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釣魚島事件，國內爆發了抵制日貨的民間運動，很多年輕人覺得很新鮮。接下來兩篇專欄，我從商業史的角度談談抵制洋貨這件事，說的不對，大家多批評，不過別砸我的車。
按社會學家漢斯·孔恩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狀態，認為國家是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也是文化創造與經濟繁榮的源泉。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它像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稍有撥動，就能引發喧天的風潮。一百多年以來，外國人給予中國人的恥辱
是如此的平常，這些記錄包括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式，從巨額賠款到割讓國土，從火燒皇家園林到兩個外來軍隊在中國土地上交戰。
民族主義的狂熱便是在這樣的土壤上熊熊燃燒起來的。當國家和民眾無法從軍事和政治上獲得尊嚴之後，民族主義的「地火」就曲折地向商業領域轉移。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抵制洋貨運動一直是民族企業最鋒利的武器。
自20世紀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5年，對象是美國貨。在這一年，美國政府制定排華法律，在十年內拒絕中國工人進入，並對在美華人
進行了種種人權上的限制。夏天，在華人勞工輸出的基地華南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和抵制美貨運動，至少有10個省份出現了遊行。一個叫F·W·福斯特
的觀察者在當年的報紙上評論說，「中國人抵制美貨，是老大帝國反對外國的不公正和入侵的憤恨情緒在覺醒的顯著證據。」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1905年的這
場抵制運動是「第一次跨越了各種社會團隊的大眾抗議」。
第二次全國性的抵制運動發生在1908年，對象是日本貨。這年開春，廣州官員以走私武器為理由查封一艘日本輪船「二辰丸」，日本政府強勢干預，中方迫
於壓力，釋放了日船。這個事件激怒了中國人，他們認為清政府懦弱無能。憤怒很快演變成一場日貨抵制運動。廣州的商會和同鄉會發出公告，號召抵制日貨，他們
甚至還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抵制目標—直到所抵制的貨物總值相當於對日賠款總額。這場抵制一直持續了一年多。1909年，日本加快在東北三省的政治和經
濟滲透，宣佈它將擁有從瀋陽到安東的鐵路的建設權，很快在東三省的城市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
這些抵制運動直接催生了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1911年12月，上海成立中華國貨維持會，滬上幾乎所有知名的商人全數參與，最初的宗旨是力圖用國貨原料製作禮服，後來很快轉型成全國性的洋貨抵制領導機構。
1912年12月，維持會召集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代表，在上海召開維持國貨大會，就維持國貨的重要性和具體方法展開討論。
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抵制洋貨運動，每隔三年至五年就會大規模地爆發一次，這構成了百年中國企業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對民眾而言，抵制運動能夠極大
地滿足民族自尊心；對政府而言，當然樂觀其成，這些運動甚至可以成為對外談判的籌碼。日後我們看到，在重要的抵制運動中，政府是幕後最主要的策動者。立足
剛定的民族企業家更是抵制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驅逐或打擊競爭對手。就跟民族主義的複雜性一樣，抵制運動
對中國商業環境和市場成熟的正面、負面意義，一直是一個十分微妙的課題，它甚至從來沒有被認真地討論過。
自1910年之後，中國的洋貨抵制運動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假想敵」，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們的商品。下篇專欄，我接著說。
作者：吳曉波（財經作家，上海交通大學EMBA課程教授，「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常年從事公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