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公司”的家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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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0-11-27 13:05:20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29/zNMDAwMDIwODAzNQ.html
和多数创一代一样，“大明公司”的开创者朱元璋精力充沛，能力超群，白手起家，为家族奠定了良好的事业基础，为了防止家族大权旁落，在运营公司的后期，他废除了“CEO”一职，将“董事长”和“CEO”职权合为一体，直接管理“六部”和公司各个大区。就在朱元璋逝世不久，家族就发生了权力内斗，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被迫去职，分管北方大区的家族成员朱棣成了公司的掌门人。
朱棣非常能干，是个名副其实的“创二代”，他力排众议，将大明公司的总部迁到北京，并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总部建设；上马大型文化工程《永乐大典》；派遣助手六度到海外“路演”，进行大范围品牌推广；数度主动出击，将公司潜在的竞争对手——蒙古——驱逐出核心市场。可是，数代而下，大明公司的掌门人开始厌倦家族事务，兴趣各异：有热衷于收集珍禽猛兽、喜欢动刀动枪的；有热心于宗教事务的；甚至出现了杰出的手工艺人，更有28年不主持公司经营会议的纨绔子弟。坦白说，公司中后期家族内部的干才实在有限。
不过，由于还有一个叫“内阁”团队在操持业务，家族事业还是有惊无险地趟过了百余年。名义上公司没有CEO，这个团队以顾问的名义，参与战略决策，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营，间或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比如，在东南大区成功驱逐了倭寇。吊诡的是，恰是家族较为勤勉的掌门人崇祯频繁介入运营，不断更换管理团队，公司最终整体破产。
有人评述，中国的家族企业是“集权式、帝国式管理，有点像中国的传统政治”，公司权力架构有着“君君臣臣”的遗存，展望未来10 年，中国式的家族继承将会是一个持续的主题。那么，中国的家族企业，可以从“大明公司”获得哪些有意思的灵光？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从历史的角度，与我们分享了明朝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
主强臣弱VS臣强主弱:明朝皇帝决策和行事风格的变化，关键在于内阁的出现。
《21世纪》：明朝的君臣关系的总体特点是怎样的？
毛佩琦：有些朝代皇帝勤勉，但是未必管得就好，有些朝代，皇帝不怎么管事，但是国家治理得还可以。明朝君臣关系大体有两种表现：第一种，主强臣弱，比如朱元璋就是个强势皇帝，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丞相会分权，他干脆废掉，直接管理六部，还设立了“四辅官”，明成祖朱棣大事也是自己拿主意。这个时期皇帝自己决定得多，大臣决策成分相对弱。
可是，明朝中后期情形改变了，不断出现“臣强主弱”的情形，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在正统年间，明宣宗死后继位的英宗皇帝才9岁，朝中“三杨”辅政；正德皇帝不怎么管事，宰辅杨廷和也很强势；最突出的是在万历初年，万历登基不过10岁，张居正主宰了明朝政局近10载。
《21世纪》：明朝前期的皇帝都非常强势，后期的皇帝普遍都没什么作为，甚至部分人都不怎么理政，为什么会有这种风格的变化？
毛佩琦：关键是内阁的出现，内阁开创于永乐年间，正统年间大体制度成型。“内阁”起初是一个类似秘书班子的机构，后来慢慢演变为决策机构，国家大政方针需要皇帝给出指示，内阁大臣先把建议是写在一张纸，贴在奏章上面，就是“票拟”，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皇帝说“可”，就作为皇帝意见发出，如果皇帝意见有所不同，内阁再做修改。
内阁没有直属的办事衙门，没有官署或者执行机构，决策执行的权力主要在“六部”，但文人参与决策，分散君权，决策更为科学化。过去有人说，明朝专制主义登峰造极，只适用于朱元璋统治时期，明朝多数时期的政治运行制度是“皇帝——内阁——六部”，君臣共议决定大政方针。
内阁出现之后，还产生了“廷议”制度，像册立皇太子、出征、迁都、分封亲王等国家大事，朝廷召集内阁、六部九卿及相关官员在皇帝面前，不定期开会，“廷议”虽然不是西方的议会制民主，但各方面意见都有机会得到表达。
廷议制度中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俺答封贡”，朝廷专门举行廷议，要求不同意见的大臣写下意见，署上姓名，进行“实名投票”，投票结果是双方人数对等，一时间没有办法决定，后来发现一位重要官员没有与会，请他到会场，最后“封贡”议案以微弱多数通过。
