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兩年有餘，中非發展基金（下稱中非基金）二期資金20億美元的募集近期終於完成。
接近中非基金的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這20億美元由國開行直投部門投資，資金來自中國外匯儲備對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的借款，期限在八年至十年，借款利率按照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基準上浮一定比例。
「這是中國外匯儲備嘗試多元化投資的一種方式。」該知情人士透露。
2007年5月，國開行出資10億美元發起成立中非基金，主要投資領域為非洲國家的農業和製造業、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及中非工業園建設項目。
近幾年非洲市場波動較大、政治風險更為顯著，被賦予多重目標的中非基金，面臨市場化融資的窘境。自完成一期10億美元的投資之後一年多，中非基金一直從市場上募集不到資金。
「在中資企業境外投資中，非洲市場的風險是最大的。」一位國開行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財新記者獲悉，國開行對中非基金的這筆20億美元投資的融資方案，在2011年初就已經上報國務院，直至一年之後，在今年「兩會」前夕，才最終被國務院批覆。
「從外匯儲備融資，這也是現有體制下的折衷安排，因為很難從市場上募集到資金。」接近中非基金的知情人士稱，「我們希望可以利用外匯儲備。」
這可謂特例，因為按照監管要求，不允許商業機構以負債從事股權投資。
「中非基金的曲折融資，折射出缺乏國家協調機制的『走出去』戰略，中國仍缺乏對外投資的整體安排，相關部門政策不配套，也缺少權威性的綜合協調管理機構。」一位金融專家評價。
市場融資受阻
中非基金成立於2007年5月，首期規模為10億美元，計劃二期增至30億美元，最終達到50億美元。
截至目前，中非基金的首期10億美元已經承諾投資完畢，已決策的30多個項目，涉及對非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能夠提高其「造血機能」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農業、製造業等領域。
從非洲的市場空間和對中國的戰略意義看，中非基金募資50億美元也遠遠不夠。」前述國開行人士表示。
2010年9月末，中非基金已完成了一期10億美元投資，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之後，中非基金二期20億美元開始募集。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曾在2010年初公開表示，「作為中非合作論壇第四次部長級會議的新舉措之一，將把中非基金的總規模增資到30億美元。」
按照國開行的原計劃，第二期資金將有其他國內機構參與出資，在增至50億美元的過程中或引入國際投資者作為出資人。
不過，種種原因所囿，自2009年底啟動二期募資工作後，中非基金的募資一籌莫展。
「風險投資者看不清非洲的國家風險，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相對成熟，誰都想讓自己的錢早點收回來，所以相比非洲市場，風險投資者更願意投資中國。」一位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界人士坦言。
由於非洲尚處於經濟發展初期，對非洲投資的項目回收期相對較長，「確實對中非基金的初期運營、未來投資退出等帶來了諸多考驗」。中非基金副總裁胡志榮坦言。
一般的商業性PE往往要求在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獲得回報，而中非基金以中長期投資為主，回報期是五年至八年，對有的單個項目的持有期甚至長達十年。中非基金的自身存續期則長達五十年。
「中非基金的首要任務是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非投資，在這一使命下，中非基金的投資更看重項目的長期發展前景。」胡志榮表示。
外儲投資新渠
