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個月後，《小時代》的數據已不用重複，自從6月26日點映以來，它就是電影院中的絕對主角。據說長春萬達第一天排片率為45%，第二天本來打算排100%，但老闆覺得太扎眼，就改成90%，但第三天沒頂住，還是改成了100%。
獨霸影院，自然引起了一些質疑，特別是當有很多觀眾將此片質量與《富春山居圖》相提並論時。電影人朱三衛發微博稱：「影片上映首週，片方花錢在眾多影院大量買票包場；影院排片達到40%給影院一個點，45%給影院兩個點。能規矩點不？不論影片好壞不能在市場上正常走一遭嗎？」
張昭對此嗤之以鼻：「他根本就不懂電影！本身電影發行就是一個返點的生意。」張昭把院線對《小時代》的超高排片率稱為片商、發行方和放映方「事先張揚的一次共謀」。在張昭看來，樂視影業能夠成功說服院線，給予《小時代》高排片，靠的是今年上半年在兩次全國院線會議上的宣講。
第一次向院線宣傳《小時代》，是在4月初於鄭州舉行的全國院線會議上，樂視影業列舉的具有說服力的數據只有兩個，一是影片主創人員微博粉絲之和超過1億，二是「在過去5年中，有24437000人閱讀過《小時代》書籍」。張昭提出了「兩集電影五億票房」的目標，很多人覺得是天方夜譚，連郭敬明自己都信心不足。參加那次會議的老闆們對張昭表示了「道義上的支持」，但在關鍵的排片率上，大都不發表意見，或者語焉不詳。
別說院線老闆，連樂視影業內部都覺得這個目標過於好高騖遠。參加院線會議之前，4月初，整個樂視集團為《小時代》開了個百日動員會，在會上，張昭剛把這個數字說出來，會場上就響起了一片喊聲：「打倒老闆，打倒張昭！」除了陳肅和黃紫燕等營銷發行方案的制定者很high，大部分人覺得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到了6月3日於橫店召開的第二次全國院線會上，圍繞《小時代》的所有質疑和憂慮，全都一掃而光。
6月的電影市場，比起年初，溫度直線上升，《西遊降魔篇》、《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5部國產片票房均超過了5億元。截至6月15日，2013年大陸電影票房已突破100億元，全年大陸電影票房可望達到220億元，按照每年20%至30%的增幅，2018年有望突破600億元，與北美持平，甚至可能超過。
電影市場的急速膨脹，讓院線對《小時代》的票房期待驟然升高，他們給了樂視影業跟上一次會議截然不同的特殊待遇：其它公司宣傳影片是在會議室，時間只有半小時，而《小時代》被安排在了放映廳，時間足有兩小時。最終夯實院線信心的，是樂視影業在院線會議上拿出的營銷方案。確切地說，是大數據。
在院線會上，負責宣講的樂視影業發行部副總裁黃紫燕「全部拿數據說話，一點都沒有提電影本身的東西。」
這些數據包括：
《暮光之城》四冊圖書加起來銷量大約1000萬冊，《飢餓遊戲》銷量為500萬冊，而《小時代》銷量超過2400萬冊。
《小時代》前導預告在新浪微博、騰訊微博轉發量過25萬，視頻點擊超過500萬次。
在新浪娛樂熱詞排行榜和新浪微博影視熱詞排行榜中，《小時代》均排名第1。在電影排行榜搜索指數為36,870，列第8位。新浪微博上，#時代宣言# 總微博數達到100多萬條。
嘉年華搜狗搶票活動中，票只有10000張，但預約人數達到了23萬，僅僅1小時，所有票就銷售一空。
……
這些數據讓院線老闆們變得比張昭還要大膽，「新幹線老總趙君率先上台發言，說你們的策劃做得很好，我看《小時代》票房不止5億，應該有6億，」黃紫燕回憶說，「其他的院線老闆紛紛表示不滿，有的說有8億，還有的說會上10億。」
那次會上，讓張昭印象最深的，是趙君的一句話：「沒想到你們還真做了一個互聯網時代的電影公司。」
2011年，張昭放棄即將上市的光線傳媒股權，來到樂視影業。上任之初，他就確定了樂視影業的發展方向：做一家互聯網時代的電影發行公司。一年之前，張昭曾經接受本刊記者專訪（詳見《中國企業家》2012年09期《「修路工」張昭》），雄心勃勃地向記者描繪他將樂視影業打造成互聯網時代電影渠道之王的藍圖。《小時代》的出現，讓樂視影業得到了一個驗證自己理念的機會。
