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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熱情觀望 希臘國資上海「兜售」

希臘不僅希望甩賣國資，更期待能通過私有化來「激活」死氣沉沉的實體經濟。

中國投資者雖充滿抄底熱情，但大多依然處於觀望之中。

「我們在叮叮叮地搖響鈴鐺，現在是時候了！中國的投資者，別光說不做，動手吧！」希臘共和國資產發展基金投資項目協調主任Panos Protopsaltis說。

這是2012年11月30日，上海，希臘500億歐元資產私有化專項推介會。希臘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國際經濟合作秘書長等專門飛來，組團招攬中國投資者。近三年來，這是希臘到訪中國的最高級別經濟交流高官團。

自從三年前希臘被調低評級，債務危機就越演越烈，整個國家一直掙紮在破產邊緣，只能依靠「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帶有各種條件的援助。

為了履行援助協議規定的條件，同時籌集資金避免國家債務違約，希臘政府於2012年9月20日宣佈拋售「一切對國計民生而言並非必需的國有資產」。

Panos Protopsaltis所在的希臘共和國資產發展基金，專職負責推進國家發展和資產出售。自從2011年7月成立開始，這支由26人打理的基金就沒有停止過全球路演的腳步，走遍了歐洲、中東、俄羅斯、美國、加拿大、韓國。

現在則是中國了。

「在希臘，政府對中國的希望高於其他地區投資者。」中國駐希臘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孫立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一樣的熱情，不同的算盤

「如果中國投資者來希臘看我們了，我們為什麼不能來中國看看他們呢？」Panos Protopsaltis說。

他指的是，在過去6個月，已經有中國考察團陸續前往希臘。

一位長駐希臘的中國金融機構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國內民營資本很敏感，2012年上半年就有人不斷地去希臘考察酒店、橄欖園和酒莊。」他所在的機構已經為數個投資希臘的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持，並且還在尋找更多的機會。

「因為這個會，已經有七八個民企、央企客戶在諮詢了。」作為會議顧問團成員之一的君合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周輝說，「希臘資產單獨來看風險比較大，跟中國市場包裝在一起的話，故事還講得下去。比如旅遊地產，可以通過中國旅行社把旅客帶過去。」

中國的熱情給了希臘極大的希望。

2011年，希臘承諾要在2020年之前將國家債務佔GDP的比重從當時的170.6%降到124%，出售國有資產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目標總量達到500億歐元。

這一計劃號稱「二戰以後全球最大的私有化推進計劃」。其中房地產項目佔55%，基礎設施建設佔35%，10%是大型公司：包括28幢政府大樓、雅典國際機場、ODIE賽馬場、天然氣公司DEPA、國家郵政局、數千英畝的沿海度假勝地、水力供應和污水處理公司、港口、高速公路等70個項目。

賣出這些項目，是希臘為了留在歐元區做出的重大努力。

但瞄準希臘的中國投資者則有著不一樣的盤算，他們想的是抄底——在過去5年裡，希臘經濟總量萎縮了30%，全社會失業率達24.5%，勞動力成本下降了25%。毫無疑問，希臘境內的所有資產的價格都在一起往下跌。

「希臘的資產價格處在底部。」上海國際集團一位項目負責人說。他們目前在組建一支20億美元的全球併購基金，其中正在考慮發起一支投資希臘的專項基金。

「它退出歐元區反倒是機會，因為資產價格更便宜了。希臘本身具有區位優勢，例如旅遊、農業，跟留不留歐元區、有無主權債務風險沒什麼關係。」上述金融機構人士說。

「我們還會再來的」

參加這場推介會的，有來自希臘和中國的五十多家機構，其中有四十多家是中國的實體企業和金融投資機構，包括國開行、工商銀行、中糧集團等。

一些機構早就開始行動。比如國開行在雅典設有辦公室，接待到希臘考察的客戶。

不過，多位參會代表雖然向南方週末記者表達了投資興趣，卻都強調目前還處在考察階段。

在希臘有實質性進展的中國投資方暫時還不多。推介會上，中遠集團和復星集團的例子被反覆提起。

2008年中遠集團與希臘簽訂34億歐元的碼頭專營權協議。2011年，復星以約8458.8萬歐元獲得時尚集團Folli Follie9.5%股權。

「中國投資者自己有很明確的投資進程，是長線的投資者，這是適合希臘資產私有化的投資者類型。」Panos Protopsaltis說。

他們希望的，不僅僅是甩賣資產，而是通過資產買賣來為未來的發展提供動力。希臘相信，資產私有化不僅能增加政府收入，對投資項目本身的運營、就業率的增加和整個經濟運行都有莫大積極作用。

「未來兩年對希臘來說是革命性的時期，私有化進程會相當迅速，新的投資者進入，經濟將被激活。」 Panos Protopsaltis說。希臘至今已經推出了6個私有化項目，按照計劃，在2013年還將推出18個項目。

希臘為此做了許多準備，通過一系列立法和簡化審批手續，努力營造一個乾淨而有規則的經濟環境。

但是，外有債務纏身、內有抗議不斷的希臘要真正讓中國投資者放心，顯然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推介會下午，當希臘共和國資產發展基金代表發言後，邀請場下中國資方代表提問，但無人應答，一片冷清。

當天的推介會結束時，Panos Protopsaltis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們會再來的，兩三個月內。」

中國人的無奈 朱泙漫屠龍記

問題就在於：中國人「過於勤勞」 溫州人在意大利

台灣演員李立群對海外溫州人的第一印象來自18年前的一次經歷。1994年他和好友賴聲川在歐洲遊玩，到了意大利，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幾乎每個華人餐廳的老闆都是溫州人。「後來我們就不信了，非找一家不是溫州人開的餐館不可。那天找到一家蠻高端的湖南餐廳，進去一看，老闆還是溫州人！」

