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中國城鎮化新趨勢：成都的中心度僅次於北上廣深

論壇現場 每經記者 楊歡攝 

每經記者 付克友 楊歡

在中國現有城市群中，誰的人口流動高？除了珠三角、長三角，位於西部的成渝城市群也名列前茅。與此同時，成都的城市中心度，也僅僅次於北上廣深。

“這比我們原來預期的要高。”12月2日，在北京舉行的2017鳳凰網財經峰會•中國城市百人（冬季）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城市群已成為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並呈現出了新趨勢和新特征。

在這次論壇上，來自政府、學界和企業界的十余位嘉賓進行了演講和對話，對“城市的躍升”進行分析，對“城市的未來”進行展望，希望在中國城鎮化的新趨勢中，尋找新時代城市群發展的新邏輯。

成都

中國城市空間有三大崛起

“世界經歷了三次城市化浪潮，前兩次中國都沒有趕上，而現在城市群已成為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王一鳴說，除了沿海三個比較大型的城市群，在內陸地區中國也形成了一些城市群，且具有相當的體量，“比如西部的成渝城市群，已經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

對此，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整體的崛起，中國城鎮化第一波的崛起，就是中國中心城市的崛起，中國東部城市的崛起，還有中國一線城市的崛起。我們現在正面臨著第二波的崛起，也是三大城市空間的崛起，包括：中部城市正在崛起和躍升，二三線城市正在崛起和躍升，成熟城市群周邊正在崛起和躍升。

而在中國城鎮化的新階段，城市群的一些大數據特征則和人們通常想的不一樣。王一鳴分析發現，就城市群的聯系度即人口流動量來說，成渝地區排位較高，在珠三角、長三角之後，但是超越了京津冀城市群。而作為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成都的城市中心度，即作為人口集散的中心，更是僅次於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這跟我們原來常規的推理不一樣。”王一鳴說。

在城市群的新階段，中國仍然面臨加速推進城鎮化的任務。“中國2016年人均GDP是8000多美元，處在中等偏上國家的行列中，但是我們的城鎮化水平，比中等偏上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不少。”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說，中國目前57%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中，至少有1.7億人沒有城鎮戶口，主要是農民工。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人均GDP8000多美元邁向12000多美元，需要在城鎮化上實現攀升和追趕。

崛起的城市：堅強、包容、公平

針對現在城市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倪鵬飛表示：“城市應該是堅強的。我們發現我們的城市不是堅強的，是脆弱的，看起來很光鮮，外面很光鮮，不能受一點風吹草動的沖擊，這是未來很大的一個潛在風險。”因此，他提出新的崛起城市，要變成堅強的城市。

堅強的城市，是包容的城市。城市的躍升，不僅是指城市變大了，城市變好了，或者是城市的產業升級了，更重要的城市要有更多的包容。

蔡昉分析了農民工在城鎮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認為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農民工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改變了資源配置效率。而近年農民工進城趨勢正在放緩，現實中，農民工40歲之後返鄉的欲望逐年遞升。

“以農民工進城為主要推力的城鎮化過程，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改寫了我們城鎮化率，改寫了非農化率，改寫了基尼系數，改寫了人類發展指數，這是我們取得一切成就的源泉。”蔡昉呼籲，這個過程必須持續下去。

“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是可以可持續的，但需要深入進行改革。”蔡昉認為，應該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留下來，成為城鎮戶籍人口，“這是最根本的一個改變”。

王一鳴同樣建議，采取一些公開、透明的積分制來逐步使外來人口能夠落戶。同時，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解決好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比如子女就學，以及養老、醫療等社保體系的問題。

倪鵬飛相信，如果還像過去那樣把資源都集中在行政級別高的城市，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沒有隨著市場、企業的需求擴散出去的話，那麽就很可能陷入“好的城市越來越好，其他城市卻不能一起編號”的陷阱。

倪鵬飛認為，要想避免這個陷阱，需要采用“圍魏救趙”的辦法，即在區域內加大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讓中心城市和周邊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相接近，這樣一來，人口、產業自然就會流動了，“這是一個總體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