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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永登縣食藥監局設五級監管網絡 落實監管責任承包

郡縣治，天下安。由此可見，在整個食藥監管體系中，縣級也是其中極為關鍵的一環，也是食品藥品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

五級監管網絡機制

“白天辦公室沒人，只有我自己。”蘭州市永登縣食藥監局局長李遠順對國家食藥監總局走基層媒體團表示。

在空蕩蕩的、擺放整齊的辦公桌椅前，只有人名和其管轄的範圍地名，一掃過去機關人員一杯茶、一張報的辦公狀態。

“他們都下去了，去自己的片區，自己的片區自己負責，出了事找負責人。”李遠順輕松的說。

看似輕松的話，背後卻是李遠順完整的布局。在永登縣食藥監局辦公室的一整面墻上，掛著李遠順的地圖。他的版圖占據蘭州市總面積的45.9%，東西跨度101公里，南北跨度107公里。李遠順所領導的縣食藥監局在2013年“三定”方案後，組建成立了新的縣食品藥品監管局、稽查局、檢驗檢測中心和16個鄉鎮街道監管所。其中，食品藥品監管機構由2個增加到19個，人員編制由11名增加到113名，監管主體由2253家增加到5926家。

但是格局布好之後，新加入的基層人員的監管能力和專業知識面臨著巨大挑戰，急需破解新組建隊伍不會幹、不會管的難題。

“如果沒有專業化和技術支撐，單位靠人數的增加很難解決問題。基於這一點認識，永登縣會同人社、編制等部門把隊伍建設作為重點來抓，從一開始就提高了監管隊伍的準入門檻，明確提出劃轉人員年齡在35歲以下，有食品藥品相關專業背景兩個‘硬杠杠’，著力提升監管執法隊伍年輕化、專業化水平。”李遠順表示。

改革時劃轉給李遠順的食品藥品相關專業人員22名，法律專業人員4名，其余不符合專業和年齡要求的，他只要了編制，沒有簡單地增加人數。對於拿到的空編，李遠順根據崗位需求，通過公務員、事業單位統一招考。2014年招考了食品藥品專業人員20名，其中檢驗檢測人員4名，研究生學歷2名;今年又招考食品藥品專業人員15名。通過劃轉、招考，監管人員專業化程度達到70%以上。

“我將全縣所有監督人員劃分到具體的監管區域，協助農村食品藥品監管。因為機構組建初期，鄉鎮監管人員有不會管、不敢管、管不好等問題，通過把劃片包幹、網格化監管和‘統一’、‘分散’相結合作為全縣基本工作機制。沒有把監管責任全部壓給鄉鎮監管所，將食品生產和藥械監管統一由縣局負責，既強化了監管責任落實，也保證了日常監管質量和效率。”李遠順表示。

目前，永登縣在原來縣、鄉、村、社四級監管網格的基礎上，在鄉鎮監管所這一級之上設立了中心監管片區。在全縣五級監管網絡機制中，縣局一級是“主腦”，承擔統一協調、統一指揮、信息匯總、應急處置等全縣食藥安全綜合職能，對全縣食品藥品安全監管負總責。中心片區一級下轄若幹鄉鎮，每個片區均由1名局領導班子成員包片負責，對所轄鄉鎮監管所的監管工作統一協調安排，集中所轄鄉鎮監管所的執法力量，對所轄鄉鎮工作逐一監督檢查。片區由於領導班子成員帶隊負責、人員集中，不但使片區在與鄉鎮政府協調、查處重大案件時更加“從容有序”，而且降低了行政成本，使有限的監管資源得到了最大程度發揮。第三級為16個鄉鎮食品藥品監管所，承擔本鄉鎮內的監管工作，確保信息上傳下達。第四級為村級協管站，在每個村固定1-2名協管員，負責本村政策宣傳、信息報送、日常協查等工作。第五級為社級信息點，在全縣每個自然村聘請1名信息員，負責本社內信息報送，宣傳普及食品藥品安全知識。

在信息報送工作中，永登縣堅持“零報告”制度。每天下午3點前，由協管員、信息員將信息上報到村級協管站，4點前信息上報鄉鎮所，5點前信息上報到縣局。同時，對突發事件、緊急信息采取“第一時間報告”制度。

“這就是每天的信息匯總，每個信息都會先發到qq群里，上報信息是發生了即匯報。”李遠順拿著一疊紙質的信息記錄簿展示給記者。這些記錄簿就是他要考核的一個抓手。

向政府爭取支持

李遠順認為食品藥品安全要實現全過程、全鏈條監管，單靠食品藥品監管部門一家的力量很難實現。永登縣再寬的肩膀，也挑不好這副擔子。

“機構改革後，許多人認為現在食品藥品安全歸食藥局一家管，一些相關部門也有把責任往外推的傾向。”李遠順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向縣委縣政府爭取各種可能性的支持。

“機構改革後，永登縣既面臨監管機構和人員力量加強的比較優勢，又面臨基層監管空白、監管執法裝備短缺的重重困難。必須破解執法裝備短缺、基層基礎工作薄弱的難題，迅速夯實基層基礎工作，提升基層食品藥品監管能力。我們把爭取縣委縣政府重視支持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報告真實情況、提出務實建議。”李遠順表示。