高滿堂採訪了二百多位溫州商人，「徹底震撼」到他的是一位海外溫商。阿雨在劇中遭遇的諸多細節都來自溫州瑞安籍女商人程慧秋的真實經歷。程慧秋13歲隻身前往法國投奔舅舅，多年以後完成學業，並在巴黎涉足服裝銷售加工業。1990年代末，程慧秋回國創辦了多家企業。與程慧秋喝掉6瓶紅酒之後，高滿堂信心滿膛。

隨後高滿堂奔赴荷蘭、法國、意大利。在荷蘭，溫州人開了三千家餐館；在法國，高滿堂採訪到了溫州的黃先生，此人十幾歲到法國，創業過程中打敗了日本、俄羅斯商人，開設了歐洲第一家上市的倉儲公司，曾代表意大利商界陪同時任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訪問中國。《溫州一家人》中阿雨拿下倉庫辦市場的細節，就取材於黃先生的經歷。在意大利，整個歐洲的紡織業中心普拉托幾乎被溫州人佔了。

導演孔笙對海外溫商生存處境印象最深的則是，初到意大利小城普拉托採訪時，正值當地警察查抄溫州人社區，「天上兩架直升機，地面上百警察」。

NHK好奇的是什麼

《溫州一家人》中周萬順的女兒阿雨13歲時胸前掛著一塊牌子去歐洲投奔舅舅，起步在普拉托，寄人籬下，半工半讀，躲避警察，最終成功在普拉托，艱辛程度絲毫不亞於在國內打拚的父親周萬順。

普拉托（Prato）是歐洲著名的紡織業中心。日本NHK紀錄片《意大利品牌中國人造》中稱，普拉托現有居民18萬多人，中國商人、勞工超過4萬人，華人企業超過3000家。2012年7月14日，《意大利品牌中國人造》在NHK電視台播放，片長49分鐘。

蔣樂群、俞程珊兩位華人加入了該片攝製組，在意大利採訪一個多月，記錄了溫州人在普拉托的真實生態。

據蔣樂群介紹，NHK導演小黑看到意大利取締華人商販的報導後得知，歐洲大量的「意大利製造」其實是溫州華人在意大利開辦企業生產的。NHK之所以不惜工本拍攝這樣一部與日本人無關的紀錄片，原因是如同電子照相機等日本製造是世界名牌一樣，「意大利製造」的服裝是世界的品牌。中國人不知不覺地佔領了中低檔意大利品牌，NHK認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日本人提出的問題是——「MADE IN ITALY」到底屬於誰？

採訪組最初與普拉托4個主要的華人企業家協會聯繫，都被婉言謝絕。製片人神田聰親自赴意交涉，告知NHK紀錄片只是紀實，絕無偏向和惡意，如果中國人做的意大利品牌物美價廉也會如實記錄。經過百般說服，性格溫和待人誠懇的普拉托華商會新一屆會長、溫州文成人王增理同意了NHK的跟蹤報導。

片子開頭展現了普拉托的一條街道，街上到處是中文牌匾。中國工人在縫紉機方陣中忙碌，產品上掛上「MADE IN ITALY」的標籤。

歐洲服裝銷售商蜂擁而至，有用卡車拉貨的大商人，也有用轎車後備箱拉貨的小商販。片中說，普拉托華人服裝企業每年僅在歐洲各國的銷售額就超過1100億日元（約合80多億元人民幣）。

王增理的工廠主營以休閒裝為主的各類女裝，他的設計師全是意大利人，其中也不乏從當地企業挖來的資深設計師。事業蒸蒸日上，王增理一手抓宣傳，一手抓品質，設法擺脫低廉形象，變成真正的「MADE IN ITALY」。

普拉托溫州商人聚餐，輪到王增理做東。數萬日元一瓶的葡萄酒不斷打開，這次餐費花費超過百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5000元）。不過這些溫州商人不是扎堆炫富，而是交流信息，借貸融資。片子的解說詞寫道，「這種聚餐就像標會（呈會）一樣」。

王增理就是這樣一步步起家的，他20年前來到意大利，開始替意大利人打工，後來向同鄉借錢創辦了屬於自己的公司。

意大利式「運動式執法」

從11世紀開始，普拉托的紡織業長盛不衰。然而近3年，普拉托失業率從4%逼近10%，職介所人滿為患。NHK的紀錄片中有這樣一個細節，職介所一天只有4份招人廣告，還全都是臨時工。失業者抱怨，外國人來了，意大利人失業了。

當地企業呼籲控制使用「MADE IN ITALY」的標籤，理由是華人品牌的「MADE IN ITALY」品質參差不齊。一位鬚髮皆白的意大利老師傅聲稱，「我們的傳統和品質是無法複製的。」

壓力之下，王增理等溫州老闆出席了普拉托市政府的聽證會，會議主題是，是否限制中國企業使用「MADE IN ITALY」標籤。

聽證會上，意大利人攻擊華人企業的量產方式；華商則質問，「普拉托市大部分稅收來自中國企業，為什麼還要限制我們？」

市長最終拍板：「中國企業若存在違法將徹底取締！」

王增理覺得，即便華人企業完全守法，質量過關，也無法避免這次打擊。

取締查封行動之前，有一場市民活動，用意是增進中意兩國孩子的瞭解。中國眼鏡男孩說，他幾次嘗試與意大利人交流，對方非常冷淡，只好躲回到中國人自己的團體中。意大利人則堅持說，由於外國人增加，意大利變了。

會後，一位中年男人操著嫻熟的意大利語質問議員，十年前你們難道沒有把中國人當奴隸使用嗎？為什麼現在才來談融合？我在意大利待了20年，沒有一個意大利朋友。意大利出了問題，難道責任全在中國人嗎？坑坑窪窪的道路也怪中國人嗎？犯罪增加也怪中國人嗎？議員說，你在意大利待了20年，卻一直堅持稱自己是中國人，可見融合是多麼困難。

