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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改變中國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8-31/100431383.html

 車子在初春的黑夜緩緩開進杭州市區。

  開車接我的是剛認識的朋友王啟憲。八零後的他曾經在不同城市當過不同企業的白領,民企、國企、台企,去年卻選擇來到杭州做出版。他剛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落腳城市》。

  我問他,為什麼會來做出版這個很難賺錢的行業,尤其是專做人文社科?沒想到,他的回答開啟了一個歷史的縫隙,讓我一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知識與社會的變遷簡史……

  啟憲是在河南鄭州老家放書的庫房里長大的。爺爺原本是一名鐵路工人,1978年退休後,除了養鳥就是喜歡讀書,於是在胡同口擺了一個小書攤。1983年,啟憲的姑姑因為超生,夫妻雙方都被開除了公職。原本也是鐵路工人的姑父把書攤從胡同口挪到了大街上的公園門口,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最瘋狂時,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在鄭州都能賣掉三四萬本;書賣完了,讀者會到家門口來等,什麼時候新書到了就立刻搶走。

  那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亟欲渴望追求他們被剝奪走的一切,渴望巨大的信息與知識來理解他們的時代,填補他們的內心——無論是娛樂性的還是思考性的,是功利的還是文藝與哲學的。畢竟,彼時他們「一無所有」。

  余華曾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一書中描寫過相似的場景。70年代後期,在他們小鎮的新華書店,每天天亮前都有兩百多人在排隊等著買書。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的文學作品在小鎮帶來的轟動,彷彿歌星出現在窮鄉僻壤的效應。

  啟憲的姑父1988年開始自己做出版,引進的、翻版的、原創的,什麼書都做。那時做書是一門瘋狂的好生意,直到80年代末剎然終結。此後,一方面由於政治環境,另一方面是1992年中國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不是什麼書都能出了。第一代書商們四散開來,命運各不相同:有的人賺夠了錢不做書商了,有的人專門做盜版,有的人跟教委聯合起來專做教輔書和教科書,有人開始做引進版權,也有人做原創。至於他姑父,因為政府嚴控,市場萎縮,後來做不下去。

  啟憲開始工作時,先是去做了白領,穿上西裝打領帶,一本正經開會作報告。但他意識到這不是他。他深受搖滾這種挑戰體制的非主流文化帶來的影響,同時,兒時縈繞在身邊的書的味道始終在他血液裡散發著。於是,他辭去工作,投入這個改變他們家命運的行業:出版。他當然知道,這不是上世紀80年代,尤其一個人很難做什麼。不過,在這個時代搞出版有特別的意義。

  這個年輕但說話老成的八零後說,「大陸是一個多鏡像的世界,一方面是『老大哥在看著你』,另外一方面是『娛樂至死』。然而,我們說教育也好,說知識也罷,說常識也行,這才是這個國家的根本。有些人上街,有些人研究理論,有人做推廣,也有些人投機,而我選擇了出版,來傳播常識。」

  他覺得中國的改變需要許多基礎的知識。像他們出版那本引起諸多討論的《落腳城市》,就是因為他認為城市的農民工問題及日益增多的底層暴力問題,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他相信這本書可以帶給中國思考上的刺激。

  另一方面,他也意識到,當代中國人的焦慮與困惑越來越嚴重。他相信,「知識的力量,或者信息的力量,會更凸顯出來,大家更會去思考問題」。

  的確,90年代以來的快速經濟增長之後,人們看似滿足了基本物質慾望,但大部分人還是不知道幸福在哪裡;他們認識到這個社會本質的精神空洞與制度潰爛,卻不知該如何著手改變。我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講座上,看到許多年輕人對知識的熱情,他們熱切地提出問題,想知道中國該往哪裡走。作為一個台灣來的作者,我很羨慕大陸許多知識性的書可以走上暢銷排行榜;這樣的氣氛在台灣已經逐漸消失了──畢竟台灣已經過了巨大的轉型期。

  雖然當下出版市場充滿光怪陸離的投機炒作,但我也看到許多出版人想盡辦法出版——如啟憲所說的——對中國轉型有幫助的知識,或者各種培養公民思考的書籍。這個年輕人最感動我的一句話是:「我們在做出版的過程中,能有多一點的敬畏感,算是為過去還債。」

  最後我問他,你相信知識可以改變中國嗎?「這是肯定的,」他說,但又接了一句,「雖然現在挺無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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