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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屍企業”退出加速：破產審判庭將成為新路徑

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過程中，中方將通過繼續建立專門的破產審判庭、不斷完善破產管理人制度以及運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進破產法的實施。

上述表述，是中美領導人在G20峰會期間會晤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其中也透露了關於中國“去產能”的重要信息。

當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去庫存、去產能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僵屍企業需要退市，這一背景之下，破產審判改革得以加速。

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在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工作方案》(下稱《方案》)出臺。

《方案》要求，直轄市應當至少明確一個中級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下稱“破產庭”)，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的中院應當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

同時，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僵屍企業處置工作的實際需求、破產案件審判工作情況，《方案》對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的設立規劃了“兩步走”路徑：

首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的一個中級人民法院以及河北、吉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等11個省的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於2016年7月底前完成;

第二，其余省(區)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6年12月底前完成清算與破產審判庭設立工作。

這意味著，到今年年底，所有直轄市、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中級法院將全部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

在人員方面，《方案》要求：法官原則上從本院或者下級法院具有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破產案件及相關案件審判經驗的優秀法官中選任產生。一般按照1:1:1的比例為法官配備法官助理和書記員。且所需人員編制在現有編制內調劑解決。

除了審理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破產案件外，《方案》還要求破產庭負責破產管理人的管理、培訓等。

而在這一《方案》出臺之前，廣東省廣州、深圳、佛山、茂名四家中院被確定為全國第一批破產審判方式改革試點單位。在強制清算程序向破產程序的轉化及銜接、構建破產管理人考核和監管保障體系、小額破產案件快審程序、破產案件績效考核、債權人會議表決機制等方面開展改革。

8月8日，全國首家高級法院破產審判庭(執行裁判庭)在廣東省高級人民高院揭牌。

從此前的司法實踐來看，過去中國大多數資不抵債的企業在退出市場多不會選擇破產程序，而是通過非司法途徑。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撰文時指出：從數據分析來看，我國適用破產程序案件的數量不足美國的0.2%，西歐國家的1.16%。同時，我國2014年每千家公司進入破產程序的數量僅為0.11戶，顯著低於西歐平均70戶的數量。此外，美國2013年的個人破產案件占全部破產案件的30%以上。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就設立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答記者問時表示：2007年企業破產法實施後，全國各級法院審理的各類破產案件結案數量呈明顯下滑趨勢。近幾年來，隨著《破產法》相關司法解釋的相繼出臺，以及探索破產審判方式改革試點法院等工作的推動，破產案件數量有所上升。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創造條件，加快破產案件審理;2016年2月，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加強企業破產案件審理、依法處理僵屍企業。

伴隨各項改革推進，破產案件的數據正在發生變化。一位破產法學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數量不多，但這一數字已經開始上升。”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一季度全國法院受理破產案件102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52.5%。

盡管如此，目前破產案件數量與全國已吊銷、無營業公司的數量並不匹配。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破產案件數量也明顯偏低。

可以比較的一組數據是，記者此前從國家工商總局獲得的數據顯示，由於清理了部分“僵屍企業”，今年上半年，全國註、吊銷企業達87.82萬家，是上年同期的2.11倍。

不難預見，伴隨全國中院破產審判庭的陸續設立與去產能的深入推進，未來破產審判改革將大大加速。

萬畝臍橙與光伏發電 贛南產業扶貧的新路子

9月6日至10日，記者隨中宣部“重走長征路” 媒體采訪團來到江西，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足跡，探尋贛南老區脫貧攻堅的新故事。

80多年前，紅軍在這里集結出發。如今，贛南人民探索精準扶貧的新路子，利用“互聯網+”等方式突破老區脫貧攻堅的瓶頸，在新的長征路上再出發。

江西省瑞金市黃柏鄉坳背岡萬畝臍橙基地，枝頭上碩果累累，還有一個月臍橙就要成熟了。很多村民家的臍橙已經被商家預定完了。

黃柏鄉黨委書記陳佛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0多年前，當地村民大多靠種植水稻、花生等農作物為生，超半數村民生活在貧困線下。後來通過政策引導村民種上了臍橙，實現了產業脫貧。推廣協會+農戶、合作社+農戶、公司+農戶等多層次的產業發展模式，最大限度把特色產業發展成脫貧產業。目前，臍橙產業成為贛州百姓脫貧致富的第一支柱產業，帶動一大批農民通過種果實現脫貧致富。

當地農戶告訴記者，種植臍橙可以享受銀行無息貸款，一年有4次種植技術培訓，現在一畝臍橙差不多就能掙上1萬元。許多外出打工的人也逐漸回來了。

陳佛保表示，萬畝臍橙基地已經成為農民脫貧致富的重要抓手。合作社統一采購肥料、統一銷售果品、統一開拓市場，通過“互聯網+”的方式，網上銷售臍橙，果農收入大幅度提高。在市場上1公斤賣4元的臍橙，通過電商可以賣到10元以上，實現收入翻番。

數據顯示，2015年贛州實現臍橙鮮果收入58億元，幫助25萬種植戶、70萬果農增收致富;種植戶戶均收入2.34萬元，果農人均臍橙收入8400元，占果農人均收入的85%。臍橙產業解決了100萬農村勞動力就業，帶動了養殖、農資、采後處理、包裝、貯藏、物流運輸、機械制造、休閑旅遊等關聯配套產業發展。

據了解，贛南臍橙產業發展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柑橘黃龍病防控壓力較大、精深加工不足、市場營銷體系不夠健全等困難和問題。贛南市委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下一步要打好柑橘黃龍病防控“殲滅戰”，推進生態化、機械化標準果園建設，完善產業風險防控、產業組織、市場營銷三個體系，把以臍橙為主的贛南柑橘產業建設成為現代農業的先行產業。

江西省贛州市於都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109.5萬人中有13.5萬人是貧困人口。陳佛生曾經居住的羅坳鎮大橋村古嶂社區，村里房子基本上都建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坡上，山體滑坡、地勢下沈等地質災害時有發生，給當地133戶村民帶來生活上的諸多不便。

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環境，當地政府對貧困群眾實施梯度安置、搬遷扶貧政策。移民新村於2013年7月啟動建設，已建成房屋143棟，133戶村民陸續住進了“小洋房”，周邊還設置了圖書室、棋牌室、健身場，村民乘坐公交車二十分鐘就可以到縣城。

陳佛生告訴記者，這里的貧困戶家中都安裝了光伏發電系統。過去依靠耕地年收入只有2000元，自從安裝了光伏發電板，國家回收的電價是一塊一毛八，一年不用管就能掙5000多塊錢。陳佛生向記者展示了他的小本子上，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2015年6月以來每天的發電數，一年賺了5052元。

據了解，光伏發電政策是於都大力推進光伏扶貧的舉措之一。采取政府主導與市場運作相結合、微利經營與讓利於民相結合、輸血脫貧與造血扶貧相結合的方式，扶持符合條件的貧困戶安裝光伏發電機組，實現政府、銀行、企業、貧困戶多方共贏。

羅坳鎮黨委書記謝榮生介紹說，在移民安置入住的同時，充分利用房屋坡頂資源，每棟安裝5千萬光伏，初裝費用總投入為2.8萬元，政府幫助村民辦理貼息貸款，前五年貼息，每戶一年發電約為6500度，增加收入5000元以上。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1日，於都縣已簽訂“一戶一站”模式戶用電站安裝協議7537戶，完成安裝“一戶一站”模式戶用光伏電站3270戶，“一村一站”模式村級光伏電站357個，全縣光伏產業扶貧總裝機容量27.06兆瓦。

開盤：兩市高開滬指漲0.08% 炒作新路線曝光

周五滬深兩市雙雙高開，上證綜指報3,044.79點，上漲2.48點，漲幅0.08%;深證成指報10,670.59點，上漲8.38點，漲幅0.08%;創業板指報2,171.63點，上漲3.21點，漲幅0.15%。