二人握手告別，敬禮如儀。隨後中國男子走向牆邊的留言板，在中國人寫下的「傳統」、「文化」、「和諧」、「尊重」、「友誼」、「團結」等詞彙中間寫了一個字——「恨」。

運動式執法開始了。2012年6月18日，直升機在唐人街上空隆隆作響，普拉托警察、稅務、衛生局全面出動。

意大利警方提供的資料稱，溫州人的主要問題是偷稅漏稅、非法用工。一家服裝工廠裡20人沒有工作簽證，工廠內部違法改造成宿舍，其中有的工人一年多沒出過工廠。工廠裡搜出的「來路不明的現金」裝滿大紙箱。一個箱包廠，三十多位中國工人沒有工作簽證，工人月薪只有兩萬日元左右（不到1500元人民幣），不到意大利人的十分之一。

普拉托政府矛頭所向不僅僅是服裝企業，華人餐館也被牽扯其中，查封了二十多家，四萬人的唐人街陷入蕭條。NHK的紀錄片中也提到，「有的餐館被查封的理由，竟然是店主不會說意大利語」。

設計師徐月娟不僅不在打擊之列，還是意大利人追捧的一個。她的自創品牌「毫無疑問已被認為是『MADE IN ITALY'中的頂級品牌」，2012年2月獲得意大利政府頒發的「正宗意大利製造」證書，是中國企業中惟一一家。她理解的「MADE IN ITALY」，「意味著精工細作，追求完美」。

與徐月娟不同，王增理「寄希望於力量不斷增長的祖國的力量」。他在網上獲知，大連正在籌建一座7層的時尚大廈，三分之二的店舖將展示意大利品牌。王增理邀請大連那家企業的老總來到意大利，以期與意大利人在合作中消除摩擦。

「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利益追求、民族尊嚴、文化隔閡……人性的複雜性都表現出來了。」蔣樂群說。

《溫州一家人》中，普拉托戲份最多，事實上劇中普拉托的街景不是普拉托，而是普拉托附近的小城盧卡。

孔笙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去盧卡拍普拉托，原因有兩個：一是溫州人整天請客，會打擾劇組的工作，二是新市長上任後溫商生存環境動盪。孔笙在意大利採訪期間，上了普拉托當地報紙的頭版頭條，報導所談的都是移民、產業、種族關係等政治問題、國際關係問題。

孔笙對普拉托現象的觀察與NHK不謀而合——意大利民眾的抱怨是，華人過於勤勞，將本該屬於他們的生意搶走了。而且華人移民沒把意大利當作祖國，掙了錢總是要走的。意大利官方查抄溫州人的理由，一是非法移民，二是現金往來的地下銀行。

高滿堂在歐洲採訪時發現，第一代溫州創業者已經隱退了，第二代創業者特別注重孩子的教育，在歐洲辦了很多學校。溫商繼承了第一代創業精神，又注入了新的活力。公民意識強了，法制意識也強了，歐洲溫商的書房裡、餐廳裡，製衣車間裡，法律書籍處處可見。

一份影響每個中國人錢包的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進行中

編者按：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於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於6月底出台，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於12月出台——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後才會公佈。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裡？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週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係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後形成了若幹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併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於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後，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諮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徵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係到民眾利益，也關係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麼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裡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導，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採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於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並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

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後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儘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儘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逕庭。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託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於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

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於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麼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佔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後，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併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並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於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並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於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於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淨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於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闆給僱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後，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麼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於多數發達國家已徵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徵收什麼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徵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

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並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複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

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並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後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繫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後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於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

「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於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後，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

同樣的爭論也存在於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度《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於這一被廣泛採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於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製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製。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並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持劍經商」在非洲 ——中國人在非洲安全攻略

對任何國家而言，保護海外公民都是個難題，對於不願當超級大國、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低調形象的中國來說，這或許更難。

2013年1月，有兩則消息在不到一週之內傳入國人耳中。

1月12日，中鐵十八局4名中方員工在蘇丹北達爾富爾州首府法希爾附近遭綁架。目前，搜救工作正在進行中，其他中方人員已撤至安全營地。

馬里反政府武裝近日發動新的軍事攻勢，致使馬里局勢動盪，中國駐馬里使館開始盡全力為中國公民提供相關保護。

中國人在非洲怎麼了？

非洲痛與傷

2012年6月的一天，埃塞俄比亞一處中國工地，十幾名壯實的黑人青年手持步槍，整齊列隊射擊，槍聲響處，遠方目標應聲而倒。中方經理從身後走來，與帶隊的黑人青年親切握手，然後簽約。

這是一場中國公司聘請當地保安力量的儀式，當地保安公司要拉出隊伍來給中國朋友看看實力。第二天，保安隊正式上班執勤。來的五六個保安身材不一，年齡各異，遠非昨天那些壯實的漢子，而手拿的槍支也只是破舊的樣子貨——廣告過後，真實的情景原來如此。

中方經理苦笑——至少，他們與當地可能圖謀不軌的人語言相通，甚至有可能間接相識，有事時可以發揮點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2007年以來，類似蘇丹綁架這樣的事件有13起，其中7起發生在非洲，遇襲的多是石油、工程建設、礦業公司的外派人員。

前駐盧旺達經濟商務參贊王勤曾在非洲幾個國家工作多年。他說：「一般在非洲的中國公司都僱用當地持槍保安，尤其在安全程度相對差一些的國家，比如尼日利亞、盧旺達、剛果（金）、剛果（布）等，都有當地人開辦的保安公司。」

非洲，已經是中國第二大工程、勞務承包市場和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數萬中國工人在非洲四處紮根，參與建設和生活，領域涉及電力、通信、交通、港口等。

在非洲，有中國商人可以從南到北認識這國司令那國情報局長，可以乘坐軍用飛機跑生意，也有中國商人被普通劫匪拿槍逼著交出多年辛苦所得，還有中國人被自己同胞開設的娛樂場所敲詐勒索甚至綁票撕票。

