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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灣區躍升“十三五”中國經濟第四極

“未來，希望粵港澳大灣區能進入3.0時代，區域內的主要城市能發揮各自的優勢產業，齊頭並進，創新湧動，出現引領性的產業。”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如是憧憬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

他將全球灣區的演變史分成了1.0和2.0時代。“最早的灣區是1.0時代，以港口碼頭為主。後來是2.0時代，形成3種路徑：一是以東京灣為代表的，以先進制造業為主；二是以紐約為代表的，以金融服務業為主；三是以舊金山為代表的，以科技創新為主。”

早在兩年前的2015年廣東省兩會時，身為廣東省政協委員的譚剛就在提案中建議構建粵港澳大灣區，並認為廣東在“十三五”時期可以形成以灣區經濟為引領的發展新常態。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寫入國家政府工作報告，戰略意義不言而喻。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還處於概念階段。未來要如何建、何時建成，都還是未知數，但一個確定的事實是：該區域內各個層面的融合正在加速。就拿籌建以來曾經停滯多年的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來說，海底隧道部分即將在今年4月底貫通，預計2017年底建成通車。

建設中的港珠澳大橋

寫進國家政府工作報告

事實上，“灣區”的概念並非首次提出。我國一些港口發達的城市，如廣州、上海、深圳、珠海、東莞、臺州等，早已加入發展灣區經濟的行列。

灣區，指由一個海灣或相連的若幹個海灣、港灣、鄰近島嶼共同組成的區域。在國際上，“灣區”一詞多用於描述圍繞沿海口岸分布的眾多海港和城鎮所構成的港口群和城鎮群，而衍生的經濟效應則稱之為“灣區經濟”。

2010年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制定《環珠三角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以落實此前提出的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區合作、生態環境保護合作和協調機制建設。在廣東省2016年和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包括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容。

國家層面上，去年公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已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跨省區重大合作平臺建設。國務院去年正式發布的《關於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也提出，要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

中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副院長、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世界上一般以中心港口城市的名稱來給灣區命名，比如聞名世界的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等，而“粵港澳大灣區”更多的是區域經濟的概念。“如此命名意在將港澳納入珠三角城市群，並以此帶動周邊地區發展。”

2016年12月，國家發改委在《加快城市群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確提出2017年擬啟動珠三角灣區等跨省域城市群規劃編制。其有關司局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珠三角灣區城市群將把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門作為一個整體來規劃，由國家發改委牽頭，會同粵港澳地區共同編制，最後由國務院批準。

暨南大學教授、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認為，無論是珠三角灣區城市群還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所含的地理範圍是一樣的，即都是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門，但是提法不同透露出來的信息不同。

胡剛對第一財經記者進一步分析道，對於中央來說，著眼點在於“港澳”，粵港澳大灣區有港澳兩個字，凸顯了港澳的分量，顯示出國家的重視。國家希望香港一直保持穩定，而香港如果能與珠三角很好融合才有發展前景，經濟發展好了才更穩定。香港近年來面對的國際競爭壓力加大，需要聯合珠三角城市來發展，因而提出這個發展戰略是適時的，香港、澳門也會贊同粵港澳大灣區的提法。

對標世界著名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已列入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層面。

就在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廣東省代表團全體會議上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要和洛杉磯、紐約、東京灣去比。相信粵港澳能在世界大灣區競爭中沖得更快一些、更強一些。”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各地統計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發現，珠三角9市和港澳加起來的經濟體量已經十分龐大。2011年到2015年，這11個城市GDP（國內生產總值）逐年上升，從2011年的6.24萬億元人民幣增長至8.44萬億元，約合1.22萬億美元。這一數值與2015年排名第13位的經濟體澳大利亞的GDP相當，超過排名第14位的西班牙238億美元，排名第12位的俄羅斯少1000億美元。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還曾向第一財經記者提供過另一組數據：2015年這11個城市GDP是舊金山灣區的2倍，接近紐約灣區水平；進出口貿易額約1.5萬億美元，是東京灣區的3倍以上；區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達7200萬標箱，是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5.5倍。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具現實意義，香港應珍惜“國家預留座位”的機遇。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萬慶濤也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港澳是我國走向世界的重要紐帶和橋梁。“粵港澳全面合作乃至深度融合，將為我國‘一帶一路’戰略發揮重要作用。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和澳門曾為與英聯邦國家和萄語國家連通的重要窗口，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走出去的重要支點。此外，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將建成世界級的城市群，將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乃至在全球的競爭力。”

