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急速貶值，人民幣快速升值，這一矛盾組合背後，是經濟政策的明確指向。
2013年5月27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和即期匯價雙雙改寫匯改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對美元開盤中間價為6.1811元/美元，較上一交易日大漲56個基點，就開盤中間價來看，2013年已經累計升值幅度為1.69%，而在2012年全年中間價的上漲幅度只有0.25%。
這一漲勢令市場大跌眼鏡，在日元大幅貶值、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業經營困難的情況下，人民幣即便不貶值，也應至少維持幣值穩定。可眼下，人民幣漲勢如虹，出乎眾人預期。那麼，在當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選擇相對堅挺，其中究竟有哪些考量，又遵循哪些邏輯？
如此，「貨幣戰爭」真要來了。
2013年5月22日，日元兌美元匯率一度接近104日元/美元，最近幾日回調到102日元/美元左右。相比2012年11月初大約80日元/美元的水平，日元至今已經貶值超過20%。
如此短時間內如此大幅貶值，在國際外匯市場上極為罕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直試圖以日元貶值來提振日本經濟，作為亞洲最大的發達經濟體，日本與周邊國家多年來形成了廣泛而深入的經貿和金融聯繫，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可以說仍是亞洲經濟的核心。因此，日元的急劇貶值必將抑制周邊國家對日本的出口，這亦是一種以鄰為壑的刺激經濟手段。
不得不說，每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時必須先考慮本國利益，因此針對日元快速貶值，「跟隨策略」也廣為流傳，簡而言之：日元貶值，其他亞洲國家的貨幣也隨之貶值，以此對沖日元的貶值衝擊。
但，如果中韓等亞洲國家邁出這一步，必然引發一輪競爭性的貨幣貶值大戰，造成更多的動盪和不安，「貨幣戰爭」真要來了，而屆時，整個亞洲地區都可能陷入混亂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主戰場就可能從第二個主戰場歐洲轉移到亞洲，這樣，全球經濟的復甦之旅將更渺茫和遙遠。
這並非危言聳聽。當前，國際投機資本巴不得亞洲國家間打起「貨幣戰爭」來。中韓等亞洲國家之所以不採取跟隨貶值策略，並非充大頭，而是看到了其中的危機。
跟隨貶值策略不可取，但是不能也不應放任日本政府日元貶值政策。中韓等國應該通過雙邊和多邊場合充分表達對日元過快貶值的擔憂，通過與日本談判或協商，要日本清醒認識到操縱日元貶值的不利後果，約束日本不負責任的匯率政策，防止日元進一步的大幅貶值。
如此，有人會問，雖然不能採取跟隨日元貶值的策略，那是否可以像2012年一樣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呢？
2012年全年，就開盤中間價來說，人民幣升值幅度僅為0.25%，即使按照盤中交易價，全年的最大波動幅度僅為1.15%，但是在技術層面上，這往往會被認為是緊釘住美元。
從2005年7月21日，匯改啟動之日起，中國宣佈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如果長期維持對美元匯率的緊釘住狀態，會授人以「匯率操縱」的口實，也與我國政府當前提出的「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不相符。
2013年3月20日，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合計101位議員再提議案，準備再次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後，中國為了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一度將人民幣緊釘住美元，直到2010年6月19日重新啟動匯改。當時是特殊時期，因此這一舉措一開始得到了主要國家的默認，但是到了後期，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則逐步增加。從我國自身來說，也不得不謹慎選擇時機予以退出。
自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累計升值33%，中國的出口比重不降反增
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轉型，已經刻不容緩。舊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改革開始以來，儘管也多次強調要實現經濟集約增長、強調環境保護，但事實上一直實行的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粗放式經濟增長主要是靠高投入和犧牲環境取得的，被形象地概括為「三高一資」（高成本、高污染、高能耗、資源型）。
從需求來看，中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這種方式不僅越來越不經濟，而且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根據國家統計局支出法核算的GDP，最終消費佔比由2000年時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9.1%，而同期資本形成則由35.3%上升到48.3%。最近幾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明顯減弱。2002年至2008年，我國的投資乘數平均為1.51，而2009年至2012年，下降為0.90，2012年僅為0.73，即固定投資中多投出去的1元，僅能使GDP增加0.73元。