他建議縣委縣政府將食品藥品安全納入公共安全重點任務，調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員會，縣直14個相關職能部門為成員，各鄉鎮成立由鄉鎮長任主任的食品藥品安全委員會。同時，他建議縣政府把食品藥品安全列入政府工作重要內容，同各鄉鎮、相關單位分別簽訂責任書，鄉鎮政府同責任單位和村組簽訂責任書，各監管所與各監管對象分別簽訂了食品安全承諾書和藥械質量安全責任書。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責、企業是第一責任人的責任體系落實在了具體工作中。

李遠順的努力得到了認可。

“食品安全事關老百姓的大事，這個是我們最為重視的事情，因為車改沒有車，但是執法車輛不能沒有，為此我們給基層配備了10輛執法車。”永登縣縣長楊平表示。

而事實上，李遠順爭取到的更多。永登縣縣委縣政府在縣級財力十分吃緊的情況下，把食品藥品安全作為公共安全的先導性、基礎性、戰略性工程，制定出臺一系列“含金量”極高的政策措施，填補空白、補齊短板。

包括落實資金880萬元購置並改造了局機關辦公樓，使之具備了行政辦公和技術支撐等多重功能;把鄉鎮監管所建設納入鄉鎮黨政目標管理考核，明確要求各鄉鎮提供不少於100平米的辦公場所;一次性拿出320萬元，為每個鄉鎮監管所解決建設經費20萬元，並統一采購了辦公桌椅、文件櫃、電腦、打印機等辦公設備，購置了執法服裝。目前，永登縣鄉鎮監管所辦公用房面積普遍達到90平米左右，已建成8個規範化鄉鎮所，預計到2016年基層監管所全部達到規範化標準。

李遠順表示，只有始終堅持“全局一盤棋，分片不分家”的思路，重基層、輕機關，大力精簡全系統機關工作人員，下沈監管重心，領導包片、科長包鄉、所長包村、幹部包戶，將有限的監管力量全部納入到6個片區、16個鄉鎮，210個村1550個社的監管網格之中，才能實現了基層監管全覆蓋。

今年累計出動執法人員22718人次，檢查生產經營場所13367戶次，集貿市場等各類市場72個次，查獲假冒偽劣食品843公斤，檢查覆蓋率到達了100%，執法力度和監管頻次為往年之最。

無人機駕駛員招募難 五角大樓依賴私人承包商

美國軍方將無人駕駛飛機廣泛應用於抗擊“伊斯蘭國”(IS)及其他恐怖組織的各種行動，導致駕駛無人機的空軍飛行員和其他操作人員短缺，五角大樓不得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偵查任務上更多地依賴私人承包商。

承包商至少幾百人

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五角大樓便開始雇傭承包商來執行此前由軍人執行的多項任務，如保護軍事基地和為服務人員提供飲食等。美國空軍方面表示，目前的無人機操作人員承包商均位於無人機飛行的地區，並且不允許這些承包商“扣動扳機”和“發射武器”，但在他們所能執行的偵查任務類型上並沒有限制。承包商還負責提供戰鬥及特別任務的直播視頻流。

過去10個月來，奧巴馬政府加大了對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境內“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勢力的打擊力度，五角大樓增加了4架承包商無人機，而目前每天由美國空軍操作的無人機大約有60架。

官方消息稱，未來兩年五角大樓還計劃增加6架承包商無人機。美國空軍方面表示，參與無人機飛行任務的承包商數量和身份被視作機密信息。不過，五角大樓方面表示，承包商至少有幾百人，其中許多人是前無人機或戰鬥機飛行員，他們現在的收入是服役時期的2~3倍。

飛行員招募困難

上世紀90年代，美國軍隊首先在巴爾幹地區廣泛使用無人機。到了2005年左右，每天行駛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美國無人機已有10多架。2010年，無人機數量穩步上升到了約60架。

2014年，奧巴馬總統下令加強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IS力量的軍事打擊力度。當年下半年，奧巴馬決定授予無人機更廣泛的任務。

但美國空軍並未對此做好充分的準備——飛行員非常難找。通常情況下，飛行員需要在沒有窗戶的房間內盯著計算機顯示器長時間工作，也沒有太多假期。因為看過太多空襲，有不少操作過武裝無人機的飛行員飽受創傷後壓力綜合征的折磨。另外，空軍中還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駕駛無人機不像駕駛傳統軍事飛機那樣光鮮或受人尊重，因此無人機駕駛員的招募相當困難。

無人機駕駛員甚至還成為了恐怖分子的目標。今年春季，IS發布了一份包含了十幾名高級美國空軍軍官的詳細信息列表，其中包括這些軍官照片、家庭住址和其他個人信息。

操作無人機需要有廣泛的支持網絡。通常來說，需要一名駕駛員和一名攝像頭操作員來控制無人機。而由於無人機需要長時間飛行，所以可能需要配備幾組替班人員。無人機拍攝回來的畫面分析更是一項勞動密集型工作。一架無人機所需要的分析師可能多達40多人，這些分析師觀看長達幾小時的拍攝畫面，以評估目標和其他情報信息。