建設難題待解

那麽，粵港澳大灣區該如何建設？重大跨境基礎設施的構建可謂第一步，諸多設施有待完善。譚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舉例說：“原來因為航空管制，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區域內飛行效率不太高。因為這個區域的航空管制區並不是統一的，飛機飛行的時候稍稍不註意，甚至在空中盤旋一下就可能從一個航空管制區進入另一個航空管制區，導致後者每分鐘起降的航班數量受到影響。”

有學者表示，研究跨境基礎設施要跳出跨境，發揮好跨境設施的系統效益。2016年10月，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在深港合作圓桌會議上說：“比如深圳灣口岸，從跨境的角度來講是跨過來了，深圳灣大橋建設本身沒有問題，香港方也沒有問題，但是跨過來之後在深圳卻存在嚴重的交通擁堵問題，究其原因，除了深圳西部通道的功能發生變化之外，恐怕還與當時對與深圳西部地面交通體系的銜接考慮不夠有關。”

他認為，在未來，不論是高鐵、機場還是其他重大項目，都不能僅考慮跨境的問題，而要綜合考慮兩個城市內交通體系的一體化建設，以全局的、系統的眼光，站在深港兩地交通大系統的角度統一規劃。

珠三角九市之間的行政壁壘和地區融合之間的矛盾也備受關註。“灣區”比“地區”城市間的界限更模糊，更強調融合發展，比如基礎設施互通、公共服務均等、消費水平相當。

在陳廣漢看來，與世界著名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差距還很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都不暢通。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跨境流動的增加，不光是經濟層面，整個城市的分工問題都提出來了，“而社會融合比經濟合作難度更大。比如，港澳居民在內地生活的國民待遇問題，他們的養老、教育等如何與內地的體系對接。”

舊金山灣區

在今年廣東省兩會上，廣東省政協澳門區委員楊道匡就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港澳居民在通過深圳北站高鐵的時候，不能像內地居民一樣在自助機上取票進入，必須在窗口審核後才可以。一到節假日排隊時間超過一個小時，為了防止誤車，很多居民需要提前一天過關。他希望能“完善高鐵的營運管理，讓港澳居民享受國民待遇”。

此外，環境問題將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另一大難點。胡剛表示，如今高科技的發展需要依靠人才，而人才喜歡集聚在氣候環境條件好的地方，這樣的地方就是灣區。但是，珠三角過去的工業化帶來了土壤、水、空氣汙染的問題，這些汙染治理起來又很困難，即便是現在仍然有很多重工業，比如造船、電廠等。同時，珠江灣周邊很多城市都在填海，從長遠來說，這已經對灣區的自然環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還是以制造業為主，如果強行對其過高要求，GDP會掉下來，這樣不行。所以轉型升級要慢慢轉向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導。”胡剛說。

彭澎也認為，要把“宜居”放在重要位置。在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珠三角房價高企、土地與人工成本不斷上漲、環境壓力很大、交通擁堵嚴重。但是，灣區不能只給政府帶來“高大上”，帶給民眾的卻只是一個概念或是房地產炒作。

企業登陸灣區，深圳有優勢

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和倡導者。譚剛稱，“十三五”規劃之初，國家提出了三個國家級的發展戰略，即“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而在珠三角缺少一個國家級的戰略定位，深圳就在思考如何找到新的突破口。2014年初，深圳在當地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出將發展灣區經濟作為主導型的戰略。當然，在“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說法正式提出來之前，當地對該灣區的稱呼也有多個版本，包括深圳灣區和深港灣區等。