盤面上，園林、智能家居、3D打印等板塊漲幅居前;房地產、舉牌、量子通信等板塊跌幅居前。

資金方面，外資通過滬港通抄底A股，截至昨日收盤，滬股通資金凈流入逾12億元，滬股通結束之前連續7個交易日凈流出的態勢。另外，9月12日至9月22日期間八個交易日，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累計凈投放11151億元。分析人士表示，從近期央行保障短期資金的態度來看，資金面大概率將安度季末，央行此舉意在呵護市場的流動性。

外圍市場方面，歐美股市再度大漲，納指再創歷史新高。受昨日美聯儲宣布暫不加息決定的提振，美股周四高開高走，美股三大股指漲幅均超0.5%，英國富時100指數漲幅逾1%，德國DAX30、法國CAC40漲幅均超2%。

國泰君安表示，加息擾動暫落，年底預期強化。此次FOMC會議美聯儲繼續按兵不動，符合市場預期，但有3名委員投反對票，內部分歧變大。同時，FOMC會議指出上調聯邦利率的理由已經加強，年內加息概率增加，不過對加息次數的預期再次下調，今年加息一次、明年兩次。此次美聯儲暫避加息，一方面是等待進一步經濟數據的證據，整體看6月份以來美國經濟數據依舊喜憂參半;另一方面，盡管耶倫強調美聯儲的決策並不會因政治問題作出妥協，但考慮10月份意大利公投、11月份總統大選等潛在事件沖擊，12月份加息幾乎為最合理選擇。

廣州萬隆認為，周四A股在藍籌板塊的帶動下，強勢站上60日均線同時突破前期3040的缺口壓力，已經是一個極好的征兆，接下來即使指數短期內還是以震蕩居多，但結構性機會定會層出不窮。那麽具體的機會在哪里呢?近日市場的絕對明星必然是四川雙馬，昨日複牌後再拉漲停，七月以來股價已經翻三倍有余，而該股卻是因為控股變更、溢價買殼等產業資本運作才搖身一變成為妖股之王。因此，應該根據近期市場熱點，深度結合產業資本運作(舉牌、實控人變更等)去精選個股，建議重點關註近期利好催化較多的核電、PPP概念細分的基建板塊。

西南證券表示，美聯儲9月份選擇不加息，主要原因還是在於美國經濟增速偏低，而這正是由於結構性因素所決定，而並非貨幣政策所能解決。議息會議結果落定，意味著不確定性消除，這有望解除市場的擔憂，促使市場反彈。建議在市場回調時買入，堅定持有。

文化產業轉型新路徑：借用PPP模式大力開發特色小鎮

走進深圳龍崗區布吉街道甘坑社區，一個風情濃郁、古色古香的客家小鎮映入眼簾，別致的涼帽等充滿當地特色文化氣息的展示品在博物館里靜靜地陳列。

而未來，在資本的介入下，“甘坑新鎮”將在此崛起，周邊大量閑置的工業廠房將修繕一新。上述旅遊小鎮面積將擴大，並將搖身一變為IP文創產業、VR內容等科技產業以及創客的進駐地。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跟隨中央企業戰略新興產業專題采訪小組走訪時了解到，“甘坑新鎮”是深圳龍崗區政府與華僑城集團今年開始合作的一個城鎮化項目。

類似“甘坑新鎮”這樣的特色小鎮是經濟新常態下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路徑，企業也正將目光投向了這一領域，通過人口導入、產業聚集和土地價值提升等渠道發展特色小鎮，參與新型城鎮化的開發。

文化新鎮將在全國各地落地開花

華僑城集團公司成立於1985年，迄今為止有30多年的歷程。發展到今天，資產規模超過1500億元，年均銷售收入500億元，成為了一個大型的企業集團。

深圳華僑城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關山對記者介紹：“其中，文化旅遊業務是華僑城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業務。從旅遊業務目前的行業地位來看，華僑城在全世界主題公園領域排名第4位，年接待遊客3200萬人次，累計接待遊客量3.4億人次。這個數字在亞洲排在第1位。”

文化旅遊業務在華僑城有四個形態：其一是以錦繡中華、世界之窗為代表的靜態微縮景觀主題公園，其二是以歡樂谷為代表的動態體驗式主題公園，其三是以深圳東部華僑城為代表的休閑生態品牌，同時還有以歡樂海岸為代表的都市娛樂目的地。

不過，隨著華僑城轉型升級的加速，其文化旅遊業務形態種類將增加。自去年以來，華僑城加快了轉型升級的力度，在以“旅遊+地產”模式拓展的過程中，發現文化旅遊對郊區城鎮公共服務提升、人口導入、產業聚集和土地價值提升等方面有巨大的作用，於是形成了更適合於新型城鎮化推進的“文化+旅遊+城鎮化”的模式。

今年5月，華僑城和龍崗區政府正式簽約，總投資500億元創建“甘坑新鎮”，項目占地約12平方公里，是龍崗區與華僑城集團合作的第一個新型城鎮化項目。其後，華僑城與龍崗區還簽約了“華僑城國際低碳示範城”項目。

為什麽華僑城從深圳的東部--龍崗開啟發展之路?一個原因是2005年之後，文化產業成為深圳的一個新的支柱產業。同時，深圳發展的中心也在轉移。2015年5月，深圳通過了《深圳市實施東進戰略行動方案(2016—2020年)》及相關配套方案，確定了深圳今後的發展戰略是向東發展。

記者了解到，華僑城也成立了一個文化產業運作平臺——華僑城文化集團，其中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在全國打造文化新鎮。

未來，華僑城文化集團將以甘坑新鎮為基地，與其他企業和機構攜手打造5座以上年GDP超100億元(人民幣)的新型城鎮、1—2座年GDP超500億元和1000億元的城市級產業新鎮。

創新利用存量土地

那麽，在打造特色小鎮的過程中，如何把當地現有的存量土地發展起來?創新是必不可少的。就以甘坑新鎮為例，由於原有的土地屬於村集體所有，華僑城需要改變談判方式，直接和村民談判。

華僑城文化集團總經理胡梅林告訴記者：“這個項目跟過去在市場上拿地不一樣，過去都是直接摘牌，政府把一個清理好的土地給我們。但這個是我們跟村民談，村民手上擁有集體用地，包括原來面臨被淘汰的幾個工業村。”

深圳的工業是從“三來一補”開始的。過去，由於這些企業需要的廠房面積大，樓房都是整棟整棟地出租。但是好時光一去不複返。近年來，由於用工成本的大幅上漲，不少利潤微薄的企業搬離深圳。此外，技術型企業比例的加大也導致廠房不那麽好租了。

胡梅林說：“當地傳統產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租金只能租到30元左右，所以根本就無法維系，而且汙染非常嚴重，但周邊的新興產業租金租到80元左右，這個巨大空間迫使村民亟需轉型。”

改變盈利結構增加收入來源

甘坑新鎮的項目是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以PPP模式合作開發，大力發展新型文化創意產業，尤其是導入和培育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藝術水準的原創文化內容產業，形成高端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帶動“文化+”相關的科技、旅遊、商業、生態、農業、教育、家居等現代新型城鎮化產業的轉型升級和快速發展。

那麽，這種PPP聚集資金的模式如何持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郭昀認為，小鎮的收益來源和資金循環問題非常重要。他說：“如果回收資金有障礙，那麽這個小鎮，甚至後面將要開發的小鎮在延續上就會有一定的難度。”

此前該小鎮開發企業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靠租金，例如旅遊商業開發，主要是租給餐飲企業了，但是租金比較低。而且餐飲的一個問題是工作日的晚上和周末遊客特別多，其他時候遊客少，這就遇到了營收範圍的瓶頸問題。

華僑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改善它的經營結構，進行整體策劃。胡梅林說：“一個是擴大它的面積，增加接待遊客量，另外是增加周一到周五的內容，未來想把它做成一個文化會展經濟體，包括服裝、珠寶、文創產業等。同時，結合本土客家涼帽文化，開發自有IP，並將VR產業導入，實現產城遊一體化。”

