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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馬說:深圳,中國硬件之都,近期因“創新”而廣受贊譽。這些“創新”真的改變整個產業了嗎?不久前,《創業家》記者深入深圳,以當下炙手可熱的可穿戴設備為切口,近距離觀察深圳硬件產業的進化狀況。
我們發現,像過往的MP3、MP4、手機、平板電腦一樣,可穿戴浪潮再次證明了深圳電子產品產業鏈的完備和高效。也僅此而已。這是又一次仿制者的狂歡,只是由於市場接受度低因而規模大不如前。
北京時間3月10日淩晨,Apple Watch正式發布,不到24小時後,深圳就誕生了第一個仿制品。從“山寨”到“創新”,路漫漫其修遠。深圳仍然像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等待來自蘋果、谷歌等大公司的新技術和新應用的召喚。它能迅速地完成任務,但還遠遠不能發號施令。
文 | 本刊記者 王方
編輯 | 劉建強
2014年,Funcode創始人李淩霄把10個傳感器、一塊5*5cm的主板縫進內褲,並配備一個“大哥大”外形的控制器。購買者可以使用這套成本30-40元的可穿戴設備自慰。
李欲以此融資。他拒絕了一位想出200萬元占50%股份的投資人。當他把主板縮小至3*5cm時,迎來了願出幾百萬元占10%股份的投資者。
“在深圳,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很多。”1989年出生的重慶人李淩霄對《創業家》說。他加入的“智能硬件聯盟”,已有400-500人,大多是可穿戴設備創業者。
張沖,Galaring創始人,記者的一位老朋友,1982年出生,也是“聯盟”中的一員。2013年,在智能戒指流行的窗口期,他成立了公司,並用7個月做出了Galaring G1,戒指內存儲的個人信息和驗證信息可傳給有NFC(近場通訊)功能的手機。那段時間,他幾乎天天下工廠,東莞深圳來回跑,每天2-3趟,淩晨1-2點回家。Galaring G1銷售額100多萬元,給他賺了點兒小錢,但很快就賣不動了。2014年2月, 張又做了智能名片——Galacard,定價299元,賣出5000-6000張後,又賣不動了。現在,張沖進入了李淩霄的領域,正在開發一款“飛機杯”(男性成人用品),內置傳感器。用戶使用時,它會記錄次數、時長。這一產品的想象空間比前兩次要大:它能采集數據,上傳到雲平臺,與醫院對接。“比如發現有一哥們兒時間特別短,可以向他推薦一家男科醫院。”
這位在不到兩年內頻繁轉換陣地的創業者說,在深圳,可穿戴這個圈子很熱鬧,大部分是想賺點兒錢的創業者。“我做情趣用品的初衷也是賺錢,它簡單,且有剛需。”這個圈子錢也很熱,深圳一家本地投資機構已經給張投了500萬元。
這些“想賺點兒錢”的創業者,把MCU(單片機)、傳感器、通訊模塊輪番加入到各種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中,如尿布貼、充氣娃娃、兒童玩具等,使它們具備“智能”,並聲稱當用戶變得足夠多時,他們會搭建一個雲平臺,進行大數據挖掘。
2013年是深圳可穿戴設備最熱的時候,友宏科技總經理顏宏武對此記憶猶新。
深圳松崗長約6公里的廣田路旁,全是各式各樣的電子加工廠。一路東行至路尾處,有座普通的三層樓小院,院里堆放著雜亂的包裝紙盒,廠房面積5000平米左右。
這是規模據說可列深圳前三的可穿戴ODM工廠——友宏科技。負責接待的彭經理介紹,這里有6條生產線,員工300人,一年營收超過1億元。
在一個面積約20平米的會議室,記者見到了顏宏武。顏是做計步器起家的。2006年,日本計步器開始風靡,這是智能手環的前身。 “時逢日本一個類似衛生部的機構,提出‘日行萬步’對身體有好處。單靠日本的訂單,就把工廠養得肥肥的。”顏宏武回憶。計步器的主要部件是運動傳感器,核心是算法。顏從日本引進技術,算法由西鐵城提供。“上世紀70年代,西鐵城就發明了機械式計步器,把它戴在身上,走一步響一聲。後來,日本把它改造成電子感應式,走路時不發出聲響,但必須別在腰間,垂直狀態時就會計步。”顏說,當時主流計步器有幾大品牌:西鐵城、雅馬哈,還有一些來自日本軍工。那時尚無”可穿戴“一說,叫萬步計或步數計。
之後,顏開始生產3D計步器,能別在身體任何一個位置,且精準度更高。
2009年是一個轉折點,顏不再跟隨日本,而是單獨成立了一個團隊專門研究算法,推出了USB計步器。“這是我們做智能的開始,第一個客戶是雅馬哈,一次性下了10萬部的訂單。”顏說,USB計步器的商業壽命大約維持了1年半。
市場沒起來前,深圳同期的計步器工廠也與友宏一樣,被一代又一代技術推著走,給國外廠商供貨。2011年,歐美一些手環品牌流行起來,如Jawbone、Fitbit,國內廠商咕咚也上市了一款健身追蹤器。2012年,谷歌推出了智能眼鏡,蘋果被曝正組建一支100名的工程師團隊研發智能手表Apple watch。新公司如Pebble成了弄潮兒:在Kickstarter創造眾籌1026萬美元的紀錄,吸引了摩托羅拉、三星、LG和索尼等眾巨頭的註意力。
對於深圳可穿戴市場究竟是被谷歌眼鏡還是被歐美手環點燃的存在不同意見。深圳矽遞科技(Seed Studio)創始人潘昊認為,“當時這些深圳的創業者,他看東西很少有舉一反三的,一般是看這個東西好,然後做一個一樣的。所以他如果是看谷歌眼鏡的話,大概會做谷歌眼鏡。做手環的遠比做智能眼鏡的多,所以我覺得點火的是手環。”
無論如何,深圳可穿戴設備市場爆發了。
“那時候,我剛好碰上日本經濟全面下滑,對工廠沖擊巨大,若再這樣下去,生活都維持不下去了。”顏說。顏很少提前做市場分析,習慣坐等客戶找上門來。“根據他們找我們的迫切程度,就知道這個行業火不火。”
2012年某天,顏宏武正在辦公室側倚著沙發休息,麥開創始人李曉亮一行人突然帶著圖紙闖進來。顏打開圖紙,兩眼隨之放光,當即決定免費給這個“迫切”的闖入者研發,快速切入可穿戴設備。
那也正是李曉亮最窘迫的時刻。“我正在開發一款運動追蹤器,很缺錢,總公司投資50萬元,研發了半年花掉40多萬,賬上只有7萬元。由於訂單小,我們先後找了30多家工廠。”李對《創業家》說。
李給同處困境的顏帶來了方向。 “我沒想過這東西能賺錢,”顏說,“只是覺得有意思,要跟著行業一起走。”
當年6月,麥開運動追蹤器A190上線,售價259元。“在京東、淘寶 、天貓等渠道上架後,銷量處於全國第一。” 訂單從最初的1000個慢慢上漲到5000、10000個,上市一年半銷售額突破1000萬元。
同時段國內有兩大追蹤器品牌:一個是咕咚,另一個就是麥開。李曉亮說“根據得到的數據,我們的銷量是前者的5-6倍。”咕咚追蹤器早在2011年便已上市,但銷量平平,到第二年已基本無人問津。
某種程度上,麥開是第一個讓顏宏武嘗到甜頭的國內客戶,給他很大啟發:他專門成立了一個團隊,服務創意型客戶。經過反複思考,他還為工廠提了個新口號——專註於智能硬件。
2012年9月,趁著運動追蹤器熱賣,李曉亮再次找到友宏,想做一個智能手環。他買來Jawbone UP、Fuelband等各種手環,研究其材料、電池、屏幕、工藝等。
但到2013年4月,李曉亮把手環方案停掉了。“我感覺苗頭不對,做的人實在太多。”他決定不再往里面鉆,轉而開發lemon智能體重計、Cuptime智能水杯。
他的感覺是對的。2013年,可穿戴設備已經遍地都是:6月,盛大果殼電子GEAK Watch發布;8月,深圳本土廠商映趣in watch面世;10月,耐克推出手環Nike+ FuelBand SE,安全衛士360上市了兒童手環。
可穿戴設備的形態早已不局限於追蹤器、手環、手表,擴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多為國外產品,如iHealth 智能血壓護腕、Reebok Checklight智能帽子、Sensoria 智能襪子... ...
