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軍少年起就崇拜喬布斯,18歲時讀過的一本書《硅谷之火》是他夢想的源泉,那本書講述了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等一群人創辦蘋果電腦公司並改變世界的故事。
雷軍一直想要成為「喬布斯式」的人物,所以,就有了「小米」。而小米的發布會、營銷模式等跟蘋果相似的原因也就不難解釋,並非簡單的商業模仿,對雷軍而言「致敬」更貼切。
作為創業公司,小米竟然有7個聯合創始人,來自微軟、谷歌、摩托羅拉等5個不同的地方。這些公司所做的事、做事的風格、流程,甚至氣質都大為不同。表面看來,光是「多文化」的融合,就夠這家新生公司頭疼了。更何況,大家還都是「主事人」。現在看來,這不算什麼,或許還產生了某些化學效應。
具有「極客」精神的聯合創始人
洪鋒,前谷歌中國高級產品經理,每天高強度工作之後不去睡覺,利用休息時間窩在會議室裡鼓搗機器人玩;黎萬強,之前是金山詞霸總經理,進入小米之後,加班重新成了家常便飯,甚至還創造過43小時不睡覺的紀錄;黃江吉,曾任微軟中國工程院開發總監,加盟到小米後,不僅負責搭建工程團隊,帶頭研發,還要負責工程師的招聘工作,甚至還作為「米聊小秘書」,充當了米聊這一產品剛發佈時整整一週唯一的全勤客服。
小米手機上市前,小米並不算知名企業,但它招聘的標準比微軟都高。它不僅要求應聘者是好工程師、業內精英,還要求他們必須要有創業激情和人生理想,「不僅要工程師的身體,還要他們的靈魂」。
200名員工幾乎沒有應屆生
從2010年4月「開班」的14名員工到2011年8月超過200名,幾乎沒有一個應屆畢業生,平均年齡30歲,大都拖家帶口,是個不折不扣的「中老年團隊」。
如果你不知道喬布斯對雷軍的影響,你很可能對小米做手機大感意外。因為,小米最初始的基因、能調配的資源、最擅長做的事,都應該是在軟件和互聯網這個圈子裡。但雷軍從金山、卓越、UC、多玩和凡客一路走來,最終告訴大家,小米公司其實只有一個最大的目標,那就是做智能手機,做出世界級的好手機。
小米的LOGO是一個「MI」形,是Mobile Internet的縮寫,代表小米是一家移動互聯網公司。另外,小米的LOGO倒過來是一個心字,少一個點,意味著小米要讓我們的用戶省一點心。
一位金山老員工稱,過去的經歷已經證明了雷軍的優秀,但顯有人知他的內心多麼渴望卓越。早在2000年,雷軍創辦國內最早的一家電子商務公司時,就取名卓越網。但這位老員工同時評價雷軍不善於搶奪和征服,內心瞻前顧後。當年雷軍比周鴻禕成功何止數倍,但就少了一點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賭性。因此,他錯過了互聯網發展最黃金的階段。
小米手機發佈後名聲大震,雷軍在接受雜誌採訪時候說的:「喬布斯是這個時代的偉人,他的光芒罩住了所有明星。他就是好萊塢大片。連蓋茨90年代初成為時代巨星時就說過「我不過是喬布斯第二」。但喬布斯有一天也會死,所以我們還有機會。當然一方面,我們衷心希望他萬壽無疆;另外一方面,我們不希望他太強的光芒使這個世界黯然失色。」
在登上選秀節目之前,《董小姐》這首歌的作者宋冬野活躍在豆瓣的音樂人小站里。圖/成都商報
應用心理學博士,網名為“動機在杭州”的知乎用戶曾經寫道:
如果用一種理想身份來表示這三個網站,豆瓣、果殼和知乎對應的分別是:“文藝青年”、“科學家”和“思想者”;如果用一個詞來表示這三個網站的核心內容,它們對應的分別是“情感”(文藝的本質是情感)、“知識”和“觀點”;相應的,它們所激發的動機分別是“情感交流”(難怪會變成YP聖地,YP也是情感需要一種嘛),“知識傳播”和“觀點分享”。
只不過,這三種人在2011年那樣的時間節點上,曾經是齊聚豆瓣的。三種人彼此的區別也沒有那麽涇渭分明,在外界看來是一樣的人群,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年齡段為特征——80後。
這些人里,有出色的民間書評、影評、樂評人,有直接的創作者,有潛伏其中的廚師,咖啡館店長和星探。在“小組”開通以後,更多人根據興趣愛好,給自己貼上了行走著的活的標簽。
從2011年這個算不上節點的年份到現在,不同的人群根據興趣愛好,擴散到了其他新興的據點,豆瓣少了一分專業人士,少了一分意見領袖,只有披著“文藝青年”外衣的,最早被豆瓣氣質吸引而來的用戶,依舊留在那里。而以“小組”為核心之一的豆瓣,儼然成為這些人的精神家園。
小組:熱鬧但不賺錢
打從娘胎里生下來,豆瓣就沒怎麽為推廣犯過愁。《外灘畫報》記者在描述豆瓣草創時期的景象時這樣說:
楊勃沒有為豆瓣做過任何推廣計劃,因為如果毫無區別的推廣到那些不愛好讀書、音樂以及電影的用戶那里,“會造成浪費”。可是,豆瓣有一種力量,不顯山不露水卻能讓人為它著迷。
後來,豆瓣還是著實地做了一回廣告。2013年12月,豆瓣發布了一支宣傳視頻,首次以動畫形式對豆瓣、用戶及豆瓣各產品線進行了頗具趣味性的介紹。除此之外,還著重強調了豆瓣作為興趣營銷平臺的屬性。
這個視頻當中把讀書、電影、音樂和小組並列為網站最核心的功能,也是這些功能圈住了網站的核心用戶。這確實不假,但是和書影音不同,小組事實上是沒法作為豆瓣向廣告主炫耀的財富的。豆瓣小組所創造的是一個用戶自發形成的閉環交流空間,豆瓣難以從這些用戶身上得到多少好處。
圖書,電影和音樂的交流,以及隨之而來的數據庫,讓豆瓣可以成功地利用它們,給合作媒體提供稿件,和內容生產商進行組合營銷。對文字資源的轉化創造了豆瓣閱讀,對於音樂的發掘也催生了豆瓣FM。
但是和它們相比,小組當中的熱鬧的生態卻一直沒有轉換成對豆瓣本身的價值。想要複制豆瓣FM成功道路的東西和小站,都不是特別成功的。
和其他需要“運營”的用戶社區相比,豆瓣小組的自組織能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官方都沒有多少插手的機會。在小組當中,用戶有一套成熟的人際交往和市場交易機制。管理員,組員之間的交流少有百度貼吧那樣的爆吧亂象出現,極少機會需要豆瓣官方出面調停。官方所做的更多是以“違規”為理由封停可能挑戰審查制度的小組。
2010年,“廣告門”網站走訪豆瓣網辦公室。文章寫道,“第一次見到公司前臺也配備蘋果電腦”。
借著這個話題,我們也采訪了一個豆瓣前員工,他向我們講述了在豆瓣工作是一番怎樣的感受。
在豆瓣工作幾年去BAT等國內超大型互聯網公司工作的人,不少反應說公司氛圍沒有豆瓣的好,重新回到豆瓣工作的人也大有人在。加班,在互聯網公司已經成為了一個常態,但在豆瓣,加班只是偶爾的事。
豆瓣會讓員工自己訂立在某個節點完成某項任務,但沒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如果在某個時間節點上任務沒完成,豆瓣員工會提交一個百分比。畢竟,很多項目都是長期的事。
豆瓣的員工多數都是豆瓣用戶,甚至是豆瓣深度用戶,每天要刷三四次,偶爾在上面吐槽一下公司產品。公司同事之間也大多互相稱呼豆瓣名,或者其他綽號,很少會叫真名。
相對其他互聯網公司來說,豆瓣的員工會比較文藝。很多人喜歡電影、圖書等。每周四豆瓣會組織放楊德昌等人的電影,有的同事還會作影片講解。豆瓣甚至還有內部的吉它班,因為在豆瓣,身邊不少同事的另一層身份就是豆瓣紅人、搖滾樂手、作家。
豆瓣的工作氛圍也比較好。每周豆瓣還會組織一次踢球,在2013年之前,阿北還經常參加每周一次的踢球賽。就算從豆瓣離開,大家仍會定期組織踢球、飯局。就算不是同一時期的前同事,彼此也聽說過。私下聚會的時候大家也不會討論公司的事,都會聊去哪兒玩,電影之類的。離開豆瓣創業也是結伴創業。
阿北球踢得不錯,踢球之前他會先看一下全場的局面,不會像一些人一樣拿到球只管自己踢。
其實這里面沒有什麽特別的,不是嗎?