挖掘古鎮本土文化元素，開發以IP為主導的旅遊和文創產業是華僑城文化新鎮有別於其它城鎮的模式。胡梅林認為，基於建築觀光的小鎮開發階段已經過去，未來將是文化現代化的IP開發運營時代，只有IP才能將千年百年文化與當代生活和審美建立連接。從臺北故宮和北京故宮的文創開發經驗看，這個趨勢是非常明顯的。

他說：“無論是文化還是科技都已經進入到互動的階段，純觀賞性的小鎮遊必然將由互動性的文化活動和生活體驗性的小鎮生活模式所取代。”

公益的歸公益，資本的歸資本 民辦教育改走新路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圖為吉林省吉林市的一所民辦學校里，學生們在準備小升初面談。（視覺中國/圖）

“各個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夠生存下來”。

按照英美等國的經驗，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是非營利的。

“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2016年11月7日中午，謝鼎新原本捧在手里的香餑餑，突然成了燙手的山芋。

當時他和投資夥伴正吃著火鍋聊著天，沒想到對方看了看手機，飯局的氛圍突然凝重了起來，對他說，“我正式通知你，這個項目我不參加了，原來的本金也要收回來”。

正是在當天中午11點，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以124票贊成、7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了關於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簡稱“民促法”)的決定。正是看到了這則消息，原本打算入夥的投資夥伴當場打了退堂鼓。

原因很簡單：修改後的民促法規定，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但是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謝鼎新打算投資的學校，正好屬於義務教育階段。而禁止營利，意味著“投進去的錢就再也拿不回來了”，謝鼎新有些無奈。

但除去謝鼎新這類初中小學的舉辦人，本次修法後所有的民辦教育舉辦人，都必須在“營利還是非營利”當中做出選擇，再也沒有了中間地帶。

名義上非營利事實上拿回報

過去的13年里，不少類似謝鼎新這樣的投資者進入民辦教育領域，吸引他們的是其中存在的營利空間——2003年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費用後，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取得合理回報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按照教育部門2015年度的統計，我國16.3萬所民辦學校中，大約有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從公開統計看，這1萬所民辦小學和初中里，提出營利要求和回報的學校不到10%，約為1000所。

謝鼎新創辦的學校也在這1000所之外，屬於不要求回報的90%，但事實上，他每年都能從學校的盈余中拿回一筆不小的回報。

主要原因是，“如果選擇要求合理回報，可能很多優惠政策就享受不到了”，因此當初登記時，謝鼎新就選擇了不要求合理回報。不過，這並不影響股東們的分紅，因為教育部門對民辦學校的財務監管幾乎處於缺位的狀態。

“你聽說過任何一起被查的案件嗎？”就像中國民辦教育共同體研究員王紅順所反問的那樣，事實上地方政府對民辦教育的財政監管並無足夠的底氣。無論當初登記時，是否要求了合理回報，絕大多數舉辦人還是靠學校賺了不少錢，王紅順說，這是不爭的事實，“否則近幾年怎麽那麽多資本流入？就是因為有利可圖”。

王紅順接觸了大量的縣域、鄉鎮民辦教育的舉辦人，他們有的“學校的賬目和個人的賬目根本不分，如果校長要從學校拿幾十萬給自己兒子買輛車，誰能夠說什麽呢？”

即使是管理規範，賬目明晰的大型民辦教育集團，也有一些可以靈活操作的獲利渠道。例如，可以通過借款給學校的方式，每年從學校的結余中獲取高利息的回報，或者通過項目合作的方式，以開發項目的名義將利潤從學校中抽出，還可以通過校服、食堂後勤賺回利潤。

民辦教育投資者陳景亮和他的江蘇宿遷老鄉們，從2002年開始在安徽、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辦學，從最初的一兩所學校逐漸滾雪球到今天的一百二十多所，“去年一年同時開學的就有15所學校，如果不是因為民促法修改，明年這個數字還要擴大”。

“一個學校的投入成本少說也要1到2個億，但是收回成本差不多需要十年時間，十年之後才可能出現利潤分紅。”陳景亮說，他和他的老鄉們在2002年前後辦的那批學校在前幾年，漸漸進入了穩定回報期，正是看到了這批學校的成功，不斷地有老鄉把錢給他們入股辦學校。

這股投資民辦教育的熱潮，在2012年前後達到了高潮，“兩輪經濟危機我們都沒有受影響，現在房地產又不太景氣，所以都願意把錢投進來做教育。”陳景亮目前參與了9個學校的投資，另外還新簽約了2個項目，等待明年上馬。

這股投資熱中，民辦教育的體量在過去12年內呈倍數增長。《201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有民辦學校16.27萬所，在校生達4570.42萬人。在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前的2002年，全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僅僅6.13萬所，在校生僅1147.95萬人。學校數量增長了2倍多，而學生規模增長了近4倍。

但實際上，這筆錢賺得並不容易，“地方對民辦教育的歧視還是很明顯的，我們要比公辦學校努力很多倍才能生存”。

這正是民辦教育的尷尬所在，一方面民辦教育由於法律上存在模糊地帶，而擁有了獲利的灰色空間，另一方面也因此導致他們的產權關系剪不斷理還亂，民辦非企業法人身份也是“非驢非馬”，同時該享受的稅費優惠遲遲無法落地，教師保障水平也遠遠低於公辦學校。

修法一波三折

最先為民辦教育制度性變革破題的，是一份名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的文件。

2010年出臺的《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的要求。

一年後，教育部便計劃修改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高等教育法3部法律，從法律層面建立民辦教育分類管理制度。

令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整個過程不但比預期漫長了很多，而且是一波三折。

首先是關於分類制度如何確定的問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的民促法修正案草案中，對於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規定並不明確。

2015年8月24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被放到一攬子教育法律“修改”籃子的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草案）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註意。

當時，對分類管理制度的描述也非常模糊，只表示“允許民辦學校自主選擇辦學方式，登記為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法人，並按照其法人屬性享受相應優惠政策；非營利性民辦學校收費的管理方式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營利性民辦學校的收費標準由學校自主決定”，並且刪除了合理回報的內容。

這份法案真正引起討論的是二審意見稿的公布。2015年12月27日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上，通過了對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修正案，原本同在教育法律一攬子修改“籃子”內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卻因為審議意見分歧較大，暫不提交表決。

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官方網站公布了二審稿的草案，到此刻業內才真正了解了分類管理的內涵，“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不得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全部用於辦學”，“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依照公司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配”。

營利性學校和非營利性學校的概念清晰化後，整個行業的焦慮才真正開始。

對於習慣了“合理回報”的舉辦人而言，他們一方面擔心選擇營利性學校之後，可能要重新補交稅費和土地出讓金，另外也擔心稅費優惠都會隨之消失，辦學的成本將會大大增加。

此刻，行業內還是在討論能不能找尋到一個中間地帶，實行三分法“投資辦學、出資辦學、捐資辦學”。

所謂投資辦學即是對應著“營利性學校”，而“捐資辦學”對應著“非營利學校”，另外出資辦學就是介於兩者之間，即出資人保有對最初投入學校的資產的所有權，不同於營利性學校的“投資辦學”。

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王文源對此解釋，“舉個例子，我們投1億元辦一所學校，10年後學校資產變為10億元，即便學校是非營利性學校，但最初的1億元仍應屬於出資者，這樣有利於真正的民間資金投入教育”。

但這種想法很快便被否定。浙江大學民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吳華認為，教育法完成修訂以後，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一定會出現。通過修訂的教育法將原第二十五條第三款修改為第二十六條第四款“以財政性經費、捐贈資產舉辦或參與舉辦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不得設立為營利性組織”，這已經堵死了“出資辦學”的可能性。

而且投資民辦學校，在財政和稅收方面將面臨一個尷尬的境地。財政扶持是地方出錢，觀念上一定有先後順序，“這類學校因為能取得回報，一定會排在後面”。

此外，在法理上，“三分法”已經不合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已經有了針對非營利組織的會計制度、所得稅等相應規定。如果采用三分法，出資的民辦學校或者與已有的規定有沖突，或者找不到對應的法規”。