各式各樣的創業者仍在爭先恐後進入,這與眾籌(如點名時間)的推動不無關系。“2013年是最火的一年,”Galaring創始人張沖對《創業家》說,“似乎誰都能做,資本熱、團隊多。”
友宏的訂單越來越多。2013年,一大批藍牙追蹤器廠商找到它,其中新銳品牌ibody首個訂單下了10000臺。
ibody的價格低得驚人,僅售99元。同類產品里,FuelBand價格約492元,Jawbone UP3售價1598元。“2014年年中,ibody在京東上團購,首次1000臺幾十秒賣掉,後來上了10000臺,5小時內被搶光。緊接著60000臺,最後也賣完了。”現在回想,顏宏武都覺得不可思議。
ibody的訂單讓顏信心倍增。2014年4月,他參加了香港電子展,與三星、LG等世界一流品牌商站在一起。這時,顏才感到泡沫真的來了。在現場,他看到各式各樣的手環,毫無科技新鮮感:只是外觀漂亮,功能無非監測心率、血氧等,這些在ibody上已部分實現。“行業已經爆發,做手環的人一下太多了,更多是在吸引眼球。”
展會結束後,5-8月,顏的訂單進入高峰期。“每天有7-8撥客戶,多的10幾撥,3個會議室早晚忙不過來。”顏說,此前月產40000臺是極限,6月份後,各類計步器(不論傳統、USB,還是藍牙)月產10萬多臺,最高月份達到17萬臺。 “大家都瘋了,都要下訂單,都要定制。我們開發能力跟不上,只能篩選一部分。”顏回憶,極端的情況,有幾個老外客戶,裝著幾萬美元現金,直接丟到櫃臺上,嚇到了幾位外貿小姐。
通過篩選的客戶,顏會按照慣例用編號標記,從AD01往後排,現已排到AD196。“目前,至少有150個客戶還在做。”在友宏的車間里,幾乎保留著每一個客戶的樣品,它們被精致的小塑料袋裝好,釘在墻壁上。
看似高科技的可穿戴設備瞬間就跌入了價格戰的泥潭。2014年7月,小米推出一款79元的手環,據顏宏武說,其成本大概為50-60元,並不虧錢,但對高價產品的沖擊是致命的。“Jawbone銷量一路下跌。”價格底線還在被突破。2014年底,一位客戶向顏宏武定制一款產品,欲以底價打入沃爾瑪超市(國外),售價3.5美元。“預計年產量約400萬臺,1月份是第一批貨,在60000-80000臺之間。”
現實是,可穿戴設備越來越賣不動。而據政府部門統計,深圳涉及可穿戴設備的企業已超過1000家。
可穿戴設備品類眾多,卻極少出現爆款,銷量多在幾千至幾萬臺。即便是麥開——2014年京東“雙十一”,銷量在所有智能硬件中排名第二,健康類排名第一——2014年銷售額也不過5000多萬元。
深圳可穿戴設備能在得到市場信號後迅速爆發,源於其完備的產業鏈——在這方面,可穿戴所需與山寨手機、平板電腦並無不同。”整個供應商已經很成熟,大多是做山寨機的,山寨機有多成熟,他們就有多成熟,可穿戴只是外形變一下、主板變一下,說實話還不如手機複雜。”張沖說。
張的看法可以代表諸多業內受訪者,包括大聯大商貿(深圳)應用技術部經理冀雯雯。大聯大商貿的母公司是亞洲最大的電子元件分銷商。冀在此工作了10年,是資深技術專家,深圳的每一波電子浪潮,她都親歷過。“先是一撥人做MP3,之後分成兩撥,一撥人轉做MP4、數碼相框,另一撥人進入手機行業直到現在。做MP4、數碼相框的那批人繼續分流,一部分去做手持導航,另一部分人生產上網本。之後這些都沒了,全部湧進了平板行業。手機還在慢慢增長,而平板電腦已經平了,甚至有些下滑。”
公開資料顯示,絕大部分智能手機、平板廠商都進入了可穿戴領域,如智能手表。他們已經摸爬滾打10幾年,擁有成熟的產業鏈資源,整合能力強。
在冀雯雯看來,可穿戴產業鏈分為五個環節:芯片廠商——芯片分銷商——方案設計公司——工廠——可穿戴廠商。一個正確的流程應該是這樣:你是一個創業者,先拿圖紙找到ODM/OEM工廠,如友宏。工廠簡單設計後,再找到專業的設計公司,如大聯大,它們提供技術支持、方案設計等,向原廠采購芯片。冀雯雯認為,與山寨機時代相比,可穿戴行業只是多了幾個新的參與者:工業設計、眾籌、雲。
手環的核心部件主要為MCU、傳感器(運動、心率、血壓等)、通訊模塊(藍牙芯片),與手機等產品一樣,這些核心部件分別掌握在少數大公司手中。MCU為德州儀器、博通、Silicon Labs等,傳感器為亞德諾半導體、美信、飛思卡爾等,藍牙芯片廠商有CSR、博通、高通。智能手表結構更為複雜,和手機很像,分別為CPU、內存、存儲、主板、屏幕等,供應商大同小異。 “廠商開發一顆芯片要一年多的時間,現在賣的都是1-2年前就設計好的。可穿戴(智能家居)等的芯片原來就存在,但在物聯網時代,需要連接雲,因此用於連接的芯片是新的,比如低功耗藍牙、Wi-Fi。”
分銷渠道相比基本沒有變化,只是多了科通芯城、雲漢芯城等線上渠道。至於設計方案,“之前也有,更重要的是把已有的東西整合,搭配出來一個新的產品、生意模式。”冀雯雯介紹,大聯大做出方案後,ODM通常拿回去改改,不會重新開發。
另外,由於可穿戴設備的設計要求較高,一些工業設計公司也參與進來,比如洛可可。生產環節“有一些新的原材料供應商進來,如註塑“。”工廠都是當年生產藍牙音響、山寨手機轉過來的。“
冀雯雯所在的應用技術處,團隊有80人,為客戶提供技術支持、方案設計,目前研發的方案已覆蓋26個行業,如平板、可穿戴、手機、車載應用等。大聯大有充足的可穿戴芯片。在深圳,可穿戴設備每天有200-300條產品線銷售,單智能手表就有5-6個品牌。盡管如此,大聯大還是沒吃到可穿戴這塊“肉”。“出貨量幾乎沒有,或者說開始有一點點。”冀雯雯說。“我們有70-80個可穿戴客戶,大部分是ODM工廠。”
缺乏創新、同質化嚴重是可穿戴設備市場接受度低的重要原因。張沖認為,真正的創新是“芯片級”的,但是顯然,與過往的手機、平板電腦一樣,本土創業者遠不具備這種能力。於是,“你只能做一些應用來創新,做成情趣用品也好,做成玩具也好,只能做應用層的。這些你要說有多大創新,我個人感覺不那麽算。“
銷售量不大又導致“雲計算“所需的海量數據無從取得,從而使這個聽起來美妙的前景變得雲苫霧罩。
在方廣資本CEO洪天峰看來,可穿戴設備根本是“反人性的“,因為“人性本不喜歡戴東西”。更重要的,可穿戴是一個“很窄的領域”,不值得大家“那麽關註”。“硬件智能化的範圍很廣,這就是萬物互聯,不要只圍著人來做文章。人身上沒有什麽文章,人本身就是高度智能的。我就是高血壓患者,都已經20多年,哪天血壓高哪天血壓低我根本不用量都知道。真正的機會不在這兒,不在於量個血壓,測個心跳,搞個睡眠。可穿戴設備只是萬物互聯里面的九牛一毛,物比人多得多。所以創業要脫離人,要變成人以外的東西。搞智能家居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其實有更廣的東西。之前都是人和人對話,以後是人和物、物和物;關鍵還不只是一個對話的問題,它是智慧,來自於連接、感知和大數據、雲計算。“