外交部領事保護工作視野中，最常見的6類需要提供保護情況是：出入過境受阻、被扣押、發生意外事故、家人在外失蹤、家屬國外亡故、犯罪分子侵害。

在非洲這片神奇的大陸上，無徵兆陣發的群體性華人受侵害現象讓人揪心，摻雜著中非雙方都存在的法律和管理不完備、致富渴望、文化衝突和利益糾葛。

2012年10月11日，在加納淘金者中，16歲的中國陳姓少年在加納軍警的槍下斃命。兩天的執法行動中，加納警方一共逮捕了一百多名涉嫌非法淘金的中國公民。這些人絕大多數沒有在加納的合法居留許可和工作簽證。

2012年8月25日在安哥拉，37名中國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通過包機押解回國。他們涉嫌對中國公民進行綁架、搶劫、敲詐勒索、拐騙婦女強迫賣淫等違法犯罪活動。

內戰後開始十年重建的安哥拉，有近30萬中國公民隨著各種機會而來，懷揣夢想的淘金者、冒險家、大小國企，以及規避本土和歐美激烈競爭的「蟄伏者」向非洲集中。其中魚龍混雜，家族勢力、同鄉會等發展如當年上海灘的青紅幫。

橫行一時的「福清幫」囂張之時，安哥拉首都的華人商店每天在警察吃午飯的時間都不敢開門。一年中，幫派針對中國人下手的綁架案竟達20起，綁架成功率高達百分之百，被綁人質被百般折磨，身澆汽油、毆打、挖坑活埋、在野外被蚊蟲叮咬等，重傷死亡事件不斷出現，單人贖金最高達到50萬美元。

「摸著石頭過河」

如同在國內跨省打工一樣，一些中國人來非洲淘金，並未考慮太多跨國法律因素，甚至根本無此概念。

不同的安全環境、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華人群體、不同的利益訴求，使得中國人在非洲的安全狀況變得十分複雜。

顯然，看上去簡單的違法開採、非洲居留工作事件，牽扯著太多複雜因素。問題並不能靠任何一方堅守死板的法律條文解決。

目前，公安部已向我在美國、泰國、土耳其、吉爾吉斯斯坦等19個國家的駐外使領館派駐了30名警務聯絡官。但在非洲，只有南非有警務聯絡官。

保護海外公民安全，中國還是個新手，中國應對利比亞危機的一「撤」了之模式，不是長久之計。解決之道，在於切實深入非洲社會，增強與當地各派、各人群的認同與信任。

中國應對此類挑戰的方針，遵循了那句歷久彌新的實用主義格言——「摸著石頭過河」。

對於正在經歷全球化的中國，保護海外公民的問題將變得更加緊迫和複雜。

2012年11月6日，前一年在湄公河上殺害13名中國船員的糯康一夥在昆明被判死刑。與在安哥拉的黑幫被抓捕回國一樣，中國通過國際合作懲治了真兇。

但實際上，糯康與安哥拉「福清幫」伏法都只是個案。

對任何國家而言，保護海外公民都是個難題，但對於不情願當超級大國、希望在國際上保持低調形象的中國來說，這或許更難。

以民族心態看待，「中國人都是好人，外國人都是壞人」的思路不可取；以受害者心態看待，「中國人走到哪裡都受欺侮，怎麼也沒人出面管」的思路不可取；以暴發者心態看待，「現在中國有實力了，不管是什麼原因，只要中國人受欺侮就得狠狠打」的思路也不可取。

「持劍經商」？

「像是工人被劫持事件的營救行為，根本不涉及干預主義，中國走到海外國家，對方國就有責任進行保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

全球不同的安全環境，給中國人的海外生存帶來不同境遇。各國不同的體制、與中國地理位置的遠近、中國人在不同國度的聚集程度以及各國對中國的認同程度等等，決定了中國應採取不同的對策。

中國與周邊新興力量距離近，可以施加有效的地緣影響，在中國現實的軍力威懾與應急反應機制下，綜合運用政府交往、法律溝通、民間交流、媒體造勢，可以明顯改善中國人在這些國家的安全處境。

然而遙遠的非洲又該如何給予當地中國人持久、全面的保護？這需要更加長遠、全面的戰略籌劃。

中國人在非洲要爭氣、自強，同時加強夠得著、用得上的安全保障力量。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指出，僱用當地保安公司、尋找中資海外安保新機制等辦法都亟待探索實行。

利用民間保安機構來保衛本國僑民和駐外企業機構的安全，已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但中國在這方面還處於初級階段。目前，中國國內的保安公司仍不健全，規模不大，服務仍以國內為主。

中國在海外沒有成熟的私人安保隊伍，譬如美國黑水保安公司那樣由退伍軍人組成的隊伍。

「安全方面的投入絕不是浪費，因為從以往案例來看，一旦發生安全事件，後期處理事件的花費往往高於預先採取防備措施的成本。」中國駐蘇丹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郝宏社說。

更加長遠和可靠的做法，是通過軟實力建設不斷贏得海外認同，同時儘量做實國際安全合作機制，使儘可能多的國家承擔起保護中國公民的義務，使其認識到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必須保護。

中國不想侵犯別國主權，不想替急功近利、以身犯險甚至以身試法者保駕，軍事力量在維護海外中國人安全時，只能非常有節制地使用。

中國人已經走出去，不可能再退回來。中國人走出海外是為了發展，而不像五百年前西方殖民者那樣是為了征服和掠奪。這要求中國人在當地生根發芽，實現從實利到文化的兼容包容，與當地人共生共富共樂。

什麼是最終能維護中國人海外安全的根本對策？對個人來說是需要自尊自重，對國家和機構來說是需要協作統籌，以「巧實力」取勝。

買屋送居留權　中國人小錢落戶歐豬國

中國十大騙子產業 每年狂賺中國人3000億元

在中國，最賺錢的行業其實是騙子產業，小到謊稱路邊撿到金龜一次非法獲利你幾千元的小騙子，大到炒黃金網絡傳銷一次非法獲利你上千萬的大騙子，五花八門的騙子們，每年要非法獲利中國人3000億元以上。