王文源介紹，采取兩分法的優勢在於“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是兩個閉環概念，過去我們國家的民辦教育，絕大多數都是投資辦學，捐贈辦學很難進入。因為產權不明確，如果我要捐給非營利學校，那產權又屬於舉辦人的，捐贈人也不好捐贈。今後，產權明確了，非營利性學校屬於社會共有的，那也能鼓勵真正的捐贈辦學”。

英美等國義務教育階段的私立學校，也基本上都是非營利的。廣東當代民辦教育管理研究院張鐵明對此解釋，兩分法看起來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但差別在於“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捐贈體系，例如捐了一萬塊給學校，那麽這筆錢將可以用來抵稅，相當於用未來財政的錢在供養這些民辦學校。而中國的民辦學校則完全靠學費收入來維持，學費高低也決定了教師的待遇。這個根本差別決定了中國特色的民辦教育發展路徑和不同格局”。

“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料到”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對二審稿的意見，在三審稿意外流出之後，徹底被淹沒。

陳景亮記得看到三審稿時“整個腦海全部都空白了”，他記得大約是在10月20日，行業內突然流傳開了三審稿的內容，其中有一條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允許辦營利性學校”，而他所辦的學校，幾乎都是初中和小學。

對於三審稿的新增內容，吳華表示，“這麽大的改動完全沒有預料到”，二審稿中原本設計的三年過渡期也沒有，而是要求舉辦者在選擇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之後，再進行產權權屬的認定和進行相應的補償和獎勵。

作為多次受邀參加教育部門和立法部門座談會的專家，吳華表示在三審稿長達8個月的起草時間內“沒有任何風聲流出來”。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改動？可以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連寧在三審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所作的說明中找到線索，一是，“有的常委會委員、地方和社會公眾提出，在義務教育領域，應當限制舉辦營利性民辦學校”。二是“教育部還提出，根據黨中央精神，不允許舉辦營利性民辦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建議予以明確。經研究，建議增加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對於許多義務教育階段的舉辦人而言，初中和小學確實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

在民辦教育的投資圈中，初中和小學一直是一塊很難割舍的“大肥肉”。“幼兒園規模太小，要做成連鎖才有效應，而高中又有刺刀見紅的高考，並且公辦學校優勢更明顯，高校的投資門檻又太高，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和小學，是舉辦人最喜歡涉獵的階段。”張鐵明對此分析，民辦教育在初中和小學階段優勢更明顯。

為什麽要將這塊大肥肉鎖起來？教育部副部長朱之文在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回應稱，“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了其不適合由營利性的民辦學校來實施，否則就有可能影響義務教育政府責任的落實，影響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甚至會加重人民群眾的負擔”。

讓吳華比較擔心的是，未來地方政府將會面臨非常高的管理成本。

“民辦學校設立時的法律狀態非常複雜，有1997年《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實施以前設立的，有1997年以後到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之前設立的，有2003年以後設立的。在這幾個不同的時間節點上，國家對於民辦學校終止辦學時如何處置剩余財產的規定是不一樣的。

南方周末記者在幾個民辦教育舉辦者的微信群里觀察到，目前討論得比較多的是“過去拿合理回報可能算是違規，而今後再拿合理回報就將是違法”，而過高的法律風險正是大家最為擔心的地方。

謝鼎新坦言，無論地方政府再承諾多麽優厚的辦學條件，也沒有多大意思了。

不過，也有人很高興，“把這些商人屏蔽了，留下了的都是真正具有教育情懷的人。”保定美術中學校長賀宇良覺得，資本的逐利性與教育規律本身就是不相容的，“只有真正的教育人才能辦好教育”。

更多的人擔心投入能否收回。微信群里有人在出謀劃策，對如何合理合法地轉移利潤，只能“虛開支出”，或者“給定個高工資吧”。

也有人很淡定，一個微信群的群主就很樂觀，“等政府建立好完善的監督機制，至少還有三到五年的時間”，舉辦人還有充足的時間把成本收回來。

民辦教育行業內多名投資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等待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的出臺。

廣州華美學校的校長陳峰對此坦言：“我們都是在等各個省市的規則細則出臺的時候，再看如何爭取更多的權益。”

（應受訪者要求，謝鼎新、陳景亮為化名）

佛山探索中國特色小鎮建設新路徑 欲打造“科創小鎮群”

“我們現在已經在商業層面實現了‘客戶需要什麽，我們就設計什麽、生產什麽’的服務導向型發展模式，今年我們還將建新零售體驗店，利用虛擬現實技術營造一個數字化空間，讓消費者直接就可以看到裝修後的效果，哪里不滿意當場就提出修改意見。”

近日，第一財經記者隨中國社科院國情調研組前往佛山高新區調研時，維尚集團董事付建平做了如上表述。作為2016年國家智能制造試點示範項目承擔單位，佛山維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利用技術創新，解決了個性化定制與大規模生產之間的矛盾。

每天，維尚集團的設計師們用設計軟件為消費者做出許多不同的設計方案，與此同時形成生產數據，當這些設計方案傳到工廠，訂單管理系統會把全國的訂單集中起來，再把相同顏色、厚度等同類項的產品放進一個數據庫里，然後根據生產量的多少分批次生產。

每個非標準化部件所代表的加工數據信息會有一個對應的二維碼，工廠的生產線就按二維碼的信息做生產，完成後送到立體倉庫集中，當某個訂單的部件齊了之後立體倉庫就會下達發貨的指令，幾天之後就會送達消費者家中。

從下單到發貨，整個過程完全自動化，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維尚家具自主研發的制造執行系統MES，它會自動通過網絡對各生產設備直接控制，包括裁板、封邊、打孔設備組成機群等等。

“各工序設備之間的自動調配，設備與設備之間的自動調配，以及設備數據自動采集，都需要系統自動識別，統一調控。”付建平說。

如今，維尚家具已經能夠每天生產30多萬塊非標準化部件，生產效率是傳統模式的8-10倍。2016年，公司營業收入逾40億元，保持年增長30%~40%，旗下“維意”和“尚品宅配”兩大品牌在全國擁有近百家直營店，800多家加盟店。

事實上，維尚家具不僅是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也是佛山高新區打造“科技創新小鎮群”創新力量的代表。

2016年7月20日，住建部等三部委發布《關於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計劃到2020年，培育1000個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閑旅遊、商貿物流、現代制造、教育科技、傳統文化、美麗宜居等特色小鎮，引領帶動全國小城鎮建設。

在這一方向的指引下，佛山高新區管委會結合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創建工作，規劃打造“科技創新小鎮群”，包括智造小鎮、I.T.小鎮、生命健康小鎮、星光小鎮和珠三角制造業創新小鎮，涵蓋了目前佛山高新區內比較重頭的項目和創新的力量。

這五個小鎮的產業定位各不相同，比如智造小鎮重點發展3D打印、智能裝備等領域的先進制造業。IT小鎮重點發展新媒體和動漫創意、健康診斷和可穿戴設備、工業設計、VR虛擬現實和AR增強、智能交通、3D打印等泛IT技術。生命健康小鎮重點發展醫療科教、康複醫療、健康養老等健康服務。制造業創新小鎮重點培育高端裝備、智能制造、新材料、新光源等特色先進制造業集群。

佛山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南海區委副書記劉濤根表示，之所以稱為“小鎮群”是因為這些產業在是可以互通的，未來每個小鎮既有龍頭產業，也有其他產業參與進來，形成共同促進的一張網。

“我們去過浙江等國內特色小鎮做得比較好的地區考察過，都是以一個項目或平臺作為特色小鎮，目前還沒有發現以小鎮群形式出現的。我們這個小鎮群既有各個小鎮的主導功能和發展策略，更強調在規劃、招商方面的整體統領和協作，形成合力，並將這股合力輻射影響至整個佛高區，從科技創新源頭來驅動佛山高新區快速發展，優質發展。”劉濤根說。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鋼表示，特色小鎮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有特色的產業，“就像人一樣，要有個營生，靠什麽活，佛山的思路是比較清晰的”。