可穿戴市場中抱持“掙快錢“想法的創業者不在少數,對於他們,洪的理論顯然過於宏大了。同樣看好物聯網的科通芯城董事長康敬偉認為,只要蘋果Apple Watch沒上市,中國就不會有可穿戴這一波。
現在,Apple Watch真的來了,人們對可穿戴的熱情會被再次點燃嗎?
案例
以Google Glass為源頭的智能硬件,在2012年開始發源。一心想搗騰點好玩東西的李曉亮強烈看好這個市場,憑著早期自籌的50萬資金,他成為國內最早的一批智能硬件創業者之一。
麥開的第一個產品是當時最流行的運動追蹤器,半年研發花掉了40萬元,開賣之前賬上只剩7萬塊錢。一個月後產品開賣,從1000個訂單到後來的5000、10000個訂單,“當時國內主要有兩個運動追蹤器品牌,我們的銷量是另一家的七八倍,成績好的時候一個月可以達到80萬、90萬的銷售額,這樣持續了一年半,運動追蹤器已經賣了1000多萬的銷售額了”,李曉亮說。憑借運動追蹤器這個可穿戴的小產品,李曉亮解決了創業初期的生存問題。
沒過多久,智能手環開始風靡,李曉亮也盤算著殺入這個市場。他買來Jawbone UP、Fuelband 等各種手環,研究材料、電池、屏幕、工藝,最後到了開模階段,但是他還是放棄了。李曉亮指著自己手上帶著的手環,“我的手環雖然還戴著,但是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上傳過數據了,每次都要掏出手機、滑動屏幕、輸入密碼、找到App、點開App、等待啟動……這一系列操作太繁瑣。”李曉亮拿殺毒軟件舉例,“我們只需將其放到後臺就行,智能硬件也是這樣,傳輸數據這種乏味的操作一定不能讓用戶去做,更不能依賴手機通道。”
李曉亮 麥開創始人
李曉亮發現,智能手環不是強需求,而且App的社區用戶黏性有很大問題,大部分人新鮮勁過了,也就丟在一邊。“智能手環需要持續培育市場和教育用戶,並不適合我們這樣的創業團隊”,李曉亮說。
“真正能改變人的生活方式的硬件,應該是基於已有的剛性需求”,暫停了智能手環項目後,李曉亮調整了方向,啟動了新的項目——能進行體重管理的智能體重計Lemon,以及智能水杯 Cuptime。之所以選擇水杯和智能秤,是因為它們都基於用戶的實際需求。Cuptime的誕生源於李曉亮觀察到中國人喝水不健康的問題。Cuptime根據一種飲水計劃的算法,通過個人體質(身高、體重、性別、流汗體質否)、運動量、周圍環境和喝水習慣等各方面數據,在特定時刻提醒用戶及時補充水分。李曉亮相信,健康秤和水杯的市場容量都是非常巨大的,這甚至不需要調研。2014年,Cuptime的出貨量達到5000萬個,是京東健康類智能硬件銷售的第一名。
眼下,李曉亮認準了健康類智能家居產品的方向。他認為,下一個爆款智能硬件應該具有“主動感知”與“無感互聯”這兩個特征,例如麥開新推出的健康感知儀here不需要用戶打開手機,就能將用戶的身體數據自動上傳到雲端,並可以通過雲端感知運動、睡眠、飲水、天氣等綜合生活健康數據。李曉亮判斷,2015年將出現眾多具有“主動感知”與“無感互聯”功能的產品。
李曉亮坦言,目前的智能硬件仍然存在太多問題,產品通常都是短命的,包括Cuptime被用戶抱怨不好用最後成為牙刷杯,但從整個產品系列的發展角度來看,智能產品的生命會特別頑強。正如Fitbit在2010年的第一款運動追蹤器,是依靠USB連接電腦的方式傳輸數據,這種糟糕的體驗在今天是無法想象的,但是依靠不斷更新換代,現在這一系列的產品仍然具有生命力,而所有產品的出發點都是幫助人們更好地生活。
大聯大控股(以下簡稱“大聯大”)是一家總部位於臺灣的電子元器件代理商,業務規模在亞太區位居首位。它的上遊是英特爾、德州儀器、英飛淩、聯發科等250多家半導體廠家,代理各種基礎與核心元器件;下遊對接原始設備制造商(OEM)、原始設計制造商(ODM)、電子制造服務商(EMS),以及大量中小企業。
簡而言之,大聯大在產業鏈中處於“承上啟下”的位置。為了提升銷售業績,大聯大會把芯片和元器件組合成不同的產品解決方案提供給下遊客戶,還可提供方案設計思路,以及電子商務、倉儲物流等支持。在近年的多次電子產品浪潮中,大聯大都扮演了幕後推手的角色,比如給深圳備受關註的開源創客SeeedStudio(矽遞科技)就是大聯大的客戶之一。
過去6年來,大聯大的業績以每年25%的速度在成長,這得益於其對產業趨勢的準確把握。2009年-2010年,大聯大主要依靠手機產品帶動業務增長。2011年以後,工業領域就成為了大聯大最大的業務增長點。
大聯大把工業、汽車等業務比作長期食用的“米飯”,而MP3、手機等消費電子產品則是“肉”,抱持“吃得著最好,吃不著也沒關系,只要吃上一口就是賺到”的心態。大聯大認為,消費類產品的火爆雖然能一時帶動相關業務,但是市場大起大落的消極影響也很大。
深圳電子圈中也有許多大聯大的客戶,其中不乏山寨機時代的從業者。他們走了這樣一條路徑:最早是紮堆做MP3,風潮過後分道揚鑣,一部分人做MP4、數碼相框,;另一部分人開始做手機,直到2014年下半年,手機銷量才開始大幅下滑。而做MP4、數碼相框的這部分人又分離出來兩撥人,一撥人做手持的GPS導航,另一撥則選擇做上網本,之後又把目光轉向了平板電腦。
如今,IOT(物聯網)成為了下一個浪潮。大聯大又看到了其中的機會:做硬件的人不了解軟件,搞互聯網的人不了解硬件。於是,他們積極與SeeedStudio合作做創客,與騰訊等互聯網公司做硬件的對接,希望在IOT時代,自己能成為一個軟件的通路商或者是雲的通路商。比如,一個客戶的手環要和京東雲連接,大聯大就用自己的芯片和設計方案幫助客戶把手環京東的雲協議接口調通。今後,數以千計的客戶也需要通過大聯大的幫助,令它們和BAT、京東、小米等互聯網公司的雲聯接起來。
大聯大能夠踏準產業變化趨勢,這和其組織架構不無關系。目前,絕大部分的公司還是沿襲這樣一種思路:以銷售驅動來帶領技術,哪里業績好,技術就往哪里走,而大聯大卻很早就分離出一部分人專門負責技術和市場。
在大聯大內部,面對客戶的有三個部門。第一是市場部,專門和上遊原廠打交道。第二是銷售部,主要和下遊客戶打交道。銷售部不針對某個客戶,也不特別針對某個品牌,而是按產品線劃分業務職責,比如一組人負責平板電腦,一組人負責手機,一組人負責可穿戴,一組人負責智能家居等等,他們主要是把代理的芯片組合出最優方案,來與客戶做互動。第三是應用技術部,這個部門的主要職責就是做前瞻性的趨勢判斷,讓公司提早進行儲備。
按照大聯大對《創業家》的描述, IOT芯片最關鍵的配件就是MCU和連接的IC,其實這些都沒有手機芯片複雜。也就是說在物聯網時代,技術的創新並沒那麽多,更多的是如何把已有的東西組合起來,搭配出新的產品、新的生意模式。