列舉中國最大的十大騙子產業：

馬路騙子：一年非法獲利50億

一天，你走在路上，有一個農民模樣的男女出現在你面前，問到銀行或郵電局怎麼走，然後就會很神秘地拿出一些金元寶或金佛像以及一些舊錢，說：他們在工地上挖出來的，值很多錢，問你要不要。

馬路騙子的騙術不斷花樣翻新，包括早年的易拉罐中獎等等，經常有大叔大嬸上當受騙，少則被騙數百元，多則被騙N萬元。每天有成千上萬人在上當，保守估計一年吸金50億。

外貿騙子：一年非法獲利100億

欺騙的對象基本上是全國各地的小企業，急著想把自己的產品推銷到國外的中小企業。該類騙子的公司名頭很大，什麼國際公司中國總部，什麼什麼國際集團等等，辦公室很高檔，當然是租的，車子也很漂亮，也是租的，他一定能讓你相信他們是大公司。請你到非常豪華的餐廳吃飯，只要你先簽合同，至少定單100萬美金，當然要履行合同的話得先交保證金等七七八八的費用，等把你欺騙得差不多的時候，公司一關門，走了，你找吧。

官場騙子：一年非法獲利150億

如果你遇到一個領導人的親戚或親信，他說關係能上通中央領導人、下連基層派出所;能包你陞官發財，無所不能、無所不通，什麼政府撥款、副廳要升正廳、處級升局級。你可千萬別激動，99%他是騙子。

這種騙子騙一個人得手，就是50-300萬的大單，有些官場騙子混跡某地長達幾年，甚至十年，都無人發現，騙得數千萬甚至上億億的大有人在。

短信騙子：一年非法獲利200億

各種手機短信詐騙，如：中獎交稅、讓你去法院領傳票，謊稱房東新號碼催交房租等等五花八門的短信騙局，小到非法獲利幾千元，大到非法獲利300萬，中國每座城市的公安局裡，這樣的報案堆積成山。

例如：杭州曾經一天就連續發九起短信詐騙案件，電話欠費、購車退稅等，騙子共捲走544萬元。成千上萬的短信騙子們估計每年非法獲利200億以上。

婚戀騙子：一年非法獲利250億

該騙子主要是冒充高富帥，在婚戀網或婚介所以交友婚戀為名，對急切渴望結婚的女進行騙財騙色。例如兩女子通過QQ交友上當，被騙50餘萬。

例如一騙子冒充美籍華人，自稱朋友進奧巴馬內閣，從一女性身上騙到700萬。

現在恨嫁的女人太多了，有些男人專門做這樣的事情，他們會扮成有錢人，衣著光鮮，出手大方，說做什麼什麼大生意，然後就一下迷惑了對方，先把色騙到手，等條件成熟後，說要做生意周轉不靈，急需周轉資金。或者正在做一個什麼項目，回報很誘人，成功以後就可以送對方一套房子什麼的，使該女性心動，然後說項目進行還差點錢，於是女人的錢就進到了他的手中。

不僅國內的婚戀騙子數以十萬計，連外國騙子都盯上了很傻很天真的中國女人。

馬來西亞警方指出，一些非洲騙子駐紮馬來，跨國詐騙，針對中國和台灣的女性利用婚戀交友進行詐騙的案件，每年多達上千宗，數百個尼日利亞騙子僅在2012年就騙取了5億令吉(約合人民幣10億元)。

該騙子產業國內國外加起來，每年從很傻很天真的中國女人口袋裡吸金250億。

販人騙子：一年非法獲利300億

拐買婦女和兒童的騙子，而且騙完別人以後還騙熟人，他們才不會遵循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原則，聽說深圳的一個小區一個月之內就有10來個小孩被騙，而且發展成為小孩騙小孩。他們騙了小孩後就賣掉，婦女就強迫她們賣淫，或者販賣到偏遠山村。現在販賣一個婦女兒童可以賺5萬，

全球每年約120萬名兒童被拐賣，假設中國佔四分之一，每年30萬兒童被販賣，就是150億的產值，再加上婦女差不多也有150億，這個騙子產業的每年產值高達300億。

連鎖加盟騙子：一年非法獲利350億

在熱火朝天的創業市場中，混雜著大量不斷變種的非法連鎖加盟騙局。在中國，90%的連鎖加盟都是騙子公司，

比如前些年席捲600多萬元加盟款項的「大海飾品」連鎖加盟項目，席捲2億元以上的「麥肯基」洋快餐微小型店舖連鎖加盟項目等。

比如珠寶鑽石加工加盟騙子，號稱可教你生產鑽石和珠寶，讓人加盟，好的時候一家甚至可以賺到四五千萬元。有些老騙子甚至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裡買了七八套豪宅。

在中國，各種各樣的連鎖加盟騙子公司有上萬家之多。

造假騙子：一年非法獲利400億

此類騙子主營造假，而且假得沒有道德，比如，關係到人的生命的假酒、假飲料、假食品，以及關係的工程質量的假鋼材、假水泥，他們都敢做，這樣的例子媒體已經暴光很多次了。

據說中國的造假產業每年給經濟造成的損失達高達90億歐元，相當於900億人民幣。由於假貨價格便宜，所以實際的產值打個折，大約400億。

炒黃金騙子：一年非法獲利450億

2009年曾經破獲一起中國最大非法經營黃金期貨案：「世紀黃金案」，交易金額總數583億元。

2013年，一對80後夫妻坐莊操縱地下炒金，8個月吸金23億。8個月6000億元交易額、被騙人數近4萬人，詐騙總金額23億元。

據估計，中國有7000家地下炒金公司，其中至少半數以上是騙子公司，按每家詐騙1億計算，一年非法獲利450億。

傳銷騙子：一年非法獲利500億

2008年，邯鄲縣公安摧毀了兩個非法傳銷組織，遣散傳銷人員2萬多人，涉案金額均數億元。一個縣城的傳銷組織都能發展數萬人，詐騙數億，可想全國範圍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數字。