隨後，深圳的部分行政區開始積極籌劃。就以騰訊、中興等明星科技企業雲集的南山區來說，第一財經記者從區政府拿到的一份“南山區打造深圳灣區經濟之核研究報告”顯示，該區早在2014年就調研和評估在灣區中的優勢，以及如何融入灣區的發展。

上述報告稱，南山區地處珠江入海口和廣深港國際大都會中心節點上，與香港隔海相望。並擁有全國最大的陸路口岸——深圳灣口岸，隨著西部通道貫通、港珠澳大橋等重大交通建設的推進，加上萬噸級的媽灣港、赤灣碼頭和蛇口集裝箱碼頭，形成了灣區經濟必備的交通網絡優勢。

當地有風投人士表示，看好整個深圳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機遇，可能會有不少企業以深圳作為登陸該灣區的落腳點。深圳市商弈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唐安浪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深圳一定會成為投資的風口，這是由它的區位優勢決定的。”

深圳擁有備受創業者稱贊的硬件配套能力。在深圳，1小時車程內能采購到各種產業配套要件，也能迅速找到工廠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創新產品。好產品在手後，也無須為找資金發愁。深圳的VC/PE機構累計近5萬家，註冊資本約4348億美元，機構數量和管理資本約占全國的1/3。

唐安浪補充道：“不過來投資的企業，也要看它們的企業性質，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適宜來深圳，比如說傳統高耗能的企業就不行。深圳是高新企業非常合適的地方。”

幾大核心城市有望齊頭並進

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倡導者，對於該灣區的建設自是幹勁十足，但對於該片區其他部分城市來說，是否也如此呢？

譚剛認為，灣區經濟不是行政性的，是這幾十年的發展一步一步形成的，是市場發展的客觀過程。如果一個城市抓住了這個機會，就可能抓住國家層面的資源配置，如果放棄的話，可能機會就不會有了，可能發展就會滯後於周邊地區。

深圳、廣州、香港這幾大核心城市如何發展，資源又該如何配置，都需要做好頂層設計

他補充道：“灣區不僅僅是這幾個大城市，還有其他經濟不那麽富裕的城市，他們應該會很願意參與進來，因為至少他們能爭取到國家層面的一些資源。如果其他大城市放棄，那麽這些小城市可能幹脆以深圳為核心，形成深圳都市群。所以，他們不會失去先機。”

也有聲音稱，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幾大城市均具有較強優勢的背景下，未來誰會成為該區域的中心城市？譚剛認為，沒必要糾結這個問題，因為可能沒有哪個城市會成為單一中心。

“自古以來，珠三角的城市規劃和長三角以及環渤海的就不一樣。在這個區域，沒有一個強大到類似上海和北京這樣的核心城市。”譚剛說，單一中心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好處，周邊其他城市會圍繞中心城市來進行資源配置，但是多中心也有好處，若幹城市齊頭並進，市場化的競爭較為充分。

他補充道：“長三角是以國家資源配置為主形成的格局，而珠三角是以市場競爭形成的格局。但是對於珠三角來說，不好的是這些城市已經各自找準了發展定位，比如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廣州是貿易樞紐，在文化積澱和服務業上也很突出，深圳則是科技創新之城。不過，正是這種城市競合關系可能讓粵港澳大灣區更有活力。”

如何讓這種城市競合關系良性發展？譚剛說：“要解決好該區域內城市之間的合理分工問題，要讓大家都能容易接受。下一步，深圳、廣州、香港這幾大核心城市如何發展，資源又該如何配置，都需要做好頂層設計。不然，幾個城市各自為政，單打獨鬥，雖然容易出現英雄，但是也會帶來很多問題。”（本報實習生童海丹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