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美國空軍在2015年1月啟動了一項包括幾項措施的計劃，以緩解無人機駕駛員緊缺的壓力，其中一項便是增加薪酬。

通常情況下，承包商的報酬要比現役軍人高得多，因此一些空軍高級官員也表示，這種情況可能或加劇軍隊無人機飛行員的短缺，因為私營行業的高薪會吸引飛行員“跳槽”。

安全監管

武裝無人機和情報無人機均在戰場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但奧巴馬政府卻因為在無人機的使用上不夠透明的做法收到了廣泛的批評。

“這是又開啟了一個‘潘多拉魔盒’。自9.11以來，我們看到安全承包商方面出現過不少問題，現在似乎是一夜之間有了改進，但這之前十年可是問題層出不窮的十年。”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勞拉·迪金森(Laura A. Dickinson)說，“無人機是一個全新的領域，沒有太多的透明度，現在又雇傭承包商來操作無人機，這里顯然沒有監管和責任的清晰界定。”

美國空軍官員表示，有許多安全措施來培訓和監管承包商，但卻拒絕提供相關細節，包括承包部署在何處、是哪些公司在操作這些飛機等等。美國空軍女發言人燕蔔蓀(Erika Yepsen)稱，承包商執行的飛行任務“受到政府空中代表和政府地面代表的雙重監管”。她還補充說：“另外，這些任務的計劃和執行所受到的監管和現役軍隊飛行員是一樣的，傳感器所產生的信息也以與軍事情報部門相同的標準進行采集、分析、傳輸和存儲。”

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咋處理？國務院提有償退出試點

10月20日，從中國政府網獲悉，國務院今日印發《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

規劃提出，到2020年，全國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國家糧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農產品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顯著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進一步增強，農民生活達到全面小康水平，美麗宜居鄉村建設邁上新臺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郊區、國有墾區和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以高標準農田為基礎、以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為支撐的產能保障格局基本建立;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基本構建;農業灌溉用水總量基本穩定，化肥、農藥使用量零增長，畜禽糞便、農作物稭稈、農膜資源化利用目標基本實現。

規劃同時提到，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並保持長久不變，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完善“三權”分置辦法。加快推進農村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力爭2018年底基本完成。在有條件的地方穩妥推進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試點。

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著力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有序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到2020年基本完成經營性資產折股量化到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健全非經營性資產集體統一運行管護機制。

規劃指出，要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統籌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改革，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保障進城落戶居民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建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制，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

規劃還提出，完善財政支農政策，要健全財政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在厘清政府和市場邊界的基礎上，將農業農村作為國家財政支出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重點保障領域，建立健全與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涉農資金投入保障機制，確保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用於農業農村的總量逐步增加；整合優化農業建設投入，鼓勵采取投入補助等方式實施建設項目，鼓勵社會資本主導設立農業產業投資基金、農墾產業發展股權投資基金；調整優化農業補貼政策，逐步擴大“綠箱”補貼規模和範圍，調整改進“黃箱”政策。完善農業三項補貼政策，將種糧農民直接補貼、農作物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合並為農業支持保護補貼。要創新金融支農政策，完善信貸支持政策。強化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對農業發展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建立健全對商業銀行發展涉農金融業務的激勵和考核機制，穩步推進農民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加大保險保障力度。逐步提高產糧大縣主要糧食作物保險覆蓋面，擴大畜牧業保險品種範圍和實施區域，探索建立水產養殖保險制度，支持發展特色農產品保險、設施農業保險。建立農業補貼、涉農信貸、農產品期貨和農業保險聯動機制，擴大“保險+期貨”試點，研究完善農業保險大災風險分散機制。

規劃提到，對大豆、棉花、糖料蔗等重要農產品劃定生產保護區，2020年計劃糧食（谷物）綜合生產能力5.5億噸。健全農產品市場調控政策，繼續執行並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建立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調整完善棉花、大豆目標價格政策。

【社論】農村土地改革：老有所養比承包權重要

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水平進展到相當程度，農村作為中國經濟下一個動力源，近年來頗受關註。而且，農村計劃經濟體制遺留較多，市場經濟大潮之下，改革勢必要觸及。

針對農村體制談及最多的土地問題，近日決策層印發了《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下稱《意見》)，將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此舉被視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

“三權分置”內涵在於，將原本捆綁於一體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從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的兩權體系過渡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的三權體系。其中最大突破是放活土地經營權，在保護農民相應權益的同時，盤活土地資源要素市場。

實際上，在《意見》印發之前，不少農村地區已出現“三權分置”類似運作模式。不過這種模式同樣面臨難題，諸如中央每年對“三農”投入大量補貼，這些補貼是分配給享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民，而非享有土地經營權的真正種地者，這不符合補貼政策的本意——補貼出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此外，“新型地主”將出現，按照制度設計，將土地經營權轉讓出去的農民，部分盡管已經落戶到城鎮，但仍然享有承包權，而流轉土地的農戶需定期支付地租或其他利益給這些“地主”。