2008年，山東破獲一起網絡傳銷案。他們以發展LOB遠程教育網為名，進行網絡傳銷活動，在全國共有20餘個省份的數十萬人參與，涉案金額達到8.9億元。

2008年，廣西的傳銷大軍已高達200萬之眾，吞噬資金達200億以上。

無疑，傳銷騙子產業是目前中國最大的騙子產業，年產值500億以上。

結語

中國的騙子種類涉及360行，每行每業都有不同的騙子進行著詐騙活動，保守估計每年非法騙取的金額超過3000億元。

沒有盜版Windows，中國人本來能用上廉價的國產軟件

針對這樣一個問題，很多人會做很誇張的假設，很多答案都很荒謬。那些荒謬的答案都基於一些錯誤的假設，例如「沒有盜版Windows會阻礙整個社會的計 算機普及」。不要忘記了，Apple II(編者註：1978年上市售價1300美元)曾經有多貴，結果中國還不是搞出來「廉價」的中華學習機滿足了市場的需求。又例如說「正版Windows 太貴了所以買的人少，結果開發者也少造成軟件很貴」，而現實必然正好相反。不信你可以看看幾年前Mac軟件和Windows軟件售價的區別。在沒有 iPhone帶動以前的Mac比現在更加小眾，在Windows上已有的免費軟件，同樣功能的Mac系統軟件會被蘋果要求做的很精美符合Mac風格，然後 還要收你20美元，即使這樣Mac上的軟件還是應有盡有。中國如此龐大的市場，不管有沒有廉價的盜版Windows，開發者都會去做大量廉價且低質量軟 件，不可能變得只有少數高質量軟件的。

假設反盜版是強制執行的，並且其社會成本相 當低，最終的結果就是中國擁有越來越多的軟件公司出現，軟件價格逐漸降低，最終達到現在的狀態——免費加廣告或很低的價錢，就跟AppStore中大多數 應用一樣。這其實是很簡單的經濟規律。觀察一下中國的硬件發展史就知道了，過去先有有思科然後才有華為，現在有了iPhone然後才有了小米，只要有需求 就會有人想盡一切辦法創造更廉價的替代品。中國龐大的市場加上較低的人均購買力，會使得任何市場的發展經歷相似的過程。

但是盜版打破了這一看來非常合理的發展過程，讓很多國外軟件沒有出現相應廉價的替代品，全中國人都在用售價昂貴的國外軟件，只是因為盜版，沒花一分錢。

一開始正版很貴，你可以等便宜再買

有人說沒有盜版軟件我就用不到很多好用的軟件，但是在用之前你也不知道你有這樣的需求啊？Steam(編者註：美國在線遊戲平台)上的遊戲$60一個， 買不起要死要活嗎？當初誰都買不起大哥大的時候不見有誰要死要活的啊！要知道你不能用盜版的消費習慣套在正版上。美國的中小學生賺到60美元零用錢買一個 遊戲，真的是要糾結半天的。因此買到後必須玩個徹底才覺得值回票價。中國玩家玩盜版沒有成本，所以直接開作弊器通關，一點深度都沒有。此外不要忘記了 Steam上60美元新遊戲一年後就變成30美元，並且偶爾打折到$10，你就非玩最新的不可嗎？你每年都換最新的iPhone啊？你每年都燒一張500 美元的新顯卡來玩最新的遊戲啊？我相信花得起這個錢的人，是不介意所有遊戲都買正版的，真正喜歡的遊戲還會買珍藏版。

有人說ACDSee(編者註：相片編輯管理軟件)貴。在Windows95年代，看不了圖片有那麼重要嗎？當年你買個VCD機也很貴，你不一樣是等 VCD機廉價到你可以接受的程度時再買的。在你買得起VCD機之前也沒聽你說過因為看不到VCD而要死要活啊？不要因為自己用盜版就把自己的習慣套在正版 用戶身上，把可有可無的需求當做硬需求。

你只要把問題改為「如果中國從一開始就沒 有免費手機」就明白那些答案跟現實偏離得有多遠了。現實中手機當然是要錢的，但是初買不起大哥大的人並沒有因此而要死要活，現在買不起Apple的人至少 可以考慮買三星，還有人認為三星不夠廉價而造出了小米。這就是最基本的市場規律，有足夠多的消費者想買而還買不起，就會有人想要去佔領這個空白的市場。

中國互聯網繼承了中國軟件未竟的使命

有人會問，如果沒有開發者像你說的那樣開發廉價的替代品怎麼辦？那請你不要忘記了中國還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如果軟件跟硬件一樣的話，即使企業沒有主動 去模仿，政府也必然會支持國內製作同質化的兼容性產品的，無論是Apple II到中華學習機，還是思科路由器到華為路由器，都是一樣的道理——你作為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產品，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按照我的遊戲規則玩。也就你是一 邊賣一邊允許我偷偷地學，以市場換技術，最終培育一個中國的競爭對手，製造完全同質化但劣質一點也廉價一點的產品跟你競爭。

如果軟件也如此的話，或許現在很多主流的軟件都有對應的中國仿製版本，由一些或多或少接受中國政府扶持的企業製作。儘管這個過程在軟件行業沒有發生，但大家可以看到互聯網行業最終還是回歸這個路線了。

細數被中國人誤以為國貨的九大品牌

作者：張華

刷了這麼多年的牙，到今天才知道，原來中華是外國牌子，黑人才是國貨，快來看看，究竟還有哪些被中國人誤以為國貨的大品牌。

一、中華牙膏

上海白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牙膏廠的前身中國化學工業社始建於1912年。1922年這裡生產出了中國第一支牙膏──三星牙膏，為中國牙膏工業奠定了基礎。1967年，中國化學工業社改製為上海牙膏廠。1954年誕生「中華」牙膏。