在加盟樂視影業之前，陳肅負責過熱門電影《失戀三十三天》的市場宣傳工作，《失戀三十三天》爆火之後，陳肅請一位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做了一份數據報表，這份報表的主題是以《失戀三十三天》為例，分析新浪微博和電影票房的關係。通過分析各種數據，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和推特能推高美國電影票房一樣，新浪微博的搜索數據也與電影票房成正相關關係。
28歲的陳肅原本對《小時代》不以為意，「不就是個90後的粉絲電影嘛。」得知《小時代》製片方在尋找發行公司後，他隨手上網查了一下《小時代》的微博搜索數，結果令他大吃一驚。當時已經敲定上映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微博搜索數是380萬；同樣是具有廣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新人導演，同樣是根據暢銷小說改編，同樣是青春題材，但《小時代》的微博搜索數量竟然是《致青春》的8倍，達到了3100萬。
陳肅將這個數據擺在老闆眼前，張昭馬上拍板：「這部電影我們一定要做！」
「《小時代》是完全意義上的互聯網產品，」陳肅指出，《小時代》的讀者（或者說粉絲）大都是90後，這代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就是約翰·帕爾弗裡（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哈佛法學院伯克曼互聯網和社會中心執行主任）的著作書名——「互聯網原住民」。
被這些「互聯網原住民」改變面貌的行業顯然包括電影。公開數據顯示，中國電影觀眾的平均年齡已經從2009年的25.7歲下降到了2013年的21.7歲。對於越來越年輕化的觀影群體，張昭最大的感覺是拿不準。「不像白領觀眾，大家腦子裡有個概念，瞭解這個群體，知道什麼片子適合他們。比如說我知道好萊塢動作片的受眾是男性觀眾，我做《敢死隊》很清楚目標觀眾的消費習慣，知道該怎麼跟他們溝通。」
但年輕人不一樣，統治電影行業的大叔們對年輕人缺乏瞭解，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進電影院，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不進。在張昭眼裡，這些「互聯網的原住民」成了電影院的「游民」。做《小時代》，他將其視為把握年輕一代的一個機會。他希望能通過這次操作，瞭解新一代影迷的消費喜好，開掘一個新的觀影群體，將這些「游民」固定下來。
與《小時代》的合作，很快就定了下來。雖然競爭對手中有一些實力強勁的大公司，但樂視影業最終以後來者的身份在PK中獲勝，陳肅認為，勝利關鍵在於方案，「我們認為它一定是針對互聯網人群的，是針對互聯網原住民的。」在方案中，樂視影業開宗明義，將《小時代》定義為「中國第一部青少年現象級粉絲電影」。
樂視影業為《小時代》設計的一系列營銷活動中，「嘉年華」是重頭戲，也是最能體現其打通線上線下、營銷一體、宣發協同的O2O（「Online To Offline」的簡寫，即「線上到線下」）理念。從5月22日到6月19日，樂視影業通過樂影客，先後和搜狗、360、樂視網和人人網合作，組織了四輪粉絲網上搶票活動，「其它電影預售只提前三天，」陳肅說，「我們提前了兩個月。」
6月26日，《小時代》將在全國60個城市提前上映600場，樂視影業通過地面發行人員，將影院裝點成舞台，鼓勵《小時代》粉絲用cosplay等方式在影片上映前盡情狂歡。通過嘉年華，樂視影業製造了熱點，聚攏了粉絲，同時還推廣了自己的APP產品樂影客，可謂一舉三得。
5月22日，搜狗在5分鐘內賣了5000張票，其它三輪售票也均在一小時內發售一空。據說某電商網站拒絕了樂視影業提出的代售1500萬元票房的提議，結果現在腸子都悔青了。