可以說豆瓣的“輕”與“慢”隱含了一種神秘感,這讓它的員工離職創業,就算並不是因為怨恨這家公司,也足以造成一定的猜測和過度解讀。但是與此同時豆瓣又沒有擴招的打算。目前豆瓣在官網掛出的招聘職位一共有33個(未查到職位限定的人數)。
Douban.net
一直以來豆瓣的盈利來源,都被認為公認為是與圖書銷售商的分成、電影的推廣費用、與院線的分成,以及品牌展示廣告、互動廣告。據公開信息,豆瓣2010年的營收近千萬,主要是賣書分成和廣告投放。據稱,在2010年,豆瓣廣告收入每季度增長速度達到100%。到2012年底,單購書單一個產品就給各圖書網站帶來每年兩億的圖書銷售額。
2006年,豆瓣完成第一輪融資,投資方是聯創策源,金額為200萬美元。2009年底,豆瓣獲得摯信資本和聯創策源總額近千萬美元的第二輪投資。2011年(就是那個並非節點的節點),豆瓣完成第三輪5000萬美元融資,投資方分別為摯信資本、紅杉資本和貝塔斯曼亞洲投資基金。
那麽,拿著這些錢,豆瓣做了些什麽?
豆瓣在2012年推出了很多付費項目,比如付費電子書業務豆瓣閱讀,豆瓣電影推出的在線選座功能,以及豆瓣FM付費版。在這些盈利項目中,廣告成為一個亮點。豆瓣第一個大的合作品牌是匡威。
豆瓣英文版和中文版版式完全一致,但我們無法找到當時的截屏。這是2005年底的豆瓣首頁。圖/豆瓣用戶 孬爺爺
現在如果要問“有類似豆瓣的外國網站嗎”,會有人給出不少例子:GoodReads,LibraryThing,Anobii等。但是豆瓣如果堅持在國外做起來的話……想想看,這個問題其實跟詢問“為什麽大眾點評沒有早點國際化”是一樣的。
2011年7月,《時代》周刊撰文描述中國LGBT(少數性取向)人群現狀,其中提到豆瓣是“曾受中國不斷成長的同誌社群所歡迎的線上平臺”。豆瓣的世界首秀,由此定格在這樣的位置上。
尾聲
人們之前一直稱豆瓣為慢公司,在這個稱號的背後,是對它日後可能會厚積薄發,發展為龐然大物的希望。但是已經到了十年關口,豆瓣依然遵循著原來的節奏。這在我看來,更容易理解為,它是遇到了真正的瓶頸,導致最多只能夠養活這麽一些人,而沒有辦法擴大規模。這不能簡單地用阿北的“情懷”來概括。
快要走入第十個年頭的豆瓣,應該不會黯然接受死去或者被肢解式收購的結局。但是這樣尷尬的業務規模可能會始終困擾著它。最近幾年,巨頭從原來的山寨抄襲,逐漸轉為並購中小型企業,使得一些規模不大不小的創業公司紛紛站隊,BAT派系的站隊日趨清晰。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堅持獨立的公司。可能比較難有回旋空間。不排除豆瓣未來接受三大巨頭之中其中一家融資,並且與產品和服務深度整合。
可以說,如果在所有獨立的創業公司當中,豆瓣是最後一個歸入三大陣營其中一個的,那也應該算是這幾年獨立運作生涯當中的一大成功了。
來源:動點科技
每個人都要賺錢和花錢,所以了解一些基本的金融概念是很有必要的。理財公司Workable Wealth創始人Mary Beth Storjohann用最淺顯的語言,為你整理30歲之前應該明白的九個基本金融概念:
1、資產凈值
你的財務健康狀況是由資產凈值來衡量的,即你的總資產減去你的總負債。
如果你的資產凈值為正,則說明你的財務狀況良好;如果你的資產凈值為負,那麽你就該努力解決一下。
2、通貨膨脹
簡稱通脹,指的是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增長速度,通常由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這一指標來衡量。
通貨膨脹越高,意味著物價上漲越快,你用相同的錢能買到的東西就越少。反之亦然。所以,保證你的收入增速不低於通脹就非常重要。如果你的收入趕不上通脹的步伐,那麽你的購買力將會下降。
大多數時候,我們所處的經濟體都存在通脹,適度的通脹有益於經濟發展,美國歷史上的平均通脹率為3%。
3、流動性
流動性衡量著你的資產可以兌換成現金的能力。現金是流動性最高的資產,因為你隨時都可以使用它。房產和養老金賬戶等資產的流動性就很差,因為他們的折現需要時間。所謂遠水解不了近渴,在你急用錢的時候,流動性就顯得很重要。
Storjohann建議大家:“你的應急基金應該是現金賬戶,因為一旦需要錢就可以立刻直接使用。你投資股票的錢流動性並不高,因為你取出來可能會承受損失。”
4、牛市
牛市是指市場在上漲,這是個好事。在牛市中,股票價格會上漲。牛市通常意味著經濟整體狀況良好,失業率不高。美國現在就處於牛市。
5、熊市
熊市和牛市相反。在熊市中,股價會下跌,經濟出現下滑,失業率上升。
這聽起來很糟(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不過Storjohnn表示,重要的是,你要明白市場本來就是一個“過山車”,這意味著它必然有漲有跌,沒有必要每次市場走熊就感到恐慌。“年輕人有的是時間,隨著時間的推移,金錢自己會增長。”
6、風險承受度
記得我們剛才提到的過山車嗎?Storjohann認為,風險承受度是指你在多大程度上能適應市場的這些波動。你的風險承受度決定了你的投資風格是否激進。
風險承受度並不僅僅由你的情緒敏感程度決定,它還取決於你的投資周期,你未來的潛在收入,你沒有用來投資的資產數量,比如房產等。
7、資產配置和多元化策略
資產配置,即你把錢放在哪里。這取決於你的個人需求和目標,也是你多元化策略的基礎。
多元化策略的目的是分散風險——如果你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那麽要是籃子掉了,你的財富可怎麽辦呢?所以你有必要把資產放在不同的地方。Storjohann稱:“多元化讓你的投資更加平衡,你犧牲一些收益的同時,也降低了另一些損失。”
需要指出的是,簡單的分散投資並不一定能分散風險。為了讓多元化策略有效果,你必須在投資類別上采取相應的策略。
8、利息
在不同的情境下,利息既可能助你一臂之力,也可能和你對著幹。當你存錢的時候,利息意味著你的錢將會為你‘生’更多的錢。當你把錢存進銀行的賬戶時,銀行從你這里借了錢,並付給你利息,利率的多少取決於國家的經濟狀況。
同時,當你從別人手上借錢的時候——想想你的信用卡——你會為此向對方支付利息,就像銀行給你利息一樣。在你的本金償清之前,你得一直把利息支付下去。Storjohann表示:“這就是為什麽要遠離債務,如果你欠了錢,趕緊還清吧。”
9、複利
複利簡單來說就是利滾利。舉個例子:如果你存了100美元,年利率為7%,那麽一年後你就有107美元。第二年,你計算利息的基數將變為107美元,而不是100美元。
不要小看複利,這可是被愛因斯坦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投資手法。複利可能不會讓你一夜暴富,但只要時間足夠長,它終將讓你變得富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巴菲特是信了。關於這一點,“股神”曾發表了著名的雪球理論:“複利有點像從山上滾雪球,最開始時雪球很小,但是當往下滾的時間足夠長,而且雪球粘得適當緊,最後雪球會很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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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英國智庫開放歐羅巴洲(open europe)總監Mats Persson
2015年歐洲充滿了各種政治亂局,大量不確定性將圍繞著接踵而至的各國選舉,脆弱的少數派政府加之民粹主義擡頭,下面是九件你必須關註的歐洲大事:
英國大選與退出歐盟公投
英國的簡單多數票當選制度加上事實上存在的六方系統,意味著今年五月的大選結果將充滿不確定性。存在約有九種可能的政府構成,每一個對英國是否脫離歐盟的公投都有著不同的影響。
但是只要卡梅倫還是首相、包括其所在的保守黨可能和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任何一種政府形態都將把公投堅持到底。(卡梅倫上周末表示,如果他所在的保守黨在全國大選(5月7日)中獲勝,他將把有關英國是否退出歐盟的公投日期從原定的2017年提前。)而一旦工黨主政的話,則可能向公投潑冷水,但是兩者之間還有一系列選項。不過不管怎麽樣歐洲內部的爭論仍不會停止。
希臘要耍流氓?