林改探新路：四川理縣村民按手印支持集體“截留”補償款

擺在第一財經記者面前的是兩張按滿了鮮紅手印的簽名表，它們分別來自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古爾溝鎮的丘地村和甘堡鄉的熊耳村。

按手印的是兩個村的村民。他們支持在本村實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而這項改革的核心是：同意村集體“截留”一部分國家撥付的生態效益補償資金，山林保護成效與補償效益掛鉤。保護好的多拿，保護不好的扣減。

“國家對生態效益補償資金如何發放沒有具體的細則，只是要求將補償資金直接發放到林權所有者手里。”5月12日下午，理縣環境保護和林業局副局長薛樵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但國家政策留有一個口子，就是獎罰分明。理縣依據此進行了細化。”

薛樵承認，“當時推進這項改革，心里確實沒底，也怕犯錯誤。”

理縣丘地村林改表決情況表

理縣熊耳村林改表決情況表

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

理縣位於長江上遊，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屬典型的高山峽谷地貌。全縣總人口4.57萬，其中農業人口3.5萬人。

這里不僅是成都平原重要的水源涵養地，也是長江、黃河流域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以及大熊貓、羚牛、川金絲猴等重要珍稀動物的棲息地，是國家乃至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重要區域。

四川理縣幅員面積4318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43.6%。攝影/章軻

薛樵介紹，理縣被列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在四川省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屬限制開發區域，具體定位為“川滇森林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

5月12日上午，第一財經記者到理縣環境保護和林業局找到了有關當地林改的相關歸檔文件。

一份2009年11月6日制定的《丘地村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工作實施方案》(下稱《實施方案》)稱，這項改革的目的是“切實明晰林地、林木產權，確保生態受保護，林農得實惠。”

當年，丘地村有農戶59戶，共計255人。《實施方案》確定的林地管護措施是“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也稱“動錢不動山”。經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以上成員討論通過，林地由村民集體統一經營管理，但要將現有林地、林木均攤或折股量化分配給全體村民均等持有，即“均股、均利”，實行林權到戶、集中管護、民主管理、財務公開、單獨核算。

《實施方案》還規定，“收益的70%以上按股權分配，剩余部分除支付林地管護人員工資外，用作本村公益事業基金。”

熊耳村曾經是理縣81個村中最貧困的，村民們分散在海拔2400多米的山上居住，最高的村民小組海拔在2600多米。

熊耳村的林改方案與丘地村大致相同。該方案規定，通過召開村民大會，村集體林由村集體組織統一經營管理，所獲收入的90%按村協商的分配辦法進行分配，提留10%用於村公益基金。方案規定，對參與管護的各戶實行獎懲制度，管護好的從提留的10%中拿出一部分給予獎勵，管護不好的“該扣錢的要扣，以此來調動村民的積極性”。

薛樵告訴記者，理縣自2009年起實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按照“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原則，將林權證發到村(組)，將股權證發到戶。全縣共發放林權證95本，股權證9559本。“因此，理縣集體林管理模式是實行股份經營管理集體山林”。

理縣林改中的林權證和股權證。攝影/章軻

“實行均股均利林改的村(組)都成立了集體林股份經營管理的股東會，股東由村民戶主代表組成。”薛樵介紹，股份經營管理董事會和監事會通過民主選舉產生，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根據各村村民人數自行確定，一般為5-7人。之後，村委會將集體山體委托董事會進行經營管理，董事會公開招聘管護人員。

薛樵介紹，理縣享受生態效益補償公益林面積100.5萬畝，其中國家級公益林97萬畝，省級公益林3.5萬畝。2014年，隨著集體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標準提高到每畝14.75元，理縣每年的生態效益補償金有1483.6萬元。集體股權農戶9594戶，受益人口36680人，平均每人400元。

對於國家撥付的公益林管護補償金，理縣的辦法是由股東會討論決定分配比例，報林業局備案，原則上10%到30%“截留”給董事會。董事會管理此項資金，包含運行費、公共事業費和巡護隊員工資，其余部分到農戶。

改革後，理縣全縣81個村、2個居委會共成立了88個集體山林經營管理董事會。2016年全縣公開招聘管護人員218人。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為確保此項改革順利開展，理縣還根據有關林業法律、法規，出臺了《理縣集體公益林護林員管理辦法》《理縣集體林地檢查驗收評分標準》《理縣集體林股份經營管理方案》和《理縣天然林資源保護二期工程集體與個人所有公益林管理辦法》等文件。

林改提高了生態保護效率

理縣的林改給村民們帶來了什麽?又給生態保護帶來了什麽?

5月11日至12日，第一財經記者跟隨阿拉善SEE公益機構的項目官員進行了實地走訪。

“我們這里家家都有500平米左右的小別墅，村民既是農民，又是股東，年人均收入在12000元以上。”12日上午，丘地村黨支部書記三郎乓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記者在這里看到，數十棟極具嘉絨藏族房屋建築特色的石砌民房沿街整齊排列，色彩斑斕。一彎清水沿著街道順流而下，流水潺潺，清澈見底。“這水可以直接飲用。”三郎乓對記者說。

理縣丘地村整潔美觀的村容村貌。攝影/章軻

他介紹，丘地村有三個支柱產業，第一個是水電收入和高山牦牛飼養基地。丘地村原址在距目前12公里的地方，由於建水電站，全村搬遷過來。於是，他們采取村集體和村民個人融資方式，投資2000萬元，以25%的股份參與華電公司的九架棚電站開發，電站投產後年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此外，還包括每年30多萬元的公益林管護收入和每年十幾萬元的草畜平衡補貼。

“第二個支柱產業是林中資源。這個季節正是挖蟲草、采松茸的時間。你在村里看不到村民吧，他們都上山了。”三郎乓說，由於特殊的氣候和山地條件，當地的蟲草個大飽滿，“每只能賣上50、60元，采蟲草的剛下山，蟲草就被販子收走了。”

第三個支柱產業是農家旅遊。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近年來，丘地村開發了“古爾溝溫泉-丘地民俗生態觀光遊-登山基地戶外搶險行”旅遊線路，全村家庭日接待能力超過400人。

在熊耳村，記者同樣看到村里空蕩蕩的。“村民們有的在修路，有的上山采蟲草和松茸了。”熊耳村村主任楊文忠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楊文忠介紹，熊耳村由於地處山地，村民們有養羊的習慣，羊只啃食對植被破壞十分嚴重。“最多的時候，村里有1600多只羊。林改時，全村140戶中有27戶養羊。林改後成立的董事會規定，農戶如果不賣掉羊，就不能享受林改相應的政策。這樣，絕大多數的農戶都把羊賣了，從事收入更高的養蜂。加上種植蔬菜、水果等收入，2016年村民人均收入在5000元左右。”

楊文忠說，村集體還開辟了40畝地種植紅富士蘋果，又規劃建設了可以養殖近200頭藏香豬的養殖場，但目前還屬於投入期，明後年才會有收益。

“在理縣幹旱河谷區內通過人工造林，遏制了土地荒漠化現象。”薛樵對記者說，幹旱河谷植被恢複受立地條件的限制，造林困難，適宜樹種生長緩慢，但該地區又具有生態區位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加強後期的管護工作確保來之不易的造林成效。而適合理縣本土實際的林改，調動了全體村民的積極性，壯大了幹旱河谷區內人工幼林地和全縣集體林地的管護隊伍。

薛樵說，隨著公益林補償改革措施的實施，理縣不達標被扣減補償的社區從2011年的31個下降到2015年的4個和2016年的1個。而優秀的社區則在2016年達到了45個，明顯提高了理縣的生態保護效率，

