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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美國大選：分裂和迷茫

2016年美國大選進行到現在，很多選民不斷感受到政治選舉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撕裂，這令美國社會陷入空前迷茫。

19世紀中葉，法國政治理論家托克維爾在他的經典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曾對美國的選舉制度有過一段精彩概括：“在指定選舉日到來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選舉是最重要的而且可以說是全國唯一關心的大事……隨著選舉的臨近，各種陰謀活動益加積極起來……每個陣營都高舉自己候選人的旗幟……選舉的結果一經公布，這種熱情隨即消失，一切又恢複平靜，而看來似乎即將決堤的河水，又靜靜地流在原來的河道。”

將近180年後的今天，這段話依舊能夠精準地描繪當下正在進行的這場美國大選的狀態。但是，令托克維爾意料不到的是，美國即將迎來的這次大選中“陰謀活動”如此積極，陣營之間和之內的分化如此之大，以至於難以判斷“決堤的河水”還能否流回原來的河道。

撕裂的大選終將了結，而撕裂的民意，將何去何從？

合適候選人缺位引發擔憂

有足夠的跡象顯示，這次大選中，僅僅因為討厭一方而支持另一方的現象，遠超往屆選舉。路透社和益普索的民調顯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47%的人表示，他們支持特朗普主要是因為不想讓希拉里獲勝。而且，10月份的一項針對美國年輕人的民調顯示，23%的18歲至35歲美國人認為，寧可讓流星撞毀地球，也不願希拉里和特朗普中任一人當選。

這些民調都指向了一個觀點——美國迎來了史上最不受歡迎的兩個候選人。對候選人個人品行的好惡已經超越了對候選人政策的認可，成為近半數選民選擇站隊的動機。

“2016年的總統大選確實有點特殊性，（候選人的言論中）人身攻擊比較多。最主要的是，這兩個候選人都不是美國人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所以產生合適候選人的缺位，只能在兩個自己都不是很喜歡的候選人中選擇那個看起來還可以接受的。”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國友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美國歷史上還沒出現過這麽兩個都不是很受歡迎的候選人。

通過初選、辯論、拉票、演說，到目前為止，選民們看到了一個激進而現實的共和黨富豪和一個誠信有問題但永遠“政治正確”的民主黨政客。

剛過去不久的三場辯論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兩人的“口水仗”充分挑戰了美國大選的規則底線，充斥著相互揭短、人身攻擊和謾罵諷刺，瞄準對手的各種醜聞和過往，而最後對一些政策的真正討論卻乏善可陳。

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雙方競選拉票的焦點已經從“選我來當你們的總統”變成了“不能讓對方那樣品行的人當你們的總統”。臺上的候選人陷入負面競選的尷尬局面，而臺下握著選票的美國人則手足無措。

宋國友認為，美國大選出現現在的局面反映了美國民眾心理上對當前國際形勢和美國未來走向的迷茫。“金融危機過去快10年了，美國的經濟現在還沒完全複蘇。美國社會內部也有一些問題，包括恐怖襲擊、槍擊案等，都給民眾造成了一種對社會的普遍擔憂。”

在知識界和媒體，美國所面臨的危機不止一次地被提起：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差距加大、全球領導地位遭挑戰、恐怖主義威脅。民眾期待下任總統能夠帶領美國擺脫困局。

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底的一份報告顯示，美國一度引以為豪的中產階級群體正在嚴重縮減。上世紀70年代，中產階級在美國社會中占比高達61%，而到2015年，這一比例下降到50%，而兩端的低收入人口和高收入人口分別擴張到29%和21%。更嚴重的是，以家庭凈資產的中位數來比較，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謂的‘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國內，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層面，都處在一個矛盾多發期和易發期，其結果就是，原本在金融危機之前比較固化的結構里面能夠有效表達成兩黨意願的那些利益可能現在又出現了分化。”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刁大明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宋國友進一步解釋：“以往，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現在看起來，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並不那麽明確，這對美國民眾的心理沖擊很大，而且兩個候選人又不能給出明確的方向，所以加深了這種擔憂。”

是什麽催生了“特朗普主義”

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最近在討論“美國時代結束”的文章中提到：在美國，70年來首次有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質疑美國所創立的自由秩序。奈把這一點作為“美國世紀”衰落的表現。

最近，希拉里的“郵件門”被聯邦調查局重啟調查，但即便如此，大選辯論後，特朗普在民調上與希拉里的差距一直難以彌合，寄希望於大選日前剩下的幾天翻盤，難度很大。不過也有民調顯示追趕的跡象。

無論支持率是高還是低，從初選階段開始，特朗普自始至終都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長時間地盤踞各大媒體的頭版，政黨精英和評論家們對他時不時爆出來的過激言論口誅筆伐，比如修築美墨邊境高墻、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媒體挖出來的猛料也令爭議和醜聞在特朗普身上揮之不去，比如一直隱瞞的稅單以及侮辱女性言論的“錄音門”。