根據目前智能硬件微小的出貨增長量,大聯大也無法判斷到底要多久才能真正成為一個成熟的產業。這也是為什麽在大聯大的客戶里面,一些人還在做平板電腦和觸摸屏,一些人在探索IOT,朝著可穿戴方向嘗試,而更多客戶還處在觀望狀態。不過,大聯大把一半內部資源配置在IOT領域。如果浪潮襲來,這家總能最先感知“水溫”的公司,已經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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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以為有好多槍手,因為槍聲非常響,而且一直在響,聽上去就像許多人在同時開槍,我感覺自己就像在阿富汗那樣糟糕。”當地時間6月12日淩晨,美國奧蘭多的“脈動”夜總會里發生了美國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槍擊案,28歲的艾沃里·麥克尼爾因為躲在了露臺上才幸免於難。
但50死53傷的恐懼並沒有因為29歲的美籍阿富汗裔槍手馬丁(Omar Mateen)被警方擊斃而消散,包括麥克尼爾在內的許多幸存者都在問,這起自“9·11”以來死傷最嚴重的恐怖襲擊案為什麽會發生在這家夜總會?為什麽是馬丁?為什麽是6月12日?
夜總會的墻上到處都是子彈孔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說法,這是一起“獨狼”式的恐怖襲擊,即襲擊者往往受仇恨意識驅使,在沒有充足外部協助的情況下單獨行動,相比其他恐怖襲擊更難追蹤和防範。以馬丁為例,雖然他曾兩次因為極端言論受到FBI調查,但在事發前並無任何異常。
槍擊案發生十幾小時後,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的“伊斯蘭國”卻聲明對此負責。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伊斯蘭國’的宣傳範圍很廣,最終(受影響)產生行動的是個別人。所以,更應該看重的是個人所處的具體環境、思想和心理狀況,但這些在事發前很難了解。也就是說,在受到極端思潮影響後,哪些人接受並轉化為行動,是很難預測的。”
槍手學過刑事司法
據報道,馬丁在行兇後撥打了911報警電話,宣稱對“伊斯蘭國”首領效忠,言語中還提到了2013年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然而,根據馬丁身邊人所述,雖然他曾有過暴力行為,但很難與恐怖襲擊掛上鉤。
馬丁的父母雖然是阿富汗人,但他出生在紐約,案發前居住在佛羅里達州,擁有當地兩項合法持槍許可,曾是一家少年管教所的保安。
馬丁的自拍照
美國煙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的官員表示,馬丁案發前曾通過合法途徑購買了兩把槍,一把是AR-15步槍,另一把是9毫米半自動手槍。前者是美國最普遍的步槍之一,系美軍M16步槍的民用版,標準彈夾可裝載30發子彈。此外,馬丁申請佛羅里達州的持槍執照時,他的行為記錄沒有任何問題。
AR-15步槍和Glock手槍
馬丁還於2006年在印第安河州立學院(Indian River State College)拿到了刑事司法的副學士學位。畢業後,他還曾向身邊的朋友透露過自己想當警察的願望。
馬丁前妻尤斯菲(Sitora Yusifiy)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09年結婚後,馬丁一直對她使用家庭暴力,“他有時會因為我沒洗完衣服或其他什麽事對我拳打腳踢。”
2011年離婚後,馬丁對宗教更加虔誠。他身邊的朋友告訴媒體,馬丁曾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聖,過去幾年還一直規律地參加居住地皮爾斯堡(Fort Pierce)的宗教集會。馬丁的家庭成員則表示,雖然馬丁曾對同性戀群體表示反感,但並沒有因此出現過仇恨情緒或做出任何犯罪行為。
馬丁的父親沙迪克對於槍擊案的發生感到震驚,他認為馬丁的作案動機是仇恨同性戀,並非因為他的宗教背景。但《華盛頓郵報》的報道指出,馬丁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者,他還經常在臉書上發布視頻,假裝自己是阿富汗總統。
FBI的情報官員也表示,馬丁曾於2014年被懷疑與一名佛羅里達人前往敘利亞接受恐怖培訓,並在敘利亞實施恐怖襲擊的極端分子有關系,但調查最後以“無可疑信息”而結束;2015年,馬丁又因為在工作期間發表與恐怖組織相關的言論而引起執法部門的註意,但調查同樣無疾而終。
“獨狼”來襲
雖然還不能認定馬丁發動此次恐怖襲擊的原因,但“伊斯蘭國”已在事發十幾小時後聲明對槍擊案負責,並宣稱“‘伊斯蘭國’的戰士發動了此次襲擊”。
美國總統奧巴馬則將此次槍擊事件形容為“一次恐怖活動和仇恨行動”。FBI也明確表示,這是一起“獨狼”式的恐怖襲擊。
事實上,“伊斯蘭國”最近一直都在鼓動那些無法前往中東受訓的支持者在西方國家展開“獨狼”式襲擊。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伊斯蘭國”在中東的戰場已接連受挫。
隨著“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的幾處主要據點接連失守,該組織正通過其他方式進行報複,比如已在伊敘兩國境內多次制造汽車炸彈襲擊和自殺式炸彈襲擊等恐怖襲擊事件,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因此,針對西方的恐怖襲擊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
“這是很自然的,他們此前是征召大批人去中東、北非‘建國’,現在被打敗後,從軍事行動的戰略角度考慮,武裝集團對抗正規軍的方法不行了,很自然地就會化整為零,采用分散法。”楊恕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因此,最難被偵測和防範的“獨狼”式襲擊對“伊斯蘭國”來說是報複西方國家最好的選擇。美國政府也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早在“9·11事件”十周年前夕,奧巴馬便發出了警告,稱美國面臨的更大威脅不再是大規模、高度協調的襲擊,而是“獨狼”式襲擊,應該對此保持高度警覺,奧巴馬還將其解釋為“一名襲擊者在沒有精心策劃的組織協助下展開單獨行動並殺害數十人”,這些“獨狼”受仇恨意識驅使,而且難以追蹤。
哪來那麽多“獨狼”
近年來,“獨狼”式襲擊在全球並不鮮見,在美國也已發生多起。