生態環境的改善，也帶動了理縣旅遊產業的發展。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理縣生態旅遊接待人數為17萬人次，旅遊業產值386萬元。到了2016年，理縣生態旅遊接待人數為66.46萬人次，旅遊業產值達到9445萬元。

傭金“明碼實價”硝煙再起，費率透明化成中小券商突圍新路徑

正在轉型路上的券商經紀業務，又來了“攪局者”。切入點同樣是傭金，但扛起的大旗，卻是傭金費率透明化。

而這一次，“鯰魚”則是急欲突圍的是川財證券。不同於以往，川財證券並未以價格戰為突破口，而是將槍口指向傭金透明度問題：通過其“明傭寶”APP，公開標明每位客戶的實收傭金費率，不論客戶資金大小都按照同樣標準收取傭金、融資費率。

“多年來，證券行業一直存在傭金費率不公開、看人報價的問題，同樣的服務，不同的人，傭金高低相差很大。明碼標價技術上不難，關鍵是願不願意。”川財證券總經理助理周蔚說，通過此舉，可以讓券商傭金走向透明。

選擇傭金作為突破口，幾乎已成為中小券商轉型的標配。隨著市場不斷變化，高度依賴經紀業務的中小券商，打價格戰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在此背景下，中小券商轉型，必須通過差異化策略另辟蹊徑。如今，傭金率雖然不斷走低，傭金明碼實價卻沒有先例。

傭金明碼實價

“‘明傭寶’正式上線以來，客戶開戶量數倍上升。”在日前的媒體交流會上，周蔚稱，該產品於去年12月上線，最大的特點是公開標明實收傭金費率，並對所有客戶實行“一口價”。此外，該產品還將上線零手續費的保證金理財，收益為活期存款的10倍。

“很多券商實收傭金要前往交割單計算，要投資者動手算，有些人根本沒這個意識，甚至不會算或懶得算，放在賬戶最顯眼的位置，掃一眼就知道自己的實收傭金率。” 川財證券總經理助理周蔚說，此舉改善了客戶體驗，也是產品競爭力的體現。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中小券商，此舉為川財證券突圍提供了可能。但傭金明碼標價的做法，也讓川財證券承受不小的收入壓力。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前三季度，行業平均傭金率為3.94‱。而川財證券推出的“一口價”，要低於行業平均水平接近40%。

而川財證券年報數據顯示，2015 年、2016年，該公司營業收入 7.93 億元、5.22億元，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為4.72億元、3.75億元，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分別接近60%、67%，經紀業務收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碼實價意味著主動割舍既有利益，也意味著收入可能面臨縮水，肯定對自身的收入有影響，未來帶來什麽好處又不確定，2017年9月制定方案時，公司內部分歧很大，尤其業務部門擔心收入是否能完成。”周蔚稱，投資者是證券市場基石，應該得到應有的公平和尊重，明碼標價這條路非走不可。

周蔚稱，萬分之2.5的傭金費率，也是目前深圳市場公開價格，但回顧電商等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透明化和標準化，可以有效挖掘客戶需求，提升客戶的體驗，從而獲得市場的認同，這也是川財證券明傭寶選擇的原因。

中小券商差異化突圍

以低傭金作為突破口，幾乎已經成為中小券商近年轉型的標配。早在2014年，國金證券、中山證券等，就率先了開始降價。但時隔四年之後，單靠降低傭金率，能否奏效尚是未知數，傭金“價格戰”的空間已經不大。

根據證券業協會統計，2016年，全國129家證券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3279.94億元。其中，代理買賣證券業務凈收入1052.95億元。而在2017年，前述數據分別為3113億元、820.92億元，分別下降了166億元、230億元，經紀業務收入降幅接近22%。

經紀業務收入在大型券商收入構成中的比重，也在持續下降。根據公開披露，2017年，中信證券營業收入433億元，而經紀業務收入占比約為25%；海通證券同期營收為282億元，而經紀業務分別為收入占比也不到40%。根據證券業協會數據，2016年，經記業務收入在券商全部收入中的占比接近34%，而2017年已經降至26%左右。

與此同時，中小券商的收入、利潤，仍然高度依賴經紀業務。業內人士稱，一些中小券商經紀業務傭金收的比重，甚至達到50%以上。隨著不斷競爭加劇，券商經紀業務大幅下降，目前平均傭金率大約萬分之四左右，而且總體仍呈現下降趨勢。這就意味著，如果繼續降低傭金，必然對中小券商的收入、利潤產生巨大沖擊，降價空間已經不是很大。

同時，中小券商還面臨大型券商的壓力。在2017年年報中，國泰君安、華泰、廣發等大型券商，已將金融科技寫入核心競爭力。同時，大型券商豐富的產品、業務手段、工具、客戶基礎等，中小券商也難以正面競爭。

在此情況下，借助互聯網技術差異化競爭，為中小券商擴大客戶基礎、轉型提供了可能。川財證券傭金明碼實價的關鍵，也並不降低費率水平，而是指向券商傭金長期以來的不透明、不公開問題。在川財證券之前，鮮少券商關註，亦無傭金明碼實價的先例。

根據現行規定，證券交易傭金采取浮動費率，券商向客戶收取的傭金，不得高於交易額的千分之三，不得低於代收的證券交易監管費、交易所手續費。在此基礎上，券商制定傭金標準時，有較大的浮動空間，針對不同的客戶，實行差異化的傭金率。

傭金價格不透明，還引起了大量糾紛。業內人士稱，投資者如果不主動申請調傭，費率都基本停留在開戶時的水平。當時，傭金費率多數高達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而當下全市場的平均傭金水平，已降到萬分之四左右。

“零售商業明碼實價已經是通行慣例，多年來，證券行業一直存在傭金費率不公開、看人報價的問題，同樣的服務，不同的人，傭金高低相差很大，不同客戶的傭金最多相差10幾倍，顯然是不合理。”周蔚稱，川財證券此舉，可以讓券商傭金走向透明。

目前，券商傭金率在萬分之22.5到3‰之間，由於定價不透明，新客戶比老客戶低，沿海比內地低，省會城市比三四線城市低，競爭越激烈的地區傭金越低，反之則越高。而資金量大的客戶，也可能享受更低的傭金。入市越早，傭金就越高。

“我們規模比較小，必須一方面補差距，一方面突出特色，做大客戶規模。”周蔚說，明傭寶將引入智能投顧，利用大數據發掘、識別投資者投資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系統自動為其推薦公募基金組合,但川財證券更願意關註監管信息，比如投資者對券商的投訴，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行業有能力解決，但又沒有解決的客戶需求和痛點，實現差異化競爭，形成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中概股回歸新路徑：CDR落地日近

在港交所大刀闊斧開展發行制度改革之際，A股市場也有新動作。3月30日，CDR（中國存托憑證）試點正式官宣，明確符合條件的“獨角獸”公司可選擇CDR或IPO方式回歸A股。

隨著5月21日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發布《存托憑證登記結算業務細則（公開征求意見稿）》（下稱《細則》），市場參與者正感受到CDR落地越來越近。有消息稱，百度已經選定華泰證券，網易選定了華泰證券和中信證券擔任保薦機構。日前小米集團向港交所遞交招股說明書，阿里巴巴、京東等互聯網巨頭被紛紛猜測有望年內“回歸”，更是引爆熱點。

市場觀點認為，未來CDR的落地將解救因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額度限制以及中美兩地交易時間的不同等而受困擾的中國投資者，年內或有2～3家符合要求的公司發行，預計初步融資規模將達1700億～3500億元。

CDR腳步臨近

實際上，繼3月底發布《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幹意見》後，證監會就緊鑼密鼓開展行動，為CDR發行鋪路。

5月4日，證監會宣布就《存托憑證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反饋截止日為6月3日，預計《管理辦法》最快將於6月份正式發布。第一財經記者此前從監管層獲悉，待相關配套規則發布之後，有發行CDR意向的企業即可制定申請文件，預計最早6月份即可開始申請試點。