陳肅把嘉年華的O2O理念總結為八個字：由營到銷，由宣到發。這是樂視影業商業模式的一次練兵。「把我們之前所有做電影市場工作的困惑都解決了，夢想都實現了。」
一部電影的檔期在五週左右，《小時代》剛剛過了首週，和電影有關的數字在不斷刷新，而這些數字大都轉化成為數據，被納入到了樂視影業的大數據系統之中。
這些數據有些來源於公開信息，有些是從調查公司購買，陳肅介紹，樂視影業和艾瑞集團旗下的數據調查公司長期合作；還有一些來自於樂視公司自己的統計。樂視影業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數據中心，目前擁有六七名員工。同時開發APP樂影客的樂視影業全資子公司樂影網絡信息有限公司也會負責一部分數據的收集工作。
以往中國電影業對於數據的應用，大多是像《失戀三十三天》那樣，用於事後推導，但在《小時代》這個案例中，大數據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貫穿於電影的整個營銷過程。最明顯的例子是「時代宣言」活動。這個活動的內容是鼓勵網友在《小時代》網絡海報上PS圖片，加上自己對時代的幾句看法，然後發表在微博上。至今為止，「時代宣言」微博已經接近140萬條。「你做了一個話題點、一個預告片或者別的什麼，可以通過互聯網上的數據，比如百度搜索指數來推導出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效果。」陳肅說，「我們會不斷地拋出話題，根據反饋不斷地對宣傳進行調整。」
實際上，不管是大數據還是O2O，都無法取代郭敬明在《小時代》營銷中的作用。「郭敬明是整個《小時代》作品的靈魂。」陳肅說，《小時代》無論是製作還是宣發，事無鉅細，郭敬明都會過問。《小時代》有10個投資方，但他們都得服從郭敬明的意志，他們的想法必須通過郭敬明才能得到執行。郭敬明巨大的影響力，構成了《小時代》一切工作的基礎。在重慶宣傳電影時，郭敬明陪郭采潔看午夜場，凌晨1點鐘，仍有少女粉絲在保安驅趕下逡巡不去。當宣傳人員答應為她找郭敬明簽名後，這位粉絲激動得當即淚下。
另一方面，《小時代》已經站在了互聯網時代的潮頭，即使是郭敬明這樣的「少女之神」，也必須按照互聯網的商業邏輯辦事，比如《小時代》下集是按照原計劃聖誕上映，還是提前到8月份趕上暑假的尾巴？在張昭看來，任何人說了都不算，「我們在做網上調研，通過數據分析來做決定：消費者說什麼時候上，就什麼時候上。」
成功商人郭敬明
無論人們對於郭敬明的作家頭銜有著怎樣的爭議，但沒人會否定他是個成功的商人。他努力工作，享受奢華也極度清醒。這個瘦小的年輕人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偶像，然後利用自己的聲名成就了中國青春文學的半壁江山。
「我很少有失敗的例子。」瘦小的郭敬明穿著純白色的襯衣和深藍色的牛仔褲，一邊用iPhone聊微信，一邊落座在沙發上。
這段時間他密集接受媒體的訪問，目的清晰——多聊自己的新電影《小時代》，而非其他。
「當然有考慮上映時間。」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因為這個題材是年輕人喜歡的，所以暑假是最適合的一個檔期。」今年30歲的郭敬明，這個暢銷10年的青春文學作家，出版公司最世文化的老闆，將自己的商業帝國第一次延展到電影圈。他親自把百萬銷量的小說《小時代》搬上大銀幕。
配合電影上映，原著《小時代》的第一部也被再版，郭敬明在導演該電影時寫下的日記《小時代電影全記錄》也將出版，其主編的雜誌《最小說》最新一期的封面也直接選用了電影海報。這再一次彰顯了商人郭敬明清晰的商業頭腦。但他並不願意事先估計票房，「不曉得，因為說不準。中國的票房，大家都看不懂。」
「有人就是富二代，有人連學費都交不起」
最世文化公司坐落在上海靜安區武定路，兩扇鐵門緊緊地關閉著，除了一個門牌號，別無其他任何標誌顯示這裡就是中國青春文學最成功的「夢工廠」。
郭敬明的助理小春打開了大門，送走了一批記者。這一天，郭敬明的採訪從早上10點一直排到晚上10點。這扇低調的大門內有三棟古樸的小洋樓，分別是公司的辦公樓、圖書館以及郭敬明的住所。該處房產市值過億。