從市場融資不暢，國開行希望利用外匯儲備為中非基金融資，並將方案上報國務院。國開行人士介紹，「與進出口銀行相比，國開行的優勢在於基礎設施出身，而進出口銀行主要是貿易項下的出口信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郭凱建議，中國外儲規模與中國經濟、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程度，都要求外儲投資不再重複市場投資基金的舊路，轉向新的全球投資模式。
其中，包括可以將部分外儲以某種形式投資給國開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全球的主要發展中國家進行政策性銀行和開發銀行的金融貸款和投資，徹底轉變中國天量外儲絕大部分只能投資在債市的被動受損局面。
不過，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小部分外匯儲備作為支持企業「走出去」分散投資的嘗試未嘗不可，但其運用的邊界不好把握，因為 外匯儲備的投資管理要求是較高的安全性、穩定性。在金融危機之後，國際政治風險很大，市場環境和風險的不確定性都很高，在這種環境下外儲支持企業「走出 去」，可能背離外匯儲備的管理原則。
截至2011年末，國開行外匯貸款餘額已經高達2200億美元，在中資銀行中位列第一。
「西方國家已重新聚焦非洲，增加對非投資，可以預料，非洲必成為本世紀大國激烈競爭的場所。」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所主任姚桂梅告訴財新記者。
「非洲50多個國家差別萬千，中國對非投資也需要嘗試各種模式，中非基金是近年中國對非投資的一種新模式。」姚桂梅表示。
模式很難複製
中非基金成立之初曾號稱為國內最大規模的PE，目標規模50億美元，存續期為50年。註冊地在北京，適用中國法律。中非基金首期出資人只有國開行一家，管理人和投資人完全重疊，採用了基金和公司一體的公司制，其投資決策委員會成員全部來自國開行。
「這是因為國開行想培養自己的團隊。不能老是把自己的錢交給別人，把別人的隊伍和本事練出來了。」一位國開行人士透露。此前，國開行已參股設立多只有政府背景的合資PE，均為單純出資的LP（有限合夥人）角色。
中非基金作為國開行的全資子公司，可以與國開行共享項目資源，國開行也為基金投資項目提供融資支持，發揮投資與貸款的協同效應。「項目貸款和中非基金的股權投資由於分屬不同的項目主體，是有防火牆的。」國開行人士表示。
中非基金除了具備一般基金公司的管理架構，還有一個獨特的專司政策指導的指導委員會，其成員都是部級代表，成員來自包括國開行及各政府主管部門 （商務部、外交部、發改委、財政部、央行、外管局等）的官員。商務部和外交部是該指導委員會的雙主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則設在商務部西亞非洲司。指導委員 會每年召開一到兩次會議，在政策層面給予指導，不干預基金的日常經營管理。但是如投資項目涉及中國重大、敏感外交、經濟政策，基金則先聽取指導委員會意 見。
這個結構使得中非基金的業務帶有強烈的政策性意味，「但沒被給予政策上的任何優惠措施」。國開行人士稱。
「國開行的操作模式很難複製。」一位金融專家評價說。
中非基金的定位是「重要的少數權益的投資者」，不做第一大股東，即不要求對所投資項目的控股權，通常在項目中持有50%以下股份；不參與投資項 目的日常經營管理；考慮到非洲投資風險的不確定性，又在發展初期階段，中非基金也會視項目具體情況對單純財務投資人的角色進行微調。
有別於普通PE
來自中非基金的信息顯示，中非基金一期10億美元的投資任務，共開發儲備投資項目100多個，覆蓋非洲與中國建交的大多數國家，已對20個國家的30多個項目承諾投資約10億美元，可帶動對非投資約40億美元，成為中國企業對非投資的重要橋樑和平台。
中非基金成立之初，首任董事長高堅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曾表示，「近年中國企業面臨結構調整壓力，而非洲企業正處於發展初期，基礎設施建設、消費品不足等問題突出正為中非基金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怎麼把政府間援助項目和中非基金相結合，怎麼幫助更多企業『走出去』，這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中非基金副總裁胡志榮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如是表示。