2012年7月,一名持槍男子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的一家電影院內向觀眾掃射,造成至少12人死亡;2013年4月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同樣是一起“獨狼”襲擊,造成4人死亡,超過180人受傷;今年1月7日,一名自稱效忠“伊斯蘭國”的槍手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的街道上叫停一輛警車並向車內的警察開槍射擊,造成警察受傷。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現場
美國非營利性維權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曾做過一項研究,對2009~2015年由美國極右派和本土滋生的極端分子展開的暴力活動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果是平均每34天就有一起本土恐怖襲擊事件得逞或被挫敗。另外,這些恐怖活動中的74%由“獨狼”策劃或執行,90%的案件背後都只有1~2名策劃或執行者。
美國之所以會出現那麽多“獨狼”,與其對中東地區的幹涉、本土的移民政策,以及槍支管控較松不無關系。
AR-15槍族不僅是美國執法部門的最愛,其在美國民間市場流通量也巨大,不少罪犯和恐怖分子也將其視為首選
第一財經記者粗略統計,今年以來美國發生的主要槍擊事件已達16起。另據統計,2015年美國發生各類槍擊案件超過5萬起,造成1.3萬多人死亡,2.6萬多人受傷。槍支暴力事件在美國已成為常態。
“這種獨狼襲擊造成的傷亡很大,特別是在美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槍支管理很松散,從作案動機來講,這起案件(奧蘭多槍擊案)沒有什麽特殊的,但更主要的應該看重作案手段。”楊恕表示。
此外,美國對中東的幹涉主義行動,不僅讓這一地區動蕩不安,還客觀上造成極端組織崛起,恐怖主義毒膿外溢蔓延。
與此同時,美國雖然是個移民國家,但移民和少數族裔的快速增長與美國白人長期主導政治、經濟生活的矛盾日益凸現。根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社會前1%的富裕家庭中,超過96%是白人家庭。且美國白人家庭與少數族裔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這樣惡化的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共同造成了機會不平等的惡性循環,使得少數族裔和移民群體對美國的疏離感升高。
自2001年“9·11”以來,美國反恐已過去15年,卻陷入了越反越恐的怪圈。奧蘭多槍擊事件再次給美國的政治家們提了個醒。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上,總有一些巴掌大的地方扮演著讓人心潮澎湃的角色,比如30年多前改革開放中的蛇口。
多年後的北京,想要扮演這個角色的地方是中關村。百度、騰訊、新浪、新東方,這里駐紮的或是曾經駐紮的公司足以撼動中國互聯網的大半江山。盡管一些公司現在已經“北上”,但人們普遍認為,它們的腳註仍然是中關村。
生活在中關村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這里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營生之處,它演變成了一個符號,一點風吹草動很可能就牽扯著中國經濟最深遠的變革。
離場者
海澱黃莊,一個小女孩兒一蹦一跳地走向路邊的賣藝歌手,她剛從她父親的衣兜里費勁地拿出了零錢。她和父親的對話有點聽不清楚——歌聲似乎有點過於嘈雜。他的背後是一棵銀杏樹,光禿禿的樹幹剛剛送走了它最後一片樹葉,中關村的寒風似乎沒有人情味:賣藝者緊了緊自己的領口,怔怔地看著稀稀拉拉的人們,思索著當年水泄不通的熙攘人群。
冬季的歐美匯有些淒冷,旁邊就是海澱黃莊地鐵站,低著頭匆匆路過的人們很少會擡頭看一眼四周;不遠處是正在重建的中關村“東方創業谷”,從前可能是一家商業中心——那里會稍微熱鬧一些,運送著各種材料的工人們在交談著些什麽。
面對眼前的景象不禁發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感嘆,中關村賴以生存的傳統零售、商品集散的模式在持續散發著陣痛之後,最終還是走了下坡路。
“這里基本已經搬空了,你想買什麽告訴我,我幫你看看可以去哪。”第一財經記者剛進入鼎好大廈,一位熱情的工作人員便湊上來說道。環顧四周,如今的這里,已經非常蕭條,搬空了的大廳似乎都能聽到回聲,僅剩下的一家商戶百無聊賴地聊著天,戴著紅袖章的保安來回踱步,顯得格外紮眼。停運的電梯、隔離的警戒線、散落一地的廣告牌竟構成了這里僅剩不多的元素。
而在電腦買賣的興盛時期,這里滿街都是小推車、紙皮箱、面包車,染著黃頭發穿著緊身褲賣力幹活的小哥,以及隨時可能爆發的買賣糾紛。可是現在,這些物件和人已經一點點從這個車水馬龍的地方消失了。
“現在誰還攢臺式機?誰不在網上買電腦手機?”鼎好的肯德基里,齊立坐在第一財經記者對面,啃了一大口漢堡,又猛吸一口可樂,含糊地說道,頭都沒有擡。他的潛臺詞可能是,他不再被這個地方需要了。
中關村從來都不屬於某一類人,歷史的車輪也從來不會停下來等誰上車。
按照政府的規劃,中關村正在醞釀又一次的變革。這一次任務落到了每一棟大樓身上:科貿大廈將轉型互聯網教育,鼎好賣場專註技術轉移、技術交易,海龍將發展智能硬件,e世界將變身創客空間。這些大樓是創業潮的參與者,如今,它們被精心打扮,向過去告別。
“都散了。”齊立摳了摳指甲,他在這里打工時的夥伴們都各奔出路去了,偌大的北京,齊立不知道這些人後來都去了哪里幹什麽。他們原本以為,就算海龍幹不下去了,還可以去後面的鼎好。
5年前,齊立從吉林坐著一輛紅皮火車搖搖晃晃地到了天津,然後輾轉到北京,在飯店謀了個上菜的活計,可他受不了油煙味,一直想換個工作。一個同村的兄弟帶著他到了“中關村一號”,海龍電子城。
初中畢業,愛玩電腦遊戲,19歲的齊立很快在海龍的一個櫃面找到了工作,成天和電腦、遊戲打交道,齊立簡直認為自己找到了夢想中的職業。其實,那時的海龍因為受到蘇寧、國美這些家電賣場的沖擊已經在走下坡路了。
收入是按提成走的,齊立不是個勤快的人,一個月到手3000多塊錢,在一個半地下室和老鄉合租,吃街邊的盒飯,剩下的錢也知道要攢下來,“咱也來北京了,回家總得給爹媽買點好吃的。”
村里人都知道齊家的小兒子來了北京,但還是在“一個村里”打工,於是,看見齊家爸媽時就調侃,你兒子在北京那個村里找媳婦兒了嗎?