辦公樓一樓休息室，牆上掛著大幅西方油畫，屋內擺設著各種雕塑，8盞高級檯燈只作為陳列沒有接上插座，屋頂懸掛著Baccarat水晶吊燈，房中有KENZO的小桌子，FENDI的沙發和地毯，映襯著進口飲品，唯一不昂貴的東西是一包心相印抽紙。
「在自己承受範圍內，為什麼不可以」。這是郭敬明對奢侈生活明朗的態度。在他的小說或電影《小時代》中也隨處可見CHANEL、Dior、LV、Gucci等品牌，正如他的真實生活。他甚至為電影劇組提供了一些自己的名牌包作為道具。
「最早出道時，還會在意外界的非議。」郭敬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對於這些年網絡上對他的身高諷刺、寫的東西是給中學生看的「酵母」這類，他已經完全不在乎。郭敬明過著明星一般的生活，他經常會用「出道」這個娛樂圈的術語形容自己2003年第一部小說《幻城》的出版。
他與自己的粉絲之間也刻意保持著距離以維護自己的神秘感，「現實中接觸他們幹嗎呢？你在工作，忙自己的事業，不可能接觸到粉絲的。本身也不近，他們買書就行了。」郭敬明說。
2007年在《最小說》上連載《小時代》時，郭敬明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活就備受爭議。「可能是因為裡面展示了很浮華、很奢侈的生活，但是裡面也有很平民的鄰家女孩，也有家庭很貧窮的人。」郭敬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只是貧富差距分化也比較嚴重。其實在我們這個時代，貧富差距就是這樣子的。有人就是富二代，有人可能連學費都交不起。」郭敬明很清醒，「現實就是這樣。」《小時代》以林蕭、顧裡、南湘、唐宛如四個女孩為主角，同時選取了十幾個處於不同階層，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性格的人，通過他們的群像，去反映這個時代。只不過郭本人更善於描述紅男綠女。對於「屌絲」，他說，「我不太瞭解這個群體。」對於他清楚認識到的社會階層分化，他從不像韓寒那樣發出議論——十多年來他和韓寒一直被相提並論，他認為那不是自己的特長。
採訪近半，最世文化的副總裁痕痕走過來，蹲在沙發邊問總裁郭敬明，「你的專欄要不要繼續開，寫什麼？」「那我繼續寫好了，就寫後期電影宣傳的事情。」郭敬明說。痕痕提醒他，最好是這幾天就交稿，「抽空寫寫」。這段時間，郭敬明每天只有幾個小時的睡眠。
即使如此，郭敬明仍能敏銳地回答每一個問題，幾乎沒有停頓思考。而且他仍會在乎自己生活上的細節，他會突然讓助理從樓上拿下一雙球鞋，在記者面前換掉做工考究的皮鞋。又讓助理幫他找來沙發靠墊。
幫他找靠墊的助理小曹是郭敬明的第三個助理，日常負責電影事務，負責打理他日常生活的小春是他的第四個助理，而此前的助理小葉已經負責去打理郭敬明的房產，小青已調至公關部去打理版權事務。而第五個助理開始進入實習期。
「他想法多，熱衷交朋友，善於把握資源」
郭敬明也沒想到過自己最終會當導演，「雖然我念的是編導，但到大二時我就休學了嘛。那時候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導演，全部精力都放在寫作上面。」他說。
2001年冬，郭敬明從四川自貢市富順縣出發，第一次出門遠行，到上海參加第三屆新概唸作文大賽的複賽。
「很震撼，因為我的生活環境和上海完全不一樣，第一次感受到這種大城市很物質，很繁華，很讓人迷茫的，就自己很渺小的那種感覺。就覺得這個時代很大，你只是其中一個很渺小的部分。」郭敬明回憶當初的感受。就如同他在《小時代》的開頭也曾描寫著大都市的浮華。
次年他進入上海大學念編導專業。剛到上海，他就認識了一批文友，這些朋友日後成為他創辦的最世文化公司的元老級高層，包括現在的兩個副總裁痕痕、阿亮。
和郭敬明同齡的痕痕坐在自己的獨立辦公室裡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自己算是郭敬明最早期的粉絲，高二時看他的散文集《愛與恨的邊緣》，就很喜歡他的文章。