希臘退出歐元區的擔憂再次蔓延。因現任政府未能讓其總統候選人獲勝,希臘被迫將於1月25日提前舉行大選,反對黨左翼聯盟Syriza在民調數字上依然領先,盡管該黨派稱希望留在歐元區,但實際上該黨派推崇的政策與歐元區對成員國的要求相左。
現在還不清楚如果Syriza真的掌權後事情會怎樣演變,但是某種形式的希臘債務重新談判極有可能發生,屆時,歐元區的債務者和債權人之間將上演經典的“懦夫博弈”(例如兩名車手向對方驅車而行,最先避讓的一方成為“懦夫”,而另一方勝出;如果雙方都不肯避讓,任由兩車相撞,最終誰也無法得益。)
西班牙跌跌撞撞離開歐元區?
西班牙大選最晚定於2015年12月舉行,但是地區局勢緊張以及很多選民還未感受到經濟複蘇的暖風,一躍成為西班牙第三大黨的極左翼政黨Podemos(意思是“我們能”)與希臘的Syriza一樣,都是名義上親歐、實際上反歐的政黨,目前該黨支持率為20%,最後很有可能弱勢勝出或者組成一個不牢靠的聯合政府,這會使西班牙很難堅持執行歐洲強制的緊縮政策和預算目標。鑒於Podemos是西班牙政壇上的新造王者(king-maker),預計將看到馬德里和柏林間更頻繁、激烈的沖突。
法國、意大利 VS 布魯塞爾
法國和意大利非常可能打破歐盟委員會今年的預算目標,如果歐盟委員會和德國給的壓力太大,政治上可能出現嚴重風險。但如果給的壓力太少,歐元區艱難出臺的一系列新規將變成一紙空文。同時,法國和意大利的經濟增長基本停滯,國民的不滿情緒也逐漸激化。
歐央行放大水
歐洲央行有望在今年初開展大規模量化寬松,以對應通縮和需求不振。短期內可能增強市場信心,特別是圍繞存希臘存在大量不確定性的當下。不過事實上銀行們在大量囤積現金,根據規則德國也將成為QE資金最大的流向地,所以最後QE的正面影響可能不及預期。
德國也不太平
德國將繼續主導歐洲事務,但是德國內部關於堅持緊縮和維護歐元區團結之間已存在矛盾,將使得西班牙和希臘等試圖擺脫緊縮政策的國家狀況更為複雜。此外,俄羅斯將持續挑戰德國自信的外交姿態,同時,德國內部關於限制移民政策也將出現令人不愉快的爭論。
北歐民粹主義擡頭
瑞典勉強避免了提前選舉,政府與四黨反對聯盟承諾合作以確保政府提交的預算獲得議會批準,但風險猶存,特別是反對移民的瑞典民主黨,也是事實上唯一的反對黨,其政策長期受到民眾支持。
丹麥將舉行大選,最有可能的結果是中右翼的少數派政府在不支持移民的丹麥人民黨的支持下執政。北歐政治共識越來越難以實現。
憲法的解體
德國憲法法院(GCC)認為歐洲央行直接貨幣交易(OMT)是違法行為(因法律規定央行不可以直接為國家融資),但歐洲法院(ECJ)很有可能贊成這一行為。鑒於QE馬上就要出臺取代OMT,所以德國央行可能搞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參與歐洲央行的QE操作。且與OMT不同的是,QE並沒有對經濟條件的附加要求,意味著當有人質疑這一行為合法性時,德國憲法法院可能會更加傾向於認為其違法。歐洲法院還可能在關鍵問題上將英國拉進來,包括一些歐元主導商業的地區以及歐盟移民獲得福利的權利。
其他選舉
中間偏右的公民綱領黨(Civic Platform)有望在波蘭主政,這預示著波蘭在對俄態度上仍將維持強硬,且反對歐盟對自由流動規則的改變。葡萄牙也將舉行議會大選,也有可能存在反對緊縮政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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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等所乘256號三叉戟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的現場(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1971年9月13日淩晨,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乘坐256號專機北逃,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記載,在飛機快接近中蒙邊境時,有人請示是否派飛機攔截,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林彪一夥的意圖,毛澤東沒有同意。淩晨1:50分,256號飛機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2:30分,專機在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人員全部死亡。事後,中方根據使館人員的現場勘察報告和有關專家的論證分析,揭開了飛機墜落之謎:飛機爆炸是因為油料不足就地迫降時機身擦地起火所致(中央文獻出版社,1603-1604頁)。
近年來,關於林彪墜機事件,有不少民間議論。如有的認為在飛機上發生過搏鬥,有的認為飛機系被擊落,有的認為蘇聯方面取走了飛機上的黑匣子甚至林彪的頭顱,等等。這些說法,有的出自一些專業人士之口,流播甚廣。本文獨家披露了蒙古官方的調查報告,對以上問題做了考證。孰是孰非,讀後自然不難判斷。
——編者
《關於一架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原因的調查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報告》),由蒙古官方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於1971年11月20日完成。原件以斯拉夫蒙文(西里爾字母蒙古文)打印,共17頁,其中15頁為正文,最後兩頁為“墜機事故現場發現的文件及物品清單”。《調查報告》另附有照片多張。
調查報告首頁(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調查報告次頁和簽名頁(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調查報告》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機密級的國家安全檔案,現已解密,其內容部分(約占全文56%)曾被譯成英文。本文所用《調查報告》中文譯本,為筆者委托那木吉拉、T·阿拉坦巴嘎那和德力格爾其其格根據蒙文複印件譯出,並參考了筆者委托鐘小歧翻譯的英譯中版本。
筆者認為,雖然事隔45年,《調查報告》所涉及的一些問題,仍然值得對“九一三事件”有研究興趣的人們所關註。
根據《調查報告》所披露的蒙古官方調查委員會名單,委員會由九人組成。負責人圖門登貝爾勒(人民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少將),成員桑加(邊防及內務軍事事務局司令部副參謀長兼邊防處處長,上校)、高陶布(外交部領事司司長)、根登達日紮(職務不詳)、達希澤伯格(法律專家)、雲登(民航局專家,少校)、桑加道爾吉(大夫)、卓乃(大夫)和莫尤(法醫)。調查委員會九人中,除圖門登貝爾勒、根登達日紮外,其余七人在1971年9月15日與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二秘孫一先等一道到過墜機現場(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系波折》,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頁18-19、21)。
調查委員會雖然囊括了各方面專家,惟從以上已知八人的職務來看,這是一個中等偏低規格的臨時班子。這似乎可以說明,蒙古官方對於中國256號飛機墜毀一事,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麽重視。《調查報告》在某些細節方面也並不嚴密,如五塊手表只描述了兩塊的狀況,其中一塊前面記述為15時30分,後面卻記述為17時30分;正文稱現場發現望遠鏡兩部,在文件及物品清單中卻只有一部;機械師李平的證件名稱按《調查報告》所附照片應為“7196部隊營門出入證”(蓋有3726部隊印章),文件及物品清單中卻誤為“允許出入中國人民解放軍3726部隊”,等等。
調查報告雖然承認蒙方“也咨詢了蘇聯軍事專家,而他們也參與了事故現場的再次調查工作”,但蘇聯專家並非調查委員會的正式組成人員。從《調查報告》用語中我們可以意會到,蒙方將其與蘇方的關系,僅定位為咨詢與被咨詢的關系。考慮到當時蘇蒙兩國政治關系的實際情況,並不排除蘇方在調查過程中具有更為重要的指導性作用。