“談了個朋友,挺好看的,不過還沒半年就崩了,”說起這個,齊立不好意思起來,“可她比我有遠見啊”,他哼了一鼻子,開始刷手機相冊,試圖找出這個女孩的照片。據說,這個女孩後來換了個老板的司機當男朋友。
沒幹多久,周圍就開始傳,海龍要關門了,齊立有些擔心地問老板,老板搖搖頭說不知道。
2015年年末,海龍、e世界、鼎好、科貿響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將結束電子賣場時代,轉型做創業孵化器和創新空間的消息已經傳遍了中關村的每一個櫃臺,板上釘釘了。
次年5月,老板請齊立喝了頓大酒,在清華西門最好吃的烤串店,齊立一手舉著肥膩的雞翅,一手握住啤酒杯,只想著要是每天能過這樣的日子多好。後來,老板回了老家,齊立還在那個半地下室里等待著新的工作機會,偶爾來中關村轉轉。
2016年7月7日,經營了17年的海龍正式停業。“中關村一號”仍然矗立在繁華的四環旁邊,等待著它的下一撥客人。
守望者
離開還是留下,中關村里每天都會有人這樣問自己。
在鼎好電子商城A座地下二層的正中位置,老王端坐在自己的手機維修店前,玩著手機,偶爾擡擡頭打量著來往的顧客。這位來自遼寧錦州的地道東北人,穿著黑藍相間的棉襖,混搭件米白色的運動褲,走起路來跨步很小,顯得有些拘束。
這里的人都叫他老王,但他其實是個“90後”。老王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年是他來中關村的第十個年頭,從2007年開始,就一直在這兒幹手機維修和配件售賣。
如今的鼎好,顧客寥寥,多數專櫃已經人去樓空或是只剩下一兩名員工顧店,橫幅也已布滿灰塵。太平洋電腦城、中關村e世界和海龍停業後,鼎好和科貿仍在艱難維持著。
老王是這兒的“土著”。2007年,鼎好二期開業,他是第一批入駐的手機經銷商。
“2008年,我們每人平均每天能修40部手機,單這項業務每月的利潤能達到2萬元。”說到這兒,老王有些激動,把手機撇到一邊,“現在每天就只能修4部手機,所有的活兒加起來一個月最多就能賺1萬塊。”
鼎好在人氣旺盛時期,日客流量平均為6萬人左右,最高峰達到每日約8.5萬人。但從2014年開始,人流量就大幅減少,生意越來越難做。在老王看來,網店的沖擊是主要原因。問及有沒有試水網店時,他搖搖頭道,“沒精力了。”
雖然生意慘淡,但商鋪租金近年來也在下降。以老王所在的手機維修店面為例,近10平方米的店面今年月租約為3200元,去年則超過3700元。“從前年開始,這里的月租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下降,降幅至少為5%,最高時有15%。”
不過,老王一家四口現在租住的房子月租6000元,“先湊合著過吧。”他現在並不打算離開。
以後呢?“要麽回老家繼續做老本行,要麽去北京周邊,通州、蘋果園、昌平、大興都行,就是不會在這兒了,中關村已經變了。”
“房價、地價太貴,成本太高,營收又因為電商的沖擊而不理想,你看這里的商場都全搬出去了,小商家們怎麽受得了呢。”愛奇藝某頻道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表示。有趣的是,鼎好對面的鴻城拓展大廈剛剛改名為愛奇藝創新大廈,成為了愛奇藝的總部大樓。
在老王來到鼎好的四年後,一家名為3W的咖啡館從中關村某公寓樓一層搬到了當時的海澱圖書城。30多塊錢一杯的咖啡對於老王來說不是奢侈品,但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推開那扇門,盡管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個創業者。
在中關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圈子。
這家眾籌發起的咖啡館,拿到了180名互聯網投資人和高管在內的種子資金,也讓中關村里的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來夢想還可以這樣實現。
那時候,先行者車庫咖啡已經在這條小路上埋下了創業的種子。創業咖啡的興起成為中關村一道獨特的風景,無數帶著夢想的年輕人湧入這些咖啡館,花30塊錢,在這里蹭上一天。
事實上,3W在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入不敷出的。於是,三個合夥人又成立了3W傳媒,由其中的女生鮑艾樂牽頭。後來,另一位合夥人談及這段經歷時說到,最艱難的時候,是鮑艾樂的3W傳媒賺的錢養活了整個3W團隊和他們的夢想。
後來,Binggo咖啡、言幾又咖啡來了,再後來,西少爺肉夾饃來了,京東奶茶館來了……中關村書店湮沒在推土機卷起的塵埃之中,小路被改名為中關村創業大街,一躍成為全國創業大軍的樣板街——這是“後零售時代”的中關村跨出的第一步,而這一跨就是220米。
鮑艾樂經歷了這一切,她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經常有人會到3W里到處看看,也有人邀請3W去外地開店。
“我們和大街簽了長期的租房合同,肯定不會離開中關村。”2013年,原班人馬成立互聯網招聘網站拉勾,深入互聯網公司的HR生意,而3W的創業服務也已經全面鋪開。
新進者
以前,中關村的shopping mall、電子零售商場只出現在這兒寫字樓里人們的茶余飯後,現在,它們不分彼此,國家有更重要的任務交給它們。
中關村和創業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中關村示範區新創辦科技型企業24607家,同比增長1.5%;示範區新增上市公司20家,首次公開募股融資額近140億元。
位於中關村地理核心位置的中關村廣場購物中心也改名成了“創業公社”,傳統零售業的雕零早已經波及至此。此後,這里進出的不再是精心打扮的姑娘們和準備飽餐一頓的食客。
碼農來了。他們正在以用不完的精力一寸寸地占領中關村,腦子里盤算的是顛覆百度和騰訊。如果不出意外,整個中關村都在急切地盼著新的BAT出現。