60年代中期，在技術革新的推動下，」中華」在膏體、香型、包裝、品質上有了較大改進。

70年代到80年代「中華」迎來自誕生以來第一黃金時代，在質量上有了長足發展，同時推出新品，將中華推向強有力的市場地位。1994年1月，上海聯合利華牙膏有限公司成立。中華品牌經營權租賃給聯合利華公司。中華牙膏曾是上海白貓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商標品牌，於1994年將「中華」品牌經營權租賃給聯合利華公司。

聯合利華集團是由荷蘭Margrine Unie人造奶油公司和英國Lever Brothers香皂公司於 1929年合併而成。總部設於荷蘭鹿特丹和英國倫敦，分別負責食品及洗劑用品事業的經營。在全球75個國家設有龐大事業網絡，擁有500家子公司，員工總數近30萬人，是全球第二大消費用品製造商, 年營業額超過美金400億元,是全世界獲利最佳的公司之一。

2010年5月17日，*ST白貓發佈最新公告稱，因公司2007年、2008年、2009年連續3年虧損，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上海證券交易所決定自2010年5月25日起暫停公司股票上市。可以肯定的是，在1994年聯合利華取得中華牙膏經營權的16年後，白貓退市的既定事實撕掉了中國牙膏市場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白貓公司無形資產評估值合計為1.39億元。白貓股份董事長馬立行事後透露，租賃給聯合利華使用的「中華」牙膏商標的無形資產價值經估算為1.33億元。截至2009年7月31日，白貓股份淨資產評估值為3.09億元。顯然，經評估，「中華」的品牌價值佔去了公司無形資產中的絕大部分，並佔到公司淨資產的四成以上。去年年報顯示，聯合利華付出的租賃費高達2607.3萬元，是*ST白貓的主要收入來源。聯合利華集團自2001年起開始投巨資建設中華牙膏品牌。近年來，中華牙膏每年為聯合利華貢獻10億元左右的銷售額，在國內市場佔有率始終在15%左右。

而與此同時，白貓股份卻要靠商標許可收入支撐其財務運作。據瞭解，國際上收購一個品牌通常的價格是其年銷售額的1-3倍。2009年，聯合利華的「中華」商標使用費為2829萬元，佔其銷售額的2.5%，由此推算，「中華」牙膏的年銷售額已超過11億元人民幣。而中華牙膏商標品牌價值則在11億至33億之間。

二、雙匯

雙彙集團是以肉類加工為主的大型食品集團，目前總資產約60多億元，員工4萬多人，在全國十多個省、市建有二十多家現代化的肉類加工基地，年屠宰生豬能力1500萬頭、年銷售冷鮮肉及肉製品200多萬噸，是中國最大的肉類加工基地。雙彙集團總部位於」中國食品名城」河南省漯河市。在2007年中國企業500強排序中列166位。

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一家國際領先的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廣泛的投資、諮詢和金融服務，擁有大量的多行業客戶，包括私營公司，金融企業，政府機構以及個人。高盛集團成立於1869年，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總部設在紐約，並在東京、倫敦和香港設有分部，在23個國家擁有41個辦事處。其所有運作都建立於緊密一體的全球基礎上，由優秀的專家為客戶提供服務。同時擁有豐富的地區市場知識和國際運作能力。

但不被大多人瞭解的是，目前雙匯已是高盛的資本運作了。2006年5月，高盛擊敗其他投資者，共計獲得雙匯發展 60.72%的股權(股改後稀釋為51.46%)，這是高盛第一個控股併購。 08年，高盛又投資2—3億美元在湖南、福建收購了10多家養殖廠。

看著逐漸發展起來的雙匯放心肉專賣店，看著雙匯不斷攀高的市場佔有率，很明顯不是這個行業的幸事。

三、金龍魚

這個牌子幾乎出現在每個中國家庭的廚房裡，市場佔有率在50%以上，品牌的市場競爭力是第2名福臨門的8倍，但它徹頭徹尾是一家外資企業，屬於新加坡郭兄弟糧油私人有限公司所擁有的，跟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然而大多數國人都不知道，一直以為購買金龍魚油是在支持國貨品牌。

金龍魚」是新加坡郭兄弟糧油私人有限公司所擁有的著名食用油品牌。郭兄弟糧油私人有限公司是隸屬郭兄弟集團下的糧油集團的旗艦公司。嘉裡糧油(深圳)有限公司是郭兄弟集團下屬的嘉裡糧油(中國)有限公司在中國的全額投資的營銷策劃及管理公司.

郭兄弟集團由郭鶴年先生於1949年在馬來西亞創立，已發展成為亞洲非常具多元化、非常富有魄力的跨國企業集團之一，集團成員包括太平洋航運有限公司、香格里拉酒店、嘉裡建設、嘉裡飲料、南華早報等等。

1974年，郭兄弟集團在香港成立了嘉裡控股有限公司，從此「嘉裡」成為郭兄弟集團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廣泛業務的標誌。嘉裡糧油(中國)有限公司是郭兄弟集團屬下的嘉裡糧油集團在中國投資糧油生產企業的專業性投資公司.

1990年，嘉裡糧油集團在中國投資的第一家油脂生產廠——南海油脂工業(赤灣)有限公司正式投產，它是中國較早大規模生產精煉油脂和小包裝油脂的企業。在隨後不到十年的時間，嘉裡糧油先後建立了深圳、上海、天津和青島四大糧油生產基地以及防城、成都、西安、營口等十幾個生產加工點，覆蓋全國市場，構成了非常龐大的糧油食品生產加工體系。

嘉裡糧油在中國生產「金龍魚」、「香滿園」、「元寶」、「胡姬花」、「鯉魚」、「巧廚」、「花旗」和「手標」等16個品牌的小包裝食用油。其中，「金龍魚」家喻戶曉，是中國食用油的知名品牌!

四、娃哈哈

宗慶後與達能打這場娃哈哈商標的爭奪戰可謂時曠日久，關於民族企業和商業信譽問題引來的討論鋪天蓋地。很多人認為支持娃哈哈商標在宗慶後手裡就是支持民族企業。然而卻不知這樣的理解將那個佔有51%股份的達能置於何地?