這樣一來的好處是，美國公眾對大選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關註，但不少人的擔憂也因此放大：如果特朗普這樣的人當上總統，美國就完了。而此種擔憂和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強大”完全相反。

比如，400多名經濟學家近日聯名簽署公開信公開指責特朗普，包括諾獎得主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信中寫道：“若當選，他將會給民主和經濟制度的運作，以及國家的繁榮構成威脅。”

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同樣大有人在，他們認為，特朗普不像一些圓滑的政客那樣回避現實，而是說出了他們想說但說不出的話，等於讓民眾在最高政治場上有了一個“代言人”，美國陷入僵化的政治範式，目前或許正需要這樣一個不把“規矩”放在眼里的人來主持一場變革，挑戰建制派。

各種針對特朗普的媒體報道和評論觀點，最終描繪出“特朗普主義”的輪廓。簡單來說，它更多代表著一種卷土重來的民粹思潮，在對美國地位和未來的猶豫之間，民眾的不滿和抱怨被放大，種族問題令移民制度受到挑戰，保護主義令自由貿易遭到排斥。雖然這樣的思路並不新鮮，但特朗普把這些問題攤在了最高政治舞臺上，很多厭倦華府官僚做派的民眾開始思考另一種可能性。

“特朗普確實是一個務實的人，商人背景的他思路非常清楚，有利潤就做，如果不可行那就不做，因此在道義、原則和理念等問題上，他就顯得沒有傳統政客那麽堅持。”宋國友稱。

但是，從10月份的三輪辯論來看，特朗普爭取選民的核心邏輯在於指出問題，而非給出充分、具體的解決方案。比如指責奧巴馬醫改差勁、自由貿易令就業喪失、移民管控不嚴給國家安全帶來挑戰等等。即便像10月22日在葛底斯堡就“百日新政”計劃發表的演講中那樣對一些具體問題給出措施，不少也只是老調重彈，比如為國會議員設立任期限制等，這些方案一旦走到國會層面，基本也是“不可能的任務”。

誠信是希拉里的硬傷

對比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支持者，皮尤中心8月份的一項調查結果非常有趣地說明了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像是一群悲觀主義者。有81%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現在的生活還不如50年前，而有68%的人對下一代美國人能過上好日子毫無信心。但是多數希拉里的支持者認為，現在的美國比半個世紀前好，而且未來還會更好。

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麽特朗普的民粹傾向可以為他帶來不少群情激昂的呼聲和由此轉化而來的支持率。但無奈，特朗普這個華盛頓政治圈門外漢又時時拋出令人難以揣測的言論：調侃女性、侮辱老兵、攻擊移民群體。從策略上來說，特朗普的言行令他在辯論時陷入劣勢，讓人看到他在一些政策上捉襟見肘，此時負面競選的手段幾乎成了唯一選擇。

一路走來，特朗普一直在觸碰美國人所堅持的價值觀和道德底線。比如最近特朗普非但暗示自己不接受敗選，還一直指責希拉里操縱大選，質疑大選的合法性，甚至應該直接宣布自己獲勝，而在很多人看來，質疑大選結果，等同於質疑民主、挑戰法律，也撼動了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妥協精神。

相比之下，希拉里的言行被普遍認為“政治正確”。比如，特朗普在辯論中說希拉里不敢直面問題，連“激進伊斯蘭恐怖分子”（radical Islam terrorists）都不敢說，而希拉里回擊稱，她用的詞是“暴力的聖戰恐怖分子”（violent jihadist terrorists），而且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團結穆斯林社區，這是典型的政治正確。

希拉里此前和副手凱恩一起出了一本與競選口號同名的書《在一起更強大》（Stronger Together），書中成體系地介紹了自己方方面面的政策，包括增加各行業就業、減少學生債務、關註雇員權利、為中產階級減稅、加強與美國盟友的關系、塑造有利美國的國際規則等。

從1993年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進入白宮算起，希拉里的政治經驗超過20年。加上2008年曾經參加過總統大選，希拉里在政治經驗上“完勝”特朗普。多年政治生涯的訓練讓希拉里對一些政治議題早已熟稔，再加上身後專業團隊的輔佐，應該說，作為一個世故老練的政客，希拉里在臺面上的一些表態，很難“政治不正確”，幾乎做到滴水不漏，對於政策的描述，也是比較充實具體的。

但這屆大選很多時候並不按套路出牌，因此，誠信問題成為希拉里的致命傷。從在班加西事件中被曝出來公郵私用的“郵件門”到隱瞞自己健康狀況的“健康門”，再到於華爾街的內部講話。希拉里給人表里不一的感覺，令不少人覺得不可信賴。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稱，2013年，有25%的民眾對希拉里持負面態度，到今天，這個比例上升到56%，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質疑希拉里的誠信問題，只有1/3的美國選民認為希拉里值得相信。蓋洛普的調查也顯示，當人們提到希拉里時，最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不誠信”。