創業成為這個巴掌之地的代名詞,就像一臺被精心設計的智能機器,創業是芯片,所有的零件都將啟動,有條不紊地圍繞著它運轉。
購物中心的賣場消失之後,第一財經記者看到,眾多的互聯網教育創業公司聚集於此。
一家由兩位90後海歸創辦的少兒編程教育公司便是其中之一,他們是中關村的新入場者——他們將辦公室設立於此,街對面,矗立著新東方的辦公樓。
26歲的創始人李天馳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到,90年代新東方的騰飛是因為有改革開放的窗口,在人和人工智能對話的窗口打開之後,教育下一個巨大的市場機會將屬於編程教育。他曾經在柏林工大研究多模式交互。2015年,李天馳與合夥人孫悅放棄了歐洲的碩士學位來到中關村創業,主攻“有趣的”少兒編程教育,並拿到了傅盛個人的種子輪融資以及紫牛張泉靈的天使輪融資。
這個年輕人還有更大的想法:教育公平。“一個在北京、上海的10歲小朋友,他的認知年齡和在貴州同等年齡的小朋友是不一樣的,”對於李天馳來說,讓他自豪的是,“我們讓張泉靈的孩子和新疆的小朋友在這里一同學習。”
他始終覺得,只有技術才能更有效地做到這一點。現在,李天馳和同伴的夢想將要從中關村開始了。
而這也是中關村最誘人的地方,它不僅扛著經濟轉型的大旗,也埋下一些人的夢想。入駐創業公社的還有做虛擬現實應用的、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青少年創業教育基地等等,不僅如此,便利店、咖啡館、財會法律服務商都迅速聚集起來,一期店面已經一鋪難求。
2015年,作為國家級眾創空間、國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在首鋼基金、中關村股權交易集團等大股東的支持下,創業公社·中關村國際創客中心正式啟動,以“辦公空間+公寓空間+企業服務+金融服務”為運營模式,打造的創業生態空間運營商,也成為了雙創的新地標。中關村國際創客中心創始人、董事長劉循序介紹,這里將是集投、培、策、運、孵於一體的生態型綜合孵化平臺。
值得一提的是,在夢想與現實揉捏出的時代面貌之下,資本是中關村創業者難以避開的一環,“資本寒冬”是中關村轉型途中的一位挑戰者。
去年以來,資本環境急轉直下,股市震蕩,一級市場資本縮緊,投資人花錢日趨謹慎。雖然還有共享單車領域一擲幾億的投融資事件,但資本市場如同倒在它腳下的O2O一般,正在經歷著一場難得一見的資本寒冬。
中關村管委會數據顯示,2014年1~11月中關村示範區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利潤總額2107.1億元,同比增長25.2%,2015年同期利潤總額2719.3億元,同比增長29.1%;而2016年同期利潤總額2886.4億元,同比增長僅6.1%。
在言幾又,第一財經記者遇到了一位80後小吳,他在一家孵化器負責一個5人的項目團隊。“我前年來的這里,剛來的時候滿大街的創業公司發傳單,讓你掃二維碼關註,現在基本沒有了。”他認為,創新創業最離不開的就是資本,沒有良好的融資環境什麽都做不下去。
創投圈1月16日發布的《2016中國創投行業年度生態報告》顯示,去年VC投資金額約為1250億元,與2015年相比呈現下降態勢,其中在創業人數排名前十的省份中,北京成為創業人數減少最快的區域,減少了13.19%。
然而這些不必過於擔憂,資本都會有周期,市場總會回暖,不管是流水般撒錢的時代,還是融資慘淡、謹小慎微的時代,中關村都已經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海澱圖書城的招牌和中關村創業大街的地標遙相凝視著:轉型雖然艱難但至少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這里的每個人、每個物件都在努力跟上歷史的洪流,中關村的日與夜註定不會安分。進退之間,真實而理性。
從中國各類消費升級社區和平臺數據來看,消費者對於抹茶品類關註度在極速上升
來源 | 餐飲老板內參(ID:cylbnc)
文 | 楊國輝
巴菲特說,任何能夠獲取高回報的商業堡壘,都必然會受到競爭者的反複挑釁。
那些出色的品牌被挑釁的表現之一,就是被跟風模仿。
品牌該如何與跟風者相處?餐飲行業跟風亂象背後有哪些不為人知的“內幕”?
本文將以最熱門的新式茶品牌為例為你詳細展開。
1
又一個茶品牌被跟風 抹茶成為跟風者新寵?
所有野蠻生長的品牌都不可避免要遭遇一個共同隱痛:被模仿。
猶記得前幾年風光一時的小板凳火鍋,憑借極具性價比的價格、鮮美的口感和與眾不同的就餐體驗,迅速風靡火鍋“副都”鄭州。一時間,“老板凳”、“寬板凳”和各種前綴的小板凳火鍋等一大批模仿者蜂擁而起。
最近兩年,因為消費升級帶動的輕食主義變得流行,這種現象開始出現在新式茶品牌中。
在廣深,現象級品牌“皇茶”曾被滿大街對手模仿,後來不得不花70萬買下“喜茶”商標,將皇茶更名為喜茶。據創始人聶雲宸回憶,皇茶進入深圳開第一家店之前,全深圳大眾點評上沒有一家皇茶,一年之後,深圳各種各樣的皇茶店已達兩千多家。
而在南京,日式抹茶品牌“西尾抹茶”正在遭遇同樣的問題。這家品牌由南京思邁瑞餐飲管理有限公司於2016年5月創立,現已在全國十多個城市擁有30多家分店。
而在西尾抹茶創立之前,南京幾乎沒有一家規模化的抹茶連鎖品牌。而在第一家西尾抹茶開業後,市場反應大大超出預期,其爆款單品抹茶冰激淩,單店一天能賣出2000多支。現在,南京大大小小的抹茶主題店已有50多家。
而在全國其他地市,有叫橘尾抹茶的、有叫西尾羽田抹茶的,甚至還有仿冒品牌名、聲稱總部在上海的西尾抹茶,從店鋪裝修、設計風格、菜品名稱、菜單圖片一絲不動地全盤模仿西尾抹茶。
西尾抹茶之後,跟風模仿的抹茶品牌
南京西尾抹茶(上)和其模仿者上海西尾抹茶在各地的門店(下)
南京西尾抹茶菜單(左)和其模仿者的菜單(右)
2.
西尾抹茶為什麽被模仿?
喜茶以奶茶等茶飲品類為主,作為大眾化飲品,它的火爆有大量用戶基礎。而作為大眾認知度並不高的抹茶,為什麽也能吸引如此多跟風者?
