非是音樂電台自己的煩惱。考拉FM是車語傳媒佈局移動端的產品，某種意義上，也是車語傳媒旗下最燒錢的產品，而錢幾乎主要花在版權費上。在世界盃期間，考拉FM推出了「聽巴西」專題節目，而用於此節目版權購買上的費用就達百萬元量級。
尋找出口
盈利模式難以落地以及版權費高昂等原因帶來的成本高漲，使得眼下移動電台企業頗有些賠本賺吆喝的味道。
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看上去最現實的機會來自車企。目前，各大車企正加速車載娛樂系統搭建，車載廣播是任何車企都不願放棄的一環。
沃爾沃自2013年開始與豆瓣FM合作，在汽車SENSUS系統中內置豆瓣FM應用。當時，沃爾沃考量移動電台應用的唯一標準就是用戶體驗。沃爾沃中國區技術中心電子電器部總監田小陵表示：「車內的愜意空間是沃爾沃整個SENSUS系統的目標，選擇應用合作夥伴時最看重的是用戶體驗。」
對移動電台而言，在汽車出廠時實現自家應用內置，是提高用戶量的黃金手段，這不僅將帶來為數可觀的用戶數，更可根據車主的消費能力進行精準的廣告投放。令劉瑾滿意的是，沃爾沃方面並沒有限制豆瓣FM在節目中植入廣告，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對其他車企進行廣告宣傳。這對劉瑾而言是個機遇。
車載娛樂市場發展的提速，讓更多車企坐不住了。福特產品及商務開發負責人甄世傑介紹，在選擇應用前，福特進行了前期調研，發現車主在開車時最常使用的應用是廣播電台與導航。
楊廷皓在接手蜻蜓後，開始嘗試蜻蜓FM的多平台兼容技術，現在看來這或許是一步好棋。因為不同車企的車載系統不盡相同，儘管現在大量車企已經把安卓系統視為主要方向，但由硬件導致的兼容性問題仍不可迴避。2013年，福特方面聯繫到楊廷皓謀求合作，由於前期在兼容性上的技術突破，蜻蜓FM很快出現在了福特的車載系統中。
然而，儘管車企已經「用腳投票」表達了對移動電台的看好，但仍有一大撥人對移動電台的發展前景憂心忡忡。
央廣中國之聲評論員張春蔚最近連續拒絕了幾家移動電台的「入駐」邀請。
「我不認為移動電台是個好生意，音頻自媒體會衝擊它。」張春蔚投出反對票的原因，是圍繞微信平台等音頻自媒體的興起，或許將從正在形成的移動音頻市場搶走用戶。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移動電台還是音頻自媒體，目標市場都是一種尋求「聲音伴隨狀態」下的用戶，而這些用戶使用音頻產品的時間往往集中於早起、路上等固定時間板塊。對一些「聲音作家」而言，單個節目的收聽率，移動電台提供給作者的吸引力可能並不超過自媒體平台。
25歲的吳雨原本是某移動電台的節目主持人，她負責的是一款15分鐘長的娛樂段子節目。兩個月前，她終止了與移動電台方的合作，「我覺得不如自己做一個微信公共號或App」。吳雨之所以做出如此決定，是因為她感覺移動電台對主持人個人品牌的塑造力度並不如自媒體。「自媒體形式下，我可以與我的訂閱者直接溝通，而移動電台模式下，我就像一個裝在籠子裡被人看的傢伙，還不知道看我的人是誰。」吳雨說。
對移動電台的質疑聲遠不止於此。施凱文認為，就音樂電台來說，如果版權費仍然高居不下，無論對豆瓣FM、Jing.fm還是新興的移動音樂電台，都不會是好消息。「移動電台很燒錢，還將繼續燒幾年。」劉瑾最近正嘗試豆瓣FM經營合作方面的多元化，但面對行業不成熟的現狀，他的很多好點子並不容易落地。
「其實現在就是一個洗牌前的階段。」張增節認為，眼下移動電台的進入門檻其實很低，在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的情況下，各個移動電台都處在嘗試階段，「很有可能一年後，一大批移動電台就會死掉。」
面對即將到來的混戰，各大移動電台已經開始草擬自己的隆中對。楊廷皓最新的一次嘗試，是將校園電台引入蜻蜓FM平台。對蜻蜓FM而言，發力校園電台不僅可以培養年輕用戶，更可憑藉其內容的精準特性來增強傳播影響力。「校園電台其實內容很定製化，傳播效果很好。」來自蜻蜓FM的統計結果顯示，在國外，校園電台發展得非常火熱，其收聽率在20%至50%之間，遠超國內。
目前，蜻蜓FM的做法是，搭建一個圍繞校園年輕人的電台聯盟，負責校園電台的學生可以在蜻蜓FM終端播放自制節目，也可以播放蜻蜓FM內容庫的節目。這種佈局年輕人市場的戰略，被蜻蜓FM視為重要舉措。
某種意義上說，楊廷皓的嘗試與施凱文不謀而合。最近，施凱文正通過朋友關係花費大量時間去高中「補課」，他與高中生一起聊天、上課、玩耍，「原因很簡單，我就是想知道這些年輕人到底想要什麼」。
畢竟，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抓住年輕人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門，對移動電台來說，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