換言之，“三權分置”雖為土地經營者提供了保障，但因遺留問題不少，且未能達到“誰種地誰擁有土地”的改革初衷。因此可以斷言，如果停留在現行土地制度框架之下，土地制度改革將永無窮期。

回顧歷史，當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上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的產物，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包幹到戶乃80年代初所確立。這些政策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揮了作用，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勞動熱情，令農村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然而，歷經數十年滄桑巨變，特別是隨著城市化進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進一步統籌協調，當前農村土地制度與框架存在的前提已發生根本變化。

以其中影響最大的城鎮化建設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達56.10%，而1980年初不到20%，此外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常住”。農村人口城鎮化以及湧入城市“謀生”，改變了農民對於土地的依存關系，且由於糧食收購價格遠遠滯後於物價和勞動力價格漲幅，土地為農民帶來的收入貢獻越來越少，很多甚至不再將土地作為創收途徑。

土地已不是絕大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意味著農民的就業、養老不能再依靠土地。而現行制度框架下，農村勞動力沒有工作不計入失業統計，養老也只有每月數十元的補貼，這對曾經同樣為中國經濟騰飛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農民而言，很不公平，同時也成為了農村土地改革的主要阻力。

而且，在農耕文明時代已經遠去的今日，令農民依附於土地之上，或者認為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收入和養老的保障，都不再與現行經濟發展形態相符。換言之，土地對人的束縛關系早已被掙脫，農民對於土地的依存如今也已瓦解。

一言以蔽之，欲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把農村打造成經濟動力源，打破現行土地制度框架在所難免。當然，在改革土地制度時，要充分保障農民利益，防止對農民造成二次傷害，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讓農民老有所養。

農業部：保護農民承包權是“三權分置”重要核心問題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今日的發布會上回答一財記者問時表示，農戶的承包權屬於用益物權。農戶流轉土地給經營主體，把經營權轉讓出去，現在實行合同管理，就是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要簽訂合同，這可以從法律和政策上，使承包農戶的權益得到保障，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強迫或者限制他們流轉土地。農民有真實意願，可以依法有償退出承包地。

他強調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是“三權分置”的重要核心問題。

3日，國新辦召開新聞發布會，韓長賦介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這一意見已於10月30日正式對外公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兩個問題，在《物權法》中承包經營權是用益物權，但如今中央提出“三權分置”，從承包經營權中分離出的經營權是屬於物權還是債權?在之後的抵押擔保中，如果出現困難和糾紛又該如何協調?現在中央出了新的政策，與之相關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是否加快修改進程?第二，本次《意見》中，強調了承包權的保護，但是之前中央提到過農戶是可以依法自願有償退出土地承包權，學界有擔憂，如果過度強化土地承包權的話，可能會適得其反，即農民不願意退出土地，農業始終無法實現規模化經營。你怎麽看待這種說法?

韓長賦：農戶的承包權屬於用益物權。農戶流轉土地給經營主體，把經營權轉讓出去，現在實行合同管理，就是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要簽訂合同。簽訂合同要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來規範運行，農民集體以及政府的農業經營管理部門可以加以指導。這個制度安排可以從法律和政策上，使多方的權益得到保障，特別是承包農戶的權益，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強迫或者限制他們流轉土地，但是你要按規定備案。

你講的第二個問題，現在一部分農民進城了，是否可以依法退出他的承包地。文件和政策當中，如果他確實有真實意願，可以依法有償退出。現在全國的一部分縣搞試點，試點涉及的農戶也不多。我想和大家說明的是，在農民退出承包地的問題上，現在只有少部分農民有這個意願。進城農民退出承包地，要有足夠長的歷史過程，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為什麽？我們農村人口多，農民舉家進城是少數，多數是年輕人在城市打工，父母、孩子在農村生活。特別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情況，城市的就業也不那麽寬松。農民進城就業，他沒有足夠穩定的時候，還要保留他的承包地，使得他進退有據，所以探索也應當是審慎的。

我想再強調一點，“三權分置”很重要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為此，中央十八大以後進行部署，在農村全面開展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目前，已經有2545個縣（市、區）、2.9萬個鄉鎮、49.2個村開展，已經完成確權面積7.5億畝，接近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60%。為什麽開展這項工作，就是“確實權、頒鐵證”，讓農民放心，這個土地承包權是你的，而且是長久不變的，不會因為你出去打工了，這個權利就沒有了，使他放心的轉移就業，同時使他放心的流轉。還有一個好處，確權頒證後，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心里都有底，流轉時間可以長一點、穩定一點，也便於新主體拿到土地生產經營的長遠預期，這也是當前的一項重大政策，一項重要的工作。所以它和“三權分置” 是配套的，都屬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農民家庭承包的土地可以由農民家庭經營，也可以通過流轉經營權由其他主體經營，但是無論土地承包經營權如何流轉，土地承包權都屬於農戶家庭。這個基本原則，我們搞“三權分置”和土地流轉過程中還要繼續堅持。

韓長賦：農民可依法有償退出承包地 ，但需足夠長歷史和耐心

“‘三權分置’的核心問題是要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11月3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稱，未來土地經營權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是大趨勢。