調查報告承認,“為了再仔細研究這一事件,委員會部分成員邀請蘇軍技術人員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視察了飛機墜毀的現場。通過這次的調查,發現蘇聯制‘PB-YM’型高度測量裝置(按,系加裝在256號飛機上的無線電低空高度表,中方編號為“262”型)1個、望遠鏡2部以及防衛和攻擊為目的的冷兵器,其中有匕首2把。他們還發現被燒毀的大量文件、錄音磁帶及皮箱等物品。”但孫一先書中所說的“據當時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長的雲登講,在中國使館人員到飛機墜毀現場視察之前,蘇聯已派人檢查了現場,拆走了機尾上的主發動機”(《在大漠那邊》,頁27)這樣的說法,在《調查報告》中得不到印證和支持。
調查報告所附圖片頁,因本非原照,再加上輾轉複印,已很不清晰(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調查報告》第一部分,敘述了蒙方在256號飛機墜毀現場發現的機上乘員遺體及所攜帶槍支的情況。
《調查報告》稱,“距墜機點南側500米處,我們開始檢查工作。在那兒發現了第一具屍體。其他散落的屍體之間相隔約3-15米。所有屍體分布在50×20米範圍內不同位置。所有的屍體都被燒過,有些屍體的頭部和四肢都破裂和壓碎了。一共有9具屍體。”
《調查報告》接下來描述了每具屍體的狀況。這些描述與孫一先的描述相比較,更為簡略。從對屍體描述的細節可以知道,除第8號女性屍體外,《調查報告》的屍體編號與孫一先所述編號有所不同。如蒙方第5號屍體“身高約180厘米”,與孫一先所述第5號屍體(林彪)“個子瘦小,雖然每具屍體燒後似乎都有些縮短而且由於皮膚腫脹顯得年輕,但這具屍體看來縮得更厲害一些,像個大孩子”(同上,頁37-38),差別甚大,而與孫一先所述第9號屍體(潘景寅)“這人生前個子高大,體格魁梧”(同上,頁40)倒十分相近。
《調查報告》稱在墜機現場發現手槍七把、折疊式沖鋒槍一支。這與蒙方在1971年9月16日提出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飛行失事的現場調查紀要》草稿的敘述是一致的。根據機上乘員人數及槍支數量推測,機上乘員除林彪、葉群外其余七人可能都有佩槍(除非林立果、劉沛豐兩人有多支佩槍),惟九具屍體均“身體外表正常”,沒有異常的槍擊痕跡。機上乘員俱為飛機墜毀過程中摔撞和被燒而死亡。
1971年9月15日下午,在墜機現場,對機上乘員死亡原因沒有疑問及異議的中蒙雙方官員,就屍體埋葬達成一致意見。許文益大使稱:“按你們的傳統埋葬他們吧。”高陶布:“好,就開始埋葬工作吧,請一塊參加。”大使:“開始埋葬吧。把坑挖深一點。”高陶布:“醫生認為屍體需要解剖並寫報告。還有解剖檢驗的需要嗎?”大使:“同誌,你認為該怎麽辦?”高陶布:“醫生打算做解剖,你認為有必要嗎?”大使:“我建議無須解剖。”高陶布:“我同意。”烏爾金道爾吉(肯特省檢察長):“我也同意這個建議。”大使:“大使館二秘也沒有別的建議。我們不需要再談別的什麽事了。”(蒙古國家安全檔案:《許文益與桑加及其他人之間的對話》,1971年9月15日)
《調查報告》同時證實:直至1971年11月20日,蘇蒙方面對256號飛機乘員的真實身份仍然一無所知。
這樣一來,《調查報告》實際上也就否定了孫一先的一些說法。孫一先稱,“後來得知,此時(指1971年9月下旬)蘇聯和蒙古已揣測到這架失事飛機上有個大人物,但是這個大人物是誰還不能確定,蘇聯克格勃已準備派專家挖出死者遺體進行檢驗。……而在9月23日以後提出索要遺體,蘇聯和蒙古當局對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覺了。”(孫一先《在大漠那邊》,頁97)
時任蘇聯駐華大使館政治參贊的顧達壽,在其口述回憶中的一些說法,與《調查報告》也不一致。顧達壽聲稱,1971年9月間,“蘇聯外交部已經從情報中獲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慮到我在中國多年而且認識林彪,故特別指定讓我去蒙古辨認是不是林彪的屍體。”([俄]顧達壽口述、鄭少鋒執筆:《直譯中蘇高層會晤》,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頁78)
顧達壽的口述回憶中文版,經過執筆者鄭少鋒的深度整理。顧達壽與史實相距甚遠的“回憶”,與執筆者的認知水平有莫大關系。鄭少鋒在《直譯中蘇高層會晤》一書的後記中有更為古怪離奇的說法:“顧達壽在本書的主要篇章《進入蘇聯外交部》中披露了一件至今鮮為人知的事情。那是在林彪出逃折戟蒙古溫都爾汗沙漠之後,顧達壽奉蘇聯外交部指令,與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處兩名軍人從北京趕赴飛機失事現場勘察。為確認林彪的身份,顧達壽建議可從林彪早年在莫斯科治傷住院時留下的牙齒照片中印證。於是,林彪的頭顱被割下立即送往莫斯科進行醫學鑒定並很快得到確認。據說林彪的頭蓋骨至今仍然被秘密封存在莫斯科。因此,現在我們可以認為,當年在溫都爾汗被就地掩埋的林彪屍體實際上是一具無頭或假首屍身。這說明當時蒙古方面通知中國駐蒙古使館察看中國飛機失事身亡的九具屍體中的林彪的頭顱是另安上去的他人的首級。”(頁200)
諸如此類的天方夜譚,在坊間還有不少市場。《調查報告》的公布,應該可以起到有力的澄清事實真相的作用。
《調查報告》結論部分第1點稱,“我們認為,這架編號256的塗有民用航空標誌的飛機,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用於軍事用途。在事故現場找到的無數實質性文件足以證明這個結論。”“非常清楚,這架飛機由中國軍方所擁有。機上人員都是軍官。”
蒙方這一判斷,基本準確。而這一判斷,是整個《調查報告》的基調。
據孫一先稱,從1971年9月16日至17日,中蒙雙方人員在肯特省首府溫都爾汗,就墜機事件舉行過五輪會談。在第一輪會談時,蒙方首席官員桑加上校就強調,“這是一架中國民航標記的為軍事服務的乘有軍事人員的飛機。”第二輪會談蒙方提出的《調查紀要》草稿中最後稱,“這些跡象證明,失事飛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人員使用的。”蒙方提出的《安葬紀要》草稿中稱,失事飛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軍事人員駕駛的,1971年9月13日夜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領空。”(孫一先《在大漠那邊》,頁47-50。9月13日夜應為9月13日淩晨)
蒙方在會談中堅持己見的態度與《調查報告》中的結論——“256號飛機為中國軍方所擁有,用於軍事用途”,是為其在日後可能的外交交涉服務的。孫一先認為,蒙方這樣堅持己見,“目的無非為了在今後兩國的交涉中占據有利地位,假如該機是被蘇蒙軍擊傷而墜落,則正可借此推卸責任。這是會談的要害所在。”(同上,頁51)
蒙方基於墜機現場實物而作出“256號飛機為中國軍方所擁有,用於軍事用途”的結論,無可厚非。而中國駐蒙古大使館人員 “由於我們的唯一根據是國內的來電,看了現場之後,更加確認這完全是一架中國民航飛機,死難者都是機組人員,‘空中小姐’看上去年歲大了一些,估計是專機的需要。”(同上,頁51)
由於雙方在“軍用”與“民用”、“軍事人員”與“非軍事人員”的問題上各執一詞,後面的兩輪會談註定也沒有什麽結果。會談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會談紀要中方也不能簽字。桑加最後聲稱“我們堅持原來的寫法”,高陶布也說“我們單方面簽字”。筆者認為,這可能就是蒙方最後非得要搞出自己的一個《調查報告》的重要原因。
孫一先後來也承認,“‘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後,回頭再看看關於‘軍’還是‘民’爭論的記錄,的確就如同在埋葬死難者時,我們四個人畢恭畢敬地鞠躬默哀一樣,使人感到有點好笑。有的同誌甚至說,蒙方人員講的256號飛機的性質、機上乘員都是帶‘軍’字的,符合實際,而我方在會談中不夠實事求是。”(同上,頁66)
《調查報告》結論部分第2點稱,“該編號為256的中國飛機,正在我國領空執行一項特別任務”。從報告字里行間推斷,蒙方所謂“特別任務”,不外乎就是軍事偵察任務。蒙方的理由是,飛機上除了安裝有保障飛行安全必需的一些普通設備外,“與此同時,該飛機還安裝了地面測量設備”,此外,蒙方並不能拿出飛機執行“特別任務”的更有力證據。
蒙方這一判斷,自然離事實真相十萬八千里。但這反倒可以證明,直到1971年11月20日止,蒙方調查委員會(自然也包括協助調查的蘇方人員)並不知曉這其實是一架叛逃中的飛機,更不知曉機上乘員的真實身份。