“希拉里確實是有誠信問題，或者說政治操守問題，在性質上，相對於特朗普的私人問題，可能對於美國國家層次而言會有更大的影響。但是就公眾而言，會覺得這個議題離我還有幾個層次，比如郵件門，要跟公眾解釋好久，公眾才覺得對自己有影響。”刁大明認為，美國公眾對於政治人物沆瀣的狀態已經習以為常。

一直為中產階級代言的希拉里，不久前被曝出在華爾街的有償演講中吹捧銀行界，還稱自己“體會不到中產階級的苦”，還有一份文件顯示希拉里評價黑人族群“無論給多少機會，他們都一事無成”。像這樣心口不一的言論，殺傷力並不比“郵件門”小。

刁大明告訴記者，另一方面，公眾對特朗普的預期是比較低的，一直沒有把他放到一個政治人物的角度去評判，覺得他是一個遠離政治的反建制派、反抗者。“對於他的政策，公眾對他的信任帶有一定賭性，至少他說的是一般政治人物不會說的，也許會有用，值得賭一把。”

刁大明認為，雖然輿論普遍認為特朗普渾身充滿政治不正確，但特朗普一直被政治正確包裹著，即：反對特朗普就是反對變革、反對民意。“比如說主流媒體反對他，他就可以說主流媒體代表精英，反對他就是碾壓民意，他是另一種政治正確。不過現在來看，他許下的承諾落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黨際和黨內分裂

在初選、競選造勢和大選辯論中，特朗普的很多言行都被認為是在鋌而走險地煽動民意，而這樣的做法為知識精英們所不齒。尤其是在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黨，許多黨內高層在不同階段紛紛與特朗普劃清界限，因此也招致一個對候選人推舉制度的疑惑，為什麽一個政黨會推選出黨內都普遍拿不準的候選人？

由此可見這一屆大選的不同往常，如果說美國兩黨制決定了政黨間在競選時存在分歧，那麽美國人對此早已習以為常，這樣的政治環境並不會存在真正的危險。但現在的情況是，黨內——尤其是共和黨內——存在巨大分歧，這在美國歷史上罕見。

有一些數據能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在7月的共和黨黨代會上，雖然特朗普以唯一參選人的身份獲得了1237票的足夠票數而被選為共和黨候選人，但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共和黨內部仍有721票投給了特朗普之外的名字，數量為40年來最高；《紐約時報》最近也整理了一份名單，從特朗普宣布參選到現在，共有超過160名共和黨領袖人物宣稱拒絕支持特朗普，其中就包括眾議長保羅·瑞安、亞利桑那州參議員約翰·麥凱恩、2012年的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

而這些共和黨人不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是什麽？

羅姆尼認為特朗普“既沒有當總統的氣質也沒有當總統的判斷力”；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盧比奧呼籲不能提名一名拒絕抨擊3K黨領袖的總統候選人；小布什政府的商務部長卡洛斯·古鐵雷斯稱，除了保護主義和低水平稅賦以外並沒有從特朗普口中聽到其他的經濟措施；更有前後150名來自共和黨的前國家安全高官聯名反對支持特朗普，認為他若上臺將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最近的“錄音門”也讓20多名共和黨大佬離特朗普而去……

在希拉里被選為候選人之前，民主黨內在民粹主義的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之間同樣存在巨大分歧，甚至有調查顯示大部分桑德斯的支持者不會把票投給希拉里；希拉里在《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PP）上與奧巴馬背道而馳也是一個顯著的分歧；另外，還有很多保守派民主黨議員反對奧巴馬的醫改方案。

“現在來說，美國的政黨出現了碎片化，因為在不同議題上是非常分裂的。兩黨內部已經能感覺到很明顯的不同程度的分化。換句話說，1856年以來這種共和、民主兩黨輪流執政的情況下很少出現黨內、黨間都鬥得不可開交的狀態。”刁大明告訴本報記者。

令美國產生44任總統的選舉制度經過不斷修正，其合理性和優勢地位一直被認為擁有巨大的民意基礎而難以挑戰。但這一次，更多的人開始擔心，大選過後的美國是否會因陷入僵化的政治制度而面臨決堤的困境？

“對這一屆的新總統來說，除了讓美國經濟穩健增長和國家更安全這些傳統要務之外，還要盡可能彌合美國民眾當中的對立。往屆大選中的一些分歧之後可能會很自然地彌合，因為相信制度是好的，運轉起來也會很順利。”宋國友對本報稱，“但現在看來，共和黨、民主黨內和兩黨之間的對立都很明顯，以至於會出現民主的黏合作用失效的情況。所以，新總統就任後的當務之急是如何通過勝選演說和1月20日的白宮演講來盡可能地使美國民眾團結在美國國旗下。”