日前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下稱《意見》)，將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下稱“三權”)分置並行視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韓長賦認為，《意見》把承包農戶、新型經營主體雙方在承包地上權利厘清了，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流轉中產生的糾紛，確保農業的健康發展和農村的社會穩定。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發布會上提問關於三權中的承包權、經營權性質所屬以及農民是否能退出承包地，韓長賦做出相關回應。

六成承包地完成土地確權

在發布會上，韓長賦稱，十八大以後，中央部署在農村全面開展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登記頒證，是為了“確實權、頒鐵證”。

確權有兩方面的好處。韓長賦說，一方面是讓農民放心，土地承包權是農民的，而且是長久不變的，不會因其出去打工就失去這個權利，這能夠讓農民放心地轉移就業、流轉土地;另一方面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心里都有底，流轉時間可以長一點、穩定一點，也便於新主體拿到土地進行生產經營的長遠預期。

韓長賦表示，確權跟“三權分置”配套，都屬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目前已在2545個縣(市、區)、2.9萬個鄉鎮、49.2萬個村開展，完成確權面積7.5億畝，接近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60%。不過，無論土地的經營權如何流轉，承包權都屬於農戶，這個基本原則是搞“三權分置”和土地流轉過程中必須要繼續堅持的。

在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中，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界定為用益物權。那麽由土地承包經營權派生出來的承包權、經營權又應該屬於什麽權利?《第一財經日報》在會上進行了提問。

對此，韓長賦回應稱，農戶的承包權屬於用益物權。農戶流轉土地給新的經營主體，把經營權轉讓出去，現在實行合同管理，承包農戶和流入土地的新經營主體雙方要簽訂合同，簽訂合同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來規範運行，農民集體以及政府的農業經營管理部門可以加以指導。

他認為，這個制度安排可以從法律和政策上使多方的權益得到保障，特別是承包農戶的權益，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強迫或者限制他們流轉土地，但是需要按規定備案。

農民退出承包地需歷史耐心

在日前頒布的《意見》中，盡管提到過“有權依法依規就承包土地經營權設定抵押、自願有償退出承包地”，但是進一步強化承包權仍然出現在字里行間，如“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取代農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都不能非法剝奪和限制農戶的土地承包權”。

那麽農民是否可以退出承包權?本報對此進行提問。

韓長賦回應稱，依據文件和政策，如果農民確實有這個真實意願的話，可以依法有償退出。現在全國的一部分縣搞試點，試點涉及的農戶也不多。

而且在農民退出承包地的問題上，“現在只有少部分農民有這個意願。進城農民退出承包地，要有足夠長的歷史過程與足夠的歷史耐心。其中原因在於，農村人口多，農民舉家進城是少數，多數是年輕人在城市打工，父母、孩子在農村生活。特別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情況，城市的就業也不那麽寬松。農民進城就業，在他還沒有足夠穩定時，還要保留其承包地，使得他能夠進退有據，所以探索也應當是審慎的。”韓長賦說。

局部土地流轉增速放緩

在“三權分置”後，土地流轉比例是否會提高？韓長賦表示，土地經營權流轉戶數和面積逐步增加是大趨勢，不過近期局部地區的增速會有所放緩。

現在全國土地流轉面積占承包地面積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沿海發達地區約二分之一。土地流轉的比例要從實際出發，順其自然，因勢利導，決不搞行政命令、不下指標、不搞一刀切。

對於各地方土地流轉的比例出現差異，韓長賦分析，由於有些地方城市化進程較快，二、三產業的就業渠道多，流轉得快一些;有些地方不夠發達，可能就慢一點。總體來說，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程度，要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與農業科技進步和生產手段改進程度、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提高相適應。

而局部地區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則在於農產品價格方面的變化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確實有少數經營主體的經營狀況出現了虧損，也有個別出現了退地現象。最近農業部門已經開展調研，一方面引導經營主體更好地應對風險，一方面通過指導合同履行減少糾紛，韓長賦說。

近年來大量農業人口轉向二、三產業，家家包地、戶戶種田的局面已發生改變。土地承包權主體和經營權主體分離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農業生產者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2.3億農戶雖然是土地承包者，但很大一部分已經將承包的土地流轉出去。目前全國已有270多萬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它們不一定擁有土地承包權，但流入了較大規模的土地搞農業，擁有土地經營權，它們才是真正的農業生產經營者。

韓長賦認為，在實行“三權分置”之後，需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處理好傳統承包農戶和新型經營主體二者的關系。

鄭功成：中央承擔應有責任 社保改革亟須突破“地方承包制”

與中國社保相伴而生的“中央點菜、地方埋單”的制度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的關頭。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呼籲，在這一輪的社保改革中，地方政府不能按照“承包制”思維來獨立運作社保制度，中央政府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鄭功成在25日舉行的第三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做出如上表示。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是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主辦的社保年會，自2015年學會成立暨首屆學術大會召開以來每年2月份在京舉辦。本屆大會的主題是“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社會保障的權責劃分不明確是現行社保制度備受詬病之處，這也成為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方案遲遲難以出臺的重要原因。正在制定中的養老保險頂層設計需在央地事權財力的分配上做出突破。