而在國內,早在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已經以中發[1971]57號中共中央文件將“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的信息,正式通知到各大軍區黨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常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小組和黨的核心小組,九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該通知明確宣稱,林彪是乘三叉戟飛機跑的,且飛機已經墜毀,“現場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九月十三日淩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為死有余辜的叛徒賣國賊。”
林彪等所乘256號三叉戟飛機墜毀後的殘骸。(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調查報告》結論部分第3點稱,“該編號為256之三叉戟1E型飛機的墜毀原因是由於飛行員所犯的錯誤所造成。”此結論由4點事實證明:
a.墜毀前該飛機航速為500-600公里/小時,直飛,著陸前沒有放下起落架及輪胎,而且襟翼和著陸燈也沒有打開。
b.飛機殘骸碎片墜落及散布於600×100平方米範圍,這證明該飛機是以上述時速或高於上述時速的航速墜毀的。
c.飛機墜毀在大範圍內引起爆炸和燃燒,爆炸後的燃燒持續了很長時間,這證明事故發生時,該飛機仍然攜帶足夠燃料可以繼續飛行。
d.事故發生時的那一瞬間,飛機引擎仍然在全速運行,並沒有損壞(引擎沒有燃燒過或被損壞的跡象)。以上證據駁斥了該飛機是因緊急情況而著陸的說法。
“九一三事件”後大半年,以空軍司令部軍訓部第二部長王海為首的中國空軍專家組作出的報告認定:
(256號三叉戟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沒有成功,造成破碎燒毀的。作出這種判斷的主要依據有這樣幾點:
其一,失事發生的場地是經過有意選擇的。在溫都爾汗附近這片戈壁灘上,這塊地點地勢是比較平坦的,飛機著陸的方向也刻意進行了選擇,這些情況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其二,飛行員實施了野外迫降動作。他在飛機接地前主動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著陸前必須進行的動作,前開縫翼只有人工操縱才有可能打開。
其三,起落架輪轂完整,沒有撞擊和磨損的破壞痕跡,主輪胎良好,仍有氣壓,這說明在迫降時飛機沒有放下起落架。
其四,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動作出了使飛機迫降的選擇。
根據各種情況判斷,256號飛機當時之所以沒有成功地實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飛行員著陸動作不確切,沒有做全,著陸速度過大,而減速板卻未打開;
其二,三叉戟是下單翼飛機,它的機翼、機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時,極易造成油箱破裂、機翼折斷,引起燃燒爆炸;
其三,當時飛機倉促起飛,機上沒有副駕駛和領航員,飛機迫降時正是夜間,又處在完全陌生的區域,一個飛行員難以應付種種特殊情況。(王海:《我的戰鬥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33-234)
王海又稱:“我們認為,當時256號飛機之所以要在溫都爾汗實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為該機油料不夠。……另外,因為機上沒有領航員,地面又沒有導航,當日恰逢暗夜,飛行員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確位置,飛機是在這種情況下盲目降落。”(頁234)
以上中蒙兩方關於飛機墜毀原因的分析認定,蒙方較為粗疏,原因可能是其雖經現場視察但專業人員缺乏(蒙方只有雲登一人是航空專家,蘇方到現場人員是否有航空專家未能確定),對飛機背景情況毫不了解,對墜機處理亦談不上重視。中方專家雖未能到現場僅憑照片判斷,認定卻頗為詳盡,原因是專家班子人員齊備(連王海共七人),對飛機背景情況十分清楚,且因叛逃的是副統帥專機而萬分重視。
中蒙兩方結論的主要分歧點在於:中方認定該飛機采取了主動迫降措施,只是“著陸動作不確切,沒有做全”。蒙方卻認定飛機未有采取緊急著陸措施。雙方都認為飛機的著陸速度過大,油箱存油造成爆炸燃燒。中方認定這兩點是導致飛機墜毀的主要原因。
更值得引起我們重視的是,無論是蒙方的“墜毀原因是由於飛行員所犯的錯誤所造成”或中方的“迫降失敗說”,兩者實際上是完全否定了坊間長期流傳的飛機“被擊落說”和“陰謀說”。
“蘇聯導彈擊毀說”以陳曉寧《質疑林彪“9·13”事件》為發端。陳文稱:此機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飛機刺探完蘇蒙方面的防空雷達後想逃回中國,於是蘇方下令向其開火,256號飛機中彈發生爆炸並引起大火,飛機帶著大火進行迫降,飛機著陸時動作有誤並且機腹油箱破裂引發大火、大爆炸,導致機毀人亡。繼陳曉寧的文章之後,互聯網上先後出現過的持“蘇聯導彈擊毀說”的文章有王年一、吳潤生的《蘇聯導彈擊落林彪座機》及京城孤魂的《是誰幹掉了“256”專機》。王、吳文稱,“從飛機殘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擊者看到的飛機著陸前二十分鐘已起火的事實,基本可以否定‘飛機迫降時爆炸起火’的結論,應是遭攻擊後爆炸墜毀。”“判斷蘇聯導彈擊落林彪座機,筆者最近得到一條最重要的旁證……蒙古外交部的堅持己見,顯然是為他們的導彈擊落飛機贏得堅實的理由。果然,從這時候開始,蒙古國內,到處流傳著‘中國軍用飛機入侵蒙古,被導彈擊落’的新聞。9月30日,蒙古全國報紙和廣播電臺以新聞消息的形式,公開對國內外報道了民眾中流傳的內容,而中方對此卻‘采取了沈默的態度’。為什麽蒙方主動承認了我軍用飛機被他們的導彈擊落(盡管不是官方的正式聲明,而是新聞報道),中方卻因何不予追究,反而保持沈默呢?直到30年後的今天,中國也沒有就此事向前蘇聯和蒙古‘討個說法’呢?”
新近出現的蘇蒙方面擊落256號飛機的新說法,以顧達壽為代表。顧稱,“林彪和葉群、林立果乘坐一架軍用飛機在山海關空軍機場緊急起飛,卻在飛越中國邊境上空進入蒙古共和國的領空時被擊落,在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墜毀。”“當飛機被擊落墜毀後,蒙古共和國外交部立即照會中國駐蒙古使館提出抗議,同時通過蘇聯駐蒙古使館向蘇聯報告了這個情況。”(《直譯中蘇高層會晤》,頁77-78)顧達壽的特殊身份,使不少不明真相的讀者大為困惑。
“陰謀說”似乎始於王年一、陳昭的《256號飛機是在空中先起火後迫降的》。該文稱,“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256號飛機空中起火呢?有人認為是被蘇軍導彈擊中,也有人認為是被中國武器擊中。除此之外,許多人(包括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可能性是該機在起飛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適當時機被引爆,造成飛機在空中起火。”
關於256號飛機上的“黑匣子”,長期備受關註,傳說甚多。
“黑匣子”即航空飛行記錄器或稱飛行事故記錄器,其實包含了兩個獨立部分,一為飛行數據記錄器(FDR),專門記錄飛行中的各種數據;另一為語音記錄器或稱艙音記錄器(CVR),專門記錄駕駛艙及座艙內的各種聲音。黑匣子具有極強的耐火、耐壓、耐沖擊、耐海水浸泡、抗磁幹擾等能力,即使飛機已完全損毀,黑匣子內的記錄數據亦能完好保存。值得註意的是,早期的飛行數據記錄器並非黑匣子,並不具備黑匣子以上能力。此外,一般提及飛行數據記錄器時,如無特別交代,可能僅指FDR,但亦有可能既包括FDR,也包括CVR。
256號飛機第二副駕駛康庭梓(未上機),在其《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頁261-262)一書中,提及256號飛機的黑匣子時稱,“256號專機的事故記錄器是用鋼絲或鋼帶作為錄制材料錄取信號的。”“林彪專機256號的黑匣子中的飛行數據記錄器,是直徑約15厘米的扁圓狀物體,安裝在飛機尾部的垂直安定面內。”“256號專機的語音記錄器是一個扁平的長方體,長約40厘米,寬7-8厘米,高約15厘米,它安裝在前駕駛艙領航員後面的無線電設備專用架上。”