同時，在GDP中淨出口所佔比重則持續在2.0%以上，2005-2008年四年均在5.0%以上，最高的2007年達到了8.8%的歷史最高點。過度依賴出口，則不僅招致中國成為國際上遭受「雙反」（反傾銷反補貼）最多的國家，而且也成為歐美國家施壓人民幣升值的主要藉口。
而人民幣匯率升值則直接對中國出口產業的轉型升級發生作用，從而利於經濟整體的轉型。
2004年底時，由於工作關係，筆者接觸到很多來自其他部門的報告，談論中國很多出口行業利潤率很低，以紡織品和服裝行業為例，當時多數觀點指出：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這些行業必然陷入困境，工人將大批失業。
2005年7月21日，央行啟動匯改並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次性升值2.1%。這些年以來的實際結果卻是，這些行業非但沒有陷入虧損和破產，出口增速反而加快，國際市場份額不降反升，多數企業通過實施產品升級，利率潤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
而且，自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經累計升值33%，但是此間，中國的出口並未受阻。另據統計和測算，2005年時中國貨物出口占全球的份額為7.26%，到2012年則提到高11%左右。
不過整體上看，出口商品的質量仍然不高，附加價值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世界貿易組織（WTO）2012年共同開發出了「貿易增加值統計體系」，試圖更加準確地評估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傳統算法以各國海關統計的出入境數據作為統計基礎，而新體系僅計算一國參與全球產業鏈中的真實增加值部分。
按傳統算法，2012年中國貿易總額為3.87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3.82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但是按照新算法，我國某研究機構得出的結論是，我國貿易總量僅為美國的六成左右，美國仍為第一大貿易國。
由此可見，出口產業升級的壓力和任務仍然很重，而人民幣匯率升值則是可以採用的一個重要手段。
一切在為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做準備。
2013年5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中確定：「穩步推出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
國際上有個著名的「不可能三角」，是指一國的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與獨立的貨幣政策，永遠無法同時兼得。
在資本進出國門尚不完全自由的情況下，中國目前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每一美元能換多少人民幣的控制力，但央行也需要不斷地印鈔票購買湧入的大量外匯資金。
而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前提在於，匯率進入均衡狀態，並放棄匯率的管制，讓其充分的市場化。
試想，如果匯率存在明顯的低估，則必然吸引大量資本流入，匯率會在短時間被推高，而且往往會被推到高於均衡匯率的水平，即出現所謂「超漲」；如果匯率存在明顯的高估，本國資本則擔心匯率水平無法持續而大量流出，匯率也會在短時間被推低，而且往往被推到低於均衡匯率的水平，即出現所謂「超跌」。無論是超漲還是超跌，都會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因此，為了在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後，市場上對未來匯率的預期相對分化，即一半人看漲另一半人看跌，匯率能夠相對穩定而不至於大漲或大跌，都希望在完成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前，本幣匯率能夠進入到均衡匯率水平。
目前來看，人民幣匯率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低估。為了未來能夠平穩地轉變到浮動匯率階段，當前有必要通過逐步升值的辦法讓人民幣回歸到均衡匯率狀態。由於無法準確計算出均衡匯率值，官方往往採取試錯法，有時會快速升值，然後維持相對穩定，看看是否達到均衡匯率水平，如果漲過了，也會向相反的方向調整，直到既無明顯的升值壓力也沒有明顯的貶值壓力，即被認為進入到了均衡匯率狀態。
日前，市場廣為流傳一份有央行背景的研究報告《新形勢下對外開放的戰略佈局》，其中指出：制定並公佈人民幣可兌換的路線圖、時間表，明確2015年末實現可兌換。
儘管外界質疑如此短時間內完成資本項目可兌換困難重重，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種種跡象表明，資本項目可兌換在提速，而匯率也必然要加速向均衡匯率狀態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