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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經濟的批評傷不了阿里，它的敵人來自內部

尹生價值觀 2017-03-06 11:48

本文由尹生價值觀（微信ID: jia-zhi-xian）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尹生。

摘要：也許這波的批評潮仍然不會有太大實質性影響，但對阿里而言，從流量經濟轉向產業經濟模式，真正著手構建有利於長遠良性循環的生態，將生產率貢獻上升到公司的核心考量目標，而非僅僅沈醉於公關的“巧實力”，可能才是長期價值的關鍵。

阿里巴巴又被傳統經濟批評了。正在召開的“兩會”上，一名來自傳統行業的企業家代表公開向阿里巴巴發難，認為“實體經濟搞不好，有阿里的‘功勞’”。

盡管這已經不是阿里巴巴第一次遭受來自傳統行業的批評，而且過去所有的批評對阿里似乎並沒有造成實質性影響，不過這波批評潮發生的背景與過去顯然存在很大不同，因此不能不引起投資人的慎重審視。

在之前的批評者中，傳統零售業是中樞力量，比如幾年前蘇寧創始人張近東就是最活躍的批評者之一，而他批評的依據主要是阿里商家在假貨和稅收方面存在的問題，不過後來阿里巴巴以283億元的代價成為其旗下上市公司蘇寧雲商的主要股東之一。

而從去年開始的這一輪新的批評潮中，盡管批評的依據沒有太大變化，但取而代之宗慶後、董明珠這樣的生產性行業的標桿企業家成為中堅力量，這次在兩會上“發難”的企業家也屬於生產性行業。

由於生產性行業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核心力量，承載了GDP、出口、就業等多重中國政府目前關註的重點指標，因此這些批評之聲可能會比過去在政府決策層面產生更多的博弈籌碼。

除此之外，稅收、知識產權這些發生在阿里身上的、出於各種原因多年未能得到突破性解決的“原罪”，在當前面對中美可能爆發貿易戰、經濟放緩以及降稅呼聲下需要新的稅收來源的壓力、實體經濟糟糕的整體處境以及中國社會對互聯網產生的財富集中效應的反思等大形勢下，可能會承受更多來自政策層面的壓力。

對阿里巴巴而言，它不能總是僅僅以類似“阿里已經做了很多積極努力”，或“傳統品牌企業也應該管理好自己的渠道”，或“它們（某歐洲奢侈品品牌）本來就不該賣那麽貴”這樣的說辭來應對和化解，因為它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

作為政府對電商這個新生種群的一種扶持政策，它在某種程度上一直享受著“超國民待遇”，而現在，它和它所代表的電商行業已經成長為參天大樹，成為龐大中國經濟生態中一塊巨大的綠蔭。

不能排除中國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對這片綠蔭進行一些修剪，以便給其他生態成員留出空間，而那些“超國民待遇”的部分，會首先成為修剪的對象。

接下來投資者只需要重點考慮三個問題：“超國民待遇”會導致或已經導致其他種群衰落甚至整個生態的衰落嗎？修剪能拯救衰落嗎？阿里有什麽方法防止最壞情況發生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重要的可能不是事實本身，而是社會的普遍感觀，即阿里的崛起的確伴隨著傳統零售的衰落，至於它對傳統產生性行業的沖擊，目前還沒有太明確的聯系，因為相比傳統大型零售商的巔峰時期生產性企業對於各種渠道費用怨聲載道，阿里目前仍然扮演著相對積極的角色（如果單單考慮流通環節，而不考慮“偽冒假劣”問題的話）。

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盡管真相在社會情緒面前有時並不重要，但預計它對政府的政策選擇仍然會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傳統零售業衰退的原因可能不僅僅是稅收或假貨問題這樣的“超國民待遇”，更是新技術帶來的新的用戶習慣和生態的變化，除非中國從一開始就完全抵制互聯網等新技術的應用。

毫無疑問，技術的使用和普及消解了信息不對稱，而建立在時空障礙上的信息不對稱正是傳統零售業最核心的護城河，任何產品若想連接消費者，就必須通過它們，這成為它們權力的來源。

當然，阿里的“超國民待遇”的確加速了傳統零售業的瓦解，所以，傳統零售業的出路，既需要政策上的公平對待，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如何利用技術來重塑競爭優勢，包括對消費者新的需求做出響應。

換句話說，僅僅零售業的反抗，仍不足以促使政府采取不利於阿里的行動，因為這些政策可能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反而會產生雙輸的顧慮，畢竟阿里手中數以萬計的商家的生計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政策博弈籌碼，何況中國還需要繼續在全球科技和新商業領域搶占制高點，所以會特別避免傳達任何打壓這個行業的信號。

但生產性企業的反彈殺傷力要大得多，它們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是零售業可以比的，盡管眼下還沒有特別“感官”層面的聯系證明阿里與生產性企業的困境有多大關系，但任由阿里在“超國民待遇”下擴張，確實可能會在流通成本、研發或生產及品牌等環節加速吞噬生產企業的價值，甚至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進入第三個問題：盡管無法對政府的具體政策做出預測，但顯然綜合各種可能，加速取消阿里的“超國民待遇”帶來的積極價值可能正在超過帶來的消極影響，這遲早會反應到政策選擇上來。對投資者而言，也許更應該關系的，是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對阿里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尹生（微信公號：尹生價值觀）認為，除非稅收和“偽冒假劣”問題兩個“超國民待遇”同時取消，否則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對阿里構成太大傷害：

取消稅收待遇會增加阿里商家的成本，從而降低阿里生態的短期競爭力，但考慮到消費者習慣、用戶為物流付費意願的上升、以及淘寶的很多長尾產品在線下零售店根本買不到或找起來麻煩等，因此商家們仍然擁有一定的提價能力，同時，這還可能加速它們向“偽冒假劣”產品轉移，以降低成本穩定盈利率。

如果是針對第二項待遇，那更好理解，這個問題的存在已經不是一兩年，而且每年政府（甚至包括美國政府）都會做出不同程度的壓力姿態，但問題依然存在。除非政府認為阿里必須對商家的行為負連帶責任，甚至是作為第一責任人，並決心一旦發現問題不罰到阿里傾家蕩產不罷休，否則短期內對阿里的傷害仍然可以忽略不計。

而這樣的可能性顯然不存在。阿里並非滴滴，後者在某種程度上也受益於某種“超國民待遇”，因為它的司機不用像傳統出租業一樣背負巨額牌照費和份子錢，這必然招致傳統出租業的反彈，最終政府的天平回到了傳統出租業一方。

滴滴還只是一個吸納了風險投資人巨額資金的創業企業，而阿里已經成長為中國經濟中可能是最大的單一構成部分，以及最大的增量來源，去年它的交易額超過了3萬億元，預計占到當年全部中國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0%。

不過，這會提供另一種思考維度：即便政策層面阿里仍然擁有足夠的博弈籌碼，但逐漸主動向“後超國民待遇”轉型也許更符合阿里的長期利益。當一家公司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的重要支柱，而且又處於敏感的零售端時，它的未來也將越來越和這個國家經濟的命運密切相關。

因此，對阿里而言，從流量經濟轉向產業經濟模式，真正著手構建有利於長遠良性循環的生態，將生產率貢獻上升到公司的核心考量目標，而非僅僅滿足於眼前的規模和市值狂歡，以及沈醉於公關的“巧實力”，可能才是長期價值的關鍵，因為任何不利於這一指標的行為，最終會反映到長期業績上，而投資不正是一項針對公司未來業績的生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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