筆者對康庭梓以上有關256號飛機事故記錄器的說法存疑。
據有關資料記載,1969年12月6日,經周恩來總理批準,中國決定從巴基斯坦進口英國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1960年代中期生產、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使用過的三叉戟1E型中短程噴氣式客機4架,分配給空三十四師作專機使用。1970年8月接收3架,編為250、252、254號,隨後不久又接收1架,編為256號。同時,周恩來批準由英國直接進口三叉戟2E型17架,其中6架1973年分配予民航,其余11架分配予空三十四師。
據空軍有關資料手冊明確記載,三叉戟2E型飛機裝有型號為PV726A的飛行數據記錄器2個(武漢軍區空軍司令部:《機務參謀業務手冊》,1975年10月,頁380-381)。手冊中記載的2個是否包含了飛行數據記錄器和語音記錄器,並未明確。至於三叉戟1E型飛機是否裝有飛行數據記錄器和語音記錄器,手冊中未有記載,筆者也未有見到相關的其他文字材料。
就三叉戟飛機的黑匣子問題,筆者專門請教了空三十四師當年的有關機務人員。據時任空一○○團一大隊機務中隊中隊長的包朝山稱,三叉戟2E裝有飛行數據記錄器,但沒有語音記錄器。三叉戟1E他不太清楚(三叉戟1E配屬一○○團三大隊),但從三叉戟2E的配置可以推斷,即使1E有飛行數據記錄器,也不可能有語音記錄器(訪問包朝山記錄,2016年1月11日)。惟據時任空三十四師工程部助理的侯文仁告訴筆者,三叉戟2E不僅有飛行數據記錄器,還有語音記錄器。至於三叉戟1E是否配置有以上兩者,因事隔多年,已沒有什麽印象(訪問侯文仁記錄,2016年1月13日)。
專業機務人員的記憶都殘缺不全,故而,我們難以相信非專業人員表面上過於周全、過於肯定的說法。
康庭梓承認,一旦發生重大飛行事故,“找到黑匣子後,獲得其錄取的信息,原則上要由飛機制造的國家進行,‘解鈴還需系鈴人’。因為,錄制信息的編碼是經過加密的。”但“有的在購買飛機的時候,一並將黑匣子的密碼買了過來。”(《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頁261)
康庭梓上述說法原則上沒有錯,但至少部分不準確。其一,黑匣子由專業公司而非飛機制造廠商生產。所以,黑匣子信息解碼應由黑匣子生產廠進行。其二,由於黑匣子自身並無解碼功能,其儲存的數據信息,需要通過地面重放設備將其釋放出來。因此,要買回來的不是密碼,而是解碼設備。
據空三十四師有關機務人員告訴筆者,三叉戟飛機無論是1E型或2E型,進口時均沒有同時進口黑匣子解碼設備,也沒有進口黑匣子的維護、校驗設備。故而,機上即使有黑匣子,它的工作情況、完好情況從來沒有人要求檢查過,工作與否,也從來不知道(訪問包朝山記錄,2016年1月11日。訪問侯文仁記錄,2016年1月13日。訪問時念堂、梁金海記錄,2016年1月12日。時念堂,時任空三十四師師長。梁金海,時任空三十四師工程部特設主任)。
雖然256號飛機上是否有黑匣子(尤其是語音記錄器)直至今天尚難有定論,但康庭梓“可想而知”、孫一先“似乎可做出這樣的判斷”,均認為它已被捷足先登的蘇聯人拿走了。
康庭梓稱,“根據孫一先的回憶,我國使館人員進入墜機現場的時間,是在蒙古國與蘇聯的軍事專家不止一次去過現場之後才趕到的。飛機墜毀的時間是9月13日淩晨2點30分,距我使館人員15日下午奔赴現場,已經過去整整兩天半的時間。到現場時,發現有些遺物已經被整理過,可想而知,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不會留在現場。反映飛機失事原因的黑匣子也絕不會遺忘在現場。”(《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頁264)
孫一先則稱,“另外,據我國民航專家講,三叉戟飛機從‘1E’開始,已裝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飛行數據記錄儀,另一部分錄制機上相互通話和同地面的通話,名稱是‘駕駛員座艙語音記錄器’,飛機一起飛它們就自動開始工作,其安裝位置是在飛機尾部,萬一飛機失事時易於保存下來。因此,似可做出這樣的判斷:三叉戟256號飛機的黑匣子,連同中間的發動機,都被蘇聯人拆走了。”(《在大漠那邊》,頁27)
康、孫兩人以上說法,在《調查報告》中同樣得不到印證和支持。更進一步說,對照《調查報告》,康、孫以上說法令人生疑。
先不要說蘇聯方面對墜機事件異常快速的反應令人難以置信,即便256號飛機上確實有黑匣子,即便被蘇方取走,也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才有作用:其一,黑匣子能夠正常工作;其二,飛機墜毀時黑匣子沒有損壞;其三,蘇方必須借助黑匣子生產廠的解碼設備才能解碼。具備以上三個條件也好,不具備以上三個條件也好,基於蘇蒙間的緊密合作關系,蘇方怎麽也應將黑匣子的情況向蒙方通報,作為供蒙方高層內部使用的《調查報告》,似不可能不提及黑匣子可否解碼的情況。然而,事實上,《調查報告》根本沒有提及黑匣子,不僅《調查報告》第二部分“飛機的原產地、性能及其用途”中,沒有提及256號飛機安裝有黑匣子,而且,在事故原因分析時,《調查報告》亦無只言片語是由黑匣子提供的。
康庭梓在《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一書中,引述了2006年9月15日《參考消息》一篇“蒙古國對林彪墜機披露的最新消息”的報道。康稱,“文章一開始是這樣的:‘新華社專稿:日本共同社9月13日發自烏蘭巴托的一則電信說,該社日前獲得就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一事,當時蒙古政府曾總結的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否定了飛機因燃料不足而在迫降時墜毀的一般說法。’”“文章中值得關註的是:‘蒙古相關人士暗示當時機內曾就逃亡問題發生爭鬥。該事件距今已有42年,這一寶貴資料將有助於揭開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謎團。’”(《真相》,頁279)
康庭梓又稱,“關於蘇聯(按,《調查報告》是蒙古方面作出的,不是蘇聯)對事件的調查時間,文章說:‘該報告題為《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所署日期為1971年11月20日,共16頁,共同社日前獲取了這份未公開的文件和未曾發表的現場照片。該報告說,對1971年9月13日墜毀的林彪專機展開的調查是在事故發生約一個月後(從10月8日-18日)進行的,當時蘇聯專家參與了調查工作。’”“文章用帶有結論的口氣說:‘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當時說,調查人員一致認為,一定是機上人員之間發生了搏鬥,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蘇聯,另一方則想返回中國。’”(《真相》,頁280)
康庭梓對日本人的說法似乎深信不疑。他自己引申稱,“不同的是,這次文章卻直接提到了飛機的黑匣子,更讓人關註的是,機上人員之間發生了‘搏鬥’的說法,而且,這種‘搏鬥’說是與黑匣子聯系在一起的。對此,我的看法是:盡管蒙古國方面沒有直接引用蘇聯(按,應為蒙古)那篇16頁報告中有關黑匣子解密的具體內容,但是可以肯定是來自黑匣子,如果沒有聽到黑匣子中‘一方想逃去蘇聯,另一方則想返回中國’的爭吵,那麽‘搏鬥’就無從談起。”(《真相》,頁280-281)
接下來,康庭梓進一步猜測:
在爭吵的內容中,肯定有潘景寅與林立果、葉群甚至劉沛豐之間鬥爭的內容,因為只有潘景寅知道半夜油料不夠找不到機場的結果,而林立果們是死不回頭的頑固分子。
飛機迫降前,三個機械師是否在駕駛艙?這是我關註的問題之一。我的判斷是,林立果不會讓三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到駕駛艙去,那樣搏鬥起來,林立果們不占優勢。
爭吵的核心問題還在於,林彪本人是否參與其中。因為是叛逃,林彪還能安然坐在後艙等著兒子、老婆主動向自己匯報嗎?潘景寅是不能離開半步的。假設林彪主動到駕駛艙向潘景寅詢問有關飛行及何時到達伊爾庫茨克等情況時,潘景寅就會把飛機所處的險境告訴林彪,當林彪知道自己馬上就要被摔死在蒙古國了,會作何設想?