從投資價值和行業價值來看,一直關註抹茶品類並投資了關茶的峰瑞資本,給出了兩個解釋:
抹茶營養價值高,口味微澀,能中和甜膩,符合休閑食品以及茶類飲品消費升級的清淡趨勢
從中國各類消費升級社區和平臺數據來看,消費者對於抹茶品類關註度在極速上升
而從消費場景的維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抹茶主題店在國內作為全新的細分消費場景,特別受年輕消費者的喜愛
西尾抹茶從以抹茶拿鐵、抹茶莫吉托等為代表飲品,到以抹茶千層、抹茶大福等為代表的西點,再到以抹茶生巧、抹茶牛軋糖為代表的包裝類產品,消費者一進門店,滿眼都被各種抹茶產品所吸引。這種極為新鮮、極致而有文化內涵的抹茶專賣空間,在國內幾乎沒有。
開一家火一家,火爆的排隊場面讓很多跟風者都想分一杯羹
西尾抹茶將日本最好的抹茶引入國
內,從南京開始,到現在的西安、成都、重慶、廈門、武漢、常州等10多個城市,每開一家,門店外邊都排起長長的隊伍,這不得不說是個很好的生意。
2
模仿者愛鉆哪些空子?
其實,但凡做得不錯的品牌多少都會有被模仿的困擾。內參君總結了模仿者的3種常見套路,先來看看他們都愛鉆哪些空子。
空子1:
模糊品牌樣式,混淆視聽
模仿者會通過更改字號、字體、字形、顏色、個別字等方式模糊品牌樣式,也可能通過照搬品牌設計的方式,來混淆消費者的視聽。據了解,經過處理的品牌名稱也能申請商標註冊,一旦註冊成功也可以進駐商超正常運營。
空子2:
直接抄襲原創品牌的宣傳信息
原創品牌對外宣傳過的產品信息,經常會被模仿者當做自己的資料庫,照搬到自己的產品上,或者成為山寨品牌對外宣傳的點。
空子3、
從說辭上下手
專業模仿機構的對外說辭也有套路可尋。比如他們會對消費者說原創品牌是他們的代理商,或者說他們和原創品牌以前是一家公司,只是後來分家了……通過這種方式,也能達到混淆真假的目的。
3、如何與“狼”共舞?
餐飲業被跟風者圍攻的案例數不勝數,一些苦心經營多年的品牌甚至被迫改了名(相關閱讀:不怨婊子無敵,只怪正室大意:一個餐飲品類開創者被剿殺的3個血淚教訓!)。那麽該如何應對跟風者的圍攻?內參君采訪了幾位業內人士,總結出了一些應對跟風者的方法。
顧餐謀創始人、餐飲創業定位提出者顧亮認為,打鐵還需自身硬,通過提升品牌競爭力來應對模仿是最有效的捷徑。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考慮:
快。小品類最大的痛點就是易模仿,所以速度上必須要快。要快速打造直營店、旗艦店,快速實現直營加盟兩條腿走路,快速將品牌搶占進消費者心智中;
學會借力資本。借力資本可以加快品牌發展,並將“護城河”挖深、可以建立高效供應鏈壁壘、還可以優化內部管理,激發團隊潛力;
練內功,增加被模仿的難度。一定要弄清你是誰,你和對手有什麽不同。怎麽證明?一定要弄清目標人群是誰,他們在哪,他們為什麽來;一定要有核心競爭力,不單是產品創新,也要與時俱進,學會互聯網營銷工具,將隨客變成買單客,將買單客變成回頭客,將回頭客變成粉絲;
企業創始人做IP。第一步,讓某個品類等於原創品牌,如星巴克=咖啡、可口可樂=可樂;第二步,讓企業創始人等於品牌等於品類,如董明珠=格力=空調;第三步,建立個人IP後實現品類權威性及話語權,品類權威IP是對手很難模仿的。
而另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原創品牌還可以通過尋找品牌傳播中最顯性化的區隔點,比如使用明星代言等方式來建立起自身品牌與模仿者的區隔;在品牌塑造中與消費者建立起高頻有效的互動,讓品牌的軟性形象能夠快速被識別。
被模仿,某種意義上說明你的品牌價值明顯,但若置之不理,他們便會像硫酸一樣腐蝕你辛苦豎立起來的口碑。
而真正的好品牌,不應該這樣被“毀”。
目前,嚴選上線已滿兩年,這種深度介入上遊供應鏈的電商方式被業內冠以“嚴選模式”,並迅速引來一批同類競爭者。網易嚴選負責人柳曉剛在公司兩周年之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透露,嚴選2017年線上交易增長了8倍,線下店將在下半年開出,稱並“可以改變人們對電商線下店的傳統認知”。
這可以視為嚴選深挖自己的“護城河”的方式之一。柳曉剛稱,首批線下店會圍繞杭州、北京、上海進行選址,至少會先開出一家,單店面積在1000-2000平方米,是一種線下多業態的呈現。至於門店是否有周邊配送服務,主打品類等細節問題並未透露。
其實,在網易杭州總部的園區中就有一家供內部員工購物的嚴選店,旁邊是考拉店,店鋪面積不大,100平方米左右。記者在店內看到,主要以服裝鞋履、旅行用具、家居用品為主,此外與其他傳統線下店鋪並無多大差別。商業化運營的城市嚴選店理應會突破這個邊界。
目前,這種模式在線下的延伸主要有蘇寧極物等形態,相對於互聯網起家的公司,蘇寧在開店上的經驗與速度是一個優勢,且享有比較豐富的商業地產資源。而在線上,像淘寶心選、京東京造等也與嚴選模式類似,深度整合供應鏈做自有品牌或孵化品牌。
可以說,嚴選模式在跑通後如何建立自身壁壘,決定了它與行業競爭者的距離,這與目前的盒馬所面臨的局面有些相似。一方面是前端的流量爭搶;另一頭是後端供應鏈與工廠端的整合與疏通,體現在產品的更新叠代。嚴選在兩周年之際拋出的2018年戰略方案也明顯帶有深挖護城河的的意圖。
在流量端,京東目前是為嚴選貢獻最大的第三方線上渠道,嚴選的京東旗艦店目前積累了60萬左右的粉絲。從對柳曉剛的采訪中感受到,嚴選對渠道與流量似乎是一種“多多益善”的策略,全網覆蓋將是今年的一個目標,也不排除與某些平臺做定制化商品開發的可能。
另外,嚴選在2018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將是對供應鏈的整合與對核心供應商的“賦能”。一位熟悉自有品牌模式研發的業內人士稱,供應鏈與工廠資源將決定各家的核心競爭力,平臺的商品思路是否契合工廠主的意願,預留的毛利空間有多大,很可能會左右工廠的選擇,長遠看這比前端的流量競爭更具決定性。
不少嚴選消費者過去積累的普遍印象是,東西挺好用,但商品太少了。嚴選目前的思路是加速商品體系的叠代,甚至考慮與設計類院校合作,做一個原創設計的供應鏈孵化平臺,並拓展在科技類產品上的開發。這些都指向了上遊資源的梳理。可以預見,這類模式未來將帶動一批東南沿海工廠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