值得註意的是，試點企業境內上市方案不僅適用於境內註冊的未上市企業，也適用於未上市的紅籌企業（指註冊地在境外、主要經營活動在境內的企業）。這是紅籌企業首次被允許在境內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5月29日在出席第15屆上海衍生品市場論壇時表示，過不了多久，境外上市的紅籌科技公司將在滬深股市發行CDR，促進中國科技企業與中國資本更好地結合。

此外，證監會放寬了試點企業在境內上市的監管要求——只要在上市前充分披露，試點企業可以采用VIE架構和多層股權結構。證監會同時還免除了對試點企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連續三年盈利的要求。

證監會表示，中國存托憑證的持有人依法享有存托憑證代表的境外基礎證券權益。不過，證監會尚未公布有關CDR發行模式的細節，存托憑證與基礎證券之間轉換的具體要求和方式也將由證監會另行規定。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認為，CDR有兩種可能的模式：“發行新股”或“掛牌”的模式。前一種模式下境外上市公司可以向內地投資者發行新股（CDR）（類似於增發）進行再融資；而後一種模式下並沒有新股發行，CDR有點類似於一個以境外上市股份為基礎的境內交易衍生金融工具。這兩種可能的模式並不相互排斥。

5月11日，證監會修訂《證券發行與承銷管理辦法》（下稱《辦法》）部分條款，並公開征求意見至6月10日。

《辦法》的修訂內容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將試點企業發行存托憑證納入《辦法》適用範圍；2）允許發行規模2000萬股（含）以下的企業也可通過向網下投資者詢價方式確定發行價格，不限於直接定價；3）規定對網下配售的股份可根據需要靈活設定鎖定期，設鎖定期的股份不參與向網上的回撥，同時允許發行存托憑證的企業根據需要向戰略投資者進行戰略配售和采用超額配售選擇權，減少對市場的沖擊；4）明確未盈利企業估值指標的信息披露要求，應披露市銷率、市凈率等反映發行人所在行業特點的估值指標，估值體系更加多元和合理。

而5月21日公布的《細則》作為CDR重要的配套措施，對CDR各項登記結算業務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細則》針對CDR所涉及的證券登記、存管、結算等具體業務給予明確規範的同時，還考慮兼容“滬倫通”業務模式，為“滬倫通”預留了制度空間；明確暫不辦理存托憑證的質押登記業務，以及稅費收取和證券結算風險基金計提的具體問題。

除了上述公布的細則外，CDR其他相關系列規範性文件正在制定中。

預計初步融資規模超千億

今年以來A股市場新股的審批、發行節奏和量級與去年相比有所放緩。根據Wind統計，審核方面，2017年4月首發審核50家，通過率82.0%，2018年4月首發審核19家，通過率57.9%；發行方面，2018年4月IPO首發9家，募集資金57.7億元，分別同比下降了76.3%和72.3%。

中信建投分析師陳萌認為，存托憑證的發行對於二級市場新股供給將形成顯著增量貢獻，特別是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軟件和集成電路、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等行業的優質獨角獸企業，以及相關產業鏈上下遊的標的。

以往內地投資者受困於QDII額度限制，以及中美兩地交易時間的不同，對美股中概股的參與較少。然而無論從市值占比、市場表現，還是中概股巨頭來看，美股中概股都日益成為投資者不可忽視的重要投資方向。

新時代證券中小盤研究團隊認為，允許CDR進行戰略配售與采取超額配售選擇權對穩定二級市場具有重要意義，有利於A股市場平穩地接納以CDR回歸的紅籌企業，是為創新企業境內上市做出的適應性改變。

國金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李立峰表示，預計年內首批試點發行1～2家（市場預期阿里巴巴、京東的可能性較大），融資規模500億～1000億，發行時間或在今年三季度末或四季度。

國信證券分析師董德誌則認為，年內或發行2～3家，目前符合要求的公司共有BAJT 和網易5家互聯網巨頭，市值約7萬億元，按照2.5%～5%的融資比例進行測算，預計CDR初步融資規模達到1700億～3500億元，約占當前A股總市值的0.3%～0.6%。此外，對於尚未在境外上市的創新企業，國信證券篩選出共29家符合標準的公司有望發行CDR或IPO上市，市值約2.7萬億元。

由於IPO準備時間成本較高，且估值指引於7月1日起開始實施，估值規範應用時間相對較晚，董德誌預計CDR和IPO融資將分步驟進行，融資節奏會“先CDR後IPO”。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5月28日研報指出，結合考慮大概率發行CDR及潛在滿足CDR發行條件的企業，如果所有試點企業在1年內完成回歸，預計CDR業務將在2018年為券商行業帶來的平均凈收入、平均凈利潤分別為97.96億、51.37億元。

光大海外策略陳治中表示，CDR改革給予了內地投資者投資美股中概巨頭的機會，同時也代表著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和方向。實際上，無論是A股還是港股，政策的制定者們正在積極“求變”。

4月24日，港交所正式公布經修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新上市規則在4月30日生效，不僅為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發行人的上市合適性提供了具體指引，還提出接受同股不同權的創新產業公司上市。另外，允許合格發行人在港第二上市。國信證券認為，香港大刀闊斧的發行制度改革或吸引更多優質境內新興企業在港發行上市。同時，新興企業或在港上市後采取發行CDR的形式回歸A股。

市值大於10億美元的中概企業主要以ADR方式上市（資料來源：WIND、新時代研究所）

市值大於10億美元在美上市的“四新”企業共有33家（資料來源：WIND、新時代研究所）

“獨角獸”的蜜糖

今年，證監會明確提出對“生物科技、雲計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四大新興行業“獨角獸”IPO即報即審，深交所、上交所也要對“獨角獸”企業上市開設綠色通道。證監會副主席姜洋5月19日稱，證監會正推動發行上市制度進行“戰略性轉向”。CDR的即將推出，更是進一步為“獨角獸”企業提供了“回鄉的船票”，讓國內的社會資本得以擁抱它們。

5月17日，中國移動董事長尚冰在香港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上表示，將考慮通過CDR重新回到內地上市，主要目的是讓9億國內用戶“分享增長的成果”。“我們正在密切關註(CDR機制)。不排除我們的子公司重返A股市場進行IPO的可能性。”尚冰稱，公司將考慮各方的利益，尤其是現有股東的利益，以及公司的長期發展。

國際上對獨角獸的定義標準大致為三點：成立時間不超過十年；獲得過私募投資，且尚未上市；企業估值為10億美元以上。中國的定義除了滿足以上三點外，還需是在中國境內註冊、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若企業滿足以上四個條件且估值超過(含)100億美元的則被稱為“超級獨角獸”。

CB Insight數據統計顯示，從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獨角獸企業。其中來自美國的共118家，占49.78%；中國緊隨其後，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為英國和印度，分別有13家和9家。從估值角度來看，在2014年與2015年達到峰值，2018年總體規模為8370億美元。中美兩國之間差距不大並且平均每家企業估值中國遠高於美國。如果按行業來估值，排名前三的為金融科技、電子商務和軟件服務，約占整體估值的45%。

根據《2017年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截至2017年底，未在境內外上市且估值達到200億元的“獨角獸”約為29家。其中，融資輪次達到C輪及以上的包括滴滴出行、美團點評、餓了麽、小米、蔚來汽車、口碑網、今日頭條等。新時代證券分析師孫金鉅認為，能拿到C輪融資的企業已具備較成熟且清晰的盈利模式，多數企業在拿到C輪融資以後開始籌備上市，而達到B輪融資的公司中有90%因拿不到C輪融資而陷入資金困境。

這些“獨角獸”各輪融資金額中位數較過去大幅提高，一方面由於目前“獨角獸”各輪融資時間比在美上市“四新”企業晚了近十年；另一方面是因為“四新”企業之間競爭變得更激烈，後進入者面對激烈的競爭，對融資需求大幅增加。然而，從企業成立日到上市日來看：新浪和搜狐成立後分別僅用1.4年和2.4年就實現上市，市值大於10億美元、在美實現上市的“四新”企業平均歷時8.0年，快於A股的電子（10.6年）、計算機（11.1年）、通信（11.2年）等行業的平均水平。