遺憾的是這篇文章中並沒有詳細披露這些關鍵的內容,這也許是蒙古人故意在這里賣了一個關子,等著下一步關註林彪事件的人找上門去。作為256號專機的副駕駛員,我曾經常幻想有一天能從黑匣子中聽到機組四個人的聲音,因為我最熟悉戰友的聲音了,也讓那些熟悉林立果、葉群、林彪的人聽一聽黑匣子的對話與爭吵中他們都說了些什麽。再加上事故記錄器的記錄數據,對比分析,這樣,距離揭開林彪叛逃與墜機之謎就不遠了。(同上,頁281)
然而,《調查報告》沒有康庭梓猜測的上述所謂“關鍵內容”。不僅如此,《調查報告》從頭到尾既沒有“有關黑匣子解密的具體內容”,亦沒有“機上人員之間發生了搏鬥,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蘇聯,另一方則想返回中國”的“一致認為”。
在絲毫不知內情的狀態下,蒙古官方1971年11月間關於256號飛機的判定,正確與錯誤參半。
值得“九一三事件”研究者註意的是:
一、《調查報告》描述的機上乘員屍體,均無異常的槍擊痕跡,可推斷俱為飛機墜毀過程中被摔撞和焚燒而死亡。
二、與中方“迫降失敗說”大同小異的蒙方結論“飛機的墜毀原因是由於飛行員所犯的錯誤所造成”,直接否定了坊間長期流傳的256號飛機“被擊落說”和“陰謀說”。
三、蒙方《調查報告》根本沒有提及256號飛機有“黑匣子”,《調查報告》中自然也就沒有所謂有關“黑匣子”解密的具體內容,更沒有任何有關飛機上人員狀況,尤其是有關所謂飛機內曾就逃亡問題發生爭鬥的表述或暗示。
孫一先、康庭梓都是“九一三事件”的直接見證人。他們的著述,可以說是研究這一事件的重要參考材料。但對照《調查報告》可以得知,孫一先、康庭梓有關256號飛機墜毀的某些說法(尤其是非自身經歷的“據說”“可想而知”“判斷”等等),難以相互印證。這就告訴我們,有時即便是直接當事人、見證人的說法,我們也要加以分析,也要問個為什麽,決不可照單全收。
我是一個稍微特殊一點的創業者
本文授權轉自投資人說(ID:touzirenshuo)。
對俞永福先生的好奇,來自前兩天與朋友閑聊間的提及,“俞永福是一位很有個人魅力的企業家,最早他曾是君聯資本的副總裁,2006年加入UC成為了一名創業者,在他的帶領下UC駛入了「快速道」,如今他又成為了阿里巴巴合夥人、阿里移動事業群總裁。無論是做投資還是創業他都是一把好手,這麽優秀的人物「肚子里一定有很多貨」,為何你們不做一期他的內容呢?”
的確,這些天投投翻看了很多俞永福先生的內容,這位互聯網老兵這些年所做的一些觀察思考能給你帶來一些啟示,相信今天的這篇文章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第一道坎
我是一個稍微特殊一些的創業者,在創業之前我還做了六年的投資人。本次我想跟你分享自己做創業投資以來的一些觀察思考。
我有一個感悟,成功的路有很多,但摔跤的地方總歸是那幾點。所以,我們雖然不知道創業成功的路在哪兒,因為需要自己慢慢找,但摔跤的地方分享出來,可以供你借鑒一下。我將這些摔跤的地方總結為「UC的九死一生」,其實也就是「創業的九道坎」。
第一道坎:產品——產品是1,市場和管理是0。
通常我們認為,在中國做互聯網企業要過三關:產品關、市場關和管理關。但我的基本認識是,在創業初期,產品永遠是一,市場和管理是後面的零。所以,剛開始,我經常開玩笑說公司里面有兩個最沒用的人,一個是我們前臺,一個是CEO,因為其他都是工程師,都在做產品。
這個時候,你提什麽市場,沒用,管理,管理做得再好又怎麽著呢。
在特別早期的時候,我覺得你的資源一定要在一個地方集中,就是產品。這包括在我們搭班子的時候,核心也是產品的班子,如果市場的班子進得過早,我看到太多的情況其實是對公司的幹擾。為什麽?動不動就在想,我們怎麽樣做Marketing,怎麽把用戶量發展起來,這個節奏是不對的。
第二道坎
第二道坎:融資——找個好副駕。
創業者應該把投資人當作副駕駛,創業者相當於司機。他們共同之處就是都在擡頭看路,看行業的未來發展,看企業;兩者的差別就是方向盤在司機手里,副駕駛再急也沒用,尤其在中國,基本不可能越界。
在美國,你還說我換一個司機,在中國,這個投資人千萬別想這個事,搶方向盤結果一定是車毀人亡。司機的樂趣在哪?雖然手忙腳亂,一手方向盤,一手掛擋,但是這忙的是樂趣,有人就喜歡開車,有人就喜歡坐車,像我就喜歡開車,所以我就創業了。
反過來副駕駛看路的能力也要很強,但不見得你要能開車,有時候人家急了,哥們兒車靠邊,你來開我坐那行嗎,也不行。
但是副駕駛有一個權力,人家選車,這麽多車人家要選一輛車,對於創業者來講沒辦法,我們天生只有一輛車,對於我們最大的挑戰,要告訴投資人我們牛逼的是什麽,往往奧拓開出奧迪的速度來,這是牛的,這其實是比我們司機的本事。
另外,我覺得找一個好副駕駛,越早的時候影響越大,因為無外乎今天這個市場,其實錢越來越多,原來投資人對創業者做盡職調查,現在越來越多的是創業者對投資人進行盡職調查。
比如,我們可以找幾個被投企業的CEO,問問那幾個兄弟,大家合作的是不是愉快,到底好不好啊。總之,副駕駛對於公司未來的發展,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在早期投資。
第三道坎
第三道坎:市場——避免「成長死」。
市場是很多創業者經常通不過的一個大坎,在這一個坎大量的創業者經常出現「成長死」這一現象。什麽意思,就是我們認為自己能力很強了,所以在市場上就跟打了雞血一樣投入資源。
但是企業,其實最後自己跑的速度過快,把自己累死了,這樣的案例特別多。就好象你才上路幾天,就開著奧拓直接上高速了,上高速不過癮還非要開到兩百邁。市場這一關在創業早期出現的時候,它最大的風險就是會打亂你的節奏與產品打磨。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衡量標準,如果出於商業化的用戶發展,在我整個用戶發展里超過50%,我都認為是紅燈區了。假如說你今天有十萬的用戶增長,有五萬是買來的,這絕對是紅燈區,也就意味著什麽,你產品自己去拉動用戶成長的動力是不足的,花錢你花得過BAT嗎,錢一停,你的用戶可能嘩一下就下去了。
第四道坎
第四道坎:中型企業——最危險的階段。
從我的創業經驗來看,我明顯感覺到UC發展的幾個階段是不一樣的,大概在一百人以前是一個階段,我覺得那個階段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像遊擊隊,告訴大家,聽著明天我們向東打,整個幾十人都向東打,不分什麽產品、研發、組織,所有群體,我覺得遊擊隊的組織效率是最高的。
我開始第一次組織變革大概是在2009年的6月,那個時候我們接近400人,我明顯感覺到400人的管理要進行一次變革。為什麽,因為開始出現二級的管理架構。
這個時候,直接站在桌子上告訴400個兄弟我們明天向東打的方式,已經不太不好使。因為這時候你開始出現了多目標,你需要A小隊明天早上到達某個山頭,B小隊明天六點到達哪個地方。這就要從遊擊隊改成正規軍了。
當我們有2000人左右的時候,我們進行了第二次管理變革。這次管理變革的核心思想,又是從正規軍轉向野戰軍。前面需要正規軍,一點點習慣郵件的溝通,部門的會議,機構工作會怎麽開,我們需要對表等很多細節,但公司人員到了2000人左右規模的時候,我發現人數在上升的同時其實大家的效率在下降。
所以我說從正規軍向野戰軍,要把他分成幾大野戰軍,華北野戰軍,你這個軍團就是要全鏈條的能力的閉環,從目標的設定,隊伍的建設,到打仗,別事事都找中央軍委。
其實,中型企業最危險。因為當我們還是小而美的時候,拼的是速度;但當我上了一定的規模,速度降下來了,但是勢能卻不能像BAT那麽大。
第五道坎
第五道坎:競爭成人禮——要翻過去的幾座大山。
初創企業,是不願意和別人發生正面沖突的。但當問題真的來臨的時候,一定要直面競爭。