「但那個時候學習也比較緊張，等到高考之後，我就上網去搜郭敬明的信息，搜到他在榕樹下的個人主頁，上面還留著他的QQ號碼。然後在高三暑假就認識了。」痕痕說。
在開學之前，痕痕到上海大學見到了郭敬明，「就覺得很瘦小，皮膚也黃黃的，還染了黃黃的頭髮，洗、剪、吹還加上了燙的那種。當時感覺他還有些土氣。」十年之後，郭敬明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他已經是強勢的老闆，對奢侈品牌如數家珍。「但他還是比較脆弱，比較孤獨。我認識他到現在，覺得他的性格也有比較任性，比較衝動的元素在。」痕痕認為，「他想法很多，善於制定目標，善於和熱衷交朋友，善於把握資源，機遇多，才一步步成就了現在。」
但郭敬明也曾經有過「眾叛親離」的時候。2007年，設計師hansey和作者落落離開團隊，但後來畢竟盡棄前嫌又重回郭的公司。「他和他高中的朋友，大學的朋友，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交集。」痕痕說。
「我和阿亮呢，怎麼說呢，都有被罵哭過。有時當面把我罵哭，有時候我是背地裡哭。」痕痕回憶說，2007年《最小說》的辦公地點還租在楊浦區，開放式的辦公室。一次，已經到了6點下班的時間。痕痕從辦公桌旁站起來，輕鬆地喊了一聲，「哎呀，下班啦！走起！」還在一旁忙於工作的郭敬明，臉色迅速變得很嚴肅，「你要走就一個人走好了，幹嗎要煽動別人？」至今，作為老闆的郭敬明都不希望提醒員工下班，他自己就是個工作狂。
七八年來，郭敬明都沒有給自己放過假，甚至「因為工作太忙了，也沒有時間去談戀愛，也沒有時間去考慮這方面的東西。」郭敬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現在的生活重心就是在工作。」在他看來，這是他實現個人價值的方式。
「郭敬明成功地把他的風格和判斷放大了」
郭敬明很清楚自己是「內容提供商」，而近年來他最大的合作夥伴長江文藝出版社是「渠道商」。2006年，在結束了與春風文藝出版社的合作後，郭敬明開始和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中心合作。
「按照約定分成。我們推廣、發行、銷售，他們負責內容，大家揚長避短。」長江文藝副社長黎波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當初考慮的就是這樣，做《最小說》的雜誌平台，同時給有實力的作者找出路，然後再進一步影響成長的讀者，做系列雜誌。」
最初合作時，郭敬明已經拿出了一個很完整的計劃書，甚至後來的系列雜誌，如落落主編的《文藝風象》和笛安主編的《文藝風賞》也已在預期之中。而目前最世文化簽約的70多個青春作家，有很多也在最早的計劃之列。
事實上，在2006年時，郭敬明還身陷「抄襲案」中。法院認定《夢裡花落知多少》抄襲作家莊羽的《圈裡圈外》。這成為郭敬明履歷上最大的污點，雖然他自己從未對此事道歉。
「他生活非常不規律，有時候睡幾個小時，但對工作非常投入。」黎波評價郭敬明說，「他很聰明，給低齡的青春讀者寫，市場情況會好得多。但不能說給青春讀者寫，就看不起他。」
2009年，郭敬明擔任長江文藝北京中心副總編輯，去年升任總編輯。黎波認為，這是「產業需要」，因為「我們青春文學這一塊做得很有規模了，這邊的領導年齡也比較大，我們現在已經不是把握內容有沒有問題(過審)，而是把握有沒有市場」。
對於市場和銷量，郭敬明有著驚人的嗅覺，「他要對這個市場做一個判斷，三審的稿件他要負責。」當然，這個負責，依舊是判斷內容上是否暢銷。
如今，長江文藝每年的青春文學碼洋超過2億。「比如一萬種青春類書，我們在前100中甚至超過一半。」黎波說，「郭敬明成功地把他的風格和判斷放大了。」《小時代》的責編、長江文藝北京中心的市場營銷部主任趙萌說，「郭敬明真的很適合文化產業。我覺得他不做作家的話，在營銷策劃上也是個非常棒的人。」