《21世纪》：即使决策非常开明，最终拍板定调的还得是皇帝，在力量对比方面，皇权难道不是一边倒吗？
毛佩琦：皇帝全然不听取大家意见，这种情况在明朝发生得不是太多，即便他想自行其是，一样要找支持自己的大臣来帮忙做论证。
事实上，明朝内阁有“封驳”制度，任何皇帝旨意，如果大臣觉得不合适，可以将皇帝驳回，拒绝执行，因此明朝皇帝想一意孤行，有时候绝难做到。
有人说清朝皇帝如何勤政，明朝皇帝如何颓废，其实不客观，相比之下，清朝大臣更多是奴才，明朝人对皇帝要求的标准高，明朝人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更强。明朝的御史可以坐在城门下，不让皇帝出去。万历要换太子，搞“三王并封”，廷杖大臣，最后还是拗不过大家的意见，只能作罢。有人说，明朝是“绝对的专制主义”，这是极大的误解。
《21世纪》：除了内阁和廷议，明朝还有哪些措施鼓励大家发表意见的？
毛佩琦：明朝有一个特殊之处，理论上，臣民都可以上书言事，这种说法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在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督察院依照“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可以监督内阁和各省，六科给事中则按六部设置，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六部事务。他们不光向同僚提建议，也经常批评皇帝，而且觉得批皇帝光荣。明朝有一种有趣的舆论风气，如果监察官员提了意见，皇帝震怒，被廷杖了，大家都认为被打的人，有风骨，皇帝可以打人板子，可往往最终不得不听从劝谏。
清朝同样有御史，但是直接将批评矛头对阵皇帝相对就少，比如，大臣就挡不住乾隆大肆游山玩水，大兴土木。相比较而言，明朝大量知识分子仗义执言，思想解放，个性张扬，其大背景是社会经济的进步，是受到王阳明“心学”影响，与相对开明的政治制度很有关系。
慎用“藩王”： “历史的经验看，“藩王”要慎用，家庭内部成员，具有合法的贵族身份，相比较职业经理人，更容易挑战主事人的权威，尤其掌权的是二代继承人。”
《21世纪》：明朝的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听政，被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朝廷是如何运转的？
毛佩琦：首先要理解“上朝”的职能是什么，就是每天和大臣见一个面，有事讨论，无事散会，有隆重的礼仪成分，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比如，嘉靖皇帝长期住在玉熙宫办公，跟在紫禁城听朝会，不都一样？大事他没有不知道的。
万历皇帝是常年不见大臣，主要大事他还是要决策，万历“三大征”，他一样得调度指挥，就是其人个性有些执拗，想听的就听，不爱听的他懒得听。有批评说，万历倦怠，导致朝廷中大量职官无人担任，但是他自己有种说法，觉得要这么多官员也没用，不是不知道缺官，而是他故意的。其实，那些不怎么参与日常政务的皇帝都明白，朝廷制度相对完善，祖宗成法俱在，官员各司其职，国家机器一样能运转正常，其实不用他们每天忙着下命令。反倒是宽松的环境，使得社会出现了活泼开放的局面。
《21世纪》：许多历史作品，都将明朝的宦官系统视作与文官系统并列的一股政治力量，如何理解宦官明朝统治中的作用？
毛佩琦：宦官代表的是皇帝，直接执行皇帝的命令，皇帝利用宦官监察百官，执行自己的意旨。毕竟是家长制的封建王朝，难道只允许官员监督皇帝，不允许皇帝监督官员？其实宦官系统是皇帝制衡文官系统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然，明朝宦官存在独断专行，欺上瞒下这样的行为，还闹出了土木之变、魏忠贤乱政这样的祸害，但是宦官也做过不少好事，郑和下西洋、阮安营建北京这些大家都知道，甚至刘瑾这样的，还清丈过田亩，清查腐败，惩处贪官。读书人十年寒窗即使中了进士，也可以授七品官。可是，宦官仅仅因为接近皇帝，就可施加影响，这令读书人大为不平，题目攻击宦官身体残缺，心理阴暗，并不完全公允。
明朝宦官问题虽然权重，但宦官的力量从来没有强过皇权，皇帝想罢职就罢职，不像汉、唐，宦官甚至能决定皇帝的废立。宦官是明代政治天平中华那个的一极，是皇帝用于驾驭全局的工具，文官要避免皇帝的绝对权利。
《21世纪》：明朝前期，藩王地位很重，后期影响似乎式微了？
毛佩琦：朱元璋的初始想法，亲生的儿子镇守各地，天下太平，他分封儿子为亲王，安排到全国要害之地。虽然朱元璋对亲王肯能出现的威胁作了一些防范，但他还是没能控制亲王做大，更没料到他一死，藩王会向小皇帝叫板，家族企业一样要考虑，用不用“藩王”？历史的经验看，“藩王”要慎用，特别是在权利继承上可能出现几个中心的时候尤其应当避免。家庭内部成员，具有合法的贵族身份，相比较职业经理人，更容易挑战主事人的权威，尤其掌权的是二代继承人，用人的前提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为亲，做企业和治国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