2009年，一家民企礦業投資公司與利比里亞政府簽署邦礦開發協議，獲得該項目25年開發權，總投資額預計為26億美元。但其後因該企業在項目 實施過程中難以履行開發協議規定的相關義務，國有大型鋼鐵企業出於最初簽訂的礦權協議的法律瑕疵及非洲投資風險考慮，又不願意介入，中非基金於2009年 底收購了該項目85%的股權。隨後，中非基金經過與利國政府的多次談判，解決了項目最初簽約時的各種遺留問題，國內企業興趣大增，紛紛表示願意投資。隨 後，中非基金將60%的股份轉讓給了武鋼集團。
「中非基金投資額度跨度比較大，原則上對單個項目投資規模控制在500萬美元至5000萬美元之間，對管理水平要求很高。」胡志榮進一步解釋， 「對於投資的企業，原則上沒有階段限制，既可投資於新建企業，也可投資於成長期企業，或是通過兼併收購等方式進行投資重組。我們關注但不會硬性要求企業已 有幾年盈利業績，我們更看重被投資企業和項目的前景。」
胡志榮表示，中非基金重點支持三類項目：第一類是有助於增強非洲國家經濟造血機能的農業、製造業以及中國企業在非洲開辦的經貿園區。如馬拉維棉 花項目可帶動當地近10萬農戶就業，該項目也是中國在非最大的農業項目之一；新近投產的埃塞俄比亞皮革加工項目是非洲最大的皮革加工項目，可帶動當地約5 萬農戶增收。
第二類是與居民生活直接相關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電信等項目。第三類是資源合作項目，促進非洲國家的潛在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
中非基金的運作並非一帆風順，如中非基金最初曾在埃塞俄比亞投資建立玻璃廠，儘管此項投資結束了該國不能自主生產玻璃的歷史，填補了當地工業空白，但銷量卻一直無法打開，很多產品都積壓在庫房裡。其原因是，當地很多人住的房子還是草木結構，還沒有普遍安裝玻璃。
「早期都得交學費，一家企業在非洲站得住腳、熟悉各方面情況也需十年時間。」姚桂梅表示，非洲也潛伏著許多不確定性風險和複雜因素，包括基礎設施落後、交通運輸不便、人員技術素質落後等。
不過，國開行有關人士認為，非洲落後的基礎設施條件及其經濟發展階段，恰恰適合國開行在中國成功倡導的開發性金融模式。
複製開發金融
「中非基金是開發性金融理念在對外股權投融資領域的拓展和延伸。」在胡志榮看來，非洲百廢待興，有的是機會，但配套的軟硬件都缺，相當於中國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於中資企業來說，越早越主動」。
這也是中非基金相較於一般商業性PE的獨特之處。這一模式的基本原理是，以中長期投融資為手段，結合國家信用與市場化運作，規劃先行、系統實施、平台投資等方式。
平台運作是開發性金融的一個典型模式。如中非基金與深能源合作投資的加納電廠已經成為加納的主力電廠，其發電能力佔加納全國電力裝機容量的10%左右，未來還計劃以此為平台，繼續拓展和投資其他電力項目。
胡志榮進一步介紹，平台公司相當於搭建一個統一的合作機制，對非洲不同國家的投資合作，都可通過和這個企業共同成立的平台公司批發投資，這樣更有效率，不用針對每個項目資本金、治理結構等細節都重複一遍。
例如，中非基金已經與中國農業發展集團公司合資成立了中非農業投資公司，將來把對非洲的農業投資都裝在這個平台公司裡，不但可以快速推動在非洲各國的農業投資，也便於以後和資本市場對接。
「開發性金融和PE的差別就是，私人投資對回報時間有要求，而開發性金融的收益曲線超過一般商業週期的容忍度，需要特殊資金安排，對非洲投資需要國家各方面政策的協調和相應制度安排。」曾剛表示。
一位資深金融專家指出，中國已經走向從「商品輸出」轉向「資本輸出」的必由之路，與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有很強的相似性。彼時日本已建立海外發 展的相關協調部門；一些西方國家，也在資本輸出階段建立了相應協調機制。如，法國對外關係總司負責部際聯席會議，協調外交部、法蘭西銀行、國庫司和稅收總 署等部門的工作，還有一整套支持措施，包括資金支持，並輔之以統一、簡便、標準的操作程序。
「中國仍缺乏對外投資的整體安排，也缺少權威性的綜合協調管理機構，造成資源和信息大量處在待開發或浪費狀態。」上述專家對此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