事實上，直到2007年，郭敬明成立最世文化公司時才開始了正規化的公司運作。當時《最小說》的銷量已穩定在每月50萬冊。而2004年成立「島」工作室，2006年轉變為「柯艾」公司時，公司還像一個家庭，並沒有太嚴格的制度。「『島』的時候還是很鬆散的，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做。真正到最世的時候，就比較正式。」郭敬明說。
「他的概念裡面，做老闆就是要強勢。包括在長江開會的時候他就說，作為領導，想到的就給他們提要求，我只是需要許願，你們來實現願望。他要求挺高的。實際上，他是一個很挑剔的人。」最世文化副總痕痕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在痕痕的印象裡，郭敬明之前要涉足商業領域，都會看多財經書和雜誌。也會關注與自己同類雜誌的論壇。
2007年前後，郭敬明幾乎每週五都會叫一幫人去他家，一邊看著《快樂女聲》，一邊吃火鍋。如今，痕痕有時候找郭敬明談事時，甚至都要事先問問助理小春，老闆是否有時間，「都不知道他是否在公司。」
去年，郭敬明有計劃將最世文化上市，但最後「因為各種綜合原因」，並未真正實行。
但他畢竟又衍生出了一條電影的生產線，第一次自己擔任導演。「其實在影視方面，我們有一點一點地去開展。比如我們一些簽約作家的作品，有些是適合電影改編的，我們跟電影公司是在聯繫，落落的《剩者為王》，笛安的《西決》影視版權都賣出去了。」據痕痕介紹，公司還沒有正式進軍影視行業，目前只是有公關部的人員在與外界談電影方面的合作。
郭敬明結束了訪問，走出房間，逗了逗自己那條名叫「尷尬」的哈士奇。另外，他還有一條叫「茶杯」的金毛和一條叫「嗶嗶」的泰迪。與「尷尬」只玩耍了兩分鐘，這就是郭敬明的休息時間，「尷尬」回到了助理身邊，郭敬明早已回到房間與新一批媒體記者開始聊起自己的電影《小時代》。
「小時代」會越來越殘酷
《中國企業家》：這部電影會不會對你產生誘惑，成為你進軍影視圈的開始？
郭敬明：我之前做任何事情都會想要去賺錢，但拍電影還真不是。我會有票房分紅，但當時根本不可能預計會賺到多少錢。《小時代》我前前後後有花了一年多的心血，對我來講，如果一年多時間花在寫書以及公司上面，賺的要更多。當時我心裡很想把它拍出來。我接拍電影的時候電視劇也在拍了，那個改動真的太大了，自己也覺得很難過。電影的商業價值是對我們的一種鼓勵。當然，我做好了，有更多票房，收入會更多，這也是對我的一個獎勵、證明，但它不是我的初衷。
以後我會把電影當成一個事業來做，不是玩一下就夠了；接下來再拍，從商業價值來講，我可以提更高的要求，投資方也會願意滿足我的條件。但是對於這一部電影，更多的是夢想超過商業價值。
《中國企業家》：你怎樣看電影與小說這兩個行業？
郭敬明：進入電影這個行業，給我很多新的想法，包括在規劃自己的版圖上。你能看到好萊塢的格局，它對優秀的小說故事是非常飢渴的。現在的好萊塢就是未來的中國，隨著中國的發展，未來肯定也是這樣，好的小說故事的版權越來越值錢。今天我從事小說和電影這兩個行業，之後我會慢慢去打通這兩個行業之間的壁壘。從版權到生產、拍攝，整個產業鏈完全打通，如果能完整地融合兩個領域的話，公司的規模就會大很多。這可能是我接下來會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中國企業家》：《小時代》這個電影滿足了少女的所有夢想，這些夢想對你而言是真實的嗎？
郭敬明：對青春期而言，每一個人的夢想都是真實的。《小時代》第一部就特別青春美好，很多正面能量，但到後面第二部第三部，隨著他們越走入這個社會，年輕時堅信不疑的事情就開始面臨質疑，殘酷的社會讓夢醒來，碎掉。但我還是希望至少在第一部電影裡建立很純粹很美好的東西，然後再去打破它，才有力量。如果你之前都沒有建立夢想，後面開始殘酷，就沒有差距的美，沒有拉扯的力量。
《中國企業家》：你自己有沒有經歷你小說和電影裡這種夢想從建立到被打破的過程？
郭敬明：當然經歷了，我的成長經歷就是這樣的啊。我從一個很普通的四川男孩去上海唸書，變成普通大學生，變成公眾人物，變成公司老闆，變成導演，面對的生活圈子越來越不一樣，價值觀和看到的世界是一直在變化的。
《中國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哪件事對自己影響最大？