隨著你的業務發展,競爭、作戰就是你的成人禮。但你的競爭和作戰都不在早期,我看很多小公司說BAT怎麽超,我說開玩笑,俗一點的話,人家還沒看得上你呢。我的建議是,能當潛水艇絕對當潛水艇,別讓大家夥盯上。你一旦當不了潛水艇,真的就要快速上浮,必須立刻建立你市場的正面的品牌。因為在潛水艇的階段,基本上你的品牌都在發燒友的群體,並不是在大眾群體,一旦上浮,就必須立刻做品牌了。
第六道坎
第六道坎:創業中年危機——革命信念。
這里要講的是,看看你自己,還有你的隊伍是否有革命的信念。任何一個創業公司,時間上最完美的曲線是什麽,三個三年。第一個三年活下來,找對產品方向;第二個三年發展壯大;第三個三年實現理想。
大家想一想,任何一個BAT或者大型的企業沒有十年是達不到這個高度的。你看一兩年上去了,幾年他有個衰減,上得越快,說明你不紮實,摔得也快。
這里挑戰的就是創業團隊在時間上的壓力。23、24、25歲一票人創業了,創業七八年之後,你想想也是30到35了,這個階段結婚的壓力,買房的壓力,老婆的壓力,丈母娘的壓力,各種壓力都在上升,25歲的時候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沒那麽多壓力。
所以說你看到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到了創業8、9年,如果你沒達到一個高度的時候,其實這個創業中年危機問題特別容易爆發。這時候,如果你和你的團隊擁有革命的信念,說不定就能堅持下來了。
第七道坎
第七道坎:IPO——一場婚禮,一個儀式婚姻的開始。
我們看馬雲,看雷軍,上市的時候都很淡定。為什麽,首先因為不是頭一次了,其次因為這僅僅是婚姻的開始。市場好的時候結婚的人特別多。反過來你想想,中國的創業公司有多少人你今天就可以預測一定會離婚的,其實在國際資本市場里面沒有20億美金,根本都不會進入主流基金和投資公司的標的。
理性的講,IPO就是一場婚姻,如果你IPO了這才僅僅是這場婚姻的開始,而且婚姻之後,就不是戀愛的時候1+1的生活,一旦結婚了那是1+1+N的生活,你後面還有丈母娘,還有孩子,還有好多,你需要按季度報道的。
第八道坎
第八道坎:管理——文化、蛻變。
一個企業就像一個孩子,他有他的名字、性格、成長,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出人頭地,但是過了18歲以後,他的性格已經固化了,你已經很難培養他的性格了,所以我們企業的性格和企業的文化,就像孩子一樣,要看你早期怎麽建立。
時至今日我覺得UC沈澱了一個很好的企業文化,我們內部叫「大五文化」——大學五年級文化。為什麽叫「大五文化」?我自己覺得人生最有激情,最勤奮,最自我驅動那個階段就是大學的時候。
而互聯網團隊,激情、勤奮、簡單、自我驅動是最關鍵的,不是靠管理,這麽早就靠管理,那你後面這麽多人的時候怎麽管。
第九道坎
第九道坎:兄弟——福氣!義氣!
大家想過沒有,創業時最大的風險是什麽?是班子,如果班子分裂了,其實意味著你這次創業失敗了。方向大家可以調整,錢沒了可以找錢,但是創業的班子分裂了,就意味著這次創業其實是失敗的。
我覺得創業,需要三個「F」:
第一個F就是Friends。創業的目標就是爬到山頂,爬到山頂的時候,是你一個人欣賞風景還是有一票兄弟跟你一起欣賞風景,我覺得有一票兄弟跟你一起欣賞風景是幸福的,一個人欣賞風景是孤獨的。
第二個F是Family。因為創業路上很難平衡,家庭的時間,事業的時間,馬雲有一句話叫做年輕的時候工作就是生活,老的時候生活就是工作。
第三個F是師父。就是在每一個階段,我們都能夠找到「三人行必有我師」的這種交流的對象,能夠在這種一些關鍵問題上能夠互動,點撥,我覺得這是很幸福的。
當CEO,當一把手,其實是一個非常孤獨的崗位,為什麽,有些時候有些事你連跟你的搭檔都不適合談,需要你自己想清楚,這時候你反過來需要一個在外面的你的這種師父或者是老師,這樣的人去溝通,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創業路上能有這三個F,那你一定能很幸福。
IPO已不再是成功的唯一目標。
來源 | 二說(ID:chongershuo)
作者 | 蟲二
2016年3月,雷軍誓言小米5年內不會上市,7月更在一次活動上為這個表態增加了一個期限,雖然他當時只是暗示小米獲得成功需要15年時間,但其時距小米成立已有6年,所以明眼人都推斷雷軍的IPO時間表是2025年,但時下的小米卻傳出會在今年晚些時候實現上市,把原來的九年之約變成了七年之癢。
IPO已不再是成功的唯一目標。
中國創業公司的融資頻率和節奏明顯提速,像小米、美團和滴滴這樣的公司牢牢把持著在全球獨角獸中的特殊地位,更不用說華為了。
這些公司的特點是具備穩定的現金流(雖然商業模式本身還有待證明),高成長性,所以在資本市場呼風喚雨,股權融資的成本很低,有足夠時間實現長遠目標,因此創始人願意等。
投資人也不著急,因為以往價值投資的理念早已過時,從天使到A輪、B輪等等再到上市已不是退出的唯一手段,持續而不間斷的融資使得高估值企業的資本運作有了擊鼓傳花式的做局辦法,不上市一樣可以賺到大錢,成功退出。比如某位教父級投資人就成功將手中某共享單車的股份高價轉讓給了互聯網首富的公司。
員工同樣不吃虧,以往期權如廢紙的創業公司不少,但對於像小米這樣的高期望值公司,有大把人拿著真實白銀誘惑你提前套現,對一般員工來說,不失為規避期權授予以及競業禁止、任滿年限等行權限制的最佳辦法。
從經營角度來說,那些野心大又不差錢還有大仗要打的企業,上市既沒有迫切性,反而變相自縛手足,當然不是最佳選擇,在這點上,雷軍起初大概與華為任正非為相同的認知。
華為手里有一票穩定的長線基礎業務,如5G、IoT等等,在2C業務上也有聲有色,任正非對華為的激勵機制很有信心,對制造千萬富翁沒有興趣,用他的話說,“豬養得太肥了,連哼哼都沒了”。任正非更不願意華為成為一家成天圍著股東轉的“成功公司”,華為還有太多的事要做,何況孟晚舟說過,華為手里為330億美元的信貸額度,足夠用了。
小米也有穩定的現金流,今年營收突破1000億沒什麽問題,傳說的2000億美元IPO估值雖然嚇人,但客觀的說,一般互聯網公司估值做到營收的5-10倍是常事,並不為奇。
但雷軍逃不過七年之癢,正說明小米與華為,他與任正非的區別:
1、雷軍真的不想再等了。
這倒不是說雷軍急著要當雷首富,盡管他手里握有小米科技77.8%的股份,黎萬強、洪峰、劉德等人手里也有20%左右,小米仍是一家掌握在創始團隊手里的公司,但小米的VIE架構下有一系列離岸子公司,股權如何運作外界並不知曉,即使按現在估值,雷軍有多大把握與馬雲和馬化騰爭奪首富寶座還有很多變數。
但這並不是雷軍關註的重點,1999年27歲的雷軍已經當上了金山的總經理,而當時馬化騰和周鴻祎還只是碼農,馬雲還在杭州翻譯社當老師,對於這些年來沒日沒夜苦幹的雷軍,IPO是他拿回本該屬於自己尊敬的最快辦法。
2、小米大戰略已無秘密可言。
任正非手里能打的牌還有很多,但小米的大戰略早已路人皆知,無非是米家+新零售,這套戰略對小米的品牌溢價有很高要求,在華為即將亮相美國的情況下,IPO是海外拓展最好的公眾背書,因此此時上市是不錯的選擇,這是小米與華為消費者業務以及堅持不上市的老對手Ov的最大區別。
美團和滴滴早晚也會走上這條路,他們雖然體量也相當龐大,但未來的戰略布局上並沒有小米這樣清晰直觀,所以保留想象空間要比上市後與公眾裸裎相見要好得多。
3、一誤不可再誤。
2014年的小米其實有一次IPO窗口期,那一年拿到多家機構11億美元融資的小米估值飆到450億美元,雷軍順勢在一個月後公布了後來頗具爭議的數據,2014的的含稅收入是743億。作為非上市公司,小米並沒有義務公開業務數據,雷軍這麽做,說明小米當時確實有上市的考慮,這可能使小米在2015年滑落谷底前,把握一個自我救贖的機會。
小米的業務相對單一,完全依靠現金流與華為這種體量的公司搏奕是非常危險的,華為2014年的營收就有460億美元,雙方實力懸殊。
任正非堅持認為“年輕人不能太有錢”,但想來小米和其他正在創業公司中奮鬥的年輕人會更認同雷軍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