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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大行戰投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18/100328921.html

 
   三大行的外資戰投已悉數退場,財務投資者接盤,是正常的市場行為還是會帶來公司治理的倒退?
財新《新世紀》 記者 溫秀

 

  「另一隻靴子終於落地了。」一位接近建行的市場投資人士如是評價。在最新的一次大舉減持後,美國銀行在建行的持股比例僅剩0.86%。

  建行11月15日發佈公告稱,美國銀行於11月11日和14日,同意以協議轉讓的方式,向幾家機構投資者轉讓約104億股建行H股股份,約佔已發行總股份的4.14%。這是美國銀行對所持建行股份的第五次減持。

  一位外資銀行高管對財新《新世紀》表示,境外戰略投資者此番撤退,更多的是自身財務困境和資本壓力所致。美國銀行在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公佈之後出手,便是一例。

  「與其說擔心中國銀行業的前景,不如說他們擔心自己的現狀,在活下去都很困難的情況下,很難有長遠打算。因為如果短期的經營業績無法令股東滿意,資本困境難以滿足監管要求,管理層就可能下台。」上述人士表示。

  誰來接盤成為焦點。知情人士透露,與上一輪基本相似,淡馬錫等進一步增持建行股份至10%,成為建行第二大股東。而另外一個主要買家則是外管局的境外離岸SPV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公司)。

  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稱,這家SPV公司在今年7月,就曾與淡馬錫、社保基金和中信證券一起,承接了美國銀行轉讓的建行H股。他認為,這是一個對 各方「都不壞」的選擇,通過市場化手段和商業行為,投資中資企業,找到了回報率更高的外儲分流途徑,「在不減少公眾持股比例的同時,對市場的股價衝擊有 限。」

  但是,此舉進一步增加了對大行國有持股比例的質疑。

  接近大股東匯金公司的權威人士稱,外管局的投資和社保基金的入股,都是普通的市場行為,持股性質並非國有法人股,也不參與經營管理和董事會決策,可以視同為一般的機構投資者,是穩定市場的力量。

所剩無幾

  僅僅在三個月前,美國銀行第四次減持之際,曾承諾將至少持有5%的建行股份,以保持戰投地位,並稱將啟動和建行的第二輪合作。如今,美國銀行出人意料地打破承諾,再度減持。

  高盛也第三次出手減持工行。港交所數據顯示,高盛在11月14日減持工行H股17.52億股,套現約86億港元,較原計劃出售的24億股有較大規模縮減。

  工行三季報顯示,截至9月末,高盛持有工行101億股H股股份,為僅次於社保基金的H股股東。

  隨著高盛和美國銀行的相繼撤退,是否又將迎來新一輪的戰投撤退潮?

  財新《新世紀》記者獲悉,尚未上市的廣發銀行的大股東花旗銀行不久前也已萌生去意,但因價格仍存在分歧未達成交易。

  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少戰略投資者在最初的持股解禁之後 ,紛紛選擇獲利了結,引發減持風潮。

  2008年12月31日,中行H股率先解禁,當日瑞銀拋售了其持有的34億股中行股份,套現8.08億美元。

  一週後,美國銀行首次以每股3.92港元的固定價格出售56.2億股建行的股票,套現220億港元。

  中行的另外一家戰略投資者——蘇格蘭皇家銀行迫於股東壓力,以協議轉讓方式出售了108.09億股中行H股,配售價為1.71港元,套現約184億港元。

  迄今為止,在三大行的戰略投資者中,中行的幾家戰投已經全面撤退,建行和工行的戰投持股比例亦微乎其微。

財務投資者入場

  早期引入的戰略投資者紛紛撤退,財務投資者相繼入場。其中最為搶眼的,便是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和中國外管局旗下的SPV公司。

  淡馬錫在引資之初,就以同時入股兩家大型國有銀行而顯得頗不尋常。

  2005年6月,淡馬錫投資約14億美元,從匯金公司購買了5.1%的建行股份;次年2月,又在上市前,投資15.24億美元認購了5%的中行股份,成為惟一同時入股兩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外資機構。

  不過,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透露,淡馬錫多以財務投資者自居,關注的焦點更多是投資收益。

  接近建行的權威人士透露,雖然淡馬錫最初的入股比例超過了戰略投資者的比例,但雙方的戰略投資者關係並不緊密,「淡馬錫也從未在董事會或經營決策中發表意見,而主張相關權利。」與此同時,建行對淡馬錫增持或減持的行動,亦無約束力。

  此後,淡馬錫數次增持建行,不斷從美國銀行手中買入建行股份或配股權。截至今年7月,其持有的建行股份已經達到7.03%。而此間,淡馬錫數次減持中行,今年7月賣出中行和建行部分股份後,再次出手增持了建行。

  據接近兩行和淡馬錫的知情人士透露,當時淡馬錫減持,一方面是調整投資配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擔心後續美國銀行減持和農行限售股解禁會打壓股價,所以選擇高位獲利了結。

  知情人士透露,與美國銀行和其他戰投的撤退不同,淡馬錫不動聲色的市場操作,其實收益率更高。

  同樣僅僅三個月之後,淡馬錫再次出手,成為美國銀行持有的建行股份的主要買家。此次增持後,其在建行的持股比例有望超過10%。但建行方面透露,淡馬錫沒有要求派董事,也沒有直接與建行就股份交易接觸。

