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筆者曾在媒體發文建議借鑒大飛機模式研發計算機操作系統。多年來筆者一直呼籲要像重視城市下水道等隱蔽基礎性工程那樣，重視科技的地下基礎工程，竊以為在信息時代中，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我國要確保戰略安全必須有三大基石——底層軟件技術、高精尖制造技術與設備、創新激勵制度。
所謂底層軟件是指計算機操作系統等，包括服務器、桌面計算機和手機等操作系統底層軟件，底層軟件是網絡系統得以運行的大廈基石。
我們通常看到的手機上的各種軟件，例如微信、微博，這些都是應用層或者表層軟件，打個比方，就像浮在水面的艦艇；而底層軟件則像是潛水艇，就像城市地下管道等隱蔽工程，用戶看不到，但卻切實控制、決定著應用層的開發和服務。目前手機主流兩種操作系統——安卓和iOS，很多軟件都同時有這兩種版本，收費和信息保護設置等諸多不同，就是因為是谷歌和蘋果公司兩家各自獨立的操作系統。民用領域如此，軍工、航天等也要用到，所以說是戰略安全基石，絲毫不為過。
無論民用還是軍工，生產廠家也罷，使用的用戶企業也罷，企業投入有成本，用戶使用有習慣慣性和替換所需的學習成本，由此造成IT投入具有“綁定效應”，市場格局一旦形成，靠個別企業自己研發新的操作系統想要沖擊市場、替換用戶現有的產品，投入和難度會越來越大。
所謂高精尖制造技術與裝備，不僅僅包括高端芯片制造，也包括航空發動機、高精度機床等先進制造技術與裝備。雖然我國經濟現在面臨很大的產能過剩問題，但好在決策層很清醒，一直在提示我國制造業實力遠未達到強大領先的水平。高精尖制造技術與裝備，都是人家法律和技術嚴密警衛保護之下的，是靠錢買不來、靠市場換不來的，甚至學也不是輕易可以學得會的。
民用產品與軍工產品不同，不能一味沈醉於當年自力更生搞出來“兩彈一星”的輝煌中，民用產品用戶千千萬萬，有產品穩定性和用戶體驗問題，就算產品做出來了，如果用戶體驗不好，還是會被市場無情拋棄，我國已經有過這樣的教訓。所以民用產品的技術積累和研發不能指望短時間的攻關，唯一的辦法就是持之以恒投入研發，而且必須是尊重市場規律的與時俱進，企業商業化運作。當然還要註意不能違反WTO關於政府補貼等各種法律規則。
創新激勵制度包括知識產權保護，但又不限於保護。知識產權包括創造、管理、運營和保護四大板塊。其中創造出知識產權是企業和技術專家的工作，管理和運營知識產權是企業應該發揮聰明才智的領域，保護則是政府和司法機關的職能和本分。知識產權制度設計的目的是為了激勵創新，雖然這種制度運行到今天屢遭阻礙創新的詬病，但只要制度沒有更好的替代品，全球範圍內大家就都還要遵守這一規則。
從1984年專利法算起，知識產權激勵制度在中國已經存在34年了，但知識產權制度如何解決可能給我國企業帶來的外國權利人巨額索賠損失問題，是繞不開的難題。筆者提出目前已經到了必須加大知識產權賠償引導企業真正重視創新的時候，理由有三個：
一是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源、環境等已經無法繼續原來的粗放發展模式，必須轉換軌道，依靠創新，這是最主要的。
二是專利保護期限為20年，中國專利法生效到現在34年了，現在不僅是早期專利已經過期，就算是中國目前最引以為豪的互聯網巨頭，它們創業階段的專利也都已經開始逐步進入期滿失效階段了。申請專利是為了什麽？不是為了給專利局交費，是要有市場回報的，另外，有了這些新興企業，在中外企業知識產權博弈時，也可以有一些專利儲備，不至於像早期那樣一邊倒是外資企業在中國獲得九成以上的專利勝訴。
三是近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司法定價對於引導企業博弈有決定性影響，企業就是利益驅動，中外均是如此。美國的專利訴訟動輒是十幾億美元甚至幾十億美元賠償，所以人家敢投入也願意投入，侵權者真金白銀的賠償，美國持續保持創新領袖地位與此息息相關。中國知識產權案件賠個幾千萬元我們這些知識產權律師就興奮不已了，國內企業重視知識產權大多還停留在口號層面，很多企業每年的知識產權投入少得可憐。企業對盈虧是最敏感的，研發投入多時間長，還不一定有產出，上海幾個外國藥廠研發中心撤銷就是因為做不出賺錢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產權賠償就是法院對於知識產權的司法定價，看看現在平均才幾萬、十幾萬元的商標專利賠償，要說讓企業重視，那不是癡人說夢嗎？
中美貿易爭議中，其實如企業家馬雲先生所言，如果把中國制造業當中美國在華企業的利潤扣除，中國企業利潤是逆差的。舉例來說，一個蘋果手機出口貿易額統計口徑是6000元，但蘋果公司占有絕大部分利潤，產業鏈上最後留給中國企業的並不多。這種現狀的根源就在於美國經濟現在主要依賴於知識產權收入，而不是制造業直接商品輸出，我們註意到美國的企業家總統上臺後通過減稅等措施引導美國制造業回歸，可見美國不僅收購產業鏈高端利潤部分，也不放棄制造業給其國內就業等利益。這些都值得我國過早放棄制造業轉向房地產金融等暴利產業的發達地區借鑒。
（作者系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