走出“地方承包責任制”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稅收法規形式劃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範圍，但對政府間的社會保障事權並沒有做明確的界定，現行社會保障管理沿襲傳統體制，政府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劃分仍十分模糊。

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偏低和地方發展不平衡等，中國選擇了條塊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中央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給出了框架性的支付安排，並賦予地方較大的自主權。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在全國範圍內基本統一，但具體政策卻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存在很大差異。

鄭功成把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承包責任制”。采取地區分割，自下而上漸進改革的直接後果，是各地的“模式創新”五花八門。同時，籌資不公和待遇不公損害了制度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地區間競爭的不公平。

“這使得整個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真正理性的走向成熟、定型，其公信力和可持續性受到了侵害”，鄭功成說。

當前社保改革中的一大難點是如何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政府收走了大部分的財政稅收，而把大部分的財政支出責任尤其是社會保障支出責任留給地方政府，從而形成了社會保障制度實施過程中的“財權層層上收，事權層層下移”的局面。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說，在這種“中央點菜、地方埋單”的社保運行模式中，地方政府承擔了與本級財力不相匹配的社會保障支出責任，經濟發展到新常態之後，地方土地財政式微使得這種運行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從社會保障發展的歷史來看，社會保障的公共品屬性和肩負的國家治理使命，決定了它必須由中央政府主導，並通過立法賦權明責才能付諸實施。

鄭功成建議，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時候，需堅持政府主導，確定中央政府的權威。特別需要盡快從以往的地方創新為主提升為國家層面統籌考慮。

他說，必須強化中央政府的決策責任，確保中央政府對基本養老保障制度牢靠的掌控權，地方政府可以博弈責任分擔方式和比重，但不應享有自行創制或是按照“承包制”思維來獨立運作制度的權力。中央政府應該擔負起頂層設計、推動社保立法、合理配置資源、維護制度統一的重大責任。

關於地區之間的差距，鄭功成表示，在地方發展失衡的條件下，可以允許一定時期內存在差距，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統一制度的目標和扭曲通往目標的路徑。在深化改革中不僅不能屈從地區差距，放任地方分割，而且應當盡可能地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來促使公共資源得到更加公平的配置，讓社會保障成為縮小地區差異，實現地區協同發展的重要手段。

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方案制定之難

養老保險頂層設計中強化中央責任的一項政策是推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楊燕綏認為，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將實現中央政府在公共品供給上的“零突破”。

“全國統籌意味著中央政府將第一次‘親手’為全體國民提供公共服務。中央只有親自做過之後可能才會切身理解地方的難處。”楊燕綏說。

按人社部公開的時間表，2016年應該出臺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方案，但方案卻遲遲無法出臺。人社部一位參與政策制定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方案制定的困難之一在於如何劃分中央與地方對基本養老金的籌資和支付責任。

養老金統籌到哪一級，就意味著哪一級政府要為養老金來承擔兜底的責任，上級政府缺乏提高養老金統籌層次的動力，這是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了20多年都仍然停留在縣市一級的根本原因。

如今養老金的收支狀況受到人口老齡化的沖擊，再加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基礎養老金的全國統籌作為一項緩解養老保險基金壓力和降低企業成本的舉措被社會寄予厚望。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在最新一期的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刊《社會保障評論》中撰文說，當前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構成，以地區為單位制定繳費政策和待遇領取辦法，形成社會保障的逆向支付格局，地區間余缺調劑能力差。

宋曉梧建議由地方政府負責發放的基礎養老金及待遇調整改由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按照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征收參保單位的繳費，省級政府按照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征收參保單位和個人的繳費，主要承擔“老人”的一部分養老金、“中人”的過渡性養老金和“中人”、“新人”的個人賬戶養老金的發放。

改革後部分地方可能出現收支缺口，可考慮由地方財政補貼來彌補，中央對特別困難的省份提供專項轉移支付。隨著“中人”和“老人”的減少直至消失，養老保險基金收支逐步平衡，這時可相應降低單位繳費比例，最終形成基礎養老金由中央負責，個人賬戶養老金由地方管理的格局。

鄭功成表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老齡化、互聯網、新業態等發展均要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作出相應調整，必須將社會保障體系作為一個內容完整、結構優化的整體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賦予其與國家財政、金融等宏觀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全國人大代表蔡繼明建議建立進城農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

隨著農地“三權分置”的制度設計出現，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承包法》)正面臨修法的挑戰。

3月2日，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做客中國經濟網2017兩會特別報道節目稱，《承包法》需要通過總結農地“三權分置”的經驗加以修改。政府應該探索建立進城農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從而鼓勵農村轉移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

“三權分置”的效應

2015年，全國耕地20億畝，農民戶均8.7畝，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6，約為美國的1/360。目前，我國農地經營規模達到50畝以上的農戶大概有350萬，共經營了3. 5億畝土地。我國2.3億農戶中大概只有6800萬農戶或多或少流轉了土地，流轉面積只占全部承包土地的三分之一。