娃哈哈與達能之爭的根源在於，還是當年對娃哈哈商標的商標轉讓協議，達能提出將「娃哈哈」商標權轉讓給與其合資公司，因國家商標局不批准未果，雙方改簽一份商標使用合同。合同其中一款稱「中方將來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標在其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上，而這些產品項目已提交給娃哈哈與其合營企業的董事會進行考慮。」即「提交合資公司董事會考慮」是中方使用娃哈哈商標的前提。也正是這一條款，引發了達能的強行收購風波。

最新消息是法國達能集團和娃哈哈集團30日宣佈，雙方已達成友好和解方案，將終止其現有的合資關係，該方案目前尚須得到中國有關政府部門的批准。達能已同意將其在各家達能-娃哈哈合資公司中的51%的股權出售給中方合資夥伴。和解協議執行完畢後，雙方將終止與雙方之間糾紛有關的所有法律程序。

五、大寶

北京大寶化妝品有限公司成立於1999年，「大寶」系列化妝品1985年誕生至今，適應了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已 陸續形成護膚、洗髮、美容修飾、香水、特殊用途共五大類100多個品種。2007年美國強生公司旗下強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宣佈，已完成收購北京大寶化妝品有限公司的交易。收購事項已獲得了所有相關政府部門的批准，大寶化妝品有限公司成為強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中國日化行業可以說是整體淪陷，大寶做為在日化品這塊領域的民族品牌堅持的比較久，但也在2007年再也堅持不下去。

六、蘇泊爾

中國•蘇泊爾集團，是一家由炊具製造開始創業的多元發展的企業集團。公司始建於1994年8月。十餘年來，產業鏈發展勢頭良好，銷售額逐年上升，2006年銷售收入達40億元，比上年增長56%。集團現有員工6600多人。企業總資產30多億元，可持續發展態勢明顯。2002年國家工商總局認定「蘇泊爾」為「中國馳名商標」。

2006年8月14日，法國SEB集團與蘇泊爾正式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擬以股權協議轉讓、定向增發和部分要約收購相結合的方式獲得蘇泊爾不超過61%的股權並展開戰略合作。2008年1月，英國勞埃德國際金融週刊報導：Seb SA表示，公司成功完成了對浙江蘇泊爾股份有限公司(Zhejiang Supor Co.)的要約收購，目前持有蘇泊爾52.74%的股權。

七、匯源

2008可口可樂意圖收購匯源案曾引起了強烈反響，國內一片嘩然，認為可口可樂有壟斷之嫌。後來我國商務部正式宣佈，根據中國反壟斷法禁止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據悉，這是反壟斷法自去年八月一日實施以來首個未獲通過的案例。

然而匯源的真實身份是什麼呢?

匯源品牌由匯源香港上市公司擁有,而匯源香港上市公司近60%股份由達能、境外公眾股東和一家美國的私人投資基金擁有。

也就是說匯源早已不是一家純粹的民企。

八、南孚

福建南平南孚電池有限公司系國家520戶重點企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外經貿部重點扶持的出口企業，中國電池行業龍頭企業，福建省重點企業。在中國市場，南孚連續 13年創鹼錳電池「質量、銷量、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同行領先水平。 而南孚品牌對外宣傳也用的是「民族的力量」。

2003年8月，南孚突然被其競爭對手美國吉列公司收購。這其中有什麼內幕呢?1988年，南平電池廠與福建興業銀行、中國出口商品基地建設福建分公司(簡稱「基地福建公司」)、香港華潤集團百孚有限公司(基地福建公司的子公司)合資組建福建南平南孚電池有限公司。1999年，南孚正處在發展的黃金時期，在南平市Z F吸引外資政策的要求下，上述股東以南孚69%股份作為出資與摩根士丹利、荷蘭國家投資銀行、新加坡Z F投資公司合資組成中國電池有限公司。

其中，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新成立的中國電池有限公司掌握了南孚的絕對控股權，也就是說外方股東只要再增加2%的股份，就可通過中國電池間接控股南孚。 丁曦明總經理回顧時說：「南孚其實並不缺乏資金，相反，我們的資金很充裕。南孚當時是被迫合資的!」談到南孚被迫引入外資，南孚的另一位高層管理人員激動地說：「摩根士丹利是一隻狼，與它合資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摩根士丹利動作南孚的情況並不好，因此幾番轉手。2003年8月11曰，生產「Mach3」剃鬚刀和金霸王電池等消費產品的美國吉列公司宣佈，已經買下中國電池生產商南孚電池的多數股權──南孚成了它的子公司了。短短幾年時間，南孚由中國電池生產業的巨頭變成了其競爭對手的子公司，而且這個競爭對手曾是它的手下敗將。吉列的金霸王電池進入中國市場十年，卻始終無法打開局面，市場份額不到南孚的1/10。

現在好了，最大的競爭對手消失了，而且還得到了一家年利潤8000萬美元，擁有300多萬個銷售點的電池生產企業，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大半個中國市場。本來南孚的優質鹼性電池已打入國際市場，此時正是向海外發展的大好時機，可是為了避免和母公司爭奪市場份額，南孚只好匆匆鳴金收兵。由於不能與金霸王正面衝突，現在南孚有一半的生產能力被閒置著。南孚正漸漸地失去活力。

九、白加黑

白加黑的廣告當年做的是人盡皆知。1996年江蘇啟東蓋天力製藥廠開發「白加黑」，銷售曇花一現。1998年銷量大幅下滑。 2000年東盛集團併購啟東蓋天力製藥廠，「白加黑」易主，當年銷售額從2000萬升至2.9億。

2005年「白加黑」銷量達到4個億，成為東盛科技的最大贏利點。2006年10月東盛科技資金危機，欲變賣「白加黑」自保，拜耳與東盛科技簽訂協議。 2008年7月3日雙方正式交割財產，包括生產線、銷售網絡及銷售隊伍全部賣給拜耳。

中國人不相信價格這只無形的手 張化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