  一位瞭解淡馬錫投資風格的私募股權界投資高管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淡馬錫屬於「非典型的長期投資者」,作為過去七年間全球投資回報最高的機構,淡馬錫的成功得益於其對亞洲和中國機會的充分認知。「雖然中國市場的佔比居高不下,不符合一般的投資組合規律。」

  前述人士表示,根據其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要求,淡馬錫會不時進行短線操作、技術操作和市場操作,低買高賣,調整投資組合不足為奇。

  關於前述外管局的SPV公司,接近交易的知情人士稱,美國銀行當時希望找到一兩個大買家,將股份集中出售給儘可能少的買家。一來方便談判和交 易,二來也有助於建行股權結構的相對穩定。在金融危機中泥足深陷,同時面臨更為嚴格的資本監管的海外金融機構,有實力接盤者少之又少。而外匯儲備高企之 下,美元和歐元又均面臨各自的難題,外匯儲備的保值增值需要另闢蹊徑,「這家公司接手便在情理之中。」過去數年間,中國外管局一直借道其註冊於香港的公 司,在海外少量分散地參與一些企業和機構的股權交易。

進退之間

  外資銀行在此時再次大撤退,並非偶然。G20峰會公佈「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之後,令原本已經因歐債危機和次貸危機傷筋動骨的全球各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面臨更為嚴峻的資本壓力和財務困境。

  前述外資銀行高管坦承,外資此時撤退,首先,是因自身難保,受制於資本充足率和股東回報的雙重約束,外資銀行的決策層不得不先考慮如何活下去的問題,既包括機構自身的財務壓力,也包括管理層自身的業績表現。

  其次,目前的投資收益已經相當不錯,激流勇退勝於繼續戀棧。

  第三,這些外資銀行都感到最初的戰略投資,至今充其量只是財務投資,想要借此實現的其他訴求並無可能,所以不如及早獲利了結,降低資本佔用。

  以美國銀行為例,其公告稱,此次出售建行股份主要是加強公司資本基礎,以達到資本充足率要求。美國銀行11月4日入選「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 構」。「美國銀行此次減持建行股份主要是由於自身原因,包括作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對資本比率的要求,因此屬於正常的市場行為。」建行行長張建國公開表 示。

  財報顯示,截至今年9月末,美銀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為8.65%。預計此次減持完成後,美銀的一級核心充足率將達到近9%。而按照系統重要性銀行分級資本管理的新規,美國銀行的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需要達到9.5%左右,其資本壓力可見一斑。

  「大量出售建行股權的決定,符合我們建立強大的資產負債表的既定目標。」美國銀行首席財務官湯普森(Bruce Tompson)預計,這筆交易,加上相關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實現,將為美國銀行增加約29億美元的一級核心資本,按照「巴塞爾協議I」的標準,一級核心資本率將提高約24個基點。至此,美國銀行通過投資建行,累計套現260億美元,扣除投資成本,收益超過160億美元。

  此外,近期的財報顯示,由於投行業務、資產管理以及證券承銷業務收入大幅縮減,高盛第三季度淨虧損4.28億美元,合每股淨虧損 84美分。此番減持,可以立竿見影地改善其財務狀況。最終,高盛的減持規模則較預期的24億股減少至17.52億股,每股作價4.88港元至5港元,套現約86億港元。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雖然高盛已累計三次減持,但其對工行的投資,仍是該公司用自有資金進行的最大股權投資。

  「除非不得已,外資銀行也並不想將難得的投資機會拱手相讓,更重要的是還很『傷感情』。」一位外資投行高管舉例稱,瑞銀2008年底在中行H股解禁之後,當即拋售了全部股權,此舉對其形象和業務發展不無影響,去年錯失農行的承銷大單,與此不無關係。

  一位大行高管表示,外資銀行的戰略意圖難於實現,也是外資戰投紛紛撤退的原因所在。由於持股比例有限,外資戰投在國有銀行裡的話語權十分有限,而最初寄望的進一步市場開放後的業務發展機會,也遲遲沒有到來,令他們感到恐怕繼續持有,也難有機會。

  亦不乏市場人士認為,國內外資本市場的走勢短期恐難有驚喜,目前減持,目標銀行的股價已經較去年同期跌去不少,如不及時出手鎖定收益,短期內恐怕難有更好的機會。這也是他們急於撤退的依據。

  不少受訪的銀行業人士表示,上述說法不無道理,中資銀行的確面臨不少問題和挑戰,但外資的觀點也並非鐵板一塊。在美國銀行戰略撤退的同時,淡馬錫一再接盤,持股比例甚至較上市之初翻了一番,至少說明,一些國際投資者對中資銀行還是有信心,也有興趣。

  「在總結此輪引資得失之後,中資銀行該如何走下去,恐怕才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有銀行高管直言,隨著外資股東的紛紛撤退,主要商業銀行股權多 元化的努力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面臨更多挑戰。外資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在中資銀行海外上市過程中,提供了信譽背書,並在零售銀行、風險控制、人才培訓 等方面,進行了有限的技術輸出,基本完成了當初引資時所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

  但他也擔心,沒有了外資股東約束之後,地方政府對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和干預,會不會又重新浮出水面,「是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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