蔡繼明稱，我國目前的農地經營規模異常狹小，嚴重地制約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若全國農村達到每戶100畝的規模經營水平，需要把現有90%農戶的土地轉移到10%的農戶手里，這無疑是一個極其艱巨又必須完成的戰略轉移。

此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在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與農戶承包經營權兩權分離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與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

他評價稱，這一舉措順應了廣大農民特別是大量進城務工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願，和繼續務農的家庭以及下鄉的工商資本實現農地適度規模經營的要求，從而有利於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步伐。

不過，《意見》在強調放活“經營權”的同時，又將分離後的農地承包權認定為集體所有制成員權，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得承包本集體的土地，農戶已獲得的承包權又只能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轉讓並經農民集體同意;流轉其土地經營權的，須向農民集體書面備案，經營主體再流轉土地經營權或依法依規設定抵押，也須經承包農戶或其委托代理人書面同意，並向農民集體書面備案。

蔡繼明認為，這些規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土地的流轉以及農民土地財產權益的實現，從而不利於農地適度規模經營的實現和農民工的市民化。

進一步深化農地承包制改革

蔡繼明稱，我國農地承包經營制改革應在原有合理的法律基礎上推進。

比如，我國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是允許集體土地發包和轉包給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現行的《物權法》規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屬於《物權法》保護的用益物權，而用益物權人有權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農村集體亦有權將土地發包給本集體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承包，集體經濟成員也可以將土地承包權轉讓給非集體經濟成員。

此外，《承包法》還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蔡繼明提醒說，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工進城，首選的是設區(地級)以上的大城市，要求全家遷入地級以上城市的農民無償放棄原有承包地，不利於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與《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的構建“兩橫三縱”和“集中均衡”的城市群戰略相悖。

在今年的兩會建議中，蔡繼明提到，應該探索建立進城農民承包地、宅基地有償退出機制，從而鼓勵農村轉移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承包法》中的這一條款正是需要通過總結農地“三權分置”的經驗而加以修改的。

另外，他提到，政府應按照《承包法》所強調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遵循平等協商、自願、有償的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或者阻礙承包方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蔡繼明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落戶和遷徙定居，傳統的村落有的興盛，有的衰亡，彼此之間的合並重組已經不可避免，由此必然要求農地承包權的流轉跨越原集體經濟組織的界限，甚至不同村落的集體土地所有權也難免會發生相應的轉移和重組。農地制度的安排應該順應這一城鄉關系變革和農村傳統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

最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他說，城鄉之間、城市之間、鄉村之間的人口流動會愈加頻繁，規模也會越來越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改革和發展方向應該是開放的，既要允許原有的成員進城落戶之後通過轉讓土地承包權而放棄其成員權，也要允許外來的人口通過接入承包權獲得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特別是在農村集體資產(包括土地)股份化之後，農民初始獲得的集體資產的股份完全可以自由轉讓給任何單位和個人。

我鄭重宣布，這片仁波切被咪蒙承包了

王旭的王 2017-03-21 10:25

本文由王旭的王（微信ID：wangxudewa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王旭。

壹

前天的朋友圈，被GQ雜誌的一篇名為《咪蒙：網紅，病人，潮水的一種方向》刷屏，我認為這是傳統媒體的一次徹底的潰敗，以及繳械投降。

傳統媒體真是越來越不長進了，網紅哪個年代都有，我也沒有見過哪本雜誌會給芙蓉姐姐做人物專訪。尤其還是一本西方傳統時尚大刊的中文版，這選題的路數完全是迎合的味道，而且思路是混亂的。不知道GQ的讀者們怎麽想，一本高端時尚男刊，你給他們看咪蒙？

這篇文章寫得太過狗血，就像咪蒙自己寫的那些大爆款文章一樣，血腥味兒和荷爾蒙味兒交相混雜，看完了之後不過是一地雞毛罷了。

但是其中的一段很有意思，我覺得對解讀咪蒙這個人很有幫助：

被罵最狠的時候，咪蒙通過看書疏解情緒。她連續看了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三本書，《正見》、《人間是劇場》和《八萬四千問》。那段時間也是漲粉最快、廣告商問詢度最高的時候。有時一天漲粉20萬，五六十個廣告商在 QQ 上詢問價碼，接下來的八月推送了15篇廣告，頻率為全年最高。她承認，這讓她平複了一下心情。

這是這篇報道的精髓，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咪蒙，無論她扮演成什麽樣的知心大姐和婦聯主任，賺錢才是她永遠放在第一位的事情，終究它還是一個營銷號。至於什麽女權主義，那都是騙傻姑娘們玩的。

當然我不反金錢，也不反商業，因為你沒看到人家看的那些讀物嗎，都是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書，其實就是教你如何去發財。北京朝陽區號稱有三十萬野生仁波切，你以為他們是弘揚佛法呢，他們一樣是幫明星雇主們加持而賺錢的，如果他們不具備這種特質，那麽他們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貳

一個作者經營一個公眾號，僅僅靠自己的所謂價值觀輸出，就可以聚攏上千萬的粉絲，動輒就拿到千萬投資，這本身就是一種荒誕。姑且不論這種輸出的可持續性有多久，但這種一己之力就能達到的量級，一定有其反常規和反智力的特征，尤其是反智力的這一面，則是對公眾心理學有深刻的研究和摸索。