郭敬明：應該是成立公司吧。以前自己是個文藝作家的性格，處理各種事情都很感性，成立公司之後，很多時候就變得很理性，而且責任感更強了，不只是對自己，而是對公司所有的人。我第一次意識到大家都是靠著我在生活，他們是仗著我在發薪水。我不能再像以前當作家那樣不想寫就不寫了，我可以一年以後再寫，反正又餓不死，但他們不行。我不能說公司我突然丟掉不管了，因為人家也是拿整個青春在跟你奮鬥，人家的職業規劃是放在我的公司裡面的。這種轉變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前幾年也跟夥伴有過爭吵，自己有過很痛苦的時候，現在一切都上了軌道了，不會再有那麼多問題，如果有問題，也可以很冷靜地解決它。但最初幾年真是覺得壓力蠻大的，或者覺得很多事情超出自己的能力範圍，得慢慢去學，慢慢去尋（找答案）。
《中國企業家》：你對世俗的名譽還抱有渴望嗎？
郭敬明：我覺得渴望的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吧。名啊利啊，我覺得只要做好了要做的事情，這些都是順著帶來的，但我現在都不會以它為目的了。
《中國企業家》：你有沒有憧憬過諾貝爾文學獎？
郭敬明：沒有。因為我做的事情太多了。其他的作家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寫作上面，但對我來講，我花了太多時間在別的方面，我心裡特別明白我花在文學上的時間很有限。所以我也不會去要求自己一定要達到多高的高度或者要寫得多好，這也是我覺得很遺憾的一個地方，但權衡下來，我願意去犧牲這個。
《中國企業家》：面對批評你會生氣嗎？
郭敬明：只要不是太離譜都不會生氣。我微博唯一轉發提出異議的也就是周黎明那一條。他的評論有一點脫離電影本身了，你可以講我導演手法不好，你甚至可以講我價值觀不好，但是你不能來惡意抹黑這個電影，說電影說你們這些小孩要過上好的生活就要給老男人做小三小四小五，我電影裡沒有一個女生是這樣為了過上好日子就做小三小四的，他們都是在完成自己的夢想。你惡意把我沒有表現的屎盆子扣到我頭上，我就會有點生氣，我覺得這是在侮辱女性觀眾。
《中國企業家》：你的價值觀呢?
郭敬明：很正面，你看我拍的電影就知道，很多正能量啊。
《中國企業家》：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正能量這個詞是不是有點幼稚了？
郭敬明：我眼裡的世界就是這樣的。
《中國企業級》：你是代17歲的少女看世界嗎？
郭敬明：也不是，我遇到任何一個問題我都不會把它想得很負面。我都是遇到這個問題了立刻去解決，如果解決不了那就算了，我不會為這個事情糾結，也不會去抱怨，不會覺得不平衡或者憤怒。我很難產生負面的情緒。你看我微博也知道，我從來不傳遞負能量的東西。
《中國企業家》：你不會產生那種想要改變些什麼的慾望嗎？
郭敬明：會啊，看到不好的東西也會生氣。如果發生在我身上，第一時間我會去想能不能改變它，如果不能改變我憤怒也沒用，如果能改變我就立刻去做，而不只是抱怨，抱怨是沒有用的。如果我明白一個事情我改變不了，比如說中國是個社會特權，那我就不糾結這個事。我能改變的是什麼？我能讓我的公司的員工們加薪，這是我做得到的。我其實是很務實的一個人。
《中國企業家》：之前你曾說過，企業家最重要的一點是強勢，現在對企業家有沒有什麼新的理解？
郭敬明：我覺得我當時的表達有錯誤。不是說要強勢，而是要有一個很堅定的判斷，認準了就要盡全力去做。但是做這個決定或者是堅持這個決定，可以有很多方法，而不是通過很強勢、很蠻橫的方式去實現。
做導演的過程也是一樣，不是要很強勢地去告訴劇組我要什麼，而是要很清晰地去表達我的聲音，而且要很堅定地去維護我的意見。不能說別人說導演我們其實可以那樣，我就立刻放棄自己的想法去遷就他。這樣就不會成功，你要有自己很清晰的標準，包括你要把你的審美貫徹到每一個細節裡面。這也是強勢的一個部分，就是說你要控制任何層面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