《獨角獸報告》顯示，目前在美中概股共188家，總市值1.77萬億美元，折合11.1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A股總市值的19.9%。從發行方式看，有105家企業以ADR（美國存托憑證）方式上市，占比56%；從行業分布看， “四新”企業主要分布在信息技術、可選消費、醫療保健和金融行業，合計占比67%，其他企業主要分布在能源、工業和公用事業等傳統性行業。其中，市值大於10億美元的“四新”企業約為33家，市值合計約8090億美元，並且這些企業在赴美上市前大多獲得過VC/PE機構的投資。

2017年已經上市的中國“獨角獸”企業包括眾安保險、融360、閱文集團、藥明康德、中信建投證券、iReader掌閱科技等。今年3月，尚德機構在紐交所上市，彈幕網站嗶哩嗶哩和視頻網站愛奇藝亦先後正式登陸納斯達克。5月3日，小米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作為今年最受關註的IPO，多家券商對小米的估值超過1000億美元。

截至截稿，2018年已經有超過10家中概股“獨角獸”赴美上市。市場不僅接連傳出螞蟻金服、騰訊音樂、滴滴出行等內地科技巨頭籌備IPO的消息，更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稱，當下至少十數家內地科技公司已就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進行IPO，與投行人士和潛在投資者進行商討，這些公司總估值約5000億美元。

新華社：開創融合新格局 探索發展新路徑——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年間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親自見證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一年多來，“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備受關註的熱詞，中國南方這片活躍度極高的經濟熱土，又以嶄新姿態吸引了各界關切的目光。

在中國發展昂首步入新時代的宏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藍圖正化為腳步堅實的行動，願景正變成風生水起的現實——從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從探索科技創新合作到謀劃構建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邁開了打造國際一流灣區的步伐，生動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一國兩制”新實踐的勃勃生機。

互聯互通為大灣區“通脈”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香港人李誌平常年駕駛大巴車往返廣東江門與香港，深圳灣口岸經沿江高速通過虎門大橋，是他最熟悉的路線。如今，他翹首盼望著一條更便捷的通道——港珠澳大橋。“只要大橋啟用，我一定會選擇這條路，時間準，還不堵車，大家都方便。”他說。

一橋飛架三地，碧海終成通途。據了解，有“超級工程”美譽的港珠澳大橋已全線貫通，進入通車前最後準備階段。

在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局長朱永靈看來，這座全球最長跨海大橋集三地之力、融三地之智、便三地之民，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代表性工程。“三地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在大橋建設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大橋必將成為連接粵港澳大灣區東西兩岸的重要樞紐。”他說。

李誌平工作的江門勝利汽車站每天有１３班直通車前往港澳。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車站正加緊改造，即將成為香港機場的一個候機地點。這讓李誌平對自己的工作前景充滿了新期待。

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標誌性項目。此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計劃三季度正式通車，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及內地口岸區建設工作已進入尾聲；蓮塘／香園圍口岸、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等項目也在加快進行。另據了解，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已啟動《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編制工作，未來大灣區將建成“一小時城軌交通圈”。

除便利交通措施外，中央過去一年出臺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８月３日，國務院宣布關於取消一批行政許可等事項的決定，其中包括取消臺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事項。得知這一消息，在內地就讀研究生的澳門青年盧震豪格外高興。

“未來我最希望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因為有便捷的港珠澳大橋，開車穿梭三地會十分方便。”他表示，更重要的是，包括取消就業許可證在內的政策措施不斷出臺，使澳門青年獲得了更好的發展條件，迎來了更好的發展機遇。

廣東省推出了“便利灣區”１８項舉措。前海、橫琴、南沙率先實現港澳居民就業免辦就業許可證；專業資格互認深入推進，前海、橫琴試行香港工程建設模式；全省有５２所高校面向港澳招生，港資澳資醫療機構達４６家……

４２歲的香港居民李誌健２０１５年來到深圳前海工作，從取消就業證到繳納和提取住房公積金享受市民待遇，他在內地工作生活的獲得感大大增強。不久前，他還競聘成為深圳市前海能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生產服務部副部長。

“職業上有發展空間，收入上有保證，生活和工作環境更友好，我想在前海待下去。”他說。

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互聯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基礎性要素，一年來取得的顯著進展是大灣區建設的早期收獲，已經使三地尤其是港澳同胞受益。

創新合作為大灣區“充電”

香港青年聯會副秘書長廖永通２００６年來到內地，開啟自己第一個科技創業項目，目前在深圳做電動滑板車項目。因為有切身體會，他十分看好國家創新科技快速發展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

“包容的環境、扶持的政策，從金融服務到硬件設施的完善配套，加上背靠內地龐大市場，這樣的環境非常適合香港青年創新創業發展。”廖永通說。

一年多來，從青年人才創業到高校聯合科研，從產業園區建設到跨境項目投資，科技創新合作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推動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王福強介紹說，廣東已出臺《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打造產業聯動、空間聯接、功能貫穿的創新經濟帶。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正在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方案》，為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進行頂層設計。

今年２月，香港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首次為發展創科額外預留逾５００億港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科研合作、培育初創企業、推動產業發展等。特區政府計劃５年內將研發總開支大幅增加到每年約４５０億港元，在ＧＤＰ中所占比例由０．７３％提升至１．５％。

據了解，科技部、財政部今年５月出臺規定，鼓勵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組織實施；深圳和香港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推動港澳高校對接廣東科技成果轉化，６所香港高校在深圳設立７２個科研機構；粵港聯合創新資助項目達１５１個。

在科技創新合作熱潮中，粵港澳三地青年人才意氣風發。今年７月，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在橫琴揭牌創業基地，以此搭建三地青年專業人才培養合作交流服務平臺。

“我們希望借助橫琴基地這個平臺，以大灣區發展規劃為藍圖，幫助更多港澳青年來橫琴創新創業。”該協會創會主席李培說。

創新機制為大灣區“定盤”

過去一年間，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與粵港澳三地，落實《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共同推進相關工作，尤其在合作機制上進行綜合協調。通過創新合作機制，卓有實效地形成合力，推進高層次融合，是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要保障。

去年６月和１２月，內地與香港、澳門分別簽署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ＣＥＰＡ）下的投資協議和經濟技術合作協議，標誌內地與港澳經貿交流合作邁入新階段。據統計，粵港澳經貿合作與雙向投資發展形勢喜人，２０１７年廣東對港澳進出口額、實際吸收港澳投資和對港澳投資分別占全省的１７．３％、８２．８％和５７．５％。

值得註意的是，港澳參與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南沙、前海、橫琴進駐港澳資企業分別達１７００家、８０００家、２８００家；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紮實推進；南沙粵港澳青年創新工場、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等基地建設加快，累計建成科技企業孵化器８６８家，其中國家級１１０家。

今年５月，廣東粵澳合作發展基金正式簽約。該基金將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重大平臺建設、培育新興產業、共建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概念深入人心、機構紛紛成立、對接構想不斷推出、創新合作成果已然顯現……王福強說，一年多來，以框架協議簽署為起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起步，發展藍圖已從構想轉化為行動。從政府到民間，從學界到商界，從機構到個人，各方力量正凝聚起來。

一年多來，僅珠三角九市和相關部門就舉辦了近百場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題峰會、論壇等活動，三地各界廣泛參與。把握歷史機遇、建設一流灣區，正在激發內地與港澳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共襄盛舉的豪情壯誌。

世界灣區經濟，是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數據顯示，粵港澳大灣區面積約５.６萬平方公里，人口約６８００萬；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７年，粵港澳大灣區ＧＤＰ實現“四連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２０１８）》則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除突出的區位和產業優勢外，“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更是獨具一格。

回顧一年來的建設成果，有理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將在中央關懷、支持下，立足三地優勢、加強三地聯動，進一步高質量高效率向前推進。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大灣區和城市群，必將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圖景。

責編：李燕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