如何去煽動公眾的情緒，是傳播學的一條原罪，而這條原罪特別適用於營銷，因為可以被煽動的是大多數人，他們可以帶來強勁的消費能力。

大多數人是默默無聞的普羅大眾，他們渴望與眾不同又害怕與眾不同，而那些宣揚極端思想的營銷大號，給了他們樹立了一個假想敵，把他們人生中所有的悲劇歸咎到假想敵的身上，這些人終於找到了發泄和釋放自我的機會。這類似於宗教的一個變種，而粉絲與作者的關系，就成了一種信眾和活佛的供養關系。

從咪蒙讀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就可以知道她深諳此道，而她自己何嘗不是千千萬萬冤仇很深的婦女心目中的仁波切。

咪蒙被很多女人奉為女權鬥士，她的作品被當成鬥婆婆，鬥渣男，鬥上司，鬥老公，鬥天鬥地的人際關系寶典。在反男人的道路上，咪蒙已經開宗立教，成為這個領域真正得到公眾認可的仁波切。

新世相的創始人張偉談到成功經驗時說，一個公眾號想成功的秘訣很簡單，那就是把自己做成宗教。越來越多的營銷大號，正在成為宗教，並且影響著數以億眾的信徒，這些受眾更細分、更具有社群性，更具有垂直效應。

相比於明星同仁波切的關系，粉絲同營銷大號們的關系更徹底。明星充其量借仁波切來為自己打造IP，來賺取第三方收益，這實在是太傳統太保守了；營銷號們動輒幾千萬的收益，則完全是粉絲們的血汗錢供養起來的。

叁

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說，人類不可消除的不平等性的一個例證就是分成領袖和追隨者兩個階層，後者占絕大多數，他們渴望一個權威來幫他們做決定，無條件地服從是最大的特征。

尋找一個上師，把自己的心靈收割，然後交給對方，等待豐收的到來。

從市場行為上看，仁波切是一種批量化生產，一個霸道的壟斷市場，無論如何只有那麽多仁波切，善男信女們哄搶都來不及，所以無論什麽質量，來自拉薩、東莞，乃至於鐵嶺的仁波切，都會被買方市場全部訂購。

所以說，當仁波切灌頂收個天價，信徒們不會去質疑；當仁波切要求女弟子雙修，共享師徒魚水之情，後者則會認為這是一種榮耀。

在咪蒙同粉絲的關系上，這個說法同樣是適用的，她之所以如此走紅，也並非偶然。這說明中國式的家庭關系，以及兩性等人格教育層面，這方面多少年來是缺失的，而咪蒙恰恰滿足了這個市場的內在需求，大家沒有接受過這方面常識，自然不知道咪蒙說得好不好，只是覺得她幫自己罵得很過癮很解渴。

從某種程度上說，再來一個咪蒙，市場也能完全消化，跟仁波切一樣供不應求，完全是一個賣方市場。只是這個市場的產品提供者，他們根本就不負責解決問題，也無法提供問題解決方案，只負責幫你擼，讓你高潮，讓你把受的委屈罵出來，你會變得越來越易怒，到頭來不過是一個惡性循環罷了。

在公眾號新宗教中，咪蒙顯然是獨樹一幟的，據說她的頭條廣告都能賣到幾十萬，就連一個助理的工資都有5萬，看到這里有多少還在月工資5千的泥潭里翻滾的公號狗們，忍不住發出淒厲的哀鳴。

這就是宗教的力量，如果你不能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如果你不能放下所謂的尊嚴，那你一定無法像咪蒙一樣成功，形成一呼幾百萬應的效應。在這個成功就意味著一切的社會中，幾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不要臉的，只是每個人不要臉的方式不同罷了。

咪蒙是公眾號新宗教文化中的浮世繪，是對傳統認知方式的一次徹底的造反。

我鄭重宣布，這片仁波切被咪蒙承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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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鐵：簽署約324億印尼雅萬高鐵項目總承包合同

中國中鐵發布公告稱，近日，由公司控股股東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參股的中印尼高鐵公司(PT Kereta Cepat Indonesia China)與由本公司參與的中印尼高鐵承包商聯合體(High Speed Railway Contractor Consortium)(以下簡稱“聯合體”)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簽署了印尼雅萬高鐵項目總承包合同(EPC)，約定由聯合體承擔該項目的設計、采購、施工總承包，合同金額約為47.01億美元(按4月6日匯率約折合人民幣324億元)，項目工期為36個月。聯合體各方具體承擔的施工份額尚待進一步商定。

印尼雅萬高鐵位於印尼爪哇島西部，是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至萬隆的高速鐵路，線路一期全長143公里，由中國印尼合資模式建設運營，采用中國高鐵設計、建設、驗收標準建造、中國動車組運營，最高設計時速350 公里。該合同的簽署標誌著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鐵路合作取得重要進展，雅萬高鐵這一“一帶一路”建設早期重要成果進入全面實施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